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

厦门今年的夏天很平静，连个台风都没有；除了热和暴晒，什么都没有。不过昨天出去拉货的时候，见到怪坡和思明南的凤凰花开了一些了。所谓长夏，其实也可以转瞬即逝。

一 坐望

8月似乎就是用来熬的日子，或许熬到9月，就算出头了。想来2010年的8月，竟是没什么可以留给日后念想的璀璨瞬间。如果不是先后有两个朋友从外地过来，我或许都不愿意在这暴晒的天气离开这个城中村半步。这就是苟安吧？幸而宿舍里却是清凉世界，位处一楼的蜗居就有这个好处，而白天自来水却是自来温。

有一天我在店的楼顶，摸着我们的广告牌，捏着那个铁架子，心里在想，如果台风真的来了，这个铁架子能否招架得住？还有那个铁棚、隔热网，要是被掀走了可就不好了。我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在乎天气，以前风雨阴晴于我似乎都差不多；当天气与切身利益相关联，我不得不承认“屁股决定脑袋”。

如果说今年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回想都骇然的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些与马尾有关的故事，而是我的的确确是在店里睡了半年的沙发。现在我或许没什么擅长的，但有一样功夫却是练到家了，那就是等，我说“我比出租车司机还能等人。”

但是能等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耗得起，于是有的人等不起，也就有的人等不到，最后悲剧往往就此发生。在指缝间不经意流失掉的时光，尚且难以估量中间或许错过了怎样的机缘，何况，我已经走了这么久，走出了这么远？何况，我现在还逡巡于此？

店里正大兴土木。我能想象得到当最后一道工序结束的时候我的喜悦。吸尘器将会把木屑沫和石膏沫从地毯上吸干净，墙壁上呈现出炫目的主题涂鸦，桌椅布置一新，静待新学年的贵客。

从前的健身房、舞蹈室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桌游吧。我亲眼见证了一个店铺的穷途末路和倒闭，当AJ搬走的时候，他最后的背影多落寞。这不能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我常对老华讲，“家里借钱给我们开店，咱决计不能做砸了。”而老华则说，这两届的校友中出来开店的有好多拨，现在大多关门了；有时一想，虽然现在做的不算出彩，但没有亏，能自给自足也算是一种成功。

AJ搬走的时候，把店里的热水器也搬走了，那是他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店里不能洗澡了，这给了我一个搬出去的理由。后来老华毕业了，他也搬到了曾厝垵，就住在从前的“辛辛印象”旁边。“辛辛印象”曾是南墙友人YJ和LX伏案奋斗的工作室，他们曾在那夜以继日地劳作奋斗，设计出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但最后工作室还是宣告解散，现实总是让梦想变得窘迫，但也令奔赴梦想的征途更加富于挑战、更沉淀。现在我的蜗居、老华的蜗居、店、公寓校门成环形，相去不过几十米，算是互成犄角之势。

月初，在杭州回厦门的火车上，我实在是熬不住站，于是就钻到底铺去睡了。其实这种事长大了之后也只是第二回这么干，并不是刻意要如此，我只是太困了。至于这算是自虐，还是为了防止更虐，我自个也说不清楚。身材长大，是以总得盘着腿以避推车；身边常有瓜子皮落下，滴滴答答的，还有各式的垃圾。虽然这并非怡然自得，但当我钻出来的时候，竟颇自嘲地对大猫说了句拉风的话，“这犹如置身于花海之中。”

其实这比起上一次的底铺之历，已经少了那份信马由缰的牛犊之气；那一次是从雪域高原下来，又在关中、陕北、华山一带纵横多日，回想那时那份肆无忌惮，竟无比羡慕从前。那时TA还对我说，“老邱以后肯定能成大事。”可现在，一切的宏大叙事于我而言都没多少必然的吸引力了，如果可以细水长流地精彩，我愿意为此而做从前不能得改变，不论是变得更杰出或是变得更平凡。

二 苍黄

去年建军节的凌晨，刘和尚和老董说还没看过升旗，于是我和一博便和他们一道。我们在午夜横穿静谧的北大，一湖未名，无限遐想。2007年是中国公共事件元年，而2007年的儿童节算是这一纪元的肇始。老董曾说，“中国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厦门大学这样，与她同名的城市气质如此相像”，浪漫、阳光、平和、朝气、理性；而我补充了一句，“中国也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与她同名的城市气质如此对抗。”

当天到得前门，我忽感尿急，他们都劝我再忍一忍，我却说：“嘘嘘比看升旗更重要，更神圣。”于是我就在那一天太阳升旗之前跟他们失散了。后来我是躺在广场的地板上听着当天的国歌声的，因为我困了。然而在返程的双层巴士上，我们四人都反复谈到当天武警方阵之森然；而立交桥常从我们头顶掠过，我们如此轻盈、翩然。

那一夏，我们常在成府路蓝旗营的万圣书园旁的醒客咖啡聚首，一博那会还在那儿做服务生。万圣、醒客，如此精彩的名字，就值得让我迷恋。在西方的节日中，我唯独对万圣节欣然向往，群魔乱舞，众神狂欢。

众生即众神。

刘和尚常称赞童安格的《我还活着》一曲中那段《长城谣》，“长城外面是故乡”，谁人不向往？

近来忽地发觉了张角的伟大。那句口号是多么霸气，“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老天不长眼，那么便应自己为自己做主。人不自救即自灭，人不自主即自毁。

不过《太平经》云：“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如此，仍是极端精英主义之老套，却不得不承认亦符合当时之现实。

曾有人对我说：“民主以后，要把老毛的头像从TAM城楼上摘下来，换上孙中山的头像。”我大笑，“孙文亦不过靠会党起家，他以暗杀、暴乱为能事，算得上一时豪杰，却算不得万古圣贤师表。以黄天代苍天，不过以一天取代另一天而已，到底还是让天做主，而非人自主。以孙文为民主之代表，大谬也！”

上个月，与薄然兄在金陵玄武湖畔闲踱，都认为十年浩劫固然惨绝人寰，但这浩劫与浩劫的始作俑者老毛都是人间空前绝后的艺术品。这并非企盼其存在，而是因其已然存在而追认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京时曾与迦南君言道，我希望TAM城楼和老毛的头像在未来的变革之后仍得完整保存；我希望TAM城楼上再也不要出现救世主，他们总是以阅览的方式俯视众生；我希望未来的领袖到广场中间去，到人民中间去，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发表演说，一如21年前。就让“南面称尊”本身与南面称尊者一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就让TAM城楼、老毛这一体作为一个永恒的艺术品和历史象征留着吧，它们将永远提醒着人们曾经的故事。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遥遥与之相对。

这是永恒的对视。以北面称仆代南面称尊，以黄土代苍天；从此，不再有黄天。

只是你我都明白，届时，众生未必有此觉悟。如果苍黄本身就是这个国度难以撼动的元规律，那么就继续匍匐吧。

三 人与俑

2010年的邱靖，胆子远没有2009年那么大，也远没有2009年那么义无反顾。那一夏，比起这一夏，相去岂止万里计？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选择在2009年5月底去北京，只是为了在6月初的北京度过20周年的纪念日，并因此罢考并把敲门砖抛诸九霄，这算不算很不靠谱？

可我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这也算是对当初决定的印证，我并非宁顽不化的坚决，而是生性如此，发自内心发自意识如此，经过权衡审慎后如此。我不会容许自己错过一个内心的祭奠，其余的通通为此让路在所不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一夏，我喜欢上了看降旗。纪念日那天傍晚，我来到广场，看着着最后一丝残阳的余晖在西天隐去，五星红旗缓缓落下，那一刻我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这样的念想，在2008年也不会有，从前，我是一个以和稀泥自诩的身体力行者。2008年5月12日那天中午，我扛着一杆硕大的五环旗，和一群朋友昂首阔步、浩浩荡荡地在环岛路上行进。我们脸上都贴着五星红旗，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巨大标语前合影，然后又向会展中心进发——因为两个小时后，祥云火炬将在那里起跑。在随后的三四个小时中，我把自己淹没在人海红潮中和所有人一起发足暴走、竭斯底里地呐喊。我相信那天的人山人海、喊声震天是来自万众的热血、炎黄的至诚。祥云火炬在5月12号这天来到了厦门，我们如愿以偿地在这一天释放了积蓄已久的荷尔蒙，却也意外地在接近傍晚时收到了来自四川的噩耗。国殇的哀痛并不能掩盖对奥林匹克的癫狂，也不能掩盖当初的热忱。

但2009年那一夏，因为亲历的许多许多，我不再愿意为什么南面称尊者做任何辩护，也不会再去和稀泥。

如果你曾暗访过遍布南城的驻京办为羁押访民而设的黑牢，便会发现这个国度的统治者愚蠢得无可救药，对上访还抱有希望的人恰恰是这个帝国最不可多得的顺民，对他们进行迫害姑且不论人道，于策略而言也是病入膏肓的自掘坟墓。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果敢的同胞血脉可以成为地缘政治的绥靖政策之牺牲品；为了掩耳盗铃，尽职守责的迪化知府缓冲了民变，却沦为民变矛头所指的伊犁将军的替罪羊；如饮狂药的申遗热，大兴土木使得众多申遗地区多年后仍然背负巨债和无法填补的财政亏空；为了政党一己煊赫，可以置生灵于不顾，让青少年无休止地操练，以致瘟疫横行闹出人命；举国府县斥巨资维稳，一个号称以工农为阶级基础的政权竟无时无刻不以人民为破坏稳定的“假想敌”，依旧饮鸩止渴。

夫复何言？在红朝建国一甲子前夕，我离开了深爱的北京，只有回到厦门去，才可以暂避这莫名的窒息。临走前，我戏成反诗一首，曰《燕俑》：“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只想做个有知觉的人，而不是任“神”摆布的俑。

四 再负

2010年这一夏，生活里没有那些激荡澎湃的风起云涌，即使是年初关于马尾的那些诡谲也早已尘埃落定。只是过去这一年的沉淀于今日之我未尝没有好处。

不爱身无以保家，不保家无以报国。

我由衷地这样认为。爱身并非作壁上观，而是竭尽所能去做恰如其分的事情。这个“竭尽所能”和“恰如其分”却并非矛盾。

我并非资格论者，却认为人总是背负了一些使命和义务的；而使命是自选的，却不是逃避义务的借口。若为了假大空的所谓“使命”而辜负了真正的义务，恰恰成了罪人。

曾有人说，中国人之所以活得累，是因为一生下来就背负了许多忠孝之道强加给的债务。国家标榜爱国主义，使得许多人无形中自以为国家对自己有债权；至于父母，养儿防老，亦是子女最大的债权人。

我之所以感到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虽然大体归于传统一类，却并不妨碍他们的开明。他们中规中矩之余却也崇尚自由，他们竭尽所能尽到了对祖辈的义务，他们既谙于传统，却也是发自天性。他们深知我的秉性，略加提醒，却不横加干涉。

从前，我以一副挣脱了枷锁的姿态横行了四年，到了第五年，却自觉地拾起那些负重。这固然使我看起来没有那么“洒脱”，但我心甘情愿，心里踏实。

我曾对迦南君说起过，“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干火烧赵家楼那种事情，太没长进。”关于马尾的故事，里头的确有许多我自认为于同代人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甚至连我自己都难免自鸣得意。只要尊重道统、谙熟于收罗信息、精于判断，我辈中人的确可以做到于该出手时出手却也不会连累家人、祸及己身。

而以后的路却还漫长，一套成功的理论往往来源于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印证。在杭州时，曾与生菜君言道：“我们自诩与所谓‘主流’不同，但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生活得比他们更好，那么只能说明我们是不能符合天道规律的失败者，应该被淘汰。”到那时，“螳臂当车”者可就真是螳臂当车了。

半年多，终日忙碌于收银、迎送、装潢、磨牙之类的琐屑事。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常若有思触，方欲记下，文思却如雪夜访戴般嘎然而止。

今日记下上面的话，颇为欣慰，说明生硬的逻辑还没侵蚀掉我所有的情怀。

外头突然下起大雨了，这是今年夏日里极少有的。短暂地，曾厝垵成了一个清凉世界。

2010年8月19日于厦门曾厝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