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个勇敢的女人把汽油桶高高举起，把生命以愤怒与无奈交加的形式狠狠点燃时，我心里惦记着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从福州联信大厦21楼跳下的35岁电力合同工；一个是福州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范艳琼。

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中，有着和唐福珍极为相似的部分，而在剩下不相同的部分中，我有一个奢望和一个恐惧——我奢望那个电力女工的纵身一跃也能像唐福珍的死一样，引起人们对她所代表的群体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而范艳琼是否会步唐福珍后尘在病魔与“法魔”的折磨下最终以死来发出最沉重的呐喊，则是这一段时间来心里最深的恐惧。

唐福珍走了以后，听说《拆迁条例》要废旧立新，这自然是件好事。在NZ的四个月里，我见过太多有关拆迁的悲剧：有一个妇女，房子就在鲁迅笔下美好的百草园边上，被强拆后被逼在办公室住了13年；一个汉子，因为拆迁和某银行杆上，全家5口如今只剩他一口；一家三峡移民，在当地受到不公平对待，刚搬进去没多久的新家被拆迁，为了防止他们上访，村干部在他们临时的住所门口安了4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据NZ老员工回忆，有关拆迁的爆料信、举报信和上访者一直都位居来信来访排行榜榜首。

假如这一切都因唐福珍的死亡而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凉？——一个高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的一丝一毫的进步，竟需要牺牲女人的生命来推动。

我想我们真的没有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她们的死能促成事件良性发展，那我们应该庆幸，这个国度至少还保留了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对女人的敬畏。但事实上，连这点我们也无法做到。

那个35岁的电力女工，因在“编外人员”的帽子底下无法平衡“最低的收入”和“最繁重的工作”而选择放弃生命，连同放弃她5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母亲。她的死亡绝不是因为“轻生”，而是“重生”。在无耻的“同工不同酬”制度被无良企业无限放大并让她所属的群体处于无法颠覆的弱势地位时，她寄希望于她的死亡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转机。

但她错了，仅在她的身体从21楼落至1楼的时间里，那个与她所属的群体对立的强势集团早已为她编造了天衣无缝的理由，并为她那封长长地遗书准备好了赎金。

斯人已逝，我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看守所中的范艳琼身上。我们希望改变在牺牲之前出现，希望公正在悲剧酿成之前到来。尽管这样的希望那样微弱，但我们依旧相信奇迹会发生，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推动，持续不断地输出力量与温暖，不断地提醒这个国家：如果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么再绚烂的奥运开幕式、再坚挺的经济、再重要的国际地位都无法掩盖你的羞耻、挽回你的尊严。

（声明：本文绝无歧视女性之意，相反，我极力地想把我内心对身体上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灵魂上的坚强与勇敢的钦敬之情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