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籍台湾人，或许应该只说“亚裔”，这样更尊重他的选择。

……

他的生命模糊掉了一切身份定义，我只能毫不犹豫的说出两件关于他的事：一件是他名叫Theodore Fan，另一件是他如今25岁。

2010年的3月份，我刚刚敲定硕士论文题目，仍然延续本科时代对文化和身份的兴趣，只是后来更关注流散者（Diaspora）。我决定用一年时间来做深度田野，记不得是4月的哪一天，我忽然在邮箱里收到了一封极其简短的邮件：

Hey Imogen,

I’m Theodore, rooted from Taiwan, spent almost 10 years there, and another 14 years afterwards in US, and now staying in Beijing, travel a lot in-between three places.

Thought I’m perfect for your study.

Call me.

Best,

Theodore

邮件的附注项目里有个手机号码，我拨过去，他接起电话，声音非常轻细柔和，但因为他用了Theodore的名字，我坚信这是个dude。

见面那天，我到达约定地点却怎么也找不到穿黄色外套的男人，再电话他，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长发、五官硬朗的女生走了出来，然后伸出手说：“Hey, I’m Theodore，叫我索多。”

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我们都没料到会一直持续了15小时，最后两个人都沙哑失声了才决定告一段落。告别的时候我问，如果我将来的深访中知道了他更多的故事，可不可以全部写出来，他说，可以给他写个传记：“I grant you the copyright of my life.” 一年后，他的思考几乎启发了我的整篇论文，但他身上凝聚的太多冲突，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点忙。

1986年她（在那一瞬间，或许还是该用“她”指称）出生在台湾的新竹，因为父亲是家里的独子，而且四十多岁才有了她，家里期待的自然不是一个女孩。从出生那天起，她就被当作男孩养，不准和表姐妹玩女孩子的游戏，他印象里在离开台湾之前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全部都是周围邻居家哥哥们的旧衫，当然他在乎的并不是这些，“其实一切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我是说被当男孩带大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就被告知得和男生一样，这个在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冲突。只是，其实偶尔我不喜欢和那些哥哥们爬树，也不愿意大声说话，仅此而已。”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告诉他，将来念书要去美国，而且不上哈佛就得上斯坦福，他对这两个名词都没概念，只记得自己当时说：好。他如今也说不清楚对父亲当年苛刻的各种要求是什么感情，只晓得他现在即便是在农历新年会回台湾，也只在远亲们那里走动，从来不回父母老家，而且其实也断了联系。

九岁，父亲偷渡去了美国，而且走的时候没有跟任何家人招呼，母亲以为他失踪，但几个月后父亲捎回来消息，要索多母亲带他去休士顿找自己，母亲就这样辞去了工作，折腾了半年，把自己和孩子弄出了境。到美国之后，父亲一直在到处接各种散工，母亲在亚裔集聚的地方为一对韩国夫妇开的水果摊帮忙，索多在水果摊为母亲摆过柳橙，在一家专门擦玻璃的公司苦等过6小时等父亲干完活回来……

在刚到休士顿的一年多时光里，他除了父母，跟谁也不说话，偶尔跟街区里的亚裔小孩一起去找清扫台阶的活，但没有朋友，他也不想交，“就在那段时间，我开始陷入自闭。”他早期只是不跟陌生人交谈，到最后，开始不跟父母说话。

十二岁，父亲终于左托人右托人把他送进了一所专供外来移民的没有国籍的孩子们上学的学校，“那个街区很差，我上学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转弯处，总会有几个homeless在那里唱歌或者恐吓上学的小孩，放学再经过那个路口，就会看到几个只穿了内衣和网格衫的女人，他们在等人或者就只是抽烟。” 索多的十二三岁就在完全听不明白的课堂里度过，这两年中，父亲有了外遇几乎不回家；母亲因为从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天起就一直在打黑工，所以没有社会保障号，工作辛苦加上丈夫离开，他母亲渐渐出现一些精神问题。

在十四岁那年，他不得不离家出走，因为父亲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个家庭也不再对他承担任何责任，母亲精神崩溃完全无法相处，他不知道怎么承受这一切，于是带着自己的全部衣服离开了家和休士顿，一直往西，到了加州，到了旧金山。“我不是偶然选择的旧金山，因为我的性别认同到14岁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时候开始发育，但我是个男孩，怎么可以像女生那样发育，我那时候觉得这简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用胶带、用绳子，总之是我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把自己绑起来，让我看起来还是跟男孩一样，但是仍然没用，我后来知道人们把这叫做‘跨性别’，而旧金山是所有性别小众群体的天堂，至少我那是听说是这样。”

索多在旧金山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住处，常常枕着自己的大包睡在街上，半年后，他和那里的几个homeless们成了朋友，他们总是到天黑后溜到一些私宅的花园里过夜，因为那里不像公共公园那么吵闹，也没有半夜嗑药唱歌摔瓶子打架的人，更没有奇怪的妓女半夜盯着半睡的他使劲看，然后说“What a pretty boy！” 以至于把他惊醒。再半年后，他们几个在附近找到了一栋没有人住的小楼，试探了两天的确没有人管，就接着住下来。索多回想的时候，发现那时候接触了很多后来在树上看到、被称为嬉皮士的人，他们的楼里人越来越多，有一口特别大的锅，最多的时候，每顿做16个人的食物，东西都是半夜在超市后门的垃圾桶里找到的被处理的物品。“那时候大家把捡回来的食物分成好几等，有些是特别好的等级，例如刚刚过期一天的午餐肉、罐头或者大桶酸奶，稍稍差一等的是各种有缺陷的水果和蔬菜，再往下会有整包的麦片之类的……” 他总说现在还常常会在半夜梦见那时候所有人分食物的场景，在那栋小楼的一层、被他们改造成长条桌餐厅的地方，所有人得到相同的分量，分享相同的食物的这群人确实形态各异，“所有人的穿衣风格都很奇怪，因为衣服都是捡来的。”

再两个月后，好像是他十五岁那年马上要农历新年的时候，他父亲辗转找到了他，当见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丝心疼的狠狠教训了一顿，“他是用拳头的，不是用巴掌……他真的从来没觉得我是个女儿。” 在教训之后，父亲坚持要求他继续学业，但这时父亲已经拿到绿卡，他的也就可以顺利解决了，索多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不回去跟父母任何一方住。他的确也没有回去跟父母任何一方住，回到德州之后，他呆在奥斯丁，开始上高中，但是因为不想找父亲要太多钱，他还是找不起住的地方，索性买了辆二手小卡车，“我记得那个人说800块美元，卖给我，我当时正好有家里给的1000，就这样成交了。我把后棚做了改造，那里成了我的卧室和更衣室。晚上我把车开进特别小的巷子里，然后熄灯在后棚睡觉，早上把车开到有公共卫生间的大楼前拿着毛巾牙刷进去洗漱，然后再回到车上开去上学。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因为我没能成功的3年读完高中，但是4年给我带来了好结果，就是我的SAT分数和平时成绩的表现，足够让我进伯克利，不过还没达到免学费的资格，我当然读不起。后来有人告诉我，好的大学都给已婚妇女提供全免学费和全额奖学金，我忽然想到，我的证件和社保系统登记的都还是性别女，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一条，那时候我已经不管任何道德约束了，其实本来道德约束对我也没什么意义，在那之前的多年记忆里，它从来只约束我，不约束周围那些应该对我有责任的人。几天之后，我就找了个人结婚，然后成功的申请了去伯克利念书，我选择了性别研究，这个选择可以不做解释了。”

索多在性别身份上的种种焦虑在大学时代渐渐释然，但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另外的问题，之前总是独处或者住在华人社区里人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我是一个台湾人。” 索多很少定义自己是台湾人，也从来不愿意说自己是美国人，他也很少认同美籍华裔、美籍台湾人之类的说法，在大学，所有的亚洲人都是好像是相同群体的，就像早期社会觉得所有的黑人都没有差别一样，但是“台湾人”这个别人一定会贴到自己头上的标签还是让索多觉得不安，他觉得如今美国拥有更为狡猾的族裔政策，“他们现在大肆赞扬亚裔，称他们是‘优秀的亚裔’，但事实上，这种标签是为了减弱人们对仍旧不平等的足以政策的反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让这些亚裔成为更好使用的道具。”

索多总是在讲到故土问题的时候流露出比性别或者族裔问题更多的激动，“其实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在不停的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益，但是却不愿意回到那里切实留下来生活，我生活在漂浮的空气里，但是有一个也离不开出生地的支持，当然还有那些复杂的成长地的支持……我最终选择在这些地方之间来来去去，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地方兑换价值，然而对身处的切实环境感到漠然。” 索多回答不了别人关于故乡的问题，他形容自己是“迁徙的鸟”，来来去去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停下来，但也不是漫无目的，他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只有那么几个，一个是新竹，一个是休士顿，一个是旧金山，一个是伯克利，前年多了一个北京，但这是后话了。

大学时代他休学过一年，去做了一场长途旅行，他在每个大陆上都选了目的地，在一共9个城市分别住了一个月，“我越来越享受漂浮的感觉，也越来越没办法固定下来，当然，其实我也批判过自己，这种漂浮的状态起源于我对未知定势的害怕，就像那些生命的朝圣者，他们并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唯一知道的是真理不在他们的当下，而在别处，所以一直追寻。”

索多这样的漂浮心态，像极了齐格蒙鲍曼的一次批判话语，大意是在后现代的生命游戏中，游戏规则不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停变化，明智的策略是每个游戏都不要玩太长——保持游戏的短小就意味着要谨防长期地承担义务，要拒绝以这种或者哪种方式被固定下来，不要依赖一个地方，不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只和一个使命相连，不要发誓效忠，不要控制未来……

但生命太复杂了，坚决批判拥有“固定”人生的索多在二十三岁那年忽然遇到了巨大的转变力量：那年他来中国大陆做田野，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认识了这么多年以来唯一一个让他想定下来生活的人，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过固定关系，因为厌倦被固定，任何形式的固定都让他无限恼火。但这个人却能奇迹般地把他“不羁”的心牢牢的定下来，死死的定在了北京，以至于他结束田野回到美国去毕业答辩的半年内，都每天痛不欲生的怀着想念，“那半年里，我只能把自己弄的特别特别忙，几乎不睡觉，一边准备毕业，一边打四份工……好在我可以很方便到北京来，那个我并不想要的国籍带来的便利总能在这些小恩小惠上挽留住我。”

此时我认识他已经一年又大半，但我能确切无误地说出来的关于他的事实，也仅仅只多了四个：如今他和伴侣生活在北京市三里屯附近幸福三村的一套公寓里；他偶尔还是会想起母亲，非常偶尔回一趟台湾，从来不跟父母通话；每三个月，他都必须为了签证出境一趟；“回到”这个词可以被他用在北京、台湾、德州、加州的任何一个地方，但他没有家乡。

索多基本上没有跟我形容如今的生活状态，但他这样解释过：“在我所学的批判理论中，后现代社会里，一旦你的身份成为确定值，它就从资产转为负债，你不再是穿梭在流动的时空体验中，你变成落后和腐朽的代名词，而你的生活可能已经结束在那一瞬间。不过现在，我虽然精神上保有这种批判，但是我愿意固定在这里，以我自己的特异形式固定下来，即便伟大的理论家们认为我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作出决定的那一瞬间。”

这只是索多·范25岁之前的事情。

-end-

花朵们出现的那天我正在国贸和朋友吃饭，待我们清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短信里花名两个字已经成了框框。其实我也想要房要车，但是仅限于脑子想想，没有那么大勇气高举双手走上街头，即便是提前知道了，我想我也只是会躲在自己屋里暗暗上个推特关注着。革命者的情怀到我们这一代恐怕都少有，因为生活里其实已经得到了太多东西，要到have nothing to lose的状态可能才会认真考虑革命的事。前几天和一个记者聊天，她来自酷爱革命的法国，一个年轻的姑娘，六年前只身来到北京，不会说中文，好在英语不错，她就这样英文加比划和房东大妈们沟通，在鼓楼附近租了个工作室，然后住下来就是6年，她基本上都在跑经济新闻，前段日子旱灾肆虐，她一个人跑去河南，在没有一个人懂英文的村子里采访，好在当地有个大学生村官，两个人比划了一天终于弄清楚了这个村子在旱灾中的损失以及修复损失需要的投入。她一回北京就跟我说，中国农村的妇女们也很辛苦啊，都在地里干活，她一直以为中国的女人们会坐在家里管孩子管家，因为“不得出深闺”。她对自己的发现如此激动，甚至说要再去一趟住几天，把见到的写下来。她的激动衬托得我羞愧，最近半年因为需要提前毕业的压力，已经让我忘记了好奇和思考当下。

好在我记得很多过去。

很小的时候看唐师曾的采访手稿，中间有一段描述他见到卡扎菲的场景，那还是9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唐师曾由卡扎菲派出的直升机接到他所驻的沙漠之境，我记得那里有广袤沙漠、大风来的时候席卷起片片黄尘，唐师曾走下直升机向卡扎菲的帐篷走去，大帐周围散布着一些肃穆的兵士，近50岁的卡扎菲坐在帐里态势犹如坐揽天下，英雄霸气何等震慑。这位36岁时领导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王权的、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革命者，从未停止对不满现状的抵抗，于是到这近70的年岁才会发现自己站在矛盾爆发的十字路口。

如果不用站在道德争议的高度来批判或评价，看着这位在儿时让我崇拜的无可救药的领袖人物，迟暮之年面对越来越严重而混乱的国际指责也开始失去当年领导革命的信心满怀、井井有条，在各种声音的指控下、媒体灯光下甚至显得慌乱和不知所措，的确让我感到内心复杂。

或许我该抛却理想主义的旗帜，踏踏实实站在柴米油盐门口。

面对一天天上涨的石油价格、跟着飙升的食品价格，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坚持每天一瓶味全的习惯。最终抵抗不了味蕾欲望买下一瓶。离开超市的时候，仰头看着自己住的十四层小破楼，有种特别飘摇的感觉——再好的一生也有结束的时候，不论你是反叛者的头目、革命的领袖、还是个勇敢的记者、或者只是个追求理想爱情的小女子，这一生让你创造美好的机会只有那么多，之后就要借着这几年、几个月、几天甚至几分钟的记忆，度过余下直到死亡的那大部分生命。

如果此时我能穿越苍穹，看清世界，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凉了。

前两天在尤伦斯艺术中心认识一个92年的小正太（欧！人们都知道伊牟热爱小正太！），他很认真的跟我聊欧盟国家的碳交易问题，然后开始责备PRC的政府部门都不动脑子，国内的环境都这么岌岌可危了，为什么还在使用愚蠢的方法保护环境。顿时，我对这小正太产生无限崇拜：一个90后的小孩知道批判政府，这个太不容易；另外，他竟然能知道国内有在保护环境，方法愚不愚蠢先放一边，但我完全不知道国内有在保护环境……

出于不能放走小正太的本能，我开始就我知道的一点皮毛，和小正太探讨接下来的问题：比如，国内也有个排放权交易所，在天津，成立的时候闹的老大，国际啥啥组织啥啥机构，只要前面带WORLD和INTERNATINOAL的又和ENVIRONMENT相关的，都被请去了，初期还是做了几笔交易，但是这出“示范”大戏唱完，它就似乎只剩了个不再更新的网站，据说这个组织已经被“全球变暖”热死了。

小正太听的甚是担心，但是年轻人总是喜欢闪烁着大眼睛往积极健康的方向看，接着又跟我说，好像听说国内现在也有银行在做绿色信贷，这个点好哇，接着说绿色信贷怎样怎样。然后又说NGO们做的也不错啊……

然后按照惯例，这是我脑子该飘走的HIGH TIME了。

国内的商界的确工程浩大的把“环保”“低碳”“绿色”等等词汇普及进了千家万户，这个是贡献，至少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么回事。但是商业大佬们做一点企业社会责任的事情完全不能弥补他们带来的资源损失，比如想做全球最大的环保地产商的万科，他们小面积实验的绿色住房给社会节约的资源，相比他们每年在全国开发各种地产耗费的资源完全是九万牛一毛。不过王石还是挺值得敬佩的，至少他有这个意识，另外这人喜欢攀岩徒步，我对这类活动参与者普遍超级有好感。

然后小正太还提到了NGO。说到环保组织，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绿色和平，这个国际环保组织巨头在中国做的事情主要是“倡议”，是“环保运动”的一小部分，但是“倡议”是孕育社会意识的重要部分，在有了环境意识的氛围里，环境运动才能渐渐展开。现在比较通行的对环境运动的分类好像包括五个方面：拯救地球，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绿色和平，强调的是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第二类是保护大自然，像WWF，强调的是拥抱自然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第三类是保卫自己的空间，国内的环境NGO和一些紧急状况下的环境运动都属于此类，比如厦门绿十字，武汉绿色江城，当年反PX的散步也属于此类紧急活动之一；然后还有两类是离国内的环境比较遥远的，一类是深度生态主义，另一类是绿色政治，前者反对的是工业主义和技术统治论，后者反对的是当地政府，这一类我个人有点不能理解。

回到国内只有“倡议”的问题上，“倡议”之后，就没有以上种种运动的展开，更没有对祸源的监督，有些企业想参与环保，却缺乏绿化动力…… 绿色和平的海外经验告诉我们，“倡议”其实也可以做的很精彩，它们在国际上的作为有时候让政府和公司胆寒，但多数都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例如这次BP出问题之后他们做的一系列跟踪呼吁；但是在国内，按照VSO的说法：“宪法太伟大，要政府把所有责任都承担了，任何一个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由NGO做的议题，都在法理上是政府职责，导致我们习惯了在“公民社会”里活动的组织没有了活动空间。”

但是，我要说的是，天哪我到底要说什么！

恩，想到了，我要说的是，NGO做的事情有很多远远比倡导一下环保来的有当下的意义，比如说扶贫，在这个大问题下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贫困地区的教育，比如生态脆弱地区的持续发展，比如落后地区的反家暴工作和留守妇女儿童生计和自我进步……

但是对于刚刚登上自己人生舞台的年轻人来说，去做这些事情，要付出的远远比得到的多多了，不仅仅是肉身的辛苦，还有来自环境和周遭的压力。我认识一个特别有公益理想的哥们，在毕业的时候纠结的选择了去似乎还没从全球500强榜上落下去但是在中国发展策略有点失败的百安居，因为这份工作在上海，起始月薪8000，能给老来得子的父母一些安慰和体恤，稳定工作也能吸引漂亮姑娘…… 我挺支持他，因为如果他按照个人理想选择去Oxfam甘肃，在各种人口少于20人的村子里做项目，月薪2000，完全帮不上渐渐年迈的父母，更不可能找到漂亮姑娘。

这个似乎有点极端的例子是为了说明越来越多有公益之心的人选择“环保”的原因，毕竟这群人还是真的想为社会做事的。

但是公众视野里见到最多的“环保”提议，不是这些做事情的人提出来的，是被作为消费的媒体和消费品生产者提出来的。在他们倡导的理念里，“环保”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标签，是告诉别人你在内修外养上高人一等的符号指标。他们借此生产出来全套“绿色”商品，供消费者选择。看似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消费和环保原本就是反向存在的东西：环保强调的是节能减耗、拥抱本真，消费倡导的是物的礼拜、形式浪费。例子不胜枚举，总之当我翻开时尚杂志欣赏美图大片的时候，“环保设计”“低碳生活”这些个词特别眼熟。

前两个月中国移动弄了个特能掰的平面广告在地铁上：一群骚锐的潮男潮女摆出各种pose以显得很酷，然后冷不丁，下面一行大字——携手中国移动争做潮流环保先锋（之类的）；然后一行小字——发送XXX到XXXXX获取活动详情。我好奇的要命，中国移动要咋做这活动？后来听一个小哥说，详情有好多细则，其中一个似乎是每个月第五条彩信起，那个诺大的公司将捐赠通信费的十分之一（似乎是五分钱？）到一个什么绿色基金。“我勒个去”这句文明用语瞬间在脑海闪现，像我这种一年难用一次彩信功能的落后公民，已经失去为社会做贡献的资格了。

呃，我似乎忘记了前面那个小正太。Anyway，他最后赞同我的观点，还帮我举了个例证：上次他去三里屯参加一个中文名叫“牛奶”的香港潮流杂志弄的环保趴，真相是一群潮流圈里养眼的正太大叔萝莉御姐云集在那个布满闪光灯的场合（我眼神中已经心心闪烁），然后在一个写着“要环保（之类的）”大布上签名…… 接下来要引用小正太原话了：“主持人可能是为了活跃现场气氛，就拉住各个签完名的帅哥美女问‘你平时是怎么来做环保的呢？’，然后有个桃花眼大美女说‘你看我背的这个包，上面写着环保爱地球’；然后然后，更霹雳的是，大家都觉得最帅最帅的一个帅哥，被问到这个问题，低头指着自己的裤子说‘这条破洞的牛仔裤，破了我还穿，证明我很环保’，嗯，但是那条裤子后来被揭穿是售价2400的设计师限量磨破版。”

PS：最后，我郑重的向舟曲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