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住房政策改革伊始，新兴的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中国的城市政府正式提出经营城市理念，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经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资源开始向土地资本转变。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舞的时代，房地产成为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的淘金业。

但彼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意识到，今后的十年住房难会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阶层，经过那次住房改革，今天的高房价，也可以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能多得到几套房子的领导们，更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富人。地王、钉子户、拆迁条例、物权法、蜗居……这些名词琅琅上口，土地和房产，十年来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

十年前，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依然与“暂住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捆绑在一起。直到2003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并遭毒打致死。在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部法律才被废除，这个湖北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法治进程。

取而代之的法律把“收容遣送”改成“救助”，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今天，非北京籍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购置房产，为地方政府纳税数十年，依然只能在自己屋内“暂住”。

十年前，中国人正沉浸在正式加入WTO与申奥成功的喜悦中。十年后，奥运会绚丽的烟花刚刚在北京的夜空中消失，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而至。辉煌的一瞬尚来不及回味，入世后与世界更为紧密的中国经济经受严峻的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候选。因为他们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奥运会的成功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让不少舆论审视“中国模式”，无论是大外宣战略还是哥本哈根上的强硬，中国官方也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自信。但“中国模式”下，却多了不少内忧：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带来的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国富民穷，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讨薪潮每年都在发生；十年来，严峻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中国媒体甚至开始疲于报道频繁的“群体性”事件。

十年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管控下，没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八零后被预言为“垮掉的一代”。十年后，豆瓣等网络社区的八零后们集体“失恋”，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韩梅梅”与“李雷”最终没有生活在一起，新的人教版英语教材中，“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

以诙谐地方式透过网络集体怀旧只是八零后诸多创意之举之一。中国网民在十年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个大多由八零后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们屡次用自己的话语权调查真相、问责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官方发起的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愈演愈烈的今天，“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斗争还会继续。这两个词汇与“恶搞、人肉、绿坝、华南虎、躲猫猫、怪蜀黍、天价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网民们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厦门人刚从远华大案带来的震荡苏醒过来。这个中国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的发展没能拥有“深圳速度”，但十年间却发展成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

推动中国进步的上游思想产自北京，先进的媒体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厦门与这些沾不上边。厦门人不关心宏大政治，但却在公共维权、社区自治等公民自治领域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2007年，那场著名的抵制PX散步运动发生于此，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并成功让当权者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许，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他们的行动，却被不少媒体评价为中国人“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

这个处于特殊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间发生的这些巨变或许远比其高速增长的GDP来得重要。国家曾经如同严父一般，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后，在这个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在经营土地资源方面，他们往往会做出很理性的选择，更像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

随着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国家”的概念曾在这十年间被弱化，但在00年代的尾声，一场经济危机和其滋生的种种矛盾的到来，危机没有带来巨大震撼而成为改革动力，相反，国家再次扮演了分配者与拯救者的角色。无论是新一轮煤改，还是试图加强对网络舆论狂潮的管控，都再次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只是“严父”已很难像过去那样提供着老一辈们视为精神粮食的道德资源，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在掌握着不对称的博弈能力，进一步改革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期中，公民的权力意识正在觉醒，与之伴随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的不满和焦虑情绪，蜗居中“望房兴叹”的人们正是最好的写照。

当北京夜空的奥运火炬熄灭后，当四川地震等大灾难带来的凝聚力在慢慢淡化，甚至两个月前的大阅兵也在各种对明年通胀的担忧声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的00年代也接近尾声。曾几何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倒计时牌与长安街上的阅兵，甚至川震中巨大的凝聚力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无论是十余年前的香港、澳门回归倒计时，还是奥运会倒计时，都可以让人们集体分享荣耀，提醒人们为这些宏伟的目标团结。

三十年前，我们也曾遇到过更为巨大的转型契机，改革开放带来30年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十年，我们的00年代里，在全球化把普世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国家与民众共同进步，签署了人权公约，加入了WTO，成功举办奥运会，甚至在两岸关系方面，高度的弹性也带来了两岸最和谐的时光。

或许，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不需要这些倒计时牌，如同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倒计时，但执政者和人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时代。

财经网“历史大事记”这样写道：19984月18日，以关注改革、记录改革、促进改革为使命的《财经》月刊第1期面世。《财经》奋力前行，却不想改革僵了，把它拖死了。

在我心目中，《财经》的地位甚至要胜过《南方周末》，只有它才称得上是中国最彻底最严肃的硬新闻媒体。在软化娱乐化花样化的新闻大潮下，它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从创刊号到作为绝唱的第250期，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尽关国计民生，无论宏大叙事或个体特写，报导品质始终一流。它不大有趣，却绝不无聊。

再也不会有了。《金融时报》如是概括：这将标志着一场不同寻常的试验的结束。

胡舒立很喜欢这个比喻：《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它尽可能温婉地敲打，如履薄冰，未敢懈怠，也不愿停止。

我在想，对胡舒立们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沦为“花瓶”的自我质疑所带来的幻灭感。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不一定相信水滴石穿，却最终战胜幻灭感，成为坚定的行动者。这本杂志的背后不仅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判断力，需要专业精神。

诚如《华尔街日报》所言，《财经》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可信赖资讯的渴求。那些在物质上跻身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更缺乏安全感，除了CCTV，他们还需要这样的媒体揣摩圣意。《财经》和南方系之所以未受到直接的政治惩罚，不仅因为党需要花瓶，还在于党内也有人需要镜子。

知道自己身陷围墙之中的人一点不少，他们要么在墙内娱乐至死，要么翻墙绕行。很可惜，大多翻墙者自娱自乐，甚至充满智力乃至道德上的优越感。其实，他们才刚刚触摸到围墙，来不及考察和尝试，就放弃了推倒它的打算。与那些受教较少的国民相比，他们更该感到耻辱。愚昧的天真固然可悲，但睁眼说瞎话则是可恶。

那些写软文八卦的从业者并非不清楚这个国家的邪恶，但是照写不误，他们说自己有太多苦衷。于是人们在苦衷的顾影自怜中理想凋零，青春远逝。终于，我们比体制更快地老去了。

朝气蓬勃这个词，距你我的生活都太遥远了。因为年轻人的青春，已被掏空。

上月从《经济观察报》离职创业的仲伟志说，“我们要对商业媒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我说过，我们不再苦大仇深、锱铢必较，再也不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我们将深入非常之道、应许之地，去享受发现的快感与思维的乐趣。我们不能总是带着历史的愁容前行。”——这些话只让我感到悲凉。

思维的乐趣。我们还有王小波那样充满智慧、严肃且有趣的写作者或新闻人么。

远不止这些，商业运作推动《财经》在中国传媒界一骑绝尘，但在政治高压下，扭曲的商业与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最终调和失败。《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幕是，今年的新疆事件后，胡舒立们被要求每期《财经》在出版前必须送交“联办”审核。戴着红顶的联办，不仅承担监管角色，还有一家名为财讯的上市公司。

作为商人的何力仲伟志们，以及《时尚先生》《第一财经周刊》们，将吸引到更多受众和资本。商人做媒体的时代到了。商业化不可怕，职业化更当欢迎，专业化求之不得。

可是，在市民社会如海市蜃楼、年轻一代被迫“下流”的中国，我们将越来越体无完肤地被“时尚”、“精英”、“智族”、“个性”、“品味”这类语词所包围。仿佛热闹深刻，实则矫情无比，空空如也，不过黄粱一梦，意淫一世，直到我们老去，一无所有。

舒立走了，《财经》倒了，中国的硬新闻时代终结了。那被称为勇气的，朝气的，锐气的，还会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