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

9月28日晚上，几乎同时地，我和一群参加匹克港股上市发布的记者接到短信，说《财经》的团队集体辞职。当时我们正吃着饭，人们立刻陷入了各种猜测跟讨论。难以描述的紧张跟沉重便是我当时的心情——自然地，很担心这本中国可以说唯一能称得上“伟大”的杂志的命运。我们都觉得，这个裂变的发生一定不是偶然，如果有什么事能让聪明如胡舒立去放弃那个在她无数次冲击中国新闻自由底线的保护伞，那么一定是它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种阻碍。

 这是身处媒体圈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危险信号，王波明那一类的体制内改革分子当初十年来对《财经》的庇护让人们还能看到一丝微弱的希望：当权者中有一部分比较进步和开明的人士存在，他们需要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媒体做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权力不失去的情况下愿意付出一点政治代价，为建立更合理的体制做些什么。《财经》一次次“扒粪”报道的冲锋下，人们曾经感到了这股力量的苏醒。然而现在，我们几乎不愿意去相信自己心中的那个答案——这不会仅仅是《财经》的式微。

30号，带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如期坐上飞往东京的飞机，一住进宾馆便焦急地打开电视，但唯一的英文台BBC WORLD似乎兴趣全然在中国六十周年国庆上。这些看热闹的老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失去《财经》了，这同时也是他们的损失，因为办公室就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对面的这家中国杂志是外媒们在这里唯一能够信赖的信源。

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举国皆知了。而大家之前集中猜测的部分——胡舒立是否会离开以及她下一步的动作，虽然尚未完全定论（目前的说法是她还在试图与中联办谈判），但事情似乎正向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如果《财经》失守，那么胡舒立将另立门户，出资人之一可能就是不像乃父那么“听话”的“小超人”李泽楷（《前哨》语），回想起今年年初CBN内部曾经传闻过李泽楷将巨资砸向财讯集团，意图扶助《财经》创办通讯社及英文刊，看来事情靠谱。

而我想我们除了静观其变之外，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一种心理上的准备——对当下媒体环境的重新判断和实现目标的语境，即“路径”的选择。

本来，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媒体应该来说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有重要媒体背后资方易主的事件发生，而在中国，这里面最为明显的趋势便是民营资本以及有国际背景的资本开始行动（郭广昌的复星收购了《福布斯》，而李泽楷也一直希望成为《财经》的最主要支持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相信，变化将从财经类媒体开始并蔓延开来？

但是，请等一下。请在这些资本背景发生改变的媒体真正成为更强有力的社会公器之前，等一下。事实上我们知道，每一年都还有上百家各类形式的媒体在中宣部的“神经兮兮”中倒下，而且如果不是《财经》，还会不会吸引资本的追逐和大众如的关注？是必须打一个问号的。虽然《财经》现在的遭遇并非偶然，但它的特殊性却不可不看。

作为旁观者，我自动地选择较为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原本支持胡舒立的体制内改良派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不会是经历了2008年一整个灾年和新年的新疆暴乱之后，他们需要安静一阵子，让《财经》这个代言人暂时变得温和跟柔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双方已基本不存在共识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台海关系回暖、香港普选权不断地被民主人士提上议程、六四的历史定性问题越来越无法回避以及渐渐深入日益依靠文化力量进行外交角力的国际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让当初可能跟胡舒立一样“热血”的党内改良派走得愈高就担心自己将来会摔得越疼。随着进入今年，《财经》越来越多重磅的报道被压制或被砍（大家应该知道，关于新疆暴乱的报道并非其原貌）可以推测的是，这一群人亦如履薄冰，最上端应该可以追溯到“胡温核心”，表象便是在这改良派当权的时期，曾经在“江时代”勃兴的众多敢言的媒体，却基本已被阉割殆尽。情况或许比我们的想象来得更艰险。

但“记者”胡舒立定然不会服从，她也定然知道，如果失去了《财经》的政治基础，她创办一家新杂志的道路会更为坎坷、曲折。如果此事成真，而自由资本的进入又果真能保证它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容易被政权“看杀”，到那时再说媒体环境发生变化也不迟。毕竟，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政府“抄底”的本事，从黄光裕和荣智健的下场可见一斑，再做一个糟糕的预言：真到了社会保护言论自由成为风气的时候，端掉重要媒体还不如直接端掉那些媒体背后有钱的大佬们，聪明如贵党定会有相应的认识。

另外一点让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这次的事件是否表明《财经》对于“边界”的探索受阻（请原谅我尚不愿称之为“失败”），而它所使用的“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原指在国会中拥有最多议席的在野党，他们往往反对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但却对政权整体保持忠诚，并不要求推翻和彻底的改变）的语言也将被重新审视。在此之前，由于《财经》的成功，许多媒体人心中已经暗暗认同，最重要的乃是目标而非手段或路径，那么如果在最好地实现目标的路途中存在着我们必须尊重的规则，那么更聪明的办法是顺应，学会使用“忠诚反对派”的语言。

《纽约客》的文章中提到，胡舒立曾经说过“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因为重要的问题不是不是苛责谁该为已出现的问题负责，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但是假如连“大树”都主动驱逐“啄木鸟”了，那么中国的媒体人就会一同陷入深渊似的思索：到底我们该怎么说话？

在此我有另外一个联想。同是在9月，新华社宣布创办《财经国家周刊》，进军市场化程度相对高的财经新闻报道领域。尽管“财经国家”这样一个荒唐而自大的称谓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该社的“雷风”，第一大“喉舌”此番动作很难不让人觉得，贵党已经意识到，需要为这个领域树立一种权威的语言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第一本，但是，结果不难预测。

毫无疑问，作为记者，尤其是一名财经记者，我的心情不可能好。以上种种的臆断和推测无不笼罩着这种悲观情绪，而正处在上升期的我所供职的杂志，也在积累了人气之后开始主动出击那条所谓的“边界”。《财经》之变是将我们置于同一个路口了，那么，在这个必须共同寻找突破口的当下，且让我们信仰痛的存在，静静地愤怒，同时静静地求索。

我们定然已经有了过去发生类似动荡而自己实则置身事外时不曾有的姿态。

2009年10月14日 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