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

南墙第二期了，很难说是花是果，总之让人欣慰。

云峰做了期好编辑，我也就按照他的模子，沿袭下去罢。

南墙沙龙的最初念头，产生于捐建乡村图书馆的公益实践中，我和朋友们始终坚持于传播一种公民的担当文化，坚信公民社会必将在不远到来，青年之我们当从自身始，明晰自身所应担当的权责，然后积渐为之。

行之后，必有思，必有传播和交流。云峰后来总结为让优秀的大脑彼此相连，是很恰当的。在广州大道中289号，前往朝圣新闻的他、张义、肖翔和我多少借了点那里的灵光，一拍即合。

几个月后的多个深夜和凌晨，我们在芙蓉湖畔长谈激辩，常识与公民性，责任与价值，这几个能诠释南墙的关键词，正是那时讨论的结果。

再后来，就有了我们在湖畔咖啡的聚会，陈堃的系统、颖哲的锐利、云峰的柔软温和最终让这个圈子成型。我一直相信，之所以能在一晚上走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多少都有点相似的东西。

九十二年前，北大青年教授刘半农在给同事钱玄同的信中写道：“现在自己洗刷自己之外，还要替一般同受此毒者洗刷……这种事，说是容易，做就很难；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的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次年，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复刊。

我们虽然不敢与《新青年》相提并论，但“四大台柱”这种齐心协力、当仁不让的精神可为我们所借鉴。

我深信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是需要新民、新青年的。我不奢望我们的几只秃笔能引领时代的变革，但至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要新一新那些到公安局告老师反革命的青年们的思想。李海鹏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话说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而心安的条件就是：一，推动公共利益；二，写出优质作品。

其实可以描述为一种更为朴素的情节，这种情节曾被我一位朋友一语道破：“我害怕某个清晨醒来，别人告诉我，世界变了，而我因在睡梦中而全然不知。”

我想那样我们都会心有不甘。

那我们继续吧，我想我们会坚持很久。

我一直向往北京。秀月学妹笔下的住处让我想到了广州的杨箕，那块繁华都市的牛皮癣是所有自由和精彩的所在。“越到高处，自由度越高。”这话在某些层面在理，但也需谨慎“高处不寒”有时也会麻木自己对自由的更高追求。

“单色，并不是我曾想要的生活。”我的生涯观大概和马军兄相似，追求生命的精彩，无可厚非。因辛劳工作而“病”而“痛”，往往能让人突然真实起来，思考血肉之躯的付出和意义。大学时，我曾有过些凤毛麟角的大逆不道：一是想在某天丢掉书包投笔从戎一回；二是想某天犯下某些人的罪而入狱一回。如今看来，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些。这和病痛又略有区别了，我还是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望马军兄保重。

第一次看波銣的文字，是在厦青做一个西部梦想“西部行”专题的时候。你写西部，写孩子，印象中还写到星光，细腻的感情和温柔的表达所给我的感动，一如今日我细细品读这篇文字。我骨子里也带着难以克服的感性，有时候我厌恶它，但有时候我又觉得难能可贵，特别在因别人的文字和感情而共鸣的时候。另外，我也一直在找机会看《一起来看流星雨》，目的和你一样。

《大众传媒》一文观点颇为我所不同。波铷认为大学新闻教育强调“客观公正”是“术”层面上的，应当正视传媒中观点的重要性，除了传授他们现在已经在学的给意志和意见披上面纱的技术，更要培养它的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技巧——如何将你的观点，用最真实的事实来左证，用最恰当的方式来表达……应当重视观点的重要性、培养独立思考精神，这都没错，但过分强调在新闻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客观公正”并不是“术”层面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应该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在职业道德和专业主义上的要求。而在具体的“术”层面上，因为新闻体裁多样，各有不同，特稿强调现场感，经济稿强调判断力，通讯强调渲染，消息强调要素齐全……“术”层面上的“客观公正”在其间便有了摆动空间。

记得在南周实习时听过一个趣事，说经济部和新闻部素来不和，经济部老嘲笑新闻部没有判断力，新闻部则老指责经济部没有现场感。“会随风而逝的是观点，而事实则不朽”，如同我前文所说，对事实的追求当是新闻人的一种职业道德，而在“术”的层面上，判断力是财经记者所追求的。大概一个月前在msn上和颖哲聊天，你还在感叹专业知识上的欠缺，如今愁的却是在行文中无法施展自己的判断力。这是尴尬，却也是可喜的吧？

张义的文字总是让人轻松，即便是在讨论对于我来说十分枯燥的房地产和经济。我对这个经营国家资源的行业，是没有太多好感的，原因大抵有三：一者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暧昧与勾搭是很多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二者它仰仗资本所形成的强权让更多的人成为了弱势群体；三者它让我看不到有房子住的希望。

吴丽说她多变和缺乏理智，我与我臆想中的她的性格是有差别的，也许因为不了解吧，尽管同窗四年。 望南墙能让我们所有人了解彼此的文字的同时，了解彼此的性格，那样才是一个圈子。“某天或许因为我的家被暴力拆迁，或许因为我没有所生活的城市的户口，或许因为我在良心的驱使下为某个不相识的写过一篇报道，或许就因为我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这种生活就倾塌掉了。”我们所生存的国家和时代以及我们的职业都的确如此绝望，但我们的心灵远不必如此绝望。真羡慕你们，可以听到讲座，我所在的城市几乎是一个新闻甚至思想的荒漠。

我终究是个浅薄的人，林纯的第一篇南墙稿把我难住了。我不敢对文章主旨妄加评论，也不能。卑微中对自信的向往，是我所能揣度到的唯一情感，而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我都只看了个热闹。大概也因为此，林纯愈加让我想揣测。

丽香小学妹刚写完“即将结束的广州生活”，就进入“即将暂停的大陆生活”阶段了。你的文章把大家都逗乐了，邱靖评价“北有郭德纲，东有周立波，南有黄丽香”一点都不为过，虽然你自己不觉得好笑，但这种纯真、自然的性情流露，是更加阳春白雪的幽默。台湾会适合你，但请还记得回到水深火热中来。

我对云峰的印象，有意无意地会往他Blogbus上的头像靠。一片青绿的田野，他一身黑裤白衬衣，站在中间，面向阳光，闭上眼睛。微微上扬的下巴，似乎在张合之间温和地吐露：梦是最大权利。

本期的错别字大王是隆兴了，呵呵。“人生也需要信仰的力量，这一份执着与坚定足以保护我们的梦想不受现实的摧残。”真正的信仰能让人内心强大，但我们的文化分子中随处充斥“伪信仰”和“被信仰”者的成分，无论爱情、宗教、政治，那种“在内心划一块田，坚守着”的纯粹信仰都已被浮躁而虚伪的社会、政治风气摧毁得支离破碎。这也就难怪有人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把摇滚说成“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了。

翔子是一个兼具历史情怀和江湖习气的人，文字里也满是沧桑和风尘之感。我最近恰巧在读一本关于五四的书，介绍陈独秀的个人经历时，也提及了陈天华和邹容。以前只是在历史教科书上有片段的了解，翔子这么一介绍，让我兴趣倍增。“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以后再不宜于中国矣。”这样的话，也只能是陈天华临终遗愿罢了，呼喊了百年，回响依旧澈耳。

早就听说了泉州媒体的凶猛，不是对新闻凶猛，是对同行凶猛，看来不假。能到第一现场采访，这是我所羡慕都市报的地方，对于俊杰这种又能文字又能摄影的，想必如鱼得水。做新闻常常会感到孤独，尤其在福州这种新闻环境恶劣至极的地方，每当我这么感叹的时候，我就会希望俊杰和道森快些回到福州。

我在网上搜了“郭宝峰”，发现随处可见，所以我建议降低运杰文《谁能代表中国》的风险级别，在外部版中发布。发生在眼皮底下的福州的事件，让我倍加关注。就在郭宝峰离开福州“二看”的那天，我去了一趟那个曾经发生过“睡觉觉”事件（当然远不止睡觉觉一件了）的监狱。那个监狱正在整治牢头狱霸，推广他们所谓“动手必有霸”严管政策。我为没能见到郭宝峰感到庆幸。如果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ZG打着工农的旗号在代表着中国，那客观上是事实，但我们都认为那是在强奸我们的意。当这个国家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想代表所有国民的时候，恰恰“谁能代表中国”，将成为一个伪命题。我们见证且期待着。

此前曾听东阳说过，邱靖写得一手好评论，本期得见，名不虚传。《累卵下的旁观》，此文甚好。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是这个体制无论如何控制舆论都无法遮住的羞耻。作为媒体，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都曾报道过这个群体，但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这些报道都是典型的“旁观他人的痛苦”。然而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如何？我们就是体制，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才更加困难。XZY曾两次亲身扮作访民，体验各地截访的厉害，回家写了博客，把丑恶摆在公众面前。但这不过是把访民的痛苦让更多的人来旁观罢了。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无奈而渺小。但我仍深信，除了旁观，我们还可以等待变革，一旦变革来临，我们将冲在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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