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看了，这里就是DPRK优越制度的全国试点，咱们羡慕人家那乌托邦可不是一点两点、一天两天了。

很难想象现在的情况，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片充满未知的神奇土地。两年前，那里如奔跑的兽脊一般涌动的沙山、美到残酷的向日葵海和让我可以就那样看尽一辈子该看的流星、挥霍无度地许愿直到天亮的苍穹，这些曾多次让我有流泪的冲动——越美就衬得它越悲剧。

在新疆之外我极少见过对政策如此盲信的地方（或者我到过的地方并不多，或者视野长期局限于福建东南沿海这种“脑筋活络”人士成堆的地方）。它是让我惊讶的，因为它是那么的复杂：多民族，内部冲突不断，整体偏向伊斯兰世界且长期以来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实际上都是自治的。而这种复杂，却被用了最简单、最一刀切的方式对待。第六次新疆畜牧会议就规定要借小额信贷就只能养一种特定的牛——“需求杠杆”是几百年前就存在的知识了，但这就是21世纪初新疆的经济管理水平，代价有多惨重，就不赘述了。这是我所遇到的那种害得几乎半个村子的人都因为无法还债而跑路的“大事”，比较“小”的还有天山上那一家子哈族人，连发烧应该治疗都不知道，孩子活活烧成了傻瓜。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有多少可能的社会阶层流动存在。

“怎么会这样？”是的，面对这些人你总会感到揪心的。因为他们不是受害于天生的无知，而是受制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相对于他们，也许Donald Tsang真的希望可以将那些举着牌上街反对修建高铁香港段的社运人士一枪嘣了，然后吹着枪口说“你们知道得太多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太多的论证没有必要，而太多的异见也没有必要——基础越简单，即便当错误发生，后果也是可以一笔勾销的，远在那么荒芜的远方，无论是消失了一个人，还是消失了一座村子，都没有太多的世人可以感知得到。于是决策的成本就被一再降到了最低。在这里，讨论言论自由意义尚且不大，反而信息对称的问题能够先得到改变，冲突的数量才可能真正地被抑制。但更为悲剧的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我的人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没人知道自己真正不满的是什么。但或许就那那么一件很具体的事，让他们压抑已久的怒火喷薄而出，比如今年的那件事（这个你们都知道我的所指）。

还在念书的时候，一个电台的维族同学曾给我看过一封某后来不幸入狱的汉族官员的“上书”，里面表达出了对统治这样一个“无知”而又暗流汹涌地区的不安，逻辑非常简单而有效：隔离产生对立，对立导致冲突。而这种隔离无处不在，比如哈族人和维族人不被允许进入国足的体系。而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哈族男生在描述这件事时，语气里尽是不满，但眼睛却会四下转动以确保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十分安全。而当有一天他不再愿意做后一件事的时候，那谁谁谁就不安全了。这便是信息封锁裂开了一道口子的结果，也许人们并不清楚自己应该知道的是什么或者外面有什么，但他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有种人为的力量在阻止他们同外界接触。

那个电台的朋友告诉我，其实新疆是不被信任的，她后来又补了一句“这也难怪。”听起来特别耐人寻味。D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这帮连POP STARS都跟我们不是同一拨的人，这帮一心想归入伊斯兰世界的人，这帮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与俄罗斯克格勃做着军火交易的人……所以对于不相信的人，便希望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这种事物本身就是相互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憋死也再喊不出“亚克西”了，就只好喊“亚咩嗲”了。

依稀记得当时自己回她的话是这么说的：“其实，人民是不被信任的。”我们总是背对着凛冽的风暴苦苦地守着那一面脆弱的通往世界的窗户（比如前段时间被停的BT等网站，这发生在欧美国家就是一个知识产权问题，而在我们这儿，很不幸，它首先是一个信息封锁问题），如获至宝地捧着那些别人眼中很平常乃至丝毫不值得骄傲的消息和渠道，因为……承认吧，我们根本不被信任，我们在原则上也是被“对立”起来的那拨。

朋友妈妈的短信还是发不出来。这种日子在一些人的眼中，可能是暂时的，可能忍一忍就能过去了。另外一位读研的朋友的新疆同学说她很难想象自己开学回来后“重新面对世界”时能显得多么无知跟落后。一个寒假尚且如此，那么一辈子呢？什么才可以把这种充满危险性的恐惧抹去？

“民族自治”加上“大规模汉化”加上“大型资源输出工程”加上现在的“信息封锁”……我所看到的也并不多，但那一重铁幕着实让这神奇的土地愈显得神奇。

港特区政府前不久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泛民主派与不少传媒仿效2005年，要连手推倒政府的政改方案，以推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用民意来逼迫政府尽早实现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不过民主派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俄国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感慨道，“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

索尔仁尼琴感叹俄国已全境赤化，而羡慕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两个“自由岛”。索氏是在1982年访问台湾时说出那番话，他大概不会想到，不到十年，苏联解体，赤化退潮，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十余年过去，香港已回归十余载，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进入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的首个甜蜜期。而索氏所羡慕的中国人没能“香港化”和“台湾化”，倒是香港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人并没有因能“回归祖国”而欢呼雀跃然，对于香港前途的思考却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港人的心中。

不少香港人选择了更加趋于现实的道路，爆发于这十年的“逃港潮”便是最现实的注脚。当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河流的对岸是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港商是大陆最大的投资方，香港也成为样板。当大陆领导人邓小平那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从“窗口”变成了老师。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优秀的官员们被送到香港培训，学习市场经济，学习股市。

于是港资书写了与中国政府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除了拥有中南海和故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外，还坐落着一栋栋曾代表着第一代港商辉煌的大楼——最近的贵宾楼（由霍英东投资）就在天安门的红墙西侧。

除了长安街上的港商建筑外，即便是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听到和看到刘德华的歌曲、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金庸的小说和同名港剧至今还可以在内地各大电视台重温到。

移民潮与北上投资，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暴露中港人对回归后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移民是因为他们害怕内地政权会阻碍香港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上”，香港又在内地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留下来的香港人无比自豪，他们相信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回归后他们能继续充当“老师”与“样板”。

可惜的是，“五十年不变”下，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改变。弗里德曼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回归后的香港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温暖”，也感受到大陆的威胁。

虽然还保持着“东方之珠”的美誉，但香港经济奇迹几乎因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后发”的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大陆化，或者大陆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不幸的是，香港的明天被弗里德曼预测中。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的今天，香港不再是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榜样，河对岸曾经瞧不起的“广东仔”的GDP早已超过自己，内地大城市也不屑将香港看作自己的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数。而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风光不再，没有夹道欢迎，倒是有不少投资陷阱，遭遇了不少维权难题。

愈发自信的大陆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世界”，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今天，香港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已无法影响到对岸，甚至还在大陆化。香港存在着两种香港人，不少香港市民还是会参加7.1大游行，某些特定的日子，还会用烛光来纪念；还有一些香港人，为了能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成为香港身影，他们争先恐后争取进入“进京名单”，采访他们时，“中央政府”总是不离口——他们与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区别。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杨小凯曾有个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后发优势”大还是“后发劣势”大。林认为，后发优势大，中国经济腾飞便是个证明。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单纯复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即便出现经济奇迹，其未来也不乐观。杨认为，单纯复制技术，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出现巨大弊端。

可惜的是，中南海的智囊是林毅夫，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香港被复制的仅仅是港资、麦兜、佐丹奴，而不是言论自由、开放的媒体和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少焦虑的台湾人破坏ECFA，甚至反对三通，提到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成为他们眼中的前车之鉴。

当某天，杨小凯预言中的“后发劣势”愈发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和某些港人共同毁掉的香港有多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