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大学时的某天，我在赖声川的话剧《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听到了《新新闻》三个字，心里一阵悸动：虽然这些媒体现在在苦苦挣扎，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及，新杂志和报刊的创办者和高管也大多数出身于这些转型期的媒体。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媒体中，就媒体形态上，作为时政杂志的《新新闻》和本刊气质最像，而其资本结构以及和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我所在媒体类似。

这本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政刊物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新新闻》创刊时的台湾社会上尚在戒严时期，新闻仍多限制与禁忌，意见市场尤其充斥着国民党的宣传，而党外人士掌控的媒体，在极端中也不具备专业水平，遂致新闻无法呈现原貌，整个舆论版图为偏狭的、零碎的旧新闻所侵占。《新新闻》期望发挥媒体的中介精神，使新闻的真貌还原，让意见市场不再扭曲。《新新闻》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新新闻》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定位和占领市场的产品呈现方式与本刊多么类似，即提供独立的意见和有别于大陆（台湾）市场的新闻，用师老师的话，在桌外玩，不和其他大陆（台湾）媒体在体制内竞争。《新新闻》是台湾新闻史的怪胎，是完全由独立的民间资本创办。彼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是市场化媒体，但二者的创办人余纪忠、王惕吾深受蒋氏信任，是台版梁永根，身居国民党中常委要职。

论对台湾的贡献，《新新闻》恐怕没有《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大。彼时的台湾媒体市场，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余王二老如同杜导正般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但《新新闻》在台湾媒体史上也曾写下浓浓的一笔，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本像样的时政刊物。党外杂志《美丽岛》和《人间》、《大学》的形态更像今天大陆《读库》、韩寒的《独唱团》。

《新新闻》的创办者便是上述《中国时报》系的名记名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拥有市场化面孔的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壮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洲版，王健壮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但最终这些人还是辞职，聚在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新新闻》创办之初就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而且《新新闻》在解严前的台湾，没有一期被查禁，没有一期停刊，是当时唯一本充满批判性又不被当局禁止的时政杂志。而这一切与这些舆论领袖们来自体制内有关，尺度拿捏相当准确，又不失客观。

《新新闻》除了关注台湾社会转型外，也是台湾少有的具有国际范的杂志。1988年，他们成功专访了中共高层。当这些桥牌高手们——丁关根、阎明复、杨斯德等成为《新新闻》封面人物时，如同陈水扁史无前例出现在本刊封面上让人震撼。这些封面故事几乎解密了整个大陆对台工作系统，李登辉当时主动要求新新闻赠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向所有中常委发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真正实现民主化，直选产生地区领导人后，《新新闻》便不再同情反对党，其言论逐渐与日趋变左的民进党对立。2000年民进党人陈水扁执政后，《新新闻》对扁政府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因而被视为支持反对党国民党的刊物。马英九执政后，《新新闻》又被绿色财团收购，原《台湾日报》（已经停刊的绿营报纸）的一些媒体人人进驻，又一次变色。

《新新闻》的崛起花了十余年时间，2002年《新新闻》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打官司时，家底依然雄厚，作为一本杂志却有自己豪华的总部大楼，还有广播电视部，鼎盛时期，这本不到80页，每页字数不到1000字的杂志有60余名编辑记者。而它真正堕落只用了几年时间，2008年以后，《新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跌破三万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一度与《新新闻》齐名的《时报周刊》，也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那些曾经的创业者在这期间陆续离开《新新闻》，而他们的选择几乎也只有两个方向——《中国时报》、政府机关。王健壮此后回到了《中国时报》担任社长，但正是他任内，《中国时报》每况愈下，曾经120万的发行量缩水到10万份以下，而且几乎走不出台北。此后被旺旺集团收购，成为一张连批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社长都要被撤换的报纸。司马文武在创办了几个媒体都未获得成功后，成为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并辞去所有媒体职务。杨渡则与司马文武成为政治上的敌人，2007年离开媒体后，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只有周天瑞坚守得最久，直到最近一年多《新新闻》经营不善引入资本后，他依然是这本杂志的总裁，但换了批编辑和记者。某次，我和《新新闻》一位前任总编辑谈到周先生，他觉得周觉得自己最坚守理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圈内人却更敬重王健壮、南方朔、司马文武。

文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在这些昔日的舆论领袖们一个个离开新闻岗位时，一些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始感慨，为什么台北就不会出现《纽约时报》，容忍不了严肃媒体的存在。而早在2002年余纪忠去世时，这些文青们已经在感慨，台湾文人办报的时代可能会因此结束。

所以，我可以想象2008年时，自己的名片上印有旺旺小人让王健壮多么难受，就像当年国民党人要撤他的稿子一样难受。类似《新新闻》、《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逃避。

有关媒体人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中（中华民国）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这本杂志很像《炎黄春秋》，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

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先生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终于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情报部门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集权者总是希望回到那个几乎每个城市、乡村的电线杆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不给你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你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时代。为了独立思考，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理想国。但理想国很遥远，我总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性格天真就很挑剔，很难对一个媒体十分满意，但能在转型期肯发声的媒体拥有自己的阵地已实属不易。

程益中老师说，“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新新闻》和《中国时报》以及司马文武等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总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正确的判断，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但一旦没有了笼子，或者有新的笼子，他们也会不知道所措。

虽然现在的台湾媒体市场早被黎智英和蔡衍明两位商界巨贾瓜分，但是《新新闻》和《中国时报》起码还在，也能被这些大亨看中收购。至于《中央日报》等党报以及报禁解除后涌现出的类似《新台湾周刊》等没经历过风浪的媒体，如今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抢匪劫持了一家金店，打死了一个按铃的售货员。警察收到了报案，同时接到报案的，还有媒体。

张龙是重案组二级警官，这个案子由他负责。得知报案之后，他和他的兄弟，马达、飞虎和李驰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点。出发之前，张龙的上司胡伟告诉他，注意安全，注意媒体。

刘菲是电视台《每日新闻》的记者，知道这件事儿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作为突发新闻记者，刘菲信奉“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就是离得不够近”的战地记者原则。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山路向大家直播突发新闻，今天早些时候一家金行遇到突发抢劫，劫匪已被警方包围，目前情况就是这样，镜头还给棚内主播。”面对镜头，刘菲专业的说道。

而另一边，张龙带的队伍正在逐步包围了劫匪。
“头儿，就他妈一个人。”马达说。
“瞅准了，一个人敢抢劫？”张龙回道。
“就一个人，上吧，头儿。”马达有些不耐烦了。
“睁眼看看，他劫着人质呢！”张龙喝道，“听命令！”
劫匪似乎也被吓傻了，用枪指着一个人质，不知道如何是好。

“马达，飞虎，你们俩在这吸引他出来。李驰，跟我去后面，悄悄的摸过去。”
“是！”

“有没有最新情况？”棚内导播问刘菲。
“还没有，我们离现场有点儿距离，警方不让我们过去。”
“尽量靠近点，有最新情况马上开机连线。”导播的声音有点儿气势。
“是！”刘菲答道。
“摸过去！”刘菲和摄像小赵说。
“他们有枪啊！”小赵看来有些胆怯。
“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就是拍的不够近，孬种，走！”说罢，刘菲带着小赵溜了过去。

“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飞虎冲着劫匪大声训斥！
“要不就打死你！”马达喊道。
“你们敢过来，我就一枪打死他，你信不信！”劫匪穷凶极恶的说。
这时，张龙和李驰已经摸到了劫匪的后面，劫匪没有发现他俩，他俩也没有发现刘菲和小赵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后边。

“赶紧放下武器，出来投降！”马达不耐烦了。

“大家好，我们已经有了最新消息，劫犯劫持了一名人质，正在和警方谈判。”刘菲让小赵架好机器，对镜头说道。

劫匪好像听见了后面的动静，小心的回头看了一眼，张龙和李驰急忙撤身躲在了一辆汽车之后，没被劫匪发现，而劫匪发现了刘菲。

“他妈的，差点儿就被发现了。”张龙一边想，一边内心咒骂着这个女记者。
“你他妈闭嘴！我他妈毙了你信不信？”劫匪开始分心，并且向刘菲的方向慢慢移动。

“你跑不掉的，赶紧投降吧。”飞虎喊道。
“快给我一辆车，让我离开！不然我就杀了他！”劫匪把枪顶在人质头上，准备退到车的位置，伺机上车离开。

“劫匪已经准备上车，可能会逃跑，警方碍于人质，还未开枪射击。”刘菲躲在墙后边，小声的向棚内汇报，而小赵，已经抖得像个筛子了。

劫匪打开车门，准备上车，注意到车后面的张龙和李驰。刚要抬手瞄准张龙。
“铃………………”小赵的手机响了。

劫匪分了心，回头向发出响声的地方看了看，就是这一回头的时间，张龙飞起一脚踢飞了劫匪手上的手枪，李驰也起身，和张龙一起将歹徒制服。

“以后有任务把手机关了，专业一点。”刘菲瞪了一眼惊魂未定的小赵。

二 颁奖典礼

“我们决定，将张龙晋升为一级警官！”胡伟在颁奖典礼上说道。全场爆发热烈的掌声。
“恭喜你啊，头儿！”李驰和飞虎向张龙表示感谢。马达闷闷不乐。
“马达，怎么了啊？”张龙问道。
“你明明可以击毙他的啊，干嘛那么费事啊，你知道么，他手里有枪，他要是打死人质怎么办？要是打到你怎么办？要是打到我怎么办？”马达大叫。
“马达，一会儿我还要演讲，这事儿我们回头再说行不行，你别闹行不行？”张龙说道。

马达甩手扬长而去，张龙让李驰去追马达，自己整了整思绪，上台进行演讲。
“为民除害，是我们警察的责任；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警察的使命。我们做警察，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被侵犯。”

“张警官，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下令开枪击毙劫犯呢？”一名记者问道。
“当时劫犯手持着手枪劫持人质，开枪可能会对人质不利”说到这儿，张龙看了一眼胡伟，继续说“当时有媒体在场，我怕开枪之后会有血腥场面，影响社会观感。更何况，我们警察都是身经百战，制服劫匪，也不一定要用到枪啊。”

胡伟向张龙竖起了大拇指，张龙微笑回应。
“狗屁! ”在颁奖典礼外的马达，随手将花瓶砸向了电视。

“恭喜你啊，张警官。”典礼后，刘菲过来祝贺。
“头儿，这就是那天那个记者。”飞虎和张龙说道。
“我跟你说，以后这种事儿你们媒体躲远一点儿。”张龙收起笑脸，不高兴的说。
“媒体有责任向公众报道突发事件，我不知道你说的‘躲远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刘菲摆出了一副要辩论的架势。
“我说躲远一点儿就是躲远一点儿，我不管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穿过了警戒线！”张龙说道。
“你可别忘了，事实上是我们救了你，要不是我同事手机那时候响了，你早就被毙了。要不是我们的报道，你能升官？”刘菲说道。
“要不是你，老子早把那个狗日的劫匪毙了，还他妈救了我，你们差点儿害了我们。”张龙说完，扬长而去。

三 会议争论

“张龙，这次典礼你表现的很好，看看这份报纸‘闹市区惊现危险一幕，警察一枪不发制服劫匪’，这个题目很好嘛。”胡伟笑着和张龙说。
“头儿，不是这样的，当时是……”
“我听说，典礼之后你对刘记者无礼了？”胡伟打断他。
“她差点儿……”
“差点儿什么，我跟你说，你必须控制自己的脾气，我们做警察的，尤其是想升职，你必须得跟媒体搞好关系。”胡伟说道。
“搞好关系？就是因为她，我被劫匪用枪指着头啊，就是因为她我差点儿被打死啊，头儿，你知道么？我已经三天没有睡好觉了，头儿，我被用枪指着头啊。”
“我们当警察的，不就是拿命拼么？没有她，能有你今天的地位么？”胡伟呵斥道。
“你他妈的说的是什么屁话啊，张头儿差点儿被打死，你就说这么冷血的话？”马达不知什么时候冲进办公室，大叫道。
“谁让你进来的，你他妈出去！”胡伟有点儿受到了惊吓。
“出去一下。”张龙对马达说。
“头儿!”
“出去！！”张龙对马达大喊道。
马达摔门而出，张龙有些尴尬。
“你先休假一个礼拜，我安排了刘恒警官给你做心理治疗。”胡伟对张龙说道。
“我没病，我不去！”张龙对心理医生很是排斥。
“我只是让你去和他聊聊，又不是真的治病。”胡伟笑着说。
“我没有精神病，我不去。”张龙再次否定。
“我已经说好了，你不去也得去，你要是不去，你就别干了。”胡伟收起笑脸，怒道。
张龙准备离开。“回来，休假先把枪交出来。”胡伟说道。

四 心理治疗

“你好，欢迎啊张警官。”刘恒笑着把张龙请进了心理治疗室。
“你好，我这还是第一次进这个地方啊，你这儿没有迷魂药吧。”张龙冷冷的说。
“你说什么？迷魂药？”刘恒说。
“你们不是会催眠什么的么，我跟你说，我不信那个邪，你最好别给我用迷魂药什么的。”张龙边坐边说。
“张警官，听说你最近睡不好啊，请问你最近都在做什么梦么？”刘恒见张龙冷冷的说话，直奔了主题。
“我睡得很好，用不着你管，我跟你说，我今天来是来例行公事的，马上就走，收起你那一套。”张龙说。
“好吧，那您可以走了。”刘恒说，“到时候我会向胡伟警官报告，说你不配合治疗的。我也是例行公事，张警官。”
“我制服了一个劫匪，又升职了，睡不着。”张龙没好气的说道。
“你为什么骗我？”刘恒问道。
“我他妈骗你干什么啊，我告诉你，我还有很多的事儿呢，没工夫跟你废话！”张龙说道，“别用质问的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是三岁小孩儿。”
“我告诉你，张警官，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收拾个劫匪就能让你兴奋的睡不着觉的话，那么你这二十年做了多少案子收拾了多少坏蛋，你早就困死了，还能活到今天？”刘恒声音越说越大，“你也别用斥责的语气和我说话，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儿，下面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睡不着觉。”
“我他妈告诉你了，我兴奋，你没听见么？”张龙生气了。
“张警官，恐惧并不丢人。”刘恒说道。
“你说什么？”张龙问道。
“张警官，我说恐惧并不丢人。相信我，告诉我你为什么睡不着觉。你到底做了哪些梦？”刘恒说。
“我梦见那个人拿枪指着我的头，我梦见那个王八蛋拿枪指着我的头，我可以用枪打死他的，但是我不行，就摄像机，有记者在。”张龙竟然有些要哭的感觉。
“好了，张警官，你可以走了，你可以睡着了。”刘恒说。
“什么，这就可以走了？”张龙问。
“是的，您可以走了，张警官，你破了案，升了职，风光了一把。你不敢把自己心理的恐惧说出来，才导致每天晚上做梦的。”刘恒说，“张警官，恐惧时每个人都有的，别藏着，不丢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恐惧的呢？”张龙问道。
“刘菲是我姐姐。”刘恒说道。
“你说什么？”张龙问？
“刘菲，那个女记者，是我姐姐。”刘恒说道。

五 逼白为黑

“我给张龙放了一个星期的假，你们同组的三个人，也放个假吧。”胡伟对着马达、飞虎和李驰说。
“胡头儿，为什么要给张头放假？为什么我们要放假？”李驰问。
“你们破案有功，上头嘉奖你们一周的假期，有没有意见。”胡伟严肃的问。
“没有，长官。”飞虎，李驰答道。
“有！”马达说，“胡头儿，为什么当时张头不开枪？是不是你跟他说的？”
“你说什么？”胡伟问。
“是不是你命令过不许开枪的？”马达大喊。
“注意你的身份和官阶。马达，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胡伟斥责道。
“去你妈的官阶，那个劫匪拿着枪，差点儿就打死张头了，他居然不开枪，你告诉我不是你命令，怎么可能他不开枪！”
“我跟你说不着这个，飞虎李驰，拉他出去。”胡伟说道。
“走吧，别闹了”飞虎李驰劝道。

“不问清楚，我就不走，我知道你胡伟，你就是为了升官出名连我们的死活你都不管，当时那个劫匪指着张头儿的头啊，你居然练枪都不让开，你还是不是个警察啊，你是不是想把我们都害死啊，你是不是和那个劫匪有勾结啊！”马达胡乱大叫。
“马达，我最后警告你，不要跟我大喊大叫，马上从这间办公室滚出去。”胡伟有些搂不住火儿。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让张头儿开枪！！！！”马达歇斯底里。
“你被解职了，把枪交出来，滚蛋！”胡伟伸手，要接他的枪。
“什么？”马达有些冷静了。
“把枪交出来，你被解职了。”胡伟重复道。
“交就交出来，你等着。”马达把枪扔到了桌子上，扭头走了。

六 决心一干

马达回到家，从酒柜里拿出一瓶酒，自己灌了自己半瓶，目光扫到了墙上自己父亲的照片。想起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个警察，因为执行任务时碍于人群不敢开枪才导致自己被劫匪杀死的，又想起自己被解职，再也无法当成警察，便从柜子里找出了自己收藏的手枪，上了街。

马达走到了一辆大巴车边上，以送外卖的名义让司机开了门，马达上了车，拿出了手枪，指着全车人说：“老实点儿，别动。”
然后马达打电话给胡伟“给老子复职，要不等着收尸吧。”

七 最终回合

“张头儿，马达劫持了一辆车。”飞虎给张龙打电话。
“什么？你再说一遍？？”张龙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儿。
“张头儿，马达被解职了，然后他想不清楚，把一辆车给劫了，就在中山路，你来看看吧。”飞虎说。
“好，你等着。”张龙马上跑到车库，开车出门。

“马达，你疯了，赶紧出来，放下枪。”到了现场，张龙向马达大喊。
“你别问我，你让胡伟给我复职，我就出去。”马达在车内大喊。“要不我就杀了他们！”

“马达，你别冲动，一切好说。”张龙喊道。“我这就和胡头儿说。”
“把电视打开，”马达对司机说。
“中山路发生劫持大巴案，本台正在向您现场直播。”
“别杀我们，车上有孩子呢。”车内一名妇女说道。
“谁说话？”马达说。“孩子下车，我不杀小孩。”三个孩子下了车。

马达给胡伟打了电话：“头儿，跟他说复职的事儿吧。”
“绝不妥协，告诉他，没门儿。”胡伟斩钉截铁。
“马达，胡头儿答应了你的条件，你先出来吧。放下枪，一切都好谈。”张龙骗马达。
“张头儿，你别骗我了，胡伟说决不妥协，没门儿？”马达大喊。
“他怎么知道的，”张龙小声嘀咕。
“车上有车载电视。”逃出来的小孩子说道。
“他妈的，又是媒体。”张龙骂道，拨通了刘恒的电话：“把你姐姐的号码告诉我。”

一会儿短信发了过来，张龙打电话给刘菲。
“铃……”
“谁的手机响了，怎这么不专业啊！”直播中的刘菲大怒。
“菲姐，你的电话。”小赵说道。
“你谁啊？”刘菲没好气的说道。
“我他妈的跟你说，马上把你的电视台给老子撤掉，要不然搞砸了行动，老子跟你没完。”张龙大骂。
“你是谁啊，张嘴就骂人，你跟谁没完呐！”刘菲生气。
“老子是张龙，现在让你把你的电视转播撤掉！”张龙说道。
“我不认为警察有撤电视台的责任”刘菲说道，“我有报道的自由，我要保障民众知道真相的权利。”
“去你妈的权利！”张龙大怒。
“去你妈的。”刘菲关了手机。“把手机都关了！”刘菲对转播的人员大叫。

“怎么回事儿啊，张警官。”刘恒接到了张龙的电话，知道出了事儿，便赶来了。

“马达疯了，劫持了人质在车里，有枪。”张龙说。
“让我去吧，我去劝他”刘恒说：“我也是警察，而且懂心理，不是么？”刘恒说。
“好吧，你去吧，注意，他有枪。”张龙交代。

“马达，很晚了，车上人饿了，我派个人去送吃的，行不行？”张龙说道。
“少来，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带枪!”马达说道。
“马达！”张龙喊道。“相信我！你是我兄弟！”
“好的，只能来一个，别耍我！”马达喊道。
“注意安全！看到车内情况跟我们汇报。”胡伟对刘恒说。

刘恒带着食物走进了车，开始观察车内的情况，天开始黑了。
“车右边有灯，左边没有灯光，从左侧过来比较安全”“车内有13个人，7男6女，都活着”…… 一条条短信发出来。

“据车内人员消息，车内有13个人，7男6女”车内的电视开始播报新闻。
“你是警察！”马达拿出了枪对着刘恒。“过来！”
马达拿枪指着刘恒，带着他走到车门处，“龙哥，你他妈骗我，这小子是个警察，你他妈都骗我！！”
“他妈的，都是他妈电视台的事儿。”张龙骂道。“快去派人给我把电视台撤走。”

一些警察前去驱赶电视台，被记者以媒体自由为名斥回。

“你别伤害他，他是送盒饭的，我这就过去交换他，行不？”张龙喊道，“马达，我知道你的为人，你相信哥最后一回！”
“好的，你过来，要是有别的警察过来，我就打死他。”

张龙慢慢的走过去，马达稍稍放开了刘恒。这是嘣一声，狙击手射击，没打中马达。马达一愣，就是这一愣，刘恒冲过去抢马达的枪，被马达一枪打死。张龙想过去夺马达的枪，马达被狙击手二次射击击中。

刘菲的镜头捕捉到了一切，她跑到现场，趴在弟弟的尸体前大哭，后被拉开。这时她打开了手机，手机出现一条短信“姐姐，撤了电视直播，车内有电视，我能说服他。”

李润文：这是近期发生的第七起屠杀儿童案件，前面几起报道，媒体都在宣称要找到屠杀背后的动机和原因。纵使媒体没有恶意，但我们看到的是警察保卫校园的同时，惨剧再次发生，媒体在客观上成了这种疯狂情绪的传播主渠道。

事不过三，已经七起，数十个孩子失去了生命，今天有人发了照片，一片水都是红色，都是孩子们鲜血。这样的案件我没有勇气去采访，我也是孩子的父亲，不是漠然，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失去孩子肝肠寸断的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报道，是按照我们的所谓追求真相的职业使命去做报道吗？我们报道的是全部的真相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去年新疆7.5事件中，我也有这样的困惑，我们的报道会不会加剧事态的恶化？如果在几年前，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去现场，作报道，写所谓的反思报道，现在我退缩了，茫然，谁的责任？该怎么办？我们的报道能解决什么样问题呢？

新闻伦理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说法。

时艰：好吧，我承认媒体是有责任的：如果不报道暴徒袭击学校幼儿园，孩子们就是安全的；如果不报道贪官，中国就是干净的；如果不报道三聚氰胺问题疫苗，孩子会茁壮成长；如果不报道拆迁，中国就和谐了……

上周在厦漳泉走了一圈，在和几个公检法的人吃饭时，都聊到了南平血案。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都认为，之所以南平之后，血案不断，罪魁祸首是媒体。这样说法让我毫无犹豫地反感。

直到今天，第七起发生了。并不是因为达到这个数量了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只是对不断有幼小生命逝去最朴素的震惊。我突然产生了犹疑——媒体真的没错吗？

我暂时还不能给出答案，我将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当权者的责任，我心里也有一些疑问。郑民生毫无疑问是个精神病，但正如《南方周末》的标题所说，他死了，所有人都解脱了，那么还有谁去追究他的精神病呢？谁愿意背负骂名为一个杀人魔王辩护？连郑的家人都希望他早死，何况官方，何况百姓，何况媒体。但是，假如从一开始，官方就合法地给郑民生做了精神病鉴定，那么这个事件只会像许多过去发生过的案件一样，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发病杀人的事件，而不是“报复社会”——这个激活起了此后6起杀童者杀心的因素。只是猜想，没有结论。

所能肯定的是，报复社会并非媒体杜撰的一个理由，而是郑民生杀人的真因。这个名词引起了6名被社会欺负了的人的注意，但却没有引起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校园安保的意淫之中，试问，如此大规模的安保之下，杀童案仍旧一起接着一起，这响当当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有没有引起决策层的反省？这第七起，仿佛就是冲着公安部在叫嚣：“你再怎么堵，我照样能杀。”

那么即便天朝有决策反映迟钝的老毛病，这第七起还不能使爷爷们通达吗——该做的是疏，而不是堵。需要的是缓解社会矛盾、发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和机制，而不是校园安保。

至于媒体是否有责，我会继续思考。

今天我再上那个论坛，发现帖子已经被LZ撤掉了，这让已经回忆起自己也有过吃霸王餐心理的我有些惭愧。

逐利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其实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好商品的想法无可厚非，而市场也总在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并且降低产品价格，来满足消费者。但是在这过程中，价格总是不会降低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因为如果真的变成那样，消费者可能暂时受益，但是整个产业的链条就将断裂，将来企业或者个人再也不会有动力来生产这种产品。总要在市场中找到一种合适的营销模式，并且在竞争中调整能取得的利润额和定价，一个行业才有可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这是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不得不说，电子书的确带给了读者很多福利，尤其是充斥于网络的免费电子书。在图书行业，数字出版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总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有人说是跟人们的阅读习惯有关，但是说实话，我们连电子阅读器都还没摸过，又怎么来比较和选择呢？

现在，亚马逊的Kindle是目前最成功的电子阅读终端，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拥有终端，还有网络书店的强大支持。而前不久苹果也推出了类似大号Touch的ipad。中国也有了汉王、翰林、易博士等电子阅读终端生产商，但是由于市场尚未培育起来，定价又过高，销售情况并不乐观。这个月，第一财经采访了汉王的科技董事长刘迎建。插一句题外话，我是很“佩服”汉王为自己的电子阅读器取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电纸书，这个名字不仅发音不好发、土气，还在刻意忽略数字化出版的革命性，这样的保守很不让人欣赏。刘迎建在采访中侃侃而谈电子阅读器的前景，称虽然现在销量有限，但是一旦人们开始接受这一产品，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销售将呈现指数级的增长。这个我很赞同，但是增长的只是整个市场，面对越来越多的品牌，以及深圳华强电子城无孔不入的山寨产品，汉王又凭什么脱颖而出？当主持人问到，汉王如何避免被山寨化的命运时，刘迎建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网络电子书店，购买更多图书的数字版权，也就是亚马逊的模式。显然，比起一直以出版为主业的亚马逊，汉王在这上面并没有优势，虽然汉王书城已经上线，但是用户可以下载的书籍非常之少。

这不仅仅是汉王的问题，很多电子终端都有这个问题，在图书版权的整合能力上他们弱势明显。当然这一方面是大家术业有专攻，做电子终端的要进入出版业存在着行业限制，另外一方面，也与出版社的态度有关：多数传统出版社认为电子书的销售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并且因为电子书的易于复制性，出版社担心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上，会导致网络盗版的泛滥。

然而，市场上正版电子书的缺失却是导致盗版的泛滥的一个助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终端，对内容的大量需求就顺理成章。山寨厂商会竭力去挖掘免费的电子书，预装进自己的产品中；电子盗版商会复制各类图书，或者破解数字版权保护系统；读者也会因为想获得更多图书而四处搜罗并且分享（大部分年轻人的分享意识比我强）。到那时，你还能怪得了谁呢？你已经失去了进入这一领域的时机，你只能卖几年已经握在自己手中的数字出版版权，然后被淘汰。

我经常看到一些帖子，不少人因为网上下载的免费电子书质量差，而且内容单一（基本上是玄幻、武侠、言情之类的），而发帖寻求更好的电子书资源，即使付费也可以。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传统出版商拱手将自己的领土相让给盗版图书，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

所以，其实我根本不应该怪那位在论坛发帖寻找免费下载的读者，我实在是应该怪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为什么没有及时为读者提供质量可靠、价格适中的电子图书以及下载这些图书的渠道？

开发出Kindle的亚马逊作为一个长期的图书从业者，无疑是明智的，它一直避免把自己的未来定义为一个数字出版商，并且用电子书的阅读增长了传统纸质书的销量这样的理由来说服传统出版社自欺欺人，出版电子图书，但是如果它跟你说它不是看重了数字出版的前景才这么做的，那你信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是：电子阅读器不断推出，甚至山寨的阅读器价格已经降到了一千元一下，苹果也推出了ipad电子阅读器，竞争如火如荼，但是出版社对此却反应冷淡。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而又可怕的冷漠。你不进入数字出版的市场，自然会有看到商机的人来做。最后可能落到个卖几年版权，然后就死掉的地步。

所以，如果传统出版社不在尚握有大量数字版权的时候去制定规则，那就只能等着别人来给自己制造枷锁了。如果传统出版社能头脑能清醒一点，就应该赶紧采取行动，来加大自己手中的筹码。坐等别人开拓市场、提供技术支持、做营销……那最后被替代的就是最不出力的你。

台湾一直是一个遥但并非不可及的梦，台北台中高雄等等等等一直是梦想着一定要去的地方。 影片中贯穿的摩托车发动机的声响和柔软的不行闽南话似乎让我闻到了那种带着机油味道的咸咸的海风的味道。

再过几天，我在的这座城市电动自行车就要上牌，按摩托车收费，而摩托车还能存在多久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台北，我想包括福州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除了有碍城市观瞻，或者具体的说是有碍城市领导人观瞻的理由，是没有其他理由禁掉摩托车的。的确，满大街的摩托车的确不好管，所以禁掉算了。这和智力或心力不够的人搞不来文明，所以干脆选择厚黑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厦门，我们的确享受到了禁掉摩托车的种种快感，只是，牺牲掉了某些人的抗议甚至生存的权利。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河北的发展一直不受关注的深层原因：发展必然带来改变，改变就会牺牲，被牺牲的人就会上访，而河北访民是走着就能到北京的，所以，河北不能乱。

后民主时代

如果说《活着》是无民主的悲剧，那么《不能没有你》则是后民主时代最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尤其是台湾这种未经充分启蒙就被强人带入民主时代的社会，民主所带来的赤裸裸的“服务换选票”体制的劣性就越发的明显。

所以，在后民主时代，一个没有话语权没有影响力甚至没有户口的生命，就得不到社会对其生存权的关注。

影片还故意设计到了象征台湾权力分散的立法院和总统府，就是这“华人世界的灯塔”，让主人公像皮球般被踢来踢去。三权分立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但这三权交际的迷糊地带，却让人感觉，无限悲哀。正如片中主人公总统府前的遭遇，谁都知道检查属必须且必需，但是之后，谁来负责戳烂的苹果，柏拉图孟德斯鸠们没有教过我们。作为凡人，我们只能去向上帝或者释迦摩尼请教。

媒体

早就听张院长铭清讲过台湾的媒体是如此恐怖的高效，也能从《全民最大党》里体会到台湾媒体的开放和自主程度。但是，社会上媒体到底扮演着什么叫角色，似乎，就见仁见智了。

Green Day在《American idiot》唱到a country controlled by the media。无可否认，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公民素质方面有着极强的作用，但是如果媒体沦落到争分夺秒报道某个跳楼事件或者干脆出现“我们是政治线的，你找社会线的”这样的语言的话，我们还要不要这样的媒体，答案就应该很清晰了。

当然，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说我辈没有资格谈论的话题，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些嘲笑台湾韩国议会打成一团，并且得出民主不能要的结论的人一样，幼稚的像两个营养不良却在讨论脂肪肝会带来多大危害的人。

总之，没有爱的公共，是一切悲剧的来源。与制度无关。

网络媒介的最大资源，毫无疑问，是它遍及信息流动过程各个角落的传播行为，或者叫渠道。而其背后，网络真正的资源则是前面所提到的网络改变人们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的能力。只有通过这一点，这个背后的点来运作，才能体现网络的实力。简单的把网络媒介看成一种无纸化和可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平面媒介，是不利于利用网络资源的。

近年来，社区性的网络媒介如雨后马路上的水坑，立竿见影的出现并大范围的蔓延。社区的繁盛，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生活在被网络改变了的世界中由于暴露在信息海洋中而生长出来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被网络匿名性加以翻炒，莫名的香味就冒了出来。很多同志跟我提到，社区也是有实名的。我说，网络的匿名性在于即便你知道对方名字，时空的虚拟感也会放大人的冲动，放大人身在局外的感觉，鼓励人做出在网络产生前的传统联络方式下不敢做出的行为。说到底，虚拟性实际上大大降低了私密性，却反而提高了网络使用者对私密性的一种自我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被放大了的情绪所支配，强烈而鲜明的进行某种信息传递。是强烈而鲜明，并非理智或系统。人们在网络媒介中进行超自我的表达，这使得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与真实社区中的信息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新型的秩序正在建立，这种秩序的支撑点就是网络在时空中搭建起的虚拟之桥。反映在实际情况中，就是人们可以对社区中所交流的信息——不论真假对错好坏——负有更低的求证责任。在新秩序下，人们对信息的求证并不重视，因为一方面没有人际传播的压力，另一方面，海浪般的新信息已经将信息求证的行为推到时间的沙滩上晒死了。所以，人们在网络社区中生活的状态是，一边怀疑和反对着身边的一切言论，一边积极的制造着激起旁人反对和怀疑的言论。在这种你来我往当中，某些名词和概念就被营造出来用以填补传播内容上的空虚。这些名词和概念继续反过来影响被卷入其中的受众的思维模式，愈加产生共鸣和认同感，一种洪水般的流行开始了。

说到这里，网络媒介的特点显而易见，虚拟平台可以消除传者交流的隔阂，使交流这一行为从人和社会这个综合体中剥离出来，单纯的进行言语性的即时交流，不必担心交流的后延效果。当然，由于缺失了社会环境和社会团体对于言语行为的实时监控，虚拟平台上的交流一旦走下网络，很可能会导致常规社会传播中不会出现的后果，例如言语不和或者观点对立导致的冲突。在常规社会传播中，传者在接收到对方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反馈后，大多选择缄默以避免冲突升级。但是在虚拟平台上，这种冲突会不断升级。传者身不在传播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中，就不受群体压力的影响，相反可能会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觉醒而表现出强的攻击性和抗争性。这样一来，针对各种事件和言论，在虚拟平台上就更容易结成话语联盟，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

而这一点，正是网络媒介资源使用者们应当看重的。网络的受众，较之传统媒体更具有独立性，但同时也更具有依赖性。习惯使用网络媒介的受众往往觉得传统媒体的弊端过多，在无法使用网络媒介的时候被迫使用传统媒介，但是一般都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特别是中国，网络媒介使用者的群体年龄偏轻，特征较为相似，简单来说，就是相对年轻的一群，四十岁以下，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传统媒介没有很强的依赖感，对网络媒介没有很强的排斥感。所以他们很容易的上手了网络通讯和网络社区的各种软件，并对于即时通讯和社区型的交流方式感到满意，表现出很高的卷入度。对于广告主来说，这一群人具有很强的羊群效应。其表现形式并不是直接的对某种观点和言论加以追捧，而恰恰是对某种言论展开辩论和攻击。一旦形成有规模的辩论、攻击，形成旗帜鲜明的派系、阵营，那么传播的目的就很好的达到了。所以广告主们需要推手。这些推手充当各个派系阵营的发起人，吹响冲锋号，一些熟练的推手甚至可以一个人吹好几个冲锋号。他们或用激烈的言语攻击，或站出来理性的分析，或装作弱势者诉苦，或扮演人肉靶子。一处处跌宕起伏火星四溅的言语大戏，在博客、论坛、社区纷纷上演。在人气不断积聚的争论中，中心问题或者说焦点，会不断的转移，扩大化，争论中的概念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标签，以致卷入更多的人群，甚至地域性的，职业性的，年龄性的，种族性的出现阵营。这样一来，广告主得到了大量的注意力，这将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源，或者经济效益。而受众的大量争论则会随着时间慢慢衰变。

所以，作为熟悉网络的广告主，应当知道如何利用网络炒作。这其中的要点，就是不断寻找炒作的话题。不论是色情，还是黑幕，抑或是各种冲突，这些都讲是普遍性的具有炒作潜力的话题。国内的网络炒作话题越来越接近于西方对于新闻的定义：战争（冲突），女人（色情），金钱（利益）。所有被热议的话题基本逃脱不了这三样事物。当然，话题也会有其他的外衣，或者说，被挖掘出其他的外衣，但是这三点永远能吸引人的注意力。钉子户，公务员嫖娼，欺实马……无不渗透着这样的一些元素：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冲突，色情，权钱交易。

尽管很多人认为，现在被炒作的话题太肤浅，庸俗，但是他们还是进行了浏览，参与了评论。广告主应当提供更多更有新意的炒作话题么？将各种元素加以组合，加以结构重组？对于房地产商来说，是鼓吹项目的各种优点更有利于销售，还是推出一位史上最美售楼小姐更容易获取注意？是提出如何买到好房子这样的话题，还是引起80后房奴生活惨淡，房价不合理，越来越居高不下的讨论更容易促进人的购买决定？是写一篇中国各阶层分析与论述，还是写一篇“富二代”炫富更容易激发对社会阶层现象的辩论呢？这些更深层次的炒作，适合于当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人精神世界相对空虚，情绪浮躁，物质欲望膨胀的口味。

广告主，会更深的挖掘反映都市人空虚浮躁的炒作话题。网络会为话题的传播提供一个高效的平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把握最佳的时机和节点，将是下一步网络资源利用的关键。当然，新闻媒介也是网络资源的一位广告主，新闻的宽度和广度在不断的增加，渐渐脱离了传统媒介时代对舆论的方便控制。舆论，不客气的说，也是一种炒作，它符合网络传播的一切特性。职业主义精神大概是新闻业的一道底线。不论是从新闻的获取上，还是呈现上来说，不要迎合，至少不要推动现代人的空虚感和失位感，控制由于虚拟交流平台的介入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可能值得思考。

 这是身处媒体圈的人都能感受到的危险信号，王波明那一类的体制内改革分子当初十年来对《财经》的庇护让人们还能看到一丝微弱的希望：当权者中有一部分比较进步和开明的人士存在，他们需要一个强大而公正的媒体做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权力不失去的情况下愿意付出一点政治代价，为建立更合理的体制做些什么。《财经》一次次“扒粪”报道的冲锋下，人们曾经感到了这股力量的苏醒。然而现在，我们几乎不愿意去相信自己心中的那个答案——这不会仅仅是《财经》的式微。

30号，带着难以名状的心情如期坐上飞往东京的飞机，一住进宾馆便焦急地打开电视，但唯一的英文台BBC WORLD似乎兴趣全然在中国六十周年国庆上。这些看热闹的老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失去《财经》了，这同时也是他们的损失，因为办公室就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对面的这家中国杂志是外媒们在这里唯一能够信赖的信源。

而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举国皆知了。而大家之前集中猜测的部分——胡舒立是否会离开以及她下一步的动作，虽然尚未完全定论（目前的说法是她还在试图与中联办谈判），但事情似乎正向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如果《财经》失守，那么胡舒立将另立门户，出资人之一可能就是不像乃父那么“听话”的“小超人”李泽楷（《前哨》语），回想起今年年初CBN内部曾经传闻过李泽楷将巨资砸向财讯集团，意图扶助《财经》创办通讯社及英文刊，看来事情靠谱。

而我想我们除了静观其变之外，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一种心理上的准备——对当下媒体环境的重新判断和实现目标的语境，即“路径”的选择。

本来，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媒体应该来说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有重要媒体背后资方易主的事件发生，而在中国，这里面最为明显的趋势便是民营资本以及有国际背景的资本开始行动（郭广昌的复星收购了《福布斯》，而李泽楷也一直希望成为《财经》的最主要支持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始相信，变化将从财经类媒体开始并蔓延开来？

但是，请等一下。请在这些资本背景发生改变的媒体真正成为更强有力的社会公器之前，等一下。事实上我们知道，每一年都还有上百家各类形式的媒体在中宣部的“神经兮兮”中倒下，而且如果不是《财经》，还会不会吸引资本的追逐和大众如的关注？是必须打一个问号的。虽然《财经》现在的遭遇并非偶然，但它的特殊性却不可不看。

作为旁观者，我自动地选择较为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原本支持胡舒立的体制内改良派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不会是经历了2008年一整个灾年和新年的新疆暴乱之后，他们需要安静一阵子，让《财经》这个代言人暂时变得温和跟柔顺，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双方已基本不存在共识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台海关系回暖、香港普选权不断地被民主人士提上议程、六四的历史定性问题越来越无法回避以及渐渐深入日益依靠文化力量进行外交角力的国际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让当初可能跟胡舒立一样“热血”的党内改良派走得愈高就担心自己将来会摔得越疼。随着进入今年，《财经》越来越多重磅的报道被压制或被砍（大家应该知道，关于新疆暴乱的报道并非其原貌）可以推测的是，这一群人亦如履薄冰，最上端应该可以追溯到“胡温核心”，表象便是在这改良派当权的时期，曾经在“江时代”勃兴的众多敢言的媒体，却基本已被阉割殆尽。情况或许比我们的想象来得更艰险。

但“记者”胡舒立定然不会服从，她也定然知道，如果失去了《财经》的政治基础，她创办一家新杂志的道路会更为坎坷、曲折。如果此事成真，而自由资本的进入又果真能保证它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容易被政权“看杀”，到那时再说媒体环境发生变化也不迟。毕竟，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政府“抄底”的本事，从黄光裕和荣智健的下场可见一斑，再做一个糟糕的预言：真到了社会保护言论自由成为风气的时候，端掉重要媒体还不如直接端掉那些媒体背后有钱的大佬们，聪明如贵党定会有相应的认识。

另外一点让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这次的事件是否表明《财经》对于“边界”的探索受阻（请原谅我尚不愿称之为“失败”），而它所使用的“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原指在国会中拥有最多议席的在野党，他们往往反对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但却对政权整体保持忠诚，并不要求推翻和彻底的改变）的语言也将被重新审视。在此之前，由于《财经》的成功，许多媒体人心中已经暗暗认同，最重要的乃是目标而非手段或路径，那么如果在最好地实现目标的路途中存在着我们必须尊重的规则，那么更聪明的办法是顺应，学会使用“忠诚反对派”的语言。

《纽约客》的文章中提到，胡舒立曾经说过“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因为重要的问题不是不是苛责谁该为已出现的问题负责，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但是假如连“大树”都主动驱逐“啄木鸟”了，那么中国的媒体人就会一同陷入深渊似的思索：到底我们该怎么说话？

在此我有另外一个联想。同是在9月，新华社宣布创办《财经国家周刊》，进军市场化程度相对高的财经新闻报道领域。尽管“财经国家”这样一个荒唐而自大的称谓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该社的“雷风”，第一大“喉舌”此番动作很难不让人觉得，贵党已经意识到，需要为这个领域树立一种权威的语言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看到第一本，但是，结果不难预测。

毫无疑问，作为记者，尤其是一名财经记者，我的心情不可能好。以上种种的臆断和推测无不笼罩着这种悲观情绪，而正处在上升期的我所供职的杂志，也在积累了人气之后开始主动出击那条所谓的“边界”。《财经》之变是将我们置于同一个路口了，那么，在这个必须共同寻找突破口的当下，且让我们信仰痛的存在，静静地愤怒，同时静静地求索。

我们定然已经有了过去发生类似动荡而自己实则置身事外时不曾有的姿态。

2009年10月14日 于家中

接到任务自然令我跃跃欲试，但那种出发前的兴奋只是一种出于自我实现需求而萌发的热忱，它将被随后的日子中双眼目击以及双耳倾听到的一切迅速冷却，一度冰冻僵硬。

那一个星期二，我刚走出单位，就见到一辆警车停在一家拉面馆门口。那家拉面馆是一家青海的回民开的，我中午也常在那解决午餐。他们都是很老实巴交的人，这点从那些清亮的眸子就能看出来。他们一家子人晚上就住在二层的阁楼上，白天就出来忙生意。按城管的说法，这些开小饭馆的人，也包括其他底层的无北京户口的人，统统都要迁到三环以外去；国庆的那三天饭馆不许开业，国庆以后也不许从三环外迁回来。可以想象，以后他们将要为在北京的生存和生活支付更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还有心灵上的创痛。这是谁的首都？而这又是谁的国？

那个周二所见的一桩“小事”，对于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然而或许对于共和国来说，不过是管中窥豹罢了。跟踪社会新闻，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许多阴暗面。而人固有七情六欲，自然避免不了凡人的哀痛和匹夫之怒。当我面对众多期待的眼神，却又深知能为他们做的实在有限的时候，那一刹那由衷地感觉到人的渺小。不计其数的他们是渺小的，而不计其数的我们也是渺小的。

1985，当我听到这个年份时，那份无奈的震惊几乎让我陷入绝望。我突然在想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还有多少意义，又能改变什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访民，她的访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一无所有、残废、植物人、东躲西藏、草木皆兵以及死亡，这个群体出于对体制最后的信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换得的只是这些，而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正义。京城的遭遇，击碎了他们在沼泽中挣扎最后的希望。

信访部门的大门前挤满了访民，他们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之后换得的接待就是填一张表格，然后等待回音。而回音呢？一些不大敏感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磨牙后或许能得到解决，而更多的则是石沉大海。许多面包车在信访部门门口徘徊，他们都是附近小旅馆的老板，专门招揽访民去他们那住宿。当然，肯去住店的都是新访民，还对信访部门抱有希望的新访民。这些旅店在西南二环一带到处都是，60元一个普通间（两张床）——这是一个通价，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陶然亭桥下有人摆摊，专门兜售一些复印的资料，都是各个部委的地址、乘车路线、联系电话以及一些和信访有关的法律法规，1元一套。我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他们说不太好做，访民都没钱。

那个周四，我在陶然亭桥见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厮打，男的将女的裙子都扒掉了，还撕扯女方的衣领，当街耍流氓。一些路人纷纷上前制止，并有几个人打电话报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介入到这样的事件里去，陶然亭桥对面在十五分钟里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过，我一直招手，但就是没见到它们转弯回来。最后，耍流氓的人跑了，警察还是没来，有当地的居民说，这个耍流氓的是访民，平日里经常偷水管，但警察就是不管。当政府在职责范围内长期不作为，这种缺失将导致更多的事端。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民，滞留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别的出路，在边缘化之余就只能用踩踏法律红线的方式进行生存博弈。而访民耍流氓，可能是性压抑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什么导致的呢？

8月4日的“LRR事件”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年仅20岁的安徽姑娘进京上访，被驻京办关押在丰台区聚源宾馆的小黑屋里，被看守强奸；强奸发生在凌晨，引起了其他狱友的同情和愤怒，他们愤怒地砸开了铁门冲出牢笼，幸而在路上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事件得以曝光。

读过吴思先生的作品《血酬定律》的人都知道，这种小黑屋可以称之为“灰牢”。它们是政府部门操纵的场所，不能称之为“黑”；但它们又不是合法的监狱，关押的也是没有触犯法律的良民，也不能称之为“白”。学习班和小黑屋，则是同一事物“灰牢”的两面。而驻京办雇佣的看守或者打手，则都是在社会上通过非常规途径招揽的，不少人原是无业游民。这在《血酬定律》一书里也有个称呼，叫“白员”，顾名思义就是不属于正式编制但是为体制效力的超编人员。

我不能不想到从小就熟读的《水浒传》，那似乎是千百年来不断轮回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秉公守法的军官林冲如何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山神庙外杀死了三个公务员；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武松，从一个执法者变成血溅鸳鸯楼的杀人魔王。前些日子的杨佳，不正是当代的林冲、武松么？“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们寻求不到国家机器本应给予的制度正义，就只好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心中的审判。

如今，共和国已历一甲子，却已疲于奔命。以维稳镇烽火之变，以绿坝塞进谏之口；以厚禄豢谗倭之吏，以GDP垒游宴之台。危乎？危若累卵。作为一个媒体人，本不应当介入事件。然而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不可能做到什么事情都以一个绝对旁观的姿态去描绘。将一切的责任推给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体制，却没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很不可取的。迫在眉睫的燎原之火，总有一天会让人无法旁观，可人们依旧冷静，似乎不从不恐惧覆巢后的灾难。

我们就是体制，而不是可以轻易撇清身份的旁观者。

第一点是关于要如何写新闻的。有一天跑部门回来，在车上，我的老师陈大叔突然转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应该多尝试用创新的手法写新闻。（大意）不得不说，当时这一句话对我的震动还是很大的。即使作为都市报的新人，稍微跑一段时间新闻，基本上也就熟悉了都市报大部份新闻的写作模式。一但习惯了模式，就难免在面对某一个新闻素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这些熟悉的模式，把一条新闻写死。从某个角度来说，把一条新闻写死，也就把一条新闻看死了，自己就很难再尝试从不同地角度去挖掘新闻背后的东西。一条新闻总是要有至少一个新闻点，那么学着挖出一个点来，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是关于采访的突破问题。在跑现场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如何突破现场的僵局。在突发事件中，面对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时常束手无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介入事件，融入现场。那么，也许我需要提升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地融入一个现场呢。

比如7月30日，我采了一条“14岁小孩溺水身亡”的事件，在现场，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采访。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开始向现场的围观群众发问……最终我虽然采到了这条新闻的大部份信息，不过还是深感自己采访效率较低。

同城的东X早报也派一记者一摄影一实习生到现场。这个记者到现场后效率很高，直截了当地就开始向受害者家属及围观群众提问。虽然他提问的方式让我觉得带有不小的攻击性。不过不得不承认，他的效率确实很高的。

可能是我缺少这种直截了当做事的勇气，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还不敢迅速地下手，当然这种技巧也许在不断地训练过程当中，还是会逐渐提高的。

洪老大也说到一点，也许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到现场采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抱着看热闹的动机进行，介入它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也许是为了让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警示—-当然，要用恰当的办法去沟通。

关于这个突破问题，在泉州还有一个麻烦，因为我几乎一点闽南话也不会说，所以面对一个都是本地人的现场的时候，该如何介入他们，我也束手无策—-既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他们说起。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多向那些同样也不会闽南话的记者们学一学。

第三点是同城媒体的竞争问题。由于之前对泉州的媒体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来泉州实习过，所以对泉州的媒体环境完全没有体验，顶多只听一些人谈过。这一次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泉州的媒体环境。在采访“14岁小孩游泳溺死”事件时，由于东X早报的记者比我们来得迟，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采完了，正准备找遇难者的一个亲戚带我们去看看遇难者落水的地方。不过派车的东X早报还是快了一步，直接把该亲戚接走，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摩的跟在他们后面，没想到还是摩的灵活一点，我们居然先到达了现场。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影响到我对整个事件的采访，不过结合到东X早报的那个记者来时对我颇不友好的眼神，多少还是有点不爽。也许是之前在厦门实习的时候，见惯了厦门的海X导报、厦X日报和厦X晚报等媒体记者之前差不多一团和气的场面，这种场面一时还无法适应。

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也许决定了不同地点的媒体环境，这点也许只能慢慢适应了。

在今年年初的“小阳春”行情中，厦门是全国各大城市中的领跑者。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商品房成交量比去年一整年的还要多。随着成交量的放大，刚刚降下来的房价又在悄悄往上涨。3月份厦门的住宅市场成交均价相比2月份增长21.65%，涨幅居全国第一。

2008年，厦门房价跌了整整一年，今年年初的突然上涨牵动着各方人士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当涨价伴随着成交量的大幅上升，这种涨价让人感觉涨得“底气十足”。很多人担心，房价是不是要开始“起底反弹”了。

三月底，我进入《海峡财经导报》实习，做的第二篇报道就是厦门楼市涨价调查。先不说要不要预测房价未来的走势，搞清楚“小阳春”的真相是这篇报道最起码的要求。

在这个时代，财经媒体蓬勃发展，可是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却明显降低，这在房产报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近几年，一些都市报纷纷推出《房产周刊》，这种周刊本应该为读者投资置业提供值得信赖的参考意见，可是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房产周刊》都有相当浓厚的广告色彩，刊登大量的楼盘广告不说，正文的部分也几乎都是开发商的软文。当《房产周刊》变成了一本“购房目录”，也难怪民众会质疑都市报房产报道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我以前在《厦门晚报》实习的时候还曾得知，厦门市的宣传部门规定，媒体不能唱衰楼市，打压房地产业的发展。报纸如此，电视也是一样。各家电视台的房产报道几乎就是房产广告，毫无公信力可言。

在这里真是应该好好表扬一下我的老东家《海峡财经导报》，作为省地税局主办的财经报纸，海财的省属身份，可以保证它不受厦门宣传部门的干扰；同时，这份尚未真正市场化的报纸很少刊登房地产商的广告，与任何房地产商都保持着一份距离，因此几乎不会收到商业力量的干预。只可惜，这份报纸的读者不是太多，即使再中肯的言论，影响范围也较为有限。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虽然媒体提出楼市“小阳春”的说法，但是广大民众对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认同，他们更愿意相信网上的独立评论员。

3月21日，著名经济评论家时寒冰在其博客中爆料：“此次房屋成交量的回升，很大一部分是假按揭套现的结果。”不仅如此，时寒冰还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博客上发布了各种假按揭的证据。

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网站、报纸、电视，“假按揭”论受到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广泛报道，牛刀等一些网上的知名房地产评论人更是力挺时寒冰的“假按揭”判断。

除了网上的独立评论员，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房价的再度上扬提出了质疑，包括茅于轼。

4月8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有人问茅于轼：“您觉得厦门的房价还会涨吗？”茅于轼笑着答道：“我不敢下定论，怕到时你们买亏了会恨我。”给出了房价会跌的结论之后，茅于轼还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未来房价之所以会跌的原因，话音刚落就博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我也很希望“小阳春”都是由“假按揭”造成的，希望房价可以越来越低，让更多的人有能力买房。可恰恰相反，我的一切调查都表明，厦门并没有大量出现“假按揭”的情况，而且，厦门房价很有可能继续上升。

每个城市的房管局都会在其部门网站上公布最近一个阶段房地产的交易数据，这个数据直接来自于房地产交易大厅的备案，十分可靠。这个网站的数据细到每个楼盘的销售状况，有了这个网站之后，开发商再也没法在销售数据上跟我撒谎了。常常有开发商跟我说，他们楼盘卖掉了80%以上，但我去那个网站一看，原来连一半都还没卖完。

我对“小阳春”真实性的判断依据，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网站。

今年1月，厦门市商品住宅成交2064套，2月成交量迅速涨至4169套，3月则成交3423套。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商品房成交量达9930套，比去年一整年的成交量高出1721套。

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厦门房价一路下行，成交均价从8700多元/平方米降到6100多元/平方米。而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厦门房价止跌回升，均价达7400多元/平方米，厦门岛内的房价更是回到了10000元/平方米的水平。

无论是在交易量上，还是在房价上，厦门楼市都呈现出强劲的上扬格局。即使有“假按揭”存在，每个月几千套的房子卖出去，这种小偷小摸的手段，又能占到多少呢？业内人士告诉我说，如果“假按揭”大量存在，在交易量高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大量的退房，厦门二月的成交量最为巨大，而进入四月，也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退房潮，因此假按揭在厦门不会普遍存在。之所以出现如此之高的交易量，是厦门房地产在2008年压抑了一年的结果，很多本该在去年买房的人，这个时候出手了。

对于房价的上涨，我采访过的一个地产销售人士解释为是“营销策略”的作用。以厦门的一个叫做“乐活小镇”的楼盘为例，该人士表示：“这个楼盘在销售上是典型的低开高走”。所谓“低开高走”，就是先用低价房源吸引消费者，再逐步投放价格较高、品质较好的后续房源。乐活小镇最早在2007年10月开盘时，曾用2888元/平方米的超低价吸引了一大批购房者，现在到了尾盘销售阶段，价格已经飙升至4100元/平方米起。

因此，我在文章中基本肯定了厦门楼市“小阳春”的真实性，并且对楼市销售格局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文章出来之后，有网友跟帖说，记者这样写，一定是拿了开发商的钱。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房价这么高，大家都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说房价会跌，即使他说得再没道理，都会得到民众的掌声；如果有人说房价会涨，即使分析得再理性，也会被人骂成是开发商的走狗。

相比于《凤凰周刊》记者郑东阳博客上猛烈的人身攻击，跟帖里面对我的那几条指责真是完全不算什么。但是却让我开始思考高房价对社会心理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思考财经媒体的定位与出路。

前一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发起反思，2008年为什么没有一家财经媒体预测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相比于西方媒体的自省，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的财经媒体究竟能为读者提供什么？我们的公信力在哪里？

今年年初到现在，厦门房价一路小幅上涨，积累到年中，价格已经今非昔比。事实上，真的有很多需要买房的人相信了“假按揭”广泛存在的论断，从而丧失了今年年初最好的购房机会。

可是，在这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我们究竟还能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