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很确定自己并不是冷血的人，但是比起对动物，他很明显地对人世间的事务缺乏真情实意的关注。和活跃在他周围的那群称得上准社会活动家的朋友相比，V觉得从某个角度上说，他作为人类一分子，生存的参与感极其微弱。

V有一位不常见面的朋友。该朋友咋一看天生乐天派，每次都很豁达地要跟他提起人活着的终极意义来。V 一听到这个就很崩溃，他甚至后悔自己开了这个窍——就是他开始让自己去想这个问题的那个时刻。如果不是因为开始想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因为他得到的那个答案，那么他现在肯定会不费挣扎地投入这个世界的生活之中，追随理想，发奋不息。之后，他咬咬干燥的下嘴唇，低声说：“没有，没有任何终极意义。”那位朋友一听就乐了。如果还是有人和他一起，一想到这个问题时就如同下了一次地狱，那么下地狱的孤独感就减半了。他为此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走后，V总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安抚那个要一头钻出这个世界的自己，让他回来，当下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还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值得去体验。于是，就像V的另一位朋友所说“凡消化不掉的，必成毒药”，那个回头的V，带着他无法消解的毒药，继续努力活着，参与感仍然微弱。

V非常热爱他那群社会活动家朋友，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提供给他强烈生存参与感的画面。他看到那些火热朝天的劳动场面。或为小人物遭受的不公平，或为这个社会的改良，他们激烈地讨论，愤怒地骂娘，冷静地思考；更难得的，想法最后化作台前幕后的实践。一开始V特别担心他们只是为了“炒作”自己，或者为了给年轻的生命制造更多回忆。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只是别让那些可怜的人们陷入更深的麻烦之中。但是很多事情的结果让他感到很欣慰，他们本可以制造更多的舆论来提高关注度，然而他们都适可而止；这个“可”，是那些人们得到了目前来说最优化的“公平”。而当暂时无能无力时，他们跑到那些人们面前，向他们鞠一个躬。V看到这些特别感动，他在那一瞬间升腾起了纵身其中的欲望。但他身后始终有东西拽着他，拷问他的真情实意。V飞不起来。他十分在意这个问题，于是他不禁回过头去看，这一看，十几年时光飞逝。

V趴在窗口。院子里树影斑驳满地，在中央的大石桌上，五六个穿着乡土味极重的薄花衣裳的少女在抢食半盘油花花的青菜。几分钟前，V才看见对面的发婶端出来一些盘盘碗碗，显然是一家子吃过饭了。她们之中，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十六，说着V听起来很费劲的普通话。那时候V家的大院子被两栋酒楼挟持着，走出去，遍地工厂酒楼。大街上有那么两类人，很容易地就被当地人识别出来。一类是乡味极重，身形佝偻的男女，极年轻，但脸上永远惨兮兮的。一类是莫名其妙地趾高气扬的小姐，脂粉浓重的脸上勾画着得意。不过，在V眼里，他们说的话听起来都一样。那时候，当地人间的大部分谈资来自这两类人。前一类，永远是惨。前些天，那群少女集体在大院子里抱头痛哭，发婶费了很大劲才从她们嘴里打听到，她们的一个老乡趁她们睡着时，把她们压在草席底下的工资都偷走了。这一点都不难。她们每天在厂里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每晚回去必定一躺下就睡死过去。那个两条板凳和几块床板搭起来的床，是她们唯一的家具，全部家当都在床上床下放着。那天刚领过工资，还没来得及往家里寄钱。他们每月工资六百元，生活费花了一百元，含每天两块的饭钱，其他的都寄回家。血汗钱被偷，她们只强忍哀伤，跟东家赊了一个月饭钱，继续日夜干活，反正下个月又会有工钱，又会有希望。

也是在那样的大夏天，街上不时能够看到打扮令人很纠结——不该看又忍不住去看——的小姐。质地轻薄的外衣，透出里头黑的，湖蓝的，艳紫的，玫红的性感内衣。有一回，一位小姐走进银行，在柜台前，伸手进领口，探索了一番，居然从胸罩里掏出来两大叠汗涔涔的钞票。银行的出纳员尴尬得不知道怎么去接。平时家里正常去饭店吃饭，也是这些小姐接待，不过那时他们会穿正式的工作装，称为“领班”。他们中不乏学历高者。V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傍晚，隔壁酒楼的一位领班跟酒楼的保安在楼下掐架。保安是领班的丈夫，随妻外出打工，进了同一间单位。但是工种不同，薪资悬殊。他每月所得仅是妻子收入的零头。每晚眼见妻子被一群挥金如土的大金牙揽入怀中，名车接送，他必定相当“蛋堵”（家乡话，用来形容控制欲，性欲和实际满足情况失衡的男人的崩溃的心情，凑巧和时下的流行用语“蛋定”“蛋疼”类似）。领班颇有姿色，没想竟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她在家乡是中学老师，向学校请了一年假，偷偷跑来外地打工，赚够了钱回家乡盖房子，家里人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领班接人待物颇有风度，V在白天里很难把她和报纸上向记者叫嚣着“我们的目标是搞垮广东男人的身体和钱包”的“川椒鸡”联系到一起。

V的母亲站在他身后，见他看得入神，说了一句：“还不赶紧去学习，学习不好将来就和她们一样连口新鲜蔬菜都吃不上。”V对母亲的话总是默不作声地严格执行。比如他几乎从来不看热闹，吵架的，打架的，他都是低着头快速绕道而行，因为母亲严禁他多管闲事，多看一眼都不行。但是有一次，他实在是不得不停下来“被看热闹”。前面有人说：“打死了一外省仔（当地对省外打工者的称谓）。”马上有人问“咋啦？”“偷车。”当地人和“外省仔”的关系总是剑拔弩张。打“外省仔”进来的第一天起，当地人一说起他们就特别动气，把生活中处处隐忍攒下来的气撒泼到这群异乡人身上。工厂的东家像后妈一样对待这些打工者，呼喝无常，动不动扣钱拖款。大批尚未成年的打工者就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忍辱负重。他们中也有爱吃懒做者，或者时运不济者，失去了工作，铤而走险，抢钱偷车是惯常，入室打劫也不足为奇。当地人日夜防备着这群亡命之徒，女人们都不敢拎包上街，只提着个装着几块钱菜钱的黑色塑料袋；男人们也不敢开车到稍微僻静点的地方，以免路遇抢劫，还要被逼着从大桥上往下跳。他们一般不敢和这些不要命的“外省仔”硬拼；但万一有个敢出头的人出手了，后面的群众们便失去理智地涌上去，将这些“可恶的外省仔”活活打死。V真的看见了那个被打死的“外省仔”。他口吐白沫，光着脚，头脸上全是瘀青，身下一行尿液慢慢地向外渗去，向着人群散去的方向。

V回家后一直追着大人问，为什么要把那个“外省仔”活活打死，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大人们说，因为送去公安局最不顶用呀，你前门送去，他后门就给你放走。“为什么？！”“因为那些外省仔交不起赎金啊，也不会有人出钱来捞他们。搁监狱里白吃饭，这种亏本的事公安怎么会干。所以要么不惹他们，要么就直接打死，才不会祸害社会。”天底下竟然有这么“朴实”的道理。V这才明白，在他们那里，公安局是个做生意的地方。

V 家乡那儿的父母一般都不愿意被自己的女儿嫁给当公安的。“吃喝赌嫖样样精通。”他们如是说。如果开展扫黑扫黄活动，大都因为他们想钱了。根正苗红的小伙子也会慎入公安局，在那样的高浓度的大染缸里，是很难避免“被吃喝赌嫖”的。如果乡里之间有了纠葛，打人伤人了，他们也不会去找公安局主持公道，反倒有可能请了帮派里的大哥，因为人家更讲义气可能还不收钱。总之，少跟官府打交道，这是社会上的共识。于是有了冤屈不平，这些忍耐力奇强的人们也会选择息事宁人。而公安局对市民们也相当忍耐，只要不危及财路，不惊动上司，就睁只眼闭只眼。V家那儿有个赌博村，全村皆赌。但警民也相安无事，只要平日按时分钱即可。乡里自然也少不了帮派。据说帮派老大结婚前天，给全村人都发了请帖，第二天只要没有拿红包到场祝贺的人家，当晚必被操家。这种等级的事V从小眼见耳闻，也不见消停。人们都说，只要每天能活着，能有工作做，不要跟公安局有瓜葛，就好了，就好了。其他的，要拿，便拿吧。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口传他们的子孙，“社会是很阴险的。”“不要多管闲事。 管了也一样。”V和他幼时的朋友们都是听着这句话长大的，熟悉得很，但是不很理解；这就像让一个小孩来理解女人怀孕的辛苦一样，很费劲。不过它倒还是起了作用，V自幼几乎足不出户，只躲在家里看书。母亲让他不要去围观现世里的事，他便只能去围观那些年代久远的事，幻想第N维度里的世界，认真学习打算成为医生了母亲心愿；他也相信逞几回勇也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他也许活在纸上，也许活在其他维度的世界里，就是不确定自己“确切”地和现世有关。

年长一些时，V遇上了一位饱读经书的老人。这位老人除了给他说诗词旧典以外，更授他四字的为人之道，“明哲保身”。这四个字让V徒增烦恼无数。要明哲，就得观世事；观世事便要明善恶，但是之后，你不要有所作为，你要以一种“这就是他们的命”的心态，默默观望，保护自己。V很不明白这么聪慧的老人，为何要选择一种如此纠结的活法？而更令人纠结的是，这位老人的话已经让V开了这个窍，他无法走回头路，假装自己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他得一直往下走，尽管他总也执行不好原本是要助他安身立命的四个字。

V 也没有料到回首时，看到的竟都是这些。这些年来，家乡愈是试图教给他越多，他的心就离得愈远。那些教导锁住他，禁止他参与，提醒他，活着就要把生存的需求降到最低，不要对自己的权利那么敏感。V本来明明有那么多话要说，却被一句“改变不了什么”教导成习惯性失声。V是要对家乡说抱歉了，但是它伸出的铁索，是要被狠狠挣断的。“全民皆忍”的环境已经让他恶心透了。出声，也许是获得参与感的第一步。V不清楚自己能走多远，不过他已经上路了。生命也许还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但是脚踏在大地之上，这种为人的感觉，已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