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

11年了，胡舒立和她的《财经》一直在熬，丝毫不见到头的迹象。老去的不是铁屋，而是青春和梦想。铁屋不会自己老死，而是一直锈在那里，不砸不碎。

财经网“历史大事记”这样写道：19984月18日，以关注改革、记录改革、促进改革为使命的《财经》月刊第1期面世。《财经》奋力前行，却不想改革僵了，把它拖死了。

在我心目中，《财经》的地位甚至要胜过《南方周末》，只有它才称得上是中国最彻底最严肃的硬新闻媒体。在软化娱乐化花样化的新闻大潮下，它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从创刊号到作为绝唱的第250期，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尽关国计民生，无论宏大叙事或个体特写，报导品质始终一流。它不大有趣，却绝不无聊。

再也不会有了。《金融时报》如是概括：这将标志着一场不同寻常的试验的结束。

胡舒立很喜欢这个比喻：《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它尽可能温婉地敲打，如履薄冰，未敢懈怠，也不愿停止。

我在想，对胡舒立们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沦为“花瓶”的自我质疑所带来的幻灭感。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不一定相信水滴石穿，却最终战胜幻灭感，成为坚定的行动者。这本杂志的背后不仅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判断力，需要专业精神。

诚如《华尔街日报》所言，《财经》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可信赖资讯的渴求。那些在物质上跻身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更缺乏安全感，除了CCTV，他们还需要这样的媒体揣摩圣意。《财经》和南方系之所以未受到直接的政治惩罚，不仅因为党需要花瓶，还在于党内也有人需要镜子。

知道自己身陷围墙之中的人一点不少，他们要么在墙内娱乐至死，要么翻墙绕行。很可惜，大多翻墙者自娱自乐，甚至充满智力乃至道德上的优越感。其实，他们才刚刚触摸到围墙，来不及考察和尝试，就放弃了推倒它的打算。与那些受教较少的国民相比，他们更该感到耻辱。愚昧的天真固然可悲，但睁眼说瞎话则是可恶。

那些写软文八卦的从业者并非不清楚这个国家的邪恶，但是照写不误，他们说自己有太多苦衷。于是人们在苦衷的顾影自怜中理想凋零，青春远逝。终于，我们比体制更快地老去了。

朝气蓬勃这个词，距你我的生活都太遥远了。因为年轻人的青春，已被掏空。

上月从《经济观察报》离职创业的仲伟志说，“我们要对商业媒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我说过，我们不再苦大仇深、锱铢必较，再也不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我们将深入非常之道、应许之地，去享受发现的快感与思维的乐趣。我们不能总是带着历史的愁容前行。”——这些话只让我感到悲凉。

思维的乐趣。我们还有王小波那样充满智慧、严肃且有趣的写作者或新闻人么。

远不止这些，商业运作推动《财经》在中国传媒界一骑绝尘，但在政治高压下，扭曲的商业与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最终调和失败。《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幕是，今年的新疆事件后，胡舒立们被要求每期《财经》在出版前必须送交“联办”审核。戴着红顶的联办，不仅承担监管角色，还有一家名为财讯的上市公司。

作为商人的何力仲伟志们，以及《时尚先生》《第一财经周刊》们，将吸引到更多受众和资本。商人做媒体的时代到了。商业化不可怕，职业化更当欢迎，专业化求之不得。

可是，在市民社会如海市蜃楼、年轻一代被迫“下流”的中国，我们将越来越体无完肤地被“时尚”、“精英”、“智族”、“个性”、“品味”这类语词所包围。仿佛热闹深刻，实则矫情无比，空空如也，不过黄粱一梦，意淫一世，直到我们老去，一无所有。

舒立走了，《财经》倒了，中国的硬新闻时代终结了。那被称为勇气的，朝气的，锐气的，还会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