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说：哇，姐，崇拜你啊，我就知道你特有办法。

明真相的，例如明宇等人，就说：以后向你学习，你丫脸皮真厚！

额，明宇小弟弟，你太嫩了，这只是A方案。B方案是如果连发两星期不回复，我就跑他们公司去，站在前台大声朗读我的求职信，每天！

然而，这么一个我费尽心思想进来的公司，还是无可避免地让我失望了。

我是冲着彭导来的，却被分到了创意部，终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专业。

每天我早早起床，走半个多小时去上班。看自己想看的东西，总监开个小会，分配任务，然后他们回座，我留下来挨训。挨完训我也回座继续qq校内等吃午饭。下午就开始沉浸在产品里了，幻想着各种各样的场景故事情节，不停地编织各种好话去鼓吹它。

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于是我把qq签名改成：写广告文案，就是意淫加扯淡！

我想我终究成不了一名优秀的广告人。因为我完全不懂为客户着想。

实习第二天，我看了同事写的东西，很不屑地颠覆了他们的一贯做法，我以为，颠覆就是创意。结果，总监点评时说连细节都不用考究了，根本不在方向上。他无法忍受我居然整个广告里面完全没有出现产品。

我说，可是国外很多广告都这样啊。

他说，国外的广告你以后别看了，多看看大陆的广告。

同事说，客户心疼钱啊，每秒都几万几十万地花，他恨不得你每一秒都放在产品特写上。

那天到最后，我得到了一句话。

他们说：客户不是拿钱来让你展现你的才能的，是让你帮他卖产品。

我特别特别失落，我总以为做广告创意非常酷。其实，我就只是个大声吆喝“跳楼价大甩卖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的促销员。

如果我好好听总监的话，总是好的。偏偏这个下午我无聊了。无聊是因为我才思枯竭。我睡了一会儿，醒来看广告。两个文件夹，都是国外的。看完之后，悲剧了。我彻底不想写东西了。

来到这里，我觉得每天都有人往我身上套圈圈来修正我的长态。终有一天，我定会和部门的其他同事长得一模一样。

下班的时候我跟一同事说，我说，我想做台湾那种广告。

她有点鄙夷：那种创意你写得出来吗？

我有点无语。写不出来，我也想往那个方向学习。而不是整天学叫卖。

而我又突然被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吓了一跳。这不是我的风格啊。黄丽香一向是有东西就傻乎乎地学的人，怎么现在也开始懂得选择了？

越做越觉得不开心。不开心是因为我竟然才一个多礼拜，就对我曾经如此向往的工作感到厌恶。太可怕了。我看着自己写的东西越来越符合他们的口味，却让自己越来越讨厌时，我浮躁得很彻底。昨天下午，我烦躁无力时，却看到康康的头像璀璨生辉地亮着。我终于忍不住地扑了过去，我说我快死了，救我。

康康的创意把我救活了，却让我再次死得更惨。

话说，康康还真是凤姐控。

杨澜访谈

画面——杨澜访谈，嘉宾是两个感冒病毒人，一大一小。（建议设计成凤姐模样）

杨澜：按照你的话说，现在假药假疫苗横行，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就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控制你了吗？”

病毒：我从97年开始变异，08年达到顶峰，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总共六百年不会有药物能控制我了。

杨澜（扬了扬眉毛，微微一笑，手里亮出一盒优卡丹和一盒可立克）：那这个呢？

病毒一惊：啊？！

杨澜快速把两盒药往病毒身上一击，可立克击中大病毒，优卡丹击中小病毒。两病毒瞬间消失。

杨澜：成人感冒用可立克，一粒起效！

儿童感冒用优卡丹，抗病毒退烧快！

杨澜拍拍手，把手环抱在胸前，得意一笑：专业治感冒，仁和可立克、优卡丹！

额。等着明天被骂死吧。还真TM看不到未来。

最后附上一道问答：

女的用妇炎洁，那男的呢？

搞文艺的人似乎有一种共性的心态，忽而自以为是忽而自卑到死。

李开复说：不要跟文艺青年扯在一起。李开复其实也是个文艺青年，不过好在他不是文艺在一个照相机上面。

文艺其实没有错，文艺错在它终究上不了艺术的层面。就比如吉他再好听也上不了钢琴的层次。

有些人偏离了文艺本身做了个装逼的人，就不怎么好了。装逼分两种：装给自己看的叫低调，装给别人看的叫高调。还有一种区分是有过专业培训式科班装逼文艺和压根没怎么研究过的自学成才式装逼文艺。

在这个国家里搞文艺的人要么偏富豪要么偏穷瘪三。而后者居多的理由之一是文艺青年的前身是当年的北京盲流。北京盲流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没关系，北漂这个词应该是听过的，具体可见纪录片《流浪北京》。以张夏平、麦子一帮人为首的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家们走的一段路算是真正文艺青年的典范了。他们之所以能进纪录片的原因在于把吉他带上了钢琴的档次，而后很少有人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是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而后有很多很多同志走上文艺这条路，他们和《流浪北京》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一样穷困潦倒，他们一样装疯卖傻，他们一样对这个社会保持愤怒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他们一样没有一份可以用来吃饭租房不落魄得被人叫成赤佬的工作。有减无增的是，他们没有老一代文艺青年专业技术层面的精湛和心态和经历。很简单，那个时代的人还不会装逼不会有一种强大的虚荣心，所以不至于有了一点名堂当天赋。老文青往往意识到某种艺术表现方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才谨小慎微承认自己是一个画匠、或者是一个拍照的。但绝不称自己是一个画家，或者一个摄影师。这些名号都是后来拍片子的编导加上去的，可见编导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行当。

有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要在文青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通常只有四种人。

一种是有家庭背景和足够的钱的。比如毛新宇他爷爷很牛逼，那么他说他是书法艺术家那没人敢说不是。比如说周令飞他说他当年很小的时候就是文学青年并且一度希望成为和他爷爷鲁迅一样的作家那么也没人反对。或者你很有钱。那么你买了很牛逼的单反和大白兔高炮拍一千张照片总有几张是好的，那么你就有作品当做资本说自己是某一方面的文青了。

一种是有天生才赋的人.这种人其实不管放在什么年代都是会放光的人，但是也是万一挑一凤毛麟角的，就是上辈子做了摄影师或者文豪余威没有用尽下辈子还要用完它的那种天才。往往这种人能成为大师，不过这种大师在中国能存活的也不多，你不信叫科特柯本来中国做摇滚那给他一百年时间也不可能涅槃。还是上面那个原因，在中国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能满足一个有才华的穷艺术家好好放心做艺术的要求。

一种是临时转行的。这种人是文青里最识时务的,就是突然发现可能老子干这个不行或者说突然发现老子干那个比干原来的更行，那么就做别的，而不是死撑着打肿脸充胖子明明不会对焦还说自己照片不糊。而且还有一点必要条件是要靠文艺来赚钱，比如说毕福剑以前就是个搞摄像的，他拍过《三国演义》，后来灵机一变成了主持人。临时转行也有一条隐性规则 就是一个称呼的过渡性更， 从文学青年到文艺青年，是一个质变。成了文艺青年必然会成为一个愤怒青年，而后如何用文艺让你成为一个有为青年就是文青生涯里的一个瓶颈阶段。

一种是做事走在第一个的。这个理解很简单，如果当年写《幻城》的不是郭敬明，而是其他某敬明，那么郭小四至今还在四川混。正因为他第一个写出了“哥，请你自由的飞翔”这样的话，使得他始终在无数成千上万会写催泪弹式青春文学的人中遥遥领先，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人要么是才华横溢，非常具备21世纪时代标志，即自主创新能力，要么是很会剽窃，而且要找那种很优秀而且没什么人看过的作品来剽。有句话叫不会剽窃的大师就不算大师，每个艺术大师其实都是剽来剽去的剽客。比方说文学里面的引用、典故、高尔基说、叔本华谈···有人说，跟郭小四写东西水平差不多的人在中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个，而类似韩寒的也许很少。我觉得不是，文艺青年催生出一大批愤青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敢说敢扯敢骂敢胡闹的人，并且之中很多人的阅历和文风不在韩寒之下，所以这一项也点出了出名趁早这句话。

如果不是以上四种类型中的一个，空谈梦想和理想，是非常不现实的。除了浪费大把的钱，还浪费自己的时间，特别是会培养出一个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的心态。如果什么时候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那自然会了解一些客观道理。你的感性如果变不成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暂时的或者偶尔看到感动一下的意淫玩具，那么你自己也成了自己或者别人意淫时刻的玩具。

真文艺不如伪文艺。伪文艺尚能见风使舵，全身而退，真文艺当真入了歧途骑虎难下。

如果是专业对口学了偏文艺的，那是另一种情况。我始终认为爱好和职业结合在一起去做是件幸福的事，但是始终存在问题，当某一方面完全成为吃饭工具或者谋生手段，那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变了味。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要么是纯粹的寂寞，要么是寂寞的纯粹，鱼和熊掌兼得只是古人们赞扬他们那个时代的东西而已。

每当我看到一个纯粹靠着艺术做职业谋生的人的时候，都必须保持一种尊敬的态度，因为那是一种真正吃苦或者吃过苦，真实而艰难，桀骜独立的生存方式，不管他是一个轰轰烈烈开个展的摄影人，还是一个躲在小小的工作室里的绘画人，或者是在地下通道里弹着很棒的吉他的乐人。

借用李志的意思是：如果已经没有一件事一首歌一个人可以随便感动我的时候，那么我就不是符号了。

我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在大学四年有着那么强烈的新闻热情，但是在面临选择时，却并没有为改变自己的职业轨迹有过多少挣扎和思考。这让我很难过，原来执着了那么久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自己真正在乎的。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会轻易放弃自己职业理想的人来说，未来却并没有因为这一次改变而有所清晰，反而更加迷茫。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辆失去了轨道的火车，或者是一辆根本就没有轨道的车，没有任何计划性，充满了变数。我不过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较有名气的图书编辑，在跟他聊过一个下午后，我接受了他给我安排的工作。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并不是因为他说服了我，实际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建设性的对话，我接受这份工作，不过只是因为我厌恶了自己的状态。

我依然喜欢新闻，但是我厌恶了在不懂装懂的状态下写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有没有用的稿件，厌恶了为每个话题似是而非浑沦吞枣地添一些热闹的口水，厌恶了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和不断快速学习新知识的焦虑，我也厌恶了为了能进入上海的媒体而整日等待消息的生活。我希望换一种状态，我希望我能从事一项力所能及的工作，不用担心自己的不胜任会带来一些无法预料的后果，从从容容地学习和成长。

这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校对。这位老师为了安排的工作基本上是古文的校对，在经历了校对一本厚厚的清代诗人作品的试验后，我认识了一大堆比我这些年来认识的繁体字总和还要多的繁体字，并且正式开始了工作。

我本来以为，校对应该是文字工作当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了，它不需要你对自己掌握的汉字进行再一次的排列组合，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活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才发现，要做好校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尤其当你面对上面写满了演变了数千年古文字的古文时。实际上学问很大的考据学，跟校对是很有相通之处的。我看着另外一位跟我一起工作的老师，每天辛苦地进行着古籍的一校，据说他原来开着一家古文书店，只卖古籍，后来经营不下去，经人介绍来做古籍校对。我记起了曾经有一位新周刊的记者跟我说，他们有过一位很牛的校对，会在出杂志的前一天深夜打电话跟你讨论你文章中某一用词的出处。哪一行，都有些高人啊。

写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凸显自己工作的难度，增加神秘感，只是这一行让我很欣慰，因为它符合我的习惯，我希望能够深入而细致地了解某一知识，而不是心急火燎地浑沦吞枣，校对古籍让我对中国的汉字演变以及汉学有了初步的认识。

据说校对是每个图书编辑的必经之路，我当然并不是只想做一名优秀的校对。图书出版这一行，我之前并不了解，因为对于书的热爱，一度觉得这一行很神秘。最近接触了一段时间，我更多地改用了商业的眼光来看图书出版业。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这跟国外已经走得差不多开始向别处转型的现状存在着一定差距，传统出版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书籍内容的选择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扩展的余地，更多的潜力在营销上。抓住现阶段人们的阅读诉求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调研的阶段，这是一本书可以做好的第一个环节，接下来如何包装、推广一本书，甚至是推广一种理念，从而推广一本书，有着很大的学问。能够做到着一些的现在都被叫成“图书策划人”，他们必须有跨度较大的能力，从内容编辑到出版发行，从设计印刷到策划宣传，还要利用好所有可以利用的媒介，没有灵活的头脑和手段很难做好。这也是很多图书编辑的终极职业目标，可惜大部分人都只沦为了最底层的垫脚石。

看到一些报道，认为2012年电子书将取代纸质书成为阅读新宠。也许这对于初入这一行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我对此没有资格发表看法，只有几个未解的疑问。第一个在于电子阅读器的昂贵售价，不知道过几年售价可不可以降下来。第二个在于版权问题。当然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做到数字版权保护的，但是人们认为，过于严苛的数字版权保护措施会损害人们对电子书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在电子阅读器售价高昂的情况下，很不利于培养起习惯于看电子书的群体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不仅仅是读者，还包括为数众多的作家——都反对实行版权保护制度，认为这妨碍了知识的自由传播和分享。实际上，在技术层面上电子书的私下复制已经没有什么限制，相反，对数字版权进行保护是一件很复杂的工程。但是，虽然在古代知识创造本来就是自由分享的，版权保护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慢慢出现的，不过如果放弃这一保护，会不会损害了人们的知识创造热情？有什么办法能够在这其中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呢？

信笔写来，暂时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