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直是一个遥但并非不可及的梦，台北台中高雄等等等等一直是梦想着一定要去的地方。 影片中贯穿的摩托车发动机的声响和柔软的不行闽南话似乎让我闻到了那种带着机油味道的咸咸的海风的味道。

再过几天，我在的这座城市电动自行车就要上牌，按摩托车收费，而摩托车还能存在多久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台北，我想包括福州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除了有碍城市观瞻，或者具体的说是有碍城市领导人观瞻的理由，是没有其他理由禁掉摩托车的。的确，满大街的摩托车的确不好管，所以禁掉算了。这和智力或心力不够的人搞不来文明，所以干脆选择厚黑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厦门，我们的确享受到了禁掉摩托车的种种快感，只是，牺牲掉了某些人的抗议甚至生存的权利。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河北的发展一直不受关注的深层原因：发展必然带来改变，改变就会牺牲，被牺牲的人就会上访，而河北访民是走着就能到北京的，所以，河北不能乱。

后民主时代

如果说《活着》是无民主的悲剧，那么《不能没有你》则是后民主时代最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尤其是台湾这种未经充分启蒙就被强人带入民主时代的社会，民主所带来的赤裸裸的“服务换选票”体制的劣性就越发的明显。

所以，在后民主时代，一个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甚至没有户口的生命，就得不到社会对其生存权的关注。

影片还故意设计到了象征台湾权力分散的立法院和总统府，就是这“华人世界的灯塔”，让主人公像皮球般被踢来踢去。三权分立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但这三权交际的迷糊地带，却让人感觉，无限悲哀。正如片中主人公总统府前的遭遇，谁都知道检查属必须且必需，但是之后，谁来负责戳烂的苹果，柏拉图孟德斯鸠们没有教过我们。作为凡人，我们只能去向上帝或者释迦摩尼请教。

媒体

早就听张院长铭清讲过台湾的媒体是如此恐怖的高效，也能从《全民最大党》里体会到台湾媒体的开放和自主程度。但是，社会上媒体到底扮演着什么叫角色，似乎，就见仁见智了。

Green Day在《American idiot》唱到a country controlled by the media。无可否认，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公民素质方面有着极强的作用，但是如果媒体沦落到争分夺秒报道某个跳楼事件或者干脆出现“我们是政治线的，你找社会线的”这样的语言的话，我们还要不要这样的媒体，答案就应该很清晰了。

当然，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说我辈没有资格谈论的话题，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些嘲笑台湾韩国议会打成一团，并且得出民主不能要的结论的人一样，幼稚的像两个营养不良却在讨论脂肪肝会带来多大危害的人。

总之，没有爱的公共，是一切悲剧的来源。与制度无关。

我想我该更温和一些了。不右，也不左；不激进，也不保守。尽管左后方风景独好，但毕竟只有在后方，才能享受。不可否认，于这个职业而言，这的确是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但我依旧希望，活得光明磊落。而唯一的底线，也是主线，不过还是那句：“写出优秀作品，推动公共利益。”

对于南墙的思考，也是类似。和邱靖陈堃在厦门小聚，我们玩笑着谋划逃亡路线。尽管还不至于此，即便至于此了我们也能豁然地面对，但毕竟这还不是一个牺牲个体的时代，不是“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时代。更为关键地，那样我们的价值变得极小极小。

我想从现代性上来讨论一下“南墙”的性质，和“南墙人”的性质。现代社会文明最明显的三个特点，是“个体本位”、“群己分界”和“契约精神”。而南墙最初的宗旨，云峰在发刊词中写道：“常识与公民性，是我们自始至终的追求。责任与价值，是我们倡导的理念”，这是最明白不过的表述了，与“现代公民”的定义内涵也是相对应的。

是的，“南墙人”至少应该是这个时代标本式的“现代公民”。这是我们的前提，也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尊重常识，坚持世间最让人敬畏的应该是个体的权利而非政党或是组织的强权；我们明白一个现代公民所应遵守他所认同的游戏规则，主动地运用手中的权利并承担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始终理性地判断一切，个人的价值只有独立地思考和行动中才能体现。

回到沙龙。我自省没有循着开始的宗旨写积极的文字，总是怨怨艾艾地提供一些吸引眼球的所谓“幕后”“纸背”，实则于南墙的宗旨没有太多的相关，甚至背道而驰。（顺便提一句，原本打算在南墙写的“纸背”系列就此终止，这期本来想写写严晓玲案幕后的重重黑幕和与之相关的福州三大冤案，作罢，有兴趣当地朋友私聊吧。）

另一个自省，是我已经第三次迟交稿子了。这着实是很大的一个巴掌，对于我言语中的“契约”和“公民性”。邱靖陈堃谈及此，也都有些自惭，这在南墙，的确是很严重也很不应该的问题。

不履权责却口称“公民”不过像花和尚口里的“南无阿弥陀佛”。公民性更多的还在于自身日常的锻造，不是在某次散步中举起牌子就是公民，不是在某个案件中引言获罪就是公民。切莫忘记，如朱崇实校长所提，我们毫无疑问地都是精英。精英尚如此，公民社会将遥遥无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仅以自省。愿能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