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不難為情，甚至還可以發自內心略帶驕傲的說，我是一個老派的人。聽歌喜歡李宗盛和陳升，藝文活動喜歡話劇和曲藝，喜歡漏巷和排擋。應該是因為相由心生，一顆老派的心，便有了老派的長相。於是乎，被認為是導演司機工作人員也並不為奇。然而內心似乎對於衰老還是有頗多的抗拒，外加情緒控制力不佳，總把失落的情感表現在外，一直沒有融入到集體的活動中，在外遊蕩。雖不算是生悶氣，卻也失落的很。也曾嘗試著加入隔壁狼人和三國殺的戰局，然而看著其他選手們興奮的樣子，自己卻總也HIGH不起來，便越發的懷疑自己真的老了，想去秀水買幾件衣服裝點一下自己，最終卻只採購了幾件正裝襯衣和正經的公文包，看來老，是老在骨頭裡了。

然而昨晚，看到後海的鐘鼓樓，想像五年多前，自己也曾在這里露天玩殺人遊戲，當年的開心程度不比現在的他們少多少，便也釋然和很多。我喜歡被人稱作是哥，不管是馬哥還是軍哥，還是不知道我名字的人叫我的天津大哥，當哥的感覺的確很好。於是今天心情便調整的不錯，本來自己年紀就比別人大，不少選手都是大一大二，跟自己的學生一樣大。這麼一想，心理位置算是比較平衡，聲音沉，體重穩，於是便沉穩了起來。想起一句歌詞：喜歡現在的模樣，心裡有老繭，臉上有風霜。

關於舞臺和失敗

第一輪就被淘汰掉，說實話，這樣的結果，我想到過，但是沒有做好心理的準備。有人說我喜歡面子，有人說我追求浮華。我感謝所有的指教，但是我想說，我可以在舞臺扮演小丑，也可以安於六平米的出租屋安心工作，我喜歡的，只是舞臺和燈光，不管是演出，還是比賽。我不習慣，而且越來越不習慣做一個觀眾在場下看著別人歡呼雀躍。終有一天，我要看到千百雙手在我面前揮舞，終有一天，我要看到千百個熱情的笑容。

於是這幾天的心情相當不好，即便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和積累遠不足支撐自己進入決賽。即便進入，也會被淘汰的很慘。但是我還是心有不甘，我會再告訴大家比賽播出的時間，但我不會去看他，我這次失敗了，我要為以後做準備，這個世界，終究會是我的。

關於朋友和孤獨

我是個合群而又孤獨的人，身邊從不缺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孤獨感，越來越嚴重。我不知道這種孤獨感會不會有一天進化成為一種精神的疾病，也不再願意用成功學的理論再來欺騙自己，我可能也永遠學不會怎麼和孤獨打好交道，甚至覺得即便老天眷顧我賜我真正的一個靈魂伴侶，我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只能把孤獨當成一節突出的椎間盤，讓它一直提醒自己，告訴自己，它是存在的，今生今世，擺脫不掉。

昨晚在後海，時光像是倒退了一下，南牆的聚集，像是把自己拉回了廈大，拉回的曾厝垵，拉回了水塔之上。沒有虛偽的勸酒，沒有虛偽的寒暄，大家只想看著自己和別人的樣子，然後笑，繼續笑，一直笑。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既然選擇離家闖蕩，我們都是駛出去的船，愿大家平安，愿大家快樂，愿大家一定要幸福。孤獨的時候想想大家，雖然可能更孤獨，但是更能感覺，溫暖的力量會從心內湧出。

關於大中華和426

明天比賽就要收官，後天收拾行李，彼此告別。這應該是一個相見甚歡或是離別灑淚的時刻，接下來的話可能不合時宜，但是我還是要說，至於你們，愛看不看。

北京的行程不可謂不豐富，也不可謂不用心良苦。比賽的前兩日，和比賽無關，60位選手共同逛了長城、國家大劇院和故宮。長城雄偉壯麗，劇院闊氣豪華，故宮恢弘氣派。相比袖珍的台灣景點，看到這些偉大的景象，台灣選手，尤其是第一次來大陸的台灣選手紛紛表示讚歎。導遊之前一定接受過相關培訓，或者有過接待台灣團的經驗，該說的都說，不該說的絕對點到為止，語言尺度拿捏的絕對精准。我觀察了工作人員和導遊，從他們的眼神中，我能看出他們的驕傲，帶台灣人看最能代表巍巍大中華的景點，此中用意，不說你也明白。然而看到台灣同學讚歎的表情，我卻並沒感到驕傲，我總想提醒他們：耗盡國力的長城，歷史上並沒有真正擋住過幾次外族的入侵，北部的蠻夷進入中原，並沒有因為長城的存在而減少次數；修建大劇院之前，北京的演出場館空置率已經很高，修建大劇院的錢，到底是不是浪費，所有人內心都懂；而身在故宮，我想到最多的，是前幾日摔碎的盤子，和神武門後面，景山上崇禎吊死的那棵樹。

台灣選手對大陸的感歎並沒有持續多久。錄像過程中頻出的狀況，節目中繁瑣的流程，善變的導演，呼來喚去的工作人員，讓整個節目的進程效率極低。自由行程中幾名脫隊的選手被要求站出來亮相變相公審，其他選手行程被迫縮短變相連坐。從未體驗過如此的台灣選手們紛紛表示不解和鬱悶。雖然沒有誰公開抗議，但是失落的表情溢於言表，前幾日聽到的最多的“大中華”，也慢慢變成了“426”。我不想去指責誰，也沒有任何資格去指責誰，我只想說的是，台灣人腦中既有大中華，也有426，至於他們怎樣看待我們，最終的最終，還是取決于我們，是要把大中華的那一面展示給他們，還是把426的那一面，展示給他們。

回家的路上，还真是有些不放心的感觉，好像我一下子成了大人似的，虽然确实也不小了吧。老妈跟我说，她同学的儿子，总时不时拍拍他同学说，“老爸，听话，听话”，她同学说她也差不多了。别说今天送她上火车那刹那，还真有那么点感觉，心里有那么些自豪也有那么些伤感。

来北京也快2个多月了，谈不上适应不适应，本来就在天津长大的，从小就听人常提起北京北京的，当然就算在南方，也经常听人提起北京北京的，北京是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城市，全国人民想不熟悉也难。

这次回来，令我自己惊奇的是提得多的不是天津，反倒是厦门。就想四年前刚到厦门时，总爱提起家里宽敞的街道诙谐的生活气氛一般。到北京了，反倒总爱跟人提起厦门高高的天，深深的海，清新的空气，还有满校园满街道悠闲的咖啡馆。这个时节，大概可以吃柚子了，北京的柚子皮厚且看着干干的，还很贵！每次看到路边的柚子心里总免不了怨念一下，顺便怀念下厦门多汁的大柚子。

这多少有那么点矫情，更是谈不上适应二字了。本来就不是北方的特色水果，想吃水果，又实惠又甜的苹果多的是，这让我想起刚去厦门时，我好像还真就是这么抱怨厦门的苹果和梨的。其实，无关水果，大抵不过是一种想念罢了。

在北京的生活开始是寂寞而单调的，单位里有同事是北京的，开始时总爱问人家北京有哪儿好玩儿。他竟也说不上什么地方好玩儿，让我多少有些无奈，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光学习了，学太多学傻了，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

后来想想也可以理解，你若问我天津有什么好玩儿的，我也答不上来，别说还真是有很多人问我这个，一般陌生人开场总要问个姓名家乡什么的，好似到英国总爱问个天气啥的。我总是卡壳，另一个卡壳的就是“天津话怎么说”这类问题。后一个问题我第一个想起的词汇，总是“大一巴郎”，但是我总不能刚和人见面就跟人聊这么露骨的东西吧，咱好歹也是半个淑女。

虽然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但要是天津哪儿好玩儿还真得想上一会儿，别人问起时我总爱狡猾地说道，天津的特点在于早起去公园看老大爷遛鸟练剑下象棋，听寻常百姓聊天，体会其中的悠闲自在，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几个人天津人聊天，外地人乍一听总感觉好像是说相声，这倒是常有的事儿，一个城市的文化是融在一个人的精神气儿里的。

其实啊，这“不知道”反倒是一种专属于家乡的“知道”，你知道这一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让你慢慢了解这里，慢慢逛，慢慢看，慢慢聊，所以反倒从不急于一时，倒是去了外地一定要好好打探一番，尝尽当地美食，阅尽当地美景，才真能对得起“不虚此行”，事后和亲朋好友聊起，也能好好展示下“见多识广”。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家乡的某些“不熟悉”，便有了别样的温馨，如果再遇到有人聊起，每每看到对方一脸困惑和满足的样子，倒真真儿地是让人羡慕起来。

好在家乡这东西，是人人都有的，到了异乡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想它，它也会想你的。

于是有公交还是尽量公交了，我也懒得见司机一脸的纠结相。加班的时限便往往定在最后一趟公交的底线。常言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老这样掐着点，难免就误了点。无奈等公交这事，你也不知自己到底有没有误点，生怕一转头就是一辆末班车披星戴月而来。只能先耗着，一脸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公车又一年。

星辰为伴。与友人之约想来是赴不上了，我倒是颇向往混沌的酒气，一扫一星期的阴霾。记得秦观的词里有一句话：“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典故来自李白与贺知章相交，意气相投，贺知章便将代表唐人做官信物的金龟拿去换酒与李白同乐。清醒时生活的细节想得太清楚，这等细枝末节日积月累，左手是无着落的老婆右手是阳春白雪的房子，交错生活，基本把一点年轻时天马行空的想法消耗殆尽。由是感慨，也许太多人的坚持，亦不过是指望着那些离开的晚一些。

我自然经历过百米之外末班车有如醉酒后的酒鬼一般晃晃悠悠而来，一切都是缓慢的，偏偏在你赶到那一刻门关的是干净利落。任你扯破了喉咙也没用了，最后只能说一句你妹啊来泄愤。有一次怎么也打不到车了，就在凌晨一点的夜里奔了有两公里，那也是毕业前为了减肥练出来的好体力。所幸天不绝我，恰有一夜里玩回来的同事打着车路过，车出去有一百米又倒回来，问我：你是财务部的吗？好像年会见过你。

年会那天我颇为风骚，上去唱了首歌还抽中了个二等奖。断没想到风骚也是有好处的，解了自己要奔七公里的围。车上闲谈，竟发现此人与我住的甚近，而住的地方也是我高中上班车的部队院。北京人与北京人碰头，自然会问哪个学校的、哪个院的，然后揪出一群人问认不认识，有一个认识的，也觉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但很遗憾这次全都是第一次听的名字，不过也觉得很熟悉了，至少有无数个可能，那些人也许都见过，只在身边擦肩而过就是了。

我开始理解乔布斯演讲里说的，你生命里很多事情都会连在一串，而这也许需要你多年以后才会发现。我所经历的每一个地方，多年以后看来就如同设计好的一样，会如此合适。当时亦不过是觉得无非是多种选择中的随机一种，只要有一点的变化就蝴蝶效应了。这种感觉会让你开始回忆并不漫长的人生，在每一个节点你的冲动与无奈。

所幸那辆公车来了，它来之时，我也不用狂奔百米去追一个欲去还留的背影。雨后的泥土气息让我的疲惫稍轻了一些。在北方润湿的暗夜里，许多故事与霓虹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透着朦胧的烟气正蔓延着吧。昨天，今天，明天。恍惚中，窗外不再是旅途，而是依稀而过的太多故事。就好像我从前爱坐火车胜过飞机，即便那34个小时也不能阻止我。只不过到我对生活有些倦怠了之后，就很难再有去体会每个细节的心境了。

在某个时间，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州。

我在短时间内频繁地改变计划，一点儿都不明白什么叫“状态延续”。

焦虑，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我是如此地不安定。

半年的外出实习中，我积累了不少了对困苦生活的恐惧。我像被苦难生活驯服了一般，开始情愿地留在家里享受安逸。然而，时间一久，舒服的日子却让我过得更加地伤筋动骨。

家人的谈话再不像美妙音乐那般令人愉悦。我怀念起与朋友因观点不同的争吵，那时我热血沸腾。

早睡晚起只不过是消磨士气的靡靡之音。我怀念起为了赶稿通宵达旦的那种勇气，那时我十分清醒。

于是，我决定外出。

我去哪？我去干吗？

我心里没有答案。但直觉告诉我一定得离开这了。

在春节的前一周，我在中午做了决定，当晚直接飞往成都。从行为上解释，我这次属于心血来潮，冲动行事了。但往深层次去看，我已经在心里无数次地彩排过久违的旅行。上一次旅行，已经是2008年8月份的事了。想做的事，一旦找到突破口，我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让我来不及多做思考，就立马奔赴行动。走之前，我还在担心准备得不充分。到了成都，我发现，问题可以在行进的过程中一个个解决，又何必总在行动前将未来的每一步都安排得事无巨细？

成都之行，像是潜意识里自己为未来的行动安排的一次检测。这一周的旅行刺激出的各方表现，坚定了我去北京的信念。

家庭意志远不比想象中那般坚不可摧。家人只会在你临走时因为担心而反对，但无论以何种姿态回家时，父母亲总是机场里接你的人。

生活的艰辛远不比想象中那般痛入心扉。峨眉山的雪水浸湿了靴子的薄底，刺痛的冰冷只在停下脚步的时候才能体味。大多时候，我关注着途中的一切，忘记了疲惫。登山金顶的时候，我望着眼下的层层阶梯蜿蜒盘绕陡峭的山体：那些险峻的山在冬季里露出了多么冷酷无情的表情，我却安静地从他面前经过。偶尔，不知是云还是雾笼罩着眼下的山体，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恍若来到了天上。站在山顶，我忘了曾经萌发的放弃念头，不可思议地感叹：我居然能赶在第二天日落前赶到这里。

生活，是不是只要我们按着心意、一直往前走着，就能有登顶的时刻？

我忐忑地前往不可预知的明天。生活，注定是伴有艰辛，一想到此，我的日子立即变得惊恐疑惧。峨眉山告诉我，只有走过去，才能迈过生活的槛。就像爬山路一样，一个槛，一个槛地迈，就离山顶越来越近。

既然厦门的生活满足不了追求，自己又说服不了梦想委屈生活，那就放任性情，追随内心。于是，我试着把爬山的状态带到三月的北京。

未来依旧会不安定，但我相信命运。

昨日赶了5000余字，久违的记录。外面烟花炮竹声四起，提醒我这是异乡的元宵，顿觉愧疚。入夜，拉宝宝一起出去吃饭，方觉漫天白雪，回屋加衣。

我的确高估了自己，或者完全低估了工作对人的损耗，连每天2000字也无法保证，拖沓2月仅完成3万字不到。但我真觉得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我不会放弃。

有时会妄想，如果每年可以翻一本好书，到老的时候，就有好几十本，那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不管生活是步入田野，还是堕入深渊，我依然希望能够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同事离职，我们叫她雁子，在这个春天里要南飞了。昨晚我们一群去年7月进公司的应届生朋友聚餐送别。气氛很伤感，八卦和苦水，甜蜜和悲情，祝福与鼓励。

我们这伙人因为入职培训在同一个队而成为朋友，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泡泡群，边上班边灌水，还时不时一道吃饭打牌出游杀人。从校园到职场的这段过渡期里，这个小圈子是我们逃避压力与疲惫的角落，也总能在那里找到些乐子。

雁子的工位已经空了。上午她在群里发了告别信，写的很长，其余15人她一一点评并祝福了。有人开始在电脑前哭了；我用百宝袋广播小虎队《再见》，一片潸然。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

我们过早地开始怀念了，又总忍不住放大自己的伤感。我们使劲怀念使劲伤感，只因害怕未来无处安放。

大年初六深夜，汉口火车站，去往站台的通道上人潮拥挤。每个人都神色匆匆往前赶，背、提、扛、拖着大包小包，脸上写满了坚毅与隐忍。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近20小时的临客之旅，以及新一年的北漂生涯。

有那么一刻，我怔在人群中，人来人往，嘈杂喧嚣，望着窗外的工地和更远处的烟火，一股悲怆涌上心头。

有人说，旅行是以家为圆心不断需找新的半径的过程；如果不能确认圆心在哪里，那不是旅行，是漂泊。

还有人说，北京是把所有有梦想的年轻人吸引来，然后磨灭所有锐气，一脚踢开的城市。

那又怎样，谁让我们年轻呢。

地铁里无间断播放北广传媒的洗脑催眠节目。“挥别千年苦，东方大国起，那一刻，我感到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富有肉感的演唱者极度抒情，他站在张扬的红旗下，夸张地挥手或握拳；背景画面必然有那个叫天安的门，一群神情深挚戴红领巾的孩子，金光闪闪的镰刀锤子旗，以及高楼大厦和貌似高科技的机器。那位著名的假唱者和在汶川地震中死里逃生的可爱男孩，他们在唱国家。

人们对这些连续播放一两年的视频早就反胃，作为一种迷药它们已经过期，再无法激起任何的兴奋或崇高，但这些垃圾还是在披星戴月赶地铁之际，不断轮奸我们的眼睛。党只是在炫耀他有侮辱我们的自由，他们迷恋这自由所带来的占有感。

想念精致体贴的广州地铁，那里有好看的商业广告。无论有多边缘，南方是不死的。

在五道口出站。这里是北京最拥挤的地带之一，去往公司的路上，堆满了像我一样神色匆匆的上班族，卖早餐的小贩，吆喝着去中关村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总是悄无声息的流浪者——有的蜷缩在大衣里看不见头，有的用塞满杂物的塑料袋盖在身上，有的哆嗦跪着低头乞怜，有的抱着爱犬睡在树下……他们的无言正如我们的沉默。

想起一位来自河信阳的大哥，他今年30岁：“我的前15年在家乡度过，这后15年一直在北京，但我的孩子还是只能在家乡上学，就算我愿意砸钱。”

你变态地依赖这个城市，咬牙切齿地恨它，你感到离不开它。“可是除了北京，还能去哪呢？”

在这个每一天都像春运的城市里，为谁辛苦为谁忙，是一种普遍的幻灭感。然而，年轻人终究难以甘心。在一个收入减半的二三线城市，日子或许更滋润，但没有经历过折腾与艰辛，谁又能舍得抛弃这个风云际会之地。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傅雷《贝多芬传》）

作为暂住者，转眼间半年过去。办公室政治，新闻交易；心计与怯懦，暧昧与冷酷，谨小慎微与得过且过，我见的够多了。

半年来没认真读过一本书好书，我又怎能不焦虑。工作的庸俗与生存的压力，会磨损人的锐气与灵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明白追随内心直觉的勇气，以及专注与自制的品质，是多么可贵。

我的生活不会是苟且的。

（想不出标题，想到买来打算春节带回家的《金蔷薇》，就用这个名字好了。）

赔偿明细：交通费457.2元、医疗费1145.4元、就医住宿费504元、误工费194.3元，共计2300.9元。对于李蕊蕊索赔的精神康复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认为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受害者李蕊蕊及其家属都认为赔偿太低。

【网易-京华时报】李蕊蕊案一审新闻报道链接如下：

http://news.163.com/09/1212/11/5QB1QS5L000120GU.html

实际上，李蕊蕊案不只是一起普通的强奸案。强奸地点是在非法羁押访民的黑监狱——聚源宾馆，强奸犯徐建是河南省桐柏县驻京办聘用的黑监狱看守。

2009年8月4日凌晨，北京丰台区马家堡的聚源宾馆发生一起“越狱暴动”，数十访民砸开铁门，逃出黑宾馆。这些人不知怎地竟碰巧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李蕊蕊案始得以大白于天下。原来，8月3日当晚李蕊蕊被驻京办工作人员带进聚源宾馆予以羁押，次日凌晨就被“看守”强奸。强奸的发生引起了原本甘为鱼肉的各省访民同仇敌忾，他们才愤怒地团结起来实施“越狱”。

8月初，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报道了李蕊蕊事件，他因此被ZXB勒令写检查（这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

杨继斌报道驻京办黑宾馆强奸案（李蕊蕊事件）的原文链接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ad41390100fib1.html

8月初，即有业内前辈告诉笔者，李蕊蕊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恶劣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由于临近国庆一甲子大庆，此事被弹压甚严，传播受到很大限制。前辈告诉笔者，本案有三点是极易引起民众公愤的：一是李蕊蕊的女青年身份，二是李蕊蕊的访民身份，三是聚源宾馆属于非法监狱。

众所周知，位于北京南二环的中央信访接待办公室门口，多年来聚集着来自各省的访民。业内前辈称，滞留在北京的访民已超过六十万。而中央信访接待办公室附近的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甚至因此蓬勃发展起访民产业来。

这些访民产业自有低端、中端、高端之分。

低端的访民产业大概就是陶然亭立交桥桥洞里那些路边摆摊的，兜售着一套套文件材料，里面都是去北京各大衙门的路线图、涉访的法律法规以及一些联系电话、注意事项之类。这些文件材料一套也就卖一两块钱，笔者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摆摊者说生意不好做，因为访民大多没有钱。

中端的访民产业大概就是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的小旅馆，他们专门做新访民的生意（老访民早就被榨干了）。笔者走访过几家这样的小旅馆，这些旅馆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或者是心照不宣的“行价”。在8月初的时候，“行价”是双人间一天60元。

高端的访民产业自然就是和各省各地驻京办有“特殊业务往来”的黑宾馆了。各省驻京办各自有专员专车去对付这些访民，把人抓到了就关进这些黑宾馆里，自有“看守”看管这些“犯人”。然而访民常常不怎么“乖”，于是“看守”有时自动转化为打手。黑宾馆大多散布于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李蕊蕊事件后，部分驻京办把人员转移到房山、大兴这些远郊羁押。

其实黑宾馆也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原本北京存在大量的上访村，尤以丰台区、宣武区最多，许多访民就躲在大杂院、城中村里头。08年北京要办奥运，为了维护北京首都和谐光辉的形象，为了防止蓬头垢脸的访民在老外面前给中华盛世气象抹黑。所以各地驻京办奉上峰命令要将这些访民收容起来。黑宾馆故而应运而生。

各省各市各县驻京办的人力和财力也各不相同，有米一点的驻京办有专门的小黑车和专门的“捕快”，没米的驻京办就常常得委托京城的派出所出面帮忙。帮驻京办抓访民是陶然亭派出所和右安门派出所干警捞外快的重要渠道，性价比之高不亚于扫黄打非。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曾提到过一个概念“灰牢”。“学习班”“小黑屋”“黑宾馆”都属于这种说黑不黑黑说白不白“灰牢”，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由合法的国家机关设立的没有法律依据的监狱，因此很“灰”。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杜斌老师历时八载，写成了一部堪称当代“三吏三别”的图文书——《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教授为之作序《上访者：中国的司法难民》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那些尚未被迫害得山穷水尽的上访者，我只有一个劝告，回家去，过你本应该过的生活，上访没有光明的前途；至于那些不获得正义就没法活下去的人，我的劝告是，不必上访，上访是一条缓期死路，如果你打算‘不正义，毋宁死’，那你要想好，没有人会为你承担後果。”

笔者没有多余的话，在此推荐大家看三本书——施耐庵《水浒传》、吴思《血酬定律》、杜斌《上访者》。

——我还真想浑浑噩噩一回，还非得让人冷得清醒么？

坐上机场大巴，我特意找了靠窗的位置，主要是想晒太阳取暖。阳光，暖洋洋的阳光——只有在九月的北方，我才会如此积极地主动靠近。

贴着窗户，我再一次以游人的姿态，看着飞快倒退的街景。那是些我不曾亲自走过的路段：树与树紧紧挨着，遮住了树背后的风景。我猜想，那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还是破败不堪的平房区。这一长段树群就像北京，看上去很美，但靠近后是否能探到美景，就不一定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城市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才吸引着我追寻至此。

我发短信告诉齐老师，“我还是喜欢北京的气息。”

齐老师的一句回复“你中毒太深了！”，让我忍不住兀自笑了。

但之后，这句话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让我情不自禁地揣度个中的意味哦~

我中毒太深了？

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在和这个城市谈恋爱。他一直在吸引着我前去，然而，我并没有在此定居的打算。

我没有一丝的念头想在厦门之外的城市长久居住。所以，当有人好心提醒我北京难落户时，我不太以为然。我只不过是短暂停留。走走停停，一下子北京，一下子厦门，一下子宁波，一下子广州了。而这兴许是作为在校大学生才能拥有的心态和想法。或许，毕业了，我就失去这么多“一下子”的权利了。

我希望自己能够到处学习。在“在校大学生”这个名义的庇护下，尽可能多地到不同报社杂志社实习。我明白，这是种不负责任的想法。转眼十月将至，找工作的黄金时间又到了。而我的心思却不在找工作上面。

工作，听起来就不温情。实习，至少还有回旋的余地。当实习时，想推迟交稿的时间，我还能笑呵呵地和老师讨价还价。倘若换做是工作状态，那应该只有“完成”和“不完成”两种结果，难以有商量的空间。一旦工作，似乎就意味着必须长久地坚持一个人的战斗，而且不能轻易投降。

前几天独自到宁波出差，连日奔波，加上缺乏安全感，精神紧张，导致我对记者行业心生畏惧情绪。这是一个注定离不开劳累的职业。这也是个各种危险皆有可能出现的职业。正因为如此，我深刻地意识到，这必须是个不断受到支持和鼓励的职业。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

我希望，辛苦工作完之后，能和家人在一起吃晚饭。

或许最终，我会回到厦门工作。之前，为了外出工作与家人所做的抗争，将只是徒劳。

生活让我妥协了。

家人的百般说服都不及生活的当头棒喝效果大。实习，作为学校与工作之间的过渡站，确实将我的价值观一步一步往社会拉近。实习，作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试金石，确实证明了曾经的想法有多么的幼稚可笑。

我并没有中毒太深。

回到南方

我现在可谓是身在北方，心在南方。我期盼着赶紧完成这一段的工作，回到南方厦门休整片刻。再冲到真正的南方——对厦门而言——广州，踏上新的土地，在不一样的土壤里汲取新鲜的土壤。

那必定也是段刻苦铭心的经历。虽然由北方再撤回南方纯属偶然——我在机场无聊时，投了封简历——但是我必然将它过成美好的生活。辛苦肯定会有的，抱怨也会有的，但是只要有成长和收获，就足够美好了。

我要去的那个南方是学长嘴里念念叨叨、一直记挂在心的“南方”。我曾经也幻想过，在暑假，也能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珠江畔大声说话，畅谈理想与未来。但是，七八月的时光告诉我，大学里的最后一个暑假早已被北京拥有。

如今，北方的夏天已经过去了。我要到南方去寻找炎热的感觉。

听说，九月份，南方的第二个夏天才刚开始不久。

这是臆想中的那一天。仅存的记忆是，许多个晚自习后，我最后一个走出教室，在二楼的栏杆前，在清冷的月光下呆站着，幻想一年后两年后的那一天，我知道几百或几千年前一定有人在这样的时分同样迷茫，我却什么也勾勒不出。

那一年我14岁，身高168cm，体重50公斤，刚进初三。

我还没见过计算机呢，不打电子游戏，不会旷课，南街村北京方便面是最爱食品。除去各门教科书被我一啃再啃（尤其是语文读本和历史书），一本6元钱的《新华字典》、小学五年级时父亲给买的1套10本《中学生作文选》、二哥在县城10块钱买的地摊货《张爱玲文集》，以及那年春节不知道哪位兄长在三味书屋给我买的《三国演义》，成为到那时止我仅有的课外读物。

两月前，7月13日晚，我一直盯在黑白电视机前，凌晨时听到萨马兰奇叫出“Beijing”时，我叫了出来，对着被吵醒的二哥，手舞足蹈：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啦，在北京！那时我以为这是全体中国人的一次历史性胜利。七年后，我已感到疲倦。

我还记得，2001年1月1日00:00前夕，我一边看着客厅墙壁上的挂钟，一边拿着纸笔，哆嗦着，准备在新千年到来的那一刹写点什么。我强烈意识到，没有几代人能够跨越千年，我是幸运的。后来我明白，这即是历史感。

我开始远离童蒙的混沌，摇摇晃晃踏进历史。

第二年7月，中考失利，我至多只能去到县里排名第二的老一中。后来我爱上那所学校，再后来，毕业第二年，这所学校被政府卖给了民企，随后校舍被卖给了一所技校。

那个7月，最亲爱的小堂弟永远地走失了，这是记忆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2005.9.18 外面的世界

一样的月光，凌晨，中秋，大学报到日，开往厦门的火车上。列车行驶在福建的群山之间，偶尔经过河流，车窗外的桥下波光粼粼，还有那隧道里无尽的黑暗与喧嚣。

此前的上午，汉口火车站，车门关闭，列车前行，我隔着肮脏的玻璃和父亲彼此挥手，他的面容和身影渐渐远去，终于哭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出省。

更早的时候，每当我坐在摩托车的后座，看见他后脑勺上白发成丛，就忍不住要落泪。他是我在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偶像。后来他染发，再后来他挺起了啤酒肚，英气消散，我来接班，努力成为未来孩子们的偶像。

走出厦门站，便是艳阳天，心情一下子灿烂起来。满车都厦大的，我们在树荫下排队，等着领行李和上校车。来自《厦门日报》的姐姐们现场派发报纸和纪念品，我极其幸运地拿到了最后一份纪念品：一张厦门地图以及一个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这个本子记下了我大学里最初的失落与疯狂，也许后来我把它烧了。

始料未及的是，我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第二天的《厦门日报》上。四年后毕业前夕，我的朋友翔子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又看见那个穿着黑色T恤蓝色仔裤的长发男生。翔子笑言，你来厦门的第一天，就震撼了这座城市。

两年后的那个夏天，我和一群厦门人从市政府门口散步到厦大。这次散步吸引了从北京到广州，从纽约到伦敦的广泛关注。后来我们被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人物。我也从此和南方结下不解之缘。

两年后，我在同样的地点当起了厦门大学2007级新生迎新志愿者。

2008.9.18 梦里花落知多少

傍晚，广州，珠江新城地铁站，告别。进闸之际，我转过身，向三位送我姑娘喊道，我爱你们。

我在这一天结束南方实习。数十分钟前拿到实习证明，敬爱的马克老师用“潜力无限，短板明显”激励我。刚相识40天的传贵，因为怕我赶不上火车，在电梯高峰期直接从12楼跑下去，冲到广州大道中央给我栏出租车。

南方两月，收获勇气与信心。谢谢给予，我必付出。离开是为了回来。

果真，我与广州、南方的缘分远远未尽。

两个月后，我参加人生第一次面试，广州网易。

六个月后，人生第一次实习，还是广州网易。

九个月后，在四名前南方实习生的发起下，南墙奠基。

十个月后，我在北京，加入了一群广州迁来的创业团队。

一年后，师妹Sea即将到我上年待过两月的办公室实习。

最难写的是近代史。有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2009.9.18 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北京，D座25层，19:46，从落地窗遥望西山，灯火阑珊。

我们是网易财经。我们要做最具影响力财经门户。我们还不专业，我们还很混乱，我们还年轻。我们努力变得专业、负责和高端。我们在互联网与传媒之间舞蹈，我们希望引领行业的进步潮流，我们竭力为饱受诟病的网媒博得尊重，我们甚至在探索传播的未来及其可能性。

我的小生活琐碎而不乏生气。我已经习惯了晚11点睡早6点起，习惯了307路公交，习惯了提前下车步行一公里回住处，习惯了易初莲花路边的牛肉鸡蛋煎饼，习惯了五道口报刊亭的5元钱杂志，习惯了B1的廉价食物，习惯了健翔桥家乐福的安徽梨，习惯了时常停水却干净的房间，习惯了厦大带来的单肩书包，习惯了光合书店里的CD机，习惯了临睡前小石头传来的音乐。

我还没想好，我还在怀疑，我还在焦虑。然而我相信，如果这个世上存在上帝，他一定会叹息之余对我报以微笑。

迷惘的人们，至少尚有光芒闪耀。迷惘属于用心活着的人们。

诗经有云：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世间种种，何足惧哉，就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北京时间6：40，当我从小巷里走出来，迈向公交站时，阳光扑面而来，抬头望见树木在蓝天摇曳，心情一下子欢快起来。耳畔仿佛又飘起厦大电台这段始终如一的开头。

站在公交上，从后窗往外望去，成府路上的不知名的树一棵棵走远，明亮的马路反射着阳光。这时候如果有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经过，一定美不胜收。

汪峰在《春天里》的创作手记里写道：

“就象知道海浪的翻涌能够让我迷失。就象坚信迪伦的歌声可以把我重塑；那十几年前的春天如同我灵魂深处的一根刺，疼痛着我，鞭挞着我，抚慰着我……

不知道多少次我从遥远的春天的梦中醒来，泪流满面，我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我只能羞愧地，卑微地走下去，满含着留追悔。

当许多目光羡慕地望着我的时候，我知道其实我正变得渺小，当我屹立在舞台上，那些欢呼声却让我碎裂，我知道最动人的歌声是那时望着窗外生涩的带血的呢喃和呼喊……”

这些文字感动了我。

如果文字不能作为思想或行动的副产品，就会陷入空洞或无病呻吟，这种忧虑使我写作的欲望大大降低。越写越丧气。

我活得还太浅了。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少点情绪吧。

我突然明白，之所以六七年来再也写不出诗，是因为我变聪明了，失去了极端和狂野。我变得温和——或者，那么容易妥协。所以我总是莫名的悲哀。当年我曾在教室的墙壁上写下“就是海水也无法冷却我炽热的激情”。

生存，理想，同样让人疲惫。如果可以只背负其一，会轻松许多。

我害怕湮没在人群中，我害怕贫穷，害怕才尽（如果现在还算有些才的话）。清晨公交上来不及化妆、睡眼惺忪的女孩，夜晚躺在马路上光着肩膀抽烟喝酒的民工，倒在天桥上蓬头垢面的老人——除了低头我已经不会有任何行动。同情，悲悯，恐惧，愤怒。对一些人而言生活仅剩下生存，来不及生活。至少我还有朋友可以指点江山，还可以趴在落地窗前的餐桌上谈笑听雨，还可以到书市买些廉价的书自娱自乐……

我也不过如此而已。但，不只是这样。

历来做事冲动不计后果的我选择了辞职——而且是辞掉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为自己的爱情下注。来到北京后，我一直在为此耿耿于怀。因为这个决定又一次证明了我的多变和缺乏理智，而我偏偏还梦想做一个理性的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来约束我，没有一个编辑来催促我，我永远都不能自发主动地完成一项工作或者计划。所以，每天的生活状态可想而知。

上周六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从陪未来的婆婆和小姑的任务中解脱出，下午去听了钭江明、许知远、李海鹏、仲伟志等一干前辈的“新新闻讲座”。这次就只能记述一下讲座和我的一些感想，我看到了董云峰和邱靖两位，据说秀月也去了，我想这篇短文对其他没去的同学应该会有点价值。

讲座所说的新新闻其实就是特稿写作，几位新闻界前辈的对话稍稍梳理出了特稿写作的发展之路，从之前那种单一的叙事方式走向讲故事，注重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怀，又从煽情化的讲故事到真正成熟克制地写作，这中间走的路很长，而且仍然还要走很长。

讲座中仲伟志贡献出的糗事是他在03年曾经写过“吕日周的命中有一场雪，分两次下在他的记忆里”这样的句子，而也是在那年的6月，李海鹏写下了他的第一篇特稿——至今仍为人所不断提起的《举重冠军之死》，他现在会为文章里的那句“赶在午夜之前，冠军与五月一起离去了”而耿耿于怀。类似的文学煽情腔至今仍频繁出现在众多的新闻特稿中，总能让人在读到时心里咯应那么一下。有时候，文艺腔的确可怕，尤其是对于新闻写作。但是如果放在中国新闻写作的历史中看，03年这样的写作已经算是个不小的突破。

对于新新闻的前景，我没有前瞻的能力，但是直观上觉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真相的简单快速索取，而不喜欢从一篇隐晦的长文中寻找出记者想给出的答案。具体到我，也更热衷于在网上趴着，希望截获最新的消息，期冀用自己不怎么强大的判断力将一个个碎片般的事实拼起来还原为真相，而这些事件的后续报道，我却经常忽略，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多久没看过南周了。

我承认我是一个没有耐性没有计划，想法太多但总是没法执行下去的人，几乎具备了射手座所有的缺点。也许是因为我的性格导致了自己的这种肤浅，不过有些朋友跟我有着同样的感觉，这样的现象还是有一定普遍性。如果浅显地分析一下，这也许跟中国的舆论环境有关，因为存在众多被遮蔽的真相，所以民众更热衷于自己接触到第一手的消息，他们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媒体。相比而言，自己或者同自己一样普通的民众所看到的、分析的真相对他们来说更有说服力。要改变这种环境，大家心里都有数，实在是困难。

快餐文化也对人心理的演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来静下来读一本好书和一篇好文章，包括一篇深度报道。许知远的大开本的《生活》，穿插大幅照片，文章很长，有些反阅读，我想是故意的：如果你没有静下来的心情，就不要读《生活》。

去年曾经跟着某位老师采访过许知远，是由三鹿谈开去，讲现代人的危机，很不幸那个选题最后被毙掉了。许知远喜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解读事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远非一个记者一个专栏作家那么简单。去年他说：“中国现在是个非常反智的时代，知识不被认为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是比文字本身更高级的思想和情感，不是被欣赏和值得追求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是经常被嘲弄的东西。”而在这次讲座上，他同样提到了中国的反智特点，人们越来越不能理解和欣赏文字之美，放弃了思想上的愉悦。一篇优秀的特稿也许可以担负起恢复人们品味文字能力的任务，反过来看，前景似乎并不是十分灰暗。

讲座中，忘记是钭老师还是仲老师说了这么一句“在中国，艺术是低于生活的。”他的意思是中国的现实是如此精彩跌宕，可以挖的东西是如此之多，在新闻上来讲也是如此，不一定什么时候你就可以挖到一个大新闻。当然这不是个好现象，荒谬和无耻每天不断上演着。因为许(XUZHIYONG以下简称XZY)案，梁文道甚至把文章的题目写作“中国已成索多玛”，一个像XZY一样常常劝别人看到中国进步一面的温和知识分子，也被激怒到了这种地步。

读者问《时尚先生》的钭江明，为什么敢登XZY。钭解释说，在杂志要上市的时候许才出的事，他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因为公盟是合法的，许做的事情也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没有想到恶势力会这么强大”。有朋友开心网上记录道：“温和派的冬天来临了。”在一个集权的组织要收紧手中权力之时，往往最先被动刀子的就是温和派，因为他们是秀才，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也只试图按照一直坚持的原则来反抗，好捏，没威胁。

我们生活在这样荒谬的国家和时代，是非颠倒，好人遇难，奸人当道，愤怒也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姿态，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不敢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做。

每次出现是非颠倒的新闻，我脊背发凉，它提醒我，我们平静生活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黑洞，我所安心过的小日子，看似平静而美好，但是某天或许因为我的家被暴力拆迁，或许因为我没有所生活的城市的户口，或许因为我在良心的驱使下为某个不相识的写过一篇报道，或许就因为我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这种生活就倾塌掉了。今天知道了消息，《南国早报》的刘原，因为报道网瘾少年被打死而遭撤职。很久之前看过安替在新新闻人自学手册中写道，在做一个记者前，你一定要确定自己不会因为失业而被饿死，你还有其他的生存技能。

我的男友，曾经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记者而颇不放心，我安慰他说我做财经记者，没有太大危险。我只能希望我不会在这个官商关系密切的国家遇到官商勾结的新闻，或者我能没有良心些。

我对于北边的路口一直耿耿于怀。

金台路西:住处

我住在朝阳区金台路西的一个以老人和狗为主要住户的小区里。

租的房子窝在一楼楼道深处。过道里，无论白天黑夜始终是漆黑一片。每一次打开房门都是一次冒险。首先是冲破长达3分钟的黑暗，有时候还会踩到狗狗撒的无数泡尿。然后，一定要义无反顾地撞上一面镜子，才能快速而准确地碰触到房门。

房内的光线并没有比过道好到哪里去。对于这样的环境，我应该感到庆幸。比起传说中四面是墙没有光亮的地下室，我睡的房间至少有几束阳光照射进来。

然而，房间没有网络、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安全感。于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404办公室。

金台路南：404办公室。

404是我们的办公地点，采访、写稿、编辑、校对全在这里进行。就在这间差不多能摆下两张双人床的屋子里，大约有7个同学在这里办公。虽然拥挤，但自由的空间非常宽阔。就好比是，我所能投的版面只有一个，而且每周仅有一次，但是那儿的舞台是巨大的。只要有一把钥匙在手，404就像7-11一样全年24小时全天候开放。楼下，还有武警哥哥保护着。来这实习后，我才发现，越到高处，自由度越高。活动空间如此，思想活跃的空间亦是如此。很多时候，感叹的不是有人束缚着你，而是思想限制了表达。

金台路东：路边摊的

晚上十点多，正是金台路东热闹的时候。

而这时，我们往往刚忙完一天的工作，走在回去的路上。

金台路东的路边摊往往吸引着马路对面的我们，振奋疲惫的身躯，穿过车流，奔到五花八门的商品前。

除了逛逛之外，与小贩们边聊天边观察周遭的一切也是件乐事。卖瓷器的老板已经不再介意我们会买几个杯子了，我们的话题已经由“一个几块钱”深入到“你家住哪里”的隐私问题了。那位年龄与我们相仿的女生为何总是请其他男性小贩抽烟，而自己却不抽？难道是为了要维护和其他小贩的友好关系？这里的小贩彼此之间相亲又相怨，卖水果的总不忘把烂苹果削一削分给卖臭豆腐的吃，买书的总是不满卖臭豆腐的占了前边的有利位置……

我总喜欢混迹人群，倒不是因为爱热闹。而是因为，只有越多的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衍生在层出不穷的表情、语言和动作，才有可能产生离奇的情节。对于旁观者而言，等候的就是一部故事性强的戏。

金台路北：通往朝阳公园的路口

每次离开金台路东，穿过的大都是延伸到金台路北的斑马线，但仅仅停留在斑马线。我们一步也没有再往金台路北的方向走。而是左转，再穿过通过金台路西的斑马线，朝家里走去。

因为金台路北里没有我们生活的轨迹，于是无迹可寻。在匆忙的一天里，若没有特殊的原因，我们很少去开发陌生或看上去与我们生活无关的领地。

直到有一天，我从朝阳公园坐车回到金台路西时，才发现沿着金台路北的方向到达我一直找的朝阳公园不过两站地。而那天，我愣是千里迢迢地从金台路北的方向途径十几站，才到朝阳。

上班，曾经是一个遥远的词。现在，我虽不必朝九晚五，却也早已习惯了从西土城到建国门的地下穿梭。若不掐头去尾，这每日单程的奔波便要一小时。穿梭的耗时，可以丈量帝都。我曾想，如果就这样过下去，我的生活的5/84要在地下穿梭中度过。

西土城，便是昔日元大都城垣的西北角。顾名思义，北土城则是元大都城垣北墙的中点；健德门、安贞门则是当年元大都的城门。这些久远的地名，即使对于明清故城来说都算是久远了。四九城中，除了硕大的妙应寺白塔，也没多少元大都的旧迹了。

我曾觉得北京钟鼓楼的位置不对头。钟鼓楼用于报时，一般都设在城邑的几何中心上。北京的钟鼓楼，即使在内城都已经偏北，加上外城就更显得边缘。后来晓得，这钟鼓楼位置是当年元大都的几何中心，在元大都时却有座大天寿万宁寺在这中心上。明成祖朱棣修建四九城时，将帝都的北墙南移，健德门、安贞门遂被德胜门、安定门取代。

而建国门却不在九门之数，却是辛亥之后为交通便利在城墙上新打的城门洞。当北京城墙被拆除，立交桥建起，建国门便成为一个纯粹的地名。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的十里长街，擦着旧时皇城南墙而过；而这条线，却也是当年元大都的南墙。

似乎也是一种巧合。西土城，是元大都的西北角；建国门，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我每日就重复着这样的丈量，从西北到东南，重复着内心的惊叹。

土城依旧留下了些残垣，不远处却是共和国的新贵——鸟巢、水立方。当年的护城河还在，却成了市民流连的公园。河畔的新柳不记得六百年前的金戈铁马，只是在微风中笑靥。她们永远不会懂得那些模糊的分界线，因为她们的年岁，兴许和一个不经意间摆弄她绿色发辫的小姑娘差不多。

从建国门地铁站出来，一抬头便可见到古观象台。这座由郭守敬主持的古观象台，曾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楼。徐达率明军攻克元大都时，古观象台毁于火。那些精美的天文仪器一度存于南京，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才重新回到北京。现在，被高楼和立交桥包围的古观象台依旧倨傲，八座仅存的古天文仪器如今仅作陈列，他们曾连续运转了五百年，并留下了五百年不间断的天文记录。

我每日坐在办公室，戴着近视眼镜，浏览着当代瞬息万变的资讯。近在咫尺的古观象台就像一个慈祥而渊博的老者，令我亲近又敬畏。他是那么高贵，那么深刻，那么精确。当随意和轻狂从脑海里的意念传递到十指和口舌时，在最后一刹嘎然而止。妄语，其实是痼疾。整点，邻近的北京站又响起了《东方红》的钟声。钟声喋喋不休，试图耳提面命；却总不如一个缄默却坚毅的老人，百年如一日地运转不息，忠实地记录每个时辰——那是时空中真实的感动。

来北京已经半个月了，这期间让我感受最撕裂的莫过于争吵。

一、每当意外发生时。

争吵，从到北京的那一刻开始。

7月6日的10点左右，列车k308驶入北京西站。涌动的人潮，嘈杂的说话声，这个夏天远远无法平静。

“你是不是喜欢临时变故？” 在出站口，我精疲力尽地应对着强烈的质问。

有时候，面对别人疯一样的叫嚣时，我会瞬间脑袋空白，傻掉。我尽量一字一句地把原因说清，“朋友突然说要来接我，所以我无法马上就和你们回住处。”两人怒目圆瞪，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并不是每一次的解释都有效。

和我前来北京的两位同学是第一次到北京。对异地强烈的陌生感或许让他们潜意识中把已来过北京的我当做了依靠。“这里就你一个人来过北京，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当初说好一起来北京的承诺，似乎成了枷锁，连走都要拖家带口。我没有反驳，在这个问题上是我是理亏的。

我应提前告知每一次的变故。但有些事的变化就在于出其不意，你无法步步按着计划走。

每当意外发生时，我总是显得万分矛盾。旁人祭出的“承诺”大旗也频频让我无所适从。

于是，哪怕是后来无奈地身陷纠结的合租协议，我都打消了单独租房的念头。哪怕是后来有机会去新华社的中意部门实习，我几经挣扎还是选择维护道义。

每当意外发生时，先前的承诺成了一把烧心的烈火。

二、待续。好不？

敲不出字让人感觉痛苦，敲完之后又觉得空虚，只有过程充满快感，典型的欲望经历。就在离开厦大前几天，我整理了大学四年里写下的文字，近70万字，包括30多万的译文。只有它们来证明曾经的笑泪得失，记忆总是会变更的。

此刻，25楼的落地窗外，西山依稀可见，傍晚的阳光洒在身上。北京很大，五道口很挤，工作很忙。我想我已经习惯这里。我很难拒绝什么，这让我害怕。我不拒绝特立独行，也不拒绝朝九晚五。而我终究是个中庸的人，我选择特立独行的朝九晚五，这就是我的方式，我不羞愧。

在昨天的频道例会上，我穿着爸爸送的红底黑纹短裤，以及蓝白POLO和拖鞋粉墨登场，“之所以穿得这么不正式，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拘谨，我这人比较容易害羞……我会继续努力，请多多指教”，我说。

生活是平庸的，其实本该如此。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多少将何尝不是从死人堆里一次次爬出来的呢。对于未来，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不知道自己能有多么不同，但我会很用功。

聪明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孤独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

而我知道，成熟、自信，这两个词即将属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