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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大学时的某天，我在赖声川的话剧《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听到了《新新闻》三个字，心里一阵悸动：虽然这些媒体现在在苦苦挣扎，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及，新杂志和报刊的创办者和高管也大多数出身于这些转型期的媒体。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媒体中，就媒体形态上，作为时政杂志的《新新闻》和本刊气质最像，而其资本结构以及和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我所在媒体类似。

这本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政刊物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新新闻》创刊时的台湾社会上尚在戒严时期，新闻仍多限制与禁忌，意见市场尤其充斥着国民党的宣传，而党外人士掌控的媒体，在极端中也不具备专业水平，遂致新闻无法呈现原貌，整个舆论版图为偏狭的、零碎的旧新闻所侵占。《新新闻》期望发挥媒体的中介精神，使新闻的真貌还原，让意见市场不再扭曲。《新新闻》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新新闻》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定位和占领市场的产品呈现方式与本刊多么类似，即提供独立的意见和有别于大陆（台湾）市场的新闻，用师老师的话，在桌外玩，不和其他大陆（台湾）媒体在体制内竞争。《新新闻》是台湾新闻史的怪胎，是完全由独立的民间资本创办。彼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是市场化媒体，但二者的创办人余纪忠、王惕吾深受蒋氏信任，是台版梁永根，身居国民党中常委要职。

论对台湾的贡献，《新新闻》恐怕没有《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大。彼时的台湾媒体市场，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余王二老如同杜导正般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但《新新闻》在台湾媒体史上也曾写下浓浓的一笔，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本像样的时政刊物。党外杂志《美丽岛》和《人间》、《大学》的形态更像今天大陆《读库》、韩寒的《独唱团》。

《新新闻》的创办者便是上述《中国时报》系的名记名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拥有市场化面孔的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壮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洲版，王健壮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但最终这些人还是辞职，聚在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新新闻》创办之初就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而且《新新闻》在解严前的台湾，没有一期被查禁，没有一期停刊，是当时唯一本充满批判性又不被当局禁止的时政杂志。而这一切与这些舆论领袖们来自体制内有关，尺度拿捏相当准确，又不失客观。

《新新闻》除了关注台湾社会转型外，也是台湾少有的具有国际范的杂志。1988年，他们成功专访了中共高层。当这些桥牌高手们——丁关根、阎明复、杨斯德等成为《新新闻》封面人物时，如同陈水扁史无前例出现在本刊封面上让人震撼。这些封面故事几乎解密了整个大陆对台工作系统，李登辉当时主动要求新新闻赠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向所有中常委发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真正实现民主化，直选产生地区领导人后，《新新闻》便不再同情反对党，其言论逐渐与日趋变左的民进党对立。2000年民进党人陈水扁执政后，《新新闻》对扁政府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因而被视为支持反对党国民党的刊物。马英九执政后，《新新闻》又被绿色财团收购，原《台湾日报》（已经停刊的绿营报纸）的一些媒体人人进驻，又一次变色。

《新新闻》的崛起花了十余年时间，2002年《新新闻》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打官司时，家底依然雄厚，作为一本杂志却有自己豪华的总部大楼，还有广播电视部，鼎盛时期，这本不到80页，每页字数不到1000字的杂志有60余名编辑记者。而它真正堕落只用了几年时间，2008年以后，《新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跌破三万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一度与《新新闻》齐名的《时报周刊》，也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那些曾经的创业者在这期间陆续离开《新新闻》，而他们的选择几乎也只有两个方向——《中国时报》、政府机关。王健壮此后回到了《中国时报》担任社长，但正是他任内，《中国时报》每况愈下，曾经120万的发行量缩水到10万份以下，而且几乎走不出台北。此后被旺旺集团收购，成为一张连批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社长都要被撤换的报纸。司马文武在创办了几个媒体都未获得成功后，成为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并辞去所有媒体职务。杨渡则与司马文武成为政治上的敌人，2007年离开媒体后，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只有周天瑞坚守得最久，直到最近一年多《新新闻》经营不善引入资本后，他依然是这本杂志的总裁，但换了批编辑和记者。某次，我和《新新闻》一位前任总编辑谈到周先生，他觉得周觉得自己最坚守理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圈内人却更敬重王健壮、南方朔、司马文武。

文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在这些昔日的舆论领袖们一个个离开新闻岗位时，一些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始感慨，为什么台北就不会出现《纽约时报》，容忍不了严肃媒体的存在。而早在2002年余纪忠去世时，这些文青们已经在感慨，台湾文人办报的时代可能会因此结束。

所以，我可以想象2008年时，自己的名片上印有旺旺小人让王健壮多么难受，就像当年国民党人要撤他的稿子一样难受。类似《新新闻》、《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逃避。

有关媒体人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中（中华民国）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这本杂志很像《炎黄春秋》，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

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先生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终于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情报部门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集权者总是希望回到那个几乎每个城市、乡村的电线杆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不给你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你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时代。为了独立思考，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理想国。但理想国很遥远，我总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性格天真就很挑剔，很难对一个媒体十分满意，但能在转型期肯发声的媒体拥有自己的阵地已实属不易。

程益中老师说，“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新新闻》和《中国时报》以及司马文武等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总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正确的判断，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但一旦没有了笼子，或者有新的笼子，他们也会不知道所措。

虽然现在的台湾媒体市场早被黎智英和蔡衍明两位商界巨贾瓜分，但是《新新闻》和《中国时报》起码还在，也能被这些大亨看中收购。至于《中央日报》等党报以及报禁解除后涌现出的类似《新台湾周刊》等没经历过风浪的媒体，如今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大家說，在我們的社會里，草根的年輕人能夠出頭，比有真才實幹還要難。

而即便不能出頭，我們也都努力抬起自己的頭睜眼看世界不是嗎。看來看去，總是在嘗試用自己的言論去爭取這個社會多一點的更好。

也其實是，這個國家多一點的更好。

這個四月，南牆走到第十期，我試圖在為南牆們表象里的失望憤怒和不滿找理由。

傳貴這個月就很火大，他對禁電摩的政策「感到難以息咽的氣憤」。是的，「以任何借口為由的擠壓老百姓生存空間的政策和行為」我們當然都要反對，這關係到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我們始終要關懷的，就是這樣的大多數人。

喬治.肖伯納說「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痴形式。愛國主義就是讓你確信這個國家比所有其他的國家都要出色，只因為你生在這裡。」

也因為你要求這個國家比其他國家都要出色，所以你總是嫌它不夠好。

這或許就是我找到的理由。所以在這個四月，我理解到了南牆，也看到了表象下的南牆。

鼎琪的文章里，我就看到了南牆們隱性的柔軟的社會關懷。「生靈」二字，何其沉重，所以我們沉痛極了。我們都是龐大社會里的微末個人，所以我們應該珍惜每一個善良的生命。

「原來我非不快樂，得我一人未發覺」，讀到雲峰四月的文章，我想起這首歌。我覺得很欣慰，信息時代我們越來越容易瞭解這個世界的大小事件，我們懷著悲憫的心去看待災難，懷著憤怒的心去聲討不平等，可是「活著的人們去往何處取決於腳下的每一步，取決於每時每刻的自省程度，取決於我們的勇氣與智慧能否占據上風，而不是苟且與愚蠢」，我們的渴望是，這個社會成長與健全，但是我們首先是要學會珍惜，自我成長得健碩與完全。

與此同時，南牆們所努力使自己獲得的，不僅是一種對於弱勢的悲憫，和對於強勢的抗爭，也是一種對於自己所藏匿的局限性的反思。常遠的文章讓我不禁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你在意過地域之爭嗎？你用這樣的眼光看待過別人嗎？

他反思了現在這個社會里，人與人之間潛在的地域觀念，狹隘的偏見，道聼塗説的「常識」和莫名其妙的歧視。要保持理性看世界真的很難，但是我們在努力遠離偏差。

這樣子認真走好腳下的路，我們就一直在進步。

久違的肖翔在沉寂了這麼久之後，在四月的文章里，也說明了這一點。「最好的狀態只存在於此時此地而已。」

純姐這次寫了友情，「友情，這溫柔的真理，這真實的真理……就算我不理睬，就算我大發雷霆，就算我消失，請你相信，情緒是瞬間，理解是永恆。」看完了純姐的文章，我陷入了一種很個人的情緒裏面，我們的原則性和固執還有那微弱的不起眼的「面子」，讓我們失去了多少知己，我們關注大世界卻往往忘記身邊的人，我們珍視腳下的路，可是我們忘了照顧一路扶植我們的人。我高興南牆們也會這樣孱弱，在最真誠的友情面前，在愛面前。

軍哥說我們是守望者，我們目睹，我們經歷，我們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所以其實，我們從來沒有氣餒過吧。南牆們一直在從不同的行業，用不同的視角，採用不同的方法看這個社會，我們之間也會出現分歧但我們都善於互相理解，我們這個群體時常也有會謬誤，可是我們勇於承認並且改正。也許我們成為不了這個國家的「把關人」，但是我們會一直做「守望者」。而「守望者」三個字的背後，是不離不棄。

「南牆諸君」裏面其實有六位女性。麗香自嘲自己是「悍女」，我看我們都差不多。在正義與真理面前，繞指柔簡直是小概率事件，百煉鋼才是我們常見的出現形式。我們的悍來自于社會的催化，而我們怎樣才能變得真正更強？我們都還在路上。

走到第十期，東陽學長的新書《林毅夫——跌宕人生路》也出版在即，他說「也許我們有微博，有即時通訊工具，有博客、校內、豆瓣，但是還是會把南牆當做一些文章的首發處」，所以他把新書的序發在第十期的南牆里。南牆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用自己微薄之力發聲。東陽學長為「南牆聲音」提高了力量，也給了我們鼓舞。

是的，「讓南牆發聲」，是我們這一小撮青年人的一直在努力的事情。南牆們也都摔摸滾打，跟社會的外力撕扯，解決自己的小問題，努力學會安身立命。可是我們保持交流和自省，重視學習和思考，熱愛生命與國家。這都是至重要的大事。我們聲音有不同，力量有大小，可是南牆們的交響始終在給我們自己信念——用自我成長所帶來的收穫，向周圍發出南牆的最強音。

而我們相信，下一個十期，會有更強音。

今天是五四青年節，南牆們和關注南牆的青年人們，節日快樂。

2010年5月4日 於台北

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说：哇，姐，崇拜你啊，我就知道你特有办法。

明真相的，例如明宇等人，就说：以后向你学习，你丫脸皮真厚！

额，明宇小弟弟，你太嫩了，这只是A方案。B方案是如果连发两星期不回复，我就跑他们公司去，站在前台大声朗读我的求职信，每天！

然而，这么一个我费尽心思想进来的公司，还是无可避免地让我失望了。

我是冲着彭导来的，却被分到了创意部，终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每天我早早起床，走半个多小时去上班。看自己想看的东西，总监开个小会，分配任务，然后他们回座，我留下来挨训。挨完训我也回座继续qq校内等吃午饭。下午就开始沉浸在产品里了，幻想着各种各样的场景故事情节，不停地编织各种好话去鼓吹它。

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于是我把qq签名改成：写广告文案，就是意淫加扯淡！

我想我终究成不了一名优秀的广告人。因为我完全不懂为客户着想。

实习第二天，我看了同事写的东西，很不屑地颠覆了他们的一贯做法，我以为，颠覆就是创意。结果，总监点评时说连细节都不用考究了，根本不在方向上。他无法忍受我居然整个广告里面完全没有出现产品。

我说，可是国外很多广告都这样啊。

他说，国外的广告你以后别看了，多看看大陆的广告。

同事说，客户心疼钱啊，每秒都几万几十万地花，他恨不得你每一秒都放在产品特写上。

那天到最后，我得到了一句话。

他们说：客户不是拿钱来让你展现你的才能的，是让你帮他卖产品。

我特别特别失落，我总以为做广告创意非常酷。其实，我就只是个大声吆喝“跳楼价大甩卖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的促销员。

如果我好好听总监的话，总是好的。偏偏这个下午我无聊了。无聊是因为我才思枯竭。我睡了一会儿，醒来看广告。两个文件夹，都是国外的。看完之后，悲剧了。我彻底不想写东西了。

来到这里，我觉得每天都有人往我身上套圈圈来修正我的长态。终有一天，我定会和部门的其他同事长得一模一样。

下班的时候我跟一同事说，我说，我想做台湾那种广告。

她有点鄙夷：那种创意你写得出来吗？

我有点无语。写不出来，我也想往那个方向学习。而不是整天学叫卖。

而我又突然被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吓了一跳。这不是我的风格啊。黄丽香一向是有东西就傻乎乎地学的人，怎么现在也开始懂得选择了？

越做越觉得不开心。不开心是因为我竟然才一个多礼拜，就对我曾经如此向往的工作感到厌恶。太可怕了。我看着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符合他们的口味，却让自己越来越讨厌时，我浮躁得很彻底。昨天下午，我烦躁无力时，却看到康康的头像璀璨生辉地亮着。我终于忍不住地扑了过去，我说我快死了，救我。

康康的创意把我救活了，却让我再次死得更惨。

话说，康康还真是凤姐控。

杨澜访谈

画面——杨澜访谈，嘉宾是两个感冒病毒人，一大一小。（建议设计成凤姐模样）

杨澜：按照你的话说，现在假药假疫苗横行，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就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控制你了吗？”

病毒：我从97年开始变异，08年达到顶峰，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总共六百年不会有药物能控制我了。

杨澜（扬了扬眉毛，微微一笑，手里亮出一盒优卡丹和一盒可立克）：那这个呢？

病毒一惊：啊？！

杨澜快速把两盒药往病毒身上一击，可立克击中大病毒，优卡丹击中小病毒。两病毒瞬间消失。

杨澜：成人感冒用可立克，一粒起效！

儿童感冒用优卡丹，抗病毒退烧快！

杨澜拍拍手，把手环抱在胸前，得意一笑：专业治感冒，仁和可立克、优卡丹！

额。等着明天被骂死吧。还真TM看不到未来。

最后附上一道问答：

女的用妇炎洁，那男的呢？

我其實也愛說，老師問古典詩歌，我都還記得那是小學課本上的句子，並且在大家冷場的時候打破氣氛說出來。

可是我最愛的還是聽。爲什麽？因為一開口，少了一些尾音和婉轉纏繞，立刻暴露了異鄉人的身份。我懷著小心的心，想融入到這個心胸狹窄但是友善溫和的社會。三言兩語，自己還是會回到對于這個社會的認知層面上來，發現以前的那些認知都不是知識，而只是認識。要更新的思維那麼多，所以我更沉默。

老師是加籍華人，做到教授，又是專心于學術的癡漢，自然對政治不感冒，加上班裡有個同學來自美國，我來自大陸，本來就是開放的課堂，老師便常常拿分別釋義來做討論。這樣子並沒有不融洽，還竟然十分有趣。上個禮拜，教授跟我的同學們說，正體字和簡體字之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們總是怪人家的執政黨沒有保留傳統文化，可是最初簡體字作為制度被規定是你們的政府做的事情，後來有一些大家都瞭解的原因，才使得現在變成了這種在正簡兩種字體上的差異與對立。

嗶——大家幾乎都會笑，包括我。懷著不自知的錯誤常識被推翻后，真的應該抱有這種笑。歷史書對於我們而言，都已經是工具了，我們就更加不在意歷史。

你知道，我真的不應該再傷神了，我忽然發現大家都一樣，我們都屬於八零后這個詞彙，給七零后打工，叫五零后六零后父母，在公車上給陌生的四零后三零讓座；被九零后挑戰，是零零后的叔叔阿姨。我們一出生接受的現狀，還是現在的現狀，對於與本身沒有利益和愛好關聯的東西，我們有太多與生俱來的認識，二十幾年已經隨隨便便成為我們認為的常識。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教授說，“你們知道那是閨怨秋愁，可是你們想像得出那種意象嗎？”

我的同學們竟然全部搖頭，他們沒有見過梧桐樹，認為……唔，和棕櫚樹差不多吧。

我的內心忽然溫暖起來，這是一個月以來我第一次產生那種莫可名狀的情愫，說是一種簡單原始的豪邁，可能會很好笑，但是我腦袋裡真的浮現出了“熱土”兩個字。

後來我開始突破表達的瓶頸，開始說話，那種對一些名詞意象認知的不同，讓我覺得在過去的二十二年裡，我的人生觀或許依然有所欠缺，但我還是見過奔騰的黃河和廣闊的長江，小時候馬路兩邊有數不清的梧桐樹，在大陸的宿舍外有會唱歌的白樺林，看到過紅牆黃瓦的皇城和白牆黑瓦的江南。剝離物欲和各種附加的被動因素，我對巍巍中華的認知，是立體和豐富的。

我深深地覺得震驚，我們一直在抨擊和比較的社會與社會，所有的那些不同，成為了我們各自本身的欠缺。而其實這些欠缺，以對立的姿態出現，是一件十分荒謬的事情。我們有思想有立場可是我們從不拿這種東西做交涉，所以呢，我們可以聊戲劇時裝寵物兔甚至親密的人生，其他的，隨便使一個小聰明就可以以禮貌為名不干涉。這是當下大家相處的最佳方式，對或者不對我并不知道，這個要待將來才知道。

十年八年之後，我們所小心維護的禮貌關係，會變成一種什麽關係？

彼時我們長到了三十歲的智慧，究竟會讓多少“常識”崩潰？

當下的禮貌關係，軟化了我們彼此的陌生，讓我在異鄉感受到除了自由以外的自在。

可是一想到我們忽視的歷史和要證明與被證明的未來，我們尷尬的會不會是當下的自已。

2010年3月30日 言輕 于台北

台湾一直是一个遥但并非不可及的梦，台北台中高雄等等等等一直是梦想着一定要去的地方。 影片中贯穿的摩托车发动机的声响和柔软的不行闽南话似乎让我闻到了那种带着机油味道的咸咸的海风的味道。

再过几天，我在的这座城市电动自行车就要上牌，按摩托车收费，而摩托车还能存在多久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台北，我想包括福州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除了有碍城市观瞻，或者具体的说是有碍城市领导人观瞻的理由，是没有其他理由禁掉摩托车的。的确，满大街的摩托车的确不好管，所以禁掉算了。这和智力或心力不够的人搞不来文明，所以干脆选择厚黑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厦门，我们的确享受到了禁掉摩托车的种种快感，只是，牺牲掉了某些人的抗议甚至生存的权利。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河北的发展一直不受关注的深层原因：发展必然带来改变，改变就会牺牲，被牺牲的人就会上访，而河北访民是走着就能到北京的，所以，河北不能乱。

后民主时代

如果说《活着》是无民主的悲剧，那么《不能没有你》则是后民主时代最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尤其是台湾这种未经充分启蒙就被强人带入民主时代的社会，民主所带来的赤裸裸的“服务换选票”体制的劣性就越发的明显。

所以，在后民主时代，一个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甚至没有户口的生命，就得不到社会对其生存权的关注。

影片还故意设计到了象征台湾权力分散的立法院和总统府，就是这“华人世界的灯塔”，让主人公像皮球般被踢来踢去。三权分立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但这三权交际的迷糊地带，却让人感觉，无限悲哀。正如片中主人公总统府前的遭遇，谁都知道检查属必须且必需，但是之后，谁来负责戳烂的苹果，柏拉图孟德斯鸠们没有教过我们。作为凡人，我们只能去向上帝或者释迦摩尼请教。

媒体

早就听张院长铭清讲过台湾的媒体是如此恐怖的高效，也能从《全民最大党》里体会到台湾媒体的开放和自主程度。但是，社会上媒体到底扮演着什么叫角色，似乎，就见仁见智了。

Green Day在《American idiot》唱到a country controlled by the media。无可否认，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公民素质方面有着极强的作用，但是如果媒体沦落到争分夺秒报道某个跳楼事件或者干脆出现“我们是政治线的，你找社会线的”这样的语言的话，我们还要不要这样的媒体，答案就应该很清晰了。

当然，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说我辈没有资格谈论的话题，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些嘲笑台湾韩国议会打成一团，并且得出民主不能要的结论的人一样，幼稚的像两个营养不良却在讨论脂肪肝会带来多大危害的人。

总之，没有爱的公共，是一切悲剧的来源。与制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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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頭曲

配合人物的介紹、跑片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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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劇終。

本故事取材：

1、父亲节·《鲁豫有约》

 2、搭错车·酒矸倘卖无

 3、聂鲁达·我喜欢你是寂静的

港特区政府前不久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泛民主派与不少传媒仿效2005年，要连手推倒政府的政改方案，以推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用民意来逼迫政府尽早实现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不过民主派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俄国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感慨道，“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

索尔仁尼琴感叹俄国已全境赤化，而羡慕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两个“自由岛”。索氏是在1982年访问台湾时说出那番话，他大概不会想到，不到十年，苏联解体，赤化退潮，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十余年过去，香港已回归十余载，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进入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的首个甜蜜期。而索氏所羡慕的中国人没能“香港化”和“台湾化”，倒是香港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人并没有因能“回归祖国”而欢呼雀跃然，对于香港前途的思考却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港人的心中。

不少香港人选择了更加趋于现实的道路，爆发于这十年的“逃港潮”便是最现实的注脚。当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河流的对岸是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港商是大陆最大的投资方，香港也成为样板。当大陆领导人邓小平那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从“窗口”变成了老师。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优秀的官员们被送到香港培训，学习市场经济，学习股市。

于是港资书写了与中国政府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除了拥有中南海和故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外，还坐落着一栋栋曾代表着第一代港商辉煌的大楼——最近的贵宾楼（由霍英东投资）就在天安门的红墙西侧。

除了长安街上的港商建筑外，即便是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听到和看到刘德华的歌曲、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金庸的小说和同名港剧至今还可以在内地各大电视台重温到。

移民潮与北上投资，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暴露中港人对回归后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移民是因为他们害怕内地政权会阻碍香港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上”，香港又在内地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留下来的香港人无比自豪，他们相信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回归后他们能继续充当“老师”与“样板”。

可惜的是，“五十年不变”下，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改变。弗里德曼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回归后的香港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温暖”，也感受到大陆的威胁。

虽然还保持着“东方之珠”的美誉，但香港经济奇迹几乎因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后发”的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大陆化，或者大陆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不幸的是，香港的明天被弗里德曼预测中。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的今天，香港不再是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榜样，河对岸曾经瞧不起的“广东仔”的GDP早已超过自己，内地大城市也不屑将香港看作自己的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数。而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风光不再，没有夹道欢迎，倒是有不少投资陷阱，遭遇了不少维权难题。

愈发自信的大陆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世界”，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今天，香港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已无法影响到对岸，甚至还在大陆化。香港存在着两种香港人，不少香港市民还是会参加7.1大游行，某些特定的日子，还会用烛光来纪念；还有一些香港人，为了能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成为香港身影，他们争先恐后争取进入“进京名单”，采访他们时，“中央政府”总是不离口——他们与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区别。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杨小凯曾有个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后发优势”大还是“后发劣势”大。林认为，后发优势大，中国经济腾飞便是个证明。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单纯复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即便出现经济奇迹，其未来也不乐观。杨认为，单纯复制技术，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出现巨大弊端。

可惜的是，中南海的智囊是林毅夫，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香港被复制的仅仅是港资、麦兜、佐丹奴，而不是言论自由、开放的媒体和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少焦虑的台湾人破坏ECFA，甚至反对三通，提到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成为他们眼中的前车之鉴。

当某天，杨小凯预言中的“后发劣势”愈发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和某些港人共同毁掉的香港有多么可惜。

至今，我读书了了，历史更是很少涉及，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应该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史书。其中自序之后的《出版人语》写到：作者对中国的概念讲述不透。我对这句话的记忆一直很深刻，甚至超过了《史纲》一书本身，但一直梗在心中，想不透这句话的意思。直到前一段看到校内上疯狂传递的一段校内状态——台湾，你妈六十大寿，叫你回家吃饭——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中国”概念的复杂之处。“中国”作为两个形而上的汉字，既有空间意义，表示我们的疆土；又有时间意义，表示我们的朝代。所以，中国到底是五千年还是六十年就不难定论了。作为疆土的概念“中国”，年纪当然在五千年（当然，够不够历史界好像也有争论，本文并不探讨这个问题）；作为朝代，中国已经六十岁这种说法也非常成立。

所以，“台湾，你妈六十大寿”的说法是的的确确错误的，台湾的母亲应该是疆土“中国”，若是“六十大寿”的朝代“中国”，怎会有年近一旬的“台湾”儿子。

当然，这些思考虽然正确，或者说我自以为正确，却是浅薄的要命，还请各位看官轻拍。

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常识。

再说回《建国大业》，我不知道我是以电影的角度去看的这部片子，还是以历史的角度看的这部片子。无论电影还是历史，我都是半瓶水二把刀，这也是我最痛苦的所在，什么都想试试，什么也不精通。然而我还是去了，幸运的很，赶上前一位退票，这才刚上了八点的场，又适逢周三，招行卡六折，省了将近三十大洋。的确如这片的卖点，片子看的满眼都是星星，127分钟的片子170个明星，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片子拍的绝对不差，却也谈不上突破，技术上政治上也都没有开先河的地方，然而还是有些亮点的。吴刚的闻一多绝对出色，陈凯歌和冯小刚两位大导演的演出也是毫无破绽，陈坤的蒋经国也让人忘了这个二人外形的差距。而冯玉祥出场时电影里划过的街头学生剧《放下你的鞭子》也让我仿佛见到了老情人般的兴奋。然而我脑子里想的更多的还是这么一个概念：国。

建国大业，建的当然是中国，具体的说，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髦点说，是天朝。而我们的百姓却很少从百姓的眼里看这个世界。三国，天下到底姓刘姓曹还是姓孙，打的中国鸡飞狗跳；民国后期，中国到底姓共还是姓国，三大战役照样扰的华夏鸡犬不宁。难怪毛蒋重庆谈不成，连百姓从来没把国家当做是百姓的国家，国家只能“一姓”，怎能”百姓”？所以电影里蒋公说过这么一句：南北朝只会是过去，不会是现在，没人敢承担这个骂名，最起码我不敢。骂名，谁骂？百姓骂。即使当时南北分朝能少死百万百姓，但是百姓，还是会骂的。

说到这，我不敢再往下说了，估计这个观点，足够让我被骂的风声水起了。

国这个命题，我依旧模糊，还要继续思考，但是老董笔下的“常识”和“公民性”，我想我已经明白很多了。

再说一句吧，希望下一朝拍《建国大业》的时候，能看见一个华盛顿似的人物——打天下不坐江山；能听见一阵不狂热的声音——我支持你，而不是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