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年的世界杯，我初三，中国队小组赛的时候，正是中考前最最较劲的时候。当时的班上男生几乎一人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中国队比赛的那三个九十分钟，男生全部趴到在桌子上听着转播，讲台上的老师估计也是无心讲课，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女生们听球的不多，倒是能够从全班男生的集体的叹息中总结出比赛的最终比分。

那一年，早些时候，让我们狂热的还有《流星花园》和F4，只是这种狂热还没有持续很久，《流星花园》就被禁播了。

相比于狂热于《流星花园》的“现世报”，我们对足球的狂热也终于迎来了报复。上任伊始的韦迪，正式提出了国奥打中超，国青打中甲的施政纲领。天朝将再次上演我们无法想象的人间奇景。

然而仔细听听韦迪的话，我们倒没什么太多的道理可以反驳：举国体制是中国的优势，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夺得了奥运金牌榜的第一名，我们无数的弱项也因为举国体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别的项目可以用，足球为什么不行？

是啊，足球为什么不行？每次奥运会后，我们都为自己金牌榜上的数字骄傲的不行；每当国歌奏起的时候，我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们的电视台里翻来覆去播放着冠军的笑脸和眼泪，我想这并没有其他深层的原因，只是我们爱看而已。

当我们输给韩国，输给日本，输给沙特，输给伊朗的时候，我们喊着下课，甭管教练是不是刚上来的。当我们赢了泰国，赢了阿曼，赢了香港，赢了马尔代夫的时候，我们也喊下课，因为我们觉得赢得不漂亮。我们的足球是弱项，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大肆嘲笑阎世铎的“杀无赦”，可以肆意讥讽谢亚龙的“叉腰肌”，可以拼命笑话南勇的“大快人心”……却忘了，我们做的一切，都让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变得更加恐惧，更加急功近利。

只要我们还是一群急功近利的暴徒，他们就不会成为韬光养晦的明君。

之前一直以为，在集权体制之下，他们的决定只对他们自己负责，和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然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之前的认为是错误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决定的。

接到任务自然令我跃跃欲试，但那种出发前的兴奋只是一种出于自我实现需求而萌发的热忱，它将被随后的日子中双眼目击以及双耳倾听到的一切迅速冷却，一度冰冻僵硬。

那一个星期二，我刚走出单位，就见到一辆警车停在一家拉面馆门口。那家拉面馆是一家青海的回民开的，我中午也常在那解决午餐。他们都是很老实巴交的人，这点从那些清亮的眸子就能看出来。他们一家子人晚上就住在二层的阁楼上，白天就出来忙生意。按城管的说法，这些开小饭馆的人，也包括其他底层的无北京户口的人，统统都要迁到三环以外去；国庆的那三天饭馆不许开业，国庆以后也不许从三环外迁回来。可以想象，以后他们将要为在北京的生存和生活支付更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还有心灵上的创痛。这是谁的首都？而这又是谁的国？

那个周二所见的一桩“小事”，对于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然而或许对于共和国来说，不过是管中窥豹罢了。跟踪社会新闻，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许多阴暗面。而人固有七情六欲，自然避免不了凡人的哀痛和匹夫之怒。当我面对众多期待的眼神，却又深知能为他们做的实在有限的时候，那一刹那由衷地感觉到人的渺小。不计其数的他们是渺小的，而不计其数的我们也是渺小的。

1985，当我听到这个年份时，那份无奈的震惊几乎让我陷入绝望。我突然在想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还有多少意义，又能改变什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访民，她的访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一无所有、残废、植物人、东躲西藏、草木皆兵以及死亡，这个群体出于对体制最后的信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换得的只是这些，而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正义。京城的遭遇，击碎了他们在沼泽中挣扎最后的希望。

信访部门的大门前挤满了访民，他们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之后换得的接待就是填一张表格，然后等待回音。而回音呢？一些不大敏感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磨牙后或许能得到解决，而更多的则是石沉大海。许多面包车在信访部门门口徘徊，他们都是附近小旅馆的老板，专门招揽访民去他们那住宿。当然，肯去住店的都是新访民，还对信访部门抱有希望的新访民。这些旅店在西南二环一带到处都是，60元一个普通间（两张床）——这是一个通价，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陶然亭桥下有人摆摊，专门兜售一些复印的资料，都是各个部委的地址、乘车路线、联系电话以及一些和信访有关的法律法规，1元一套。我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他们说不太好做，访民都没钱。

那个周四，我在陶然亭桥见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厮打，男的将女的裙子都扒掉了，还撕扯女方的衣领，当街耍流氓。一些路人纷纷上前制止，并有几个人打电话报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介入到这样的事件里去，陶然亭桥对面在十五分钟里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过，我一直招手，但就是没见到它们转弯回来。最后，耍流氓的人跑了，警察还是没来，有当地的居民说，这个耍流氓的是访民，平日里经常偷水管，但警察就是不管。当政府在职责范围内长期不作为，这种缺失将导致更多的事端。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民，滞留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别的出路，在边缘化之余就只能用踩踏法律红线的方式进行生存博弈。而访民耍流氓，可能是性压抑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什么导致的呢？

8月4日的“LRR事件”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年仅20岁的安徽姑娘进京上访，被驻京办关押在丰台区聚源宾馆的小黑屋里，被看守强奸；强奸发生在凌晨，引起了其他狱友的同情和愤怒，他们愤怒地砸开了铁门冲出牢笼，幸而在路上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事件得以曝光。

读过吴思先生的作品《血酬定律》的人都知道，这种小黑屋可以称之为“灰牢”。它们是政府部门操纵的场所，不能称之为“黑”；但它们又不是合法的监狱，关押的也是没有触犯法律的良民，也不能称之为“白”。学习班和小黑屋，则是同一事物“灰牢”的两面。而驻京办雇佣的看守或者打手，则都是在社会上通过非常规途径招揽的，不少人原是无业游民。这在《血酬定律》一书里也有个称呼，叫“白员”，顾名思义就是不属于正式编制但是为体制效力的超编人员。

我不能不想到从小就熟读的《水浒传》，那似乎是千百年来不断轮回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秉公守法的军官林冲如何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山神庙外杀死了三个公务员；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武松，从一个执法者变成血溅鸳鸯楼的杀人魔王。前些日子的杨佳，不正是当代的林冲、武松么？“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们寻求不到国家机器本应给予的制度正义，就只好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心中的审判。

如今，共和国已历一甲子，却已疲于奔命。以维稳镇烽火之变，以绿坝塞进谏之口；以厚禄豢谗倭之吏，以GDP垒游宴之台。危乎？危若累卵。作为一个媒体人，本不应当介入事件。然而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不可能做到什么事情都以一个绝对旁观的姿态去描绘。将一切的责任推给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体制，却没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很不可取的。迫在眉睫的燎原之火，总有一天会让人无法旁观，可人们依旧冷静，似乎不从不恐惧覆巢后的灾难。

我们就是体制，而不是可以轻易撇清身份的旁观者。

（一）

街边的乞丐，是靠着人的恻隐生存的。老弱病残，携儿带女，卖身葬父……人们往往从他们身上看出些世相百态来。他们的所有行止和故事，往往都勾起我心里的恻隐而让我有极强的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放进他们的碗里。

丐帮之说古而有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应属一种行业协会，是同行之间为了维护整个行业（门派）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NGO。对这样的丐帮，我颇有好感。直到近些年我才知道，现实中的丐帮，并非如此。丐帮，是靠着街边的靠人恻隐生存的乞丐生存的。在很多城市，丐帮都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布下天罗地网，把所有乞讨散户强制纳入组织管理，然后将他们进行精心包装一番，让老的更老，弱的更弱，病的必绝，残的必残到让人揪心……基层乞丐乞讨所获收入则尽数上缴，组织上再发点仅够活口的工资。

那么，我们放在他们碗里的钱，是帮助弱者，还是支持无耻的剥削？

（二）

一直以来，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高频率地见诸于各种媒体，鲜有中断。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也证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南方周末在2007年对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状态做过调查，得出结论：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感——生命权高于社会风化。

妓女的生存安全，是所有国民和这个国家的尴尬。对于国民而言，是生命权和社会风化的尴尬；对于国家而言，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尴尬。国民的尴尬尚容易解决，即便心存鄙夷，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同意要保护生命权的。但国家的尴尬，因法律和制度权威性的限制，而变得无可调和。

按照我国的法律，妓女是非法的，但从国家保护国民安全的职能和义务上说，理应涵盖到任一职业。自然，出了安全事件后，警方会给妓女讨回公道。但保护公民安全需要靠的是提前的立法、规范制度、部署工作，而非仅仅被动处理。

那么，当妓女安全受到侵害越来越普遍时，国家是应该搁置工作性质的合法性而保护妓女生命权，还是该以工作性质非法为由任其自生自灭？

（备注：以上是从体制现状角度出发，试图说明尴尬之处。而本人一贯立场为性服务工作当合法化，从道德上也无可厚非，毕竟靠自己的辛苦赚钱，都是高尚的。）

（三）

2009年7月14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称，将于7月24日之前对“公盟”实施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合计142万 多元。“公盟”负责人XZY随即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一文，对政府迫害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强烈抗议。

2009年7月29日早5点左右，XZY被警方带走。8月3日，公盟决定接受社会捐款缴纳罚款。

随后的几天twitter一直有讨论，是否应该捐款缴纳罚款。网民的尴尬在于，要解救XZY解救公盟，就必须缴纳罚款，但缴纳了罚款就等于接受了这个荒唐的处理决定。

那么，是该为保护一位公民话语的代言勇士而放弃他平日所坚持公民常识，还是要坚持常识而不惜放弃一个生命？

几点尴尬，雪泥鸿爪。这个国家让我们和它自己时刻挣扎于保护生命权的基本常识与不尽人情的法律、制度、政治之间。我不得不承认，为了生存，我们常常要无奈地放弃原则和真理。

我们依旧会把钱放在乞丐的碗里，即便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支持了无耻的剥削。因为就算是被剥削剩下的那一丁点，也可能是乞丐们的救命稻草。

国家依旧在保护妓女的安全，尽管法律、制度上死撑着不为这个职业而让步，然而在自掌嘴巴自相矛盾中，警察还是被部署在了非法红灯区的周围。

公盟依旧发出了接受捐款的公告，网友们依旧把钱汇到了那个账号，即便知道罚款和罪名是何等的“莫须有”。

我只是举了生命权做例子，而在现实中，我们分秒不在矛盾中生存。我们痛恨当局的腐败、极权和专制，但我们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依旧要为这个被它控制着的国家思考。

我身在一个党报，我常常被要求做一些正面的宣传文章，尽管也有新闻所在，却大多不痛不痒。但，这些正面文章只是保证了这个报纸的生存而已，生存以外，我一样可以做很多真正带来公共利益的文章。

在这样一个时刻需要弯着腰过活的国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往往并不通用，至少对于一个有公共抱负的记者而言，饿死了，你保住了你的气节坚持了你的真理证明了你的常识，却放弃了更多为苍生命笔的机会；而委屈了若能求全，也不失为大丈夫的一种气节，当然，底线是你的“委屈”不会有损于公共利益。

附：工作以来的一些负面报道：

福州电梯年检两陷提价之困  被指民意缺席导致合法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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