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靖兄留在了厦门，他来了一趟北京，又回去了厦门。马老师也是一样，在福州票子赚的也算手软，还是回了厦门。厦门这城市的魅力，我也摸不透。我前几天跟学弟说，我说你看了四年海，还会爱上海吗？他们说不会，我说不是不会，而是腻了，恨不得看点高楼大厦。但是他们就留下了，选择了一种恬淡。他们不是没理想的人，甚至是比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理想。但是他们将理想种在自己深爱的一种恬淡中，我觉得没有一个自己热爱的归宿，理想终究只是一只漂泊的风筝。

康仔不喜欢深圳，他是现代已经少见的有强烈人文情怀的科学从业者。我从前总自诩是个有文科特征的理科生，其实我的理科生是伪装的，高考出来以后我没有一门跟理科相关的课程学得好。但他在深圳工作，他有理想发一些论文，做中国的诺奖非和平第一人。他对深圳蓬勃的企业与实在荒漠一般的文化之间的彷徨是看得出的，虽然宣传得很广，但是以他的性格也很难从春天的故事里挖掘到更多的文化内涵。之前他也说过他也不喜欢天津，但那显然是假的，因为天津他肆意的调侃的大街小巷和文化内涵中，已经有了他的热爱。对于深圳，他的不喜欢只是不喜欢，理由就是无语。这与爱情是一样的，你不爱，那人多殷切也是无用的。

一个人应该去哪里，是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发自内心，或者强迫自己，都是比较了一些东西的。常远君是为了从这里出国，但是不幸彻底的爱上了这里，搞得只能像戒毒一样离开北京，等着可以荣归的一天。邱靖兄和马老师，我觉得有一天也许理想压过了生活，他们就会走。至于康康，他为了理想已经做出了让步。我想我们将来都会很遗憾的看到一些事实，对于最热爱的，很多时候只能藏在心里，现实告诉我们的，就是让步和牺牲。

我对于北京的不热爱，大概起于我从未真心想了解这个城市的内涵，只是骂了十几年的堵车，习惯成自然。我对于厦门的热爱，也并非我对闽南的文化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地方，我觉得最让我怀念的，是不用上课的自由和毫无压力的闲散。我与他们最大的差距，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甚至是爱情，我总想让自己保持客观公正以及克制的理性。我不愿披上左派右派的名声，我还时常嘲笑那些偏执的热爱。高中时就有人说过我，活在一种自己制造的彷徨里。我觉得这是对我最深刻的评价。

如果给我自己选一个城市，这城市一定不存在。也许是蓬莱仙山？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就像谜一样。有时候以为到了，其实又离得很远。VV离开北京回重庆的时候，她说你要去看看我写的文，那是在她熬夜之后写就的。我之前只想过一个女生在中国漂泊感最重的城市里会有一些适应期，过去了就好了。其实她是热爱这里的，她有些热爱漂泊，又怀念从前的美好。当你痛恨的理由恰恰又是你无法割舍的事情时，这就是生活的味道了。她想念朋友们，而我呢？我只想着，当你离开的时候，感情就随着那个地方不存在了。我们怀念的人，也只是寄托了我们对岁月的怀念而已。

青蛙君与片桐“我”是英雄，为了防止城市的毁灭，直到自身毁灭。

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通过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传来的声音和图像来感受地震，诚惶诚恐。除了听到了大量诗歌报告不断的嗯嗯啊啊的gao/chao迭起，看不到什么小说的诞生，它们所带来的与重建相比，是精神上的乏善可陈，我们除了表达悲痛以外，情感是如此的单一低落。人们总是说小说家的虚构想象力会影响真实性现场感，而最后给人们带来不了什么，可是屈从于现实感之后却无从谈起何种启示。我因而想起了《青蛙君救东京》，这样的地震小说表达的有力而且真诚，在灾难背后更成为一种力量，不止于呼唤，而在于更深层次的探索。

蚯蚓君的怒气，世界的黑暗，必然有入口也需要出口，青蛙君用真诚感化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与他一起战斗，战胜的几率“如同安娜·卡列尼娜战胜飞奔而来的火车的概率”，胜利得到的不是鲜花喝彩，无人知道他们的战争，得到是数十万普通民众的如同平时一般上班工作，这就是光明。而那些英雄青蛙君与“我”，一个消失，一个躺在病床上沉入梦乡。

阅读这样的故事，给我造成的一种淤塞毛孔已久的肮脏瞬间蒸发的快感。一个普通人拯救灾难就是这样荒诞的故事，在地震过后给人带来的勇气与信念，远胜于某些报告文学空洞无物的呼喊。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英雄，现实也好虚构也好，这是一种强烈的源于内心人性的一种渴望。造就英雄太难，最高的善之悟性，即心不存畏惧。荆轲先生的勇敢就是无视所谓“天下”，“虽千万人，我往也”的豪气。或许这不是胆小的反义词，只是一种特殊的精神。

从夜晚的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世界变得如此之快，长廊花园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忙碌不已的轻轨和高速公路，城市的建设如同一种原子弹般的毁灭，过去的记忆往往不见了踪影，在完美主义的眼里，这种“进步”是一种失了魂的堕落，原则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我们热爱的东西，无论贵重还是卑贱，城市变化之快在于三年前我还用45°仰望天空，而现在90°也看不到城市的眉目，这是一种被埋葬的悲哀，对生存的恐惧。

而地震与建设都是城市走向死亡的一种形式，重建的恐怕不仅仅是物质的堆叠那样的简单。还则是城市是否还能重生，是需要一个英雄，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用符号学的趣味来命名那些想象中的城市，充满了对那些故有城市变化的片段的重叠，他在用形容一所城市变革的时候使用了“绑架”这个词，他使用了女性的名字来记忆城市，等待男性寓言的英雄来拯救她，我似乎看到张艺谋先生拍的《英雄》成为悲喜剧，英雄注定是要加上“悲剧”这个定语的。

而我们也似乎无法像青蛙君一样发现死亡的存在，并且消灭；我们或许只能眼睁睁老城区的分割倒塌，新的石头森林建立也似乎暗示城市又一周期生命的耗尽；抑或麻木的奔走于其中，为了权利；最后看着一座充满了科技的现代化城堡忙碌的死气沉沉。我们的人生价值不取决于我们如何存在，而是在于怎么毁灭，我们有限的存在决定了这座城市如何的继续生存。

尽管我们略显平庸，我们缺少的也只是单单掌灯鏖战黑暗的勇气。所谓积累的仇怨，蚯蚓君也并不是全然会被消灭，但城市依然还在运行。

生活无字便要自己去找，正所谓没字儿找字儿，正好搬家，收拾闲书，发现一套圣严法师的《学佛三书》少了一册《正信的佛教》，想必是回厦门时留在了厦门，回去寻恐怕没有时间，即便有，能否寻回也不好讲，算了，正好当当上有卖，就再买一本，和其他两本再凑一套，不知道书籍是否有灵，我硬凑的一套书是否会磨合如原装。

安心处安身，安身处安家，安家处安业，便是此书给我的智慧之一，想来，寥寥数字可能给人的力量大于一整堂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再加上今晚磅礴大气的全运开幕式，顿时勾起了我对济南和亲人的思念，再加上正处于对漂泊为客的状态正处于一个感叹期，不如留下几个字，给明天点记忆，也安了自己因为无字而荒芜的心。

天津

天津以前是个大县城，现在是个大都市，这变化似乎是一瞬间的事情。可见心态变化的速度并不符合物理经典运动学定律，可以跳跃式变化。

至于我，心中对天津有着千言万语，却很少写，因为和朋友的看法不同，我自认自己是一个伪天津人：说着唐山口音，拿着130号码开头的身份证，不喜欢泰达队和女排，甚至对天津城市的熟悉程度还远不如北京。所以拿笔写天津时总觉得底气不足。

我的确是生在天津行政区内的，但是家在津唐交界处靠唐山一侧，于是生下来便是唐山户口，小学在唐山上了四年便转到了天津，听起来像是迁徙，实际上连迁移都不算。唐山的小学在家向东两公里，天津的学校在家向西一公里，一公里之差，我就变了天津人，户口也因为转学也运作成了天津的。

所以，小学的时候我就成为了高考移民。

第一次去天津是去天津电视台录像，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城，立交桥大高楼水上公园南开大学的确弄得我晕头转向，所以，天津应该是我的第一个城市。

后来又稀稀拉拉的去过几次天津城区，每次去感受都一样，城市低调内敛、市民善于自嘲，相比其他城市的市民无理性的对自己城市的热爱，天津人仿佛恨透了自己所呵护的城市，再加上天津人与生俱来的幽默，这座城的唯一使命似乎就是作为这里生活的人自嘲的资料，想来应该与长期被北京压抑所致。

而近来，滨海让天津开始抬头，城市开始变成工地，居民也开始枪口对外，天津人似乎一夜之间牛了起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泰达球场里京津大战时满场的绿龟玩具。

这座城曾经很值得一读，而现在，味道越来越浓。

唐山

身份证上的1302和即便说英语时也改不掉的唐山腔，注定了我和这座城的缘。想来，唐山城区我只在初中时去过一次，06年7月再想去，确因胡总在场全线封路而告终。

父母都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所以，每提到地震，或是遇到河北人的时候，我总想告诉别人我是唐山人，虽然有时也嘲笑唐山人那比我还诡异的口音。

这座城一直存在于我的主观世界，甚至每次遇到打击时也会想到三十几年前的灾难，一座城市能在废墟上站起，我也就没了害怕任何困难的必要。

我想，等看完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我还会为这个城留下文字。

凤凰涅槃，唐山飞翔。

济南

故乡，本是最该触摸的城市，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却疏远的不行。

然而，我的心还是在那里，我的祖辈在那，这似乎也能为什么当我看到今晚全运开幕式的时候，还会落泪的原因。

我的爷爷是从山东闯关东到沈阳，再入关在宁河扎根的，后来有了我的父亲，再后来有了我。现在，他和奶奶都回了老家，在章丘老家安顿了下来。大二回老家的时候看了山上马家的祖坟，风景天高山青，坟也是整整齐齐，给祖宗们磕了头之后，我知道，这个地方，也终会成为我埋骨的所在。

也好，如果一生注定流浪，身后能常伴故土，这样的一生也值了。

我被海河水塑造出了一张贫嘴，被地震塑造出了一颗柔弱的心，但脑海里却始终是孔子的仁，血管里始终是趵突泉的水。

厦门

这个是迄今为止，我最想定居的城市，原因只有一句话。

如果不能四海为家，就找一个四面海的地方为家

带着这些问题，经过“一年的采访，40万字的采访笔记，历时一年的剧本创作”，贾科长端出电影《二十四城记》。贾的电影《二十四城记》（http://www.douban.com/subject/3053521/）是一次对集体背景下的个人的情感、故事的窥探，眼下集体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个窥探就显得更有意义。

贾科长的电影我几乎都看过，这一次，他的手笔更大。他把灯光聚焦到中国工人。这次是为了向电影最早的的传统指导致敬，这一传统指导下意大利人拍出《偷自行车的人》。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 个人感觉，工人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都是国家的主角。回望火红并整齐划一的时代，中国能端出来见人的成就、使后人现在仍受益的成就，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干出来的。改革开放后，商人很活跃，但工人、工业仍占了国家经济的大头，一说到这个时期的工人，我会想到在南方厂房默默挥洒青春与汗水的女工们，在山西挖煤的壮工们和他们的亲人担忧的眼神，各大城市工地上的建设工人……，这些都凝成中国发展的一个个缩影。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工人，他们的人生如何展开，故事如何继续？贾科长选取了420厂，打入其中，这是一家老字号国企，贾科长相信体制里面的生存经验一定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除了40万字的采访笔记，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外，那些沉默的时刻，浅浅的笑容，这里都有丰富的内涵，有时甚于笔记和电影本身。贾科长像一个深度记者，用收集到的散片提供给窥探者。他本人也是窥探者。看这部电影，读工人访谈录，我希望能整理出自己的感悟，有些吃力。现拿出两段，抛砖引玉。

一、式微的骄傲

我工作的单位是一家老军工企业——331厂，它类似片中的主角420厂，主要造飞机发动机。8月末，我被几个厂子弟喊去喝酒，某个大气的女生一边回忆她在331成长的故事，一边说了一句：怎么说呢，我们厂子弟，都带有些贵族气！这句话，她自然又自豪地说出来。电影中，陈建斌饰的宋卫东（厂子弟）也有相似的描述：怎么说呢，我们厂的子弟都有点傲，你说周围，种田的，纺布的，印小学作业本的，怎么比得过做飞机发动机的呀！骄傲是打心眼里的。420跟成都没什么关系，也觉得没必要跟地方上有什么关系。现在，在331厂人的理念中，331也不需要和株洲发生联系，他们只要当好军方的供货商就成了。

他们的骄傲是有原因的。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里，当上工人就意味着获得较高政治地位、经济实惠，还记得电视剧《城里城外》一个片段：建国初，政府把京郊太阳店村一分为二，北边还是农村，化到路南的就成了城市户口，结果配角为了成为城里人，以主角结婚要房子为由，跟主角换房，主角老妈贪图房子同意与配角换房。主配角的命运就此改变。

在采访手记有些人谈到对公司的感情时，用词不约而同是两个字：温暖。其中被访者朱继东（原工人，80年代中期因工伤停薪留职做生意）、侯丽君（原工人，94年下岗自谋生路）用这个词语频率最高。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地位、经济实惠因素外（这是主要原因），侯丽君这样解释：我永远不能忘记我是从420厂出来的。我来的时候才五岁，进小学，进初中，进厂。420厂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也有高度敬业精神，懂得质量是生命这么一个真理，到最后我连摆地摊都有这么一个真理：诚信、质量，就是你生存下去的希望。

把原因归纳起来，其实是三点：有政治地位、有经济地位、有技术。现在这三点已经被改革开放后的国法新规定、新兴企业等各要素改化很多，遗韵犹存，风光不再。

二、巨大的寓言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简介中写道：长达五十年的工业记忆象一道划痕，让我们了解到，是谁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埋单”。为中国的现代化“埋单”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工人的命运。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旧一代依赖计划经济，新一代适应市场经济，但是这种进化总是拖着长长的尾巴，尾巴的末梢是对旧经济制度的依恋。当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的时候，往往他们激情澎湃的讲述都是关于别人的。贾不停地追问：您自己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几乎所有的工人师傅都在说，你不要问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没有故事。50多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更改。

贾科长精心刻画了三代厂花：吕丽萍饰演的郝大丽，陈冲饰演的顾敏华，赵涛饰演的NANA（三代厂花资料详见下）。总的将来，第一代是奉献、牺牲的形象，第二代是彷徨、将就的形象，第三代是跳出、自立的形象，她们的情感为420厂羁绊。其中一个镜头，陈冲饰演的顾敏华，提着一篮蔬菜，穿行在街道，淡蓝色戏服的袖子一甩一甩，给人一种很无奈的感觉。

有些散乱，写不动了。读了《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我记住了一句话与诸君分享——“但，这个世界有什么是铁打不变的呢？”

Ps：电影《二十四城记》中三代厂花资料

郝大丽：片中由吕丽萍饰，1937年生，1958年从东北111厂分到成都并参与创立420厂

顾敏华：片中由陈冲饰，1958年生于上海，1978年从上海航校分配到成都，被人送“标准件”称号，厂花。感情不顺。

NANA：片中由赵涛饰，1982年生，厂子弟，不愿在420工作，主业是替阔太太到香港扫货

第一点是关于要如何写新闻的。有一天跑部门回来，在车上，我的老师陈大叔突然转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应该多尝试用创新的手法写新闻。（大意）不得不说，当时这一句话对我的震动还是很大的。即使作为都市报的新人，稍微跑一段时间新闻，基本上也就熟悉了都市报大部份新闻的写作模式。一但习惯了模式，就难免在面对某一个新闻素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这些熟悉的模式，把一条新闻写死。从某个角度来说，把一条新闻写死，也就把一条新闻看死了，自己就很难再尝试从不同地角度去挖掘新闻背后的东西。一条新闻总是要有至少一个新闻点，那么学着挖出一个点来，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是关于采访的突破问题。在跑现场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如何突破现场的僵局。在突发事件中，面对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时常束手无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介入事件，融入现场。那么，也许我需要提升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地融入一个现场呢。

比如7月30日，我采了一条“14岁小孩溺水身亡”的事件，在现场，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采访。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开始向现场的围观群众发问……最终我虽然采到了这条新闻的大部份信息，不过还是深感自己采访效率较低。

同城的东X早报也派一记者一摄影一实习生到现场。这个记者到现场后效率很高，直截了当地就开始向受害者家属及围观群众提问。虽然他提问的方式让我觉得带有不小的攻击性。不过不得不承认，他的效率确实很高的。

可能是我缺少这种直截了当做事的勇气，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还不敢迅速地下手，当然这种技巧也许在不断地训练过程当中，还是会逐渐提高的。

洪老大也说到一点，也许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到现场采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抱着看热闹的动机进行，介入它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也许是为了让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警示—-当然，要用恰当的办法去沟通。

关于这个突破问题，在泉州还有一个麻烦，因为我几乎一点闽南话也不会说，所以面对一个都是本地人的现场的时候，该如何介入他们，我也束手无策—-既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他们说起。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多向那些同样也不会闽南话的记者们学一学。

第三点是同城媒体的竞争问题。由于之前对泉州的媒体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来泉州实习过，所以对泉州的媒体环境完全没有体验，顶多只听一些人谈过。这一次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泉州的媒体环境。在采访“14岁小孩游泳溺死”事件时，由于东X早报的记者比我们来得迟，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采完了，正准备找遇难者的一个亲戚带我们去看看遇难者落水的地方。不过派车的东X早报还是快了一步，直接把该亲戚接走，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摩的跟在他们后面，没想到还是摩的灵活一点，我们居然先到达了现场。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影响到我对整个事件的采访，不过结合到东X早报的那个记者来时对我颇不友好的眼神，多少还是有点不爽。也许是之前在厦门实习的时候，见惯了厦门的海X导报、厦X日报和厦X晚报等媒体记者之前差不多一团和气的场面，这种场面一时还无法适应。

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也许决定了不同地点的媒体环境，这点也许只能慢慢适应了。

V一天中有十二分之一的时间要在公交车上度过。

坐公交车是一件老费神的事儿。出门前要掐时间，特别是不得不搭乘那种线路特别长的公交时。去早了白等半天，去晚了就只能看见个公车屁股，甚至只是公车屁股上的烟。

V花了三天时间尝试了几种搭乘公车的方法。搭不同的线路，在同一线路的不同站下车，排列组合。她观察了周围的环境，记录了坐车和等车花费的时间。通过这样的方式，V暗中和公车达成某种秘密的协议，不会让彼此等太久。于是在接下来的每个一样的早晨，她可以这样不紧不慢地去赴约。每次她出门，周围的空气颗粒——构成“今天”的分子——总是如此活跃地填充着每个空隙，它们是这么不容忽视地自信，以致于她想自己是不是“今天”那部分卑微的性格。

公交车如约而至。V刚在餐车上买完早餐，转身就看见它停在近旁。掏出交通卡在刷卡器上“嘀”一声后，随意坐下。这段时间通常用来解决早餐。道路两旁都站有上早班的人们，几乎全部都是年轻人。周围的这片地区塞满了所谓“单身公寓”。它们由以前的老房子重新划分成一个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以及各种用来凑数的叫不上名的不规则型。也有新建的小房子，但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作为便宜的“单身公寓”，于是同样地门窗破落，拥挤不堪。V眯着眼睛，想象自己有一双橡皮擦眼睛，可以把一切的水泥墙抹去。她看到人们住在鞋架子上，一层垒着一层。他们之间的联系无比密切，有些人背靠背坐着发呆，有些则是面对面坐着上网，有些同时点燃一根烟，有些同时蹲在洗手间里。而他们并不自知，仅仅在一堵薄墙之外，有一个人简直是他的复制品。如果选中其中一栋楼，在大楼的地基上烧个大炉子，那么岂不跟蒸小笼包的似的，一层一层地闷着热气。V为此乐开了。

在下下站，每天都会上来一个女孩。她一抬手就抓住了头顶上的那个手环，露出一团腋毛。她的动作如此干净利索，以致于V觉得那团肆意生长的腋毛是她身上最时尚的部分了，比起那个金色的PV包，金属腰带，或是那一横硬邦邦的银灰色的嘴唇。倘若用眉笔在那团腋毛的顶端添一条长长的向上的线，那么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小老鼠；在腋毛的底部画个椭圆形的脑袋，那么就是个朋克族；在腋毛的四周各画一根向内凹的曲线，那么就成了个前卫的阴户写真。几乎每天，这个女孩都穿着无袖上装，以最伸展的姿势展露着她的腋毛，看来她也深知一团腋毛所藏的无限可能。她这么低调而无可置疑的自豪，让V啧啧赞赏。

V从包里掏出来一本书，摊在腿上看。在公交车上，她完成了她每天大部分的阅读量。自从把公交车上的主要活动由睡觉改成看书以来，V明显快乐多了。在公交车上，她无法在网上闲晃，看些有八卦没想法的新闻，不能和别人闲聊，不能处理数据写报告，不能好好睡觉，什么都干不了。这个快速奔跑的封闭的空间，阻断了V正常生活中的秩序和节奏感，使她既不能高速工作，也不得慢慢地休息。她束手无策，只能听命于它，呆呆地坐着，焦虑地无所事事。但它始终是要她做一些事的。它在关闭了一切可能性的同时，为她展现了另一个无限的空间。自从她打开一本书那一刻，她便纵身闯进那厚度不足0.1毫米的纸张的世界中。但是只有当全神贯注地，把自己缩小为一个粒子的时候，她才能真正浸润到这个微型的世界中，感到这个世界在不断的扩张，像个无底洞一般。那里充满密码形状的昭示和混沌宏大的想象。然而她不时地被打断，使得她的身体嘭的一声胀大，从那个世界中被挤出来。她得再稍微费些气力，才能进入。这也挺有趣的，像是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一头扎进水里，身体滑溜溜地向前冲破无限的水体，又浮出头来吸一口气，再次没入那个让人激动的世界。

这时她身旁重重地坐下来一个男人。她不得不抬起头来看看。这个男人举着一瓶矿泉水，背向她，正以高昂的声调，向坐在公车另一侧座位上的妻子和女儿宣布他对这个处于闹市区黄金地段的未来的估量。妻子脸上的笑容大概是赞赏，茶色的太阳镜像两个碗大的木头纽扣。女儿没露过脸，一直埋头玩着一部白色的PSP。V继续回到她的书本上来。“A的儿子如今脱离了危险，他的婚姻则陷入了永久性地停滞……他无法工作，不能思考。开始怠慢自己……躺在沙发上一根根地抽烟，他看着电视里的老电影，读着二流侦探小说。他不和任何朋友联系……”有一个晚上，他无意去到了一间无上装酒吧，和一个年轻火辣的裸女达成了一笔交易。“过了一会儿，当他在她口中达到高潮，大量精液因不断抽动喷涌而出时，他在那一刻看见了这幅一直在他身体放射着的图景：每一次射精都包含了数十亿个精子细胞——大致与全世界的人类一样多——这意味着：每个人自己拥有着全世界的潜力……因此，每个人就是整个世界，在他的基因里还有全人类的记忆。”V轻轻地合上书，稳稳地按在腿上。她深深地吸一口气，把“今天” 的活力分子全吸进肺里去，涤荡一番。她的胸口像开动了一个螺旋桨一般，难以平静。“拥有着全世界的潜力……全人类的记忆”。那数十亿的精子，像是射进了她的胸腔里，她也渴望拥有全世界的潜力。她从没想过会为这个激动不已，这简直太嚣张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拥有全世界的潜力，但她认为这和每个原始的欲望和冲动一样值得膜拜。“也许我是无所不知的，”V喃喃道，“因为我继承了全人类的记忆。”只不过这些记忆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封锁了起来，就像神话里被符咒封住的瓶子。那么关键是，找到能揭开符咒的办法！V激动不已，但是她突然害怕起来，如果世上有人比她更早一步呢？还有，就算找到了，打开记忆之瓶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V 好像已经手捧着潘神的盒子一样，颤抖着不知所措。

终点站到了。在她迈出车门那一瞬间，V的脸上尴尬了一下。她的裤子后面，怎么会是凉飕飕的。她用手自然地轻轻摸了一下自己的屁股，果然是一大片湿。但不是红的。这是怎么回事？坐到座位上的时候，她明明仔细地看了下座位的，没有异样。难道是邻座那个男人恶作剧地把手中的矿泉水趁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倒在座位上？可是他一直都是背向自己忙着发表演说的。这么想也太牵强了。突发性尿失禁？公车中空气水分含量过大？疑问无数，好在今天穿了件长款衬衫，她决定先到公司后，再细想原因。混在早晨忙碌的上班人群中，她和她的湿了的裤子，互相承认了对方，毫无尴尬地走到了公司。

V径直走进洗手间。湿了的裤子上完全没有尿液的味道，而且是从内裤往外湿的。而一整个早上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于往日无异的寒暄打闹，没有一个人皱过鼻头，说“今天空气好像怪怪的”，足以证明她的嗅觉不是出毛病了。突然性尿失禁？她没有过肾上的毛病，出门才上的厕所，至今尿意全无。也不是红色的。那么只能是……她想起A，想起他的高潮和因抽动喷涌而出的精子——还有她的。

在广告合作中，公司是甲方，公司出钱让别人做事情。几十万几百万的广告费，换来报纸、杂志、网站、路牌……各式各样的广告发布形式，以及五花八门的广告制作公司。房地产行业是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它经营的是国家资源——国土。它的产品——起码目前——是中国家庭最大的一笔消费支出。它和股市一起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研究这种商业买卖行为的专家，有货币经济学家，有金融分析师，乃至央行的经济研究家。它与国家经营的两大领域——政府和银行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挑起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这就是房地产行业。同时，这个行业又并不复杂，因为买下地皮之后的所有工作，包括设计，建筑，推广，销售，物业管理等等，统统可以外包给别人做。所以开发商的工作只有两个：搞定政府拿地皮，搞定银行拿贷款。用国家的钱买国家的地，这其中的运作是比较丰富的。普通老百姓花着一辈子的积蓄去买一件商品，而且这件商品将可能陪伴他们一生，其恓惶可见。

这个行业的产品，是不动产，也就是不能像普通商品一样参与流通，房子是不能批发到超市去卖的。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行业不会通过大规模的投放产品，设置大量的销售终端来扩展市场和提升知名度。地域性是它无法突破的固有限制。一个房地产商可以拥有几十乃至上百亿的销售额，但它无法像IBM，苹果，奔驰，江诗丹顿一样，被人们称道。换句话说，房地产商的产品，可比性相对小，仅限于某个区域内。潘石屹说过，买房子看三点，地段、地段、地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种商品的特点——位置将在最大程度上决定它的潜力。

出了广东省的人，难以体会到万科产品的高质量。远离北京的人，也不太明白SOHO现代城好在哪里。这就是地域限制。现在房地产的销售想要突破这个限制，实现所谓异地销售，前提就是通信技术发达和物流客运技术发达。房地产产品一旦购买，要么通过出售和出租来变现，要么就居住自用。居住下来就意味着你购买的不只是房子，还有配套，环境，生活方式，邻居，甚至将来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所以房地产产品流通的一个最大前提，就是大家有钱了，从这种一次性消费中解放出来了，可以有常驻之外的需求了。除了投资客，没有人会满世界跑着到处看房去。

物以稀为贵。土地是很稀有的。其实并不是土地，而是土地的附加值。一块躺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地绝不会比大都市里的一条街道值钱。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城市和自然的角力会越来越强劲。结果就是可以开发的土地在逐渐变少。现在房地产商盖起来的房子，三五十年是不会随便让它倒掉的，所以新产品的稀缺性就产生了。大学生毕业买不起房，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租不起房了。政府的政策房都在城乡结合部。政府有钱在那里盖廉租房，却没办法改善居住环境。拥有好的居住环境的地段都被房地产商活动走开发成了越来越贵的房子，卖给那些已经有了好几处房子的人锦上添花。刚性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这种矛盾显而易见。一个负责任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样的说法，其本质是要对自己开发的产品的升值潜力负责任，而不是对社会责任。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市场规律下，供需决定物价。房子涨价，是因为需求在不断聚集。需求有刚性的，也有投资的。但很显然，刚性需求一定强于投资需求。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来投资的，这房子就变成闲置产品。你也投资我也投资，房价飙高，却没有人来为投资房变现，这就很尴尬。刚性需求为投资创造了条件，而刚性需求又很难以得以满足，所以尽管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房子仍然越来越贵。

在三亚一线海景地买房子，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能升值。所以，房子可以不住，但一定要买。闲置再多也没有关系，房价一定会涨。

这些房子，就像是被开发出来的金融产品，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货币流通过程，而不是实物。或许将来，房产会成为期货，此时买彼时卖，然后大家就不用盖房子了，天天坐在交易大厅里，对着地图来买卖对一个区域将来的发展预期即可，也就是买卖想象。

我从一开篇就告诉自己说，不要介绍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特色小吃，一介绍就忘了自己是干嘛的了。所以我选择这样两个形容词来介绍这个城市。

海南省和台湾——我权衡了是不是应该出现省字，发现平时说多了，不习惯带省字，又怕惹上麻烦，所以决定改成这样说——海南和台湾是中国的两个睾丸。捏哪一个大陆都会蛋疼。这样把海南和台湾相提并论，是很让海南有面子的。

三亚与海南不一样。三亚从一开始，就放眼世界。三亚的城市广告里称自己为世界的三亚。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心安理得，或者不如说是迫不及待的一次土地割让。三亚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热带城市——这是不是一种误解呢，三亚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但是热带城市并不只是中国有，这样就把三亚自诩为东方夏威夷的想象给打破了。世界人民并不会因为三亚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而到三亚来旅游——对他们来说，中国比热带更具有吸引力，可惜没人注意到这一点。

早上伴随着一阵阵三十摄氏度的暖风，三亚醒来了。天依然是无比放肆的蓝，树是令人发指的绿——因为这两种美好事物的副产品就是台风都改变不了的湿热高温。经过一夜的洗礼，世界的三亚的大街脏乱不堪，到处是水果皮和槟榔水——这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青色的果子配上白色的石灰放进嘴里大嚼然后吐出血一样红的口水，而且这口水吐在地上像血一样擦不掉。大概这里的人是不生肺痨的，因为从症状上看不出来。街上三三两两的行人，南腔北调，都是游客，脖子上挂着一堆东西，项链，手机，相机，摄像机，还有海螺纪念品。这副打扮去逛街，就像是禽肉中市场被锁在笼子里的鸡一般，伸着脖子挨宰。如果再配上一件花花绿绿的三亚版山寨夏威夷衫，嘿！

不过这些与我关系不大，我不是游客，也不是本地人，属于暂住人口。

公车是一如所有中国一线城市的挤，也一如所有中国城镇的破。车上既有无人售票车的投币箱，也有有人售票车的售票员，所以上车是先投币，然后售票员递给你一张车票。这样做大概不仅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免去驾驶员一边开车还得老瞅着钱箱的问题，简直还能在开车乏味时有人聊天解闷。相比之下，大城市整洁的车厢和一脸木然的驾驶员，倒显得死板了似的。

沿着海滨大道，一眼望过去全都是小区，连公交站名字都是由小区的名字组成的。它们读起来如此相似以致于一个不小心就会做错站。清一色某某田园，登场频率最高的字词是蓝天，碧海，绿海，海岸等。占据着三亚市最为美丽的海滩的房子里住的绝对不是三亚人。他们来自祖国内陆和腹地，像候居的小燕子一样，穿花衣，年年冬天来这里。其余时间，这些房子就空荡荡的，或者变成了旅馆。稀缺的资源应该用来挣更多的钱，这样即便房子空了，也不是浪费，至少卖房子的人并不吃亏。所以，三亚湾不是三亚的，是中国大陆的，是世界的。卖房子的人告诉你，来买我的房子吧，做三亚湾海的主人。祖祖辈辈在这海湾里打渔，靠大海哺育的渔民们倒好象成了不速之客。他们看着海岸上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一群群跑来观看他们打渔并且惊喜万分指指点点然后饶有兴趣的体验一把的游客，大概在想，这世界变化真快，党的政策好。

我在这海边的城市走过，海风吹过我的脸庞，好像妈妈的手，刚洗完衣服湿乎乎的，拂的我一阵阵出汗，惺忪的睡眼还在回忆昨晚的美梦，双脚载着我走向了公交车站。三亚的一天又开始了。

总会想起到广州那天清晨6点，三个准实习生拖着电脑还有大包小包，在广州城中村程界西探路。

那时，懵懂，怀揣一股气：行走江湖。

那天是2008年8月8日，南方都市报第一版用大标题《梦从今夜圆》，第二版的社论《今天的等待,那么远,这么近》。报纸的极力渲染，让我感到刚踏入广州，就踏入历史的河流，一种历史的见证感。

台风“黑格比”过境广东的那天下午，躺在城中村的出租房，屋外不知谁家的音响放着流行歌曲，这三十年来的流行歌曲。广州比任何一个城市更让我想到黎明、张曼玉的《甜蜜蜜》，大街小巷弥漫着那种味道。

音响歇斯底里着，我们躺在竹席上轻轻地和着。乌云卷过广州上空。

每晚经过珠江员村段，一大群市民在那里伴着音乐跳着各式的舞，这一刻，快乐洋溢到路边的行人。在反映80年代的音像里读到过这类表情。套用朋友的话，看到此场景，知道中国乱不了，“中国不会亡”。

广州人的眼睛是我看到的比较有神的，他们脸上闪烁着亚洲的古朴的铜黄色，卷着报纸，或者光着膀子，在小巷穿梭。他们或来自河北，或来自湖北，他们的神情，让我想到鱼游在水中的自然。E.B.怀特在《这就是纽约》写到：通勤者使它（纽约）如潮涨潮落般生生不息，本地人给它稳定和连续性，移居者才点燃了它的激情。意大利来的农夫，在穷街陋巷开一间小杂货店，密西西比河岸小镇来的姑娘，只为逃避邻人的流言蜚语，中西部玉米地带来的小伙子，提箱里塞一部手稿，心里充满忧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广州，也像上世纪上半叶的纽约，三类人伴着丰满又糙糙的风情（正逐渐细致）舞着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广东科学院听岭南大讲堂，杨锦麟讲中国的软实力。一个能容200人的礼堂挤进了400多人。当杨因地制宜提到80年代广州人用“鱼骨网”接收香港的电视信号，当杨锦麟邀请刚刑满释放的俞华峰向听众致敬，听众释放他们的理解和敬意，不吝啬不造作。一个挎着褐色公文包的30多岁的中年男人，向我声色并茂提到岭南大讲堂各次的盛况，他每次都来，哪怕就像这次挤在门口。他的口音显示他不是本地人。

中国的崭新市民，在南国，培育中。那一刻，想到厦门。有一种气势如虹的东西贯穿这些城市。

二

因为羡慕湖湘的历史和人物，我选择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湖南。现在窝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希望能在有限的一两年里从这里多次出发去解读湖南。 

鲍勃.迪伦在《像一块滚石》提到，有一天他走到街角一个小咖啡馆，“午餐柜台的女招待穿着一件紧身的衬衫，这件衣服勾勒出她优美的身体曲线，她蓝黑色的头发上带着一块方头巾，有一双有神的蓝眼睛，我希望她能够爱上我。她给我端上了冒着热气的咖啡，我转身对着临街的窗，整个世界都在我的面前摇晃，我很清楚，所有的一切都在哪里，未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它已经很近了。”

希望有一天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不惑，有这个16岁灵魂的清澈勇气。

有些人16岁就知道自己一生的目标，但对于绝大多数有雄心的年轻人，领悟到“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比“天生我才有嘛用”早一点。他们知道得做点不平凡的事情。只是如果你壮志在胸，就得反复试验去找到去哪里生活。Paul Graham《市井雄心（Cities and Ambition）》告诫年轻人：你要是在一个城市过得很自在，有找到家的感觉，那么倾听它在诉说什么，也许这就是你的志向所在了。除非你已经确定了要做什么以及哪里是事业的中心，否则你年轻时最好多挪几次窝。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很难辨别出来它发出什么消息，甚至你都很难发现它是否在发消息。城市传递的消息有：财富，风格，时尚，健美，名声，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智慧，社会阶层以及生活质量。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话要对你说。只有那些成为远大理想聚集中心的地方才会。除非你住在那里，否则要辨别出城市到底发出什么样的消息很难。（来源：Paul Graham《市井雄心（Cities and Ambition）》）

我怕自己没有耐心来了解一个城市，就匆匆走开。

三

眼睛有待打磨，鼻子有待还原。用眼睛看更多城市的色彩，用鼻子嗅更多城市的味道。行者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