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上期和本期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按时交稿，致最深的歉意。

从记三月余，感悟颇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将试图按月在南墙上发一篇以主流媒体记者身份采访负面新闻的手记，取名“纸背”，这种体制内解剖的视角或许会与文章所呈或外部观察有所不同。

本月，呈上范否9月17日法制日报《特大交通事故之后 赔偿上演“踢皮球大战”》，引题“福建德化致9人死亡交通事故牵出景区道路安全管理及非法营运问题 多个涉事部门推诿赔偿”采访手记。讲述在一起让9个家庭破碎的特大交通事故背后，无法呈现在纸面上的肮脏与阴暗。务虚的党性、苟且的政性和污浊的人性在这让人不忍多睹的悲剧中一再地制造更多的悲剧，正如一位遇难者家属对范否说的，丧亲之痛在一遍遍地被重提和放大。

接到题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9月的某天，泉州办事处的一个同事带了两男一女走进办公室。提了些烟酒，脸上挂一点暗淡的笑，很明显地带着悲伤，尤其是那个女的。这个女的后来被我列为重点采访对象，叫刘静宏，30岁上下，在这起事件中死了父亲。

车祸发生在7月4日下午4点，瓷都德化的石牛山风景区。

遇难者全部来自泉州一个国企，五矿公司，年龄最长的61岁，叫刘世谦（刘静宏父亲），是公司的副总，事后刘静宏到他办公室收拾遗物，桌上放着他的退休申请；最小的和我同龄，87年生，遇难时刚刚拿到毕业证3天，刚结束试用期转为正式员工3天。一共9条生命。

他们看着镰刀斧头坠入山谷

刘静宏回忆，刘世谦在7月4日早晨出发前接了一个电话，是他以前在泉州一中教书时的学生打来的，约他晚上聚会，他拍着胸脯说，一定会赶回来。妻子听到电话，让他干脆别去参加公司的活动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而刘世谦反驳的理由是：自己是老党员了，其他活动可以不参加，但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

刘口中的活动即五矿公司组织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确切地说，该公司是去“补习”，而非“学习”。

我党的理论务虚学习从来都是一阵一阵的，今年上半年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风吹得正紧。而五矿公司由于所属外贸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稍有怠慢了这股风潮。7月初，泉州市学习科学发展观第六督察组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发现五矿公司都在不务正业地忙着生产，把“正事”落下了。一番批评之后，要求该公司在一周内组织一次学习活动。

两天后，五矿公司组织活动的通知就贴出来了，内容为到德化参观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顺便游览临近的石牛山风景区。为表达学习的虔诚，五矿公司还在通知中特地要求不能带家属。

刘世谦作为公司副总和所在党小组负责人，自然不能缺席这等大事。

结果就出事了。7月4日下午4点左右，刘世谦和10个员工乘坐的金杯中巴在距离省委旧址仅几百米的地方跃入山谷，坐在前排的人已经可以看见门前石碑上的镰刀锤子了。

看着它，坠落下去——这大概是最虔诚的补习了吧。

两个余月后，第六督察组又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当督察组的人员向其中一个党小组的两位女同志索要总结报告时，她们忍不住反驳：“我们几乎整个小组都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牺牲了，还要怎么总结？”

他们党小组共7个人，5位男同志全部“牺牲”。

“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这个题吸引我的一点在于，涉及这么多条人命的一个事故，为何两个余月后家属们还在为赔偿而奔波？其间问题一定出在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上。当然也有人通俗地表述为死者家属过于顺从地答应将尸体抬走。

所谓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问题，可以具体分解为几个方面：一，在日常的行政中，存在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这些地方对这起事故的发生有着隐性的却可能是根本的责任，例如我在报道中所提及的“不被承认的‘景点’、无人认领的‘村路’、渐成市场的‘黑车’”，这些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也都是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疏忽所致，不能不说无责；二，在突发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的处理不够及时，不够人性化。具体说即家属在事发两月余后尚未拿到地方政府垫付或组织垫付的赔偿金，相关责任方之间的互相推诿也未能妥善解决，家属方无法消散的悲伤和日益增多的激愤没有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安慰……

丧亲之痛已让每一名遇难者家属心力交瘁，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有过多的“折腾”，但讨要赔偿和追问责任是他们不得不“折腾”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之后，他们终究无解，指着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事件问范否：“为何这些发生溃坝、泥石流、塌楼的地方，赔偿都能很快下来？”

而范否的答案是在涉案旅行社的老总口中得到的，该老总在事发后被拘留，妻子交了200万保证金后方重获自由。他总结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出来垫付赔偿金，不愿意主动安慰家属的原因是，“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神秘消失的遗物

在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时，刘静宏给了我一个我自认是这次采访中最让我惊讶的细节。家属们在收拾亲人遗物时发现，几乎所有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神秘的消失了，包括手机、钱包，和戴在手上的戒指。

这让我毛骨悚然。不是因为鬼怪之说，而是按照家属们的回忆，最早对遇难者施救的是当地村民，那些在报端被大肆褒扬的淳朴村民。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之后的一种猜测，算不上定论。但即便只是一种猜测也让人害怕——是谁，在这个世上最应该被尊重的死亡面前，还敢作出如此肮脏的行为？

那么，无论是谁，请看一眼那些遇难者家属们的眼神，那些渴望得到亲人最后遗物以作永恒奠念的眼神。

范否的话：

我曾经很努力地尝试从我国自诩人民民主的冠冕堂皇中去肯定这个国家，从我党组织性的本源中去肯定这个政党，从我民与我同血同脉的朴素情感中去肯定这个民族。

但我在强制肯定与无奈否定的挣扎中一次次失望。失望了我也推卸不了责任，无论国家、党还是民族，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否定的是我自己，以致每一次否定时，我都十分纠结。

但或许不会太长了，正如反右期间受到迫害的北大女生林昭，对一个团体失望至极时会有更顽强的反抗。她在狱中用血书打破一个信仰，重塑了一个信仰。于我而言，此女当为榜样。

自从有了这个想法，我头上无端多长出来几双雷达似的眼睛，看到的很多事情都争先恐后地撞过来，向我印证它。“Crash” 就是在这个时候撞到我视网膜上来的。

这是一部早该看的片儿，我却在最恰当的时间看了它。 一开始是无聊的样板戏：“坏”白人警察（Officer John Ryan）对黑人不由分说的歧视 Vs“好”白人警察（Officer Tom Hanson）一系列的“义举”。看到这，观众们几乎要反射性地凭借日常经验，迅速给这两类人贴上标签：Officer John Ryan–狭隘民族主义–“坏人”， Officer Tom Hanson –悲天悯人情怀–“好人”， 并下意识地站到“好人”那边去。这样的情形在我的印象中再平常不过了。我小时候看到长着黑脸的叔叔就会特别提防，因为在武侠片里（我看多了–b）“黑脸”—心狠手辣—“坏人”；我妈妈更牛，她能凭着一个我小学同班女孩的狐媚长相（人家天生长这样）就不准我跟她玩，因为“长得狐媚”—“性子风骚”—“无心向学”。

这么一个有名的片子，看到这里还是和我小时候一个思维模式，真是没劲。就在兴致要松懈下来的当口，我脑子里排山倒海地飞来一团“预感”，虽说没有形状，心里却明白它的旨意。于是，我稍稍坐定，静看事态的发展如那团预感告诉我的那般，一点一点地发生。和我一道看片的朋友，开始发出“哦～哦～”的感慨声，为那个“好人”警察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时，竟采取了那样不合道义的方式感到错愕；也为“坏人”警察从将要燃爆的汽车里拖出曾被他侮辱过的黑人女士而心生感动。但是，这些情感我都没有，也许是因为预感告诉了我结局，我的眼睛看到了我想看到的道理。

 “好”警察之所以在一开始显得那么有正义感，那么让人心头一暖，只不过因为他不曾被置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境地。做个简单的置换，如果他承受着也如“坏”警察那样的家庭压力–父亲为黑人事业做尽贡献却落得个倾家荡产重病缠身的下场，他对黑人的感情取向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够呛，在选择把杀掉搭乘顺风车的黑人，将他的尸体推下车并烧毁证据那一刻，他就告诉了我们他之前不过是站在一个生活比“坏”警察顺利，生存压力比他小的境况下，来俯视并可怜黑人的生存状况。他并没有比“坏”警察性善，只不过前半生幸运了一些，得以在比较公正，没压力的环境下成长。当他的正义感受到一点儿来自自身利益的挑战时，他便输了。他和“坏人”警察之间其实没多大差别。导演在这部片中，像科研人员做实验一样，安排了一系列的实验组对照—白人之间，黑人之间，其他有色人种之间，黑人与白人，其他有色人种与白人。实验组内部有Crash，实验组间有Crash，而结果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善良也可能是邪恶，可能是勇者也可能是懦夫，我们无从下定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人性中的矛盾总是在偶然的触动下相互转换；而到底会向哪一极，为什么会向这一极，我们一点也说不清楚。

想起另一部片儿“Babel”。 Richard和同车的其他乘客激烈的争吵打斗，因为他的妻子受到莫名的枪击生命垂危需要在摩洛哥的一个小村落搁置一阵等待救援，而其他人各持强硬的理由要放弃他们，驱车先走–“这儿太热了”，“我要赶回去按时吃药”，“有30个德国人在埃及在割断了喉咙”……和我亲历过的情形做一下对比：在一个和平的旅游胜地，一个游客昏倒了，周围的人们七手八脚地递水买药抬人叫车。他们脸上的关切都是真心的。这是两群受过高等教育，语言相通的人们，但是设想把第一群人和第二群人的处境调换一下，我想他们做出的判断和选择该会是不变的。在一个面临压力和威胁的环境中，人们第一反应所作出的选择，通常就会是保存自我，见死不救。这群社会里的高等人，在逆境面前，有时候也不如一个语言不通的荒村老妪的反应那般让人感到温暖和崇敬。

人性的构成及其看来跟生存环境，教育程度和语言没必然联系，它们是本来就在“那儿”的。

嗡嗡唧唧地写了这么多，我是想提一个问题：“讨论人性善恶有什么意义吗？”

假如把人性比喻为一个三维坐标空间，我们将永远无法找出这么一些位置，确定它们可以称为善，或者恶；它们在那儿，但又不在那儿，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写到这里，突然觉得把量子力学理论引到人性讨论里头搞不好也挺有意思）。既然如此，一个人何以给另一个人下结论，说Ta是善良还是邪恶？(说谁谁谁很善良这样的论调太普遍) 当我们做了一些“好事”时，我们又怎敢以此感慨“我真善良”而自我感觉良好？太多“善举”只是举手之劳，太多“恶行”也只是无奈为之。大家都差不多。

当我形成了这样的尚且不完备的认识以后，我并不感觉轻松。因为我的眼中不再有hero。当看到受万人称赞的人物时，我必不可免地要去设置一些情境，并断定他做和大部分人一般的选择，不会让我有意外和感动。我也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某种境地，并感觉自己的选择也不会让自己感动。我感到无法驾孥我的观点，反倒像是被绑架了起来，丢在废弃的深井中，无人应答，陪伴的只有手腕上绳索陷入皮肉的痛楚。我开始觉得我不如未曾如此思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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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故意拖延，只是有点儿忙；

非故弄玄虚，只是有点儿脑子疼^^。

无论怎么样，坚持一月一稿，没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