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笛者是一位中年人，笛声透过麦克风和音响填满了夜空，仿佛整条步行街都凝结了。他还有一位搭档，是位年轻人，在旁调试设备并展卖一些唱片。他们一定不是一般人，我想。那一刻我忽地想起电视剧《天道》里头的丁元英和芮小丹，仿佛也该是这样的。

而后一曲《故乡》，我不禁落泪了，即便是在帝都时，也不曾听见过这样的笛声。忽地想起一位故人，于是便拨通了他的电话。“两年前在广州沿江路，你说过我们要一起去卖唱的。”“我从不曾忘记。”“你的破木吉他买了吗？”“这周末就要买了。”“保重吧。”“嗯，你也保重。”

若有一天，我居有所依，那时定要备一套上好的音响。对于声音，我总有种特殊的反射，轻易地，灵魂便出窍了。有时我怀疑人的意志究竟是否是由自己主宰的，或许还有另一位神主在支配我的思绪，于是我常常忘记了躯壳的存在，声觉将我的世界囊括至无垠，而我的视觉则被遗弃到了角落。更多的时候，脑海中的各式场景侵夺了我的视网膜，于是他们总觉得我的眼神是呆滞的。

近来我发觉，其实很多事情，结果本不必那么糟。只是人们常对事情过度诠释，一直于事先便对结局有了悲观的隐忧，而后的所作所为其实都一步步将事态导向那个最坏的预期。不积极，或许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自我保护姿态，于是大环境的胶着状也便无奈地存在着，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很久很久；而对消极的纵容，则更如一张无形的不透风的网，让人窒息。

那些我珍惜的人们，我是这样地害怕任何的渐行渐远。

去年夏天开始，我便常有这种担心，一年多来的种种，无不无奈地应验了许多。就如同去年夏末的一件事，让我第一次对此感到恐惧。那次是闽西某乡因血铅超标引发群体性事件，那个地方还是一处著名的革命圣地。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两位朋友在这个事情上不知不觉地处在了对立的两营，一位是必须董狐直笔的政法线记者，而另一位则是协助领导处理维稳事务的吏员。在我印象中，他们两位都是极正派的人，可他们却因为各自的职责而必须承受一些难以妥协的轨迹。他们或许至今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我们此时也的确都是初出茅庐的小虾米，却已发觉一些针锋无法回避了；那么，年复一年，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环境中逐渐习惯了体制或非体制所赐予的一切惯性，而我们各自也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逐渐在各自的领域扮演更重要、更有支配意义的角色，那么是否终究有一天同窗故旧可以形容陌路甚至你死我活？就如一位曾与我颇有交谊的同窗，从各种渠道我不难得知她的直系亲属便可能与这些年汀江沿岸的种种惨剧有关；她也不知道何时解除了我校内好友，显然，我这种人于她而言是个危险角色，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先天赋予其身的立场，这也是人之常情。

那日好友QC来访，我们谈起身边的种种无奈，无不叹息。这个时代，任谁都很难保证自己的行当不是建立在践踏他人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辛酸的现实；我们往往未必是直接的恶人，但不知不觉间也成了帮凶。

我想起那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真实的人性有无限种可能。就像女主人公玛莲娜的沉沦，何尝不是环境与众人中平庸的恶日复一日地侵蚀她并最终成功地逼良为娼。而如今匍匐于当下的我们，仿佛也无法否认自身的脆弱，信仰的危机、梦想的幻灭、对压迫的妥协甚至是对罪恶的麻木和沉默何尝不是在沉沦，最后也被 “逼良为娼”？

就如我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一些为坚持而付出的代价，却从不曾因此用价值观去苛求我的朋友，何况那也没有资格、也没有意义。安身立命从来是不变的主题，而谁又可以为此苛责什么呢？我希望我们都能过得更好，至于心安理得，只能尽量地心安理得了。

此刻，我能对我的一些密友说的是，对友情的承担很多时候和价值观、社会立场无关，那于我更多地取决于经历和过去。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浪迹天涯的亡命徒，或许有一天你会沦为贪污犯的眷属，可我知道，你也知道，我确信你知道，你确信我也知道，我们都不会对对方袖手旁观，哪怕是窝藏、掩匿。

未来若不幸地真有那一刻，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朋友，我们永不背弃。
2010年11月19日

在进入杨箕村的最后一座桥上，一位老人携带着一个小孩，又一次出现在傍晚的桥面上。一起出场的还有两大张彩色的喷绘海报，文字间哭诉着凄惨的人生境遇。面前走过的匆匆人群，没有太多的脚步为此停住。风吹走了碗里仅有的几张纸币，老人伸长手臂，捡起来放进口袋里。

我已经站在一旁看他们很久了。这是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

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我像对待所有的行乞者一样，无视地路过。没有看见老人和小孩的模样，也不知道海报上写了什么内容。

“没钱还能做广告！”那时，同行的李同学半开玩笑地感慨。

我才迅速扭头一看。在与他们第一次接触的时间，只有五步之久，感受到的是一场声势浩大、虚情假意的行乞活动。

第二次遇见他们，瞥见小孩呆滞地盯着路面，蜷缩成一团，倚靠着桥边的栏杆。这样的模样，这样的场景，很老套。电影导演在渲染穷人的悲惨程度时，作家在呈现穷人的可怜形象时，也喜欢让“小孩”“呆滞”和“蜷缩”。但是，老套的戏路常常能成功地让观众入戏，然后情感起伏紧扣情节。看到小孩的神情，作为观众的我，情感应该发展到了心生怜悯的地步。下一秒就算不是眼眶红润，也应该是掏钱救济。但是我没有。

就像我每次路过乞丐一样，我下意识地想起，某某人说过的“乞丐帮”住酒店的故事，刚掏出领钱的手又缩回口袋。

很早以前，看过毕淑敏写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行乞者的文章，内容大意已经忘了。文章具体的题目也想不起，所以也打消了引用的念头。令人刻苦铭心的读后感是，与其把钱给“不知真假”的乞丐，还不如捐给慈善基金会。之后，从行乞者经过的时候，我养成了不去看他们一眼的习惯。硬着头皮走过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告诉自己，“他们都是假乞丐”。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不理会路上陌生人，除了行乞者，还不乏问路的人。迷魂药引起的拐卖人口事件不计其数地上演。我不敢以成为下一个失踪人口的代价，去冒险为他人指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在我旅行在异地他乡的时候，每一次迷失方向的时候，总有人愿意冒险为我指路。甚至，还有人愿意收留我，让我寄宿在她们家中。

08年五一期间，我独自一人去泉州玩，途径开元寺时，与诵经的一位阿婆相聊甚欢。阿婆提议我可暂住她家几日，与她孙女同住。恰好，她孙女也在场，年龄与我相仿，我便答应。两天的相处，她们还带我夜逛西湖公园，为我准备丰盛的饭菜。“他们就不担心我是个骗子？”，至今，对照着她们的以诚相待，我不由得感慨自己对陌生人的冷漠。用某社的话说，我因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丧失了对整个社会的信心。

我轻而易举地在陌生的广州街道获得路人一次次地热心指引，但对于施予路边的行乞者，我内心却是百般犹豫。

我怕再次浪费了同情心，又成为别人眼里的傻子。我也曾热心地给与路人帮助，但换来的却是差一点受骗。在同学强行介入捅破骗局后，我久久无法相信那个坐在草坪跟我聊天的“新到辅导员”是专门骗人手机的老手。

每天总会发生一些事件，蚕食着人们对社会的信任。最近，18岁的孙中界刚到上海工作两天，因为好心载了一个拦不到车的人，成了“钓鱼者”的猎物。除了自认倒霉外，除了枉费了一番好心外，孙中界还遭到了他人的误会。起初百口莫辩，但又能怪谁？在这片土地上，做好事的下场，除了可能会被骗之外，还会遭人倒打一把。见义勇为者大汗淋漓地做完好事后，却莫名其妙地成为凶手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少见。孙中界还算幸运，剁了手指之后，换得真相大白的机会。可是，还有很多人，因为做了好事，却踏上了悲惨的命运，如窦娥一般，冤屈难申。

在深陷误会困局时，孙中界的大哥曾气愤地质问他，“谁让你做好事了？”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耳熟。在你做了好事反而吃亏的时候，常常会有人用这句话挖苦你。你爱做好事，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谁让你做好事了？”演化到最后是一种怕做好事的警惕心理。它已经逐渐取代“你应该做好事”的价值观，成为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的信条之一。

如果将雷锋过去做好事的事迹发生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下雨天背着小学生淌过小河流时，或许会被紧随其后的家长怀疑和诬陷——“是不是想诱拐我们家小孩！”

在同情心无数次被利用，被误解，被践踏之后，爱做好事的雷锋会不会也变得麻木不仁，不敢将手伸向弱者？

雷锋还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