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补习班这个行业，有人称之为培训业，也有人称之为教育业。其实教育是一个神圣的词汇，越是从事，越觉得神圣。倘若我们教书教出来的只是一群掌握着丰富解题技巧的机器，那教书这个活动，很难称之为教育。但是很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教育，最起码说中学教育，就是这个样子的。

有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怎样的课堂，才算是有教育意义的课堂。在宏观的角度上，教育和解题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概念，而在实际的课堂操作中，尤其是像新东方这样的“快餐”补习机构里，教育和培训这两个概念似乎会有一点儿的矛盾。课堂上若是教育的意味太浓，必定会占据一些原本属于解题技巧讲解的时间，从而使得学生想要的“培训效果”打一些折扣。但若只是沉醉于解题技巧的研究与教学，则这样的课堂就单纯的变为了功利主义思想下的产物，没有了教育的神圣性。这种教学中神圣性的缺乏，在数学、理化生这类的学科中体现的并不明显。但是倘若语文、历史、政治这样的学科中缺乏一些正确价值观和逻辑的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的失败，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当然，其实这样的反思并不应该，也本不应该有新东方这样的补习机构来进行。这本应该是公立学校的事情，但是在这方面上，我们的教育体系却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教材体系的混乱，课程设置的混乱造成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谬误，更是逻辑的混乱。尤其是中国，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治已经开始掩盖了真相和常识。历史学科专题化的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并不符合历史这一学科真正的使命和要求。很多文科生学了几年的历史，居然搞不懂中国朝代的顺序，不懂得历代成败兴衰的教训。语文教学中的课文选择带有过于浓郁的价值导向，课文中有关人生观，有关价值观，有关世界观的文章多样性明显缺乏。在这样体系下教育出的学生，包容心会明显缺乏，对环境和知识的质疑能力也肯定会弱于经常进行思辨的学生。至于政治学科，众所周知，也就不便多说了。

错误的知识，其实并非过分的可怕。人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进程。由于教育是一个体系，从简单到困难，从理想模型到复杂现状，为了便于理解，教学过程中讲述一些错误的，理想状态的知识其实并非如此的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逻辑的错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教材，尤其是语文和历史教材中斗争观、革命观的灌输，已经明显能够看到在这样灌输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包容心不够，对正义的观点理解偏颇很多。网络上互相的鄙夷，为了几个明星就互相的争吵，给对方贴一些上纲上线的标签之后漫无边际的漫骂等等现象，都体现了这种逻辑对孩子们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正一个错误的知识，也许一句话就够了；更正一个错误的逻辑，也许，一百年都不够。

前些日子，在北京开会时候，听到一同行老师说：用讲课用的麦克风改变中国。我欣赏这句话，却并不完全赞同。除了原子弹，似乎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改变一个国家。教育也是如此，更何况我们从事的培训业到底是不是教育业还有待商榷。再退一步，公立中小学，甚至现在的大学里头的教学活动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也不好说。只愿从事教书这一行业的自己能够踏实做好工作，不要误人子弟。也愿同样从事教育行业的同行们，能够在教授知识点的同时，想想如何更进一步，把我们的课堂，做的更贴近教育，在最终成为一种教育，而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教书。

帖子多半是标题党，但群情激昂，直接向校长请愿。今天，《关于提高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及“助研”岗位基本津贴标准的决定》这个校研院字号正式文件终于下达——“将我校在校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及‘助研’岗位基本津贴标准调整为每生每月10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并从2009年9月1日起予以补发。”

皆大欢喜。博士们继续安心搞科研去了。

倒也事不关己，不过我闲逛的时候发现薛涌的《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一文大热网路，被广泛转载，文章说中国的高校忙着跟学生计算培养费和惩罚非按期偿还学贷的学生，这样的态度，是不能期待学生像张磊对待耶鲁一样对待自己母校的。

这文章简直和最近的bbs相映成趣嘛！

是，说得太有道理了，我拍手叫好，就算拿到最文艺的情感关系来说，谁会愿意叫自己的债主为母亲，并且还要反哺。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有病，亲身体验过的人不计其数，简直不需要理据了，到处都是实证。

可是我继而安静起来，总是不能一个人比你有文化比你阅历多，他就一定是正确的。他描述一个事物很糟糕，你就必须是愤怒的。你现在身临其境，你是不是比他更有发言权呢。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有病，太多病垢了让人无限反感，立志远走高飞。受教育者，应该有权自己选择自己受教育的方式。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家长观念和社会目光们在给受教育者施加那些假大空的压力，从而产生了那些“不得不”和“你必须”。

四年之后，带着成功诉求的受教育者，会抱怨中国高校并没有给自己提供自己期待的社会竞争力；带着知识诉求的受教育者，则认为大学教育还不如自我通识教育来的有效。在中国的大学里，学，几乎等同于混。所谓地名校们选择严进宽出，这实在是远远不如宽进严出更有力。

我们摊手向自己的学校，向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说法，我们甚至广泛转载引用别人的观点说中国的大学是一个大笑话。

可是，笑点是什么，我们自己清楚吗；抑或者清楚了，笑得出来吗。

诚然，我也接受过并咬牙切齿地继续接受这样笑话一样的教育，我们一面对那些质疑拍手叫好，一面不得不认真地去读毕业要求的每一个字以及每一个标点以确保自己能顺利毕业，分裂得很。很惭愧，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身无所长也惧怕社会目光，没有能力和勇气肄业，心有不满，可还是低调地选择按部就班顺顺利利地毕业。

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于依旧在象牙塔内困顿的我来说，看了这种文章，愤怒、比较是必然的，看罢博士们最实际最简单的呼吁，又实在因为学历有限处境不同，而无法感同身受。但我尝试将讨论后的不满按捺于心，同时更关注自己的一双手在所能到达的范围内，能向既得的教育索取什么。

比如我不会再抱怨图书馆资源不够丰富，因为现有的书你还没有看完；我也不会再抱怨阴暗晦涩的象牙塔人际，你书都看不完你去看它干什么。

高等教育在收取高昂代价之后，交换给我们的东西，可能会和我们期待的有很大出入，失望带来抱怨是最基本的反应。大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么我们首先把它能给我们的资源，享用尽了再说话。

也确实没有人硬性阻拦我们远走高飞或者用其他方式塑造自己，我们还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也谢天谢地还没有人制定政策强制我们回来。确实，这个教育制度再苛刻，再无理，再莫名惊诧，也还没有捆绑远走后的人才回来一说。大多回来的人都是亲情或者爱情作用，而这又实在和国家民族无关，情感是私人的，情感常识又是全人类的。

这样一说，看来我的要求也很低，可是还没有低到低声下气。我并不强硬，因为我觉得比“软弱”更可怕的是轻狂。智慧是自己的，双手是自己的，智慧是可以超越双手的，是被捆绑着，环境也让人泄气，但是智慧可以和知识一样，无涯。

2010年01月12日 于长春

终究觉得这期《面对面》柴静专访卢安克的节目是值得极力推荐的，因此特写一篇观后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把这个节目视频又认真地看了第二次，并且将其中的诸多对话和旁白当作语录抄录了下来。

在短短的37分钟内，我几乎是在聆听着两个极为平凡又极富智慧的人在向我们展示。时间虽短，内容有限却精辟，而且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甚至于我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思考有可能成为一些有心人日后身体力行时借鉴的它山之石，此刻的抛砖引玉有如播种。

而卢安克和柴静也都是值得我仰望的人，但这种距离感并非遥不可及，反而感觉很近。他们都在人间，并且都在充实地承担各自的角色，这种承担，可谓平常但又非常人所能承受的。

大约我早已过了那个容易感动的年纪，这37分钟对我的触动绝非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善良和、付出和坚持。当年徐本禹用稚嫩的臂膀撑起倾颓的教室，王顺友数十年如一日地翻过高山急流险隘奔走邮路，徐和王的事迹的确能触及人内心最本真的恻隐，而常人因坚毅不及他二人而顿生敬意。

但卢安克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种徐本禹式的付出，其富于远见的规划、深邃的思考和崇尚自由并为之付出一生的魄力，却是我在当代所仅见的。在真善美中，卢安克连真都做到了，故而他能从灵魂深处打动人，并给予他所服务的人以灵魂深处的改变。要实现此种事业，光是善者和坚毅者还不够，也需是个有真心的智者。

而卢安克的故事，除了柴静，旁人恐怕也难以真实、深刻、扼要地展现。听他们的对话，就是一种享受。每一句话都那么精辟、扼要，而且纯粹。真的喜欢上了柴静这个女人，纵然她带上了许多尘世的铅华。但她那些看似并不纯粹的修饰之举，却掩盖不了她依旧留存的本真，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俗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解卢安克。因为调试光线配合拍摄，摄制组的“刻意”使纯真的孩子受到了伤害，孩子对柴静的信任感因此打了折扣，柴静也因此心存愧疚和遗憾。但柴静却将这个花絮加进了节目中，此举更见其真。当柴静在镜头前跟卢安克讲起她小时候测视力作弊的事，我更觉这个女人配得上“真善美”这三个字。她那些在问答、旁白过程中带上试探、拘束、提炼等修饰的措辞，沉练却不失本真。

而事实上，卢安克和柴静也是多年来在荧屏上进入到我心灵最深处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称得上是平凡、善良、坚毅、智慧、勇敢、纯粹。在我眼中，能同时符合这六个形容词的第三个人还没出现。这样的人间面对面，却是天成。

记得09年2月在安徽泾县查济村和一位大妈长谈了许久，当时就感觉中国农村的教育危机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严重。这绝不仅仅是硬件、软件等教育资源的缺失造成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农村靠在农田中终年劳作这种方式早已不能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流动到城市尤其是京沪深穗这些特大城市去打工谋生。中年人长年流落在外，极力打拼也仅得维持温饱，然而邻代血亲之间地理距离的长期分隔却造成了教育的永久性伤害。父母无法在孩子身边言传身教，留守农村的农民工之后在教育上将越走越远，这种教育缺失不但造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隐性世袭——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而且给社会稳定也留下了极大隐患。

卢安克所在的广西东兰县板烈村只是冰山一角。然而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拥有卢安克，其余无数的留守儿童却依旧缺失靠谱的父爱母爱和家教师教。何况卢安克自己也承认，他只能尽量地陪伴这些孩子，他一个人也无法替代那么多的父母。

然而卢安克的确是个深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他在身体力行地探索并不断地改进他的教育模式。对于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卢安克就像他们的老爸。而对于卢安克来说，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千里马，而他的确是个因材施教并且高瞻远瞩的伯乐。而在传播卢安克的故事这点上，柴静也成了卢安克的伯乐，她知道卢安克的价值在哪里，也懂得如何在短短的37分钟内尽量地让卢安克的思想（甚至是一些柴静自己也认同的思想）影响到观众。某种程度上，卢安克和柴静亦如高山流水般。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虽然每个人不可能扮演太多的角色，但是柴静能在体制内通过最高端的官媒传播出这样的故事，的确是难能可贵。

记得09年8月我和一位友人提起过一种感受。那时我还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过多的阴暗面而深陷在一种情绪之中，虽然当时一时半会还未能摆脱，我却已意识到另一种记者存在的可贵。记者未必非得去揭露黑幕才叫正义勇敢。有一种更难的任务需要记者去做，那就是挖掘这个时代中的一些深刻的感动，平和却能给予人光明和温暖，昭示着曙光。这种任务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还需要一颗坚毅、克制的心，兼具理性、血性和感性。柴静，她做到了。

我认真地记下了这些话语，它们符合人间的“世故”，却最真实、精辟、纯粹。

别人都不习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柴静谈信任的建立。

现在成年人不在孩子身边是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很野。大人会给他们带来文明。——卢安克谈留守孩子缺失大人言传身教的问题。

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卢安克谈“文明”。

说过就忘，一句话不可能，但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一定会。——卢安克谈孩子对信息的吸收。

这是经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应该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的。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感受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但还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卢安克让孩子们排练原创电视剧《和平剑》。

最后我们谈和平，谈宽容，谈多样化的生活。这一天班里非常的和谐。这是大家很少感受的一种美好。——卢安克谈《和平剑》。

卢安克认为，人很难被外界强行改变，真正有效的改变只有通过内心自愿的改变。——柴静旁白。

我愿意为你（卢安克）做出来不可能的改变。——一个孩子对柴静说。

这个只能加强我的愿望，想法本来就有了，看了这样一部电影就更清楚了。——卢安克谈及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Run like the kite, I can fly a bike。——卢安克认为这是很富想象力的句子，但它在中国教育语境中却是不被容许的“病句”。

犯错误有那么可怕吗？——卢安克谈背离“标准”的犯错。

他（卢安克）想教给学生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一种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柴静旁白。

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不觉得是退，是越来越接近我喜欢的。——卢安克的教育实践从大城市一步步深入到深山农村，很多人认为他是退了，他却不这么看。

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帅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卢安克教出来的孩子写出了这么有灵性的作文。

本来画过的学生要承受别人把他的改变了。——卢安克谈让孩子学会合作。

脑子没有障碍也是自由。——卢安克谈自由。

我觉得这个痕迹属于我，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承认它，那就等于不承认我自己。——卢安克谈车祸遇险。

他们（卢安克父母）觉得我（卢安克）在他们身边就可惜了。——卢安克谈及家庭与责任。

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如果你不为这些，那你为什么生活？——柴静问卢安克。

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卢安克的大实话。

在这样的贫困山区生活，靠的不是一时冲动和兴起，而必须是理解和长久的承受，需要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学生。——柴静旁白。

孩子是因为天冷，才给我们取火的，但当时因为火的照明不够，达不到照明的条件，中间我们几次停下来，去加木柴，去讨论调整拍摄的光线，这让孩子受到了伤害。——柴静谈“修饰”“有目的”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想影响到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卢安克谈对他人施加影响。

中国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卢安克的一个观点。

最后的话

一个有很强的精神力量的人，需要有一个支撑他的动力，那你这个动力是什么呢？——柴静问。

肯定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反正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学生理解我就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卢安克如是说。

我一直都反感那種自以為深刻和尖刻的人。我也不想自己成為那樣的人。所以我除了聊天的時候偶爾興之所至，從來不寫評論性文字。當然，我自己也缺乏這方面的能力，或者說我從來沒有試圖去發掘和培養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在大學與一群媒體人攪和四年，貫穿始終，卻終究放棄傳媒的道路，大抵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媒体從業者不一樣。如果有人決心要在新聞和傳媒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他就必須要學會磨礪自己的思想和言辭，讓它變得鋒銳有力，讓他的觀眾和讀者覺得He really know something，盡管或許他的觀點和他的言辭事實上根本是一通胡言亂語。

今日新聞學院的學術，在学了新闻以后不断感觉证据的重要性，空口无凭，很多观点是需要东西支撑的。新聞系教導學生用事实说话，说话人是藏在背后的，但事实已经有力地说明了一切。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學術的新聞是需要證據來支撐的，但是世俗的新聞未必需要。尤其是，你能否成功，與你是否按照學術的觀點來做新聞，幾乎可說是背道而馳。

目前大眾傳播中所出現的所謂“淺閱讀”的趨勢，其最集中的表述就是：讀者需要的是簡單明了直接的觀點，而不是證據和分析。媒體給他們觀點，他們接受。大眾傳播漸漸變得如此簡單和膚淺。最為觸目驚心的是，這樣的趨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逆的。

新周刊就是这样一個理念的典型范例，它不斷提出新銳的觀點，這些觀點不一定需要很多的證據，不一定要很有邏輯性，不一定要非常嚴密，它最重要的是，這些觀點被提出并且被廣為傳播。這樣的做法，在正統的新聞人眼里，往往覺得十分不踏實，但是新周刊在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樣的成功出乎意料，卻也在情理之中，放眼現今的中國社會，究竟有多少東西是值得觀察和評論的？政治已經被嚴實而緊密地堵上了，經濟是永遠的不明朗和自說自話，文化則是混亂和喧囂的。每一個領域都漸漸變得泛娛樂化。各種不值一提的觀點，被無數人從無數不同的角度去辯論。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是精彩的口水戰。

“我不爱看评论现在”，廈門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名學生說：“南周的评论版几乎都不看，那帮人吵吵闹闹没啥意思。事实最吸引人。”

當我們的新聞教育在告訴我們的學生“事實最吸引人”的時候，他們看到了什么事實呢？每天都有無盡的事實被遍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大眾媒體傳播出來。然而，事實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選擇怎樣的事實，用怎樣的方式陳述事實，一切都取決於事實背後傳媒所秉持的觀點和立場。在任何的新聞報道中，或者在任何的大眾傳媒中，乃至于在任何的社會科學中，真正重要的，是你對事實的解讀，而不是事實本身。

事實如果未經解讀，那它就沒有任何意義。這句話堪可比擬那句新聞工作者耳熟能詳的話：一件事如果沒有經過媒體，那么它就沒有發生過。

新闻和纪录片的巧妙之处在于：事实可以用另一些事实来解读，观点是暗藏其中的，这是新聞系學生一直在学的方法。傳媒一直竭力讓自己披上客觀公正的面紗，但是有用么？！每個人都知道，媒體是有傾向性的，媒體永遠是表達意見的工具。因此所有新聞系學生所學的，就是怎樣用一種規范，用一種神圣的面孔將它掩飾起來。

但是我們的新聞教育并沒有告知學生這一事實。新聞系學生几乎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学怎么样给读者提供客观公允的报道，這说白了是一种技术：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需要的是去调查，去询问，去求证，再去质疑。

然而有人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他們要學習提供客觀公允的報道？它的潛臺詞就是：因為新聞報道從來就不是客觀公允的，新聞工作者也永遠不要奢望做到客觀公允。

事實上，傳媒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的觀點和傾向性。每一個成功的大眾傳媒，都是建立在獨到精準的觀點的表達和傳播之上。單純報道事實的媒體是沒有價值的媒體，當我們將視線投向幾乎將我們淹沒的城市小報時，你便會明白這一點。幾乎所有成功的人或群體，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詮釋：他/她/它所提出、堅持并傳播的觀點，受到了大眾或至少一群人的認可。

如果一個新聞工作者不懂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么他無疑是在自掘墳墓；如果一家媒體放棄了自己的觀點，那么它必將碌碌無為。沒有看到這一點，你的新聞之路就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謬誤之路。

當然，你要明白，我所強調的是傳媒，是“道”的部分、“知”的部分，不是“行”的部分，也不是“術”的部分。

新聞系目前的教育認為：过多强调观点会让报道带有偏见，媒介的作用在于沟通，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當告诉读者他的被采访人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因此事實上它一直只是在一个纯技术的层面上對學生进行训练，只在乎怎样呈现观点，而不在乎观点究竟是什么，這其實只涉及到了新聞報道的“術”的部分，而回避了新聞中“道”的內容。

新聞系應當正視在傳媒中觀點的重要性，除了傳授他們現在已經在學的給意志和意見披上面紗的技術，更要培養它的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表達思想的方式和技巧——如何將你的觀點，用最真實的事實來佐證，用最恰當的方式來表達。如果一再否定自主思想在新聞報道中的存在和作用，那么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學生，恐怕在成為一個成熟的媒體工作者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整理自2007年某夜與Dawson Zheng的爭論，有刪節）

後記：思正而行無邪

新聞的作用在于什么？我剛剛一直在說，是提出你的觀點，傳播你的觀點。而事實上新聞學所倡導的價值是，為受眾提供事實，將思考的權利和空間還給大眾。

所以我剛剛提出的邪派觀點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你要提出、堅持并傳播你的觀點，從而使你個人的成就得以體現。

而一個頭腦清醒的媒體人，應該從正派的觀點來抨擊我：大眾需要的是簡單的事實，思考的權利屬于他們自身，而不是媒體。

媒體要恪守自己的職責，就要做到“思無邪”，從而堅守這一新聞的終極價值。只有在這公正的價值觀支撐下，才能夠將事實以公正無偏的狀態呈現。

新聞學院一直力圖教給學生的，就是這樣正統的觀念，所以他們沒錯，秉承了這一觀念的學生沒錯，新聞也沒錯，傳媒也沒錯。但是這樣正統的理念在這個社會注定行不通。那么是誰的錯呢？制度的錯、現實的錯、CCP的錯，歸根到底人性的錯。

只要有人，就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愿望；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傳播自己觀點和壓制反對者觀點的行為。只要有傳媒，就會有通過傳媒擴大自己聲音的意愿；只要有傳媒的地方，就會有控制傳媒的現象出現。這種狀況，在我們所身處的這“五千年來空前的盛世”，恐怕尤為嚴重。

經濟學中，理想的市場狀態永遠不可能達到，但是經濟學家構建了眾多的經濟理論，來規范市場，通過制度、行為等多方面的配合，來使市場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想市場。因此，新聞學派要做的事情，是通過建立制度的保障和規范自身的行為，來抗擊這一切，從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公允。

中國傳媒業的發展方向，或許就取決於與“觀點”與“事實”這二者之間的抉擇。

（本文亦整理自2007年某夜與Dawson Zheng的爭論，有刪節）

2009年8月20日

作於鵬城荔園大廈

附笑話一則：

某网站面试某新聞系學生，负责人事的人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該生回答：“新闻。”负责人说：“對不起，你不符合我們的要求。我们希望招聘学企业管理一类的学生。你们学新闻的太有正义感，学企业管理的都没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