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媒体纷纷评论：“为教育部门对学校安全保障工作和关于学生相关逃生技巧普及，以及对社会闲散人员树立良好的心理辅导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从中央到地方，一轮又一轮的校园安全大检查、大预防也紧跟着铺开。

然而，正如有媒体评论，“前后只有55秒怎能让学校负责？”的确，教育系统这次是成冤大头了。郑民生报复的是“社会”，而不是校园，校园只是一个凶案现场而已，就像很多凶案发生的公园一样。

“郑民生曾经是一个好人。”邻居的这句话是多么值得被注意。它告诉我们该检讨的是这个让曾经的好人变坏的“社会”，郑民生在被制服后喊的那句：“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正是社会深层矛盾爆发的一个标志。

《孔子》中有一段对话，鲁君称赞孔子治理领地有方，说他的领地上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正是评价一个领导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不让郑民生活的“他们”、根本上导致那些幼小生命逝去的元凶，不是王姓领导，不是那些抛弃他的女孩子，也不是把房价炒高的地产商，而是管理这片国土的那个团体，那群人。

郑民生挥刀报复社会，选择了这个社会上最弱的人群下手，原因大概有二：一，糟糕的人生、失败的事业和悲惨的爱情已经让他自卑到了极致，只有最弱的孩子，他才有自信制服，才能百分之百地免于失败的羞辱；二，当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他发泄他对人生与社会的不满，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而在自焚、杀人等手法都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抗体，政府和人民都变得麻木不仁的现实背景下，他只有选择小学生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下手，因为，他们能吸引来更多的注意——既然要同归于尽，他宁愿因轰动而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解读他，咒骂他，痛恨他……他供认，他原计划要杀30个小孩。

是的，会做出如此举动，郑民生的神经肯定有问题。但“曾经是一个好人”的他，是后天形成的精神病，是生活不能安居乐业所导致的，是因为生活在一个不能安居乐业的“社会”导致的——试问，举国多少人不是至少处在这种“后天精神病”的亚健康状态呢？

而郑民生，既是这个“社会”造出来的可怜虫，也是这个“社会”放出来的魔鬼，来制造更多的可怜虫，正如那些孩子，那些父母，还有不得安居乐业的所有人。

时时要提防着是否有危险正向自己袭来，是否自己的私人财产会被共产，是否头上的屋顶会在瞬间被挖掘机打翻，是否有精神病人持刀在路上乱砍，这种不能免于恐惧的生活所构成的“社会”，正是一个再病态不过的“社会”。

1941年，佛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公民应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是这个“最高愿望”中的最低标准。

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即通常所说的生存权，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再简单点说，就是鲁君称赞孔子的那句：人人安居乐业。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的人，所求并不多，最基本的，不过免于恐惧而已。

2010.4.1 厦门

继“躲猫猫”、“喝水水”、“做梦梦”、“被自杀”等等奇怪死法后，神奇的中国大地上又增添了一种神奇的死法——“激动死”。

我想问，派出所究竟还能创造出多少种荒谬的死法？

在我大三寒假时，身边曾经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一年年尾，说要严打，我小学同学的父亲被人举报，在没有任何书面通知和没有搜查出任何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被带走。三天后，家属接到了死亡通知。被带走的那天，她父亲只是感冒了，没想到不过几天，父亲竟然离开了她。在警方提供的录像上，家人只能看到他父亲最后死亡的画面，录像已经被剪辑过。警方的说法是，她爸爸是“感冒死”。

放假回家，听说这件事情后不久，我在车上遇到了她和她母亲。她们说要到派出所烧纸钱闹去，说派出所只肯赔偿四万元。如果家属坚持尸检，而尸检结果又是自然死亡的话，则一分钱不肯赔。我同学家没有任何可以用得上的社会关系，我的同学当时还在上学，弟弟辍学打工。他们担心，警方肯定会操纵尸检，即使家属坚持，也只会得出自然死亡的结果。我答应帮她想办法看怎么办。

第二天咨询过一些人，也联系了部分媒体，希望能帮到她。结果第三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说已经收了派出所五万元赔偿，另加村里出的几千元的丧葬费。

这件事情在家乡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大部分人认为同学一家懦弱，简直是贱卖了自己的父亲。我对他们接受五万多元赔偿的结果同样感到愤怒，但是却又只能无奈地理解他们。毕竟，坚持讨回说法的结果很可能是毁掉一整个家，这个社会，又有什么途径可以留给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去申冤呢？而跟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村委，之所以肯出几千元的丧葬费，也不过是收了派出所的好处。头上是一张张权利和金钱织就的密不透风的网，又让他们如何去为自己亲人讨还公道呢？

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不知道，我以及我的家庭会不会遇到同样不公的事情。生命竟可以用如此低的成本抹杀掉，在一个人权没有任何保障的国度，正义、自由、法律都只不过是一句可怜的口号和摆设，人命如蝼蚁。

我总是避免让自己陷入极端，我当然愿意相信通过渐进式的变革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GV总是会用它超出我们想象的想象力，为我们创造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喜剧。而法律，则成为了权威手中随意揉捏的橡皮泥。一个独裁的威权GV，只需要动一下手指，这片国度的人们就可以消失，可以被ZY，可以永远不敢说出真相。我不知道，一个从中心就开始腐烂的树，如何能开出健康的花。

“（谷歌创始人）36岁的布林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在实施他记忆中苏联实施的镇压行为，也是让他改变主意的原因。布林在6岁时随父母逃离了苏联。他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警察登门，父亲遭反犹主义歧视──让他更加认为，抛弃谷歌既定政策的时候到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很多五毛脑残说谷歌退出中国是为了引起动乱，并且在中移动和联通要终止跟谷歌的手机业务合作新闻爆出后，幸灾乐祸地说谷歌打错了如意算盘，我只希望他们能读一下布林的这段话。

当然，我早就丧失了给这群脑残开窍的努力。我希望，在他们或者身边的亲人有一天面对强拆、家人被“躲猫猫”、小孩子打了不合格疫苗死掉，又没有任何途径向外界说出真相时，不会哭。

世事难用对错去定论，但是有些人希望能将其早早盖棺，以求做的心安理得。人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身后事自然要有身后去评，一个人如此，一个朝代也是如此。有些东西只是我们在一个点时想给自己一些交代，但是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交代就好了，千万别硬生生要去塞给别人。那些硬生生的塞进去的东西，有一天又要被塞回来，往往尴尬的很。我有时会遐想一下那些苏东剧变后做意识形态的工作者他们会处于一个什么境地，有一部片子叫再见列宁，说的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太太因为昏迷恰好错过了柏林墙推到前后的过程，直接承受了这种突然变化的结果，拍的很深刻。这世界的转变就是这么快，太多人满口的忠诚也不过是利益的驱使。如同我们念的那些誓词，经不起什么困苦的考验，只是短暂的一点点，就分崩离析。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包括爱情和理想。理想与欲望分不清界限，所以有时膨胀的太快，特别当双方的理想冲突时，便会出现一些够血性的事情出来。也许谷歌不是理想了，是寂寞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百度那种唯利是图的公司就能比他强，却不知中国人不是喜欢更好的搜索，只是喜欢能够更好的排解寂寞的方法。再自由民主，也不如在贴吧上匿名胡乱骂明星自由。分享性也无所谓，我们也不看那些有字的东西，有种子下的地方对我们都一样。

你有时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没有理想没有血性的人更值得欢迎。谁都喜欢沉湎于“男人做到了这些你就嫁给他”的女人，也喜欢不能自已于“这样的女孩你不娶她还有天理吗”的男人。许多人只是会思考，就已经不再是受欢迎的人群。连我们的教育也一样，当一个天真活泼的男孩看到那些安安静静的女人更受老师喜欢时，发现思考并不能造成自己更好的学业并能让大家崇拜时，他们自然会让自己老实，变得更女性化。准确来说，能在这里看到共鸣的，都是一群当初自我没约束好的人，你一样，我也一样。

谷歌中国还在，无非后面加了hk。自己慢慢明白去打这个字，自然也就知道自己要慢慢学会去找一条出路。再没有自动的连接，就要更艰难的去求索，如同我们从象牙塔里出去，天空海阔，但也要随时记得，北方有北极星，南方有南方之强，简称南墙。

这世界一将功成万骨枯，怎么走，你们自己选择吧。

是的，我们是一个不允许正常销售摇头丸、K粉和大麻的国家。我们所享受的将远比这些来得直接。忘记三聚氰胺吧，民间的力量到底还是太小儿科。

最近，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批准转基因技术用于主粮种植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玩完不再是个梦，而是一件已经有了确定时间表的事情。真是太大快人心了。面对未知的食物时，最饿的那个总是最不要命的，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战乱时期的难民吃观音土的故事。但那起码是一种自由选择，这次我们可是被动成为了世界头号人肉试验品，因为很简单，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信息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的丰富，可是……我们不会在自己家后院种水稻，尤其当大部分还“蜗居”着。

一些居心叵测的“科学家”说：科学是动态发展的，现在没有检查出问题就可以吃。——我吃了转基因大米身残可能要60年以后才发现，可是您的脑残现在就显示出来了。难道要等60年后13亿人都智障了才说“噢！原来不能吃！”真是比法西斯还牛掰，还不如那谁谁复活，然后来点儿痛快的呢~

还有另一说就更为邪恶了，居然说其实你们不知道啊，转基因技术早已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尤其是你们平时吃的粮食吧，我们早就一点点儿地让你们试吃转基因啦，不也没出啥事吗？对于这一事实，余在心痛的同时也只能感慨到：“草~怪不得这些年脑残越来越多……”而我也相信，吃的最多的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请将你们手里的股权凭证卷成棒状，上一边自爆菊花玩去。

知道这件事以后我看到米饭就想哭，模糊中想起在日本游玩时吃的米饭。那个美啊~记得导游阿叔说过，当年这个缺地的小国闹米荒，政府为解决问题急忙从某邻国进口大米，不了几天，温驯得几乎只会说“斯咪嘛噻”跟“呀咩喋”的日本家庭主妇们居然彪悍到走上街头，捍卫饭碗的纯净。相衬之下，生命在这里已经没有尊严了，其实不必如虫豸一样地嘲笑别人，因为自大也总好过自贱。这句话其实是自嘲，因为除非及时用脚投票，否则我也难逃被践踏的命运。

我们的国歌真是太有远见了……唱得多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真就没脱离过危险。至少，不会比把色彩火辣的摇头丸广告挂得满大街都是新西兰安全——在那里，起码你知道自己吃下的东西，将带来什么。

不用看了，这里就是DPRK优越制度的全国试点，咱们羡慕人家那乌托邦可不是一点两点、一天两天了。

很难想象现在的情况，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神奇土地。两年前，那里如奔跑的兽脊一般涌动的沙山、美到残酷的向日葵海和让我可以就那样看尽一辈子该看的流星、挥霍无度地许愿直到天亮的苍穹，这些曾多次让我有流泪的冲动——越美就衬得它越悲剧。

在新疆之外我极少见过对政策如此盲信的地方（或者我到过的地方并不多，或者视野长期局限于福建东南沿海这种“脑筋活络”人士成堆的地方）。它是让我惊讶的，因为它是那么的复杂：多民族，内部冲突不断，整体偏向伊斯兰世界且长期以来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自治的。而这种复杂，却被用了最简单、最一刀切的方式对待。第六次新疆畜牧会议就规定要借小额信贷就只能养一种特定的牛——“需求杠杆”是几百年前就存在的知识了，但这就是21世纪初新疆的经济管理水平，代价有多惨重，就不赘述了。这是我所遇到的那种害得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因为无法还债而跑路的“大事”，比较“小”的还有天山上那一家子哈族人，连发烧应该治疗都不知道，孩子活活烧成了傻瓜。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有多少可能的社会阶层流动存在。

“怎么会这样？”是的，面对这些人你总会感到揪心的。因为他们不是受害于天生的无知，而是受制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相对于他们，也许Donald Tsang真的希望可以将那些举着牌上街反对修建高铁香港段的社运人士一枪嘣了，然后吹着枪口说“你们知道得太多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太多的论证没有必要，而太多的异见也没有必要——基础越简单，即便当错误发生，后果也是可以一笔勾销的，远在那么荒芜的远方，无论是消失了一个人，还是消失了一座村子，都没有太多的世人可以感知得到。于是决策的成本就被一再降到了最低。在这里，讨论言论自由意义尚且不大，反而信息对称的问题能够先得到改变，冲突的数量才可能真正地被抑制。但更为悲剧的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我的人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没人知道自己真正不满的是什么。但或许就那那么一件很具体的事，让他们压抑已久的怒火喷薄而出，比如今年的那件事（这个你们都知道我的所指）。

还在念书的时候，一个电台的维族同学曾给我看过一封某后来不幸入狱的汉族官员的“上书”，里面表达出了对统治这样一个“无知”而又暗流汹涌地区的不安，逻辑非常简单而有效：隔离产生对立，对立导致冲突。而这种隔离无处不在，比如哈族人和维族人不被允许进入国足的体系。而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哈族男生在描述这件事时，语气里尽是不满，但眼睛却会四下转动以确保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十分安全。而当有一天他不再愿意做后一件事的时候，那谁谁谁就不安全了。这便是信息封锁裂开了一道口子的结果，也许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应该知道的是什么或者外面有什么，但他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有种人为的力量在阻止他们同外界接触。

那个电台的朋友告诉我，其实新疆是不被信任的，她后来又补了一句“这也难怪。”听起来特别耐人寻味。D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这帮连POP STARS都跟我们不是同一拨的人，这帮一心想归入伊斯兰世界的人，这帮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克格勃做着军火交易的人……所以对于不相信的人，便希望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这种事物本身就是相互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憋死也再喊不出“亚克西”了，就只好喊“亚咩嗲”了。

依稀记得当时自己回她的话是这么说的：“其实，人民是不被信任的。”我们总是背对着凛冽的风暴苦苦地守着那一面脆弱的通往世界的窗户（比如前段时间被停的BT等网站，这发生在欧美国家就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而在我们这儿，很不幸，它首先是一个信息封锁问题），如获至宝地捧着那些别人眼中很平常乃至丝毫不值得骄傲的消息和渠道，因为……承认吧，我们根本不被信任，我们在原则上也是被“对立”起来的那拨。

朋友妈妈的短信还是发不出来。这种日子在一些人的眼中，可能是暂时的，可能忍一忍就能过去了。另外一位读研的朋友的新疆同学说她很难想象自己开学回来后“重新面对世界”时能显得多么无知跟落后。一个寒假尚且如此，那么一辈子呢？什么才可以把这种充满危险性的恐惧抹去？

“民族自治”加上“大规模汉化”加上“大型资源输出工程”加上现在的“信息封锁”……我所看到的也并不多，但那一重铁幕着实让这神奇的土地愈显得神奇。

十年前，住房政策改革伊始，新兴的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中国的城市政府正式提出经营城市理念，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经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资源开始向土地资本转变。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舞的时代，房地产成为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的淘金业。

但彼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意识到，今后的十年住房难会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阶层，经过那次住房改革，今天的高房价，也可以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能多得到几套房子的领导们，更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富人。地王、钉子户、拆迁条例、物权法、蜗居……这些名词琅琅上口，土地和房产，十年来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

十年前，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依然与“暂住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捆绑在一起。直到2003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并遭毒打致死。在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部法律才被废除，这个湖北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法治进程。

取而代之的法律把“收容遣送”改成“救助”，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今天，非北京籍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购置房产，为地方政府纳税数十年，依然只能在自己屋内“暂住”。

十年前，中国人正沉浸在正式加入WTO与申奥成功的喜悦中。十年后，奥运会绚丽的烟花刚刚在北京的夜空中消失，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而至。辉煌的一瞬尚来不及回味，入世后与世界更为紧密的中国经济经受严峻的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候选。因为他们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奥运会的成功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让不少舆论审视“中国模式”，无论是大外宣战略还是哥本哈根上的强硬，中国官方也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自信。但“中国模式”下，却多了不少内忧：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带来的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国富民穷，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讨薪潮每年都在发生；十年来，严峻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中国媒体甚至开始疲于报道频繁的“群体性”事件。

十年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管控下，没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八零后被预言为“垮掉的一代”。十年后，豆瓣等网络社区的八零后们集体“失恋”，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韩梅梅”与“李雷”最终没有生活在一起，新的人教版英语教材中，“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

以诙谐地方式透过网络集体怀旧只是八零后诸多创意之举之一。中国网民在十年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个大多由八零后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们屡次用自己的话语权调查真相、问责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官方发起的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愈演愈烈的今天，“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斗争还会继续。这两个词汇与“恶搞、人肉、绿坝、华南虎、躲猫猫、怪蜀黍、天价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网民们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厦门人刚从远华大案带来的震荡苏醒过来。这个中国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的发展没能拥有“深圳速度”，但十年间却发展成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

推动中国进步的上游思想产自北京，先进的媒体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厦门与这些沾不上边。厦门人不关心宏大政治，但却在公共维权、社区自治等公民自治领域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2007年，那场著名的抵制PX散步运动发生于此，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并成功让当权者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许，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他们的行动，却被不少媒体评价为中国人“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

这个处于特殊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间发生的这些巨变或许远比其高速增长的GDP来得重要。国家曾经如同严父一般，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后，在这个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在经营土地资源方面，他们往往会做出很理性的选择，更像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

随着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国家”的概念曾在这十年间被弱化，但在00年代的尾声，一场经济危机和其滋生的种种矛盾的到来，危机没有带来巨大震撼而成为改革动力，相反，国家再次扮演了分配者与拯救者的角色。无论是新一轮煤改，还是试图加强对网络舆论狂潮的管控，都再次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只是“严父”已很难像过去那样提供着老一辈们视为精神粮食的道德资源，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在掌握着不对称的博弈能力，进一步改革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期中，公民的权力意识正在觉醒，与之伴随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的不满和焦虑情绪，蜗居中“望房兴叹”的人们正是最好的写照。

当北京夜空的奥运火炬熄灭后，当四川地震等大灾难带来的凝聚力在慢慢淡化，甚至两个月前的大阅兵也在各种对明年通胀的担忧声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的00年代也接近尾声。曾几何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倒计时牌与长安街上的阅兵，甚至川震中巨大的凝聚力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无论是十余年前的香港、澳门回归倒计时，还是奥运会倒计时，都可以让人们集体分享荣耀，提醒人们为这些宏伟的目标团结。

三十年前，我们也曾遇到过更为巨大的转型契机，改革开放带来30年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十年，我们的00年代里，在全球化把普世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国家与民众共同进步，签署了人权公约，加入了WTO，成功举办奥运会，甚至在两岸关系方面，高度的弹性也带来了两岸最和谐的时光。

或许，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不需要这些倒计时牌，如同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倒计时，但执政者和人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时代。

港特区政府前不久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泛民主派与不少传媒仿效2005年，要连手推倒政府的政改方案，以推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用民意来逼迫政府尽早实现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不过民主派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俄国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感慨道，“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

索尔仁尼琴感叹俄国已全境赤化，而羡慕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两个“自由岛”。索氏是在1982年访问台湾时说出那番话，他大概不会想到，不到十年，苏联解体，赤化退潮，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十余年过去，香港已回归十余载，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进入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的首个甜蜜期。而索氏所羡慕的中国人没能“香港化”和“台湾化”，倒是香港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人并没有因能“回归祖国”而欢呼雀跃然，对于香港前途的思考却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港人的心中。

不少香港人选择了更加趋于现实的道路，爆发于这十年的“逃港潮”便是最现实的注脚。当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河流的对岸是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港商是大陆最大的投资方，香港也成为样板。当大陆领导人邓小平那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从“窗口”变成了老师。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优秀的官员们被送到香港培训，学习市场经济，学习股市。

于是港资书写了与中国政府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除了拥有中南海和故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外，还坐落着一栋栋曾代表着第一代港商辉煌的大楼——最近的贵宾楼（由霍英东投资）就在天安门的红墙西侧。

除了长安街上的港商建筑外，即便是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听到和看到刘德华的歌曲、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金庸的小说和同名港剧至今还可以在内地各大电视台重温到。

移民潮与北上投资，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暴露中港人对回归后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移民是因为他们害怕内地政权会阻碍香港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上”，香港又在内地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留下来的香港人无比自豪，他们相信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回归后他们能继续充当“老师”与“样板”。

可惜的是，“五十年不变”下，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改变。弗里德曼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回归后的香港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温暖”，也感受到大陆的威胁。

虽然还保持着“东方之珠”的美誉，但香港经济奇迹几乎因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后发”的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大陆化，或者大陆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不幸的是，香港的明天被弗里德曼预测中。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的今天，香港不再是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榜样，河对岸曾经瞧不起的“广东仔”的GDP早已超过自己，内地大城市也不屑将香港看作自己的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数。而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风光不再，没有夹道欢迎，倒是有不少投资陷阱，遭遇了不少维权难题。

愈发自信的大陆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世界”，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今天，香港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已无法影响到对岸，甚至还在大陆化。香港存在着两种香港人，不少香港市民还是会参加7.1大游行，某些特定的日子，还会用烛光来纪念；还有一些香港人，为了能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成为香港身影，他们争先恐后争取进入“进京名单”，采访他们时，“中央政府”总是不离口——他们与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区别。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杨小凯曾有个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后发优势”大还是“后发劣势”大。林认为，后发优势大，中国经济腾飞便是个证明。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单纯复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即便出现经济奇迹，其未来也不乐观。杨认为，单纯复制技术，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出现巨大弊端。

可惜的是，中南海的智囊是林毅夫，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香港被复制的仅仅是港资、麦兜、佐丹奴，而不是言论自由、开放的媒体和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少焦虑的台湾人破坏ECFA，甚至反对三通，提到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成为他们眼中的前车之鉴。

当某天，杨小凯预言中的“后发劣势”愈发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和某些港人共同毁掉的香港有多么可惜。

最近一次，是1998年大洪水，那时荆州是灾难中心。连续三个月的汛期，一波又一波的洪峰，一批又一批增援部队，沦为汪洋的村庄，在大堤上搭棚生火过活的人们。上面的人纷纷亲临，随洪水上涨级别越来越高。记忆中那年夏天总在下雨，父亲连续两月在外巡堤抢险，很多人家囤积粮食救生圈，对1954心有余悸的老人们嚷着逃离。

因为灾难，所以被关注。上一次，数十万人的流离失所及数百条生命的湮没，换回高层发话及50多亿元的财政拨款，媒体纷纷报导赞扬荆州人民舍小家保大家。多年后的今天，当我Google“98洪水 荆州”时，出现的第一条是“物质与精神的胜利……”。而这一次，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又是一次卓越的胜利。

对荆州来说，这一次很尴尬。光荣属于湖北，属于长江大学，不一定属于荆州。很不巧，遇难的三个年轻人都不是荆州人，他们19岁的青春在荆州画上句号。

远不止如此，在铺天盖地的歌颂与悲痛之外，对荆江上的渔船老板，以及当地消防队和海事局的争议，数日来暗流涌动，尽管删贴不断，却未曾止息。

毫无悬念，官方新闻宣传道，“事发后，长江大学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当地消防、海事部门也相继赶到组织搜救”“目前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人民群众深切哀悼”……立即被长江大学和荆州市授予见义勇为集体，并申报省级见义勇为集体……最近曝光率极高的新华都慈善基金称将为此设立感动中国基金，“对英雄家属提供未来30年的经济资助”。

来自网易跟贴和百度贴吧的信息称，在15名大学生组成人梯救人时，在冬泳队员下水抢救9名落水学生时，据事发点近在咫尺的两条渔船无动于衷。事发时间在下午两点多，消防队和海事局在接到报警电话后先行赶到，却像打酱油者一样无所作为，而长江大学校方直到出事后两小时才出现在现场。

直到这个时候，经校方与渔船老板的讨价还价，1.2万元人民币成为一条命的价钱，渔船老板开始出动人手打捞尸体。“当捞起第二个大学生尸体时，渔船的老板停止行动，说二万四钱没到位，拒绝打捞尸体，旁边谴责声一片。最后老师们下跪才以一万一具尸体成交，到六点多才打捞上来第三具尸体”，自称是目击者的发帖人如是说。 另据称，渔船老板嚷道，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他们不死我们怎么活。中间的一个插曲是，“而尸体上来医生还拿氧气去抢救的假像，（新闻镜头）此时离事发都三个来小时了”。 

还有更多后话，有荆州人称渔船老板是外地人，不是荆州人；有人回应称他们都在荆州生活一二十年，就是荆州人……这实在是陈词滥调：大城市市民称，那里的不文明与犯罪来自外地人；另一面，那些外地人背后是数千万空巢家庭，以及中西部的愈加败落。

尽管官媒努力将这件事渲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盛事，尽管从长江大学、荆州市到湖北省的各级领导们争抢战果，还是有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愤怒：荆州人应该感到耻辱，英雄不是荆州人，应该砸掉渔船暴打渔船老板……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质疑：为什么这些大学生不会游泳，既然是高危地带为何缺乏安全设施，当地消防和海事部门无能，领导要做的不是慰问抢镜头而是想办法避免悲剧再发生……

牺牲者牺牲而已，悲痛者继续悲痛，旁观者到别处旁观。这件事会在你记忆你存活多久，或许下次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会敲你回想起来。七武士，英雄没有胜利。越是惨烈的悲剧，越容易蜕变为轰轰烈烈的胜利。

悲剧的高潮在于，此刻的你，也许知道余秋雨暴富，知道建国大业大卖，又有几人知道发生在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惨案，有几人关心绿色和平触目惊心的报告，有几人知晓遍布全国的血铅案。

也罢，对他们是否算英雄暂不讨论。是的，“救人，无需争议！”

至于称三名年轻人傻X，不动脑子，不理性，盲目，无语。我只能送您三个字：去死吧。

这个被陷害的河北女人用三次艾滋检测“自证清白”，在无比爱惜声誉的容城政府和警方的介入下，用证据证明了所谓的“艾滋女”是由其男友为了报复一手炮制，这起谣言看起来得以平息。

不出意外，这个事件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如同几年前的孙志刚事件，还有不久前的云南躲猫猫事件。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当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后在看守所被毒打致死。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个湖北青年的死亡，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从“收容”变“救助”，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孙志刚一案是网络民意的胜利的话，闫德利则可能成为被利用者。

在有关方面的建议下，各大网站接到一个奇怪的通知，他们被要求热炒这个事件，渲染闫德利悲惨的遭遇有助于推动“网络实名制”。于是，一夜间某著名x国论坛、x国博客上，呼吁“网络实名制”的文章如雨后春笋。

在没有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制造民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天朝相比。请相信我，未来这些网站还会继续炒作相关议题——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90后露奶事件”的标题。

不少人都在提韩国经验，认为韩国人实行了网络实名制，网络风气良好，可以借鉴。可能他们忘了，在韩国你可以批评李明博，青瓦台不会找你算账。而在天朝，即便你想上网发贴讴歌伟大的领袖，那熟悉的名字，简短的三个字，都是关键字。

我想唱首歌赞美下这个神奇的国度——

“我爱北京关键词，关键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关键词，指引我们向前进。”

此时，我亦为我自己身在厦门感到突兀。亦有不少朋友感到奇怪，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不看完大阅兵才回来？”仿佛我的确是错过了。

临走之前，偶得一首歪诗，取名《燕俑》。诗曰：“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诗中数处平仄不合音律，成不了七绝。然而我亦不愿为迁就音律而改动用字，毕竟不同的字在表意和气势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胡亥”未免言过其实，权当附会。个人比较满意“千年俑阵今犹在”一句。三层意思：其一，千年前的秦陵兵马俑如今犹存，而始作俑者秦始皇却已作古，浩瀚的宏梦长埋地下，也不知是否真有阴间极乐供其继续逞威？其二，中国军队踢正步是一流的，一个个方阵机械得整齐划一严肃木然，供最高领袖赏阅，亦是当代兵马俑，兵马俑的功能过了千年依旧有承载。其三，千年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从来都爱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不惜公费私帑堆就宏大的排场，向亿万黔首彰显这种“俑阵”式的威慑。

其实，在建国门上班，国庆虽未至，却也可以在预演的体验中略见一斑。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在直升机和战斗机的掠过与轰鸣中一点点勒紧，直逼那个万众瞩目的日期。九月间上演多次的交通管制，让这个城市的正常运作都要为之妥协。万事都为一事让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气派，也并非第一次。建国门，身在此处，地名亦灵。

我不能求证的是，操办这样的庆典并且为之大费周章，除了执政党愿意垫付与之相关的一切成本并期待庆典所彰显的意志外，究竟有多少中国公民愿意当局操办这个庆典？而这个庆典是否也体现了中国普通公民的意志？

至少在程序上，我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不曾参与这项决策。但却不能否认，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公民，虽然没有参与这项决策，但却执意认为庆典的操办也是符合他本人意愿并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志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在这个国度里艰难地进行着生存博弈，却有抱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感来迎接这个日期，并称之为欢度。

阅兵代表着一种威慑力，而这种威慑的对象是谁？如若是要威慑“友邦”，那么“友邦”是否惧怕？如若“友邦”本来就不怕，那么是否是要威慑“子民”？

然而“子民”欣然地期待着这种威慑，因为这些“俑阵”仿佛不仅被“父母官”检阅，也被他们“子民”检阅。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而亦有另一种看法觉得这样苛责未免不妥。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央政府通过大阅兵“亮剑”，亦能给民众以稳定的安全感。对近代百年苦难记忆犹新的中国人，对统一、稳定、强盛有着强烈的执着。因此纵然个体的人权状况并不轻松，但见到主权彪悍心里也有慰藉。

而即使对于当局来说，政治决策也存在路径依赖。过去三代领导人都做过的事情，按照惯例，胡总也得继往开来。轻易地改弦更张似乎反而会引发偏离旧路径的动荡。于是，中国就按着老路走下去，在路径依赖中难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最爱谈论政治的民族无法直接议政只能围观政治，而文人诗家除了借着国家不幸成就自己仿佛也难以撼动什么。

诚如梁任公所言，此乃一“老大帝国”也。

公盟（以下简称GM）案还没有最后的定论，在经历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口水战以及被宣称是以“推动公民意识”为主要目的的募捐之后，这次波折似乎已经过去。它留下了什么呢？除了公盟的公益努力广为人知，许律师的知名度上升以外，这个社会收获了“公民意识”了吗？人们真的知道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了吗？

相对于募捐的简单，人们显然懒得去理解公民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如果是以前的我，我也乐于在这时候贡献出点钱，救出许律师，让他继续为“奶粉婴儿”，为邓玉娇工作，这样我也算间接地为社会公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良心上过得去了。至于以后，哪想那么多！

设想一下，这次波折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被渐渐淡忘，在某些人身上可以看到的公民意识的一点点觉醒也消失殆尽。

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赈灾捐款其实都为人们提供了证明自己善良的机会，而公盟案，对于社会的作用，大抵也不过如此。至于公民意识，你问问大家，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公民？对民间社会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毫无意义的被折腾，远没有当初为GM募捐时所标榜的“推动公民意识”那么伟大和崇高。

当然我并不是在非议GM最后接受募捐，即使我的确认为许律师应该坚持自己被逮捕前的宣言，不向政府屈服，但这是GM的决定，我连外围人员都算不上，没有资格指手画脚。如果许律师坚持坐牢，我肯定是支持他的；他不愿意坐牢，我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人认为许在GM案中收获了巨大的声望，那他本人就该对得起人们给予他的荣誉，不应该背弃自己不会妥协的声明。当然这都是个人观点，事情没有降到自己头上，即使你言之凿凿如果自己遇到这种事情一定不会妥协，那也还是无法阻止有人说“到那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干了”。

总之GM这些年来为社会、为弱势群体做了很多事情，许律师即使不坐牢也值得人们感佩，如果他没有说出“以后要低调再低调，妥协再妥协”之类的昏话的话，那应该就更完美了。

可惜后来郭玉闪又出来说了几句，刚被塑造成“甘地第二”的许律师一下子就跌下了神坛。这大概让很多人失望了。

郭玉闪都说了什么呢？“志永数次公开发言，声称为庄璐担当计而狱中认罪，言下之意不仅GM有罪，且罪在庄璐。以庄璐之无辜，受如此之责难，令人震惊；此中细节，不得不辨。”

这段话所指的是许律师在被释放后未同GM协商私自发表的两份声明，其中除了对关心他的人表示感谢外，均有涉及到庄璐的话，并自称为替庄璐顶罪所以承认了是他指使庄璐将两笔账目漏记：“最担心的是庄璐，如果定了罪真不知道她以后的生活会怎样，我希望她能在逮捕之前获得自由，所以承担了所有指控的责任。我承认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几笔赞助没有记账（进看守所之前我一直以为记账了）是因为我指示庄璐不记账”；“我发现警方总能抓住每个人的弱点，把庄璐抓进来就是我的软肋。从单位犯罪的法律讲，如果人家非要给GM定罪，而我作为法定代表人又确实不知情，庄璐无论作为财务主管人员还是直接责任人一定会作为替罪羊。我太懒确实记不得财务的事情，为了让庄璐尽快出去，承认了一些根本不知道的（也许是忘了）事情，后来，也是由于希望庄璐尽快出去，认可了“偷税罪”（其实现行刑法已经没有此罪名）。记得最后一天我对预审说，我能为庄璐做的只能这些了，要怎么判随你们吧。”

试问，天下有这等替人顶罪的方法吗？且不说许是律师，即使普通人也应该明白，如果庄璐有漏记账目之错，许承认指使庄璐漏记账目就可以免除庄璐的罪则了吗？如果庄璐无错，许主动承认自己指使他人漏记账目，如此应对岂不是将GM陷入被动？再则，难道许律师认为警察都是吃干饭的，不会看到您的公开声明吗？

另外一个疑点在于，许提到他根本不知道漏记账目之事，但是郭玉闪在之后澄清称：“当地税突击检查之后，作为GM七人决策委员会成员之一，在得知GM可能有数笔收入未被会计入账后，我即致电提醒志永立即联系会计公司交涉核实此事，志永却未予处置，反于同日关机赴京郊静养。”如果郭玉闪所言属实，那么许律师明显是在说谎。郭是在许的声明之后为庄璐澄清的，而许一直没有反驳。

中国人爱搞内讧，此痼疾之深以至于到了国外处于人数劣势的时候也改不掉。这是被很多先贤骂过的毛病了，现在中国人似乎已经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郭玉闪出来为庄璐说几句话的时候，右派里面就开始传出了“搞内讧”、“不合时宜”的批评，认为郭玉闪此时站出来说话未免有分化右派队伍、瓦解GM的危险。

郭玉闪作为多年从事NGO工作的专业人士，与许是多年的同事、朋友，不可能不了解这个道理，但是他选择出来为庄璐说话，我想并不是因为他的不识时务，而是出于最基本的是非公义之心，不希望庄璐承担不应该承担的指责。在漏记账目这件事上，GM的确是有错的，让ZF抓到了把柄，而具体到GM中谁该为此承担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则应该就事论事，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更没有必要公开暗示自己是替别人顶罪的（做了好事这样高调地说出来让人觉得有点恶心了）。那些批评GM不团结的人们，难道说为了一时的团结可以牺牲GM一贯标榜的社会公义吗？如此下去，某个民间组织壮大了，难免不会沦为下一个“斧头帮”。

NGO组织本身生存环境就严酷，需要慎之又慎，出现问题了公益之人须有谋略、有担当，一句我不懂财务岂足以搪塞之？我想许律师大可不必因为民间突然涌起的敬仰而让自己顺应这股热情，成为人们供奉的英雄。人皆有缺点，会犯错误，承认并不可耻。错误不可怕，被人推至不胜寒的高处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都把自己当做了英雄而下不来台。而民间，以后也大可不必这样大造英雄。

有人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循环。中国的历史当然有进步，但是太多的进步无法累积，在进步了一段之后就停滞不前，没有反思，没有建设，没有成为制度和习惯，最后跌回离出发点不远的地方。GM案不应该仅仅是一次被折腾，民间组织的自律、NGO如何与政府互动交往、民间需要怎样的声音、公民意识如何培养这类更有意义的讨论并没有出现，除了单纯表达谴责与支持，我们听到的其它声音很少。

至今，我读书了了，历史更是很少涉及，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应该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史书。其中自序之后的《出版人语》写到：作者对中国的概念讲述不透。我对这句话的记忆一直很深刻，甚至超过了《史纲》一书本身，但一直梗在心中，想不透这句话的意思。直到前一段看到校内上疯狂传递的一段校内状态——台湾，你妈六十大寿，叫你回家吃饭——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中国”概念的复杂之处。“中国”作为两个形而上的汉字，既有空间意义，表示我们的疆土；又有时间意义，表示我们的朝代。所以，中国到底是五千年还是六十年就不难定论了。作为疆土的概念“中国”，年纪当然在五千年（当然，够不够历史界好像也有争论，本文并不探讨这个问题）；作为朝代，中国已经六十岁这种说法也非常成立。

所以，“台湾，你妈六十大寿”的说法是的的确确错误的，台湾的母亲应该是疆土“中国”，若是“六十大寿”的朝代“中国”，怎会有年近一旬的“台湾”儿子。

当然，这些思考虽然正确，或者说我自以为正确，却是浅薄的要命，还请各位看官轻拍。

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常识。

再说回《建国大业》，我不知道我是以电影的角度去看的这部片子，还是以历史的角度看的这部片子。无论电影还是历史，我都是半瓶水二把刀，这也是我最痛苦的所在，什么都想试试，什么也不精通。然而我还是去了，幸运的很，赶上前一位退票，这才刚上了八点的场，又适逢周三，招行卡六折，省了将近三十大洋。的确如这片的卖点，片子看的满眼都是星星，127分钟的片子170个明星，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片子拍的绝对不差，却也谈不上突破，技术上政治上也都没有开先河的地方，然而还是有些亮点的。吴刚的闻一多绝对出色，陈凯歌和冯小刚两位大导演的演出也是毫无破绽，陈坤的蒋经国也让人忘了这个二人外形的差距。而冯玉祥出场时电影里划过的街头学生剧《放下你的鞭子》也让我仿佛见到了老情人般的兴奋。然而我脑子里想的更多的还是这么一个概念：国。

建国大业，建的当然是中国，具体的说，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髦点说，是天朝。而我们的百姓却很少从百姓的眼里看这个世界。三国，天下到底姓刘姓曹还是姓孙，打的中国鸡飞狗跳；民国后期，中国到底姓共还是姓国，三大战役照样扰的华夏鸡犬不宁。难怪毛蒋重庆谈不成，连百姓从来没把国家当做是百姓的国家，国家只能“一姓”，怎能”百姓”？所以电影里蒋公说过这么一句：南北朝只会是过去，不会是现在，没人敢承担这个骂名，最起码我不敢。骂名，谁骂？百姓骂。即使当时南北分朝能少死百万百姓，但是百姓，还是会骂的。

说到这，我不敢再往下说了，估计这个观点，足够让我被骂的风声水起了。

国这个命题，我依旧模糊，还要继续思考，但是老董笔下的“常识”和“公民性”，我想我已经明白很多了。

再说一句吧，希望下一朝拍《建国大业》的时候，能看见一个华盛顿似的人物——打天下不坐江山；能听见一阵不狂热的声音——我支持你，而不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到任务自然令我跃跃欲试，但那种出发前的兴奋只是一种出于自我实现需求而萌发的热忱，它将被随后的日子中双眼目击以及双耳倾听到的一切迅速冷却，一度冰冻僵硬。

那一个星期二，我刚走出单位，就见到一辆警车停在一家拉面馆门口。那家拉面馆是一家青海的回民开的，我中午也常在那解决午餐。他们都是很老实巴交的人，这点从那些清亮的眸子就能看出来。他们一家子人晚上就住在二层的阁楼上，白天就出来忙生意。按城管的说法，这些开小饭馆的人，也包括其他底层的无北京户口的人，统统都要迁到三环以外去；国庆的那三天饭馆不许开业，国庆以后也不许从三环外迁回来。可以想象，以后他们将要为在北京的生存和生活支付更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还有心灵上的创痛。这是谁的首都？而这又是谁的国？

那个周二所见的一桩“小事”，对于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然而或许对于共和国来说，不过是管中窥豹罢了。跟踪社会新闻，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许多阴暗面。而人固有七情六欲，自然避免不了凡人的哀痛和匹夫之怒。当我面对众多期待的眼神，却又深知能为他们做的实在有限的时候，那一刹那由衷地感觉到人的渺小。不计其数的他们是渺小的，而不计其数的我们也是渺小的。

1985，当我听到这个年份时，那份无奈的震惊几乎让我陷入绝望。我突然在想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还有多少意义，又能改变什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访民，她的访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一无所有、残废、植物人、东躲西藏、草木皆兵以及死亡，这个群体出于对体制最后的信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换得的只是这些，而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正义。京城的遭遇，击碎了他们在沼泽中挣扎最后的希望。

信访部门的大门前挤满了访民，他们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之后换得的接待就是填一张表格，然后等待回音。而回音呢？一些不大敏感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磨牙后或许能得到解决，而更多的则是石沉大海。许多面包车在信访部门门口徘徊，他们都是附近小旅馆的老板，专门招揽访民去他们那住宿。当然，肯去住店的都是新访民，还对信访部门抱有希望的新访民。这些旅店在西南二环一带到处都是，60元一个普通间（两张床）——这是一个通价，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陶然亭桥下有人摆摊，专门兜售一些复印的资料，都是各个部委的地址、乘车路线、联系电话以及一些和信访有关的法律法规，1元一套。我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他们说不太好做，访民都没钱。

那个周四，我在陶然亭桥见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厮打，男的将女的裙子都扒掉了，还撕扯女方的衣领，当街耍流氓。一些路人纷纷上前制止，并有几个人打电话报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介入到这样的事件里去，陶然亭桥对面在十五分钟里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过，我一直招手，但就是没见到它们转弯回来。最后，耍流氓的人跑了，警察还是没来，有当地的居民说，这个耍流氓的是访民，平日里经常偷水管，但警察就是不管。当政府在职责范围内长期不作为，这种缺失将导致更多的事端。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民，滞留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别的出路，在边缘化之余就只能用踩踏法律红线的方式进行生存博弈。而访民耍流氓，可能是性压抑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什么导致的呢？

8月4日的“LRR事件”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年仅20岁的安徽姑娘进京上访，被驻京办关押在丰台区聚源宾馆的小黑屋里，被看守强奸；强奸发生在凌晨，引起了其他狱友的同情和愤怒，他们愤怒地砸开了铁门冲出牢笼，幸而在路上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事件得以曝光。

读过吴思先生的作品《血酬定律》的人都知道，这种小黑屋可以称之为“灰牢”。它们是政府部门操纵的场所，不能称之为“黑”；但它们又不是合法的监狱，关押的也是没有触犯法律的良民，也不能称之为“白”。学习班和小黑屋，则是同一事物“灰牢”的两面。而驻京办雇佣的看守或者打手，则都是在社会上通过非常规途径招揽的，不少人原是无业游民。这在《血酬定律》一书里也有个称呼，叫“白员”，顾名思义就是不属于正式编制但是为体制效力的超编人员。

我不能不想到从小就熟读的《水浒传》，那似乎是千百年来不断轮回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秉公守法的军官林冲如何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山神庙外杀死了三个公务员；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武松，从一个执法者变成血溅鸳鸯楼的杀人魔王。前些日子的杨佳，不正是当代的林冲、武松么？“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们寻求不到国家机器本应给予的制度正义，就只好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心中的审判。

如今，共和国已历一甲子，却已疲于奔命。以维稳镇烽火之变，以绿坝塞进谏之口；以厚禄豢谗倭之吏，以GDP垒游宴之台。危乎？危若累卵。作为一个媒体人，本不应当介入事件。然而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不可能做到什么事情都以一个绝对旁观的姿态去描绘。将一切的责任推给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体制，却没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很不可取的。迫在眉睫的燎原之火，总有一天会让人无法旁观，可人们依旧冷静，似乎不从不恐惧覆巢后的灾难。

我们就是体制，而不是可以轻易撇清身份的旁观者。

“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圈里的twitter上开始成片地RT这句话。直到昨天去成功学院吃自助餐前QienKuen同学告诉我关于郭宝峰同学的事情，我才开始想起Amoiist这个ID已经很久没有在twitter上发言了。

 一个无奈而可怕的事实，郭宝峰同学再也不能按时回家吃饭了。我仿佛看到他的前面有一束强烈的白炽灯光照射着他刚毅不屈的脸部线条。他身后的墙上清晰地印着几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招了吧，招了就没事了……”黑暗中一个声音叫道；“在这里画押，承认你诽谤！”另一个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然后我眼前呈现出一幅画面：Amoiist同学被绑在一根粗大的柱子上，像中共早期的革命英烈似地被拷打逼供……汗！（大家以后有钱了找我一起拍电影啊，哈哈）。

整个事件的原委我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事实真相该如何去考究，但郭宝峰同学就这样被从我们身边带走了，因为他转载传播了“非法言论”以至于构成“诽谤”的罪名，被关押了起来。关押！天！可怕的字眼，足足可以令我们这些刚刚从象牙塔里探出肥胖柔软小脑袋，开始好奇地打量这个丛林世界的绒毛小动物们胆战心惊。“妈妈说我们应该去考公务员……”“妈妈说机关单位福利好……”“妈妈说……”也许朝九晚五报纸茶杯的生活也未必是件坏事吧，于是我们开始讨论“灰色收入”“公费出游”“酒桌政治”，我们开始匆忙地备考，争相恐后地成为合格的圈养动物。然后我们开始得意地自恋我们白胖的身躯，因为我们那些野生的亲戚们真是黑瘦得可怜。其实，对于圈养动物来说，膘多体胖也许并不是间好事……

陈堃说起twitter上给郭宝峰寄明信片的活动，辛辛从书架上拿了一盒辛辛印象的明信片开始往上面一张一张地贴八毛钱的邮票……我说让我们代表厦门大学twitters联名给Amoiist寄明信片吧，陈堃哂笑道：呵呵，谁也不能代表厦大。汗！面对陈老师的批评我决定收回这个很龊的建议。于是我们开始认真地填写地址——“福州仓山区城门樟岚村下董自然村福州市第二看守所205郭宝峰收”，然后写上祝福的话语和自己的twitter ID。我在明信片的左下角画了一支自由女神手持的火炬，在火焰上写下“freedom”。

记得有人给郭宝峰的明信片上写着：“你在小墙里，我们在大墙里”。让我来说，我们还在TM“绿墙”里呢。记得前阵子看中华网上秦刚谴责奥巴马批评中国言论自由的新闻，不少网友开始顶贴留言咒骂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还有的祖国花朵们则幸福由衷地感叹中国的自由和生活的美……学学老罗罗永浩，叹声：唉～想必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也是这么想的吧，因为我，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比美国的原子弹还要强大(原文请参考cctv新闻频道20090809播出的节目——《世界周刊》)。又不知从哪里无厘头地想起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盟友古巴在2008年宣布普通民众可以使用手机，看来哥哥病危换成弟弟执政后进步真不小啊，如此推断未来我们的铁杆邻邦改由儿子登基执政后也一定会发展迅速吧，我怀疑他们也许会三年五年赶超英美帝国主义。

在中国，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不懈地在为我们争取“发言权”，“言论自由权”，记得在我懵懂无知的年代里就开始诧异，什么时候说话的权利也要奋力去争取啊，我的天。记得初中的时候经常听见我们的帮派大佬们总是酷酷如是说：TMD，不让你说你还说，你丫欠抽啊！是啊，大哥不让开口，咱又何必找抽呢。其实这帮派还是有义气的，说了不该说的话顶多饱抽一顿，毕竟都是同学，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吧。但是在大墙里可就没那么好玩了，因为有人动不动就代表人民消灭你，逮捕你，或者关押你，说你诽谤……

又记得在我们懵懂无知的年代里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我代表人民群众鄙视你。还有的哥们甚至代表毛主席BS你的family。汗啊！其实我们勤劳质朴的中国人民们总是能轻而易举地代表别人，甚至不用经过您的同意就直接代表了，比如第二天醒来有人已经代表全体人民当上国家主席了，哈哈。

那谁能代表中国呢（这哥们真能扯啊，从郭宝峰妈妈喊他回家吃饭扯到古巴手机现在又扯到三个代表了，唉～），这让我突然想起前阵子给格力公司拍样板工程时驱车经过翔安BRT工地时候拍到的一幅画面——炎炎烈日下农民工兄弟在给钢筋混泥土的桥面铺防晒的帆布……工地的前面正对着厦门市翔安区政府的大楼，我看见雄伟的机关大厦遮蔽着骄阳，头顶流云似火，诺大的象征自由与民主的希腊石柱支撑着政府大楼浑厚的墙体，国徽在屋顶上用红布遮掩起来……气势磅礴啊，又突然无厘头想到挪威Lofoten人登高望远的时候指着城区一个丑陋矮小的建筑骄傲地向游客介绍，这是我们的市政厅——全市最丑陋的建筑……

到底谁能代表中国，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呢？浩大的中华国土，上下五千的人类文明。我看见烈日和皮鞭下奴隶堆砌的金字塔，看到暴君铁蹄下血肉之躯浇注的万里长城。而今天，烈日蓝天之下，炎黄焦土之上，我仰视你们——我的农民工兄弟！

P.S.郭宝峰不是农民工兄弟之一，因为上次厦门推友聚上他自称：超级无敌翻译者。哈哈，希望我们的宝峰兄弟早日和他的家人团圆吧，也希望我有机会能认识他在厦门大学的妹妹。呵呵，完毕。（再补充一句，呵呵是个欠扁的字眼，请大家尽量回避之。）

再P.S.郭宝峰同学已经被保释回厦，他的twitter ID是amoiist，大家有空可以去follow。

最欣赏是他朴素的《绝命辞》。文中，解释自己为何自杀后，他勉励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并用主要篇幅讲他对中国革命与去向的最后思索。

他先谈革命问题，他把革命者的动机分为两类：功名心和责任心。功名心重的人，容易内用会党，外恃外资（外国支持），最终导致革命走弯路。“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他希望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之后逐渐普及到普通大众。因为如果大多数人不知道革命的真实含义，立即实行，不是救中国，而是乱中国。为筹划革命，陈天华曾经和湖南会党密集接触，还赠送给他们枪支，但悟性过人的他知道他们终不足恃，正如赤眉、绿林军并不足以成就刘秀的帝业。1905年，陈天华与孙中山在东京见面，见面第三天，陈天华就在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担当机要，并为机关刊物《民报》撰稿。那时孙中山的革命努力一直集中在会党和外资（如日本，孙中山曾许诺割舍东北换取日本支持）。看得出，陈天华在政见上和孙中山有很大不同。孙中山活泛些，甚至有些理想主义；陈天华拙朴些，颇有湖南人骡子劲头。陈天华更像一个士——夫不惟事己欲做之事，事己当做之事，谓之士。他为同盟会成立后撰稿，就为明证。他的死更是证据。鉴于1905年12月7日的《朝日新闻》评论污蔑中国留日学生“放纵卑劣”，为惊醒国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不见听而或忘之，他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天华之谓也。后人的猜测、苛责实在多余。这是性情男儿之死，有重于泰山。

在革命的技巧方面，他一扫《猛回头》中浓郁的仇满情绪，不赞成那时遍地的民族主义者呼号的“汉满不并立”，“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建议中国革命者效仿日本明治天皇安置德川庆喜那样善待满清皇族。

之后，他谈到对“利权收回”“日本”等问题的看法。这些全是当年的时事热点。1905年，全国许多省份掀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他批判了锁国主义者的消极方法，建议把握与外国交道的机会，培养自己的人才，之后如果主权回复，就可以“吸收外国资本，开发中国文明”；1905年，日本在中国国土上击败俄国，这一事件的影响要很久才能看出来。当时，亚洲有些知识分子是怀着欢喜的心情看待日本的胜利，孙中山是一个，陈天华算半个。在陈天华看来，俄国是更大的敌人，胜利的日本是我们在东亚的师傅，他对日本还是怀着很强的警惕心。

陈天华在绝命辞中写道：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以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陈天华在1905年12月8日蹈海自杀。1905年，风起云涌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对中国的进程影响深远。1905年，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都有大的举动。现列表如下：

清政府

5月15日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7万人。

7月27日 清廷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9月2日 清廷下诏废除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9月4日——复旦大学成立。

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秋操。

12月4日 清廷选派宗室出洋，学习武备。

立宪派

1月29日 东京中国留学生开会，请朝廷立宪。

3月28日，热心维新的清末外交官、诗人黄遵宪逝世。黄在1877年(光绪三年)以参赞出使日本，时值日本明治维新十年。他悉心了解外情，所作《日本国志》，就明治维新阐发变法思想，成为戊戌维新的启蒙读物。

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后，立宪派鼓动新一轮宪政。这次战争很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知识分子的神经，让他们从中看出专制国（俄国）永远无法战胜立宪国（日本）的道理，促进了中国的立宪民权运动。

革命党

2月 王汉行刺铁良未能实现，愤而自杀。

2月 陈独秀等人秘密集会组建岳王会。

4月3日 邹容离出狱70余日，死于狱中，年仅20岁。

8月20日 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

9月25日 吴樾刺杀五大臣未成身殉革命。

11月26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05年是晚清史值得研究的一年。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我个人看来，有这么些关键字：科举废除、日俄战争、同盟会、三民主义、北洋军、预备立宪……

陈天华死后并不孤单，他和湖南老乡姚宏业一道葬在岳麓山。这个老乡于1906年感中国时事和陈天华之死，伤痛不已，投上海黄浦江自杀。1906年5月23日，他俩的灵柩归葬于故乡湖南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十里，“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缟素一片。如今他俩的棺椁并排躺在岳麓山半山腰，历经百年雨雪的吹打，石质的棺椁呈浅绿色。夕阳下，一派肃静。山上几棵枫香，栽种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山下，岳麓书院毅然守候着岳麓山，守候着一千多年的沧桑。

 后记：

听着矶村由纪子《风居住的街道》，完成此文。希望诸君有机会攀岳麓山时去看看陈君天华、姚君宏业的墓。相比于黄兴、蔡锷的墓碑，他们的墓很不起眼，但朴素凝重，一如那个时代男儿的血性。我很喜欢林觉民的《与妻书》。至情至性。本文引用的《绝命辞》来源于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一）

街边的乞丐，是靠着人的恻隐生存的。老弱病残，携儿带女，卖身葬父……人们往往从他们身上看出些世相百态来。他们的所有行止和故事，往往都勾起我心里的恻隐而让我有极强的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放进他们的碗里。

丐帮之说古而有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应属一种行业协会，是同行之间为了维护整个行业（门派）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NGO。对这样的丐帮，我颇有好感。直到近些年我才知道，现实中的丐帮，并非如此。丐帮，是靠着街边的靠人恻隐生存的乞丐生存的。在很多城市，丐帮都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布下天罗地网，把所有乞讨散户强制纳入组织管理，然后将他们进行精心包装一番，让老的更老，弱的更弱，病的必绝，残的必残到让人揪心……基层乞丐乞讨所获收入则尽数上缴，组织上再发点仅够活口的工资。

那么，我们放在他们碗里的钱，是帮助弱者，还是支持无耻的剥削？

（二）

一直以来，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高频率地见诸于各种媒体，鲜有中断。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也证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南方周末在2007年对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状态做过调查，得出结论：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感——生命权高于社会风化。

妓女的生存安全，是所有国民和这个国家的尴尬。对于国民而言，是生命权和社会风化的尴尬；对于国家而言，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尴尬。国民的尴尬尚容易解决，即便心存鄙夷，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同意要保护生命权的。但国家的尴尬，因法律和制度权威性的限制，而变得无可调和。

按照我国的法律，妓女是非法的，但从国家保护国民安全的职能和义务上说，理应涵盖到任一职业。自然，出了安全事件后，警方会给妓女讨回公道。但保护公民安全需要靠的是提前的立法、规范制度、部署工作，而非仅仅被动处理。

那么，当妓女安全受到侵害越来越普遍时，国家是应该搁置工作性质的合法性而保护妓女生命权，还是该以工作性质非法为由任其自生自灭？

（备注：以上是从体制现状角度出发，试图说明尴尬之处。而本人一贯立场为性服务工作当合法化，从道德上也无可厚非，毕竟靠自己的辛苦赚钱，都是高尚的。）

（三）

2009年7月14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称，将于7月24日之前对“公盟”实施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合计142万 多元。“公盟”负责人XZY随即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一文，对政府迫害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强烈抗议。

2009年7月29日早5点左右，XZY被警方带走。8月3日，公盟决定接受社会捐款缴纳罚款。

随后的几天twitter一直有讨论，是否应该捐款缴纳罚款。网民的尴尬在于，要解救XZY解救公盟，就必须缴纳罚款，但缴纳了罚款就等于接受了这个荒唐的处理决定。

那么，是该为保护一位公民话语的代言勇士而放弃他平日所坚持公民常识，还是要坚持常识而不惜放弃一个生命？

几点尴尬，雪泥鸿爪。这个国家让我们和它自己时刻挣扎于保护生命权的基本常识与不尽人情的法律、制度、政治之间。我不得不承认，为了生存，我们常常要无奈地放弃原则和真理。

我们依旧会把钱放在乞丐的碗里，即便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支持了无耻的剥削。因为就算是被剥削剩下的那一丁点，也可能是乞丐们的救命稻草。

国家依旧在保护妓女的安全，尽管法律、制度上死撑着不为这个职业而让步，然而在自掌嘴巴自相矛盾中，警察还是被部署在了非法红灯区的周围。

公盟依旧发出了接受捐款的公告，网友们依旧把钱汇到了那个账号，即便知道罚款和罪名是何等的“莫须有”。

我只是举了生命权做例子，而在现实中，我们分秒不在矛盾中生存。我们痛恨当局的腐败、极权和专制，但我们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依旧要为这个被它控制着的国家思考。

我身在一个党报，我常常被要求做一些正面的宣传文章，尽管也有新闻所在，却大多不痛不痒。但，这些正面文章只是保证了这个报纸的生存而已，生存以外，我一样可以做很多真正带来公共利益的文章。

在这样一个时刻需要弯着腰过活的国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往往并不通用，至少对于一个有公共抱负的记者而言，饿死了，你保住了你的气节坚持了你的真理证明了你的常识，却放弃了更多为苍生命笔的机会；而委屈了若能求全，也不失为大丈夫的一种气节，当然，底线是你的“委屈”不会有损于公共利益。

附：工作以来的一些负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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