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也愛說，老師問古典詩歌，我都還記得那是小學課本上的句子，並且在大家冷場的時候打破氣氛說出來。

可是我最愛的還是聽。爲什麽？因為一開口，少了一些尾音和婉轉纏繞，立刻暴露了異鄉人的身份。我懷著小心的心，想融入到這個心胸狹窄但是友善溫和的社會。三言兩語，自己還是會回到對于這個社會的認知層面上來，發現以前的那些認知都不是知識，而只是認識。要更新的思維那麼多，所以我更沉默。

老師是加籍華人，做到教授，又是專心于學術的癡漢，自然對政治不感冒，加上班裡有個同學來自美國，我來自大陸，本來就是開放的課堂，老師便常常拿分別釋義來做討論。這樣子並沒有不融洽，還竟然十分有趣。上個禮拜，教授跟我的同學們說，正體字和簡體字之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們總是怪人家的執政黨沒有保留傳統文化，可是最初簡體字作為制度被規定是你們的政府做的事情，後來有一些大家都瞭解的原因，才使得現在變成了這種在正簡兩種字體上的差異與對立。

嗶——大家幾乎都會笑，包括我。懷著不自知的錯誤常識被推翻后，真的應該抱有這種笑。歷史書對於我們而言，都已經是工具了，我們就更加不在意歷史。

你知道，我真的不應該再傷神了，我忽然發現大家都一樣，我們都屬於八零后這個詞彙，給七零后打工，叫五零后六零后父母，在公車上給陌生的四零后三零讓座；被九零后挑戰，是零零后的叔叔阿姨。我們一出生接受的現狀，還是現在的現狀，對於與本身沒有利益和愛好關聯的東西，我們有太多與生俱來的認識，二十幾年已經隨隨便便成為我們認為的常識。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教授說，“你們知道那是閨怨秋愁，可是你們想像得出那種意象嗎？”

我的同學們竟然全部搖頭，他們沒有見過梧桐樹，認為……唔，和棕櫚樹差不多吧。

我的內心忽然溫暖起來，這是一個月以來我第一次產生那種莫可名狀的情愫，說是一種簡單原始的豪邁，可能會很好笑，但是我腦袋裡真的浮現出了“熱土”兩個字。

後來我開始突破表達的瓶頸，開始說話，那種對一些名詞意象認知的不同，讓我覺得在過去的二十二年裡，我的人生觀或許依然有所欠缺，但我還是見過奔騰的黃河和廣闊的長江，小時候馬路兩邊有數不清的梧桐樹，在大陸的宿舍外有會唱歌的白樺林，看到過紅牆黃瓦的皇城和白牆黑瓦的江南。剝離物欲和各種附加的被動因素，我對巍巍中華的認知，是立體和豐富的。

我深深地覺得震驚，我們一直在抨擊和比較的社會與社會，所有的那些不同，成為了我們各自本身的欠缺。而其實這些欠缺，以對立的姿態出現，是一件十分荒謬的事情。我們有思想有立場可是我們從不拿這種東西做交涉，所以呢，我們可以聊戲劇時裝寵物兔甚至親密的人生，其他的，隨便使一個小聰明就可以以禮貌為名不干涉。這是當下大家相處的最佳方式，對或者不對我并不知道，這個要待將來才知道。

十年八年之後，我們所小心維護的禮貌關係，會變成一種什麽關係？

彼時我們長到了三十歲的智慧，究竟會讓多少“常識”崩潰？

當下的禮貌關係，軟化了我們彼此的陌生，讓我在異鄉感受到除了自由以外的自在。

可是一想到我們忽視的歷史和要證明與被證明的未來，我們尷尬的會不會是當下的自已。

2010年3月30日 言輕 于台北

这篇回忆文章也是陈老先生正在写作中的《陈孔立：我的年轮》自传里的一部分，序是其孙女莎莎写的。先生是个可爱的老人，他会赠送自己的孙女龙应台的《给河马刷牙》，“Laptop换了一台又一台，总是比我用的还薄。Office刚出了2007，他就吵着要我给他换上。用扫描仪、换打印机、买几米的漫画、看朱德庸的双响炮、吃超市里各种包装新奇的零食，一切你所无法想象他会做的事情，他都去做。甚至于你所不知道的潮流，他也知道。”莎莎的文章让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孔立先生。因为耳朵听得不是很清楚，每次和孔立老师交流时，都是用邮件，先生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如果没有看到莎莎的文章，我会一直停留在对老先生坚持不懈在电脑前自己敲打论文的赞叹中。

台湾问题研究是一门特殊的领域，有别于一般的政策研究，也不属于纯学术研究。陈孔立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大陆研究台湾的重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台湾问题的研究成了大陆的“显学”，各种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对岸同行和学者把大陆的对台研究分成“南派”与“北派”。在他们看来，“北派”的立场接近中南海，态度比较强硬，更多时候比较像“发声器”。而“南派”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比较扎实，普遍认为比较实事求是，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厦门在南方，孔立先生把半生精力都用在这个敏感话题上，也因此被称为“南派泰斗”。

孔立先生说，自己的台湾研究从民进党研究开始的。他与民进党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是大陆最早研究民进党的学者之一。除了研究岛内政治与民进党外，先生还是台湾史方面的专家。1962年，陈孔立完成第一篇关于台湾研究的论文《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发表不久，文革爆发，学生批斗他“研究郑成功怎么打到台湾去，就是教蒋介石怎么反攻大陆打回来”。他说，“如果蒋介石笨到需要我提供300年前的情报，那他就绝对打不回大陆了”，说罢，先生哈哈大笑。1997年，他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曾引起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在1996年台海危机刚结束不久，这样敢说真话的学术文章实在罕见。

相比那些经常发表“两岸政治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等不着调言论的学者，这位学者的文章总能让你看到真相。于是，我们会经常在报章上看到陈孔立如实的“预测”，如2004年时发表的《 陈水扁仍有微弱胜出可能》等，陈孔立认为，只有真实反映台湾的情况，形成讲真话的氛围，才能更好的针对这些情况作出决策。自1992年第一次赴台湾，孔立已经先后9次到台湾考察。有一次采访孔立先生时，他拿厚厚一本相册说，这本都是和民进党成员的合照，里面有邱义仁、吕秀莲……在《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一文中，你会读到我曾经听到的这些故事，每个故事都会有新收获，相信比读十本社科院某研究所出版的那些介绍民进党书籍要使用不少，也比看某很环球的国内报纸上的台湾新闻要有趣得多。甚至在孔立老师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口婆心”，他总是因为某些学者和官员没能清楚认识到两岸之间的差异性而着急，他希望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如果能更加看清事实，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还可以避免因为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而导致的战略失误。

谈到台独时，先生说，“我们对台独是一贯反对的，坚决反对的，没有任何可以妥协。同时，我们对台独也要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台独？台独的思想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众，这样才能去引导，去化解，让他们知道台独是错误的。”陈孔立倡议“包容理解”和“沟通对话”，“我对台湾确实有感情，这种感情叫做‘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不等于‘同意’，有了‘同情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

因此套用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书名作为标题再好不过，在大陆，台湾研究学者每个人都需要和“政治”碰撞。这个敏感的话题一开始就被赋予某使命，要求一个大陆台湾研究者能够没有立场，基本不可能，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统一的敏感领域。先生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客观研究错综复杂的岛内政治形势和两岸关系。孔立先生从不以智囊自居，只是从学者的角度希望两岸关系能良性发展，国家能和平统一，在人云亦云的话语环境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不唯上的态度，敢于说真话。

欧洲在上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雅克.德里达，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纳粹或者晚些的冷战时期都曾与政治有过直接的碰撞。无论是马克.里拉，还是更早的米沃什，他们笔下的这些肖像总是包含着屈辱。铁幕背后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会受到一些诱惑或者逼迫，但是有些不为所动，有些则同流合污。然而令马克.里拉要探讨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未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是在既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但是还是会为XX辩护。这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XX统治。

也许我们离法西斯已经远去，但对近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确保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与良知，前人依然可以为鉴。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中，介入政治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程。在东方更是，我们无法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能避开政治。你可以认为东方的历史很难完全实践它本质上“客观记录与呈现事实”的使命，与西方相比，东方的历史要承载的除了权力需要、道德正当性，还有最新的政治共识，但是真理和良知是永远存在的。

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也曾说过，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因此他要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只是在这个国度里，像孔立先生、杨小凯先生这样“敢于说真话”和拥有良知的学者实在太少。对不少中国学者来说，说真话比登天还难，高校里的一个行政职位可以让不少学者选择沉默，而且还有不少人选择刻意揣摩和迎合官方的旨意，为了提高能见度，创作着未必能真实反映当局判断、但却能哗众取宠的文字，比如那些曾预言“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的学者们。

附：《陈孔立：我的年轮》序言，作者莎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38307.html

满清固然是“女真不过万，满万则无敌于天下”，但以汉人两亿之数量，却被不过二十数万人的满人占据了天下，究其原因，多半还是咎由自取的。

满清入关时，长江以南依然在明朝手中，中原之地为农民军与满清胶着之所。而当时多尔衮所想，至多也不过是能与明朝划江而治，成南北朝之局。

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满清入关，跑马圈地，剃发易服，于今日大湿们固然有民族融合之精辟结论，于当时说，却是亡天下无疑。

与邱靖曾谈及南明与南宋之区别，何以南宋之羸弱仓惶，尚能抵抗百余年，而南明大好局势，却二十年间便土崩瓦解。邱靖说，宋室南逃，所依仗者，为百劫余生之人，经得起考验。而我们论及南明，常常说优势为南京有一套完整的班子，但就是这一整套完整的班子，未经战事洗礼，犹自留存晚明党争恶习。故此大兵压境之时，尚自相互攻击疲于内斗，如史可法守扬州竟落得无兵可用，而之前嗷嗷乱叫恨不得进兵逼宫的大将们却纷纷对清廷望风而降。

哀哉，清军入关之后八旗腐朽的极快，想来已经出乎多尔衮预料，故此征伐南明的主力，多半是明朝降军。不知自古中国人就有这样的品性，自相残杀，总有无穷的动力。无论是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还是前线打手的几大藩王，对自己人之残忍，对夷狄之恭谨，都让今人看来无法理解。而那些一溃千里的明军，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也变得骁勇善战起来。有如后来投共之国军，是否也是因为深刻感受到了这是为自己打仗，亦是土地革命之功？而“留发不留头”的规定，多尔衮当初也是拿不准的，偏偏一个明朝降臣拼命鼓动，最后成了国策。书中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他们是怕自己的叛逃引得他人的审问，故此只有斩尽杀绝，才能保留一点心理的尊严。

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由此来看，用在明末清初之时也妥当，而所谓的天下大势，自作孽而已。

有几个想法，不吐不快。

满清屠城之人，多为明朝降军。而所杀为自己同胞，杀的也是痛快淋漓。

南明一堆将领，为了推戴之功，不惜大敌当前，立了几个朝廷。岂不知若是国家都已不在，这点功劳又算的了什么呢？文人们党争不断，纵使屁 大点地方，也能把名分争得有如大势已定。说到头来也只是排除异己罢了。故此我们应放弃对那些官吏的遐想，因为国家有难可让他们团结精诚，即便国家亡了，他 们也不会在意的。

朱元璋乞丐出身，拿到了天下之后，生怕自己的子孙再受苦。于是立下规矩，自己的子孙不得工作，由国家供养。到了明朝末年，朱家子孙是几 十万的造粪机器，由于不能工作，有许多远房只能饿死家中。那些有钱点的，有短视的要死，真是没把国家当成自己的，死都不肯拿钱犒赏军队。到了清朝夺取天 下，又说八旗子弟不能工作，由国家供养。历史真是难得让人吸取教训，八旗子弟后来的德性我们都看到了。对我们的教训是，父母固然不愿让我们受他们吃过的 苦，而有些苦是一定要吃的。

两亿汉人忍气吞声，被各自杀掉，却偏偏不能同仇敌忾。故是因为看到别人死，以为总不会轮到自己身上。或者总会到自己身上，晚死也比早死好。所以往往绝对的优势，竟成一人死而众人围观，乃至众人皆死的状况。此事放之今天，尤请诸君多思多想。

忠臣固然名垂千古，但一些孔孟之道读来，毫无定国安邦之策，却只有敢死之心。其实于国于家无大用。

能写千古文章的人，如钱谦益侯方域之流，做人却未必出彩。一个在殉国无胆开城投降，一个用锦绣文章做了满清入侵的战略性文件。文人于乱世，纵使赋到沧桑，却多半身不由己。

十年前，住房政策改革伊始，新兴的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中国的城市政府正式提出经营城市理念，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经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资源开始向土地资本转变。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舞的时代，房地产成为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的淘金业。

但彼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意识到，今后的十年住房难会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阶层，经过那次住房改革，今天的高房价，也可以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能多得到几套房子的领导们，更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富人。地王、钉子户、拆迁条例、物权法、蜗居……这些名词琅琅上口，土地和房产，十年来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

十年前，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依然与“暂住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捆绑在一起。直到2003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并遭毒打致死。在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部法律才被废除，这个湖北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法治进程。

取而代之的法律把“收容遣送”改成“救助”，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今天，非北京籍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购置房产，为地方政府纳税数十年，依然只能在自己屋内“暂住”。

十年前，中国人正沉浸在正式加入WTO与申奥成功的喜悦中。十年后，奥运会绚丽的烟花刚刚在北京的夜空中消失，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而至。辉煌的一瞬尚来不及回味，入世后与世界更为紧密的中国经济经受严峻的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候选。因为他们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奥运会的成功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让不少舆论审视“中国模式”，无论是大外宣战略还是哥本哈根上的强硬，中国官方也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自信。但“中国模式”下，却多了不少内忧：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带来的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国富民穷，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讨薪潮每年都在发生；十年来，严峻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中国媒体甚至开始疲于报道频繁的“群体性”事件。

十年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管控下，没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八零后被预言为“垮掉的一代”。十年后，豆瓣等网络社区的八零后们集体“失恋”，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韩梅梅”与“李雷”最终没有生活在一起，新的人教版英语教材中，“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

以诙谐地方式透过网络集体怀旧只是八零后诸多创意之举之一。中国网民在十年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个大多由八零后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们屡次用自己的话语权调查真相、问责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官方发起的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愈演愈烈的今天，“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斗争还会继续。这两个词汇与“恶搞、人肉、绿坝、华南虎、躲猫猫、怪蜀黍、天价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网民们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厦门人刚从远华大案带来的震荡苏醒过来。这个中国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的发展没能拥有“深圳速度”，但十年间却发展成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

推动中国进步的上游思想产自北京，先进的媒体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厦门与这些沾不上边。厦门人不关心宏大政治，但却在公共维权、社区自治等公民自治领域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2007年，那场著名的抵制PX散步运动发生于此，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并成功让当权者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许，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他们的行动，却被不少媒体评价为中国人“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

这个处于特殊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间发生的这些巨变或许远比其高速增长的GDP来得重要。国家曾经如同严父一般，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后，在这个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在经营土地资源方面，他们往往会做出很理性的选择，更像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

随着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国家”的概念曾在这十年间被弱化，但在00年代的尾声，一场经济危机和其滋生的种种矛盾的到来，危机没有带来巨大震撼而成为改革动力，相反，国家再次扮演了分配者与拯救者的角色。无论是新一轮煤改，还是试图加强对网络舆论狂潮的管控，都再次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只是“严父”已很难像过去那样提供着老一辈们视为精神粮食的道德资源，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在掌握着不对称的博弈能力，进一步改革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期中，公民的权力意识正在觉醒，与之伴随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的不满和焦虑情绪，蜗居中“望房兴叹”的人们正是最好的写照。

当北京夜空的奥运火炬熄灭后，当四川地震等大灾难带来的凝聚力在慢慢淡化，甚至两个月前的大阅兵也在各种对明年通胀的担忧声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的00年代也接近尾声。曾几何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倒计时牌与长安街上的阅兵，甚至川震中巨大的凝聚力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无论是十余年前的香港、澳门回归倒计时，还是奥运会倒计时，都可以让人们集体分享荣耀，提醒人们为这些宏伟的目标团结。

三十年前，我们也曾遇到过更为巨大的转型契机，改革开放带来30年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十年，我们的00年代里，在全球化把普世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国家与民众共同进步，签署了人权公约，加入了WTO，成功举办奥运会，甚至在两岸关系方面，高度的弹性也带来了两岸最和谐的时光。

或许，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不需要这些倒计时牌，如同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倒计时，但执政者和人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时代。

入秋以后，拿到新学校图书证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向图书馆去查阅东北战争史。

我其实对战争史真的十分不感冒，这种行为的始作俑者是身为中国人的“爱看热闹”心态——前几天我在某国内知名SNS网站看到一个愤怒有力，又其实跟帖中的争论更有看点的帖，大概是引用凤凰大视野的一期节目和NYtimes的一篇报道，解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东北的恢弘进程里，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不战而胜和平解放的真相。

真相。我们太需要真相了。层出不穷的愤怒的揭秘者们，已经让我们惯常地认为，我们所学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都是有缺陷的记录：被记录的事实，一定有执笔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如果难得地撇开了主观色彩，那所谓客观事实中也一定是有删节；如果更难得地没有删节，那那些不利于主旋律的真相，一定是轻描淡写或者隐晦地被表达。

真相。真相太可怕了。真相似乎总是让我们愤怒。“为什么会是这样啊？！”“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知情权！”——这真是一个动辄握拳拍案而起大声疾呼的时代。

怀着对所居住城市的关注，参考了各方陈述，我了解到长春和平解放的真相是这样的：1948年，林彪率领中国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政府军控制的长春城实行围困，围城历时五个月，至国军投降，解放军占领长春为止。“围城初期，国军曾限制居民外出，后因城中发生饥荒，遂对居民放行，并限制其返回。其间也发生国军士兵抢夺居民粮食之象。对企图逃出长春求生之平民，共军开始曾进行搜查审问后放行，但仅限于带枪投靠之国民党人。”“长春居民之人口，由围困前之120万左右（包括围城前从周围地区逃至长春以躲避战乱之难民）锐减到围城后17万人。饿死居民人数，目前尚无确切统计。”“很多非国共人士及国际舆论则认为，长春围城是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资料来源：维基百科大陆简体版）

于是，看了贴的热血青年们，愤怒的小火苗就燃起了：原来历史书上“兵不血刃取长春”的背后，是这种对平民的隐性杀戮，从而给国军施加重压，最后才造成他们投诚的呀！大家都来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事实吧！啊，有个意见不一者，他没人性，他被洗脑，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跟他理论！

就这样，跟帖里的无数个感叹号，看得我眼睛直晃，赶紧关掉网页，去滴眼药水。

还原历史，和普及被还原的历史，这样的行为当然无可厚非，这就是我们以史为鉴的前提条件。我们有探究的精神和对真相的赤诚，我们的知情权真的很伟大。环境所带来的知情障碍，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克服；被倾向性编码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去解码。倘若真的有被动的知情权，那其实是我们自己不够主动而已。

很多人怒气冲冲地关了电脑睡觉了，可是第二天已经难以想起彼时长春城哀鸿遍野的惨烈。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只是成就了那么一瞬间，他们看起来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态度表达，他们凭借对这惨剧的愤慨，潜意识对大环境进行抨击，以彰显自己是个有思想的青年人。

这种对真相的表面性关注，很像在金融危机下购买一部游戏机，虽然怀着对大环境的无奈失望，但实现了你某些廉价而微薄的虚荣和娱乐，就算是一度沉浸其中，也其实并不需要过多斟酌和重大决策，只是一桩消遣而已。

这太可怕了，将我们为之呐喊的真相比作消遣，简直是亵渎了我们的怒火嘛。

但是事实上，比缺乏真相更可怕的，是缺乏对真相思考。我们睁大眼睛所关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以赤裸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观赏和鉴赏真的不一样。

 2009年10月13日 长春

此时，我亦为我自己身在厦门感到突兀。亦有不少朋友感到奇怪，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不看完大阅兵才回来？”仿佛我的确是错过了。

临走之前，偶得一首歪诗，取名《燕俑》。诗曰：“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诗中数处平仄不合音律，成不了七绝。然而我亦不愿为迁就音律而改动用字，毕竟不同的字在表意和气势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胡亥”未免言过其实，权当附会。个人比较满意“千年俑阵今犹在”一句。三层意思：其一，千年前的秦陵兵马俑如今犹存，而始作俑者秦始皇却已作古，浩瀚的宏梦长埋地下，也不知是否真有阴间极乐供其继续逞威？其二，中国军队踢正步是一流的，一个个方阵机械得整齐划一严肃木然，供最高领袖赏阅，亦是当代兵马俑，兵马俑的功能过了千年依旧有承载。其三，千年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从来都爱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不惜公费私帑堆就宏大的排场，向亿万黔首彰显这种“俑阵”式的威慑。

其实，在建国门上班，国庆虽未至，却也可以在预演的体验中略见一斑。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在直升机和战斗机的掠过与轰鸣中一点点勒紧，直逼那个万众瞩目的日期。九月间上演多次的交通管制，让这个城市的正常运作都要为之妥协。万事都为一事让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气派，也并非第一次。建国门，身在此处，地名亦灵。

我不能求证的是，操办这样的庆典并且为之大费周章，除了执政党愿意垫付与之相关的一切成本并期待庆典所彰显的意志外，究竟有多少中国公民愿意当局操办这个庆典？而这个庆典是否也体现了中国普通公民的意志？

至少在程序上，我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不曾参与这项决策。但却不能否认，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公民，虽然没有参与这项决策，但却执意认为庆典的操办也是符合他本人意愿并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志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在这个国度里艰难地进行着生存博弈，却有抱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感来迎接这个日期，并称之为欢度。

阅兵代表着一种威慑力，而这种威慑的对象是谁？如若是要威慑“友邦”，那么“友邦”是否惧怕？如若“友邦”本来就不怕，那么是否是要威慑“子民”？

然而“子民”欣然地期待着这种威慑，因为这些“俑阵”仿佛不仅被“父母官”检阅，也被他们“子民”检阅。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而亦有另一种看法觉得这样苛责未免不妥。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央政府通过大阅兵“亮剑”，亦能给民众以稳定的安全感。对近代百年苦难记忆犹新的中国人，对统一、稳定、强盛有着强烈的执着。因此纵然个体的人权状况并不轻松，但见到主权彪悍心里也有慰藉。

而即使对于当局来说，政治决策也存在路径依赖。过去三代领导人都做过的事情，按照惯例，胡总也得继往开来。轻易地改弦更张似乎反而会引发偏离旧路径的动荡。于是，中国就按着老路走下去，在路径依赖中难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最爱谈论政治的民族无法直接议政只能围观政治，而文人诗家除了借着国家不幸成就自己仿佛也难以撼动什么。

诚如梁任公所言，此乃一“老大帝国”也。

接到任务自然令我跃跃欲试，但那种出发前的兴奋只是一种出于自我实现需求而萌发的热忱，它将被随后的日子中双眼目击以及双耳倾听到的一切迅速冷却，一度冰冻僵硬。

那一个星期二，我刚走出单位，就见到一辆警车停在一家拉面馆门口。那家拉面馆是一家青海的回民开的，我中午也常在那解决午餐。他们都是很老实巴交的人，这点从那些清亮的眸子就能看出来。他们一家子人晚上就住在二层的阁楼上，白天就出来忙生意。按城管的说法，这些开小饭馆的人，也包括其他底层的无北京户口的人，统统都要迁到三环以外去；国庆的那三天饭馆不许开业，国庆以后也不许从三环外迁回来。可以想象，以后他们将要为在北京的生存和生活支付更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还有心灵上的创痛。这是谁的首都？而这又是谁的国？

那个周二所见的一桩“小事”，对于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然而或许对于共和国来说，不过是管中窥豹罢了。跟踪社会新闻，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许多阴暗面。而人固有七情六欲，自然避免不了凡人的哀痛和匹夫之怒。当我面对众多期待的眼神，却又深知能为他们做的实在有限的时候，那一刹那由衷地感觉到人的渺小。不计其数的他们是渺小的，而不计其数的我们也是渺小的。

1985，当我听到这个年份时，那份无奈的震惊几乎让我陷入绝望。我突然在想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还有多少意义，又能改变什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访民，她的访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一无所有、残废、植物人、东躲西藏、草木皆兵以及死亡，这个群体出于对体制最后的信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换得的只是这些，而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正义。京城的遭遇，击碎了他们在沼泽中挣扎最后的希望。

信访部门的大门前挤满了访民，他们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之后换得的接待就是填一张表格，然后等待回音。而回音呢？一些不大敏感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磨牙后或许能得到解决，而更多的则是石沉大海。许多面包车在信访部门门口徘徊，他们都是附近小旅馆的老板，专门招揽访民去他们那住宿。当然，肯去住店的都是新访民，还对信访部门抱有希望的新访民。这些旅店在西南二环一带到处都是，60元一个普通间（两张床）——这是一个通价，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陶然亭桥下有人摆摊，专门兜售一些复印的资料，都是各个部委的地址、乘车路线、联系电话以及一些和信访有关的法律法规，1元一套。我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他们说不太好做，访民都没钱。

那个周四，我在陶然亭桥见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厮打，男的将女的裙子都扒掉了，还撕扯女方的衣领，当街耍流氓。一些路人纷纷上前制止，并有几个人打电话报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介入到这样的事件里去，陶然亭桥对面在十五分钟里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过，我一直招手，但就是没见到它们转弯回来。最后，耍流氓的人跑了，警察还是没来，有当地的居民说，这个耍流氓的是访民，平日里经常偷水管，但警察就是不管。当政府在职责范围内长期不作为，这种缺失将导致更多的事端。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民，滞留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别的出路，在边缘化之余就只能用踩踏法律红线的方式进行生存博弈。而访民耍流氓，可能是性压抑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什么导致的呢？

8月4日的“LRR事件”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年仅20岁的安徽姑娘进京上访，被驻京办关押在丰台区聚源宾馆的小黑屋里，被看守强奸；强奸发生在凌晨，引起了其他狱友的同情和愤怒，他们愤怒地砸开了铁门冲出牢笼，幸而在路上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事件得以曝光。

读过吴思先生的作品《血酬定律》的人都知道，这种小黑屋可以称之为“灰牢”。它们是政府部门操纵的场所，不能称之为“黑”；但它们又不是合法的监狱，关押的也是没有触犯法律的良民，也不能称之为“白”。学习班和小黑屋，则是同一事物“灰牢”的两面。而驻京办雇佣的看守或者打手，则都是在社会上通过非常规途径招揽的，不少人原是无业游民。这在《血酬定律》一书里也有个称呼，叫“白员”，顾名思义就是不属于正式编制但是为体制效力的超编人员。

我不能不想到从小就熟读的《水浒传》，那似乎是千百年来不断轮回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秉公守法的军官林冲如何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山神庙外杀死了三个公务员；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武松，从一个执法者变成血溅鸳鸯楼的杀人魔王。前些日子的杨佳，不正是当代的林冲、武松么？“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们寻求不到国家机器本应给予的制度正义，就只好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心中的审判。

如今，共和国已历一甲子，却已疲于奔命。以维稳镇烽火之变，以绿坝塞进谏之口；以厚禄豢谗倭之吏，以GDP垒游宴之台。危乎？危若累卵。作为一个媒体人，本不应当介入事件。然而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不可能做到什么事情都以一个绝对旁观的姿态去描绘。将一切的责任推给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体制，却没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很不可取的。迫在眉睫的燎原之火，总有一天会让人无法旁观，可人们依旧冷静，似乎不从不恐惧覆巢后的灾难。

我们就是体制，而不是可以轻易撇清身份的旁观者。

最欣赏是他朴素的《绝命辞》。文中，解释自己为何自杀后，他勉励同胞“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并用主要篇幅讲他对中国革命与去向的最后思索。

他先谈革命问题，他把革命者的动机分为两类：功名心和责任心。功名心重的人，容易内用会党，外恃外资（外国支持），最终导致革命走弯路。“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他希望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之后逐渐普及到普通大众。因为如果大多数人不知道革命的真实含义，立即实行，不是救中国，而是乱中国。为筹划革命，陈天华曾经和湖南会党密集接触，还赠送给他们枪支，但悟性过人的他知道他们终不足恃，正如赤眉、绿林军并不足以成就刘秀的帝业。1905年，陈天华与孙中山在东京见面，见面第三天，陈天华就在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担当机要，并为机关刊物《民报》撰稿。那时孙中山的革命努力一直集中在会党和外资（如日本，孙中山曾许诺割舍东北换取日本支持）。看得出，陈天华在政见上和孙中山有很大不同。孙中山活泛些，甚至有些理想主义；陈天华拙朴些，颇有湖南人骡子劲头。陈天华更像一个士——夫不惟事己欲做之事，事己当做之事，谓之士。他为同盟会成立后撰稿，就为明证。他的死更是证据。鉴于1905年12月7日的《朝日新闻》评论污蔑中国留日学生“放纵卑劣”，为惊醒国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不见听而或忘之，他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天华之谓也。后人的猜测、苛责实在多余。这是性情男儿之死，有重于泰山。

在革命的技巧方面，他一扫《猛回头》中浓郁的仇满情绪，不赞成那时遍地的民族主义者呼号的“汉满不并立”，“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建议中国革命者效仿日本明治天皇安置德川庆喜那样善待满清皇族。

之后，他谈到对“利权收回”“日本”等问题的看法。这些全是当年的时事热点。1905年，全国许多省份掀起抵制美货的运动，他批判了锁国主义者的消极方法，建议把握与外国交道的机会，培养自己的人才，之后如果主权回复，就可以“吸收外国资本，开发中国文明”；1905年，日本在中国国土上击败俄国，这一事件的影响要很久才能看出来。当时，亚洲有些知识分子是怀着欢喜的心情看待日本的胜利，孙中山是一个，陈天华算半个。在陈天华看来，俄国是更大的敌人，胜利的日本是我们在东亚的师傅，他对日本还是怀着很强的警惕心。

陈天华在绝命辞中写道：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以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陈天华在1905年12月8日蹈海自杀。1905年，风起云涌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对中国的进程影响深远。1905年，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都有大的举动。现列表如下：

清政府

5月15日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7万人。

7月27日 清廷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

9月2日 清廷下诏废除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9月4日——复旦大学成立。

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秋操。

12月4日 清廷选派宗室出洋，学习武备。

立宪派

1月29日 东京中国留学生开会，请朝廷立宪。

3月28日，热心维新的清末外交官、诗人黄遵宪逝世。黄在1877年(光绪三年)以参赞出使日本，时值日本明治维新十年。他悉心了解外情，所作《日本国志》，就明治维新阐发变法思想，成为戊戌维新的启蒙读物。

9月5日，日俄双方在美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后，立宪派鼓动新一轮宪政。这次战争很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知识分子的神经，让他们从中看出专制国（俄国）永远无法战胜立宪国（日本）的道理，促进了中国的立宪民权运动。

革命党

2月 王汉行刺铁良未能实现，愤而自杀。

2月 陈独秀等人秘密集会组建岳王会。

4月3日 邹容离出狱70余日，死于狱中，年仅20岁。

8月20日 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

9月25日 吴樾刺杀五大臣未成身殉革命。

11月26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05年是晚清史值得研究的一年。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在我个人看来，有这么些关键字：科举废除、日俄战争、同盟会、三民主义、北洋军、预备立宪……

陈天华死后并不孤单，他和湖南老乡姚宏业一道葬在岳麓山。这个老乡于1906年感中国时事和陈天华之死，伤痛不已，投上海黄浦江自杀。1906年5月23日，他俩的灵柩归葬于故乡湖南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十里，“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缟素一片。如今他俩的棺椁并排躺在岳麓山半山腰，历经百年雨雪的吹打，石质的棺椁呈浅绿色。夕阳下，一派肃静。山上几棵枫香，栽种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山下，岳麓书院毅然守候着岳麓山，守候着一千多年的沧桑。

 后记：

听着矶村由纪子《风居住的街道》，完成此文。希望诸君有机会攀岳麓山时去看看陈君天华、姚君宏业的墓。相比于黄兴、蔡锷的墓碑，他们的墓很不起眼，但朴素凝重，一如那个时代男儿的血性。我很喜欢林觉民的《与妻书》。至情至性。本文引用的《绝命辞》来源于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上班，曾经是一个遥远的词。现在，我虽不必朝九晚五，却也早已习惯了从西土城到建国门的地下穿梭。若不掐头去尾，这每日单程的奔波便要一小时。穿梭的耗时，可以丈量帝都。我曾想，如果就这样过下去，我的生活的5/84要在地下穿梭中度过。

西土城，便是昔日元大都城垣的西北角。顾名思义，北土城则是元大都城垣北墙的中点；健德门、安贞门则是当年元大都的城门。这些久远的地名，即使对于明清故城来说都算是久远了。四九城中，除了硕大的妙应寺白塔，也没多少元大都的旧迹了。

我曾觉得北京钟鼓楼的位置不对头。钟鼓楼用于报时，一般都设在城邑的几何中心上。北京的钟鼓楼，即使在内城都已经偏北，加上外城就更显得边缘。后来晓得，这钟鼓楼位置是当年元大都的几何中心，在元大都时却有座大天寿万宁寺在这中心上。明成祖朱棣修建四九城时，将帝都的北墙南移，健德门、安贞门遂被德胜门、安定门取代。

而建国门却不在九门之数，却是辛亥之后为交通便利在城墙上新打的城门洞。当北京城墙被拆除，立交桥建起，建国门便成为一个纯粹的地名。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的十里长街，擦着旧时皇城南墙而过；而这条线，却也是当年元大都的南墙。

似乎也是一种巧合。西土城，是元大都的西北角；建国门，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我每日就重复着这样的丈量，从西北到东南，重复着内心的惊叹。

土城依旧留下了些残垣，不远处却是共和国的新贵——鸟巢、水立方。当年的护城河还在，却成了市民流连的公园。河畔的新柳不记得六百年前的金戈铁马，只是在微风中笑靥。她们永远不会懂得那些模糊的分界线，因为她们的年岁，兴许和一个不经意间摆弄她绿色发辫的小姑娘差不多。

从建国门地铁站出来，一抬头便可见到古观象台。这座由郭守敬主持的古观象台，曾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楼。徐达率明军攻克元大都时，古观象台毁于火。那些精美的天文仪器一度存于南京，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才重新回到北京。现在，被高楼和立交桥包围的古观象台依旧倨傲，八座仅存的古天文仪器如今仅作陈列，他们曾连续运转了五百年，并留下了五百年不间断的天文记录。

我每日坐在办公室，戴着近视眼镜，浏览着当代瞬息万变的资讯。近在咫尺的古观象台就像一个慈祥而渊博的老者，令我亲近又敬畏。他是那么高贵，那么深刻，那么精确。当随意和轻狂从脑海里的意念传递到十指和口舌时，在最后一刹嘎然而止。妄语，其实是痼疾。整点，邻近的北京站又响起了《东方红》的钟声。钟声喋喋不休，试图耳提面命；却总不如一个缄默却坚毅的老人，百年如一日地运转不息，忠实地记录每个时辰——那是时空中真实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