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和瑛在芙蓉二吃饭，听见前方邻桌有个熟悉的声音，抬头看还有些眼熟，那不是李琦老师吗？他正在打电话，眼望向餐厅入口，挥手指示，不久一个背着书包的女生走过来坐下。大概一个月前关于九十周年校庆邮件联系李老师之后没有后续，李老师的热情与慷慨让搁置事儿好久的我有些愧意。吃完饭我走过去问好，只见过一面，不过他很快就想起“盛开紫色小花的草”。下午，跳出一条短信，是李琦老师，说他忙完了，如果方便好打电话给他。电话里李琦老师说有空就去办公室找他吧。

知道李琦老师是因为在人人分享了他一个讲座视频，题为“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阅读”，作为讲座信息网周年庆讲座。讲座近三小时，听了一个上午，帖子下跟了不少评论，印象尤深。关于阅读，在李琦老师看来如今是知识生产荒芜的时代，因为“读书人不读书”。他将势功型阅读排除出真正阅读范畴，这也是我一向自持的观点，阅读本是审美与享乐，是虔诚慕道式的精神交往，只是现在的书多是草创仅有色相无内才，读者也不必多用心。后来跟老师说起这个视频，他说“这是我最好的一个讲座”。第一次见到李琦老师，是之后在题为“‘大学’校长林文庆”的讲座上，他穿着唐装，气色很好。讲座上他娓娓道来，讲究铺陈修辞，如同主持人说的“出口成章”，讲林文庆校长生平故事到动容。一直在琢磨九十周年校庆的特刊策划，得知李老师就读于厦大毕业后又一直任教于厦大，讲座后和小雪冲上前，表明想找他谈谈的意向，没想到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他说了一句：“作为厦大学长，很乐意参与。”

二

和瑛走在通往法学院的路上，这条路平时很少走，于是每次都感到新鲜。一边是民居，一边就能看到海。三角梅盛开的季节，梅红色的花朵伸出窗台，迎着阳光和海风。我说能住在这里真幸福，房子虽然有了岁数，但享尽大学校园的安宁，而且开门见海，生活就足够美。

“啊，真美！”瑛忽然兴奋起来，看到海了，在路向下延伸到拐弯的方向。海是蓝绿色的，正在涨潮，海水带来远方的声音。天色灰白，在海天连接处是茫茫的水汽，色彩过渡自然而完美。瑛一直忙于找工作，之前总是苦闷，前一天接了一个电话，突然尖叫冲过来抱住我，啊啊啊地几乎说不出话来，终于有一家杂志社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她是我见到难得的能关起电脑安心灯下看书的女生，书架桌子高高堆起书刊报章，书架上偶尔贴几首自己写的格律诗。内敛不善言辞的她，常常话说一半就磕绊然后面露窘色。但是一拿起给家里的电话，就俨然掌管家中大小事的顶梁柱，于是寝室里妈妈的贤惠角色总是瑛扮演，我跑八百米难受呕吐的时候，让同学拨通的也是瑛的电话。她也是寝室里唯一找工作的，而我却觉得大学校园里最容得下单纯的读书人，瑛最应该留下。“肯定会想念的。”她说。这时，心底响起一首未央歌。

三

李琦老师讲了一个故事。

一天，和夫人一直商量着要请年迈的老师来家吃顿饭，在这天终于拿起了电话。拨去老师家，师母接的电话，说老师刚出门一会儿，于是李老师就对师母说：“明天一起来家吃个饭吧！”第二天，李老师夫妇载着老师与师母逛了圈厦门，一起吃了饭。后来才知道，师母接过那个电话过后，老师不久便回来，师母就开始训他：“是不是出门给学生打电话了？”正是那天，李琦老师的老师也想起了学生，对夫人说“好久没有见到李琦了啊！”

李老师说到这，就笑开了。我和瑛都听懂，这种巧合来得不经意，却令人心暖。

从小我一向懂得，身为老师的爸爸从这份职业得来最喜悦的是什么。每次寒暑假，一批早已毕业的学生打来电话说“潘老师，我们想吃师娘的菜了！”爸妈就开心地张罗了。而我对爸爸学生们的称呼，从“哥哥”到“叔叔”甚至“老师”。爸爸也会说起，对学生跟教育子女是一样的，尽管对女儿还会用上体罚。

李老师说他一度放下手上的所有工作，为一位老师校对生前的学术著作。按着老师的学术脉络仔细梳理，李老师说这也是对自身功力的一番检验。校对完成后，撰文纪念。我想，这大概是学生能得于老师最重的嘱托同时也是最高的嘉奖了吧。

李老师多次说到他“十六岁时辞父母别故土往芙蓉园”，又对我说“本科毕业即留校，从助教、讲师的按部就班地过来了”，对于保研有些失意的我特意安慰：“这是种单纯的经历，倒也是一种意趣”。

四

零九年的毕业季，凤凰花红火了一座大学。

李琦老师做了一件“厦大教授从来不曾做”的事，他主动向学校申请一场“自己给自己开”的讲座，名为“最后一课，六句话”。他说：“愿芙蓉园的学子快乐而高贵地毕业。”

“高贵。”瑛重复了一声。回来的路上，瑛说什么都不记得，“高贵”一个词给她的震撼实在太大。是啊，世上还有这个词！当毕业生们站在上弦场、背靠建南大会堂、头顶蓝天、面向大海，当将黑色的四方帽宇甩往高处，这一刻，娇子情怀也定会喷薄而出。

李琦老师定睛书橱，抽出两份卡片，拿过来看原来是“毕业颂”。曾在网上读到过文字版本，不料还有心制成了卡片，当然制作的“辛辛印象”工作室又添一份亲切。李琦老师说这是当时自费做的，辛辛印象也收了成本费，文字的书法版本则由艺术学院的同学倾力完成，作为一位师长，为毕业生们送上一份礼物。

李老师专门很郑重地解释了三张卡片的设计含义。第一张《学子行》为古朴隶书，四言十六句，“文字布局是不是看起来像一间教室？”我和瑛点头。第二张《母校萦》用的是工整楷书，上下两阕，分布左右，李琦老师解释道：“这就是一本书的样式。”最后一张题为《同窗情》则用了行书，意在奔放行走，而三段文字的布局设计成卷轴式，李琦老师说：“人生真正要展开了。”

“你们收好，留着等到明年六月，我为你们签上名字。”老师说。

这个约定一定守着。

五

说起我们的小书。原来有意为校庆献礼，估计要推到毕业。谈到毕业献礼，李琦老师问：“我打一个比方，你们是希望建一座纯粹观赏性的亭子呢，还是更多希望它除了观赏性，更多希望后人来坐坐呢？”

他又说了一个故事。

一位同学是知名法官。老同学见面，法官对他说，从业多年，心中有很多积淀的念想，一直努力推向大众，可是往往不如愿，难免受挫。李琦老师同样打了一个比方。同样是植树人，同学种了树，还反复招揽路人到树下乘凉；然而李老师则“只为植树一件事”。

我立刻懂。我一向认为，凡事求诸己是智慧，因此行事只求发自内心真感情，“不奢求他人的感情回报”、“不增加自己无谓的使命感”。因此，李老师的最后一堂课尽管来的学生寥寥，内心豁然；特刊成或不成最终有什么样的收效并非最重要，我知道，因着它有幸拾得“高贵”一词足矣。

晚上，接到李琦老师的电话。他说，想起来这座大学的故事真多，试问如今的大学，还有哪些如同厦大保留着人工敲钟的习惯？还有比邻南普陀的钟声悠悠，学子琅琅，和着天风海涛，这是厦大。

五十多年前，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提到，青年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他说：“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记得这段话是我在大一结束时读到的，当时的我对于经济学毫无兴趣，正想着转到历史系去，去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呢。胡适的话如洪钟大吕，恰好给了我动力和理论依据。于是我便给历史系跟我熟识的李小平老师打电话。谁知我刚把自己的想法托出，李老师便问了我一句：“你是跟我商量呢，还是告知我这个决定呢？”我说当然是商量啦。她接着就说道，“如果是商量，我就劝你收回这个决定。你现在思想还不成熟，想法天天在变，也许等你毕业时就不会这么想了。”结果等我毕业时还真的不这么想了。在七月份离开厦门的前一天晚上，我带着女友，跟李老师坐在咖啡厅里吃冰激凌时，她还提起了这件事，结果乐得我女友一直笑个不停。

至于我后来为什么不这么想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自己在经济学中也发现了乐趣，另一方面自己考虑问题时也变得更加现实。首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它的门槛较低，如果你真正喜欢，不管进不进大学，都能做出成就，远者如梁漱溟，近者如谢泳。你也可以在研修主业时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其次，虽说人文学科中的知名学者收入也不少，但刚毕业的年轻博士收入并不高。而我们家，父母皆为农民，还有一个妹妹需要照顾，这就要求身为长子的我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去补贴家里。所以有人说人文学科乃“贵族学科”，也是不无道理的。第三，现代社会的教育不

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培养更多的一般的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最现实的问题还要考虑毕业后的就业，如果由着兴趣学习、择业，可能反要到处碰壁。而胡适所说的那段话“个人主义色彩太重”，“浪漫主义色彩太重”，对社会国家的需要和贡献“不实际”！因为胡适所说的是只是“胡适”的经验、“胡适的经验”不适合—-也不可能适合一般“学生”。（唐德刚语）现实社会中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学生对历史研究、对文学创作有兴趣，但又有几人能保证自己拥有胡适那样的才华呢？事实上，社会上对“胡适”、“鲁迅”的需求要远远小于对会计师、工程师的需求。所以说，除非自己家底殷实，不需要赚钱，或者说自己确信在文史方面拥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和天分，否则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普通老百姓，学点实用性的学科吧！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影响甚多，特此声明。

然而大四上学期当我接连去了三次北京后，突然发现自己在关注社会仰望星空时忘记了脚下的土地。我发现，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自己的数学水平还停留在数学三的基础上，在阅读英文原版书籍时还得不时查查字典，看那些高级经济学课程就如天书一般。去年八月份我在北京拜访了《经济研究》原副主编詹小洪先生，他就告诫我说经济学专业对数学的要求已经超过了数学系本科生的水平。十二月份我去清华参加经济学论坛则让我切实感到了自己与国内其他名校同学的差距。清华经管同学的数理基础和写作论文时的严谨程度是我所远远不及的，他们在待人接物上的儒雅风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清华经济系的冯明兄请我在校外一家餐馆吃饭，他当时向我介绍了他们系所开设的课程，也很中肯地指出了我的知识结构中欠缺的地方，指出了我的数理基础不是很好（应该说是很差）。从他的口中我知道原来清华经济系的同学要上两个学期的数学分析，而且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分成两门课来上的。相识不久，他就能指出我的问题所在，并督促我进步，说实话这一点令我很感动，让我感受到了冯明兄的真情实意。后来我又去拜访了北师大的杨晓维先生，他是我未来的硕士生导师，杨先生的学问功底之扎实及其学人本色是我极为佩服的。记得当时酒足饭饱之后，我跟杨先生谈论起了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关系。我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应该是提出思想，进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而数学无非是一种工具，没必要把工具的地位提得太高。而杨先生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经济学早已发展出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模型。每一个数学模型背后都有一个对应的经济学故事，而每个经济学故事从理论上讲都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中国现在的问题非常非常多，有太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就算你有再多的问题，如果你无法用数学方法来证明它，无法提出一套解决思路来，又能如何呢？杨先生的话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亦有他的道理。说到思想，有几个人敢称自己有思想的？用吴敬琏的话来说，“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现有理论就不错了。”因此经济学的论文大多是关于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都是利用现有理论去研究现实中的问题，或者是运用现有的数据来论证某个理论。因此，如果你只是想了解一些经济学常识，那么直接看简单的用纯文字描述的初级教材即可。可是一旦你想走学术之路，想做一名研究经济学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一名知道分子的话，那么高深的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上述三位师友对我的劝诫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学习情况。虽说上大学后我没有沉迷于网络，也没有只限于读教科书。但我读的书大多是人文社科类的，以高等教育学、现代知识分子研究和经济学通俗著作为主，这些书籍对于开阔视野，修身养性、培养经济学兴趣和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有好处，但是对于日后学习经济学专业知识和阅读专业论文的帮助却不大。此外，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上网阅读各类评论家的文章上，同时自己也写了很多思考社会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文章。虽然多读点评论文章和勤练笔对于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好处，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些地方而不进行一定的书本知识的积累，进而对知识进行研究推敲，思考也只能是流于空想，就会出现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则殆”的状况了。在大学生活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感知到了自己的浅薄，感知到了自己的无知，之前建立起的自信也在一点点地倒塌，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向我袭来。在这个高度专业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里，如果你只是满足于了解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仅仅通晓一些百科知识，仅仅通过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经济现象，那么你的这些所学可能只适合在茶余饭后作为谈资跟人聊聊，而很难升华为有独创性的学识。

秦晖先生在《思无涯，行有制》一书中写到，“如今很多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其实也简单。只要心中有良知，脑中有常识，有些问题其实不难弄清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是不能光凭良心与常识就能解决的，这就体现了学问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光有一颗善良与正义的心灵，还需要脚踏实地地学习，用学问来填充我们的精神世界，用知识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要想成为一名像秦晖先生一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基础还是在本专业做出突出的成就，研究了几个真问题。如果没有学问做基底，最多只能做个知道分子罢了。

学生阶段，气血方刚，往往激情大于理性，对于社会的认知还较为肤浅，很难看透社会上诸多问题的本质，容易受到社会上各种势力的利用。但这个时期是人一生中最适合读书的黄金时间。何不趁此大好光阴一心读书呢？

当时这篇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学者许纪霖认为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研书”的同学除了笔试成绩比较理想外，在面试及以后的学习之中，大多在知识训练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且对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情。据此担心“中国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媒体人郭宇宽认为许纪霖的这种说法包含了对于底层学生的歧视，显露出了名牌大学教授的傲慢。后来邓正来教授也加入了讨论，他认为中国高等院校实行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应的学历等级能获得相应的各种利益，学历本身也转变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利益”。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由此产生的各种侵损中国教育质量的措施以及在实质上践踏学生“精神生命”的做法，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要负责任。

上述几位学者的分析应该说各有道理，尤其是邓正来教授的分析更是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深究到了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其实关于要不要一心准备考研或者一心拼成绩从而保研的问题，无需专家学者们争论，我们每位大学生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困境。如果你一心考研或者天天学课本考个好分数，那么你可能会到一所好的大学深造，但可能付出的代价是大学期间过的比较单调，没有参加过学生组织，无法很好地锻炼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对于课本知识以外的东西了解甚少，甚至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就连课本上学的东西也是“考前记一记，考后全忘记”，全无兴趣和专研精神，更不要说独立的思考和怀疑精神了。反过来，如果你尽情享受大学生活，积极参加各类活动，经常与社会接触，阅读大量课外书本，如此一来，能力是有了，但这些活动往往占用了你过多的时间，使得你无法保研或者只能花较少的时间考研。当然了，把锻炼个人才能和学习成绩优秀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的人也大有人在。但我们从逻辑上讲，时间是有限的，你做了这件事，势必就会使做那件事的时间减少。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的大学环境里，课堂上教的很多东西都是无用的甚至有害的，尤以公共课为甚。把大把时间花在一些无聊的课程上，对于锻炼人的才干实际上是无用的。

从我们学生的视角来说，当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暂时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我们需要把这种制度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在正视当前制度的存在性（并不是说它合理）后，我们学生如何怎么办呢？个人认为，一味地遵循现有考试制度，全力追求成绩和各类所谓的“加分”项目以及完全无视现有制度都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在尽量遵循现有制度和发展个人才能这两个方面找到一个均衡点。在准备考研或者平时的期末考试时，尽量花的时间少一点，晚一点开始准备，达到基本目的就成，而不要把人生所有的目标都放在读研究生上。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如果你想要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在当今时代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是必须的。如果你想找一份好的工作，那么在名牌大学读研究生无疑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但另一方面，一旦你把读研究生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认为考上研究生就是这辈子的最大理想，那么最终你很可能发现自己只收获了一张文凭，真正的能力没有学到。世界先进大学经验告诉我们，本科基本任务就是：培养具备均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现代社会之合格公民。读书若以考试为目的，就是读书的异化。读大学是为了提高你内在的“CPU能力”，而不是只让你会做几个“WORD文档”。

在当前的中国教育体制下，要能力还是要学历，似乎还真是一个问题。——我所说的这种困境只适合于像我这种无法将要能力和要学历很好地协调在一起的人，不是针对那些牛人们。

帖子多半是标题党，但群情激昂，直接向校长请愿。今天，《关于提高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及“助研”岗位基本津贴标准的决定》这个校研院字号正式文件终于下达——“将我校在校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及‘助研’岗位基本津贴标准调整为每生每月10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并从2009年9月1日起予以补发。”

皆大欢喜。博士们继续安心搞科研去了。

倒也事不关己，不过我闲逛的时候发现薛涌的《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一文大热网路，被广泛转载，文章说中国的高校忙着跟学生计算培养费和惩罚非按期偿还学贷的学生，这样的态度，是不能期待学生像张磊对待耶鲁一样对待自己母校的。

这文章简直和最近的bbs相映成趣嘛！

是，说得太有道理了，我拍手叫好，就算拿到最文艺的情感关系来说，谁会愿意叫自己的债主为母亲，并且还要反哺。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有病，亲身体验过的人不计其数，简直不需要理据了，到处都是实证。

可是我继而安静起来，总是不能一个人比你有文化比你阅历多，他就一定是正确的。他描述一个事物很糟糕，你就必须是愤怒的。你现在身临其境，你是不是比他更有发言权呢。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有病，太多病垢了让人无限反感，立志远走高飞。受教育者，应该有权自己选择自己受教育的方式。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家长观念和社会目光们在给受教育者施加那些假大空的压力，从而产生了那些“不得不”和“你必须”。

四年之后，带着成功诉求的受教育者，会抱怨中国高校并没有给自己提供自己期待的社会竞争力；带着知识诉求的受教育者，则认为大学教育还不如自我通识教育来的有效。在中国的大学里，学，几乎等同于混。所谓地名校们选择严进宽出，这实在是远远不如宽进严出更有力。

我们摊手向自己的学校，向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说法，我们甚至广泛转载引用别人的观点说中国的大学是一个大笑话。

可是，笑点是什么，我们自己清楚吗；抑或者清楚了，笑得出来吗。

诚然，我也接受过并咬牙切齿地继续接受这样笑话一样的教育，我们一面对那些质疑拍手叫好，一面不得不认真地去读毕业要求的每一个字以及每一个标点以确保自己能顺利毕业，分裂得很。很惭愧，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身无所长也惧怕社会目光，没有能力和勇气肄业，心有不满，可还是低调地选择按部就班顺顺利利地毕业。

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于依旧在象牙塔内困顿的我来说，看了这种文章，愤怒、比较是必然的，看罢博士们最实际最简单的呼吁，又实在因为学历有限处境不同，而无法感同身受。但我尝试将讨论后的不满按捺于心，同时更关注自己的一双手在所能到达的范围内，能向既得的教育索取什么。

比如我不会再抱怨图书馆资源不够丰富，因为现有的书你还没有看完；我也不会再抱怨阴暗晦涩的象牙塔人际，你书都看不完你去看它干什么。

高等教育在收取高昂代价之后，交换给我们的东西，可能会和我们期待的有很大出入，失望带来抱怨是最基本的反应。大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么我们首先把它能给我们的资源，享用尽了再说话。

也确实没有人硬性阻拦我们远走高飞或者用其他方式塑造自己，我们还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也谢天谢地还没有人制定政策强制我们回来。确实，这个教育制度再苛刻，再无理，再莫名惊诧，也还没有捆绑远走后的人才回来一说。大多回来的人都是亲情或者爱情作用，而这又实在和国家民族无关，情感是私人的，情感常识又是全人类的。

这样一说，看来我的要求也很低，可是还没有低到低声下气。我并不强硬，因为我觉得比“软弱”更可怕的是轻狂。智慧是自己的，双手是自己的，智慧是可以超越双手的，是被捆绑着，环境也让人泄气，但是智慧可以和知识一样，无涯。

2010年01月12日 于长春

所以真正能拍出关于一条街的那照片的，肯定不是我。我对于一条街的记忆，也许是残破的，那些记忆里的画面，在我的镜头下，也显得粗糙。

不过，因为答应过那位编辑，要帮他找一些照片，我找到了部份以前刻的光盘，那些光盘里，还是有几张照片，部份记录了我眼中的一条街，从南门到KFC那段路上的一些东西。

出了大南门，另一边就是南普陀了，所以这里有总有南普陀的高僧们活动的痕迹。除此之外，卖电话卡的、卖报纸的、卖香的、卖各种手工艺品的。久而久之，也许他们的在孔已经颇为熟悉，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南普陀的高僧们来讲，也是这样。

可能对我来讲，一条街上有三个常去吃的东西，KFC、MCD和MLT。所谓MLT，就是Ma la tang（麻辣烫），在一条街上某个路口向下延伸，在那条小路上，聚集着几家川菜和几家MLT。这里，有时被戏称为”一条沟”。

一条街要拆了，沿街的店铺一家一家关掉、清仓，之后，这股风吹到了一条沟。川菜馆也一家一家地关掉，最后坚守着的，就是这些MLT。它们，也成了一条沟里最后一个被围观的角色。

这张照片摄于某个周末的夜晚，照例，随着路灯亮起，一条街进入夜间的高峰，沿着店面的街上，已经拥挤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站定，再举起相机找一个好的角度。不过换到靠着南普陀围墙的另一边，几乎没什么行人，结果我拍了这么一张什么都有的照片：深蓝色的天空、昏黄色的月光、被灯光照亮的路牌和满街的行人。

08年5月，一个废弃的模特。这时候许多店面已经人去楼空，在某棵树根边上，这些东西随意扔着，已经不需要了。

一条街KFC门口，08年5月的一个下午，街上几乎没人流连，镜头里能拍下的也只是行色匆匆。这间KFC被拆掉后，虽然在西村对面”重生”，人气也逐渐开始恢复。不过，就不久前我刚去那边看到的情景是，那里仍然比不上当年的一条街。

多年前某一期《厦大经纬》，曾在头版的倒头发了一篇《一条街的死亡与重生》，这个标题是我想出来的，现在看来，一条街还没有”重生”，这种模式是自发形成的，在厦大周围，也不再可能产生。至于西村，它就是西村。

我一直都反感那種自以為深刻和尖刻的人。我也不想自己成為那樣的人。所以我除了聊天的時候偶爾興之所至，從來不寫評論性文字。當然，我自己也缺乏這方面的能力，或者說我從來沒有試圖去發掘和培養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在大學與一群媒體人攪和四年，貫穿始終，卻終究放棄傳媒的道路，大抵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媒体從業者不一樣。如果有人決心要在新聞和傳媒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他就必須要學會磨礪自己的思想和言辭，讓它變得鋒銳有力，讓他的觀眾和讀者覺得He really know something，盡管或許他的觀點和他的言辭事實上根本是一通胡言亂語。

今日新聞學院的學術，在学了新闻以后不断感觉证据的重要性，空口无凭，很多观点是需要东西支撑的。新聞系教導學生用事实说话，说话人是藏在背后的，但事实已经有力地说明了一切。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學術的新聞是需要證據來支撐的，但是世俗的新聞未必需要。尤其是，你能否成功，與你是否按照學術的觀點來做新聞，幾乎可說是背道而馳。

目前大眾傳播中所出現的所謂“淺閱讀”的趨勢，其最集中的表述就是：讀者需要的是簡單明了直接的觀點，而不是證據和分析。媒體給他們觀點，他們接受。大眾傳播漸漸變得如此簡單和膚淺。最為觸目驚心的是，這樣的趨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逆的。

新周刊就是这样一個理念的典型范例，它不斷提出新銳的觀點，這些觀點不一定需要很多的證據，不一定要很有邏輯性，不一定要非常嚴密，它最重要的是，這些觀點被提出并且被廣為傳播。這樣的做法，在正統的新聞人眼里，往往覺得十分不踏實，但是新周刊在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樣的成功出乎意料，卻也在情理之中，放眼現今的中國社會，究竟有多少東西是值得觀察和評論的？政治已經被嚴實而緊密地堵上了，經濟是永遠的不明朗和自說自話，文化則是混亂和喧囂的。每一個領域都漸漸變得泛娛樂化。各種不值一提的觀點，被無數人從無數不同的角度去辯論。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是精彩的口水戰。

“我不爱看评论现在”，廈門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名學生說：“南周的评论版几乎都不看，那帮人吵吵闹闹没啥意思。事实最吸引人。”

當我們的新聞教育在告訴我們的學生“事實最吸引人”的時候，他們看到了什么事實呢？每天都有無盡的事實被遍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大眾媒體傳播出來。然而，事實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選擇怎樣的事實，用怎樣的方式陳述事實，一切都取決於事實背後傳媒所秉持的觀點和立場。在任何的新聞報道中，或者在任何的大眾傳媒中，乃至于在任何的社會科學中，真正重要的，是你對事實的解讀，而不是事實本身。

事實如果未經解讀，那它就沒有任何意義。這句話堪可比擬那句新聞工作者耳熟能詳的話：一件事如果沒有經過媒體，那么它就沒有發生過。

新闻和纪录片的巧妙之处在于：事实可以用另一些事实来解读，观点是暗藏其中的，这是新聞系學生一直在学的方法。傳媒一直竭力讓自己披上客觀公正的面紗，但是有用么？！每個人都知道，媒體是有傾向性的，媒體永遠是表達意見的工具。因此所有新聞系學生所學的，就是怎樣用一種規范，用一種神圣的面孔將它掩飾起來。

但是我們的新聞教育并沒有告知學生這一事實。新聞系學生几乎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学怎么样给读者提供客观公允的报道，這说白了是一种技术：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需要的是去调查，去询问，去求证，再去质疑。

然而有人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他們要學習提供客觀公允的報道？它的潛臺詞就是：因為新聞報道從來就不是客觀公允的，新聞工作者也永遠不要奢望做到客觀公允。

事實上，傳媒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的觀點和傾向性。每一個成功的大眾傳媒，都是建立在獨到精準的觀點的表達和傳播之上。單純報道事實的媒體是沒有價值的媒體，當我們將視線投向幾乎將我們淹沒的城市小報時，你便會明白這一點。幾乎所有成功的人或群體，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詮釋：他/她/它所提出、堅持并傳播的觀點，受到了大眾或至少一群人的認可。

如果一個新聞工作者不懂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么他無疑是在自掘墳墓；如果一家媒體放棄了自己的觀點，那么它必將碌碌無為。沒有看到這一點，你的新聞之路就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謬誤之路。

當然，你要明白，我所強調的是傳媒，是“道”的部分、“知”的部分，不是“行”的部分，也不是“術”的部分。

新聞系目前的教育認為：过多强调观点会让报道带有偏见，媒介的作用在于沟通，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當告诉读者他的被采访人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因此事實上它一直只是在一个纯技术的层面上對學生进行训练，只在乎怎样呈现观点，而不在乎观点究竟是什么，這其實只涉及到了新聞報道的“術”的部分，而回避了新聞中“道”的內容。

新聞系應當正視在傳媒中觀點的重要性，除了傳授他們現在已經在學的給意志和意見披上面紗的技術，更要培養它的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表達思想的方式和技巧——如何將你的觀點，用最真實的事實來佐證，用最恰當的方式來表達。如果一再否定自主思想在新聞報道中的存在和作用，那么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學生，恐怕在成為一個成熟的媒體工作者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整理自2007年某夜與Dawson Zheng的爭論，有刪節）

後記：思正而行無邪

新聞的作用在于什么？我剛剛一直在說，是提出你的觀點，傳播你的觀點。而事實上新聞學所倡導的價值是，為受眾提供事實，將思考的權利和空間還給大眾。

所以我剛剛提出的邪派觀點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你要提出、堅持并傳播你的觀點，從而使你個人的成就得以體現。

而一個頭腦清醒的媒體人，應該從正派的觀點來抨擊我：大眾需要的是簡單的事實，思考的權利屬于他們自身，而不是媒體。

媒體要恪守自己的職責，就要做到“思無邪”，從而堅守這一新聞的終極價值。只有在這公正的價值觀支撐下，才能夠將事實以公正無偏的狀態呈現。

新聞學院一直力圖教給學生的，就是這樣正統的觀念，所以他們沒錯，秉承了這一觀念的學生沒錯，新聞也沒錯，傳媒也沒錯。但是這樣正統的理念在這個社會注定行不通。那么是誰的錯呢？制度的錯、現實的錯、CCP的錯，歸根到底人性的錯。

只要有人，就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愿望；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傳播自己觀點和壓制反對者觀點的行為。只要有傳媒，就會有通過傳媒擴大自己聲音的意愿；只要有傳媒的地方，就會有控制傳媒的現象出現。這種狀況，在我們所身處的這“五千年來空前的盛世”，恐怕尤為嚴重。

經濟學中，理想的市場狀態永遠不可能達到，但是經濟學家構建了眾多的經濟理論，來規范市場，通過制度、行為等多方面的配合，來使市場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想市場。因此，新聞學派要做的事情，是通過建立制度的保障和規范自身的行為，來抗擊這一切，從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公允。

中國傳媒業的發展方向，或許就取決於與“觀點”與“事實”這二者之間的抉擇。

（本文亦整理自2007年某夜與Dawson Zheng的爭論，有刪節）

2009年8月20日

作於鵬城荔園大廈

附笑話一則：

某网站面试某新聞系學生，负责人事的人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該生回答：“新闻。”负责人说：“對不起，你不符合我們的要求。我们希望招聘学企业管理一类的学生。你们学新闻的太有正义感，学企业管理的都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