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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台湾媒体与媒体人

本文作者: • 归属栏目: 郑语专栏 • 发表时间:2011年十一月30日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台湾是没有靠谱的时政报刊的,因为我从小是听“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北国际之声”和看华视、公视长大。待我得以有机会上网以及透过大学图书馆看到台湾报刊后,那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市场已经被《苹果日报》和壹周刊牢牢占据,知识分子也将靠谱二字送给了类似大陆《第一财经周刊》的《天下》与《远见》,传统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包括解禁后才创办的《自由时报》也早已经靠边站了——市场和读者真残忍,早已忘掉那些转型期时为他们权利呐喊的报纸和杂志。

直到大学时的某天,我在赖声川的话剧《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听到了《新新闻》三个字,心里一阵悸动:虽然这些媒体现在在苦苦挣扎,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及,新杂志和报刊的创办者和高管也大多数出身于这些转型期的媒体。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媒体中,就媒体形态上,作为时政杂志的《新新闻》和本刊气质最像,而其资本结构以及和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我所在媒体类似。

这本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政刊物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新新闻》创刊时的台湾社会上尚在戒严时期,新闻仍多限制与禁忌,意见市场尤其充斥着国民党的宣传,而党外人士掌控的媒体,在极端中也不具备专业水平,遂致新闻无法呈现原貌,整个舆论版图为偏狭的、零碎的旧新闻所侵占。《新新闻》期望发挥媒体的中介精神,使新闻的真貌还原,让意见市场不再扭曲。《新新闻》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新新闻》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定位和占领市场的产品呈现方式与本刊多么类似,即提供独立的意见和有别于大陆(台湾)市场的新闻,用师老师的话,在桌外玩,不和其他大陆(台湾)媒体在体制内竞争。《新新闻》是台湾新闻史的怪胎,是完全由独立的民间资本创办。彼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是市场化媒体,但二者的创办人余纪忠、王惕吾深受蒋氏信任,是台版梁永根,身居国民党中常委要职。

论对台湾的贡献,《新新闻》恐怕没有《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大。彼时的台湾媒体市场,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余王二老如同杜导正般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但《新新闻》在台湾媒体史上也曾写下浓浓的一笔,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本像样的时政刊物。党外杂志《美丽岛》和《人间》、《大学》的形态更像今天大陆《读库》、韩寒的《独唱团》。

《新新闻》的创办者便是上述《中国时报》系的名记名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拥有市场化面孔的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壮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洲版,王健壮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但最终这些人还是辞职,聚在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新新闻》创办之初就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而且《新新闻》在解严前的台湾,没有一期被查禁,没有一期停刊,是当时唯一本充满批判性又不被当局禁止的时政杂志。而这一切与这些舆论领袖们来自体制内有关,尺度拿捏相当准确,又不失客观。

《新新闻》除了关注台湾社会转型外,也是台湾少有的具有国际范的杂志。1988年,他们成功专访了中共高层。当这些桥牌高手们——丁关根、阎明复、杨斯德等成为《新新闻》封面人物时,如同陈水扁史无前例出现在本刊封面上让人震撼。这些封面故事几乎解密了整个大陆对台工作系统,李登辉当时主动要求新新闻赠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向所有中常委发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真正实现民主化,直选产生地区领导人后,《新新闻》便不再同情反对党,其言论逐渐与日趋变左的民进党对立。2000年民进党人陈水扁执政后,《新新闻》对扁政府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因而被视为支持反对党国民党的刊物。马英九执政后,《新新闻》又被绿色财团收购,原《台湾日报》(已经停刊的绿营报纸)的一些媒体人人进驻,又一次变色。

《新新闻》的崛起花了十余年时间,2002年《新新闻》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打官司时,家底依然雄厚,作为一本杂志却有自己豪华的总部大楼,还有广播电视部,鼎盛时期,这本不到80页,每页字数不到1000字的杂志有60余名编辑记者。而它真正堕落只用了几年时间,2008年以后,《新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跌破三万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一度与《新新闻》齐名的《时报周刊》,也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那些曾经的创业者在这期间陆续离开《新新闻》,而他们的选择几乎也只有两个方向——《中国时报》、政府机关。王健壮此后回到了《中国时报》担任社长,但正是他任内,《中国时报》每况愈下,曾经120万的发行量缩水到10万份以下,而且几乎走不出台北。此后被旺旺集团收购,成为一张连批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社长都要被撤换的报纸。司马文武在创办了几个媒体都未获得成功后,成为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并辞去所有媒体职务。杨渡则与司马文武成为政治上的敌人,2007年离开媒体后,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只有周天瑞坚守得最久,直到最近一年多《新新闻》经营不善引入资本后,他依然是这本杂志的总裁,但换了批编辑和记者。某次,我和《新新闻》一位前任总编辑谈到周先生,他觉得周觉得自己最坚守理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圈内人却更敬重王健壮、南方朔、司马文武。

文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在这些昔日的舆论领袖们一个个离开新闻岗位时,一些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始感慨,为什么台北就不会出现《纽约时报》,容忍不了严肃媒体的存在。而早在2002年余纪忠去世时,这些文青们已经在感慨,台湾文人办报的时代可能会因此结束。

所以,我可以想象2008年时,自己的名片上印有旺旺小人让王健壮多么难受,就像当年国民党人要撤他的稿子一样难受。类似《新新闻》、《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逃避。

有关媒体人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中(中华民国)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这本杂志很像《炎黄春秋》,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

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先生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终于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情报部门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集权者总是希望回到那个几乎每个城市、乡村的电线杆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不给你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你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时代。为了独立思考,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理想国。但理想国很遥远,我总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性格天真就很挑剔,很难对一个媒体十分满意,但能在转型期肯发声的媒体拥有自己的阵地已实属不易。

程益中老师说,“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新新闻》和《中国时报》以及司马文武等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总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正确的判断,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但一旦没有了笼子,或者有新的笼子,他们也会不知道所措。

虽然现在的台湾媒体市场早被黎智英和蔡衍明两位商界巨贾瓜分,但是《新新闻》和《中国时报》起码还在,也能被这些大亨看中收购。至于《中央日报》等党报以及报禁解除后涌现出的类似《新台湾周刊》等没经历过风浪的媒体,如今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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