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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本文作者: • 归属栏目: 郑语专栏 • 发表时间:2010年三月31日

直到前天在浏览杨锦麟老师博客时,才知道陈孔立老师今年1月份时迎来“八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孔立先生虽然已有八十高龄,但仍然笔耕不辍。在刚出版的《凤凰周刊》(2010年3月25日第9期)上,就有先生的回忆文章《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

这篇回忆文章也是陈老先生正在写作中的《陈孔立:我的年轮》自传里的一部分,序是其孙女莎莎写的。先生是个可爱的老人,他会赠送自己的孙女龙应台的《给河马刷牙》,“Laptop换了一台又一台,总是比我用的还薄。Office刚出了2007,他就吵着要我给他换上。用扫描仪、换打印机、买几米的漫画、看朱德庸的双响炮、吃超市里各种包装新奇的零食,一切你所无法想象他会做的事情,他都去做。甚至于你所不知道的潮流,他也知道。”莎莎的文章让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孔立先生。因为耳朵听得不是很清楚,每次和孔立老师交流时,都是用邮件,先生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如果没有看到莎莎的文章,我会一直停留在对老先生坚持不懈在电脑前自己敲打论文的赞叹中。

台湾问题研究是一门特殊的领域,有别于一般的政策研究,也不属于纯学术研究。陈孔立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大陆研究台湾的重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台湾问题的研究成了大陆的“显学”,各种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对岸同行和学者把大陆的对台研究分成“南派”与“北派”。在他们看来,“北派”的立场接近中南海,态度比较强硬,更多时候比较像“发声器”。而“南派”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比较扎实,普遍认为比较实事求是,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厦门在南方,孔立先生把半生精力都用在这个敏感话题上,也因此被称为“南派泰斗”。

孔立先生说,自己的台湾研究从民进党研究开始的。他与民进党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是大陆最早研究民进党的学者之一。除了研究岛内政治与民进党外,先生还是台湾史方面的专家。1962年,陈孔立完成第一篇关于台湾研究的论文《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发表不久,文革爆发,学生批斗他“研究郑成功怎么打到台湾去,就是教蒋介石怎么反攻大陆打回来”。他说,“如果蒋介石笨到需要我提供300年前的情报,那他就绝对打不回大陆了”,说罢,先生哈哈大笑。1997年,他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曾引起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在1996年台海危机刚结束不久,这样敢说真话的学术文章实在罕见。

相比那些经常发表“两岸政治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等不着调言论的学者,这位学者的文章总能让你看到真相。于是,我们会经常在报章上看到陈孔立如实的“预测”,如2004年时发表的《 陈水扁仍有微弱胜出可能》等,陈孔立认为,只有真实反映台湾的情况,形成讲真话的氛围,才能更好的针对这些情况作出决策。自1992年第一次赴台湾,孔立已经先后9次到台湾考察。有一次采访孔立先生时,他拿厚厚一本相册说,这本都是和民进党成员的合照,里面有邱义仁、吕秀莲……在《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一文中,你会读到我曾经听到的这些故事,每个故事都会有新收获,相信比读十本社科院某研究所出版的那些介绍民进党书籍要使用不少,也比看某很环球的国内报纸上的台湾新闻要有趣得多。甚至在孔立老师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口婆心”,他总是因为某些学者和官员没能清楚认识到两岸之间的差异性而着急,他希望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如果能更加看清事实,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还可以避免因为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而导致的战略失误。

谈到台独时,先生说,“我们对台独是一贯反对的,坚决反对的,没有任何可以妥协。同时,我们对台独也要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台独?台独的思想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众,这样才能去引导,去化解,让他们知道台独是错误的。”陈孔立倡议“包容理解”和“沟通对话”,“我对台湾确实有感情,这种感情叫做‘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不等于‘同意’,有了‘同情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

因此套用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书名作为标题再好不过,在大陆,台湾研究学者每个人都需要和“政治”碰撞。这个敏感的话题一开始就被赋予某使命,要求一个大陆台湾研究者能够没有立场,基本不可能,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统一的敏感领域。先生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客观研究错综复杂的岛内政治形势和两岸关系。孔立先生从不以智囊自居,只是从学者的角度希望两岸关系能良性发展,国家能和平统一,在人云亦云的话语环境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不唯上的态度,敢于说真话。

欧洲在上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雅克.德里达,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纳粹或者晚些的冷战时期都曾与政治有过直接的碰撞。无论是马克.里拉,还是更早的米沃什,他们笔下的这些肖像总是包含着屈辱。铁幕背后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会受到一些诱惑或者逼迫,但是有些不为所动,有些则同流合污。然而令马克.里拉要探讨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未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是在既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但是还是会为XX辩护。这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XX统治。

也许我们离法西斯已经远去,但对近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确保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与良知,前人依然可以为鉴。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中,介入政治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程。在东方更是,我们无法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能避开政治。你可以认为东方的历史很难完全实践它本质上“客观记录与呈现事实”的使命,与西方相比,东方的历史要承载的除了权力需要、道德正当性,还有最新的政治共识,但是真理和良知是永远存在的。

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也曾说过,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因此他要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只是在这个国度里,像孔立先生、杨小凯先生这样“敢于说真话”和拥有良知的学者实在太少。对不少中国学者来说,说真话比登天还难,高校里的一个行政职位可以让不少学者选择沉默,而且还有不少人选择刻意揣摩和迎合官方的旨意,为了提高能见度,创作着未必能真实反映当局判断、但却能哗众取宠的文字,比如那些曾预言“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的学者们。

附:《陈孔立:我的年轮》序言,作者莎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383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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