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历史大事记”这样写道：19984月18日，以关注改革、记录改革、促进改革为使命的《财经》月刊第1期面世。《财经》奋力前行，却不想改革僵了，把它拖死了。

在我心目中，《财经》的地位甚至要胜过《南方周末》，只有它才称得上是中国最彻底最严肃的硬新闻媒体。在软化娱乐化花样化的新闻大潮下，它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从创刊号到作为绝唱的第250期，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尽关国计民生，无论宏大叙事或个体特写，报导品质始终一流。它不大有趣，却绝不无聊。

再也不会有了。《金融时报》如是概括：这将标志着一场不同寻常的试验的结束。

胡舒立很喜欢这个比喻：《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它尽可能温婉地敲打，如履薄冰，未敢懈怠，也不愿停止。

我在想，对胡舒立们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沦为“花瓶”的自我质疑所带来的幻灭感。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不一定相信水滴石穿，却最终战胜幻灭感，成为坚定的行动者。这本杂志的背后不仅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判断力，需要专业精神。

诚如《华尔街日报》所言，《财经》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可信赖资讯的渴求。那些在物质上跻身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更缺乏安全感，除了CCTV，他们还需要这样的媒体揣摩圣意。《财经》和南方系之所以未受到直接的政治惩罚，不仅因为党需要花瓶，还在于党内也有人需要镜子。

知道自己身陷围墙之中的人一点不少，他们要么在墙内娱乐至死，要么翻墙绕行。很可惜，大多翻墙者自娱自乐，甚至充满智力乃至道德上的优越感。其实，他们才刚刚触摸到围墙，来不及考察和尝试，就放弃了推倒它的打算。与那些受教较少的国民相比，他们更该感到耻辱。愚昧的天真固然可悲，但睁眼说瞎话则是可恶。

那些写软文八卦的从业者并非不清楚这个国家的邪恶，但是照写不误，他们说自己有太多苦衷。于是人们在苦衷的顾影自怜中理想凋零，青春远逝。终于，我们比体制更快地老去了。

朝气蓬勃这个词，距你我的生活都太遥远了。因为年轻人的青春，已被掏空。

上月从《经济观察报》离职创业的仲伟志说，“我们要对商业媒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我说过，我们不再苦大仇深、锱铢必较，再也不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我们将深入非常之道、应许之地，去享受发现的快感与思维的乐趣。我们不能总是带着历史的愁容前行。”——这些话只让我感到悲凉。

思维的乐趣。我们还有王小波那样充满智慧、严肃且有趣的写作者或新闻人么。

远不止这些，商业运作推动《财经》在中国传媒界一骑绝尘，但在政治高压下，扭曲的商业与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最终调和失败。《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幕是，今年的新疆事件后，胡舒立们被要求每期《财经》在出版前必须送交“联办”审核。戴着红顶的联办，不仅承担监管角色，还有一家名为财讯的上市公司。

作为商人的何力仲伟志们，以及《时尚先生》《第一财经周刊》们，将吸引到更多受众和资本。商人做媒体的时代到了。商业化不可怕，职业化更当欢迎，专业化求之不得。

可是，在市民社会如海市蜃楼、年轻一代被迫“下流”的中国，我们将越来越体无完肤地被“时尚”、“精英”、“智族”、“个性”、“品味”这类语词所包围。仿佛热闹深刻，实则矫情无比，空空如也，不过黄粱一梦，意淫一世，直到我们老去，一无所有。

舒立走了，《财经》倒了，中国的硬新闻时代终结了。那被称为勇气的，朝气的，锐气的，还会再有吗？

我不可能喜欢那种卖弄叙事技巧或文笔的人。但一个情感充沛，情绪激昂，却技术差劲的作者，更让我心生厌恶。

“在那个年代，像鲁迅那样的人是很清楚市场需求的，他们明白当时的青年需要什么读物，你看他翻译的那些著作都相当有市场。”

“我想是的。显然，我的臭架子太多了。”

“我很讨厌现在的专栏作家。他们不是冷嘲热讽就是愤世嫉俗。我不需要他们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只希望通过他们的文字，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有看头的，还有些意思。他不用什么宏大叙事，只需要展现作为一个普通人，他行走世间之时体验到的美好与哀愁。”

“就是诚意。对我而言，思想与情感缺一不可。所以我不可能喜欢那种卖弄叙事技巧或文笔的人。但一个情感充沛，情绪激昂，却技术差劲的作者，更让我心生厌恶。”

“你的道德感太强了。一个人只要足够好玩，能给我带来的思维的乐趣，我就愿意和他做朋友，其他因素我不会考虑。”

“那么，我认为强调职业、专业和敬业是合乎时宜的。一个靠文字谋生的人，他要做的就是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如果他的文字能让人感受到智慧和勇气，他就提供了优质的产品。”

写作这件事

才气是靠不住的。只有才华，才足以安身立命。如果一个人不能将这种气转化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的途径，这要命的才气不如不要。

“长假回来我就想到辞职”。显然没有人愿意上班。显然，后天大家来上班，就习惯了，很少有人会有辞职冲动了。

前几天在一个订阅的博客那看来的，他说才气是靠不住的。只有才华，才足以安身立命。如果一个人不能将这种气转化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的途径，这要命的才气不如不要。其实说白了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接的问题，老掉牙了，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吊死于此。

我当然想过不干了。然后是我该去干点啥，纸媒、出版社、广告公司，宅在家里翻译撰稿，或是别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不满的，你很难在一一尝试前作出判断，到底哪一种最适合你。每一个选择都是有风险的。

逃离媒体圈，我已经开始倦怠了。八股也好，包装也好，我终究感到不适。好的新闻报道背后，是扎实的采访，以及精心策划的文章布局，许多时候技巧甚至高于内容本身。

可是，就像这篇日志，我预期到会有不算少的一批人来看，才有了写作的动力。

一个写作者的角色本身是喜剧不起来的。

第一点是关于要如何写新闻的。有一天跑部门回来，在车上，我的老师陈大叔突然转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应该多尝试用创新的手法写新闻。（大意）不得不说，当时这一句话对我的震动还是很大的。即使作为都市报的新人，稍微跑一段时间新闻，基本上也就熟悉了都市报大部份新闻的写作模式。一但习惯了模式，就难免在面对某一个新闻素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这些熟悉的模式，把一条新闻写死。从某个角度来说，把一条新闻写死，也就把一条新闻看死了，自己就很难再尝试从不同地角度去挖掘新闻背后的东西。一条新闻总是要有至少一个新闻点，那么学着挖出一个点来，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是关于采访的突破问题。在跑现场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如何突破现场的僵局。在突发事件中，面对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时常束手无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介入事件，融入现场。那么，也许我需要提升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地融入一个现场呢。

比如7月30日，我采了一条“14岁小孩溺水身亡”的事件，在现场，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采访。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开始向现场的围观群众发问……最终我虽然采到了这条新闻的大部份信息，不过还是深感自己采访效率较低。

同城的东X早报也派一记者一摄影一实习生到现场。这个记者到现场后效率很高，直截了当地就开始向受害者家属及围观群众提问。虽然他提问的方式让我觉得带有不小的攻击性。不过不得不承认，他的效率确实很高的。

可能是我缺少这种直截了当做事的勇气，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还不敢迅速地下手，当然这种技巧也许在不断地训练过程当中，还是会逐渐提高的。

洪老大也说到一点，也许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到现场采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抱着看热闹的动机进行，介入它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也许是为了让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警示—-当然，要用恰当的办法去沟通。

关于这个突破问题，在泉州还有一个麻烦，因为我几乎一点闽南话也不会说，所以面对一个都是本地人的现场的时候，该如何介入他们，我也束手无策—-既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他们说起。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多向那些同样也不会闽南话的记者们学一学。

第三点是同城媒体的竞争问题。由于之前对泉州的媒体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来泉州实习过，所以对泉州的媒体环境完全没有体验，顶多只听一些人谈过。这一次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泉州的媒体环境。在采访“14岁小孩游泳溺死”事件时，由于东X早报的记者比我们来得迟，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采完了，正准备找遇难者的一个亲戚带我们去看看遇难者落水的地方。不过派车的东X早报还是快了一步，直接把该亲戚接走，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摩的跟在他们后面，没想到还是摩的灵活一点，我们居然先到达了现场。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影响到我对整个事件的采访，不过结合到东X早报的那个记者来时对我颇不友好的眼神，多少还是有点不爽。也许是之前在厦门实习的时候，见惯了厦门的海X导报、厦X日报和厦X晚报等媒体记者之前差不多一团和气的场面，这种场面一时还无法适应。

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也许决定了不同地点的媒体环境，这点也许只能慢慢适应了。

几周前的那篇稿子——《打败孟山都》，其实最该被人们了解的真不是卖棉种的渠道该怎么做，而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农业扶持政策导致种业腐败、挤压优秀企业生存空间的故事，一个拥有最先进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陷入本地保护不可自拔，七年碌碌的故事和年收入不到2000的农民面对极度不成熟的市场，面对混乱的货架，拿起一包种子，赌上一年收成的故事。我相信，这些是比渠道远远来得重要的商业故事。在这些事实中，也没有谁去打败谁，因为很显然，大家都是失败的。对于那个标题，孟山都公司很较真，而我却没有跟编辑足够的较真，尽管我是最清楚它并不是打败不打败那么一回事的人。

会随风而逝的是观点，而事实则不朽。但在我们这一行业里，比比皆是的却是两三周的突击就要形成观点，来不及咀嚼就要吐出自己的判断。而大部分人却全然没有自信去支撑这些判断（那些拥有这种自信的人，如果不是有足够的底蕴，就是浮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我们不是主动地在向读者传递错误的信息，而是根本就不清楚自己传递出的信息是否正确。就连“正确”本身，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这也就是不为自己所相信的去争执、表现得过于安静甚至是柔顺的状态，也会发生在我这样一个人身上的原因。

说来，我们与华尔街日报的差距，也就是被放大过度的个人商业判断和被缩小甚至缺位的对“人”的关怀。含有大量细节只是为了生动、好看、拴得住读者，并不意味着对人的真正的关心。细节里不一定有最重要的故事，整个故事的架构里也未必出现了那些最需要引导的人的身影。比如最近这周的那一篇基金专题，通篇不见一个基民的身影，当我们不停地在写各家基金公司如何玩尽花招地做销售、银行券商是如何强势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他们才是最烦的、最迷茫的和面对自己财富的流失最无奈的。而且，为了故事的典型性，几家靠业绩说话、销售上略显简单和保守的大基金的采访资料被放弃了，在导向上便很难让读者明白我们所真正倡导的“理性投资”究竟是怎么样的？是要去和基金经理一起吃一顿华而不实到谄媚地步的早餐吗？他可不是巴菲特，谢天谢地。

这的确是一篇读起来很带劲的文章，编辑“基金已基本上成为一种快速消费品”的判断本身也是有智慧的，但我依然祝福基民们可以透过这浓雾看清市场。因为就这方面而言，该文对他们来说，意义确实不大。

不可否认的是，判断力像我们的兵器，不磨是不行的，总是不用它也会失去锋芒。在这艰难困苦的磨刀过程中，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慢慢来，不要急。然而发稿压力当前，冥冥之中在诱导你：理念之争不必要，玩好手中的文字游戏吧！殊不知，判断力就死于收支平衡，更不论大部分人实际是在透支自己的知识，而非积累。但我们也许可以骂制度，骂它导致了记者们的责任心缺位，提供信息的高效准确的要求当前，似乎没有谁有更好的办法。

以上是我最近思维活动的一小部分，混乱无序且显得急于求成，不知该如何结尾，或许它就不需要一个结尾。我会继续的。就这样。

我一直都反感那種自以為深刻和尖刻的人。我也不想自己成為那樣的人。所以我除了聊天的時候偶爾興之所至，從來不寫評論性文字。當然，我自己也缺乏這方面的能力，或者說我從來沒有試圖去發掘和培養自己這方面的能力。在大學與一群媒體人攪和四年，貫穿始終，卻終究放棄傳媒的道路，大抵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媒体從業者不一樣。如果有人決心要在新聞和傳媒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他就必須要學會磨礪自己的思想和言辭，讓它變得鋒銳有力，讓他的觀眾和讀者覺得He really know something，盡管或許他的觀點和他的言辭事實上根本是一通胡言亂語。

今日新聞學院的學術，在学了新闻以后不断感觉证据的重要性，空口无凭，很多观点是需要东西支撑的。新聞系教導學生用事实说话，说话人是藏在背后的，但事实已经有力地说明了一切。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學術的新聞是需要證據來支撐的，但是世俗的新聞未必需要。尤其是，你能否成功，與你是否按照學術的觀點來做新聞，幾乎可說是背道而馳。

目前大眾傳播中所出現的所謂“淺閱讀”的趨勢，其最集中的表述就是：讀者需要的是簡單明了直接的觀點，而不是證據和分析。媒體給他們觀點，他們接受。大眾傳播漸漸變得如此簡單和膚淺。最為觸目驚心的是，這樣的趨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逆的。

新周刊就是这样一個理念的典型范例，它不斷提出新銳的觀點，這些觀點不一定需要很多的證據，不一定要很有邏輯性，不一定要非常嚴密，它最重要的是，這些觀點被提出并且被廣為傳播。這樣的做法，在正統的新聞人眼里，往往覺得十分不踏實，但是新周刊在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這樣的成功出乎意料，卻也在情理之中，放眼現今的中國社會，究竟有多少東西是值得觀察和評論的？政治已經被嚴實而緊密地堵上了，經濟是永遠的不明朗和自說自話，文化則是混亂和喧囂的。每一個領域都漸漸變得泛娛樂化。各種不值一提的觀點，被無數人從無數不同的角度去辯論。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是精彩的口水戰。

“我不爱看评论现在”，廈門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名學生說：“南周的评论版几乎都不看，那帮人吵吵闹闹没啥意思。事实最吸引人。”

當我們的新聞教育在告訴我們的學生“事實最吸引人”的時候，他們看到了什么事實呢？每天都有無盡的事實被遍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大眾媒體傳播出來。然而，事實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選擇怎樣的事實，用怎樣的方式陳述事實，一切都取決於事實背後傳媒所秉持的觀點和立場。在任何的新聞報道中，或者在任何的大眾傳媒中，乃至于在任何的社會科學中，真正重要的，是你對事實的解讀，而不是事實本身。

事實如果未經解讀，那它就沒有任何意義。這句話堪可比擬那句新聞工作者耳熟能詳的話：一件事如果沒有經過媒體，那么它就沒有發生過。

新闻和纪录片的巧妙之处在于：事实可以用另一些事实来解读，观点是暗藏其中的，这是新聞系學生一直在学的方法。傳媒一直竭力讓自己披上客觀公正的面紗，但是有用么？！每個人都知道，媒體是有傾向性的，媒體永遠是表達意見的工具。因此所有新聞系學生所學的，就是怎樣用一種規范，用一種神圣的面孔將它掩飾起來。

但是我們的新聞教育并沒有告知學生這一事實。新聞系學生几乎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学怎么样给读者提供客观公允的报道，這说白了是一种技术：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需要的是去调查，去询问，去求证，再去质疑。

然而有人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他們要學習提供客觀公允的報道？它的潛臺詞就是：因為新聞報道從來就不是客觀公允的，新聞工作者也永遠不要奢望做到客觀公允。

事實上，傳媒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的觀點和傾向性。每一個成功的大眾傳媒，都是建立在獨到精準的觀點的表達和傳播之上。單純報道事實的媒體是沒有價值的媒體，當我們將視線投向幾乎將我們淹沒的城市小報時，你便會明白這一點。幾乎所有成功的人或群體，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詮釋：他/她/它所提出、堅持并傳播的觀點，受到了大眾或至少一群人的認可。

如果一個新聞工作者不懂發出自己的聲音，那么他無疑是在自掘墳墓；如果一家媒體放棄了自己的觀點，那么它必將碌碌無為。沒有看到這一點，你的新聞之路就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謬誤之路。

當然，你要明白，我所強調的是傳媒，是“道”的部分、“知”的部分，不是“行”的部分，也不是“術”的部分。

新聞系目前的教育認為：过多强调观点会让报道带有偏见，媒介的作用在于沟通，一個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當告诉读者他的被采访人的观点，而不是他自己的。因此事實上它一直只是在一个纯技术的层面上對學生进行训练，只在乎怎样呈现观点，而不在乎观点究竟是什么，這其實只涉及到了新聞報道的“術”的部分，而回避了新聞中“道”的內容。

新聞系應當正視在傳媒中觀點的重要性，除了傳授他們現在已經在學的給意志和意見披上面紗的技術，更要培養它的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表達思想的方式和技巧——如何將你的觀點，用最真實的事實來佐證，用最恰當的方式來表達。如果一再否定自主思想在新聞報道中的存在和作用，那么在這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學生，恐怕在成為一個成熟的媒體工作者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整理自2007年某夜與Dawson Zheng的爭論，有刪節）

後記：思正而行無邪

新聞的作用在于什么？我剛剛一直在說，是提出你的觀點，傳播你的觀點。而事實上新聞學所倡導的價值是，為受眾提供事實，將思考的權利和空間還給大眾。

所以我剛剛提出的邪派觀點是：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你要提出、堅持并傳播你的觀點，從而使你個人的成就得以體現。

而一個頭腦清醒的媒體人，應該從正派的觀點來抨擊我：大眾需要的是簡單的事實，思考的權利屬于他們自身，而不是媒體。

媒體要恪守自己的職責，就要做到“思無邪”，從而堅守這一新聞的終極價值。只有在這公正的價值觀支撐下，才能夠將事實以公正無偏的狀態呈現。

新聞學院一直力圖教給學生的，就是這樣正統的觀念，所以他們沒錯，秉承了這一觀念的學生沒錯，新聞也沒錯，傳媒也沒錯。但是這樣正統的理念在這個社會注定行不通。那么是誰的錯呢？制度的錯、現實的錯、CCP的錯，歸根到底人性的錯。

只要有人，就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愿望；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傳播自己觀點和壓制反對者觀點的行為。只要有傳媒，就會有通過傳媒擴大自己聲音的意愿；只要有傳媒的地方，就會有控制傳媒的現象出現。這種狀況，在我們所身處的這“五千年來空前的盛世”，恐怕尤為嚴重。

經濟學中，理想的市場狀態永遠不可能達到，但是經濟學家構建了眾多的經濟理論，來規范市場，通過制度、行為等多方面的配合，來使市場最大限度地接近理想市場。因此，新聞學派要做的事情，是通過建立制度的保障和規范自身的行為，來抗擊這一切，從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觀公允。

中國傳媒業的發展方向，或許就取決於與“觀點”與“事實”這二者之間的抉擇。

（本文亦整理自2007年某夜與Dawson Zheng的爭論，有刪節）

2009年8月20日

作於鵬城荔園大廈

附笑話一則：

某网站面试某新聞系學生，负责人事的人问：“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該生回答：“新闻。”负责人说：“對不起，你不符合我們的要求。我们希望招聘学企业管理一类的学生。你们学新闻的太有正义感，学企业管理的都没底线。

来广州三个星期了，我还没有吃过南信双皮奶，还没有逛过上下九，也还没有在任何一家影院看过on档的大片，更无论长隆、从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思考空间都给了工作。本来预计的也不是如此，但是刚来的第一周听尽了同事的抱怨，这边的情绪不是那么积极，也就不容许我不急切了。华南这儿企业的生态与北京上海不同，民营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前五十名的富豪有70%在这里“大隐于市”，手里捏着的金砖操控着多个重要经济命线，这些草根派的老板们是聪明而执拗的，对信息公开的意识非常不足，加之当地的媒体原则性不强，长期下来也就形成了只在需要宣传和危机公关的时候才拿钱买版面的风气。

华为就是一家典型的绝对不理媒体的大公司。海内外业绩都颇为出众的华为科技，内部如何运作，始终给外界带来强烈的神秘感：老总任正飞坚持军事化管理，层级分明，各部门之间交流极少，员工上班不得上外网，所有电子邮件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发出，工作压力巨大，年年有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从TCL工业设计总监略过一丝哀伤神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难以接近但事实上也许比富士康的“血汗工厂”更直接挖掘的黑洞（周刊的领导似乎是不太害怕官司的）。但《第一财经日报》当年对富士康的报道确实跟风《华尔街日报》跟得有些太紧，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和判断，这是题外话了。

同事们说，华为难突破，华润也难突破。同理的还有销售渠道铺得极好的王老吉，亚运会赞助商、刚刚收购了皮尔卡丹的某服装公司。华南最大的装潢企业、与大小房地产高端酒店大型项目都牵涉很深的景龙装饰陈总在郊游的时候告诉我，有个凤凰卫视的记者约了他一年多，他始终在耐心地一次次拒绝着采访~Orz~估计这位兄弟到现在也没能见到过陈总的本尊吧。

“上市之前保持低调，我不希望在别人的目光中惴惴地发展自己的企业。”

“那你打算让景龙什么时候上市？”

“这个……四五年后吧……”

看来等我当上编辑了他老人家都未必会接受一个采访。

面对这些企业家，我们作为CBNWEEKLY的记者，必须坚持的原则有：不收红包不收车马费，不收小礼物，不参加带有宣传和贿赂性质的媒体见面会（附带晚宴还可以，但附带泡温泉做SPA沐足K歌就一率不得参加……），不参加由单个企业组织的多家媒体记者的联谊。作为一家财经类杂志，对报道的客观性保护到了这个程度，是CBNWEEKLY独有的，也是它被我所尊敬的原因，但也是它在华南开疆拓土近半年身影却依然显得有些孤独的重要原因。内容与广告完全分离；视觉上坚持轻松时尚，内容上坚持深度挖掘。我们试图将专业主义与趣味性结合起来，给它注入真正的大报性格，像WSJ那样的大报性格。那也就是说，作为“创业者”的广州站记者们，有责任带着周刊走过寒冷的冰河纪，一如去年它在北京创刊那时的开拓者所做的，先去赢得尊重，然后再赢得新闻，制造优秀的商业报道。

最近的几期，我们也写了力拓门（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写的是黄健华收购NBA的球队），东莞制造业调查和平安帝国之困惑也正在准备之中……越来越多硬财经的选题进入编辑们选择的视野，但风格上人们依然会看到最“第一财经周刊”的一篇篇故事型的报道。它想证明的无非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关心社会，关心财富，并不需要与“有趣”相悖。不被理解，只是暂时的。

这也是我所相信的真意，此时欲辨已忘言，但时间总会说明一切的。

（2009年7月20日，于从合肥到广州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