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躲猫猫”、“喝水水”、“做梦梦”、“被自杀”等等奇怪死法后，神奇的中国大地上又增添了一种神奇的死法——“激动死”。

我想问，派出所究竟还能创造出多少种荒谬的死法？

在我大三寒假时，身边曾经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一年年尾，说要严打，我小学同学的父亲被人举报，在没有任何书面通知和没有搜查出任何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被带走。三天后，家属接到了死亡通知。被带走的那天，她父亲只是感冒了，没想到不过几天，父亲竟然离开了她。在警方提供的录像上，家人只能看到他父亲最后死亡的画面，录像已经被剪辑过。警方的说法是，她爸爸是“感冒死”。

放假回家，听说这件事情后不久，我在车上遇到了她和她母亲。她们说要到派出所烧纸钱闹去，说派出所只肯赔偿四万元。如果家属坚持尸检，而尸检结果又是自然死亡的话，则一分钱不肯赔。我同学家没有任何可以用得上的社会关系，我的同学当时还在上学，弟弟辍学打工。他们担心，警方肯定会操纵尸检，即使家属坚持，也只会得出自然死亡的结果。我答应帮她想办法看怎么办。

第二天咨询过一些人，也联系了部分媒体，希望能帮到她。结果第三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说已经收了派出所五万元赔偿，另加村里出的几千元的丧葬费。

这件事情在家乡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大部分人认为同学一家懦弱，简直是贱卖了自己的父亲。我对他们接受五万多元赔偿的结果同样感到愤怒，但是却又只能无奈地理解他们。毕竟，坚持讨回说法的结果很可能是毁掉一整个家，这个社会，又有什么途径可以留给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去申冤呢？而跟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村委，之所以肯出几千元的丧葬费，也不过是收了派出所的好处。头上是一张张权利和金钱织就的密不透风的网，又让他们如何去为自己亲人讨还公道呢？

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不知道，我以及我的家庭会不会遇到同样不公的事情。生命竟可以用如此低的成本抹杀掉，在一个人权没有任何保障的国度，正义、自由、法律都只不过是一句可怜的口号和摆设，人命如蝼蚁。

我总是避免让自己陷入极端，我当然愿意相信通过渐进式的变革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GV总是会用它超出我们想象的想象力，为我们创造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喜剧。而法律，则成为了权威手中随意揉捏的橡皮泥。一个独裁的威权GV，只需要动一下手指，这片国度的人们就可以消失，可以被ZY，可以永远不敢说出真相。我不知道，一个从中心就开始腐烂的树，如何能开出健康的花。

“（谷歌创始人）36岁的布林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在实施他记忆中苏联实施的镇压行为，也是让他改变主意的原因。布林在6岁时随父母逃离了苏联。他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警察登门，父亲遭反犹主义歧视──让他更加认为，抛弃谷歌既定政策的时候到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很多五毛脑残说谷歌退出中国是为了引起动乱，并且在中移动和联通要终止跟谷歌的手机业务合作新闻爆出后，幸灾乐祸地说谷歌打错了如意算盘，我只希望他们能读一下布林的这段话。

当然，我早就丧失了给这群脑残开窍的努力。我希望，在他们或者身边的亲人有一天面对强拆、家人被“躲猫猫”、小孩子打了不合格疫苗死掉，又没有任何途径向外界说出真相时，不会哭。

今天我再上那个论坛，发现帖子已经被LZ撤掉了，这让已经回忆起自己也有过吃霸王餐心理的我有些惭愧。

逐利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其实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好商品的想法无可厚非，而市场也总在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并且降低产品价格，来满足消费者。但是在这过程中，价格总是不会降低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因为如果真的变成那样，消费者可能暂时受益，但是整个产业的链条就将断裂，将来企业或者个人再也不会有动力来生产这种产品。总要在市场中找到一种合适的营销模式，并且在竞争中调整能取得的利润额和定价，一个行业才有可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这是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不得不说，电子书的确带给了读者很多福利，尤其是充斥于网络的免费电子书。在图书行业，数字出版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总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有人说是跟人们的阅读习惯有关，但是说实话，我们连电子阅读器都还没摸过，又怎么来比较和选择呢？

现在，亚马逊的Kindle是目前最成功的电子阅读终端，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拥有终端，还有网络书店的强大支持。而前不久苹果也推出了类似大号Touch的ipad。中国也有了汉王、翰林、易博士等电子阅读终端生产商，但是由于市场尚未培育起来，定价又过高，销售情况并不乐观。这个月，第一财经采访了汉王的科技董事长刘迎建。插一句题外话，我是很“佩服”汉王为自己的电子阅读器取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电纸书，这个名字不仅发音不好发、土气，还在刻意忽略数字化出版的革命性，这样的保守很不让人欣赏。刘迎建在采访中侃侃而谈电子阅读器的前景，称虽然现在销量有限，但是一旦人们开始接受这一产品，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销售将呈现指数级的增长。这个我很赞同，但是增长的只是整个市场，面对越来越多的品牌，以及深圳华强电子城无孔不入的山寨产品，汉王又凭什么脱颖而出？当主持人问到，汉王如何避免被山寨化的命运时，刘迎建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网络电子书店，购买更多图书的数字版权，也就是亚马逊的模式。显然，比起一直以出版为主业的亚马逊，汉王在这上面并没有优势，虽然汉王书城已经上线，但是用户可以下载的书籍非常之少。

这不仅仅是汉王的问题，很多电子终端都有这个问题，在图书版权的整合能力上他们弱势明显。当然这一方面是大家术业有专攻，做电子终端的要进入出版业存在着行业限制，另外一方面，也与出版社的态度有关：多数传统出版社认为电子书的销售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并且因为电子书的易于复制性，出版社担心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上，会导致网络盗版的泛滥。

然而，市场上正版电子书的缺失却是导致盗版的泛滥的一个助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终端，对内容的大量需求就顺理成章。山寨厂商会竭力去挖掘免费的电子书，预装进自己的产品中；电子盗版商会复制各类图书，或者破解数字版权保护系统；读者也会因为想获得更多图书而四处搜罗并且分享（大部分年轻人的分享意识比我强）。到那时，你还能怪得了谁呢？你已经失去了进入这一领域的时机，你只能卖几年已经握在自己手中的数字出版版权，然后被淘汰。

我经常看到一些帖子，不少人因为网上下载的免费电子书质量差，而且内容单一（基本上是玄幻、武侠、言情之类的），而发帖寻求更好的电子书资源，即使付费也可以。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传统出版商拱手将自己的领土相让给盗版图书，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

所以，其实我根本不应该怪那位在论坛发帖寻找免费下载的读者，我实在是应该怪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为什么没有及时为读者提供质量可靠、价格适中的电子图书以及下载这些图书的渠道？

开发出Kindle的亚马逊作为一个长期的图书从业者，无疑是明智的，它一直避免把自己的未来定义为一个数字出版商，并且用电子书的阅读增长了传统纸质书的销量这样的理由来说服传统出版社自欺欺人，出版电子图书，但是如果它跟你说它不是看重了数字出版的前景才这么做的，那你信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是：电子阅读器不断推出，甚至山寨的阅读器价格已经降到了一千元一下，苹果也推出了ipad电子阅读器，竞争如火如荼，但是出版社对此却反应冷淡。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而又可怕的冷漠。你不进入数字出版的市场，自然会有看到商机的人来做。最后可能落到个卖几年版权，然后就死掉的地步。

所以，如果传统出版社不在尚握有大量数字版权的时候去制定规则，那就只能等着别人来给自己制造枷锁了。如果传统出版社能头脑能清醒一点，就应该赶紧采取行动，来加大自己手中的筹码。坐等别人开拓市场、提供技术支持、做营销……那最后被替代的就是最不出力的你。

这一段时间，逃离北上广作为新的媒体议程，频频出现于人们的口水中。这或许多少体现了中国社会以不健康的姿态狂奔后给人们带来的一种疲态，比如说现在的我的状态，就是很“疲”。远离故土，疲于奔命，承受着社会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心里装着渺茫的前途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四处突围，不免头破血流，但又没有退路，因为面子，或者因为现实。

看到周运杰拍的大花角，我最近涌起的逃离的欲望更加强烈了。那么美的地方，生活在其中，不是如神仙般幸福吗？

但是人走到了这一步，真的是身不由己。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年轻人，十几年寒窗，终于毕业，在一线城市可能未必赚得几个钱，但为父母亲友赚得了面子。回家，是难以启齿的。或者，因为中国的国情，资源、较通畅的晋升渠道、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只会出现在大城市，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同样负担不起回家的代价。当然，也有无数不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同样咀嚼着漂泊的苦涩，经受着迷茫的折腾，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感。

有人逃离，有人坚守，有人彷徨。城市兀自繁华下去，漠视着个体的存在。在南墙小组中，已经踏入工作的一部分人，应该有着各自的体会。

马老师写了篇《心》：“又走到了一个路口，脑海之中每天胡思乱想，却没个结果。……我现在需要一个出口，改变现在的状态。”辞职，然后考研，成为了马老师的出口。但是，在《心》写完后不久，在马老师宣布自己递交辞呈后不久，他终于没能顶住资本家的糖衣炮弹，对涨起来的工资低了头，谁说富贵不能淫！

董大哥（不知道是不是我更老一些）一贯感情细腻，有感于并肩战斗的同事的离开，写了这篇《人来人往》：“有那么一刻，我怔在人群中，人来人往，嘈杂喧嚣，望着窗外的工地和更远处的烟火，一股悲怆涌上心头。有人说，旅行是以家为圆心不断需找新的半径的过程；如果不能确认圆心在哪里，那不是旅行，是漂泊。”我正沉浸在漂泊的伤感中，不料，董大哥的结尾来了句：“那又怎样，谁让我们年轻呢。”

哎，本以为找到了知己，可以一起怒骂漂泊生活的不人道，然后用结伴的方式来让自己逃离的理由更加充分，没想到一个个都是表面文章。

秀月学妹直接则舍弃了在家中早睡晚起的安逸生活，先去了次成都爬山，然后决定北上，加入北漂的汪洋大海中，愿她找工作顺利：“既然厦门的生活满足不了追求，自己又说服不了梦想委屈生活，那就放任性情，追随内心。于是，我试着把爬山的状态带到三月的北京。”

谁让我们年轻呢？！

我们年轻的热血，注定无法长久地冷却；我们跳跃的心脏，如何能够忍受平庸的折磨？将青春安放于打拼中，才似乎不枉了“年轻人”这个称呼。

工作了的南墙们，虽然也有被工作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刻，也有孤独的时刻，也有彷徨犹豫的时刻，但是乐观却永远是基调和底色。没有工作的南墙们，也在同样昭示着青春的美好际遇。

我们的美女颜钦，去台湾交流了，这让以马老师为首的众多南墙筒子们很是羡慕。可惜，也许是因为刚到的关系，心情还没有平复，颜钦没能成稿，期待她以后的文章。

还好，我们的东阳学长，以一个资深记者的身份，用洋洋洒洒八千多字，不仅带我们浏览了台湾的风土人情，更让我们得以通过他的视角登堂入室，走访了台湾的政界。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我认为《凤凰周刊》应该为东阳学长颁发“最佳推广奖”。因为他实在是个好员工，从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台北之行里，是多么地渴望将凤凰周刊时时拿在手里作为宣传。而当《凤凰周刊》被当地媒体报道或者当他听到某人说经常读《凤凰周刊》后，又是多么自豪。开个玩笑，学长不要介意。

接下来说点正经的。

我们看到南墙的成员们笔头是越磨越精细，越磨越犀利。《搞文艺就是搞革命》把文青刻画得惟妙惟肖，剖析得入木三分。而尤明宇君的文章，处处可从中读出哲学的味道，虽然我不太懂得，但请允许我表达敬佩之情。《亡天下读后》一文很有历史和思考深度，发人深省。

《孔子》、《打狗也要看主人》读得我酣畅淋漓，读完后心情非常地舒畅。而常远的那篇文章更是让我联想到了陈冠中的《盛世2013》。“过去的一年，该封了的都封了，该删的都删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迹象都强有力宣告着‘严冬’的到来。”这句话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因为陈冠中的那本书中，描写的正是我们几年后过的“幸福”生活。

康康君的“三国杀”十分有创意，不过这种有创意的戏谑也挺让人无奈和心酸的。郭颖哲同学一贯自认理性，没想到却在这期文章中大动肝火。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在一个让理性的人都气愤难耐、让气愤的人只能把气愤转变成戏谑的国家活着，的确是不容易啊。最后，对我那篇上期就该交的稿子就不说什么了。

谁让我们年轻呢？！我们年轻，所以乐观而积极向上；我们年轻，所以单纯地关心别人的命运；我们年轻，不想被社会的染缸淹没，所以鞭挞社会的不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一些。愿，南墙的筒子们，容颜可以老去，但永葆年轻的心。

我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大学四年有着那么强烈的新闻热情，但是在面临选择时，却并没有为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有过多少挣扎和思考。这让我很难过，原来执着了那么久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自己真正在乎的。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会轻易放弃自己职业理想的人来说，未来却并没有因为这一次改变而有所清晰，反而更加迷茫。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辆失去了轨道的火车，或者是一辆根本就没有轨道的车，没有任何计划性，充满了变数。我不过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较有名气的图书编辑，在跟他聊过一个下午后，我接受了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并不是因为他说服了我，实际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建设性的对话，我接受这份工作，不过只是因为我厌恶了自己的状态。

我依然喜欢新闻，但是我厌恶了在不懂装懂的状态下写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有没有用的稿件，厌恶了为每个话题似是而非浑沦吞枣地添一些热闹的口水，厌恶了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和不断快速学习新知识的焦虑，我也厌恶了为了能进入上海的媒体而整日等待消息的生活。我希望换一种状态，我希望我能从事一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用担心自己的不胜任会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从从容容地学习和成长。

这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校对。这位老师为了安排的工作基本上是古文的校对，在经历了校对一本厚厚的清代诗人作品的试验后，我认识了一大堆比我这些年来认识的繁体字总和还要多的繁体字，并且正式开始了工作。

我本来以为，校对应该是文字工作当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了，它不需要你对自己掌握的汉字进行再一次的排列组合，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活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才发现，要做好校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当你面对上面写满了演变了数千年古文字的古文时。实际上学问很大的考据学，跟校对是很有相通之处的。我看着另外一位跟我一起工作的老师，每天辛苦地进行着古籍的一校，据说他原来开着一家古文书店，只卖古籍，后来经营不下去，经人介绍来做古籍校对。我记起了曾经有一位新周刊的记者跟我说，他们有过一位很牛的校对，会在出杂志的前一天深夜打电话跟你讨论你文章中某一用词的出处。哪一行，都有些高人啊。

写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凸显自己工作的难度，增加神秘感，只是这一行让我很欣慰，因为它符合我的习惯，我希望能够深入而细致地了解某一知识，而不是心急火燎地浑沦吞枣，校对古籍让我对中国的汉字演变以及汉学有了初步的认识。

据说校对是每个图书编辑的必经之路，我当然并不是只想做一名优秀的校对。图书出版这一行，我之前并不了解，因为对于书的热爱，一度觉得这一行很神秘。最近接触了一段时间，我更多地改用了商业的眼光来看图书出版业。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这跟国外已经走得差不多开始向别处转型的现状存在着一定差距，传统出版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书籍内容的选择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扩展的余地，更多的潜力在营销上。抓住现阶段人们的阅读诉求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调研的阶段，这是一本书可以做好的第一个环节，接下来如何包装、推广一本书，甚至是推广一种理念，从而推广一本书，有着很大的学问。能够做到着一些的现在都被叫成“图书策划人”，他们必须有跨度较大的能力，从内容编辑到出版发行，从设计印刷到策划宣传，还要利用好所有可以利用的媒介，没有灵活的头脑和手段很难做好。这也是很多图书编辑的终极职业目标，可惜大部分人都只沦为了最底层的垫脚石。

看到一些报道，认为2012年电子书将取代纸质书成为阅读新宠。也许这对于初入这一行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我对此没有资格发表看法，只有几个未解的疑问。第一个在于电子阅读器的昂贵售价，不知道过几年售价可不可以降下来。第二个在于版权问题。当然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做到数字版权保护的，但是人们认为，过于严苛的数字版权保护措施会损害人们对电子书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在电子阅读器售价高昂的情况下，很不利于培养起习惯于看电子书的群体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仅仅是读者，还包括为数众多的作家——都反对实行版权保护制度，认为这妨碍了知识的自由传播和分享。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电子书的私下复制已经没有什么限制，相反，对数字版权进行保护是一件很复杂的工程。但是，虽然在古代知识创造本来就是自由分享的，版权保护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慢慢出现的，不过如果放弃这一保护，会不会损害了人们的知识创造热情？有什么办法能够在这其中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呢？

信笔写来，暂时到这里吧。

公盟（以下简称GM）案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在经历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口水战以及被宣称是以“推动公民意识”为主要目的的募捐之后，这次波折似乎已经过去。它留下了什么呢？除了公盟的公益努力广为人知，许律师的知名度上升以外，这个社会收获了“公民意识”了吗？人们真的知道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了吗？

相对于募捐的简单，人们显然懒得去理解公民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也乐于在这时候贡献出点钱，救出许律师，让他继续为“奶粉婴儿”，为邓玉娇工作，这样我也算间接地为社会公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良心上过得去了。至于以后，哪想那么多！

设想一下，这次波折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被渐渐淡忘，在某些人身上可以看到的公民意识的一点点觉醒也消失殆尽。

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赈灾捐款其实都为人们提供了证明自己善良的机会，而公盟案，对于社会的作用，大抵也不过如此。至于公民意识，你问问大家，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公民？对民间社会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被折腾，远没有当初为GM募捐时所标榜的“推动公民意识”那么伟大和崇高。

当然我并不是在非议GM最后接受募捐，即使我的确认为许律师应该坚持自己被逮捕前的宣言，不向政府屈服，但这是GM的决定，我连外围人员都算不上，没有资格指手画脚。如果许律师坚持坐牢，我肯定是支持他的；他不愿意坐牢，我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人认为许在GM案中收获了巨大的声望，那他本人就该对得起人们给予他的荣誉，不应该背弃自己不会妥协的声明。当然这都是个人观点，事情没有降到自己头上，即使你言之凿凿如果自己遇到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妥协，那也还是无法阻止有人说“到那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干了”。

总之GM这些年来为社会、为弱势群体做了很多事情，许律师即使不坐牢也值得人们感佩，如果他没有说出“以后要低调再低调，妥协再妥协”之类的昏话的话，那应该就更完美了。

可惜后来郭玉闪又出来说了几句，刚被塑造成“甘地第二”的许律师一下子就跌下了神坛。这大概让很多人失望了。

郭玉闪都说了什么呢？“志永数次公开发言，声称为庄璐担当计而狱中认罪，言下之意不仅GM有罪，且罪在庄璐。以庄璐之无辜，受如此之责难，令人震惊；此中细节，不得不辨。”

这段话所指的是许律师在被释放后未同GM协商私自发表的两份声明，其中除了对关心他的人表示感谢外，均有涉及到庄璐的话，并自称为替庄璐顶罪所以承认了是他指使庄璐将两笔账目漏记：“最担心的是庄璐，如果定了罪真不知道她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我希望她能在逮捕之前获得自由，所以承担了所有指控的责任。我承认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几笔赞助没有记账（进看守所之前我一直以为记账了）是因为我指示庄璐不记账”；“我发现警方总能抓住每个人的弱点，把庄璐抓进来就是我的软肋。从单位犯罪的法律讲，如果人家非要给GM定罪，而我作为法定代表人又确实不知情，庄璐无论作为财务主管人员还是直接责任人一定会作为替罪羊。我太懒确实记不得财务的事情，为了让庄璐尽快出去，承认了一些根本不知道的（也许是忘了）事情，后来，也是由于希望庄璐尽快出去，认可了“偷税罪”（其实现行刑法已经没有此罪名）。记得最后一天我对预审说，我能为庄璐做的只能这些了，要怎么判随你们吧。”

试问，天下有这等替人顶罪的方法吗？且不说许是律师，即使普通人也应该明白，如果庄璐有漏记账目之错，许承认指使庄璐漏记账目就可以免除庄璐的罪则了吗？如果庄璐无错，许主动承认自己指使他人漏记账目，如此应对岂不是将GM陷入被动？再则，难道许律师认为警察都是吃干饭的，不会看到您的公开声明吗？

另外一个疑点在于，许提到他根本不知道漏记账目之事，但是郭玉闪在之后澄清称：“当地税突击检查之后，作为GM七人决策委员会成员之一，在得知GM可能有数笔收入未被会计入账后，我即致电提醒志永立即联系会计公司交涉核实此事，志永却未予处置，反于同日关机赴京郊静养。”如果郭玉闪所言属实，那么许律师明显是在说谎。郭是在许的声明之后为庄璐澄清的，而许一直没有反驳。

中国人爱搞内讧，此痼疾之深以至于到了国外处于人数劣势的时候也改不掉。这是被很多先贤骂过的毛病了，现在中国人似乎已经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郭玉闪出来为庄璐说几句话的时候，右派里面就开始传出了“搞内讧”、“不合时宜”的批评，认为郭玉闪此时站出来说话未免有分化右派队伍、瓦解GM的危险。

郭玉闪作为多年从事NGO工作的专业人士，与许是多年的同事、朋友，不可能不了解这个道理，但是他选择出来为庄璐说话，我想并不是因为他的不识时务，而是出于最基本的是非公义之心，不希望庄璐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指责。在漏记账目这件事上，GM的确是有错的，让ZF抓到了把柄，而具体到GM中谁该为此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则应该就事论事，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更没有必要公开暗示自己是替别人顶罪的（做了好事这样高调地说出来让人觉得有点恶心了）。那些批评GM不团结的人们，难道说为了一时的团结可以牺牲GM一贯标榜的社会公义吗？如此下去，某个民间组织壮大了，难免不会沦为下一个“斧头帮”。

NGO组织本身生存环境就严酷，需要慎之又慎，出现问题了公益之人须有谋略、有担当，一句我不懂财务岂足以搪塞之？我想许律师大可不必因为民间突然涌起的敬仰而让自己顺应这股热情，成为人们供奉的英雄。人皆有缺点，会犯错误，承认并不可耻。错误不可怕，被人推至不胜寒的高处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都把自己当做了英雄而下不来台。而民间，以后也大可不必这样大造英雄。

有人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循环。中国的历史当然有进步，但是太多的进步无法累积，在进步了一段之后就停滞不前，没有反思，没有建设，没有成为制度和习惯，最后跌回离出发点不远的地方。GM案不应该仅仅是一次被折腾，民间组织的自律、NGO如何与政府互动交往、民间需要怎样的声音、公民意识如何培养这类更有意义的讨论并没有出现，除了单纯表达谴责与支持，我们听到的其它声音很少。

历来做事冲动不计后果的我选择了辞职——而且是辞掉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为自己的爱情下注。来到北京后，我一直在为此耿耿于怀。因为这个决定又一次证明了我的多变和缺乏理智，而我偏偏还梦想做一个理性的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来约束我，没有一个编辑来催促我，我永远都不能自发主动地完成一项工作或者计划。所以，每天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

上周六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从陪未来的婆婆和小姑的任务中解脱出，下午去听了钭江明、许知远、李海鹏、仲伟志等一干前辈的“新新闻讲座”。这次就只能记述一下讲座和我的一些感想，我看到了董云峰和邱靖两位，据说秀月也去了，我想这篇短文对其他没去的同学应该会有点价值。

讲座所说的新新闻其实就是特稿写作，几位新闻界前辈的对话稍稍梳理出了特稿写作的发展之路，从之前那种单一的叙事方式走向讲故事，注重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怀，又从煽情化的讲故事到真正成熟克制地写作，这中间走的路很长，而且仍然还要走很长。

讲座中仲伟志贡献出的糗事是他在03年曾经写过“吕日周的命中有一场雪，分两次下在他的记忆里”这样的句子，而也是在那年的6月，李海鹏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特稿——至今仍为人所不断提起的《举重冠军之死》，他现在会为文章里的那句“赶在午夜之前，冠军与五月一起离去了”而耿耿于怀。类似的文学煽情腔至今仍频繁出现在众多的新闻特稿中，总能让人在读到时心里咯应那么一下。有时候，文艺腔的确可怕，尤其是对于新闻写作。但是如果放在中国新闻写作的历史中看，03年这样的写作已经算是个不小的突破。

对于新新闻的前景，我没有前瞻的能力，但是直观上觉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真相的简单快速索取，而不喜欢从一篇隐晦的长文中寻找出记者想给出的答案。具体到我，也更热衷于在网上趴着，希望截获最新的消息，期冀用自己不怎么强大的判断力将一个个碎片般的事实拼起来还原为真相，而这些事件的后续报道，我却经常忽略，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多久没看过南周了。

我承认我是一个没有耐性没有计划，想法太多但总是没法执行下去的人，几乎具备了射手座所有的缺点。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导致了自己的这种肤浅，不过有些朋友跟我有着同样的感觉，这样的现象还是有一定普遍性。如果浅显地分析一下，这也许跟中国的舆论环境有关，因为存在众多被遮蔽的真相，所以民众更热衷于自己接触到第一手的消息，他们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媒体。相比而言，自己或者同自己一样普通的民众所看到的、分析的真相对他们来说更有说服力。要改变这种环境，大家心里都有数，实在是困难。

快餐文化也对人心理的演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来静下来读一本好书和一篇好文章，包括一篇深度报道。许知远的大开本的《生活》，穿插大幅照片，文章很长，有些反阅读，我想是故意的：如果你没有静下来的心情，就不要读《生活》。

去年曾经跟着某位老师采访过许知远，是由三鹿谈开去，讲现代人的危机，很不幸那个选题最后被毙掉了。许知远喜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解读事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远非一个记者一个专栏作家那么简单。去年他说：“中国现在是个非常反智的时代，知识不被认为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是比文字本身更高级的思想和情感，不是被欣赏和值得追求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是经常被嘲弄的东西。”而在这次讲座上，他同样提到了中国的反智特点，人们越来越不能理解和欣赏文字之美，放弃了思想上的愉悦。一篇优秀的特稿也许可以担负起恢复人们品味文字能力的任务，反过来看，前景似乎并不是十分灰暗。

讲座中，忘记是钭老师还是仲老师说了这么一句“在中国，艺术是低于生活的。”他的意思是中国的现实是如此精彩跌宕，可以挖的东西是如此之多，在新闻上来讲也是如此，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可以挖到一个大新闻。当然这不是个好现象，荒谬和无耻每天不断上演着。因为许(XUZHIYONG以下简称XZY)案，梁文道甚至把文章的题目写作“中国已成索多玛”，一个像XZY一样常常劝别人看到中国进步一面的温和知识分子，也被激怒到了这种地步。

读者问《时尚先生》的钭江明，为什么敢登XZY。钭解释说，在杂志要上市的时候许才出的事，他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公盟是合法的，许做的事情也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没有想到恶势力会这么强大”。有朋友开心网上记录道：“温和派的冬天来临了。”在一个集权的组织要收紧手中权力之时，往往最先被动刀子的就是温和派，因为他们是秀才，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也只试图按照一直坚持的原则来反抗，好捏，没威胁。

我们生活在这样荒谬的国家和时代，是非颠倒，好人遇难，奸人当道，愤怒也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不敢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做。

每次出现是非颠倒的新闻，我脊背发凉，它提醒我，我们平静生活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黑洞，我所安心过的小日子，看似平静而美好，但是某天或许因为我的家被暴力拆迁，或许因为我没有所生活的城市的户口，或许因为我在良心的驱使下为某个不相识的写过一篇报道，或许就因为我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这种生活就倾塌掉了。今天知道了消息，《南国早报》的刘原，因为报道网瘾少年被打死而遭撤职。很久之前看过安替在新新闻人自学手册中写道，在做一个记者前，你一定要确定自己不会因为失业而被饿死，你还有其他的生存技能。

我的男友，曾经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记者而颇不放心，我安慰他说我做财经记者，没有太大危险。我只能希望我不会在这个官商关系密切的国家遇到官商勾结的新闻，或者我能没有良心些。

顶级俱乐部的衰落

G8还未开局，一系列的问题就似乎预示了此次会议的不顺利。

会址设在属于震区的拉奎拉，本身组织很混乱，不过主办方意大利为成员国领导人准备的地震逃生指南倒是值得称许。直到会议开始前不久，意大利还没有确定本届峰会主题，突然曝出的丑闻却让贝卢斯科尼抢了不少峰会的风头。另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因新疆骚乱而缺席也成为了峰会的一个遗憾。

这届峰会在相对安静的舆论中开始和落幕。面对经济危机、H1N1流感、朝核问题，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峰会，媒体对它的关注却不可与往届同日而语，取得的成果也乏善可陈，就连一贯的示威游行都消失了。

G8前身是成立于1975年的G6，为了对付肇始于1973年的“石油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重振西方经济，由法国和联邦德国联合当时全球最强的经济体美、英、日、意在巴黎郊区举办会议。次年加拿大的加入使之成为“七国首脑会议”，1997年俄罗斯加入后G8正式形成。

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这届峰会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具体措施模糊不清，长达30余年的长期目标变数重重，但持续了三年的议题终于有了突破，各方达成共识：到2050年八个成员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标准至少减少80%，而世界各国也应参照此标准减少50%，以期达到将全球整体平均温度降低2摄氏度的目标。

另外，峰会宣布将投入200亿美元巨资，促进穷国、尤其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不过值得人们担心的是，四年前的苏格兰峰会上G8成员国承诺过的援助也还有23亿美元未曾到账。

在应对经济衰退和加强金融监管问题上，峰会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就朝核问题，峰会拿出了一份“强烈谴责”的联合公报；而伊朗问题索性被忽略不谈。

G8成立之初就是协调最强经济国之间的利益，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的崛起，全球经济权力得到稀释，由几个精英国家关起门来定规则主宰世界经济格局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闭幕式上奥巴马坦言，撇开新兴国家，由G8独立应对全球性问题，是“错误的念头”。G8似乎成了鸡肋，再也不是那个当年俄罗斯强烈希望它接纳自己的“顶级俱乐部”。

新格局

《纽约时报》曾经就今年四月在伦敦举办的G20峰会发表社论：“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把前苏联的解体作为二十世纪的结束，把当前的经济危机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国际社会目前可以做的并且必须做的是显示出彻底重建的意愿。除制定可信的经济和金融措施外，如果G20峰会能实现这一点，那么峰会将取得巨大成功。”

而现实是，非但彻底重建的意愿没有显示出来，不少国家尤其那些曾经是绝对经济权威的国家还没能从经济格局变换的必然中适应过来，新崛起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声音也仅仅是刚开始发出来而已。

“金砖四国” 是高盛经济学家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创造的词汇，四国的首字母正好组成BRIC（砖头）一词。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1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而中国又占到四国经济总量的49.2%。相比于将世界拖入经济危机中的美国，“金砖四国”正充当重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地位不断上升。

今年6月，胡锦涛参加了在叶卡捷琳堡举办的“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峰会，有专家解读此次峰会为新兴经济体正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重新构建世界货币体系。

而更有人预测，将来包括G8、金砖四国、以及南非、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GDP占全世界85%的G20将取代G8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对话平台。实际上，此次G8峰会就邀请了发展中五国及埃及共同对话，并有意将G8发展为G14或者G20。

世界经济格局马上面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最深刻的改革，尽管东方不一定如亨廷顿预言的那般取代西方成为新的世界中心，但至少多个经济体之间平起平坐的局面已经可以预见，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不再只由老牌发达经济体说了算。

G8的象征意义

曾经，世界经济看似是由美国领导着走在通往繁荣新大陆的征途中，美国的声音放大到全世界，美国的价值观也随着麦当劳、肯德基涌入他国，可悲的是去年的经济危机证明了这只是美梦一场。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框架已经被质疑，但很明显指望美国马上转过弯来是不可能的。同样，指望拥有了很长优越感的其它老牌发达经济体主动承认他们正慢慢失去自己故有的地位也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G8还是G20，由于缺乏成熟必要的机制和职能，只能把各国间的共识和分歧、要求和观点一股脑抛出来，甚至连实质性的讨论都还没有真正展开，更何谈真正去解决。我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老牌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

4月在伦敦举办的G20峰会将在9月的匹兹堡再次召开，G8更适合被看做一个中间的节点。指望G8来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是不实际的，但它所表明的对话的姿态以及经济格局变换的象征意义却是意义重大的。这是一个进步，各国已经开始在新的经济格局中寻求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不够好的进步，有着不同动机的各国对于原则性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要形成有效的沟通机制恐怕任重而道远。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世界经济格局都已经以经济危机为转折点开始偏转，G8扩容或者被取代是毋庸置疑的。9月即将举办的G20必须尽可能在各国自私动机之下求得对话的可能，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否则仍将落入G8的窠臼，流于表面。毕竟，展示姿态、昭示象征意义几次就够了。如果一直展示下去，只怕各类峰会都沦为了各国作秀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