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

鲜有人关注的香港政坛又掀起涟漪。

港特区政府前不久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泛民主派与不少传媒仿效2005年，要连手推倒政府的政改方案，以推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用民意来逼迫政府尽早实现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不过民主派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俄国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感慨道，“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

索尔仁尼琴感叹俄国已全境赤化，而羡慕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两个“自由岛”。索氏是在1982年访问台湾时说出那番话，他大概不会想到，不到十年，苏联解体，赤化退潮，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十余年过去，香港已回归十余载，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进入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的首个甜蜜期。而索氏所羡慕的中国人没能“香港化”和“台湾化”，倒是香港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人并没有因能“回归祖国”而欢呼雀跃然，对于香港前途的思考却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港人的心中。

不少香港人选择了更加趋于现实的道路，爆发于这十年的“逃港潮”便是最现实的注脚。当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河流的对岸是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港商是大陆最大的投资方，香港也成为样板。当大陆领导人邓小平那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从“窗口”变成了老师。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优秀的官员们被送到香港培训，学习市场经济，学习股市。

于是港资书写了与中国政府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除了拥有中南海和故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外，还坐落着一栋栋曾代表着第一代港商辉煌的大楼——最近的贵宾楼（由霍英东投资）就在天安门的红墙西侧。

除了长安街上的港商建筑外，即便是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听到和看到刘德华的歌曲、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金庸的小说和同名港剧至今还可以在内地各大电视台重温到。

移民潮与北上投资，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暴露中港人对回归后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移民是因为他们害怕内地政权会阻碍香港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上”，香港又在内地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留下来的香港人无比自豪，他们相信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回归后他们能继续充当“老师”与“样板”。

可惜的是，“五十年不变”下，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改变。弗里德曼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回归后的香港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温暖”，也感受到大陆的威胁。

虽然还保持着“东方之珠”的美誉，但香港经济奇迹几乎因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后发”的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大陆化，或者大陆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不幸的是，香港的明天被弗里德曼预测中。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的今天，香港不再是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榜样，河对岸曾经瞧不起的“广东仔”的GDP早已超过自己，内地大城市也不屑将香港看作自己的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数。而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风光不再，没有夹道欢迎，倒是有不少投资陷阱，遭遇了不少维权难题。

愈发自信的大陆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世界”，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今天，香港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已无法影响到对岸，甚至还在大陆化。香港存在着两种香港人，不少香港市民还是会参加7.1大游行，某些特定的日子，还会用烛光来纪念；还有一些香港人，为了能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成为香港身影，他们争先恐后争取进入“进京名单”，采访他们时，“中央政府”总是不离口——他们与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区别。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杨小凯曾有个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后发优势”大还是“后发劣势”大。林认为，后发优势大，中国经济腾飞便是个证明。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单纯复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即便出现经济奇迹，其未来也不乐观。杨认为，单纯复制技术，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出现巨大弊端。

可惜的是，中南海的智囊是林毅夫，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香港被复制的仅仅是港资、麦兜、佐丹奴，而不是言论自由、开放的媒体和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少焦虑的台湾人破坏ECFA，甚至反对三通，提到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成为他们眼中的前车之鉴。

当某天，杨小凯预言中的“后发劣势”愈发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和某些港人共同毁掉的香港有多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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