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

南墙第四期了。（每次提笔都想这么念叨一句，莫名的情结，仿佛包含很多。）

为我上期和本期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按时交稿，致最深的歉意。

从记三月余，感悟颇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将试图按月在南墙上发一篇以主流媒体记者身份采访负面新闻的手记，取名“纸背”，这种体制内解剖的视角或许会与文章所呈或外部观察有所不同。

本月，呈上范否9月17日法制日报《特大交通事故之后 赔偿上演“踢皮球大战”》，引题“福建德化致9人死亡交通事故牵出景区道路安全管理及非法营运问题 多个涉事部门推诿赔偿”采访手记。讲述在一起让9个家庭破碎的特大交通事故背后，无法呈现在纸面上的肮脏与阴暗。务虚的党性、苟且的政性和污浊的人性在这让人不忍多睹的悲剧中一再地制造更多的悲剧，正如一位遇难者家属对范否说的，丧亲之痛在一遍遍地被重提和放大。

接到题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9月的某天，泉州办事处的一个同事带了两男一女走进办公室。提了些烟酒，脸上挂一点暗淡的笑，很明显地带着悲伤，尤其是那个女的。这个女的后来被我列为重点采访对象，叫刘静宏，30岁上下，在这起事件中死了父亲。

车祸发生在7月4日下午4点，瓷都德化的石牛山风景区。

遇难者全部来自泉州一个国企，五矿公司，年龄最长的61岁，叫刘世谦（刘静宏父亲），是公司的副总，事后刘静宏到他办公室收拾遗物，桌上放着他的退休申请；最小的和我同龄，87年生，遇难时刚刚拿到毕业证3天，刚结束试用期转为正式员工3天。一共9条生命。

他们看着镰刀斧头坠入山谷

刘静宏回忆，刘世谦在7月4日早晨出发前接了一个电话，是他以前在泉州一中教书时的学生打来的，约他晚上聚会，他拍着胸脯说，一定会赶回来。妻子听到电话，让他干脆别去参加公司的活动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而刘世谦反驳的理由是：自己是老党员了，其他活动可以不参加，但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

刘口中的活动即五矿公司组织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确切地说，该公司是去“补习”，而非“学习”。

我党的理论务虚学习从来都是一阵一阵的，今年上半年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风吹得正紧。而五矿公司由于所属外贸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稍有怠慢了这股风潮。7月初，泉州市学习科学发展观第六督察组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发现五矿公司都在不务正业地忙着生产，把“正事”落下了。一番批评之后，要求该公司在一周内组织一次学习活动。

两天后，五矿公司组织活动的通知就贴出来了，内容为到德化参观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顺便游览临近的石牛山风景区。为表达学习的虔诚，五矿公司还在通知中特地要求不能带家属。

刘世谦作为公司副总和所在党小组负责人，自然不能缺席这等大事。

结果就出事了。7月4日下午4点左右，刘世谦和10个员工乘坐的金杯中巴在距离省委旧址仅几百米的地方跃入山谷，坐在前排的人已经可以看见门前石碑上的镰刀锤子了。

看着它，坠落下去——这大概是最虔诚的补习了吧。

两个余月后，第六督察组又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当督察组的人员向其中一个党小组的两位女同志索要总结报告时，她们忍不住反驳：“我们几乎整个小组都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牺牲了，还要怎么总结？”

他们党小组共7个人，5位男同志全部“牺牲”。

“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这个题吸引我的一点在于，涉及这么多条人命的一个事故，为何两个余月后家属们还在为赔偿而奔波？其间问题一定出在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上。当然也有人通俗地表述为死者家属过于顺从地答应将尸体抬走。

所谓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问题，可以具体分解为几个方面：一，在日常的行政中，存在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这些地方对这起事故的发生有着隐性的却可能是根本的责任，例如我在报道中所提及的“不被承认的‘景点’、无人认领的‘村路’、渐成市场的‘黑车’”，这些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也都是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疏忽所致，不能不说无责；二，在突发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的处理不够及时，不够人性化。具体说即家属在事发两月余后尚未拿到地方政府垫付或组织垫付的赔偿金，相关责任方之间的互相推诿也未能妥善解决，家属方无法消散的悲伤和日益增多的激愤没有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安慰……

丧亲之痛已让每一名遇难者家属心力交瘁，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有过多的“折腾”，但讨要赔偿和追问责任是他们不得不“折腾”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之后，他们终究无解，指着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事件问范否：“为何这些发生溃坝、泥石流、塌楼的地方，赔偿都能很快下来？”

而范否的答案是在涉案旅行社的老总口中得到的，该老总在事发后被拘留，妻子交了200万保证金后方重获自由。他总结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出来垫付赔偿金，不愿意主动安慰家属的原因是，“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神秘消失的遗物

在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时，刘静宏给了我一个我自认是这次采访中最让我惊讶的细节。家属们在收拾亲人遗物时发现，几乎所有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神秘的消失了，包括手机、钱包，和戴在手上的戒指。

这让我毛骨悚然。不是因为鬼怪之说，而是按照家属们的回忆，最早对遇难者施救的是当地村民，那些在报端被大肆褒扬的淳朴村民。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之后的一种猜测，算不上定论。但即便只是一种猜测也让人害怕——是谁，在这个世上最应该被尊重的死亡面前，还敢作出如此肮脏的行为？

那么，无论是谁，请看一眼那些遇难者家属们的眼神，那些渴望得到亲人最后遗物以作永恒奠念的眼神。

范否的话：

我曾经很努力地尝试从我国自诩人民民主的冠冕堂皇中去肯定这个国家，从我党组织性的本源中去肯定这个政党，从我民与我同血同脉的朴素情感中去肯定这个民族。

但我在强制肯定与无奈否定的挣扎中一次次失望。失望了我也推卸不了责任，无论国家、党还是民族，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否定的是我自己，以致每一次否定时，我都十分纠结。

但或许不会太长了，正如反右期间受到迫害的北大女生林昭，对一个团体失望至极时会有更顽强的反抗。她在狱中用血书打破一个信仰，重塑了一个信仰。于我而言，此女当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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