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这是《南方周末》原副总编辑钱刚的形容。

2009年6月30日，从勤业四402锁上铁门，我背上行囊来到这个憋屈的地方，以实习生的身份干了一年记者的活。

一年时光流逝，回头看看，我庆幸至少还能感到心安。写出优秀作品和推动公共利益的誓言虽然没有大圆，但冲动却从未停过。

心所向，真与光明。

一年里，对真相的求索一刻没有被我忽视过：短命小学背后整个城市的规划短视，泰宁古城数百年首遭水漫的人为根因，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背后的蚕食链条，禁摩禁电所暗含的“汽车霸权”政策倾向，拆迁横行之下老人群体所不为人关注的脆弱，违规出让海岛牵出的政商资源交易……

我也从未忘记光明，忘记公共利益。在中国，资讯不是最正经的新闻，真相才是；跑口拿一手消息的记者不是最正经的记者，揭黑幕搞调查挖出一手消息背后真意的记者才是最正经的记者。因为在锦上添花以前，我们还有太多雪中送炭的事要做。

如今对这个职业，热爱已不是当年的天真。一家外媒中文版主编在听说中国媒体人的生存环境后，疑惑地指着我们这群年轻人问，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一个劲往里头钻？

浮躁的社会，对于理想，我们已羞于开口。但的确，就是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开太平。扯淡吧！我们只是想掌握最真的真相，再用最真诚的语言告诉别人。仅此而已，但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追求。

那些我们所纪念的先贤，已不是我年少时所吹嘘的“范长江是我本家，邹韬奋是我老乡”。他们是傅国涌的《笔底波澜》中，前仆后继的斗士。几十年过去，为真相牺牲生命的报人事迹我们已很难听到见到，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而只能说明我们的媒体越来越窝囊。

但即便万马齐喑，仍有竭力嘶嚎者，比如一周前被停职的潇湘晨报刘剑和龚晓跃。

越是有英雄倒下，我越为这个江湖感到心潮澎湃。

是为自勉。

2010-11-8晨

终究觉得这期《面对面》柴静专访卢安克的节目是值得极力推荐的，因此特写一篇观后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把这个节目视频又认真地看了第二次，并且将其中的诸多对话和旁白当作语录抄录了下来。

在短短的37分钟内，我几乎是在聆听着两个极为平凡又极富智慧的人在向我们展示。时间虽短，内容有限却精辟，而且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甚至于我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思考有可能成为一些有心人日后身体力行时借鉴的它山之石，此刻的抛砖引玉有如播种。

而卢安克和柴静也都是值得我仰望的人，但这种距离感并非遥不可及，反而感觉很近。他们都在人间，并且都在充实地承担各自的角色，这种承担，可谓平常但又非常人所能承受的。

大约我早已过了那个容易感动的年纪，这37分钟对我的触动绝非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善良和、付出和坚持。当年徐本禹用稚嫩的臂膀撑起倾颓的教室，王顺友数十年如一日地翻过高山急流险隘奔走邮路，徐和王的事迹的确能触及人内心最本真的恻隐，而常人因坚毅不及他二人而顿生敬意。

但卢安克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种徐本禹式的付出，其富于远见的规划、深邃的思考和崇尚自由并为之付出一生的魄力，却是我在当代所仅见的。在真善美中，卢安克连真都做到了，故而他能从灵魂深处打动人，并给予他所服务的人以灵魂深处的改变。要实现此种事业，光是善者和坚毅者还不够，也需是个有真心的智者。

而卢安克的故事，除了柴静，旁人恐怕也难以真实、深刻、扼要地展现。听他们的对话，就是一种享受。每一句话都那么精辟、扼要，而且纯粹。真的喜欢上了柴静这个女人，纵然她带上了许多尘世的铅华。但她那些看似并不纯粹的修饰之举，却掩盖不了她依旧留存的本真，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俗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解卢安克。因为调试光线配合拍摄，摄制组的“刻意”使纯真的孩子受到了伤害，孩子对柴静的信任感因此打了折扣，柴静也因此心存愧疚和遗憾。但柴静却将这个花絮加进了节目中，此举更见其真。当柴静在镜头前跟卢安克讲起她小时候测视力作弊的事，我更觉这个女人配得上“真善美”这三个字。她那些在问答、旁白过程中带上试探、拘束、提炼等修饰的措辞，沉练却不失本真。

而事实上，卢安克和柴静也是多年来在荧屏上进入到我心灵最深处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称得上是平凡、善良、坚毅、智慧、勇敢、纯粹。在我眼中，能同时符合这六个形容词的第三个人还没出现。这样的人间面对面，却是天成。

记得09年2月在安徽泾县查济村和一位大妈长谈了许久，当时就感觉中国农村的教育危机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严重。这绝不仅仅是硬件、软件等教育资源的缺失造成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农村靠在农田中终年劳作这种方式早已不能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流动到城市尤其是京沪深穗这些特大城市去打工谋生。中年人长年流落在外，极力打拼也仅得维持温饱，然而邻代血亲之间地理距离的长期分隔却造成了教育的永久性伤害。父母无法在孩子身边言传身教，留守农村的农民工之后在教育上将越走越远，这种教育缺失不但造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隐性世袭——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而且给社会稳定也留下了极大隐患。

卢安克所在的广西东兰县板烈村只是冰山一角。然而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拥有卢安克，其余无数的留守儿童却依旧缺失靠谱的父爱母爱和家教师教。何况卢安克自己也承认，他只能尽量地陪伴这些孩子，他一个人也无法替代那么多的父母。

然而卢安克的确是个深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他在身体力行地探索并不断地改进他的教育模式。对于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卢安克就像他们的老爸。而对于卢安克来说，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千里马，而他的确是个因材施教并且高瞻远瞩的伯乐。而在传播卢安克的故事这点上，柴静也成了卢安克的伯乐，她知道卢安克的价值在哪里，也懂得如何在短短的37分钟内尽量地让卢安克的思想（甚至是一些柴静自己也认同的思想）影响到观众。某种程度上，卢安克和柴静亦如高山流水般。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虽然每个人不可能扮演太多的角色，但是柴静能在体制内通过最高端的官媒传播出这样的故事，的确是难能可贵。

记得09年8月我和一位友人提起过一种感受。那时我还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过多的阴暗面而深陷在一种情绪之中，虽然当时一时半会还未能摆脱，我却已意识到另一种记者存在的可贵。记者未必非得去揭露黑幕才叫正义勇敢。有一种更难的任务需要记者去做，那就是挖掘这个时代中的一些深刻的感动，平和却能给予人光明和温暖，昭示着曙光。这种任务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还需要一颗坚毅、克制的心，兼具理性、血性和感性。柴静，她做到了。

我认真地记下了这些话语，它们符合人间的“世故”，却最真实、精辟、纯粹。

别人都不习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柴静谈信任的建立。

现在成年人不在孩子身边是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很野。大人会给他们带来文明。——卢安克谈留守孩子缺失大人言传身教的问题。

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卢安克谈“文明”。

说过就忘，一句话不可能，但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一定会。——卢安克谈孩子对信息的吸收。

这是经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应该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的。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感受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但还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卢安克让孩子们排练原创电视剧《和平剑》。

最后我们谈和平，谈宽容，谈多样化的生活。这一天班里非常的和谐。这是大家很少感受的一种美好。——卢安克谈《和平剑》。

卢安克认为，人很难被外界强行改变，真正有效的改变只有通过内心自愿的改变。——柴静旁白。

我愿意为你（卢安克）做出来不可能的改变。——一个孩子对柴静说。

这个只能加强我的愿望，想法本来就有了，看了这样一部电影就更清楚了。——卢安克谈及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Run like the kite, I can fly a bike。——卢安克认为这是很富想象力的句子，但它在中国教育语境中却是不被容许的“病句”。

犯错误有那么可怕吗？——卢安克谈背离“标准”的犯错。

他（卢安克）想教给学生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一种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柴静旁白。

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不觉得是退，是越来越接近我喜欢的。——卢安克的教育实践从大城市一步步深入到深山农村，很多人认为他是退了，他却不这么看。

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帅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卢安克教出来的孩子写出了这么有灵性的作文。

本来画过的学生要承受别人把他的改变了。——卢安克谈让孩子学会合作。

脑子没有障碍也是自由。——卢安克谈自由。

我觉得这个痕迹属于我，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承认它，那就等于不承认我自己。——卢安克谈车祸遇险。

他们（卢安克父母）觉得我（卢安克）在他们身边就可惜了。——卢安克谈及家庭与责任。

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如果你不为这些，那你为什么生活？——柴静问卢安克。

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卢安克的大实话。

在这样的贫困山区生活，靠的不是一时冲动和兴起，而必须是理解和长久的承受，需要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学生。——柴静旁白。

孩子是因为天冷，才给我们取火的，但当时因为火的照明不够，达不到照明的条件，中间我们几次停下来，去加木柴，去讨论调整拍摄的光线，这让孩子受到了伤害。——柴静谈“修饰”“有目的”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想影响到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卢安克谈对他人施加影响。

中国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卢安克的一个观点。

最后的话

一个有很强的精神力量的人，需要有一个支撑他的动力，那你这个动力是什么呢？——柴静问。

肯定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反正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学生理解我就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卢安克如是说。

我的老师陈佳裕走了。他走之前，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一眼。又是一个终生遗憾。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就好。遗憾的是，我做不到这一点。那天晚上，匆匆赶到二院，站在呼吸科病房门口，看着里面五六名护工忙忙碌碌地帮他整理衣服，头脑一片空白。在这间隙，盖在他脸上的白纸掉了下来，我看到了他的脸，和我脑海中的陈佳裕老师相比，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却不一样的惨白，却不同寻常的扭曲。那时，我仿佛感受到了他临终前的痛苦。

然后，他的家人站在床头，没有哭，眼睛红红的，表情木然。

回想起来，与人称“大叔”的陈佳裕老师相识不过半年，觉得每一次与他聊天，都颇有收获。本来还希望有一天，能再和他聊聊天，再跟着他做条新闻，没想到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世间再无陈佳裕，关于他的一切传奇都已落幕，而忝为他的“关门弟子”，我也只能在这半年多来的记忆中，尽力去搜寻一个自己心中的“大叔”，自己记忆中的“陈佳裕老师”。

认识大叔

新人第一次参加的部门例会上，被称为“大叔”的陈佳裕被定为我的老师。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好久，才依稀知道，大叔是我们社会部的首席，是最牛的记者。但那次开会结束后，他只是笑着说，这小子很壮，以后采访时要打架可就不怕了。不过，我记得的，是他的笑容很温暖。

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习惯，不过，几天之后，渐渐适应了，才发现他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刚开始时，因为跑口聊天中，大叔和那些警察都用闽南话聊天，我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在聊天之余，也感觉出了一点味道。大叔总是很快的时间内完成了采访，条理清晰，事情前因后果，也一清二楚了。

有一天在采访车上，大叔跟司机聊了几句，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要尝试一下采用创新的手法去写稿，要多试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大叔说的很简单，但这一句话却惊醒了我。虽然直到现在，也许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但大叔的这句话，却让我颇为震惊，直到现在仍然记着。

之前在写个人年终总结时，就写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着大叔做的一个监督题，关于惠安的豆腐渣村道工程。这道题难度颇大，我们上午本来出发的就有些迟，之后找各个采访对象，还花了一些时间，不料，每当采访一个人时，大叔总是三言两语就切入主题，很短时间里就能采到所需要的信息。到下午4点多，大叔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还在想，这个稿子到底能写成怎么样。但没想到，第二天出来时是一个整版。后来，我仔细阅读新闻的每一个部份，才发现，各种信息其实已经十分详实了。

之后还有一次，惠安一小学抗震能力为零，却依然继续使用，我跟着大叔，同样也就是在学校里转了一下，又去教育局等机构转了一下，没想到却又写出了一个版。——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和稿件后来被撤了，并再也没有发。

但现在看来， 两条新闻，却让我开始认识大叔，却开始让我把他和另一个整天写各种常规新闻的记者甄别开来。

大叔的另一面

不知道社会部还有谁和大叔一起打过牌？幸运的是，我和大叔打过。已经忘了是哪一天的事了，就记得那是个闷热的雨后，我和大叔和福安坐在阿标哥的店里，三人相对无言，见桌上有一副牌，大叔就拿过来，突然跟我们不见一人两个开始打了，打牌的时候，大叔还是很风趣的。这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吧。直到现在，跟大叔一起采访的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却还依记得。 

有一次，大叔交完稿留在部门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回。见我们不少人也都在办公室里，大叔便和我们坐着一起聊天。这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对媒体的认识，有他的一些经历。我记得他说起媒体，说起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说起凤凰台的一些栏目，言语间颇有见地。那一次，我突然觉得，虽然平时大叔做社会新闻，冲锋陷阵，打打杀杀，颇有大将的气慨。但这一次，却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点知识份子的情怀。

别了，老师

大叔的追悼会结束后，一天有人问我，会上你向大叔的遗体鞠躬时，在想些什么呢？我如实作答：当时头脑一片空白。真的是这样，在医院病房里，在太平间里，在殡仪馆里，有太多的时间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而另一些时间里，充满的不相信与不解， 眼前这个人真的已经走了吗？眼前这个人真的是数月前还与我谈笑风生，真的是两天前还有稿件见报的那个大叔吗？

世间再无陈佳裕，一切终成定局，这段时间常听有人历数多年来他的传奇事迹，感慨之余，也只能接受斯人已远行的事实。我辈新人多须努力，可在冬季的寒风中，只想默默地说声，别了，老师。

来广州三个星期了，我还没有吃过南信双皮奶，还没有逛过上下九，也还没有在任何一家影院看过on档的大片，更无论长隆、从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思考空间都给了工作。本来预计的也不是如此，但是刚来的第一周听尽了同事的抱怨，这边的情绪不是那么积极，也就不容许我不急切了。华南这儿企业的生态与北京上海不同，民营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前五十名的富豪有70%在这里“大隐于市”，手里捏着的金砖操控着多个重要经济命线，这些草根派的老板们是聪明而执拗的，对信息公开的意识非常不足，加之当地的媒体原则性不强，长期下来也就形成了只在需要宣传和危机公关的时候才拿钱买版面的风气。

华为就是一家典型的绝对不理媒体的大公司。海内外业绩都颇为出众的华为科技，内部如何运作，始终给外界带来强烈的神秘感：老总任正飞坚持军事化管理，层级分明，各部门之间交流极少，员工上班不得上外网，所有电子邮件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发出，工作压力巨大，年年有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从TCL工业设计总监略过一丝哀伤神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难以接近但事实上也许比富士康的“血汗工厂”更直接挖掘的黑洞（周刊的领导似乎是不太害怕官司的）。但《第一财经日报》当年对富士康的报道确实跟风《华尔街日报》跟得有些太紧，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和判断，这是题外话了。

同事们说，华为难突破，华润也难突破。同理的还有销售渠道铺得极好的王老吉，亚运会赞助商、刚刚收购了皮尔卡丹的某服装公司。华南最大的装潢企业、与大小房地产高端酒店大型项目都牵涉很深的景龙装饰陈总在郊游的时候告诉我，有个凤凰卫视的记者约了他一年多，他始终在耐心地一次次拒绝着采访~Orz~估计这位兄弟到现在也没能见到过陈总的本尊吧。

“上市之前保持低调，我不希望在别人的目光中惴惴地发展自己的企业。”

“那你打算让景龙什么时候上市？”

“这个……四五年后吧……”

看来等我当上编辑了他老人家都未必会接受一个采访。

面对这些企业家，我们作为CBNWEEKLY的记者，必须坚持的原则有：不收红包不收车马费，不收小礼物，不参加带有宣传和贿赂性质的媒体见面会（附带晚宴还可以，但附带泡温泉做SPA沐足K歌就一率不得参加……），不参加由单个企业组织的多家媒体记者的联谊。作为一家财经类杂志，对报道的客观性保护到了这个程度，是CBNWEEKLY独有的，也是它被我所尊敬的原因，但也是它在华南开疆拓土近半年身影却依然显得有些孤独的重要原因。内容与广告完全分离；视觉上坚持轻松时尚，内容上坚持深度挖掘。我们试图将专业主义与趣味性结合起来，给它注入真正的大报性格，像WSJ那样的大报性格。那也就是说，作为“创业者”的广州站记者们，有责任带着周刊走过寒冷的冰河纪，一如去年它在北京创刊那时的开拓者所做的，先去赢得尊重，然后再赢得新闻，制造优秀的商业报道。

最近的几期，我们也写了力拓门（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写的是黄健华收购NBA的球队），东莞制造业调查和平安帝国之困惑也正在准备之中……越来越多硬财经的选题进入编辑们选择的视野，但风格上人们依然会看到最“第一财经周刊”的一篇篇故事型的报道。它想证明的无非是，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关心社会，关心财富，并不需要与“有趣”相悖。不被理解，只是暂时的。

这也是我所相信的真意，此时欲辨已忘言，但时间总会说明一切的。

（2009年7月20日，于从合肥到广州的飞机上）

在我的语境里我不多做概念解释，我将毕业作为一条线划在二者之间，想必容易理解。线的虚实，凭君把握。

在龙岩采访时，我遇到一个公安局长。他让我在他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等了一个半小时，我准时，他迟到。我接连看了四批人进出他的办公室，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

轮到我的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他依旧忙，不断地接电话。然后，开始用他背好的台词回答我的问题。

20年前，他是漳州某区公安局的一个民警。后来他提出了110“报警服务台”的概念，漳州110因此声名大振。他当了公安局副局长，一支警察队伍带得漂漂亮亮。后来被调到龙岩，几年后，龙岩市治安180度逆转。到我采访时听说，他正在把龙岩110往香港皇家警察的方向打造。

采访以前先有耳闻，他不近人情。所以漫长的等待我没有怨言，甚至满心欢喜；对他用背好的话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有在意。在媒体前，能够将自己的本职依旧摆在第一位的公安局长不多，他很清醒；老老实实地表现出他是在背文章的公安局长也不多，很多人都在假装背出来的都是自己说的。

年近50的他身材清瘦，脸庞刚毅。有人用一个外号形容他——“郭疯子”。这就是他的生涯。

还有一位公安局宣传科长，年龄和“郭疯子”不相上下，身材魁梧，满脸横肉。他现在是宣传科长，20年前是宣传科员。他原本可以去更好的部门，却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到惩罚。他向我诉苦，宣传科员是最尴尬的职位，写得好，领导让你写一辈子，你永远爬不出那个办公室；写得不好，领导让你滚蛋，你屁股还没做热就得爬出那个办公室。

他的工作就是写稿，请报社记者吃饭。他的追求就是爬出那个办公室，爬进另一个办公室。这是他的生涯。

工作以来，我接触过很多类人。高层或者底层，有产或者无产，官或者民，知识分子或者流浪汉。我从来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是不是精英、在思想上是不是贵族比任何地位身份都重要。然而，在五星的宾馆里，在丰盛的酒桌上，在敞亮的办公大楼，我鲜见拿自己的生涯当回事的人。因为他们只拿生涯当饭碗，当跳板，当捆绑自己的绳索，当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丝毫揉不进理想，更谈不上为自己的生涯而骄傲。

我追求最精彩的人生，不是好，也不是坏，不是安稳，也不是跌宕，而是精彩，是以上所有的总和。

我为我正在步入的生涯感到骄傲。正如我们一样，我们选择聚在一起，我们选择每个月交一篇稿子，我们选择认真读彼此的文字，无非是想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定一些，生涯更加贴近理想一些，理想更加融入生涯一些。

愿我们理想不死，享受生涯。

谨引《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不知为什么，我心在特别先搞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里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股劲，希望自己看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回头地走啊走啊走啊……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