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途经云南大理，看了一些古民居，对此倒是有些感受。大理喜洲古镇外，有一座挺大的四合院。随后我走近，却有一名本地村民老杨上前，介绍这里已被一美国人租下，开成酒店。不过他说，自己是这里的导游，还是可以带着我参观除了客房以外的其它部分。

导游老杨介绍了这个大宅子的历史，原来，宅子是解放前喜洲古镇”四大家族”之一的杨家所建。解放后杨家人被打倒，大宅子几经辗转，空置下来，到本世纪初，长期荒废几乎损毁。这两年被美国人林登租下，才重新修缮了一番，并将原来的卧室改成了客房。这样的酒店价格不菲，一般游客自然住不起。美国人出钱请杨氏后人老杨做导游，如有游人来，可以带他们参观，并介绍杨氏民居的一些历史。

后来据我了解，喜洲古镇有严、赵、董、杨四大家族。其中最大的严氏古民居被作为旅游景点，门票50元一张；赵氏民居不知所终，或已损毁；董氏民居也是酒店， 但仅作政府接待用，你懂的，我自然不能入内；反而是被美国人租下的杨氏大宅，免费向游人开放，还有免费导游。这一情况，令我唏嘘。

老杨说，如果没人接管，杨氏民居恐怕早已荒废损毁。现在老宅能以这种方式重生，他作为杨氏后人，也觉得挺好的。文物的修缮、保护确实耗资巨大，引入社会资本，对保护文物也是一种探索。只不过，引入社会资本后，文物古迹变成了只有缴纳百万元年费的富豪才能享用的会所，而不是普通人可以参观的古迹，又谈何”让更多人看到”呢？社会资本投资到文物上，必然要谋求一定的回报。但是，这必须是一种合理的回报，不能因为谋求回报，将原本或可对外开放的文物古迹，变成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享有的会所。杨氏古民居的保护方式，可算是一种良性循环。

近日，一封名为“告师大青年书”的公开信出现在华南师范大学里，信中称，该校校刊《师大青年》编辑部被剥夺了办刊“自主权”。据了解，4月19日起，《师大青年》的学生编辑因为校团委突然对该刊编辑部主要负责人进行“换届”感到不满，通过微博和张贴公开信的方式表示抗议。

昨日，记者采访了华师校团委负责人，对方表示，此事系双方沟通不畅导致。经沟通，将尊重《师大青年》编辑部成员的意见，进行换届选拔工作。今后，校团委会继续给予学生办刊指导和支持。

学生编辑：报道生分歧　编辑部提前换届

事件起源于此前正在编辑中的第107期《师大青年》的头版新闻，原是关于华师“顶岗实习”计划的报道，不过，华师校团委老师不同意刊发。随后双方就此发生争执，这期刊物未能出刊。

3月底，《师大青年》编辑部学生负责人再次与团委老师沟通。据接受采访的学生称，相关老师沟通时表示，“我是老板，你们是我的员工，我给你们钱，你们就要让我满意……如果出不了我满意的报纸，那么一期都不要出，这学期不出也可以。”最终，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4月18日，学生编辑们突然得知编辑部负责人要提前进行换届，由校团委主导，面向全校范围选拔。记者在华师网站上看到，这份选拔启事中称，将面向全校学生选拔副主编以及新闻部、评论部、专题部等部门负责人数名。选拔笔试时间正是昨日下午，笔试后将由老师、团委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代表进行考评。

据了解，往年的换届一般安排在五六月份，这次换届被提前了，而换届的事宜，校方也没有与校刊现任负责人商量。编辑部负责人们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他们是“被换届”了。据了解，此前，该刊一直坚持面向全校招纳学生记者、编辑后，再自主在编辑部内部选拔相关负责人，而且，启事中提出的编辑部架构，也与现行的架构完全不同。

校团委书记：并非不尊重，将同意学生要求

昨日记者采访了华师校团委书记刘海春。他表示，这次事件主要是团委老师与学生之间沟通不畅导致的，并非团委不尊重学生。

谈及事件起源，刘海春称，当时不让刊发这篇报道，是因为“顶岗实习”之前其它校内刊物已有报道，学生们的报道作品“没有高度、深度”。因此，团委指导老师才希望撤换。

刘海春表示，校团委方面一直很支持《师大青年》自主办报，并没有过多地干涉他们的办刊工作。但新上任的指导老师经验不足，没能与学生进行妥当沟通，才造成这样的误会。他说，对于学生的“抗议”，

校团委会进一步与学生编辑们协商解决，“只要不违法，学生有在一定范围内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也代表了学校对学生的宽容。”

刘海春说，学生曾提出要求，要由编辑部学生负责人和校团委老师组成“考官”，对候选人进行投票。他同意由学生和老师组成评议团，不过只要能对被选人“达成共识”即可，不需过分强调投票。

刘海春表示，今后校团委还会继续支持该刊，给学生们一定的自由度。不过，会加强对办刊的指导，特别是该刊的头版报道。

最新进展：达成口头协议，但备忘录未签署

昨日凌晨“华师师大青年”微博发文称，“我们今晚已经和校团委达成口头协议，我们在公开信上的诉求已经得到承诺，明天上午将正式进行备忘录的签署。”不过，昨日下午，记者在电话中获悉，所谓“备忘录”并没有签署，学生负责人仍在与团委老师商谈。

这一事件在网络和校园中得到广泛关注。有不少华师学生、校友声援《师大青年》的学生编辑们。不过，也有校友劝学生应该冷静一点，与团委商谈解决之道。

观点

校团委与校园媒体，不是私企主和打工者关系

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接受采访表示，校园媒体一般是内部交流思想、探讨业务、沟通情感的平台，校园媒体要比正式刊物更放得开一些，年轻人有各种观点应该允许发表。

该人士表示，发生矛盾双方首先应该沟通，校团委和校园媒体关系不是私营企业主和打工者，不是一句“老板说了算”那么简单，何况校团委还是做青年工作的，这样的说法显得不负责任。

（注：本文系本人与同事刘黎霞合作之作品）

寒潮袭来已有一周，这阴冷的一周，少见阳光。但展望新的一年，我所期盼的，是阳光会打在我的脸上，会打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出自己的价值，都能够活出自己的价值。

无名的时代

2010年11月底，在杭州举办的第九、第十届新世纪舆论监督年会上，著名历史学者朱学勤先生曾做了一个总结发言。他说，这是一个无名的时代，没有人可以为这个时代命名，也正因如此，这个时代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的浑沌状态，什么离奇古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朱学勤先生说，改革开放已经过了30年，没有一个改革需要30年漫长的时间，用“改革”来给这个时代命名已经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社会转型”给这个时代命名。我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名记者，我纪录这个时代的细微变化，展现这个时代变革的细节，这样的职业，恰好给了我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从每天普普通通的新闻中，看到一个时代转身留下的痕迹。

阳光将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新的时代自当有新的景像，但它却可以用一句老话来描述：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过去这十年中，我已经发现，人的价值开始照耀整个时代。

“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这是王菲一首歌词，却正好描述了这个时代的景像。我坚信，在这个权威消解的年代，那些曾经的领袖，他的真实面目，将被民众认清。而每一个个体，他的价值将越来越难以被泯灭。所以，作为一名平面媒体的记者，我为生在都市报而骄傲，因为我们是如此地关注每一个市民的生活，关注每一个平凡的个体。

作为一名社会部的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几乎每一篇新闻，都在描写着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我描写着他们的欢喜，也描写着他们的苦难。而其中有一些报道，却令我尤为难忘。

去年3月，在南安石井，一名女子上网与网友激情祼聊，被网友截下祼照，不料之后双方感情破裂，男网友竟将祼聊截图打印出来，贴到了女方家门口。由这篇报道，我关注到了农村留守妇女的性压抑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这名女子更是一名受害者，而不应该在报道中有何谴责。

4月，在泉州九一街一家建设银行的自助银行里，一名男子持刀抢劫取款中的年轻女子，并将她连捅11刀致死。我和杨炯、标哥等多名同事合作，做了一个系列报道，从一起凶杀案，关注到这名男子的离奇身世，以及刑事案件受害者国家赔偿制度。

5月，泉州温陵南路，一名男子载着一名“女友”回家的路上，路边的行道树凤凰木突然断裂，一根粗状的树枝砸下，竟将男子当场砸死。这个报道从行道树的安全问题，到事故的责任问题，我连续追踪了数篇报道，直到死者家属与园林局对簿公堂。虽然在我的报道之外，这名男子也有诸多不是，但生命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依然应该有人为他的生命负责。法院至今未作出判决，而我也将继续跟踪。

8月，惠安涂寨九峰寺，住持师太收养了多名女童，却不希望她们再走自己的路，而是要更多地与外界接触。她希望能给寺里装上宽带，让孩子们能上上网，记者多次联系了惠安电信部门，终于为她达成了心愿，而在这样的报道中，我看到了在世俗和化外接壤处的隐秘而柔软的部份。

10月，泉州刺桐路一小区，保安老李嫌待遇太低，在小区入口的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辞职公开信，这篇报道背后，是保安生活的艰辛，以及小型小区里业主和保安之间复杂的关系。

12月，泉州丰泽法院作出判决，一名曾是电视台知名儿童节目导演、策划人的男子，因为先后猥亵5名男童，这一报道中，我采访了社会学者李银河和法律学者吴情树，关注了同性恋和恋童癖者，以及男性“被强奸”时面临的法律困境。

还是在12月，泉州市人民医院一群“临时工”，每个月领着不到800元的收入，没有医保社保，许多人年龄已经接近60岁，更面临着随时被开除的困境。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人的养老困局，我只揭开了冰山一角，却触目惊心。无奈冰山难撼，也许我的报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我们的目光并没有忽略他们。

作为社会新闻记者，我更加容易面对各种苦难甚至是死亡，在这些常人无法忍受的惨烈现场，社会新闻记者却总是十分淡定。但我在淡定背后，依然在感叹一个平凡的人，却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受苦难。人的价值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价值，人的生命正是最宝贵的财富。又目睹了一年平凡个体经受的苦难，我学会更加在意每一个生命。

上一个十年，网络已经完成了对我们生活的渗透。诗人北岛多年前有一首题为《生活的诗》，全文只有一个字“网”，却准确地预言十年来我们生活的变迁。而新的十年，至少在这个开头，我们的生活属于web2.0。尽管姗姗来迟，但微博、SNS社交网络终于还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况。最近两个月，我做的四篇 “闽南在线”新闻中，有三个来源于微博，而早在半年之前，我就做过关于闽南微博（twitter）用户的相关报道。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泉州，微博还是姗姗来迟，但在新的一年，微博将更加深入每一个泉州人的生活，而在这种改变的背后，我们将更加容易地倾听到普通市民的声音。

我只说，迎来2011

这也是我第二次写总结，上一次，我的主题是“梦想不休不止”，这一次，我的主题是“理想未完待续”。一年的时光其实太短暂，有太多想完成的心愿，只匆匆地画了一个逗号而已。在上一篇总结中，我希望自己做更多的调查报道、深度报道，挖出更多掩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新的一年，我依然要如此努力。

新年伊始，《南都周刊》做了一个题为“2010年那些失踪的新闻”的专题报道，报道中盘点了不少未完待续却不知所踪的新闻。从这个角度上看，我的日常报道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尴尬。这其中，有一些是我自身的原因，也有一些是无法言说的原因。

所以，我无法告别2010，但我仍要迎来2011，我希望那些未完待续的新闻越来越少，每一个事件都能在我的报道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希望自己能在报道中逐渐成长，在对每一个普通个体的遭遇的报道中，做出不平凡的新闻。

官文宾和孩子们在一起（官文宾/供图）

前天上午，官文宾坐上了通往德化葛坑镇的车，他和伙伴们邀请厦门大学新闻学院的副院长黄星民，给那里的小学生举办一场“与书为友”的讲座。两年前，这位厦门大学的硕士生放弃了几个不错的工作机会，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在这个名为“担当者”的志愿者团队里，和他一样的还有张韧刚、黄丽香和杨美琴。他们都是80后的大学生，都放弃了良好的工作机会和丰厚的收入，选择了全职志愿者这条道路，因为他们都相信公益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选择做这个，是选择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也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

年轻，就该为梦想而活

“担当者”成立于去年夏天，他们的梦想就是通过网络募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为偏远山村的孩子捐建图书角，“把大山外的世界拉到山里的孩子面前”（本报2009年11月3日曾作报道）。那时候，官文宾是唯一一位全职志愿者。读研时，他接触了一些公益组织，觉得做公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泉州师院的张同庆老师邀请他共同发起“担当者行动”时，他义无反顾地答应了。他在内刊的创刊号里写道：“从事这样一份工作，我有一种应和着时代的脉搏跳动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对于已在其他非政府公益组织中工作了一年的官文宾来说，这一切似乎是水到渠成。但对张韧刚而言，这个转变着实有点大。宁夏小伙子张韧刚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做了两年的程序员，月薪5000元。可如今他在厦门拿着1500元的月薪，负责着图书角捐建的流程。这个组织并非像原先的公司那么成熟，许多工作流程并不规范，有时让他很是苦恼。不过，“比起以前，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一个大工厂里的螺丝钉”。他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他而言是一种心理动力，既做着有意义的事，又能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黄丽香的选择更是让身边的亲人朋友大跌眼镜。在大家眼里，这位漳州女孩从小成绩优秀，从厦门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找个稳定、高收入的工作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她却找了这样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为此，黄丽香没少跟父母争执，“原来我回家，爸爸都不愿意跟我说话”。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说服，父母才慢慢接受这份工作对女儿的意义：年轻就应该为梦想而活。

公益，他们永远不会放弃

选择为实现公益的梦想而活，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呢？

官文宾的计划排到了很久以后，以前是捐建图书角，现在是办读书讲座，在可以预想的未来，他也会在“担当者”一直工作下去。他说，在那些偏远的山区小学，孩子们一看到他就脱口而出的那声“官叔叔好”，以及那一张张欢乐的笑脸，就是对他付出的最好回报。

为了养家糊口，三五年后张韧刚和黄丽香很有可能会告别这份工作，但公益事业他们不会放弃。对张韧刚而言，当他带着20公斤的书来到四川广元山区的一所小学时，孩子们争先恐后拿书看的笑脸，是他心中最灿烂的笑容。

杨美琴则为他们四人的选择作出了最好的注脚，在她策划的其中一场“梦想讲座”中，演讲者提到：“他希望孩子们能有一种兼济天下的梦想，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也要有一种担当的情怀。”

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每隔一小会儿，影院里就会爆发出一阵笑声。不过，这时屏幕上跳动的图像，却让我感觉仿佛在看话剧。

其实，这真的是一部电影，而不是话剧。但除了葛优还挺像他以前的风格外，其他演员（除姜文外）始终在很用力地表现着什么，却用力过猛了。令我惊诧的是，连周润发这种戏骨，也会用这样的舞台腔在演戏。网上诸多评论，汇成一句话，就是“太给力了”，太给力了，也许就是用力过度的意思。在电影中，我也依稀看到了 一点《疯狂的石头》，或者《疯狂的赛车》的味道，在节奏感上，确有相似之处。

在豆瓣上打分时，我给这部电影打了4星，4星就是比较好的意思。它讲了一个有理想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理解成一个由敏感词构成的政治寓言，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往不同的方向理解。但姜文在电影里，终究铺排出了一点理想的味道。在这个一谈理想就会被傻逼斥为幼稚的时代，理想的价值，只应被放大，不应被缩小。尽管它的表现方式，也有点刻意。

一部电影必然不可能完美，只要有一个亮点，就足以给它定性了。不过，在豆瓣上打分时，看到一水儿的五星，我还是无法给它也打个五星。这部电影，从开始到结局，始终缺少点什么。

另外还要说说影院的事儿。在影院里，还是看到不少10岁以下的小孩坐在家长的怀里看电影。在我看来，这部电影至少也要是PG-13的。看完电影后，我听到谣言称这部电影的宣传经费达到5000万。虽然看到微博上一边倒的评论，我已经猜到这部电影的宣传费不菲了，不过5000万这个数字，还是让 我颇感惊诧。

这些人是在演黑社会，还是摇滚青年？——《线人》短评

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细节的处理实在太差。情节的暗示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让人看后只想发笑。桂纶镁和谢霆锋要牵手的那一幕，实在是太可笑了，还特意制造机会让两人握手，其实他们的相遇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这个牵手实在是画蛇添足之作。

另外，演员几乎全都不着调。除了谢霆锋还算靠谱外，一向演小混混的张家辉，改演警察，表现得还是有点拘束。除了这两个角色外，桂纶镁和陆毅，可以说根本就不适合角色。

桂纶镁除了翻白眼、放下脸之外，还能想到什么别的办法装黑老大吗？配上这样的妆容，桂纶镁要是演个有点叛逆的摇滚青年，可能还说得过去。跟本色反差太大的这种角色，从桂纶镁这次的表现来看，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至于陆毅，像网上的评价那样，始终差了一口气，要演劫匪，还是算了吧。

这是YY，不是讲故事——《80后》短评

我和圈圈同学一起看完了这部电影，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们俩一直在笑，爆笑。不过，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一部喜剧片，似乎导演想讲述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似乎而已。

我看到这个版本，名叫《80后》，据说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天长地久》，在我年来，用后者这个不知所云的名字，可能还更恰当一点。这部电影中组合进了十分丰富的元素，丰富得令人明显得感觉到营养过剩和无所适从。各种剧情一一涌现时，只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十分可笑的组合。另外，细节处理得也明显失当，男女主角在拐角处差一点相遇的那一段，让我笑了很久，至于男主角在看烟花时说得那段雷人的台词，就更令我惊诧了。

我揣测了一下，或许导演是想把自己YY出来的所有80后可能遇见的故事情节，都塞进电影中，用这样的办法，来讲述一段“史诗般”的80后成长之路。不过事实上，不知道导演和编剧们，有没有反思一下，这是YY，还是故事。

也是这一天，我把我的QQ签名和MSN签名改成了“2010年10月8日，世界没有抛弃中国。”那时我情绪激动，我觉得很多话哽在喉头，最后都没有说出，只写了这样一句话。而在新浪微博上，很多人也一样只写了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奖只是对过去的褒奖，至于未来，他只是给了我们靠谱地期待的理由。

时间倒退一年，有谁能想到，一年后的这一天，会突然具有某种意义，让一些人激动、让一些人不爽。其实每一天本都有可能有这样的命运，就像这写这篇导言时，已经是2010年11月2日凌晨，说不定也会有什么事，让世界记住这一天。

郭颖哲老师写了一篇《巴菲特访华采访手札》。巴菲特就是天生的新闻源，他到哪里都可以绽放出金光闪闪的光芒，特别是当他登陆大洋彼岸这一个崇拜金钱的国度时，更能够轻易地俯视他的粉丝们。不过，郭师的札记中，却用了一个我不甚熟悉的词：祛魅。该词大意是，把巴菲特身上PS上的闪闪金光去掉时，你看到的巴菲特。他不那么耀眼了，你看得清楚一点了。当然，这样的巴菲特，仍然有很多看点。其实我看到的是，不少媒体都在做着“祛魅”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伟大的巴菲特来到伟大的贵国干的伟大的事业，并不就是历史的全部。

历史不是仅由宏大叙事腔调描述的大事件组成，相反，在这个宇宙中匆匆走过的屁民们的生活，也是历史的纹理，甚至是脉络。因此，我自然很喜欢吴少老师的《近事记》这样的腔调。日记或许是神赐给人类记录历史的伟大工具，只要能将平常的生活写得丰满，就足够好看，足够有价值了。

平常的生活足够好看，平常人的故事也足够精彩。范否老师的《尘埃里开出的花朵》，说的一样也是一个关于平常人的故事，准确地说是三个。作为贵国的平常人，我们虽然总在批判贵国，却不能逃离，也不能抛弃它。我们生活在贵国，一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空间的大小，是由我们的态度决定的。而范师的故事中，主人公用自己的行动在阐释这需要一种怎样的态度。

说起来，每一篇稿子，都可以归结于态度问题。当年我的世界现代史老师邹先生，他曾说，人的观念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陈堃老师的《北京第一跑，壮心未已》中，说的是对跑步的态度，也是一种坚持的态度。

而王丹老师的《EX》，大约说的是爱情问题；而吴丽老师的《写给自己和宝宝》，则涉及到了母子之间，像我这样的人，对于这类问题，倒也思考过一些，不过却无法想像，像吴师这样的同龄人，她亲身经历时，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套用王丹师文章的结尾，可设一问，如果你遇到意外成为了准爸爸（妈妈），你打算怎么办呢？

对往事的回忆，也是人的一种态度。郭隆兴老师写的《童年囧忆续集》，写的那些童年故事，似乎正是我们每个人曾经经历过的。当然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同的，而生活本身又充满的各种不同的色彩。所以潘野蘅老师写了《我的大学无规划》，确实，本来可以体验丰富的色彩，何必一开始就规划成单色的呢？

周运杰老师本期的漫画《谁让你直播的》，画面不需要解释，但正好是我们看到的，想说的。画漫画是一种对公共问题发声的方式，例如南都的邝飚老师，我转发了他在微博里发出的每一幅漫画。而一般而言，我们还写字。就像邱靖老师写《推销一下鹭岛当年的先进散步经验》这样，让我们看看厦门人的散步方式，我们发现，游行不像游行，反而是散步更像标准意义上的游行。而这种温和的方式，它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最后要说的是杨不悔老师的《再说<言炎>》，这样的刊物就是一个对公共问题的发声平台，在大学里，有这样的平台是很难得的。我不禁想起，之前在厦大一直在做的《厦大经纬》，它时常令我怀念。而丽香老师更是交了一份《担当者》的内刊，这是行动者的号角。

写导言之前，我重读了一下南墙诸位老师之前的导言，我发现切入正题前，总有一段提纲挈领的文字，抱歉我没有。没有这样的缓冲带，不得不说文字显得突兀了一些。不过到最后，我倒是要多写一段话。说起来，这期的文字中间，我们写了不少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些东西对未来的价值，甚至多过现在，因为它记载了这个时代丰富的细节。如果未来的地球人仍然认识汉字，那么他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触摸到历史的脉络，以及它展开的纹理，它比起干巴巴的历史年表，更深隧、更丰富、更有质感。

另一个抱歉的是，本期交稿的诸位老师，大多我从未谋面。我在阅读完各位的作品，想要敲下键盘前，总是在犹豫，我是否已经领会了你们写此文的真实意图呢？所以到最后，我只是写下了我的看法，是为导言。

被逮住的猴子暂时关进了附近的东湖动物园里。这个背景下，报社同事决定去东湖动物园做一个追踪报道，而为了凑热闹顺便免费游玩一下动物园，我也跟着去了。

进了动物园才发现，原来它就在我之前来过数次的东湖公园边上，我却一直不知道这么个地方。随后，我们给这只猕猴拍照，议论他、逗他、看着他在笼子里窜来窜去。动物园老板老赵介绍，虽然动物园里最大的一个猴山里住的就是猕猴，但他们不是一家，如果这只猕猴闯进他们的领地，只会被打死。于是，这只猕猴只能跟另一只短尾猴同居在一间小笼子里。老赵说，那只短尾猴原来是别人养作宠物的，后来不要了，送到动物园里，脾气温和，跟这只猕猴还颇能相处。

这个五六平方米的小笼子里，从此将居住着两只猴子。这个下着小雨的上午，猕猴与短尾猴同住一笼，在笼子里偶尔蹦来蹦去，不时爬上笼子里竖着的那根约两米高的断枝。有时，两只猴子似乎在说话，在互相抓跳蚤。而另一些时候，在湿漉漉的笼子里，他们蹲坐在某一处角落，独自发呆，任我们在外围观。

说起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动物园，园里的动物，自然也是蜗居在此。即使是旁边那个所谓的猴山，不过是个高约五米的假山，居住着十几只猴子，空间也不宽裕。不过毕竟是群居的猴子，活泼了许多，总是在打闹着。

这样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除了我们外，动物园里一直没有其他游客。每只动物都在自己小小的天地里呆着。在动物园里待久了，我突然也感觉到他们的寂寞。我们围着那只猕猴转悠时，附近孔雀笼里，一只孔雀突然长啸一声，开了屏。那只孔雀的羽毛似乎有些稀疏，但还算中看。它就这么竖着羽毛，在笼子里走来走去，其它孔雀则淡定地待在一边。过了很久，可我们还在逗那只猕猴，它不知不觉又收起了羽毛。

而一只母狮子，突然低吼了几声，那狮子笼离我们很近，我们转身看她时，她在笼子里徘徊着，又低吼了一声。音量不大，但那确实是狮吼，直到我们离开这里，她才停下吼叫。

从猴子笼稍走几步，一个笼子里关着一只狼。我似乎看到了它的不满，因为它在笼子里始终没有停步，走来走去像是在找出口。

一只食蟹猴蹲在笼子里，笼外的说明中称，食蟹猴胆子很小。于是我就想试试，突然冲上前去吓吓他，他一动不动，却张大嘴，做惊谔状。我再试，他还是惊谔状。等我要走开，他却盯着我，好像想让我再吓他一次。

不知不觉已经11点多。我们准备离开，走到了门口的猛兽区，看到蟒蛇馆里，几只蟒蛇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似乎闲得蛋疼，那些供他们捕食的老鼠、麻雀， 则淡定地在他们身边窜来窜去。新到的河马果然只露出鼻子和眼睛，在水里游来游去，看到游客，很兴奋地向我们靠近，可我害怕被河马喷水，却始终不敢向他靠近。河马的邻居棕熊——就是《鬼吹灯》里凶猛无比的”人熊”，则兴奋地在笼子里走来走去，可是，我始终没有看到他向传说中的那样，抬起前肢来像人一样 直立行走。

每当我们离开一个笼子，笼子里的动物就从兴奋中逐渐淡定下来。这个雨天的上午，他们的表现只让我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寂寞。我们跨出大门时，终于欣喜地看见，一坨情侣买了票，又走进动物园，和动物们一起兴奋地拍照。

离开前想到谢摄在拍那只猕猴时，对着他说，感到空间突然小了很多，是么？想一想，除了生活空间比他们大很多，和这些动物们相比，我们真的比他们自由很多吗？

我的老师陈佳裕走了。他走之前，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一眼。又是一个终生遗憾。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就好。遗憾的是，我做不到这一点。那天晚上，匆匆赶到二院，站在呼吸科病房门口，看着里面五六名护工忙忙碌碌地帮他整理衣服，头脑一片空白。在这间隙，盖在他脸上的白纸掉了下来，我看到了他的脸，和我脑海中的陈佳裕老师相比，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却不一样的惨白，却不同寻常的扭曲。那时，我仿佛感受到了他临终前的痛苦。

然后，他的家人站在床头，没有哭，眼睛红红的，表情木然。

回想起来，与人称“大叔”的陈佳裕老师相识不过半年，觉得每一次与他聊天，都颇有收获。本来还希望有一天，能再和他聊聊天，再跟着他做条新闻，没想到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世间再无陈佳裕，关于他的一切传奇都已落幕，而忝为他的“关门弟子”，我也只能在这半年多来的记忆中，尽力去搜寻一个自己心中的“大叔”，自己记忆中的“陈佳裕老师”。

认识大叔

新人第一次参加的部门例会上，被称为“大叔”的陈佳裕被定为我的老师。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好久，才依稀知道，大叔是我们社会部的首席，是最牛的记者。但那次开会结束后，他只是笑着说，这小子很壮，以后采访时要打架可就不怕了。不过，我记得的，是他的笑容很温暖。

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习惯，不过，几天之后，渐渐适应了，才发现他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刚开始时，因为跑口聊天中，大叔和那些警察都用闽南话聊天，我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在聊天之余，也感觉出了一点味道。大叔总是很快的时间内完成了采访，条理清晰，事情前因后果，也一清二楚了。

有一天在采访车上，大叔跟司机聊了几句，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要尝试一下采用创新的手法去写稿，要多试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大叔说的很简单，但这一句话却惊醒了我。虽然直到现在，也许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但大叔的这句话，却让我颇为震惊，直到现在仍然记着。

之前在写个人年终总结时，就写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着大叔做的一个监督题，关于惠安的豆腐渣村道工程。这道题难度颇大，我们上午本来出发的就有些迟，之后找各个采访对象，还花了一些时间，不料，每当采访一个人时，大叔总是三言两语就切入主题，很短时间里就能采到所需要的信息。到下午4点多，大叔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还在想，这个稿子到底能写成怎么样。但没想到，第二天出来时是一个整版。后来，我仔细阅读新闻的每一个部份，才发现，各种信息其实已经十分详实了。

之后还有一次，惠安一小学抗震能力为零，却依然继续使用，我跟着大叔，同样也就是在学校里转了一下，又去教育局等机构转了一下，没想到却又写出了一个版。——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和稿件后来被撤了，并再也没有发。

但现在看来， 两条新闻，却让我开始认识大叔，却开始让我把他和另一个整天写各种常规新闻的记者甄别开来。

大叔的另一面

不知道社会部还有谁和大叔一起打过牌？幸运的是，我和大叔打过。已经忘了是哪一天的事了，就记得那是个闷热的雨后，我和大叔和福安坐在阿标哥的店里，三人相对无言，见桌上有一副牌，大叔就拿过来，突然跟我们不见一人两个开始打了，打牌的时候，大叔还是很风趣的。这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吧。直到现在，跟大叔一起采访的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却还依记得。 

有一次，大叔交完稿留在部门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回。见我们不少人也都在办公室里，大叔便和我们坐着一起聊天。这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对媒体的认识，有他的一些经历。我记得他说起媒体，说起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说起凤凰台的一些栏目，言语间颇有见地。那一次，我突然觉得，虽然平时大叔做社会新闻，冲锋陷阵，打打杀杀，颇有大将的气慨。但这一次，却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点知识份子的情怀。

别了，老师

大叔的追悼会结束后，一天有人问我，会上你向大叔的遗体鞠躬时，在想些什么呢？我如实作答：当时头脑一片空白。真的是这样，在医院病房里，在太平间里，在殡仪馆里，有太多的时间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而另一些时间里，充满的不相信与不解， 眼前这个人真的已经走了吗？眼前这个人真的是数月前还与我谈笑风生，真的是两天前还有稿件见报的那个大叔吗？

世间再无陈佳裕，一切终成定局，这段时间常听有人历数多年来他的传奇事迹，感慨之余，也只能接受斯人已远行的事实。我辈新人多须努力，可在冬季的寒风中，只想默默地说声，别了，老师。

所以真正能拍出关于一条街的那照片的，肯定不是我。我对于一条街的记忆，也许是残破的，那些记忆里的画面，在我的镜头下，也显得粗糙。

不过，因为答应过那位编辑，要帮他找一些照片，我找到了部份以前刻的光盘，那些光盘里，还是有几张照片，部份记录了我眼中的一条街，从南门到KFC那段路上的一些东西。

出了大南门，另一边就是南普陀了，所以这里有总有南普陀的高僧们活动的痕迹。除此之外，卖电话卡的、卖报纸的、卖香的、卖各种手工艺品的。久而久之，也许他们的在孔已经颇为熟悉，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南普陀的高僧们来讲，也是这样。

可能对我来讲，一条街上有三个常去吃的东西，KFC、MCD和MLT。所谓MLT，就是Ma la tang（麻辣烫），在一条街上某个路口向下延伸，在那条小路上，聚集着几家川菜和几家MLT。这里，有时被戏称为”一条沟”。

一条街要拆了，沿街的店铺一家一家关掉、清仓，之后，这股风吹到了一条沟。川菜馆也一家一家地关掉，最后坚守着的，就是这些MLT。它们，也成了一条沟里最后一个被围观的角色。

这张照片摄于某个周末的夜晚，照例，随着路灯亮起，一条街进入夜间的高峰，沿着店面的街上，已经拥挤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站定，再举起相机找一个好的角度。不过换到靠着南普陀围墙的另一边，几乎没什么行人，结果我拍了这么一张什么都有的照片：深蓝色的天空、昏黄色的月光、被灯光照亮的路牌和满街的行人。

08年5月，一个废弃的模特。这时候许多店面已经人去楼空，在某棵树根边上，这些东西随意扔着，已经不需要了。

一条街KFC门口，08年5月的一个下午，街上几乎没人流连，镜头里能拍下的也只是行色匆匆。这间KFC被拆掉后，虽然在西村对面”重生”，人气也逐渐开始恢复。不过，就不久前我刚去那边看到的情景是，那里仍然比不上当年的一条街。

多年前某一期《厦大经纬》，曾在头版的倒头发了一篇《一条街的死亡与重生》，这个标题是我想出来的，现在看来，一条街还没有”重生”，这种模式是自发形成的，在厦大周围，也不再可能产生。至于西村，它就是西村。

第一点是关于要如何写新闻的。有一天跑部门回来，在车上，我的老师陈大叔突然转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应该多尝试用创新的手法写新闻。（大意）不得不说，当时这一句话对我的震动还是很大的。即使作为都市报的新人，稍微跑一段时间新闻，基本上也就熟悉了都市报大部份新闻的写作模式。一但习惯了模式，就难免在面对某一个新闻素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这些熟悉的模式，把一条新闻写死。从某个角度来说，把一条新闻写死，也就把一条新闻看死了，自己就很难再尝试从不同地角度去挖掘新闻背后的东西。一条新闻总是要有至少一个新闻点，那么学着挖出一个点来，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是关于采访的突破问题。在跑现场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如何突破现场的僵局。在突发事件中，面对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时常束手无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介入事件，融入现场。那么，也许我需要提升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地融入一个现场呢。

比如7月30日，我采了一条“14岁小孩溺水身亡”的事件，在现场，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采访。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开始向现场的围观群众发问……最终我虽然采到了这条新闻的大部份信息，不过还是深感自己采访效率较低。

同城的东X早报也派一记者一摄影一实习生到现场。这个记者到现场后效率很高，直截了当地就开始向受害者家属及围观群众提问。虽然他提问的方式让我觉得带有不小的攻击性。不过不得不承认，他的效率确实很高的。

可能是我缺少这种直截了当做事的勇气，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还不敢迅速地下手，当然这种技巧也许在不断地训练过程当中，还是会逐渐提高的。

洪老大也说到一点，也许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到现场采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抱着看热闹的动机进行，介入它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也许是为了让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警示—-当然，要用恰当的办法去沟通。

关于这个突破问题，在泉州还有一个麻烦，因为我几乎一点闽南话也不会说，所以面对一个都是本地人的现场的时候，该如何介入他们，我也束手无策—-既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他们说起。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多向那些同样也不会闽南话的记者们学一学。

第三点是同城媒体的竞争问题。由于之前对泉州的媒体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来泉州实习过，所以对泉州的媒体环境完全没有体验，顶多只听一些人谈过。这一次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泉州的媒体环境。在采访“14岁小孩游泳溺死”事件时，由于东X早报的记者比我们来得迟，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采完了，正准备找遇难者的一个亲戚带我们去看看遇难者落水的地方。不过派车的东X早报还是快了一步，直接把该亲戚接走，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摩的跟在他们后面，没想到还是摩的灵活一点，我们居然先到达了现场。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影响到我对整个事件的采访，不过结合到东X早报的那个记者来时对我颇不友好的眼神，多少还是有点不爽。也许是之前在厦门实习的时候，见惯了厦门的海X导报、厦X日报和厦X晚报等媒体记者之前差不多一团和气的场面，这种场面一时还无法适应。

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也许决定了不同地点的媒体环境，这点也许只能慢慢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