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媒体纷纷评论：“为教育部门对学校安全保障工作和关于学生相关逃生技巧普及，以及对社会闲散人员树立良好的心理辅导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从中央到地方，一轮又一轮的校园安全大检查、大预防也紧跟着铺开。

然而，正如有媒体评论，“前后只有55秒怎能让学校负责？”的确，教育系统这次是成冤大头了。郑民生报复的是“社会”，而不是校园，校园只是一个凶案现场而已，就像很多凶案发生的公园一样。

“郑民生曾经是一个好人。”邻居的这句话是多么值得被注意。它告诉我们该检讨的是这个让曾经的好人变坏的“社会”，郑民生在被制服后喊的那句：“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正是社会深层矛盾爆发的一个标志。

《孔子》中有一段对话，鲁君称赞孔子治理领地有方，说他的领地上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正是评价一个领导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不让郑民生活的“他们”、根本上导致那些幼小生命逝去的元凶，不是王姓领导，不是那些抛弃他的女孩子，也不是把房价炒高的地产商，而是管理这片国土的那个团体，那群人。

郑民生挥刀报复社会，选择了这个社会上最弱的人群下手，原因大概有二：一，糟糕的人生、失败的事业和悲惨的爱情已经让他自卑到了极致，只有最弱的孩子，他才有自信制服，才能百分之百地免于失败的羞辱；二，当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他发泄他对人生与社会的不满，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而在自焚、杀人等手法都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抗体，政府和人民都变得麻木不仁的现实背景下，他只有选择小学生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下手，因为，他们能吸引来更多的注意——既然要同归于尽，他宁愿因轰动而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解读他，咒骂他，痛恨他……他供认，他原计划要杀30个小孩。

是的，会做出如此举动，郑民生的神经肯定有问题。但“曾经是一个好人”的他，是后天形成的精神病，是生活不能安居乐业所导致的，是因为生活在一个不能安居乐业的“社会”导致的——试问，举国多少人不是至少处在这种“后天精神病”的亚健康状态呢？

而郑民生，既是这个“社会”造出来的可怜虫，也是这个“社会”放出来的魔鬼，来制造更多的可怜虫，正如那些孩子，那些父母，还有不得安居乐业的所有人。

时时要提防着是否有危险正向自己袭来，是否自己的私人财产会被共产，是否头上的屋顶会在瞬间被挖掘机打翻，是否有精神病人持刀在路上乱砍，这种不能免于恐惧的生活所构成的“社会”，正是一个再病态不过的“社会”。

1941年，佛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公民应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是这个“最高愿望”中的最低标准。

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即通常所说的生存权，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再简单点说，就是鲁君称赞孔子的那句：人人安居乐业。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的人，所求并不多，最基本的，不过免于恐惧而已。

2010.4.1 厦门

继“躲猫猫”、“喝水水”、“做梦梦”、“被自杀”等等奇怪死法后，神奇的中国大地上又增添了一种神奇的死法——“激动死”。

我想问，派出所究竟还能创造出多少种荒谬的死法？

在我大三寒假时，身边曾经发生了类似的事情。那一年年尾，说要严打，我小学同学的父亲被人举报，在没有任何书面通知和没有搜查出任何偷窃证据的情况下被带走。三天后，家属接到了死亡通知。被带走的那天，她父亲只是感冒了，没想到不过几天，父亲竟然离开了她。在警方提供的录像上，家人只能看到他父亲最后死亡的画面，录像已经被剪辑过。警方的说法是，她爸爸是“感冒死”。

放假回家，听说这件事情后不久，我在车上遇到了她和她母亲。她们说要到派出所烧纸钱闹去，说派出所只肯赔偿四万元。如果家属坚持尸检，而尸检结果又是自然死亡的话，则一分钱不肯赔。我同学家没有任何可以用得上的社会关系，我的同学当时还在上学，弟弟辍学打工。他们担心，警方肯定会操纵尸检，即使家属坚持，也只会得出自然死亡的结果。我答应帮她想办法看怎么办。

第二天咨询过一些人，也联系了部分媒体，希望能帮到她。结果第三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说已经收了派出所五万元赔偿，另加村里出的几千元的丧葬费。

这件事情在家乡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大部分人认为同学一家懦弱，简直是贱卖了自己的父亲。我对他们接受五万多元赔偿的结果同样感到愤怒，但是却又只能无奈地理解他们。毕竟，坚持讨回说法的结果很可能是毁掉一整个家，这个社会，又有什么途径可以留给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去申冤呢？而跟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村委，之所以肯出几千元的丧葬费，也不过是收了派出所的好处。头上是一张张权利和金钱织就的密不透风的网，又让他们如何去为自己亲人讨还公道呢？

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不知道，我以及我的家庭会不会遇到同样不公的事情。生命竟可以用如此低的成本抹杀掉，在一个人权没有任何保障的国度，正义、自由、法律都只不过是一句可怜的口号和摆设，人命如蝼蚁。

我总是避免让自己陷入极端，我当然愿意相信通过渐进式的变革能够改变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GV总是会用它超出我们想象的想象力，为我们创造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喜剧。而法律，则成为了权威手中随意揉捏的橡皮泥。一个独裁的威权GV，只需要动一下手指，这片国度的人们就可以消失，可以被ZY，可以永远不敢说出真相。我不知道，一个从中心就开始腐烂的树，如何能开出健康的花。

“（谷歌创始人）36岁的布林说，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在实施他记忆中苏联实施的镇压行为，也是让他改变主意的原因。布林在6岁时随父母逃离了苏联。他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警察登门，父亲遭反犹主义歧视──让他更加认为，抛弃谷歌既定政策的时候到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很多五毛脑残说谷歌退出中国是为了引起动乱，并且在中移动和联通要终止跟谷歌的手机业务合作新闻爆出后，幸灾乐祸地说谷歌打错了如意算盘，我只希望他们能读一下布林的这段话。

当然，我早就丧失了给这群脑残开窍的努力。我希望，在他们或者身边的亲人有一天面对强拆、家人被“躲猫猫”、小孩子打了不合格疫苗死掉，又没有任何途径向外界说出真相时，不会哭。

半年来，三次潜入榕城，竟都和闽案有关。只是这次再也没有什么辣烈的炸裂感，似乎平淡如水。昨晚五蚍蜉四缺一，哥几个在风波庄一坐，竟然无多少要说的话。上回来时，五蚍蜉茶酒饭后，甜言蜜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这回竟都不言不语。

广隶说，是大家都默契了，多少话，不必多说也晓得，又何必再重复？眼中所见的，虽未麻木，却早已习惯。这便是我们的国，而我们还要好好生活。夜间，从开元寺出来，榕树下一小伙子弹吉他卖唱，我和老范都往吉他袋里放了点钱。广隶说，他唱得一般；我说，在福建这样的很少，不容易。

就在往马尾的车上，我还跟广隶说，很可能马尾这边判三缓二，然后福州中院判无罪或减刑，好给官家台阶下也好和稀泥。然而我们千算万算还是高估了司法机关的靠谱程度。无语，还是无语。无耻，还是无耻。

他们的脑子不仅是进水的问题，似乎还进了硫酸，腐蚀得不知道还剩下些什么。脏，还是脏。我再也不会去瞎琢磨什么从某某衙门或某某大员的角度出发，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靠谱手段平息事态，因为这都是伪命题。你看那个姓李的湖北省长是个什么货色，就晓得原来他们也就这点水平。所以也不必太高看福建这头的王八能比湖北的能爬。

我害怕我某一天会在某个行当变得过度职业化，以至于不是现在的自己了。可是，我想得很明白，有的事，已经腻了。理想从未破灭，反而更近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三个家庭的遭遇对我的触动很大，尤其是游精佑，他本来可以安然地过着小康甚至富足的生活。于是我觉得，“主守，后战”是对的。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才谈得上有机会帮别人。面对那些连遮羞都不讲究的脑残衙门，他们对我们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都可能发生。我本就不是什么天性纯良的人，但是出来混，自然很难什么事都做得对，但伤天害理的事绝对不能干。所以对于今天我见到的一些生物，我很难以人类视之。

不让在乎你的人为你担心，还有就是活着心不累不愧，若能做到这两点，本身就很幸福。

虽然我早就发现自己的这种变化。但今天还是自问一句，这算不算是腻了？

2010年3月19日于福州

有一天一个商人来到家里做客，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好多好玩的东西啊，很多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见到的书记和音乐，以及洋文的教材，我都特别喜欢。期初妈妈对他挺好，商人来了还会给他端茶倒水。日积月累，商人也在我们家赚了不少钱。

后 来妈妈觉得钱都被这个商人赚去了，觉得很吃亏，就让每次都出门的舅舅带东西回来卖，于是，那个商人的生意差了不少，可是他还是定期过来。我总觉得舅舅的眼 光很差，每次带回来的无非也都是些盆盆碗碗，跟家里看得见的东西没什么两样，没有什么新鲜感。哥哥姐姐有时候还说，舅舅买回来的东西又贵又不好用，都是从他朋友那拿的，他必定从中吃了不少回扣。更要命的是，拿回来的东西，妈妈每次还要先亲自看看，有什么不适合拿回家给孩子们看的东西，就直接不让进门。反正我对舅舅，是越来越没什么好感。

不久之后，妈妈开始限制我们找那个外地商人买东西。可是那个商人心肠很好，很喜欢大院里的 孩子们，经常送很新鲜的东西给我们用。尤其是那些启蒙类的书籍和各地相片的杂志，我们总是很喜欢看。既然没找我们要钱，妈妈也不好说什么。可是舅舅不高兴 了，因为我们都不买他的帐。他跟妈妈说那商人必定有什么目的，一定给孩子们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让他们整天不像怪怪的呆在院子里。妈妈一想，是这个理， 于是从此便也要去检查那个商人送来的东西，我们再也不能从那个商人那里拿到好玩的东西了。就这样，我开始讨厌自己的妈妈。

不过那个商人还是偶尔会偷偷夹带一些很漂亮的照片给我们。而我们兄妹几个偷偷放照片和书籍的小宝箱，也天天被妈妈检查。那个商人总跟妈妈说，孩子们该知道的总会知道的。可是妈妈却越来越恼火，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在这里卖东西，就要听我们家长的话，否则你的做法就是不符合我们家实际情况的。那个商人终于忍受不了这般刁难，决定不再回来。我知道，他不愿意只卖给我们金银珠宝，他真的很想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精彩。

可是，商人走了，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像造了反一样说要到院子外面的世界去跟他一起旅行。妈妈生气坏了，立刻召开家庭会议，让我们禁足，还让大人们一起骂那个商人，说他干过什么什么坏事。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他干过那些恶劣的事情，反倒是那个舅舅，猥琐的事情绝对干得不比这个少，还经常和妈妈一起欺负我们。

我明知道无奸不商，我也知道妈妈是为我们好。可是，面对一个奸商，我为什么越来越不喜欢我的妈妈了呢？

世事难用对错去定论，但是有些人希望能将其早早盖棺，以求做的心安理得。人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身后事自然要有身后去评，一个人如此，一个朝代也是如此。有些东西只是我们在一个点时想给自己一些交代，但是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交代就好了，千万别硬生生要去塞给别人。那些硬生生的塞进去的东西，有一天又要被塞回来，往往尴尬的很。我有时会遐想一下那些苏东剧变后做意识形态的工作者他们会处于一个什么境地，有一部片子叫再见列宁，说的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老太太因为昏迷恰好错过了柏林墙推到前后的过程，直接承受了这种突然变化的结果，拍的很深刻。这世界的转变就是这么快，太多人满口的忠诚也不过是利益的驱使。如同我们念的那些誓词，经不起什么困苦的考验，只是短暂的一点点，就分崩离析。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包括爱情和理想。理想与欲望分不清界限，所以有时膨胀的太快，特别当双方的理想冲突时，便会出现一些够血性的事情出来。也许谷歌不是理想了，是寂寞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百度那种唯利是图的公司就能比他强，却不知中国人不是喜欢更好的搜索，只是喜欢能够更好的排解寂寞的方法。再自由民主，也不如在贴吧上匿名胡乱骂明星自由。分享性也无所谓，我们也不看那些有字的东西，有种子下的地方对我们都一样。

你有时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没有理想没有血性的人更值得欢迎。谁都喜欢沉湎于“男人做到了这些你就嫁给他”的女人，也喜欢不能自已于“这样的女孩你不娶她还有天理吗”的男人。许多人只是会思考，就已经不再是受欢迎的人群。连我们的教育也一样，当一个天真活泼的男孩看到那些安安静静的女人更受老师喜欢时，发现思考并不能造成自己更好的学业并能让大家崇拜时，他们自然会让自己老实，变得更女性化。准确来说，能在这里看到共鸣的，都是一群当初自我没约束好的人，你一样，我也一样。

谷歌中国还在，无非后面加了hk。自己慢慢明白去打这个字，自然也就知道自己要慢慢学会去找一条出路。再没有自动的连接，就要更艰难的去求索，如同我们从象牙塔里出去，天空海阔，但也要随时记得，北方有北极星，南方有南方之强，简称南墙。

这世界一将功成万骨枯，怎么走，你们自己选择吧。

这篇回忆文章也是陈老先生正在写作中的《陈孔立：我的年轮》自传里的一部分，序是其孙女莎莎写的。先生是个可爱的老人，他会赠送自己的孙女龙应台的《给河马刷牙》，“Laptop换了一台又一台，总是比我用的还薄。Office刚出了2007，他就吵着要我给他换上。用扫描仪、换打印机、买几米的漫画、看朱德庸的双响炮、吃超市里各种包装新奇的零食，一切你所无法想象他会做的事情，他都去做。甚至于你所不知道的潮流，他也知道。”莎莎的文章让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孔立先生。因为耳朵听得不是很清楚，每次和孔立老师交流时，都是用邮件，先生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如果没有看到莎莎的文章，我会一直停留在对老先生坚持不懈在电脑前自己敲打论文的赞叹中。

台湾问题研究是一门特殊的领域，有别于一般的政策研究，也不属于纯学术研究。陈孔立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大陆研究台湾的重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台湾问题的研究成了大陆的“显学”，各种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对岸同行和学者把大陆的对台研究分成“南派”与“北派”。在他们看来，“北派”的立场接近中南海，态度比较强硬，更多时候比较像“发声器”。而“南派”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比较扎实，普遍认为比较实事求是，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厦门在南方，孔立先生把半生精力都用在这个敏感话题上，也因此被称为“南派泰斗”。

孔立先生说，自己的台湾研究从民进党研究开始的。他与民进党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是大陆最早研究民进党的学者之一。除了研究岛内政治与民进党外，先生还是台湾史方面的专家。1962年，陈孔立完成第一篇关于台湾研究的论文《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发表不久，文革爆发，学生批斗他“研究郑成功怎么打到台湾去，就是教蒋介石怎么反攻大陆打回来”。他说，“如果蒋介石笨到需要我提供300年前的情报，那他就绝对打不回大陆了”，说罢，先生哈哈大笑。1997年，他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曾引起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在1996年台海危机刚结束不久，这样敢说真话的学术文章实在罕见。

相比那些经常发表“两岸政治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等不着调言论的学者，这位学者的文章总能让你看到真相。于是，我们会经常在报章上看到陈孔立如实的“预测”，如2004年时发表的《 陈水扁仍有微弱胜出可能》等，陈孔立认为，只有真实反映台湾的情况，形成讲真话的氛围，才能更好的针对这些情况作出决策。自1992年第一次赴台湾，孔立已经先后9次到台湾考察。有一次采访孔立先生时，他拿厚厚一本相册说，这本都是和民进党成员的合照，里面有邱义仁、吕秀莲……在《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一文中，你会读到我曾经听到的这些故事，每个故事都会有新收获，相信比读十本社科院某研究所出版的那些介绍民进党书籍要使用不少，也比看某很环球的国内报纸上的台湾新闻要有趣得多。甚至在孔立老师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口婆心”，他总是因为某些学者和官员没能清楚认识到两岸之间的差异性而着急，他希望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如果能更加看清事实，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还可以避免因为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而导致的战略失误。

谈到台独时，先生说，“我们对台独是一贯反对的，坚决反对的，没有任何可以妥协。同时，我们对台独也要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台独？台独的思想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众，这样才能去引导，去化解，让他们知道台独是错误的。”陈孔立倡议“包容理解”和“沟通对话”，“我对台湾确实有感情，这种感情叫做‘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不等于‘同意’，有了‘同情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

因此套用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书名作为标题再好不过，在大陆，台湾研究学者每个人都需要和“政治”碰撞。这个敏感的话题一开始就被赋予某使命，要求一个大陆台湾研究者能够没有立场，基本不可能，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统一的敏感领域。先生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客观研究错综复杂的岛内政治形势和两岸关系。孔立先生从不以智囊自居，只是从学者的角度希望两岸关系能良性发展，国家能和平统一，在人云亦云的话语环境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不唯上的态度，敢于说真话。

欧洲在上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雅克.德里达，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纳粹或者晚些的冷战时期都曾与政治有过直接的碰撞。无论是马克.里拉，还是更早的米沃什，他们笔下的这些肖像总是包含着屈辱。铁幕背后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会受到一些诱惑或者逼迫，但是有些不为所动，有些则同流合污。然而令马克.里拉要探讨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未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是在既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但是还是会为XX辩护。这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XX统治。

也许我们离法西斯已经远去，但对近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确保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与良知，前人依然可以为鉴。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中，介入政治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程。在东方更是，我们无法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能避开政治。你可以认为东方的历史很难完全实践它本质上“客观记录与呈现事实”的使命，与西方相比，东方的历史要承载的除了权力需要、道德正当性，还有最新的政治共识，但是真理和良知是永远存在的。

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也曾说过，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因此他要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只是在这个国度里，像孔立先生、杨小凯先生这样“敢于说真话”和拥有良知的学者实在太少。对不少中国学者来说，说真话比登天还难，高校里的一个行政职位可以让不少学者选择沉默，而且还有不少人选择刻意揣摩和迎合官方的旨意，为了提高能见度，创作着未必能真实反映当局判断、但却能哗众取宠的文字，比如那些曾预言“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的学者们。

附：《陈孔立：我的年轮》序言，作者莎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38307.html

02年的世界杯，我初三，中国队小组赛的时候，正是中考前最最较劲的时候。当时的班上男生几乎一人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中国队比赛的那三个九十分钟，男生全部趴到在桌子上听着转播，讲台上的老师估计也是无心讲课，于是彼此心照不宣。女生们听球的不多，倒是能够从全班男生的集体的叹息中总结出比赛的最终比分。

那一年，早些时候，让我们狂热的还有《流星花园》和F4，只是这种狂热还没有持续很久，《流星花园》就被禁播了。

相比于狂热于《流星花园》的“现世报”，我们对足球的狂热也终于迎来了报复。上任伊始的韦迪，正式提出了国奥打中超，国青打中甲的施政纲领。天朝将再次上演我们无法想象的人间奇景。

然而仔细听听韦迪的话，我们倒没什么太多的道理可以反驳：举国体制是中国的优势，我们依靠举国体制夺得了奥运金牌榜的第一名，我们无数的弱项也因为举国体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别的项目可以用，足球为什么不行？

是啊，足球为什么不行？每次奥运会后，我们都为自己金牌榜上的数字骄傲的不行；每当国歌奏起的时候，我们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们的电视台里翻来覆去播放着冠军的笑脸和眼泪，我想这并没有其他深层的原因，只是我们爱看而已。

当我们输给韩国，输给日本，输给沙特，输给伊朗的时候，我们喊着下课，甭管教练是不是刚上来的。当我们赢了泰国，赢了阿曼，赢了香港，赢了马尔代夫的时候，我们也喊下课，因为我们觉得赢得不漂亮。我们的足球是弱项，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大肆嘲笑阎世铎的“杀无赦”，可以肆意讥讽谢亚龙的“叉腰肌”，可以拼命笑话南勇的“大快人心”……却忘了，我们做的一切，都让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变得更加恐惧，更加急功近利。

只要我们还是一群急功近利的暴徒，他们就不会成为韬光养晦的明君。

之前一直以为，在集权体制之下，他们的决定只对他们自己负责，和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然而最近，我越来越感觉之前的认为是错误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决定的。

是的，我们是一个不允许正常销售摇头丸、K粉和大麻的国家。我们所享受的将远比这些来得直接。忘记三聚氰胺吧，民间的力量到底还是太小儿科。

最近，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批准转基因技术用于主粮种植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玩完不再是个梦，而是一件已经有了确定时间表的事情。真是太大快人心了。面对未知的食物时，最饿的那个总是最不要命的，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战乱时期的难民吃观音土的故事。但那起码是一种自由选择，这次我们可是被动成为了世界头号人肉试验品，因为很简单，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信息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的丰富，可是……我们不会在自己家后院种水稻，尤其当大部分还“蜗居”着。

一些居心叵测的“科学家”说：科学是动态发展的，现在没有检查出问题就可以吃。——我吃了转基因大米身残可能要60年以后才发现，可是您的脑残现在就显示出来了。难道要等60年后13亿人都智障了才说“噢！原来不能吃！”真是比法西斯还牛掰，还不如那谁谁复活，然后来点儿痛快的呢~

还有另一说就更为邪恶了，居然说其实你们不知道啊，转基因技术早已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尤其是你们平时吃的粮食吧，我们早就一点点儿地让你们试吃转基因啦，不也没出啥事吗？对于这一事实，余在心痛的同时也只能感慨到：“草~怪不得这些年脑残越来越多……”而我也相信，吃的最多的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请将你们手里的股权凭证卷成棒状，上一边自爆菊花玩去。

知道这件事以后我看到米饭就想哭，模糊中想起在日本游玩时吃的米饭。那个美啊~记得导游阿叔说过，当年这个缺地的小国闹米荒，政府为解决问题急忙从某邻国进口大米，不了几天，温驯得几乎只会说“斯咪嘛噻”跟“呀咩喋”的日本家庭主妇们居然彪悍到走上街头，捍卫饭碗的纯净。相衬之下，生命在这里已经没有尊严了，其实不必如虫豸一样地嘲笑别人，因为自大也总好过自贱。这句话其实是自嘲，因为除非及时用脚投票，否则我也难逃被践踏的命运。

我们的国歌真是太有远见了……唱得多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真就没脱离过危险。至少，不会比把色彩火辣的摇头丸广告挂得满大街都是新西兰安全——在那里，起码你知道自己吃下的东西，将带来什么。

“上头”

【势力】公检法司

【血量】4

【技能】

和谐：出牌阶段，手中无牌时全体角色须各自判定“乐不思蜀”一回合

推脱（主公技）：判定阶段可将须自己待判定的延时类锦囊转移给另外一名“公检法”势力角色

刘晓原

【势力】被告

【血量】4

【技能】

质疑：任意玩家出杀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该技能。质疑该出牌玩家，被质疑者必須说出此杀是否能够造成伤害。如果说对（命中或者不命中）则多抓一张牌，说错的话弃一张手牌或装备牌，无牌时减1血。

群起（主公技）：打出攻击类锦囊时，可指定任意“被告”势力角色不受该锦囊影响。

邱炉溪

【势力】蚍蜉

【血量】4

【技能】

隐匿：在你的回合外，你可以丢弃一张手牌，使你置于游戏之外，持续三个玩家的行动回合。

谈笑（主公技）：弃掉三张手牌或装备牌，可令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位蚍蜉势力角色加一血

武将

检察院

【势力】公检法

【血量】4

【技能】

公诉：使用锦囊不能被“无懈可击”

法院

【势力】公检法

【血量】4

【技能】

判决：判定生效前，可从排堆顶部摸取一张牌替换判定牌，废除的判定牌归自己所有

公安局

【势力】公检法

【血量】3

【技能】

取证：出牌阶段可查看任一角色全部手牌，每回合限用一次

跨区：计算距离时始终-1

看守所

【势力】公检法

【血量】3

【技能】

羁押：出牌阶段可抽取他人共计两张手牌扣于桌上，待该角色行动回合先行判定，判定牌为红色则取回扣牌继续使用，为黑色则继续扣于桌面。该牌仍计入手牌总数。

保外：当失去一张装备区的牌时，可为任一加一血

游精佑

【势力】被告

【血量】3

【技能】

战友：可替任何角色出“闪”或“杀”

修路：计算距离时始终视为+1

范燕琼

【势力】被告

【血量】3

【技能】

控告：任何攻击锦囊可当“杀”使用，且无视对方防具

凛然：每回合可替任意角色承受伤害一次

吴华英

【势力】被告

【血量】4

【技能】

上访：使用锦囊无距离限制，且自身不受延时类锦囊作用

林洪楠

【势力】被告

【血量】4

【技能】

辩护：出牌阶段，弃掉三张手牌可对攻击范围内任意一名角色打出一张“杀”，同时回复自己一点体力

陈方土

【势力】蚍蜉

【血量】3

【技能】

修行：受到伤害时可选择免疫改伤害，则下一回合自动进入“乐不思蜀”状态，至自己下一回合结束前不再受到伤害

建站：梅花花色的手牌可当“无中生有”使用

康广隶

【势力】蚍蜉

【血量】3

【技能】

骇客：每回合出牌阶段可抽取任一角色一张手牌进行使用或丢弃，若打出“杀”则该回合该角色不能再出“杀”

翻墙：可弃一张手牌，指定一名角色为自己的“代理”，该回合打出的牌按代理角色的装备进行距离计算

马老湿

【势力】蚍蜉

【血量】4

【技能】

赛课：任何黑桃花色牌都可以当做“决斗”使用

范否

【势力】蚍蜉

【血量】4

【技能】

传媒：每张“杀”可以攻击指定角色和自己以外的所有与其距离为1的角色

郭宝锋

【势力】群雄

【血量】4

【技能】

神推：使用时先行说出一种花色，并从牌堆顶部摸取一张判定牌，若花色相同，则每名角色须亮出一张该花色的牌并取回，否则掉1血或弃两张手牌

杨铁男

【势力】群雄

【血量】3

【技能】

军团：打出两张黑桃花色牌可当“南蛮入侵”使用

天籁：弃掉两张手牌，可以帮自己和距离为1的角色各加一血

王荔蕻

【势力】群雄

【血量】3

【技能】

致信：出牌阶段，用自己一张手牌换取任意角色一张手牌，每回合使用不得超过两次

快闪：可用任意红色牌当闪电使用，且自己不受闪电伤害

老虎庙

【势力】群雄

【血量】4

【技能】

内幕：弃掉一张手牌，可以选定一名角色进行判定，若判定牌为黑色，则该角色收到1点雷击伤害

屠夫

【势力】群雄

【血量】3

【技能】

苦行：不受攻击锦囊效果影响

露宿：减少自己一血，可使自己在下一回合摸牌阶段前不受任何伤害

让人疑惑的是，看到一个人穿得邋遢猥琐，你去嘲笑人家的狗不讲卫生？

没错，黄宏是临时拉上去的，担任着中华曲艺学会会长等职务的姜昆不行了，这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错，赵本山今年一点也不搞笑，小沈阳是去打酱油的。没错，郭达蔡明收尾处忍不住感激了一下贵组织得力的就业政策。没错，刘谦领了一群托。没错，春晚是一年一度的红歌会。

可是，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表演，他们背后站着慈眉善目胸中万箭齐发的老大哥。

于是，他们让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去唱没有某组织就没有你的国家，孩子们什么都不懂，真的。于是，新疆大叔翩翩起舞，让“亚克西”瞬间成为年度最生猛的中文词汇。于是，零点后，在中国主持界一哥高亢的颂词中，和谐社会gao/chao了。

春晚太怕出错了，传统相声中一句简单的讽刺都有可能戳到“政治不正确”的禁区，毕竟，他们的主人是强撑着“伟大光荣正确”的纸糊面具艰难度日的。

春晚很烂，但并不是一直这么烂。至少前几年有过《千手观音》，有过让人泪流满面的《心里话》，至少小品有过陈佩斯朱时茂、赵丽蓉巩汉林、赵本山宋丹丹的黄金时代，至少姜昆曾经说出过《虎口遐想》《电梯奇遇》这样的经典段子。

过去的一年，该封了的都封了，该删的都删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迹象都强有力宣告着“严冬”的到来。这是10年来最冷的冬天，难道你还幻想着年底的春晚拒领10年最差的奖项？

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脑子里都钻着一个审查官，都安装着运转精确体系庞大的过滤词库，你还在期待着精彩纷呈酣畅淋漓的文艺作品？

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看《机器猫》《聪明一休》《圣斗士星矢》等动画片。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们在看《蓝猫三千问》。再过十年，当我们这一代已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睁着天真纯粹的眼睛被要求唱《没有该页无法显示就没有XXX》，不希望他们还在学习由谎言编织的历史教科书，不希望他们还处在对世界好奇阶段的时候，就懂得编些谎话宣誓效忠某组织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利益。

为了孩子。一切在于你，我，每一个人。

最好，最好没有那么一天。最好那个时候，花朵已经倔强而坚韧的绽放了，伴着春天的气息。

那些戾气和抱怨的存在，霎时间都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学会理解这种存在，但不必给自己徒增新的戾气和抱怨。

就如同面对高峡急流，人人皆欲离蜀，却抱怨旁人不去修栈道，却不见自己身体力行。对于那些随处可见的“理所当然的句式”，我开始一目十行。

对于一个具体的事情，需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要么全程、全面地跟踪到底；如若做不到护航，那么便从旁策应；要么取其中一个自己能够承担的阶段或方面；要么为这个事情寻找一个切实可以托付的人。若不然，大可不必徒然在原地抱怨某些角色没有人承担，因你与袖手亦无甚分别。学会理解之外，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记得过去医生和教师这两个职业都曾被当作白衣天使和辛勤园丁敬仰，现在却沦为普通的岗位了。若称谓前头不打上类似于“支教”这种标签，仿佛也难以提气。

而现在，我由衷地意识到在这个国度有两个职业多么不容易。黑白混淆、阴阳失调的世界里，需要这两个职业去还原黑白、和谐阴阳。记者揭黑，律师辩白。记者把隐藏于“白昼”之中的黑幕掀起，让世人瞧个真切；或是在黑夜中寻找那些给人以希望的闪光点，让人们守候黎明。而律师则须把深陷于黑沼的真相打捞出来，在各种漩涡和暗流中决不沉溺。只是，这两个本该秉持客观理性的职业，却在这个国度被迫承担了更多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角色。“各打五十大板”本是记者的金科，倾向性本是大忌；“有奶便是娘”本是律师的玉律，忠于当事人才是天职。可以用道德谴责违背良知的人和事，却不该用道德去绑架天职。

我不得不承认，不论是记者队伍还是律师队伍都是良莠不齐，为虎作伥者大有人在。现在，我能理解并接受他们的沉默，万马齐喑中的一马亦不配有指责其他马的道德制高点。我甚至能理解同流合污者，但不会宽恕；只有真正的受害者才有权宽恕。如若我亦是造孽者的一份子，又什么权利去宽恕那自己也有一份罪的孽呢？就如同我从不曾在街道办或市辖区作为选民选举过人大代表，亦不曾去竞选，法律和程序尚且保留了些许渠道的权利我都不曾认真行使。还去片面的释放戾气抱怨司法不公？立法时我参与了吗？你我既早已在事实上默许了“被代表”，又何必在此间辱骂云云？这便是，人在做，天在看；人不做，天也在看。

即便积重难返，亦可从权，至少暗渡陈仓还是容易懂的。而那些依旧闪光的，我会倍加珍惜。

就像栈道，会有人修，会有人烧，会有人隔岸观火，会有人逡巡畏缩，会有人等吃现成的。只是各自的选择种下的因，各自承受日后的业报。至于徒然的悔恨，大可不必，只要此时明了什么是选择。

当那个勇敢的女人把汽油桶高高举起，把生命以愤怒与无奈交加的形式狠狠点燃时，我心里惦记着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从福州联信大厦21楼跳下的35岁电力合同工；一个是福州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范艳琼。

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中，有着和唐福珍极为相似的部分，而在剩下不相同的部分中，我有一个奢望和一个恐惧——我奢望那个电力女工的纵身一跃也能像唐福珍的死一样，引起人们对她所代表的群体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而范艳琼是否会步唐福珍后尘在病魔与“法魔”的折磨下最终以死来发出最沉重的呐喊，则是这一段时间来心里最深的恐惧。

唐福珍走了以后，听说《拆迁条例》要废旧立新，这自然是件好事。在NZ的四个月里，我见过太多有关拆迁的悲剧：有一个妇女，房子就在鲁迅笔下美好的百草园边上，被强拆后被逼在办公室住了13年；一个汉子，因为拆迁和某银行杆上，全家5口如今只剩他一口；一家三峡移民，在当地受到不公平对待，刚搬进去没多久的新家被拆迁，为了防止他们上访，村干部在他们临时的住所门口安了4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据NZ老员工回忆，有关拆迁的爆料信、举报信和上访者一直都位居来信来访排行榜榜首。

假如这一切都因唐福珍的死亡而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凉？——一个高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的一丝一毫的进步，竟需要牺牲女人的生命来推动。

我想我们真的没有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她们的死能促成事件良性发展，那我们应该庆幸，这个国度至少还保留了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对女人的敬畏。但事实上，连这点我们也无法做到。

那个35岁的电力女工，因在“编外人员”的帽子底下无法平衡“最低的收入”和“最繁重的工作”而选择放弃生命，连同放弃她5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母亲。她的死亡绝不是因为“轻生”，而是“重生”。在无耻的“同工不同酬”制度被无良企业无限放大并让她所属的群体处于无法颠覆的弱势地位时，她寄希望于她的死亡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转机。

但她错了，仅在她的身体从21楼落至1楼的时间里，那个与她所属的群体对立的强势集团早已为她编造了天衣无缝的理由，并为她那封长长地遗书准备好了赎金。

斯人已逝，我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看守所中的范艳琼身上。我们希望改变在牺牲之前出现，希望公正在悲剧酿成之前到来。尽管这样的希望那样微弱，但我们依旧相信奇迹会发生，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推动，持续不断地输出力量与温暖，不断地提醒这个国家：如果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么再绚烂的奥运开幕式、再坚挺的经济、再重要的国际地位都无法掩盖你的羞耻、挽回你的尊严。

（声明：本文绝无歧视女性之意，相反，我极力地想把我内心对身体上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灵魂上的坚强与勇敢的钦敬之情表达出来。

不用看了，这里就是DPRK优越制度的全国试点，咱们羡慕人家那乌托邦可不是一点两点、一天两天了。

很难想象现在的情况，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神奇土地。两年前，那里如奔跑的兽脊一般涌动的沙山、美到残酷的向日葵海和让我可以就那样看尽一辈子该看的流星、挥霍无度地许愿直到天亮的苍穹，这些曾多次让我有流泪的冲动——越美就衬得它越悲剧。

在新疆之外我极少见过对政策如此盲信的地方（或者我到过的地方并不多，或者视野长期局限于福建东南沿海这种“脑筋活络”人士成堆的地方）。它是让我惊讶的，因为它是那么的复杂：多民族，内部冲突不断，整体偏向伊斯兰世界且长期以来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自治的。而这种复杂，却被用了最简单、最一刀切的方式对待。第六次新疆畜牧会议就规定要借小额信贷就只能养一种特定的牛——“需求杠杆”是几百年前就存在的知识了，但这就是21世纪初新疆的经济管理水平，代价有多惨重，就不赘述了。这是我所遇到的那种害得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因为无法还债而跑路的“大事”，比较“小”的还有天山上那一家子哈族人，连发烧应该治疗都不知道，孩子活活烧成了傻瓜。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有多少可能的社会阶层流动存在。

“怎么会这样？”是的，面对这些人你总会感到揪心的。因为他们不是受害于天生的无知，而是受制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相对于他们，也许Donald Tsang真的希望可以将那些举着牌上街反对修建高铁香港段的社运人士一枪嘣了，然后吹着枪口说“你们知道得太多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太多的论证没有必要，而太多的异见也没有必要——基础越简单，即便当错误发生，后果也是可以一笔勾销的，远在那么荒芜的远方，无论是消失了一个人，还是消失了一座村子，都没有太多的世人可以感知得到。于是决策的成本就被一再降到了最低。在这里，讨论言论自由意义尚且不大，反而信息对称的问题能够先得到改变，冲突的数量才可能真正地被抑制。但更为悲剧的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我的人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没人知道自己真正不满的是什么。但或许就那那么一件很具体的事，让他们压抑已久的怒火喷薄而出，比如今年的那件事（这个你们都知道我的所指）。

还在念书的时候，一个电台的维族同学曾给我看过一封某后来不幸入狱的汉族官员的“上书”，里面表达出了对统治这样一个“无知”而又暗流汹涌地区的不安，逻辑非常简单而有效：隔离产生对立，对立导致冲突。而这种隔离无处不在，比如哈族人和维族人不被允许进入国足的体系。而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哈族男生在描述这件事时，语气里尽是不满，但眼睛却会四下转动以确保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十分安全。而当有一天他不再愿意做后一件事的时候，那谁谁谁就不安全了。这便是信息封锁裂开了一道口子的结果，也许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应该知道的是什么或者外面有什么，但他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有种人为的力量在阻止他们同外界接触。

那个电台的朋友告诉我，其实新疆是不被信任的，她后来又补了一句“这也难怪。”听起来特别耐人寻味。D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这帮连POP STARS都跟我们不是同一拨的人，这帮一心想归入伊斯兰世界的人，这帮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克格勃做着军火交易的人……所以对于不相信的人，便希望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这种事物本身就是相互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憋死也再喊不出“亚克西”了，就只好喊“亚咩嗲”了。

依稀记得当时自己回她的话是这么说的：“其实，人民是不被信任的。”我们总是背对着凛冽的风暴苦苦地守着那一面脆弱的通往世界的窗户（比如前段时间被停的BT等网站，这发生在欧美国家就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而在我们这儿，很不幸，它首先是一个信息封锁问题），如获至宝地捧着那些别人眼中很平常乃至丝毫不值得骄傲的消息和渠道，因为……承认吧，我们根本不被信任，我们在原则上也是被“对立”起来的那拨。

朋友妈妈的短信还是发不出来。这种日子在一些人的眼中，可能是暂时的，可能忍一忍就能过去了。另外一位读研的朋友的新疆同学说她很难想象自己开学回来后“重新面对世界”时能显得多么无知跟落后。一个寒假尚且如此，那么一辈子呢？什么才可以把这种充满危险性的恐惧抹去？

“民族自治”加上“大规模汉化”加上“大型资源输出工程”加上现在的“信息封锁”……我所看到的也并不多，但那一重铁幕着实让这神奇的土地愈显得神奇。

十年前，住房政策改革伊始，新兴的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中国的城市政府正式提出经营城市理念，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经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资源开始向土地资本转变。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舞的时代，房地产成为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的淘金业。

但彼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意识到，今后的十年住房难会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阶层，经过那次住房改革，今天的高房价，也可以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能多得到几套房子的领导们，更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富人。地王、钉子户、拆迁条例、物权法、蜗居……这些名词琅琅上口，土地和房产，十年来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

十年前，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依然与“暂住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捆绑在一起。直到2003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并遭毒打致死。在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部法律才被废除，这个湖北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法治进程。

取而代之的法律把“收容遣送”改成“救助”，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今天，非北京籍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购置房产，为地方政府纳税数十年，依然只能在自己屋内“暂住”。

十年前，中国人正沉浸在正式加入WTO与申奥成功的喜悦中。十年后，奥运会绚丽的烟花刚刚在北京的夜空中消失，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而至。辉煌的一瞬尚来不及回味，入世后与世界更为紧密的中国经济经受严峻的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候选。因为他们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奥运会的成功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让不少舆论审视“中国模式”，无论是大外宣战略还是哥本哈根上的强硬，中国官方也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自信。但“中国模式”下，却多了不少内忧：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带来的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国富民穷，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讨薪潮每年都在发生；十年来，严峻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中国媒体甚至开始疲于报道频繁的“群体性”事件。

十年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管控下，没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八零后被预言为“垮掉的一代”。十年后，豆瓣等网络社区的八零后们集体“失恋”，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韩梅梅”与“李雷”最终没有生活在一起，新的人教版英语教材中，“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

以诙谐地方式透过网络集体怀旧只是八零后诸多创意之举之一。中国网民在十年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个大多由八零后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们屡次用自己的话语权调查真相、问责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官方发起的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愈演愈烈的今天，“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斗争还会继续。这两个词汇与“恶搞、人肉、绿坝、华南虎、躲猫猫、怪蜀黍、天价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网民们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厦门人刚从远华大案带来的震荡苏醒过来。这个中国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的发展没能拥有“深圳速度”，但十年间却发展成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

推动中国进步的上游思想产自北京，先进的媒体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厦门与这些沾不上边。厦门人不关心宏大政治，但却在公共维权、社区自治等公民自治领域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2007年，那场著名的抵制PX散步运动发生于此，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并成功让当权者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许，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他们的行动，却被不少媒体评价为中国人“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

这个处于特殊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间发生的这些巨变或许远比其高速增长的GDP来得重要。国家曾经如同严父一般，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后，在这个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在经营土地资源方面，他们往往会做出很理性的选择，更像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

随着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国家”的概念曾在这十年间被弱化，但在00年代的尾声，一场经济危机和其滋生的种种矛盾的到来，危机没有带来巨大震撼而成为改革动力，相反，国家再次扮演了分配者与拯救者的角色。无论是新一轮煤改，还是试图加强对网络舆论狂潮的管控，都再次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只是“严父”已很难像过去那样提供着老一辈们视为精神粮食的道德资源，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在掌握着不对称的博弈能力，进一步改革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期中，公民的权力意识正在觉醒，与之伴随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的不满和焦虑情绪，蜗居中“望房兴叹”的人们正是最好的写照。

当北京夜空的奥运火炬熄灭后，当四川地震等大灾难带来的凝聚力在慢慢淡化，甚至两个月前的大阅兵也在各种对明年通胀的担忧声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的00年代也接近尾声。曾几何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倒计时牌与长安街上的阅兵，甚至川震中巨大的凝聚力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无论是十余年前的香港、澳门回归倒计时，还是奥运会倒计时，都可以让人们集体分享荣耀，提醒人们为这些宏伟的目标团结。

三十年前，我们也曾遇到过更为巨大的转型契机，改革开放带来30年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十年，我们的00年代里，在全球化把普世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国家与民众共同进步，签署了人权公约，加入了WTO，成功举办奥运会，甚至在两岸关系方面，高度的弹性也带来了两岸最和谐的时光。

或许，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不需要这些倒计时牌，如同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倒计时，但执政者和人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时代。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to find somebody who loves you for exactly what you are, good mood, bad mood; beautiful, ugly.”

在一个对人性失望的夜晚，Juno的爸爸跟她说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值得一看。以前看太多油腻腻的青春片，哀愁，伤感，替别人唏嘘不已，浪费自己的生活情操，动辄歌颂青春，并且相信青春总带着遗憾。这部片却把真实坚挺的青春说给你看。但是，同样美好。

十六岁怀孕的女孩子，还带着极大的孩子痕迹，口无遮拦，无所顾忌，我行我素，连怎样是喜欢一个人都不大了解。直至遇见成人世界里的冲撞离合，在失望欣喜和被告诫后，她终于明白什么是该做的事情。包括生下一个不属于她的孩子，包括相信，以后她会以自己的名义生下孩子。

我们长到大，都遇见了些什么人呢。爱我们的，美若天仙的，潇洒落拓的，丑不拉几的，温柔的，不善解人意的。可是，并不鼓励有太多幻想，过于虚妄。真正的年轻，是踏踏实实地找一个同样的也还有着孩子气的人，一起经历，一起长大，除了荷尔蒙性激素，更重要的，是对这个世界以及对自己的理解。然后，什么才是最好的爱呢。

“他爱你纯粹是因为你这个人，心情好坏，丑不拉几，不管你是怎样。”

这部片的主题并不是说爱情，但是爱情是一个符号，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我这里，不讨论母性，家庭的宽容和女孩的果敢，但是这些都是片里所拥有的。

我喜欢这样描述成长的片，它没有虚无的彷徨，没有同性恋情，没有支离破碎，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上演任何催泪桥段，它甚至嬉笑，机敏，诙谐和粗鲁。但是，它是最好的青春。

“那个你找对的人，始终会从你的屁股上看到阳光。那便是你值得去粘一辈子的人。”

说得多好。

四月，三周，两天

这是一个设定发生在我出生那一年（一九八七年）的故事，罗马尼亚。一个阴沉的抑郁的冬天。琐屑困顿的街道。沉静冷漠的人群。　

和《Juno》不同，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短短一日之内。

大学生Ottila出场，以快捷冷漠的表情，演绎寻常的生活：在昏暗的宿舍楼里买走私的进口香烟、食品、香皂 。同样快捷冷漠地，帮好朋友Gabita收拾东西。

她们要做一件非法的事情，当时的罗马尼亚禁止的事情——堕胎。

Gabita 怀孕。她们找到了一个小医生帮忙堕胎。

他们在逼仄肮脏的小旅馆里讨价还价，被索取金钱和身体。Ottila满足了男人的要求，并且亲手处置了胎儿的尸体。

电影末尾，两个女孩，坐在一个餐厅等待晚餐，十几米外，是一场喜悦的堂皇的婚宴。

而那些关于甜蜜的梦幻，似乎与她们无关。

导演Cristian Mungiu说，这是一部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电影。而这发生在一个政治背景下。

对于那个时期的罗马尼亚，堕胎，关乎于国家制度甚于道德伦理。这是强硬的大环境。

这部电影塑造了两个人物。Gabita懦弱自私。Ottila坚韧果敢。她没有面临着不可面对的困境，但是她出于友谊和一种有些温吞的责任心，来毫无退路地帮助着Gabita。　

两个电影里胎儿的下场不同，《Juno》里，最后胎儿变成了婴儿，Juno和孩子的父亲，两个年轻的孩子，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父母。而《四月三周两天》里，胎儿被

Ottila装在书包，带出旅馆，镜头跟她一起摇晃，在那些黑暗的街道里穿梭，后来她矗立在一个垃圾桶里，里面是她丢弃的，还带着血的四个多月大的胎儿。

触目吗？这部电影比《Juno》更冷酷，或者说《Juno》一点都不冷酷。

残忍是环境没有宽容，是背景充满惊慌，是社会本身的逼仄。

这就导致了两个结局。

人性在《四》里，是残忍和惊悚的。一个惶惶不安的年代，和一个宽容大度的年代，差异是那样大。大到，前者里面看起来连爱都是奢侈的和可笑的。它同时，必须是惊悚的。

赔偿明细：交通费457.2元、医疗费1145.4元、就医住宿费504元、误工费194.3元，共计2300.9元。对于李蕊蕊索赔的精神康复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认为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受害者李蕊蕊及其家属都认为赔偿太低。

【网易-京华时报】李蕊蕊案一审新闻报道链接如下：

http://news.163.com/09/1212/11/5QB1QS5L000120GU.html

实际上，李蕊蕊案不只是一起普通的强奸案。强奸地点是在非法羁押访民的黑监狱——聚源宾馆，强奸犯徐建是河南省桐柏县驻京办聘用的黑监狱看守。

2009年8月4日凌晨，北京丰台区马家堡的聚源宾馆发生一起“越狱暴动”，数十访民砸开铁门，逃出黑宾馆。这些人不知怎地竟碰巧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李蕊蕊案始得以大白于天下。原来，8月3日当晚李蕊蕊被驻京办工作人员带进聚源宾馆予以羁押，次日凌晨就被“看守”强奸。强奸的发生引起了原本甘为鱼肉的各省访民同仇敌忾，他们才愤怒地团结起来实施“越狱”。

8月初，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报道了李蕊蕊事件，他因此被ZXB勒令写检查（这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

杨继斌报道驻京办黑宾馆强奸案（李蕊蕊事件）的原文链接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ad41390100fib1.html

8月初，即有业内前辈告诉笔者，李蕊蕊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恶劣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由于临近国庆一甲子大庆，此事被弹压甚严，传播受到很大限制。前辈告诉笔者，本案有三点是极易引起民众公愤的：一是李蕊蕊的女青年身份，二是李蕊蕊的访民身份，三是聚源宾馆属于非法监狱。

众所周知，位于北京南二环的中央信访接待办公室门口，多年来聚集着来自各省的访民。业内前辈称，滞留在北京的访民已超过六十万。而中央信访接待办公室附近的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甚至因此蓬勃发展起访民产业来。

这些访民产业自有低端、中端、高端之分。

低端的访民产业大概就是陶然亭立交桥桥洞里那些路边摆摊的，兜售着一套套文件材料，里面都是去北京各大衙门的路线图、涉访的法律法规以及一些联系电话、注意事项之类。这些文件材料一套也就卖一两块钱，笔者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摆摊者说生意不好做，因为访民大多没有钱。

中端的访民产业大概就是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的小旅馆，他们专门做新访民的生意（老访民早就被榨干了）。笔者走访过几家这样的小旅馆，这些旅馆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或者是心照不宣的“行价”。在8月初的时候，“行价”是双人间一天60元。

高端的访民产业自然就是和各省各地驻京办有“特殊业务往来”的黑宾馆了。各省驻京办各自有专员专车去对付这些访民，把人抓到了就关进这些黑宾馆里，自有“看守”看管这些“犯人”。然而访民常常不怎么“乖”，于是“看守”有时自动转化为打手。黑宾馆大多散布于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李蕊蕊事件后，部分驻京办把人员转移到房山、大兴这些远郊羁押。

其实黑宾馆也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原本北京存在大量的上访村，尤以丰台区、宣武区最多，许多访民就躲在大杂院、城中村里头。08年北京要办奥运，为了维护北京首都和谐光辉的形象，为了防止蓬头垢脸的访民在老外面前给中华盛世气象抹黑。所以各地驻京办奉上峰命令要将这些访民收容起来。黑宾馆故而应运而生。

各省各市各县驻京办的人力和财力也各不相同，有米一点的驻京办有专门的小黑车和专门的“捕快”，没米的驻京办就常常得委托京城的派出所出面帮忙。帮驻京办抓访民是陶然亭派出所和右安门派出所干警捞外快的重要渠道，性价比之高不亚于扫黄打非。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曾提到过一个概念“灰牢”。“学习班”“小黑屋”“黑宾馆”都属于这种说黑不黑黑说白不白“灰牢”，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由合法的国家机关设立的没有法律依据的监狱，因此很“灰”。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杜斌老师历时八载，写成了一部堪称当代“三吏三别”的图文书——《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教授为之作序《上访者：中国的司法难民》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那些尚未被迫害得山穷水尽的上访者，我只有一个劝告，回家去，过你本应该过的生活，上访没有光明的前途；至于那些不获得正义就没法活下去的人，我的劝告是，不必上访，上访是一条缓期死路，如果你打算‘不正义，毋宁死’，那你要想好，没有人会为你承担後果。”

笔者没有多余的话，在此推荐大家看三本书——施耐庵《水浒传》、吴思《血酬定律》、杜斌《上访者》。

港特区政府前不久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泛民主派与不少传媒仿效2005年，要连手推倒政府的政改方案，以推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用民意来逼迫政府尽早实现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不过民主派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俄国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感慨道，“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

索尔仁尼琴感叹俄国已全境赤化，而羡慕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两个“自由岛”。索氏是在1982年访问台湾时说出那番话，他大概不会想到，不到十年，苏联解体，赤化退潮，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十余年过去，香港已回归十余载，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进入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的首个甜蜜期。而索氏所羡慕的中国人没能“香港化”和“台湾化”，倒是香港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人并没有因能“回归祖国”而欢呼雀跃然，对于香港前途的思考却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港人的心中。

不少香港人选择了更加趋于现实的道路，爆发于这十年的“逃港潮”便是最现实的注脚。当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河流的对岸是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港商是大陆最大的投资方，香港也成为样板。当大陆领导人邓小平那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从“窗口”变成了老师。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优秀的官员们被送到香港培训，学习市场经济，学习股市。

于是港资书写了与中国政府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除了拥有中南海和故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外，还坐落着一栋栋曾代表着第一代港商辉煌的大楼——最近的贵宾楼（由霍英东投资）就在天安门的红墙西侧。

除了长安街上的港商建筑外，即便是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听到和看到刘德华的歌曲、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金庸的小说和同名港剧至今还可以在内地各大电视台重温到。

移民潮与北上投资，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暴露中港人对回归后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移民是因为他们害怕内地政权会阻碍香港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上”，香港又在内地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留下来的香港人无比自豪，他们相信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回归后他们能继续充当“老师”与“样板”。

可惜的是，“五十年不变”下，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改变。弗里德曼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回归后的香港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温暖”，也感受到大陆的威胁。

虽然还保持着“东方之珠”的美誉，但香港经济奇迹几乎因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后发”的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大陆化，或者大陆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不幸的是，香港的明天被弗里德曼预测中。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的今天，香港不再是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榜样，河对岸曾经瞧不起的“广东仔”的GDP早已超过自己，内地大城市也不屑将香港看作自己的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数。而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风光不再，没有夹道欢迎，倒是有不少投资陷阱，遭遇了不少维权难题。

愈发自信的大陆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世界”，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今天，香港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已无法影响到对岸，甚至还在大陆化。香港存在着两种香港人，不少香港市民还是会参加7.1大游行，某些特定的日子，还会用烛光来纪念；还有一些香港人，为了能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成为香港身影，他们争先恐后争取进入“进京名单”，采访他们时，“中央政府”总是不离口——他们与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区别。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杨小凯曾有个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后发优势”大还是“后发劣势”大。林认为，后发优势大，中国经济腾飞便是个证明。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单纯复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即便出现经济奇迹，其未来也不乐观。杨认为，单纯复制技术，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出现巨大弊端。

可惜的是，中南海的智囊是林毅夫，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香港被复制的仅仅是港资、麦兜、佐丹奴，而不是言论自由、开放的媒体和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少焦虑的台湾人破坏ECFA，甚至反对三通，提到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成为他们眼中的前车之鉴。

当某天，杨小凯预言中的“后发劣势”愈发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和某些港人共同毁掉的香港有多么可惜。

这个被陷害的河北女人用三次艾滋检测“自证清白”，在无比爱惜声誉的容城政府和警方的介入下，用证据证明了所谓的“艾滋女”是由其男友为了报复一手炮制，这起谣言看起来得以平息。

不出意外，这个事件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如同几年前的孙志刚事件，还有不久前的云南躲猫猫事件。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当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后在看守所被毒打致死。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个湖北青年的死亡，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从“收容”变“救助”，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孙志刚一案是网络民意的胜利的话，闫德利则可能成为被利用者。

在有关方面的建议下，各大网站接到一个奇怪的通知，他们被要求热炒这个事件，渲染闫德利悲惨的遭遇有助于推动“网络实名制”。于是，一夜间某著名x国论坛、x国博客上，呼吁“网络实名制”的文章如雨后春笋。

在没有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制造民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天朝相比。请相信我，未来这些网站还会继续炒作相关议题——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90后露奶事件”的标题。

不少人都在提韩国经验，认为韩国人实行了网络实名制，网络风气良好，可以借鉴。可能他们忘了，在韩国你可以批评李明博，青瓦台不会找你算账。而在天朝，即便你想上网发贴讴歌伟大的领袖，那熟悉的名字，简短的三个字，都是关键字。

我想唱首歌赞美下这个神奇的国度——

“我爱北京关键词，关键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关键词，指引我们向前进。”

为我上期和本期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按时交稿，致最深的歉意。

从记三月余，感悟颇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将试图按月在南墙上发一篇以主流媒体记者身份采访负面新闻的手记，取名“纸背”，这种体制内解剖的视角或许会与文章所呈或外部观察有所不同。

本月，呈上范否9月17日法制日报《特大交通事故之后 赔偿上演“踢皮球大战”》，引题“福建德化致9人死亡交通事故牵出景区道路安全管理及非法营运问题 多个涉事部门推诿赔偿”采访手记。讲述在一起让9个家庭破碎的特大交通事故背后，无法呈现在纸面上的肮脏与阴暗。务虚的党性、苟且的政性和污浊的人性在这让人不忍多睹的悲剧中一再地制造更多的悲剧，正如一位遇难者家属对范否说的，丧亲之痛在一遍遍地被重提和放大。

接到题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9月的某天，泉州办事处的一个同事带了两男一女走进办公室。提了些烟酒，脸上挂一点暗淡的笑，很明显地带着悲伤，尤其是那个女的。这个女的后来被我列为重点采访对象，叫刘静宏，30岁上下，在这起事件中死了父亲。

车祸发生在7月4日下午4点，瓷都德化的石牛山风景区。

遇难者全部来自泉州一个国企，五矿公司，年龄最长的61岁，叫刘世谦（刘静宏父亲），是公司的副总，事后刘静宏到他办公室收拾遗物，桌上放着他的退休申请；最小的和我同龄，87年生，遇难时刚刚拿到毕业证3天，刚结束试用期转为正式员工3天。一共9条生命。

他们看着镰刀斧头坠入山谷

刘静宏回忆，刘世谦在7月4日早晨出发前接了一个电话，是他以前在泉州一中教书时的学生打来的，约他晚上聚会，他拍着胸脯说，一定会赶回来。妻子听到电话，让他干脆别去参加公司的活动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而刘世谦反驳的理由是：自己是老党员了，其他活动可以不参加，但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

刘口中的活动即五矿公司组织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确切地说，该公司是去“补习”，而非“学习”。

我党的理论务虚学习从来都是一阵一阵的，今年上半年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风吹得正紧。而五矿公司由于所属外贸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稍有怠慢了这股风潮。7月初，泉州市学习科学发展观第六督察组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发现五矿公司都在不务正业地忙着生产，把“正事”落下了。一番批评之后，要求该公司在一周内组织一次学习活动。

两天后，五矿公司组织活动的通知就贴出来了，内容为到德化参观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顺便游览临近的石牛山风景区。为表达学习的虔诚，五矿公司还在通知中特地要求不能带家属。

刘世谦作为公司副总和所在党小组负责人，自然不能缺席这等大事。

结果就出事了。7月4日下午4点左右，刘世谦和10个员工乘坐的金杯中巴在距离省委旧址仅几百米的地方跃入山谷，坐在前排的人已经可以看见门前石碑上的镰刀锤子了。

看着它，坠落下去——这大概是最虔诚的补习了吧。

两个余月后，第六督察组又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当督察组的人员向其中一个党小组的两位女同志索要总结报告时，她们忍不住反驳：“我们几乎整个小组都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牺牲了，还要怎么总结？”

他们党小组共7个人，5位男同志全部“牺牲”。

“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这个题吸引我的一点在于，涉及这么多条人命的一个事故，为何两个余月后家属们还在为赔偿而奔波？其间问题一定出在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上。当然也有人通俗地表述为死者家属过于顺从地答应将尸体抬走。

所谓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问题，可以具体分解为几个方面：一，在日常的行政中，存在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这些地方对这起事故的发生有着隐性的却可能是根本的责任，例如我在报道中所提及的“不被承认的‘景点’、无人认领的‘村路’、渐成市场的‘黑车’”，这些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也都是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疏忽所致，不能不说无责；二，在突发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的处理不够及时，不够人性化。具体说即家属在事发两月余后尚未拿到地方政府垫付或组织垫付的赔偿金，相关责任方之间的互相推诿也未能妥善解决，家属方无法消散的悲伤和日益增多的激愤没有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安慰……

丧亲之痛已让每一名遇难者家属心力交瘁，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有过多的“折腾”，但讨要赔偿和追问责任是他们不得不“折腾”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之后，他们终究无解，指着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事件问范否：“为何这些发生溃坝、泥石流、塌楼的地方，赔偿都能很快下来？”

而范否的答案是在涉案旅行社的老总口中得到的，该老总在事发后被拘留，妻子交了200万保证金后方重获自由。他总结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出来垫付赔偿金，不愿意主动安慰家属的原因是，“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神秘消失的遗物

在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时，刘静宏给了我一个我自认是这次采访中最让我惊讶的细节。家属们在收拾亲人遗物时发现，几乎所有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神秘的消失了，包括手机、钱包，和戴在手上的戒指。

这让我毛骨悚然。不是因为鬼怪之说，而是按照家属们的回忆，最早对遇难者施救的是当地村民，那些在报端被大肆褒扬的淳朴村民。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之后的一种猜测，算不上定论。但即便只是一种猜测也让人害怕——是谁，在这个世上最应该被尊重的死亡面前，还敢作出如此肮脏的行为？

那么，无论是谁，请看一眼那些遇难者家属们的眼神，那些渴望得到亲人最后遗物以作永恒奠念的眼神。

范否的话：

我曾经很努力地尝试从我国自诩人民民主的冠冕堂皇中去肯定这个国家，从我党组织性的本源中去肯定这个政党，从我民与我同血同脉的朴素情感中去肯定这个民族。

但我在强制肯定与无奈否定的挣扎中一次次失望。失望了我也推卸不了责任，无论国家、党还是民族，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否定的是我自己，以致每一次否定时，我都十分纠结。

但或许不会太长了，正如反右期间受到迫害的北大女生林昭，对一个团体失望至极时会有更顽强的反抗。她在狱中用血书打破一个信仰，重塑了一个信仰。于我而言，此女当为榜样。

此时，我亦为我自己身在厦门感到突兀。亦有不少朋友感到奇怪，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不看完大阅兵才回来？”仿佛我的确是错过了。

临走之前，偶得一首歪诗，取名《燕俑》。诗曰：“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诗中数处平仄不合音律，成不了七绝。然而我亦不愿为迁就音律而改动用字，毕竟不同的字在表意和气势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胡亥”未免言过其实，权当附会。个人比较满意“千年俑阵今犹在”一句。三层意思：其一，千年前的秦陵兵马俑如今犹存，而始作俑者秦始皇却已作古，浩瀚的宏梦长埋地下，也不知是否真有阴间极乐供其继续逞威？其二，中国军队踢正步是一流的，一个个方阵机械得整齐划一严肃木然，供最高领袖赏阅，亦是当代兵马俑，兵马俑的功能过了千年依旧有承载。其三，千年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从来都爱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不惜公费私帑堆就宏大的排场，向亿万黔首彰显这种“俑阵”式的威慑。

其实，在建国门上班，国庆虽未至，却也可以在预演的体验中略见一斑。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在直升机和战斗机的掠过与轰鸣中一点点勒紧，直逼那个万众瞩目的日期。九月间上演多次的交通管制，让这个城市的正常运作都要为之妥协。万事都为一事让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气派，也并非第一次。建国门，身在此处，地名亦灵。

我不能求证的是，操办这样的庆典并且为之大费周章，除了执政党愿意垫付与之相关的一切成本并期待庆典所彰显的意志外，究竟有多少中国公民愿意当局操办这个庆典？而这个庆典是否也体现了中国普通公民的意志？

至少在程序上，我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不曾参与这项决策。但却不能否认，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公民，虽然没有参与这项决策，但却执意认为庆典的操办也是符合他本人意愿并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志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在这个国度里艰难地进行着生存博弈，却有抱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感来迎接这个日期，并称之为欢度。

阅兵代表着一种威慑力，而这种威慑的对象是谁？如若是要威慑“友邦”，那么“友邦”是否惧怕？如若“友邦”本来就不怕，那么是否是要威慑“子民”？

然而“子民”欣然地期待着这种威慑，因为这些“俑阵”仿佛不仅被“父母官”检阅，也被他们“子民”检阅。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而亦有另一种看法觉得这样苛责未免不妥。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央政府通过大阅兵“亮剑”，亦能给民众以稳定的安全感。对近代百年苦难记忆犹新的中国人，对统一、稳定、强盛有着强烈的执着。因此纵然个体的人权状况并不轻松，但见到主权彪悍心里也有慰藉。

而即使对于当局来说，政治决策也存在路径依赖。过去三代领导人都做过的事情，按照惯例，胡总也得继往开来。轻易地改弦更张似乎反而会引发偏离旧路径的动荡。于是，中国就按着老路走下去，在路径依赖中难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最爱谈论政治的民族无法直接议政只能围观政治，而文人诗家除了借着国家不幸成就自己仿佛也难以撼动什么。

诚如梁任公所言，此乃一“老大帝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