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君与片桐“我”是英雄，为了防止城市的毁灭，直到自身毁灭。

我们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通过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传来的声音和图像来感受地震，诚惶诚恐。除了听到了大量诗歌报告不断的嗯嗯啊啊的gao/chao迭起，看不到什么小说的诞生，它们所带来的与重建相比，是精神上的乏善可陈，我们除了表达悲痛以外，情感是如此的单一低落。人们总是说小说家的虚构想象力会影响真实性现场感，而最后给人们带来不了什么，可是屈从于现实感之后却无从谈起何种启示。我因而想起了《青蛙君救东京》，这样的地震小说表达的有力而且真诚，在灾难背后更成为一种力量，不止于呼唤，而在于更深层次的探索。

蚯蚓君的怒气，世界的黑暗，必然有入口也需要出口，青蛙君用真诚感化一个普通的小职员，与他一起战斗，战胜的几率“如同安娜·卡列尼娜战胜飞奔而来的火车的概率”，胜利得到的不是鲜花喝彩，无人知道他们的战争，得到是数十万普通民众的如同平时一般上班工作，这就是光明。而那些英雄青蛙君与“我”，一个消失，一个躺在病床上沉入梦乡。

阅读这样的故事，给我造成的一种淤塞毛孔已久的肮脏瞬间蒸发的快感。一个普通人拯救灾难就是这样荒诞的故事，在地震过后给人带来的勇气与信念，远胜于某些报告文学空洞无物的呼喊。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英雄，现实也好虚构也好，这是一种强烈的源于内心人性的一种渴望。造就英雄太难，最高的善之悟性，即心不存畏惧。荆轲先生的勇敢就是无视所谓“天下”，“虽千万人，我往也”的豪气。或许这不是胆小的反义词，只是一种特殊的精神。

从夜晚的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世界变得如此之快，长廊花园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忙碌不已的轻轨和高速公路，城市的建设如同一种原子弹般的毁灭，过去的记忆往往不见了踪影，在完美主义的眼里，这种“进步”是一种失了魂的堕落，原则是我们失去了一些我们热爱的东西，无论贵重还是卑贱，城市变化之快在于三年前我还用45°仰望天空，而现在90°也看不到城市的眉目，这是一种被埋葬的悲哀，对生存的恐惧。

而地震与建设都是城市走向死亡的一种形式，重建的恐怕不仅仅是物质的堆叠那样的简单。还则是城市是否还能重生，是需要一个英雄，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用符号学的趣味来命名那些想象中的城市，充满了对那些故有城市变化的片段的重叠，他在用形容一所城市变革的时候使用了“绑架”这个词，他使用了女性的名字来记忆城市，等待男性寓言的英雄来拯救她，我似乎看到张艺谋先生拍的《英雄》成为悲喜剧，英雄注定是要加上“悲剧”这个定语的。

而我们也似乎无法像青蛙君一样发现死亡的存在，并且消灭；我们或许只能眼睁睁老城区的分割倒塌，新的石头森林建立也似乎暗示城市又一周期生命的耗尽；抑或麻木的奔走于其中，为了权利；最后看着一座充满了科技的现代化城堡忙碌的死气沉沉。我们的人生价值不取决于我们如何存在，而是在于怎么毁灭，我们有限的存在决定了这座城市如何的继续生存。

尽管我们略显平庸，我们缺少的也只是单单掌灯鏖战黑暗的勇气。所谓积累的仇怨，蚯蚓君也并不是全然会被消灭，但城市依然还在运行。

今天我再上那个论坛，发现帖子已经被LZ撤掉了，这让已经回忆起自己也有过吃霸王餐心理的我有些惭愧。

逐利是每个人的正常心理，其实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好商品的想法无可厚非，而市场也总在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并且降低产品价格，来满足消费者。但是在这过程中，价格总是不会降低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因为如果真的变成那样，消费者可能暂时受益，但是整个产业的链条就将断裂，将来企业或者个人再也不会有动力来生产这种产品。总要在市场中找到一种合适的营销模式，并且在竞争中调整能取得的利润额和定价，一个行业才有可能健康地发展下去。这是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不得不说，电子书的确带给了读者很多福利，尤其是充斥于网络的免费电子书。在图书行业，数字出版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总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有人说是跟人们的阅读习惯有关，但是说实话，我们连电子阅读器都还没摸过，又怎么来比较和选择呢？

现在，亚马逊的Kindle是目前最成功的电子阅读终端，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拥有终端，还有网络书店的强大支持。而前不久苹果也推出了类似大号Touch的ipad。中国也有了汉王、翰林、易博士等电子阅读终端生产商，但是由于市场尚未培育起来，定价又过高，销售情况并不乐观。这个月，第一财经采访了汉王的科技董事长刘迎建。插一句题外话，我是很“佩服”汉王为自己的电子阅读器取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电纸书，这个名字不仅发音不好发、土气，还在刻意忽略数字化出版的革命性，这样的保守很不让人欣赏。刘迎建在采访中侃侃而谈电子阅读器的前景，称虽然现在销量有限，但是一旦人们开始接受这一产品，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销售将呈现指数级的增长。这个我很赞同，但是增长的只是整个市场，面对越来越多的品牌，以及深圳华强电子城无孔不入的山寨产品，汉王又凭什么脱颖而出？当主持人问到，汉王如何避免被山寨化的命运时，刘迎建说，他们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网络电子书店，购买更多图书的数字版权，也就是亚马逊的模式。显然，比起一直以出版为主业的亚马逊，汉王在这上面并没有优势，虽然汉王书城已经上线，但是用户可以下载的书籍非常之少。

这不仅仅是汉王的问题，很多电子终端都有这个问题，在图书版权的整合能力上他们弱势明显。当然这一方面是大家术业有专攻，做电子终端的要进入出版业存在着行业限制，另外一方面，也与出版社的态度有关：多数传统出版社认为电子书的销售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并且因为电子书的易于复制性，出版社担心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上，会导致网络盗版的泛滥。

然而，市场上正版电子书的缺失却是导致盗版的泛滥的一个助推力。当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终端，对内容的大量需求就顺理成章。山寨厂商会竭力去挖掘免费的电子书，预装进自己的产品中；电子盗版商会复制各类图书，或者破解数字版权保护系统；读者也会因为想获得更多图书而四处搜罗并且分享（大部分年轻人的分享意识比我强）。到那时，你还能怪得了谁呢？你已经失去了进入这一领域的时机，你只能卖几年已经握在自己手中的数字出版版权，然后被淘汰。

我经常看到一些帖子，不少人因为网上下载的免费电子书质量差，而且内容单一（基本上是玄幻、武侠、言情之类的），而发帖寻求更好的电子书资源，即使付费也可以。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的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传统出版商拱手将自己的领土相让给盗版图书，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

所以，其实我根本不应该怪那位在论坛发帖寻找免费下载的读者，我实在是应该怪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为什么没有及时为读者提供质量可靠、价格适中的电子图书以及下载这些图书的渠道？

开发出Kindle的亚马逊作为一个长期的图书从业者，无疑是明智的，它一直避免把自己的未来定义为一个数字出版商，并且用电子书的阅读增长了传统纸质书的销量这样的理由来说服传统出版社自欺欺人，出版电子图书，但是如果它跟你说它不是看重了数字出版的前景才这么做的，那你信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是：电子阅读器不断推出，甚至山寨的阅读器价格已经降到了一千元一下，苹果也推出了ipad电子阅读器，竞争如火如荼，但是出版社对此却反应冷淡。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而又可怕的冷漠。你不进入数字出版的市场，自然会有看到商机的人来做。最后可能落到个卖几年版权，然后就死掉的地步。

所以，如果传统出版社不在尚握有大量数字版权的时候去制定规则，那就只能等着别人来给自己制造枷锁了。如果传统出版社能头脑能清醒一点，就应该赶紧采取行动，来加大自己手中的筹码。坐等别人开拓市场、提供技术支持、做营销……那最后被替代的就是最不出力的你。

我在短时间内频繁地改变计划，一点儿都不明白什么叫“状态延续”。

焦虑，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我是如此地不安定。

半年的外出实习中，我积累了不少了对困苦生活的恐惧。我像被苦难生活驯服了一般，开始情愿地留在家里享受安逸。然而，时间一久，舒服的日子却让我过得更加地伤筋动骨。

家人的谈话再不像美妙音乐那般令人愉悦。我怀念起与朋友因观点不同的争吵，那时我热血沸腾。

早睡晚起只不过是消磨士气的靡靡之音。我怀念起为了赶稿通宵达旦的那种勇气，那时我十分清醒。

于是，我决定外出。

我去哪？我去干吗？

我心里没有答案。但直觉告诉我一定得离开这了。

在春节的前一周，我在中午做了决定，当晚直接飞往成都。从行为上解释，我这次属于心血来潮，冲动行事了。但往深层次去看，我已经在心里无数次地彩排过久违的旅行。上一次旅行，已经是2008年8月份的事了。想做的事，一旦找到突破口，我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让我来不及多做思考，就立马奔赴行动。走之前，我还在担心准备得不充分。到了成都，我发现，问题可以在行进的过程中一个个解决，又何必总在行动前将未来的每一步都安排得事无巨细？

成都之行，像是潜意识里自己为未来的行动安排的一次检测。这一周的旅行刺激出的各方表现，坚定了我去北京的信念。

家庭意志远不比想象中那般坚不可摧。家人只会在你临走时因为担心而反对，但无论以何种姿态回家时，父母亲总是机场里接你的人。

生活的艰辛远不比想象中那般痛入心扉。峨眉山的雪水浸湿了靴子的薄底，刺痛的冰冷只在停下脚步的时候才能体味。大多时候，我关注着途中的一切，忘记了疲惫。登山金顶的时候，我望着眼下的层层阶梯蜿蜒盘绕陡峭的山体：那些险峻的山在冬季里露出了多么冷酷无情的表情，我却安静地从他面前经过。偶尔，不知是云还是雾笼罩着眼下的山体，眼前白茫茫的一片，恍若来到了天上。站在山顶，我忘了曾经萌发的放弃念头，不可思议地感叹：我居然能赶在第二天日落前赶到这里。

生活，是不是只要我们按着心意、一直往前走着，就能有登顶的时刻？

我忐忑地前往不可预知的明天。生活，注定是伴有艰辛，一想到此，我的日子立即变得惊恐疑惧。峨眉山告诉我，只有走过去，才能迈过生活的槛。就像爬山路一样，一个槛，一个槛地迈，就离山顶越来越近。

既然厦门的生活满足不了追求，自己又说服不了梦想委屈生活，那就放任性情，追随内心。于是，我试着把爬山的状态带到三月的北京。

未来依旧会不安定，但我相信命运。

是的，我们是一个不允许正常销售摇头丸、K粉和大麻的国家。我们所享受的将远比这些来得直接。忘记三聚氰胺吧，民间的力量到底还是太小儿科。

最近，中国成为了第一个批准转基因技术用于主粮种植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玩完不再是个梦，而是一件已经有了确定时间表的事情。真是太大快人心了。面对未知的食物时，最饿的那个总是最不要命的，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战乱时期的难民吃观音土的故事。但那起码是一种自由选择，这次我们可是被动成为了世界头号人肉试验品，因为很简单，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信息社会，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的丰富，可是……我们不会在自己家后院种水稻，尤其当大部分还“蜗居”着。

一些居心叵测的“科学家”说：科学是动态发展的，现在没有检查出问题就可以吃。——我吃了转基因大米身残可能要60年以后才发现，可是您的脑残现在就显示出来了。难道要等60年后13亿人都智障了才说“噢！原来不能吃！”真是比法西斯还牛掰，还不如那谁谁复活，然后来点儿痛快的呢~

还有另一说就更为邪恶了，居然说其实你们不知道啊，转基因技术早已融入我们的衣食住行，尤其是你们平时吃的粮食吧，我们早就一点点儿地让你们试吃转基因啦，不也没出啥事吗？对于这一事实，余在心痛的同时也只能感慨到：“草~怪不得这些年脑残越来越多……”而我也相信，吃的最多的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请将你们手里的股权凭证卷成棒状，上一边自爆菊花玩去。

知道这件事以后我看到米饭就想哭，模糊中想起在日本游玩时吃的米饭。那个美啊~记得导游阿叔说过，当年这个缺地的小国闹米荒，政府为解决问题急忙从某邻国进口大米，不了几天，温驯得几乎只会说“斯咪嘛噻”跟“呀咩喋”的日本家庭主妇们居然彪悍到走上街头，捍卫饭碗的纯净。相衬之下，生命在这里已经没有尊严了，其实不必如虫豸一样地嘲笑别人，因为自大也总好过自贱。这句话其实是自嘲，因为除非及时用脚投票，否则我也难逃被践踏的命运。

我们的国歌真是太有远见了……唱得多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还真就没脱离过危险。至少，不会比把色彩火辣的摇头丸广告挂得满大街都是新西兰安全——在那里，起码你知道自己吃下的东西，将带来什么。

昨日赶了5000余字，久违的记录。外面烟花炮竹声四起，提醒我这是异乡的元宵，顿觉愧疚。入夜，拉宝宝一起出去吃饭，方觉漫天白雪，回屋加衣。

我的确高估了自己，或者完全低估了工作对人的损耗，连每天2000字也无法保证，拖沓2月仅完成3万字不到。但我真觉得这是一本有意义的书，我不会放弃。

有时会妄想，如果每年可以翻一本好书，到老的时候，就有好几十本，那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不管生活是步入田野，还是堕入深渊，我依然希望能够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一同事离职，我们叫她雁子，在这个春天里要南飞了。昨晚我们一群去年7月进公司的应届生朋友聚餐送别。气氛很伤感，八卦和苦水，甜蜜和悲情，祝福与鼓励。

我们这伙人因为入职培训在同一个队而成为朋友，后来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泡泡群，边上班边灌水，还时不时一道吃饭打牌出游杀人。从校园到职场的这段过渡期里，这个小圈子是我们逃避压力与疲惫的角落，也总能在那里找到些乐子。

雁子的工位已经空了。上午她在群里发了告别信，写的很长，其余15人她一一点评并祝福了。有人开始在电脑前哭了；我用百宝袋广播小虎队《再见》，一片潸然。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

我们过早地开始怀念了，又总忍不住放大自己的伤感。我们使劲怀念使劲伤感，只因害怕未来无处安放。

大年初六深夜，汉口火车站，去往站台的通道上人潮拥挤。每个人都神色匆匆往前赶，背、提、扛、拖着大包小包，脸上写满了坚毅与隐忍。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近20小时的临客之旅，以及新一年的北漂生涯。

有那么一刻，我怔在人群中，人来人往，嘈杂喧嚣，望着窗外的工地和更远处的烟火，一股悲怆涌上心头。

有人说，旅行是以家为圆心不断需找新的半径的过程；如果不能确认圆心在哪里，那不是旅行，是漂泊。

还有人说，北京是把所有有梦想的年轻人吸引来，然后磨灭所有锐气，一脚踢开的城市。

那又怎样，谁让我们年轻呢。

“上头”

【势力】公检法司

【血量】4

【技能】

和谐：出牌阶段，手中无牌时全体角色须各自判定“乐不思蜀”一回合

推脱（主公技）：判定阶段可将须自己待判定的延时类锦囊转移给另外一名“公检法”势力角色

刘晓原

【势力】被告

【血量】4

【技能】

质疑：任意玩家出杀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该技能。质疑该出牌玩家，被质疑者必須说出此杀是否能够造成伤害。如果说对（命中或者不命中）则多抓一张牌，说错的话弃一张手牌或装备牌，无牌时减1血。

群起（主公技）：打出攻击类锦囊时，可指定任意“被告”势力角色不受该锦囊影响。

邱炉溪

【势力】蚍蜉

【血量】4

【技能】

隐匿：在你的回合外，你可以丢弃一张手牌，使你置于游戏之外，持续三个玩家的行动回合。

谈笑（主公技）：弃掉三张手牌或装备牌，可令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位蚍蜉势力角色加一血

武将

检察院

【势力】公检法

【血量】4

【技能】

公诉：使用锦囊不能被“无懈可击”

法院

【势力】公检法

【血量】4

【技能】

判决：判定生效前，可从排堆顶部摸取一张牌替换判定牌，废除的判定牌归自己所有

公安局

【势力】公检法

【血量】3

【技能】

取证：出牌阶段可查看任一角色全部手牌，每回合限用一次

跨区：计算距离时始终-1

看守所

【势力】公检法

【血量】3

【技能】

羁押：出牌阶段可抽取他人共计两张手牌扣于桌上，待该角色行动回合先行判定，判定牌为红色则取回扣牌继续使用，为黑色则继续扣于桌面。该牌仍计入手牌总数。

保外：当失去一张装备区的牌时，可为任一加一血

游精佑

【势力】被告

【血量】3

【技能】

战友：可替任何角色出“闪”或“杀”

修路：计算距离时始终视为+1

范燕琼

【势力】被告

【血量】3

【技能】

控告：任何攻击锦囊可当“杀”使用，且无视对方防具

凛然：每回合可替任意角色承受伤害一次

吴华英

【势力】被告

【血量】4

【技能】

上访：使用锦囊无距离限制，且自身不受延时类锦囊作用

林洪楠

【势力】被告

【血量】4

【技能】

辩护：出牌阶段，弃掉三张手牌可对攻击范围内任意一名角色打出一张“杀”，同时回复自己一点体力

陈方土

【势力】蚍蜉

【血量】3

【技能】

修行：受到伤害时可选择免疫改伤害，则下一回合自动进入“乐不思蜀”状态，至自己下一回合结束前不再受到伤害

建站：梅花花色的手牌可当“无中生有”使用

康广隶

【势力】蚍蜉

【血量】3

【技能】

骇客：每回合出牌阶段可抽取任一角色一张手牌进行使用或丢弃，若打出“杀”则该回合该角色不能再出“杀”

翻墙：可弃一张手牌，指定一名角色为自己的“代理”，该回合打出的牌按代理角色的装备进行距离计算

马老湿

【势力】蚍蜉

【血量】4

【技能】

赛课：任何黑桃花色牌都可以当做“决斗”使用

范否

【势力】蚍蜉

【血量】4

【技能】

传媒：每张“杀”可以攻击指定角色和自己以外的所有与其距离为1的角色

郭宝锋

【势力】群雄

【血量】4

【技能】

神推：使用时先行说出一种花色，并从牌堆顶部摸取一张判定牌，若花色相同，则每名角色须亮出一张该花色的牌并取回，否则掉1血或弃两张手牌

杨铁男

【势力】群雄

【血量】3

【技能】

军团：打出两张黑桃花色牌可当“南蛮入侵”使用

天籁：弃掉两张手牌，可以帮自己和距离为1的角色各加一血

王荔蕻

【势力】群雄

【血量】3

【技能】

致信：出牌阶段，用自己一张手牌换取任意角色一张手牌，每回合使用不得超过两次

快闪：可用任意红色牌当闪电使用，且自己不受闪电伤害

老虎庙

【势力】群雄

【血量】4

【技能】

内幕：弃掉一张手牌，可以选定一名角色进行判定，若判定牌为黑色，则该角色收到1点雷击伤害

屠夫

【势力】群雄

【血量】3

【技能】

苦行：不受攻击锦囊效果影响

露宿：减少自己一血，可使自己在下一回合摸牌阶段前不受任何伤害

让人疑惑的是，看到一个人穿得邋遢猥琐，你去嘲笑人家的狗不讲卫生？

没错，黄宏是临时拉上去的，担任着中华曲艺学会会长等职务的姜昆不行了，这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错，赵本山今年一点也不搞笑，小沈阳是去打酱油的。没错，郭达蔡明收尾处忍不住感激了一下贵组织得力的就业政策。没错，刘谦领了一群托。没错，春晚是一年一度的红歌会。

可是，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表演，他们背后站着慈眉善目胸中万箭齐发的老大哥。

于是，他们让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去唱没有某组织就没有你的国家，孩子们什么都不懂，真的。于是，新疆大叔翩翩起舞，让“亚克西”瞬间成为年度最生猛的中文词汇。于是，零点后，在中国主持界一哥高亢的颂词中，和谐社会gao/chao了。

春晚太怕出错了，传统相声中一句简单的讽刺都有可能戳到“政治不正确”的禁区，毕竟，他们的主人是强撑着“伟大光荣正确”的纸糊面具艰难度日的。

春晚很烂，但并不是一直这么烂。至少前几年有过《千手观音》，有过让人泪流满面的《心里话》，至少小品有过陈佩斯朱时茂、赵丽蓉巩汉林、赵本山宋丹丹的黄金时代，至少姜昆曾经说出过《虎口遐想》《电梯奇遇》这样的经典段子。

过去的一年，该封了的都封了，该删的都删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迹象都强有力宣告着“严冬”的到来。这是10年来最冷的冬天，难道你还幻想着年底的春晚拒领10年最差的奖项？

每一个文艺工作者脑子里都钻着一个审查官，都安装着运转精确体系庞大的过滤词库，你还在期待着精彩纷呈酣畅淋漓的文艺作品？

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每天都守在电视机前看《机器猫》《聪明一休》《圣斗士星矢》等动画片。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们在看《蓝猫三千问》。再过十年，当我们这一代已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睁着天真纯粹的眼睛被要求唱《没有该页无法显示就没有XXX》，不希望他们还在学习由谎言编织的历史教科书，不希望他们还处在对世界好奇阶段的时候，就懂得编些谎话宣誓效忠某组织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利益。

为了孩子。一切在于你，我，每一个人。

最好，最好没有那么一天。最好那个时候，花朵已经倔强而坚韧的绽放了，伴着春天的气息。

满清固然是“女真不过万，满万则无敌于天下”，但以汉人两亿之数量，却被不过二十数万人的满人占据了天下，究其原因，多半还是咎由自取的。

满清入关时，长江以南依然在明朝手中，中原之地为农民军与满清胶着之所。而当时多尔衮所想，至多也不过是能与明朝划江而治，成南北朝之局。

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满清入关，跑马圈地，剃发易服，于今日大湿们固然有民族融合之精辟结论，于当时说，却是亡天下无疑。

与邱靖曾谈及南明与南宋之区别，何以南宋之羸弱仓惶，尚能抵抗百余年，而南明大好局势，却二十年间便土崩瓦解。邱靖说，宋室南逃，所依仗者，为百劫余生之人，经得起考验。而我们论及南明，常常说优势为南京有一套完整的班子，但就是这一整套完整的班子，未经战事洗礼，犹自留存晚明党争恶习。故此大兵压境之时，尚自相互攻击疲于内斗，如史可法守扬州竟落得无兵可用，而之前嗷嗷乱叫恨不得进兵逼宫的大将们却纷纷对清廷望风而降。

哀哉，清军入关之后八旗腐朽的极快，想来已经出乎多尔衮预料，故此征伐南明的主力，多半是明朝降军。不知自古中国人就有这样的品性，自相残杀，总有无穷的动力。无论是运筹帷幄的洪承畴，还是前线打手的几大藩王，对自己人之残忍，对夷狄之恭谨，都让今人看来无法理解。而那些一溃千里的明军，在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也变得骁勇善战起来。有如后来投共之国军，是否也是因为深刻感受到了这是为自己打仗，亦是土地革命之功？而“留发不留头”的规定，多尔衮当初也是拿不准的，偏偏一个明朝降臣拼命鼓动，最后成了国策。书中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他们是怕自己的叛逃引得他人的审问，故此只有斩尽杀绝，才能保留一点心理的尊严。

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由此来看，用在明末清初之时也妥当，而所谓的天下大势，自作孽而已。

有几个想法，不吐不快。

满清屠城之人，多为明朝降军。而所杀为自己同胞，杀的也是痛快淋漓。

南明一堆将领，为了推戴之功，不惜大敌当前，立了几个朝廷。岂不知若是国家都已不在，这点功劳又算的了什么呢？文人们党争不断，纵使屁 大点地方，也能把名分争得有如大势已定。说到头来也只是排除异己罢了。故此我们应放弃对那些官吏的遐想，因为国家有难可让他们团结精诚，即便国家亡了，他 们也不会在意的。

朱元璋乞丐出身，拿到了天下之后，生怕自己的子孙再受苦。于是立下规矩，自己的子孙不得工作，由国家供养。到了明朝末年，朱家子孙是几 十万的造粪机器，由于不能工作，有许多远房只能饿死家中。那些有钱点的，有短视的要死，真是没把国家当成自己的，死都不肯拿钱犒赏军队。到了清朝夺取天 下，又说八旗子弟不能工作，由国家供养。历史真是难得让人吸取教训，八旗子弟后来的德性我们都看到了。对我们的教训是，父母固然不愿让我们受他们吃过的 苦，而有些苦是一定要吃的。

两亿汉人忍气吞声，被各自杀掉，却偏偏不能同仇敌忾。故是因为看到别人死，以为总不会轮到自己身上。或者总会到自己身上，晚死也比早死好。所以往往绝对的优势，竟成一人死而众人围观，乃至众人皆死的状况。此事放之今天，尤请诸君多思多想。

忠臣固然名垂千古，但一些孔孟之道读来，毫无定国安邦之策，却只有敢死之心。其实于国于家无大用。

能写千古文章的人，如钱谦益侯方域之流，做人却未必出彩。一个在殉国无胆开城投降，一个用锦绣文章做了满清入侵的战略性文件。文人于乱世，纵使赋到沧桑，却多半身不由己。

关于周润发的那句“不哭不是人”，让我想到了若干年前张伟平先生对十面埋伏的那句“不哭来找我”。当年觉得张伟平先生是无耻的，如今想来颇有担待。 毕竟人家说你不哭来找我，大有是杀是剐随便你的魄力。而周润发那话一出便让人觉得如今这个世上，不仅买房子难，连做人都难了。二人今年很有默契的奉献出国产市场的一对奇葩，在阿凡达的前后各自上演，此刻大家终于明白，原来中影公司用意深刻，在用建国大业告诉大家一群脑残是怎么被人忽悠上船然后死有余辜之后，又用了这种特殊的方法告诉大家，差距没有最大，只有更大。好比在你骂了几年春哥之后，突然出现了曾哥，你才发自肺腑的为自己曾经的愚昧而懊悔，于是每天看十遍in your head然后摆上春哥的画像日日忏悔，才可解愧疚之情。

我对胡玫女士痛斥“阿凡达借孔子炒作”颇为理解，孔子未上映之前，阿凡达的高峰期其实已近末端。而看过了孔子之后，电影院里阿凡达又迎来gao/chao，据传 档期又延长至三月中旬。这不难理解，如同朝鲜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淫离日越来越远，虽然从哪个角度来讲这都是一个相当不合格的A片剧情，而我们国家却乐于看到如此，这并不完全因为社会主义盟友关系，更因为只有朝鲜，我们的国民才能更深刻的意识到自己过得非常幸福。胡玫女士被消费了，当然有理由这么说，她将全民的幸福指数无形中抬高了相当的百分点，如同你看到一颗彗星，有人告诉你是哈雷彗星七十六年一次，你已经爽到极点了，突然有人跟你说错了其实那是海尔波普彗星，三千多年一次。我擦，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爽的事情吗？以后的三千多年生的人都只能去膜拜你了，你还不高兴，还不感谢人家，还有天理吗？

对于南子这位女主角，孔子虽然光曰不日，但要讲的是一个高尚的人物，你也得理解导演。万一日了，那不知散落各地的孔家后代就要开始嚷嚷，你也总不好 解释此事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倒霉。如果孔子非常淡定，那么散落在网络各端的人民就要开始质疑孔子先生的性取向问题，想来想去，只能很不淡定的曰了。想起很多 年前看到的一解释，说子在川上曰，其实人们看叉了，那其实是很有情调的一种举动。

胡玫导演是能拍出雍正王朝和汉武大帝的女人，只能说电视到电影的跨越还得培养。用两个小时讲一个大人物，你不能像之前拍电视剧一样讲其一生，除非你有阿甘正传那导演的功力。那些人物莫名其妙的来然后稀里糊涂的死，看到最后我只是觉得，35岁的周迅果然还是个萝莉，而两千多年前孔子没有曰完的女人便由今天的富二代日完，算是盛大的交接。归而总之，曾几日不如曰，今朝曰不如日。

这么一个宏大的题目，应该是把握不住的。然而把握不住，仍要把握，就是人生了。就像对身边的世界，不满多过满意，虽然当下凡夫肉身无法改变，但百年之后能留下些许名字。也算入了涅槃，不生不死。

又走到了一个路口，脑海之中每天胡思乱想，却没个结果。甚至不知道每天想的是什么。这种状态像极了大二大三失眠的那两年，我现在需要一个出口，改变现在的状态。在还算不错的当下，改变似乎更加需要勇气。

我对命理血型生肖星座这些东西基本不感兴趣，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感叹那些东西准的不行。双鱼似乎需要一直改变，安不下心。然而圣严法师说安心处安身，安身处安业，安业处安家。安不下心，似乎就该注定漂泊了。看看自己的脚，漂泊似乎挺酷，再想想身上的担子，就有点儿慌了。

慌得时候就想写字儿，我想，这对比抽烟喝酒，算是非常健康的习惯。只是苦了诸位看官，忍受混乱思维下的混乱文字。

古人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十一个字应该就是这辈子一直追求的活法吧。正心应该最难最苦吧，却偏偏安排在了第一个。除此之外，在如此的世界，能治国平天下的人往往却大多数居心不正。冒着后五个字破灭的危险争取前两字，似乎更加纠葛。

还好，身边有些志同道合朋友，能够聊聊天。相比于之前的每聊必喝每喝必多每多必疯每疯必吐，如今炖个茄子喝杯开水都能聊个通宵。从追求形式到追求内容，应该是一种进步吧。

该回家看看了，一年没回去了，行驶远了回港歇歇再走。在家呆着不甘心，但应该会安心。

来趟台湾真不容易，台湾同行帮忙办理入台证和邀请函只是第一步，没有国台办的“大陆同胞往来台湾通行证”，必须由香港或者澳门等第三地出入境，手续十分麻烦。害怕港澳通行证在关键的时候不够“灵光”，12月初，还专门休了年假回家办护照。

往返北京与香港的机票贵得离谱，一大早就直飞深圳，中午从宝安机场搭乘大巴到香港机场，傍晚再从香港机场飞往台北。折腾了一整天后，晚上10点，飞机在桃园机场着陆，一切地疲倦都忘了，说不上兴奋，但有种很奇特的感觉。

台北的上空下着小雨，阴沉沉的。虽然电视台一直在说，这是台北最冷的一周，但在北方呆久了，一点都不觉得冷。开往台北市区的机场巴士的电视上，播放的是我从小一直看到大的那些老面孔们演的闽南语剧，就像回家一样亲切。什么《夜市人生》，《再见阿郎》，这些电视剧的情节也几乎雷同，类似传统戏剧中的陈世美，一个男的离开糟糠之妻，奔向有钱的老婆和岳父……俗套的故事，但台湾的本省人最喜欢看，就像我奶奶一样，只看泉州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他们来说太生硬。因为电视剧里面的夜市、唠叨不停的闽南妇女是市井生活最贴切的载体。

旅行箱里装满凤凰周刊和十周年纪念纸袋，我准备给拜访的每一个对象都送上两本《凤凰周刊》：一本最新的杂志，一本我们曾经做过的台湾封面故事，用漂亮的十周年袋子装上，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

联络新闻局一位专门负责对接大陆与香港媒体的官员，巧合的是这位仁兄叫“纪东阳”，按台湾人的习惯，他称呼我为“东阳兄”，我也得叫他“东阳兄”，恰是有趣。

杂志曾在去年春节期间做了一期特别报道，叫台新闻局裁撤危机，里面有篇《苏俊宾：最后的新闻局长？》。去年春节前夕，苏刚上任，我曾寄过这本杂志给苏俊宾。如今，苏即将转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东吴大学副教授江启臣即将接任。

今天上午，行政院不远的立法院里，正在表决的行政院改组方案中规定，2012年新闻局将被裁撤。今日的台湾报纸也关注到这个事情，大陆台海网等也有类似“苏俊宾是最后的新闻局局长”等消息。我们一年前就关注到这个话题，比台湾媒体还要早。

台湾同行私下告诉我，大陆媒体要采访行政院院长以上级别的，包括马英九﹑萧万长﹑吴敦义三个人，基本不可能。不少大陆媒体也在申请专访马英九，但都很难。

实际上，凤凰卫视是一个专访到马英九的“大陆”媒体。2008年4月，马英九还未上任时，赵少康专访了马英九。2008年年底，凤凰网与台湾央广合作，设计了“大陆网友对话马英九”环节，间接向马提问。

他们分析，倘若2012年马英九能成功连任，没有选举的压力后，可能会在那个时候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台湾一些媒体高层﹑名嘴也在预测，这些大陆媒体中，南方周末最有希望，因为奥马巴曾经选择南周，马英九效仿奥巴马的话，岛内舆论压力较小。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杂志是唯一一个在大陆发行，可以称吴敦义为行政院院长，但不加引号的媒体。

午饭后，去了趟立法院，因为是“香港”媒体，只需要出示下记者证，登记下就能进入。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办公室，国民党籍立委周守训与林沧敏正在竞选立法院国民党党团书记长。但是来立法院并不是来看这两人选举，而是在等新上任的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金溥聪是最近台湾媒体上最红的新闻人物，今天他将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见面，商讨“地方制度法”等提案，拜托党籍立委们一定要让这个提案通过。

金溥聪进入办公室后，后面跟着一群电视媒体记者，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在短暂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冲上前给他递名片，告诉他我是凤凰周刊驻大陆的记者。金看了我一眼，拍了下我肩膀，说很抱歉，他的名片发光了。晚上回到YMCA看电视时，竟然看到自己递名片的镜头出现在三立电视台的新闻里。很可惜，手里忘了捧本凤凰周刊，否则效果会很好。立法院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份立委通讯录，很不错，每个立委的手机号码都印在上面，以后采访的时候会十分方便。

下午，立法院开会，为了能让国民党版本的各项提案通过，国民党立委们占领了主席台，紧紧围住王金平，让王能顺利宣布投票开始﹑投票结果。等傍晚休会时，硬是挤到前面与王金平交换了名片，简单的聊了几句，王金平送给我一本小记事本，上面印着“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敬赠。”自己确实还是太嫩了，来不及要到“题词”，王金平便被助理们架走。

二  吕秀莲印象

台北的马路上，到处都是摩托车——这种在我居住的城市只有警察才有资格使用两轮交通工具，他们叫机车。但是和大陆一些还没“禁摩”的城市不同的是，一点都不会乱，摩托车永远不会出现在人行道上，从你身边飞驰而过。非主干道上的车辆行驶得很慢，有行人通过时，会主动停下来等行人，不管是不是斑马线。

看看昨晚的电视新闻，看着三立与TVBS上的台湾名嘴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辩论，政治人物们频繁制造冲突吸引眼球。这片土地上的电视看起来实在是没什么意思，除了政治模仿秀全民最大党还有点意思外，到处都是艺人们教大家怎么瘦身，甚至有名嘴可塔罗牌来分析政治人物的执政路数。真的感觉，电视上是另外一个台湾，台湾人民就要起义了，马英九快下台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街上的人们依然自个忙自个的，一片和谐。才发现原来普通台湾人离政治是多么的远，而不是电视上那样。立法院依然闹哄哄，但是街头很有序，甚至在他们的“长安街”凯达格兰大道上，摩托车都可以行驶。到处都是类似厦门中山路上的骑楼——自建立伊始就保存完好的建筑，这是一个没有摩天楼群的城市——101大楼注定是孤独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但摩托车与老旧的骑楼并不妨碍它能成为大都市，即便台湾媒体说，投行的总裁已经很多年不来台北，而是去北京与上海。

上午的行程是采访吕秀莲，吕秀莲创办的《玉山周报》办公室位于复兴南路，离101很近。这栋大楼的后面就是华视大厦，我们凤凰卫视的台北办事处就在华视大厦里。与吕秀莲约的时间在11点，所以抽空参观了台北办事处。台北办事处此前在台北车站附近，不久前才搬到这里。

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吕秀莲办公室，作为卸任的“副总统”，原本以为会有维安人员保护，没想到没有任何阻拦，也不需要安检，工作人员把我引入会客室，叫我在这稍等。不到五分钟，吕走进来，穿着粉红色的大衣，一脸的亲和。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吕都做了很详细的回答，包括1992年以妇女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参访大陆﹑2000年陈水扁为何会其为副手﹑319枪击案﹑是否会登陆﹑是否有意愿参选2012等。由于吕曾是“副总统”，因此采访时，有其它媒体在现场做记录，她接受我们采访也成为一件新闻。第二天，在台湾一些门户网站上，果然看到《凤凰周刊》专访吕秀莲的报道和照片。

即将到来的五个直辖市选举，吕秀莲认为，想去参选“五都”的民进党人就要保证不选2012，否则胜选后不到一年多，就放弃自己的选民去选“总统”很不负责。这个说法在台湾引起广泛的解读，甚至，国民党立委邱毅还说，吕是在谋算2012，作为马英九的搭档选举。

整个采访中，吕秀莲本想给我补充“台湾历史课”，但是我的每个问题，都会加上一些细节，比如刘邦友暗杀案，她与陈菊同在一个牢房里，采访结束后，我用闽南话和她寒暄，她很惊讶。吕确实是民进党内比较开明的人，被台湾媒体称为“最敢讲真话”的政客。她得知我是厦大毕业的后，还回忆起90年代去厦大参观的情形，还聊起她与厦大台湾研究院陈孔立教授之间的几次互动。

不少台湾媒体人都觉得吕秀莲依然有政治野心。虽然她的“统独观”与本人相左，她依然是深绿政客，但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还未明朗，甚至回避的时候，唯独只有吕秀莲的“探戈”跳得最好。有了《玉山周报》社长的纯民间身份，她未来登陆会比其它民进党人要有优势。而且在不少绿营人士看来，吕秀莲与陈菊一样，属于务实派，而且他们参访大陆不会伤害“台湾尊严”。比如陈菊在与郭金龙会面时，大谈“马总统”，吕秀莲前一段时间接受吴小莉采访时也一直在谈“对等”等问题。

我送给吕秀莲两本《凤凰周刊》，其中一本里面有篇文章《再见，美丽岛》，配图是美丽岛大审的图片，里面有她年轻时的模样，文章还引用了当年美丽岛事件时，她作为该杂志社副社长对着数千公众，发表了二十分钟的反威权的一段讲话。我还带上了两本吕的书，让她签名。“吕秀才”不愧为吕秀才，其在狱中创作的小说《这三个女人》正在拍成电视剧。她还送给我其它几本她写的书，文字也很精炼。

这位传奇的女子曾是台湾妇女运动的领军人，台美“断交”那一年，她赴台从政，放弃哈佛博士学业，而她那一段“今天是伟大的一天”的喊话又惹来数年牢狱之灾。1997年，桃园县长刘邦友被枪杀，身为桃园人她临危受命，高票当选。2000年，又因连宋分裂，当选“副总统”。岁月不饶人，吕氏已经66岁，女性从政，又能当上“副总统”，实属难得。

在民进党失去政权后，她的影响力在慢慢减弱。不过这位女强人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吕透露，她到现在依然每天都要下乡，走基层。整个2009年，根据台湾安全部门的统计，吕他们动用的维安次数要高于马英九——一位卸任的前副领导人比现任领导人更加积极的下乡﹑long-stay。而选票不是一天就能得到的，需要的就是不断走基层。吕下一步会做什么？答案在今年年底就会揭晓。

三 民进党党部、吴伯雄印象

出发前，原本预计今天会是最忙的一天。因为上午是吴伯雄的专访，下午则是陆委会赖幸媛的采访。不出意外的话，若2012年马连任，江丙坤卸任后，吴伯雄会接任海基会董事长，而赖会继续出任陆委会主委。未来台湾大陆事物方面的两大“衙门”也将由“江赖”变成“吴赖”。

不到9点，我便从旅社走向开封街。吴伯雄创立的伯仲基金会办公室在开封街二段，这个基金会里不仅有吴伯雄办公室，还有他两个儿子的办公室。提早了四十分钟到吴伯雄办公室，在会客室里等了十几分钟后，吴伯雄的秘书黄翠仪告诉我，吴伯雄一大早去“总统府”，事情太急来不及通知我，希望能在下午4点左右接受采访。

昨天在立法院里，国民党版本的“地方制度法”遭到民进党的杯葛（英语boyeatt的音译，集体抵制之意，台湾新闻中经常用到此词。编者按。），马英九一大早急招吴敦义﹑吴伯雄﹑王金平﹑金溥聪等人商讨方案，拜托各位大佬的直系立委给面子。

今天一整天都很不顺，刚出吴伯雄办公室，陆委会新闻科就来电话了，今天下午两点的赖幸媛主委的专访取消了，因为赖实在是忙。

整个台湾都在关注两个议题，一个是马英九的执政危机，县市长补选﹑立委补选，蓝军大败，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对马英九执政成绩的不满。无论是南方朔的“崇祯皇帝论”，还是TVBS的2100全民开讲里的李涛﹑胡忠信，或者一贯打马的三立电视台郑鸿仪，“批马”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如果说扁是坏“总统”，而马则是笨“总统”。

还有一个热点就是ECFA，这个名词对不少大陆人来说可能十分陌生，但对台湾人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协定。马政府显然还没准备好，连ECFA是什么都没有向台湾民众解释好，就着急上马。虽然ECFA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也可以避免在东盟10+1合作协议开启后，台湾经济慢慢边缘化，但是在民主社会，任何一项决定，都需要万分谨慎，何况是在台湾，有如此苛刻的媒体和基本上“为反对而反对”的在野党。

值得观察的是，马英九执政后的这两次选举，“统独”与“族群”议题已经不再是选战主轴。在立委补选中，桃园著名的眷村“杨梅”，蓝军的投票率竟然不足3成，远低于2008“总统”大选的七成五。不少媒体的民调显示，选民更关注的是竞选者的执政思路和策略，其身后的蓝绿背景慢慢被淡化。国民党基本盘的流失算是给马政府一个警告。

离下午四点吴伯雄的专访还有数个小时，去了趟位于北平东路的民进党中央党部。没有任何醒目的标志，出租车司机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条路上一栋再也普通不过的写字楼的两层便是民进党中央党部。拨打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咨询电话，才问到具体地址。

进民进党党部很简单，没有人任何人阻拦，大厅里，一群绿色选民正在指着接待人员指点江山，用台语鼓励着蔡英文，大赞民进党这次选举选得好。一会儿就找到民进党的文化宣传部，与宣传部的副主任李厚庆闲聊，顺便向他探口风，问他能否引荐采访蔡英文。颇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李厚庆说，“蔡主席下周就要和你们的xx总裁会面”采访蔡英文的“美梦”破灭了，但是也获得不少信息。

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陈水扁刚入狱不久，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做了期关于陈水扁是否会在狱中度过下半生的专题节目。当时社科院的“权威”余克礼在节目中认为，蔡英文很难说服民进党大众，带领民进党走出低谷。贾葭老哥和我在一旁发笑，我们当时和余教授的观点向左，我们认为蔡早晚会成为“绿营共主”，无论是她清新的形象，还是魄力都不是马英九等人能比及的。

果然，经过县市长选举和立委补选，蔡英文几乎团结了民进党一切力量，而且短短一年内，竟然填补满了民进党数亿亏空，还略有结余。政治献金也是个风向标，企业家们不看好的话，是不会如此大手笔捐钱给民进党的。吕秀莲在接受我们杂志采访时也说了，“真的很不容易，年纪轻轻却很有能力！我们这些老人都很佩服她。”甚至在台湾政论节目里，也几乎见不到批评蔡英文的声音。舆论认为，如果蔡英文年底愿意参选台北市市长，获胜几乎没有悬念。如同大陆一位网友说的那样，“君不见自从外交部被点名是台独分子，蔡的共主绿营地位反而巩固起来了”。两岸关系发展到今天，经济和人员交流﹑往来等实质性的议题可能更为重要，而类似政治方面的议题，一味的挺国民党打民进党，效果往往相反。

采访吴伯雄时，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建荣也在场。吴伯雄介绍其时，开玩笑的说“他在你们那就是宣传部部长，哈哈。”吴伯雄很亲和，前天，我刚到台湾的时候，他的秘书还给我打电话，说吴主席要和你亲自通话。电话中，吴伯雄告诉我他的办公室在开封街时，还提到河南省的“老书记”徐光春上次来台拜访他时，看到吴的办公室在开封街，十分感慨。

不过专访吴伯雄的规矩也十分多，稿子出来后要给李建荣先看一遍，写作时不能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因为他已经退休，不方便“发表见解”，可以和他聊天，通过观察写一篇人物稿……等等。

吴伯雄与江丙坤等人是“催台青”的晚期代表，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参加过公职的选举（党内选举除外），从事公职数十年，规规矩矩，典型的政务官。吴伯雄曾担任过桃园县县长﹑台北市市长﹑内政部部长，都是官派的职位。民主化后，吴转任国民党党职，最终当上了国民党主席。

客观地说，吴是国民党历任主席中最“难当”的一位，其担任党主席的数年正值国民党的最低潮，临危受命，带领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是国民党的大功臣。在两岸关系方面，两次胡吴会都获得全球瞩目。

整个访问中，吴伯雄给我的印象和电视中没有什么区别。他虽然是台湾本省人，出于国民党的“栽培”，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忠心耿耿。在采访江丙坤时也有这种感觉，江丙坤就坦言，最难忘的就是国民党的栽培。

2011年，“中华民国”迎来百年，吴伯雄认为，大陆应该正视这个政权，怎么可能不存在呢，事实上它就存在嘛，而且还快百岁了。他还谈到两岸的“外交休兵”政策的由来和他与胡总的互动﹑他与马英九的关系等等。

“大陆过去巴不得把海外的中华会馆上的青天白日旗全部换成红星红旗，现在侨务系统务实多了，因为拔掉青天白日旗，台独就很开心，国共两党互斗，得便宜的总是绿营。”

可以让我们欣慰的是，吴伯雄是我们杂志的读者，他说他有个建议，“你们杂志的字太小了，我这样的老人家读起来太吃力了。”看来，我们不定期地给国民党文传会﹑智库等机构负责人寄送杂志是有用的。甚至在接受采访时，吴还笑着说，“我看过你的文章，上次批评我们十七大临全会，八个副主席‘八仙过海’，我解释下。”

台湾记者协会

为了让地方制度法通过，马英九要求立法院加开“临全会”，吴伯雄等人昨天匆匆被召见便是为了这件事。但是海地的那场地震让整个台湾媒体顿时没有了蓝绿之分，也许因为“海地”是其少数的“邦交国”，几乎所有的台湾媒体都在关注海地地震救灾，立法院的纷争都放在一边。而台湾红十字会也几乎每半天就要开次新闻发布会，即时通报海地的最新情况。

今天的行程是台湾记者协会，与庄丰嘉一起喝咖啡。获得一个值得欣慰的信息，无论是台湾大学新闻所还是铭传大学﹑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都有收藏我们杂志。

台湾记者协会是国际记者联盟成员，现任会长庄丰嘉是原中央社副总编辑﹑《台湾日报》总编辑。2008年，庄决定从中央社辞职，写下《台湾的民主正在腐蚀中—中央社副总编辑庄丰嘉离职前诤言》一文，一时间在整个台湾新闻界广为流传。

在信中，他对中央社在三聚氰胺事件的报道十分不满。“新华社在四川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化妆风格，难道就要附身在中央社身上吗? 我想，我必须提醒自己和各位的是，中央通讯社是国家通讯社，不是国民党、民进党或政府的通讯社，经费不是新闻局给的，而是由人民纳税钱来的。中央社是新闻的上游，提供新闻给所有媒体订户。如果有一天，中央社的新闻是选择性的，不完整的，甚至是偏颇的，有些人民或团体是不能享有同样的媒体亲近权的，大家读中央社新闻，要跟看新华社新闻一样抱持怀疑的态度时，中央社岂不就是走到了末日 ? 难道马政府对待中央社的态度，就跟国防部把青年日报当作宣传报一样吗?最后，也是最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新任副社长人选由马英九竞选总统时的发言人罗智强接任……”

台湾记协是纯粹的民间机构，其会员大多数是台湾最资深的媒体人，包揽了各大报纸﹑电视台的高层。他们也在做大陆媒体研究，庄还自己创办了一个网站，胡舒立辞职的消息，台湾媒体几乎没有人在关注，但是台湾记协注意到了，还在内刊中做了分析。在庄的印象中，大陆最好的媒体应该是财经和南方报业集团，还有我们凤凰集团。庄还简单地介绍了台湾媒体的现状，目前介绍大陆信息比较全的台湾媒体，只有中时集团旗下的《旺报》。而在大陆的不断壮大的台商和台干队伍会在大陆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返台后，他们也希望有这样的媒体在台湾出现。

台湾媒体圈最近也在探讨另外一件热点事件就是“中国时报总编辑夏珍被调职”。2009年年底，中国时报资深记者王xx老师写了篇报道，这篇中时头条称，陈云林访台时，蓝营政党领袖们纷纷想见陈云林，海基会内部十分不满，有高层称，蓝营政党领袖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会面是“A咖对C咖”。称陈云林为“C咖”，海基会赶紧灭火，否认说过此话。没过几天，中国时报总编辑夏珍就被调职，转任以娱乐为主打的《时报周刊》社长。媒体圈对这个事件一片哗然，中国时报自从被在大陆有众多生意的旺旺集团收购后，其舆论尺度一直受到质疑。而王xx的报道则被台湾同行称为，“不想混了，得罪陈会长，不就是得罪旺旺蔡老板的老板吗？”

在两岸经济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台湾媒体的生态也在发生变化。

江丙坤印象

两天周末很快就过去了。参观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八德路上，超级豪华的党部办公楼和中央日报大厦，门口一排党旗﹑高大的石狮子，百年老店远比民进党要有钱，虽然国民党宣称在2010年年底前彻底解决党产问题，但是党产争议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谁叫民进党是那么寒酸，而他是国民党呢？

周末两天时间里，终于有时间去逛逛中正广场、101大楼与凯达格兰大道，看看扁妻吴淑珍逛过的sogo百货，在蒋经国夫妇经常去的明星咖啡屋泡一个下午，还有比南锣鼓巷安静得多的永康街。

在日式风格的永康街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了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村棋老师。来台北后，他就约我在周末和他见面。郑是马英九特别好的朋友，马英九当台北市市长时，他是马市政府的劳工局局长。马英九决定参选“总统”后，曾邀其在马团队留任，但是郑选择离开。“我一直觉得他不是当总统的料，选举时，我在2100一直批评他，可是TVBS很不喜欢。”

在“捧马”期间，他开始拒绝政论节目的邀请，转战飞碟电台和凤凰卫视，做一些公共政策的讨论。最近批马成为显学后，T台多次邀请他参加节目，作为马曾经的好友来爆料，但是他拒绝了。“我当时就说了，不是当总统的料，他们不听，现在大家都在骂，我跟着骂没有意思了。”村棋老师人很好，他对我们的每篇报道都很感兴趣，好奇得就像个小孩。

周一的行程是海基会，在这里，董事长江丙坤的属下们都叫他“江科长”。江实在太认真，几乎每件事情都要亲自过问，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紧紧的，采访他之前，要给他发采访提纲，因为他要准备下，看怎么回答比较得体。

在采访完吕秀莲的那一天，我曾来到海基会申请专访，当时江丙坤正在日本参访。海基会综合服务处万英豪处长帮忙打越洋电话给江，为我申请专访，江听说我是从大陆来的，马上同意了，并安排在今天。

虽然性质上是民间团体，但海基会可能是最“官僚”的机构了。我刚踏进办公室，他们正在举行媒体吹风会，马副秘书长与台湾媒体们打成一片，讨论年终请媒体记者们K歌联欢的事情。

采访江丙坤时，江丙坤很严谨，对着采访提纲，一边思考一边回答，甚至都没有抬起头。江丙坤问我，凤凰周刊是在香港还是在大陆发行，他对《南方人物周刊》等很熟悉。我简单介绍了我们的发行量和定位，他很惊奇，一本香港杂志能在大陆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觉得很不可思议。江的秘书﹑海基会综合服务处的梁玉珍女士说，《南方人物周刊》﹑《财经》杂志﹑《中国新闻周刊》都曾赴台专访过江。

无论是海基会，还是台湾同行们，他们对大陆记者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大部分驻台记者给他们的印象都不好。一位跑立法院口的记者说，他从来就没见过那些驻台的大陆记者去过立法院。“他们就是来玩的，住在星级酒店里，每天买份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改改标题，发篇小稿，三个月驻台结束后，给长官们带点台湾特产，就这么回事。”

目前，允许驻点台湾的有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也有福建日报报业集团（主要包括海峡导报与海峡都市报等）﹑东南卫视﹑厦门卫视等地方媒体。南方报业集团虽然没有驻台记者，但是无论是南方都市报或者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的台湾新闻记者都经常去台湾，这些同行们可以说出韩xx﹑李x等南都记者的名字。

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正在研议，下一步将在2010年内开放更多大陆媒体驻台。要是这些媒体中有南方报业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的话，兴许会改变他们对大陆记者的看法。

搞文艺的人似乎有一种共性的心态，忽而自以为是忽而自卑到死。

李开复说：不要跟文艺青年扯在一起。李开复其实也是个文艺青年，不过好在他不是文艺在一个照相机上面。

文艺其实没有错，文艺错在它终究上不了艺术的层面。就比如吉他再好听也上不了钢琴的层次。

有些人偏离了文艺本身做了个装逼的人，就不怎么好了。装逼分两种：装给自己看的叫低调，装给别人看的叫高调。还有一种区分是有过专业培训式科班装逼文艺和压根没怎么研究过的自学成才式装逼文艺。

在这个国家里搞文艺的人要么偏富豪要么偏穷瘪三。而后者居多的理由之一是文艺青年的前身是当年的北京盲流。北京盲流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没关系，北漂这个词应该是听过的，具体可见纪录片《流浪北京》。以张夏平、麦子一帮人为首的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家们走的一段路算是真正文艺青年的典范了。他们之所以能进纪录片的原因在于把吉他带上了钢琴的档次，而后很少有人达到这个境界。

这个是八九十年代的事情。而后有很多很多同志走上文艺这条路，他们和《流浪北京》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一样穷困潦倒，他们一样装疯卖傻，他们一样对这个社会保持愤怒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他们一样没有一份可以用来吃饭租房不落魄得被人叫成赤佬的工作。有减无增的是，他们没有老一代文艺青年专业技术层面的精湛和心态和经历。很简单，那个时代的人还不会装逼不会有一种强大的虚荣心，所以不至于有了一点名堂当天赋。老文青往往意识到某种艺术表现方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才谨小慎微承认自己是一个画匠、或者是一个拍照的。但绝不称自己是一个画家，或者一个摄影师。这些名号都是后来拍片子的编导加上去的，可见编导就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行当。

有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要在文青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通常只有四种人。

一种是有家庭背景和足够的钱的。比如毛新宇他爷爷很牛逼，那么他说他是书法艺术家那没人敢说不是。比如说周令飞他说他当年很小的时候就是文学青年并且一度希望成为和他爷爷鲁迅一样的作家那么也没人反对。或者你很有钱。那么你买了很牛逼的单反和大白兔高炮拍一千张照片总有几张是好的，那么你就有作品当做资本说自己是某一方面的文青了。

一种是有天生才赋的人.这种人其实不管放在什么年代都是会放光的人，但是也是万一挑一凤毛麟角的，就是上辈子做了摄影师或者文豪余威没有用尽下辈子还要用完它的那种天才。往往这种人能成为大师，不过这种大师在中国能存活的也不多，你不信叫科特柯本来中国做摇滚那给他一百年时间也不可能涅槃。还是上面那个原因，在中国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能满足一个有才华的穷艺术家好好放心做艺术的要求。

一种是临时转行的。这种人是文青里最识时务的,就是突然发现可能老子干这个不行或者说突然发现老子干那个比干原来的更行，那么就做别的，而不是死撑着打肿脸充胖子明明不会对焦还说自己照片不糊。而且还有一点必要条件是要靠文艺来赚钱，比如说毕福剑以前就是个搞摄像的，他拍过《三国演义》，后来灵机一变成了主持人。临时转行也有一条隐性规则 就是一个称呼的过渡性更， 从文学青年到文艺青年，是一个质变。成了文艺青年必然会成为一个愤怒青年，而后如何用文艺让你成为一个有为青年就是文青生涯里的一个瓶颈阶段。

一种是做事走在第一个的。这个理解很简单，如果当年写《幻城》的不是郭敬明，而是其他某敬明，那么郭小四至今还在四川混。正因为他第一个写出了“哥，请你自由的飞翔”这样的话，使得他始终在无数成千上万会写催泪弹式青春文学的人中遥遥领先，赚得盆满钵满。这种人要么是才华横溢，非常具备21世纪时代标志，即自主创新能力，要么是很会剽窃，而且要找那种很优秀而且没什么人看过的作品来剽。有句话叫不会剽窃的大师就不算大师，每个艺术大师其实都是剽来剽去的剽客。比方说文学里面的引用、典故、高尔基说、叔本华谈···有人说，跟郭小四写东西水平差不多的人在中国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个，而类似韩寒的也许很少。我觉得不是，文艺青年催生出一大批愤青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敢说敢扯敢骂敢胡闹的人，并且之中很多人的阅历和文风不在韩寒之下，所以这一项也点出了出名趁早这句话。

如果不是以上四种类型中的一个，空谈梦想和理想，是非常不现实的。除了浪费大把的钱，还浪费自己的时间，特别是会培养出一个怨天尤人、自怨自艾的心态。如果什么时候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那自然会了解一些客观道理。你的感性如果变不成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暂时的或者偶尔看到感动一下的意淫玩具，那么你自己也成了自己或者别人意淫时刻的玩具。

真文艺不如伪文艺。伪文艺尚能见风使舵，全身而退，真文艺当真入了歧途骑虎难下。

如果是专业对口学了偏文艺的，那是另一种情况。我始终认为爱好和职业结合在一起去做是件幸福的事，但是始终存在问题，当某一方面完全成为吃饭工具或者谋生手段，那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变了味。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要么是纯粹的寂寞，要么是寂寞的纯粹，鱼和熊掌兼得只是古人们赞扬他们那个时代的东西而已。

每当我看到一个纯粹靠着艺术做职业谋生的人的时候，都必须保持一种尊敬的态度，因为那是一种真正吃苦或者吃过苦，真实而艰难，桀骜独立的生存方式，不管他是一个轰轰烈烈开个展的摄影人，还是一个躲在小小的工作室里的绘画人，或者是在地下通道里弹着很棒的吉他的乐人。

借用李志的意思是：如果已经没有一件事一首歌一个人可以随便感动我的时候，那么我就不是符号了。

这一段时间，逃离北上广作为新的媒体议程，频频出现于人们的口水中。这或许多少体现了中国社会以不健康的姿态狂奔后给人们带来的一种疲态，比如说现在的我的状态，就是很“疲”。远离故土，疲于奔命，承受着社会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心里装着渺茫的前途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四处突围，不免头破血流，但又没有退路，因为面子，或者因为现实。

看到周运杰拍的大花角，我最近涌起的逃离的欲望更加强烈了。那么美的地方，生活在其中，不是如神仙般幸福吗？

但是人走到了这一步，真的是身不由己。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年轻人，十几年寒窗，终于毕业，在一线城市可能未必赚得几个钱，但为父母亲友赚得了面子。回家，是难以启齿的。或者，因为中国的国情，资源、较通畅的晋升渠道、较公平的竞争环境，只会出现在大城市，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同样负担不起回家的代价。当然，也有无数不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同样咀嚼着漂泊的苦涩，经受着迷茫的折腾，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感。

有人逃离，有人坚守，有人彷徨。城市兀自繁华下去，漠视着个体的存在。在南墙小组中，已经踏入工作的一部分人，应该有着各自的体会。

马老师写了篇《心》：“又走到了一个路口，脑海之中每天胡思乱想，却没个结果。……我现在需要一个出口，改变现在的状态。”辞职，然后考研，成为了马老师的出口。但是，在《心》写完后不久，在马老师宣布自己递交辞呈后不久，他终于没能顶住资本家的糖衣炮弹，对涨起来的工资低了头，谁说富贵不能淫！

董大哥（不知道是不是我更老一些）一贯感情细腻，有感于并肩战斗的同事的离开，写了这篇《人来人往》：“有那么一刻，我怔在人群中，人来人往，嘈杂喧嚣，望着窗外的工地和更远处的烟火，一股悲怆涌上心头。有人说，旅行是以家为圆心不断需找新的半径的过程；如果不能确认圆心在哪里，那不是旅行，是漂泊。”我正沉浸在漂泊的伤感中，不料，董大哥的结尾来了句：“那又怎样，谁让我们年轻呢。”

哎，本以为找到了知己，可以一起怒骂漂泊生活的不人道，然后用结伴的方式来让自己逃离的理由更加充分，没想到一个个都是表面文章。

秀月学妹直接则舍弃了在家中早睡晚起的安逸生活，先去了次成都爬山，然后决定北上，加入北漂的汪洋大海中，愿她找工作顺利：“既然厦门的生活满足不了追求，自己又说服不了梦想委屈生活，那就放任性情，追随内心。于是，我试着把爬山的状态带到三月的北京。”

谁让我们年轻呢？！

我们年轻的热血，注定无法长久地冷却；我们跳跃的心脏，如何能够忍受平庸的折磨？将青春安放于打拼中，才似乎不枉了“年轻人”这个称呼。

工作了的南墙们，虽然也有被工作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刻，也有孤独的时刻，也有彷徨犹豫的时刻，但是乐观却永远是基调和底色。没有工作的南墙们，也在同样昭示着青春的美好际遇。

我们的美女颜钦，去台湾交流了，这让以马老师为首的众多南墙筒子们很是羡慕。可惜，也许是因为刚到的关系，心情还没有平复，颜钦没能成稿，期待她以后的文章。

还好，我们的东阳学长，以一个资深记者的身份，用洋洋洒洒八千多字，不仅带我们浏览了台湾的风土人情，更让我们得以通过他的视角登堂入室，走访了台湾的政界。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我认为《凤凰周刊》应该为东阳学长颁发“最佳推广奖”。因为他实在是个好员工，从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台北之行里，是多么地渴望将凤凰周刊时时拿在手里作为宣传。而当《凤凰周刊》被当地媒体报道或者当他听到某人说经常读《凤凰周刊》后，又是多么自豪。开个玩笑，学长不要介意。

接下来说点正经的。

我们看到南墙的成员们笔头是越磨越精细，越磨越犀利。《搞文艺就是搞革命》把文青刻画得惟妙惟肖，剖析得入木三分。而尤明宇君的文章，处处可从中读出哲学的味道，虽然我不太懂得，但请允许我表达敬佩之情。《亡天下读后》一文很有历史和思考深度，发人深省。

《孔子》、《打狗也要看主人》读得我酣畅淋漓，读完后心情非常地舒畅。而常远的那篇文章更是让我联想到了陈冠中的《盛世2013》。“过去的一年，该封了的都封了，该删的都删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迹象都强有力宣告着‘严冬’的到来。”这句话让我觉得不寒而栗，因为陈冠中的那本书中，描写的正是我们几年后过的“幸福”生活。

康康君的“三国杀”十分有创意，不过这种有创意的戏谑也挺让人无奈和心酸的。郭颖哲同学一贯自认理性，没想到却在这期文章中大动肝火。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在一个让理性的人都气愤难耐、让气愤的人只能把气愤转变成戏谑的国家活着，的确是不容易啊。最后，对我那篇上期就该交的稿子就不说什么了。

谁让我们年轻呢？！我们年轻，所以乐观而积极向上；我们年轻，所以单纯地关心别人的命运；我们年轻，不想被社会的染缸淹没，所以鞭挞社会的不公，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一些。愿，南墙的筒子们，容颜可以老去，但永葆年轻的心。

地铁里无间断播放北广传媒的洗脑催眠节目。“挥别千年苦，东方大国起，那一刻，我感到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富有肉感的演唱者极度抒情，他站在张扬的红旗下，夸张地挥手或握拳；背景画面必然有那个叫天安的门，一群神情深挚戴红领巾的孩子，金光闪闪的镰刀锤子旗，以及高楼大厦和貌似高科技的机器。那位著名的假唱者和在汶川地震中死里逃生的可爱男孩，他们在唱国家。

人们对这些连续播放一两年的视频早就反胃，作为一种迷药它们已经过期，再无法激起任何的兴奋或崇高，但这些垃圾还是在披星戴月赶地铁之际，不断轮奸我们的眼睛。党只是在炫耀他有侮辱我们的自由，他们迷恋这自由所带来的占有感。

想念精致体贴的广州地铁，那里有好看的商业广告。无论有多边缘，南方是不死的。

在五道口出站。这里是北京最拥挤的地带之一，去往公司的路上，堆满了像我一样神色匆匆的上班族，卖早餐的小贩，吆喝着去中关村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总是悄无声息的流浪者——有的蜷缩在大衣里看不见头，有的用塞满杂物的塑料袋盖在身上，有的哆嗦跪着低头乞怜，有的抱着爱犬睡在树下……他们的无言正如我们的沉默。

想起一位来自河信阳的大哥，他今年30岁：“我的前15年在家乡度过，这后15年一直在北京，但我的孩子还是只能在家乡上学，就算我愿意砸钱。”

你变态地依赖这个城市，咬牙切齿地恨它，你感到离不开它。“可是除了北京，还能去哪呢？”

在这个每一天都像春运的城市里，为谁辛苦为谁忙，是一种普遍的幻灭感。然而，年轻人终究难以甘心。在一个收入减半的二三线城市，日子或许更滋润，但没有经历过折腾与艰辛，谁又能舍得抛弃这个风云际会之地。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傅雷《贝多芬传》）

作为暂住者，转眼间半年过去。办公室政治，新闻交易；心计与怯懦，暧昧与冷酷，谨小慎微与得过且过，我见的够多了。

半年来没认真读过一本书好书，我又怎能不焦虑。工作的庸俗与生存的压力，会磨损人的锐气与灵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明白追随内心直觉的勇气，以及专注与自制的品质，是多么可贵。

我的生活不会是苟且的。

（想不出标题，想到买来打算春节带回家的《金蔷薇》，就用这个名字好了。）

帖子多半是标题党，但群情激昂，直接向校长请愿。今天，《关于提高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及“助研”岗位基本津贴标准的决定》这个校研院字号正式文件终于下达——“将我校在校博士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及‘助研’岗位基本津贴标准调整为每生每月1000元，每年按12个月发放，并从2009年9月1日起予以补发。”

皆大欢喜。博士们继续安心搞科研去了。

倒也事不关己，不过我闲逛的时候发现薛涌的《张磊为什么把钱给了耶鲁》一文大热网路，被广泛转载，文章说中国的高校忙着跟学生计算培养费和惩罚非按期偿还学贷的学生，这样的态度，是不能期待学生像张磊对待耶鲁一样对待自己母校的。

这文章简直和最近的bbs相映成趣嘛！

是，说得太有道理了，我拍手叫好，就算拿到最文艺的情感关系来说，谁会愿意叫自己的债主为母亲，并且还要反哺。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有病，亲身体验过的人不计其数，简直不需要理据了，到处都是实证。

可是我继而安静起来，总是不能一个人比你有文化比你阅历多，他就一定是正确的。他描述一个事物很糟糕，你就必须是愤怒的。你现在身临其境，你是不是比他更有发言权呢。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有病，太多病垢了让人无限反感，立志远走高飞。受教育者，应该有权自己选择自己受教育的方式。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家长观念和社会目光们在给受教育者施加那些假大空的压力，从而产生了那些“不得不”和“你必须”。

四年之后，带着成功诉求的受教育者，会抱怨中国高校并没有给自己提供自己期待的社会竞争力；带着知识诉求的受教育者，则认为大学教育还不如自我通识教育来的有效。在中国的大学里，学，几乎等同于混。所谓地名校们选择严进宽出，这实在是远远不如宽进严出更有力。

我们摊手向自己的学校，向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说法，我们甚至广泛转载引用别人的观点说中国的大学是一个大笑话。

可是，笑点是什么，我们自己清楚吗；抑或者清楚了，笑得出来吗。

诚然，我也接受过并咬牙切齿地继续接受这样笑话一样的教育，我们一面对那些质疑拍手叫好，一面不得不认真地去读毕业要求的每一个字以及每一个标点以确保自己能顺利毕业，分裂得很。很惭愧，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身无所长也惧怕社会目光，没有能力和勇气肄业，心有不满，可还是低调地选择按部就班顺顺利利地毕业。

这确实，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对于依旧在象牙塔内困顿的我来说，看了这种文章，愤怒、比较是必然的，看罢博士们最实际最简单的呼吁，又实在因为学历有限处境不同，而无法感同身受。但我尝试将讨论后的不满按捺于心，同时更关注自己的一双手在所能到达的范围内，能向既得的教育索取什么。

比如我不会再抱怨图书馆资源不够丰富，因为现有的书你还没有看完；我也不会再抱怨阴暗晦涩的象牙塔人际，你书都看不完你去看它干什么。

高等教育在收取高昂代价之后，交换给我们的东西，可能会和我们期待的有很大出入，失望带来抱怨是最基本的反应。大环境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么我们首先把它能给我们的资源，享用尽了再说话。

也确实没有人硬性阻拦我们远走高飞或者用其他方式塑造自己，我们还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也谢天谢地还没有人制定政策强制我们回来。确实，这个教育制度再苛刻，再无理，再莫名惊诧，也还没有捆绑远走后的人才回来一说。大多回来的人都是亲情或者爱情作用，而这又实在和国家民族无关，情感是私人的，情感常识又是全人类的。

这样一说，看来我的要求也很低，可是还没有低到低声下气。我并不强硬，因为我觉得比“软弱”更可怕的是轻狂。智慧是自己的，双手是自己的，智慧是可以超越双手的，是被捆绑着，环境也让人泄气，但是智慧可以和知识一样，无涯。

2010年01月12日 于长春

终究觉得这期《面对面》柴静专访卢安克的节目是值得极力推荐的，因此特写一篇观后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把这个节目视频又认真地看了第二次，并且将其中的诸多对话和旁白当作语录抄录了下来。

在短短的37分钟内，我几乎是在聆听着两个极为平凡又极富智慧的人在向我们展示。时间虽短，内容有限却精辟，而且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甚至于我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思考有可能成为一些有心人日后身体力行时借鉴的它山之石，此刻的抛砖引玉有如播种。

而卢安克和柴静也都是值得我仰望的人，但这种距离感并非遥不可及，反而感觉很近。他们都在人间，并且都在充实地承担各自的角色，这种承担，可谓平常但又非常人所能承受的。

大约我早已过了那个容易感动的年纪，这37分钟对我的触动绝非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善良和、付出和坚持。当年徐本禹用稚嫩的臂膀撑起倾颓的教室，王顺友数十年如一日地翻过高山急流险隘奔走邮路，徐和王的事迹的确能触及人内心最本真的恻隐，而常人因坚毅不及他二人而顿生敬意。

但卢安克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种徐本禹式的付出，其富于远见的规划、深邃的思考和崇尚自由并为之付出一生的魄力，却是我在当代所仅见的。在真善美中，卢安克连真都做到了，故而他能从灵魂深处打动人，并给予他所服务的人以灵魂深处的改变。要实现此种事业，光是善者和坚毅者还不够，也需是个有真心的智者。

而卢安克的故事，除了柴静，旁人恐怕也难以真实、深刻、扼要地展现。听他们的对话，就是一种享受。每一句话都那么精辟、扼要，而且纯粹。真的喜欢上了柴静这个女人，纵然她带上了许多尘世的铅华。但她那些看似并不纯粹的修饰之举，却掩盖不了她依旧留存的本真，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俗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解卢安克。因为调试光线配合拍摄，摄制组的“刻意”使纯真的孩子受到了伤害，孩子对柴静的信任感因此打了折扣，柴静也因此心存愧疚和遗憾。但柴静却将这个花絮加进了节目中，此举更见其真。当柴静在镜头前跟卢安克讲起她小时候测视力作弊的事，我更觉这个女人配得上“真善美”这三个字。她那些在问答、旁白过程中带上试探、拘束、提炼等修饰的措辞，沉练却不失本真。

而事实上，卢安克和柴静也是多年来在荧屏上进入到我心灵最深处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称得上是平凡、善良、坚毅、智慧、勇敢、纯粹。在我眼中，能同时符合这六个形容词的第三个人还没出现。这样的人间面对面，却是天成。

记得09年2月在安徽泾县查济村和一位大妈长谈了许久，当时就感觉中国农村的教育危机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严重。这绝不仅仅是硬件、软件等教育资源的缺失造成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农村靠在农田中终年劳作这种方式早已不能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流动到城市尤其是京沪深穗这些特大城市去打工谋生。中年人长年流落在外，极力打拼也仅得维持温饱，然而邻代血亲之间地理距离的长期分隔却造成了教育的永久性伤害。父母无法在孩子身边言传身教，留守农村的农民工之后在教育上将越走越远，这种教育缺失不但造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隐性世袭——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而且给社会稳定也留下了极大隐患。

卢安克所在的广西东兰县板烈村只是冰山一角。然而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拥有卢安克，其余无数的留守儿童却依旧缺失靠谱的父爱母爱和家教师教。何况卢安克自己也承认，他只能尽量地陪伴这些孩子，他一个人也无法替代那么多的父母。

然而卢安克的确是个深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他在身体力行地探索并不断地改进他的教育模式。对于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卢安克就像他们的老爸。而对于卢安克来说，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千里马，而他的确是个因材施教并且高瞻远瞩的伯乐。而在传播卢安克的故事这点上，柴静也成了卢安克的伯乐，她知道卢安克的价值在哪里，也懂得如何在短短的37分钟内尽量地让卢安克的思想（甚至是一些柴静自己也认同的思想）影响到观众。某种程度上，卢安克和柴静亦如高山流水般。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虽然每个人不可能扮演太多的角色，但是柴静能在体制内通过最高端的官媒传播出这样的故事，的确是难能可贵。

记得09年8月我和一位友人提起过一种感受。那时我还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过多的阴暗面而深陷在一种情绪之中，虽然当时一时半会还未能摆脱，我却已意识到另一种记者存在的可贵。记者未必非得去揭露黑幕才叫正义勇敢。有一种更难的任务需要记者去做，那就是挖掘这个时代中的一些深刻的感动，平和却能给予人光明和温暖，昭示着曙光。这种任务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还需要一颗坚毅、克制的心，兼具理性、血性和感性。柴静，她做到了。

我认真地记下了这些话语，它们符合人间的“世故”，却最真实、精辟、纯粹。

别人都不习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柴静谈信任的建立。

现在成年人不在孩子身边是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很野。大人会给他们带来文明。——卢安克谈留守孩子缺失大人言传身教的问题。

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卢安克谈“文明”。

说过就忘，一句话不可能，但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一定会。——卢安克谈孩子对信息的吸收。

这是经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应该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的。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感受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但还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卢安克让孩子们排练原创电视剧《和平剑》。

最后我们谈和平，谈宽容，谈多样化的生活。这一天班里非常的和谐。这是大家很少感受的一种美好。——卢安克谈《和平剑》。

卢安克认为，人很难被外界强行改变，真正有效的改变只有通过内心自愿的改变。——柴静旁白。

我愿意为你（卢安克）做出来不可能的改变。——一个孩子对柴静说。

这个只能加强我的愿望，想法本来就有了，看了这样一部电影就更清楚了。——卢安克谈及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Run like the kite, I can fly a bike。——卢安克认为这是很富想象力的句子，但它在中国教育语境中却是不被容许的“病句”。

犯错误有那么可怕吗？——卢安克谈背离“标准”的犯错。

他（卢安克）想教给学生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一种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柴静旁白。

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不觉得是退，是越来越接近我喜欢的。——卢安克的教育实践从大城市一步步深入到深山农村，很多人认为他是退了，他却不这么看。

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帅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卢安克教出来的孩子写出了这么有灵性的作文。

本来画过的学生要承受别人把他的改变了。——卢安克谈让孩子学会合作。

脑子没有障碍也是自由。——卢安克谈自由。

我觉得这个痕迹属于我，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承认它，那就等于不承认我自己。——卢安克谈车祸遇险。

他们（卢安克父母）觉得我（卢安克）在他们身边就可惜了。——卢安克谈及家庭与责任。

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如果你不为这些，那你为什么生活？——柴静问卢安克。

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卢安克的大实话。

在这样的贫困山区生活，靠的不是一时冲动和兴起，而必须是理解和长久的承受，需要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学生。——柴静旁白。

孩子是因为天冷，才给我们取火的，但当时因为火的照明不够，达不到照明的条件，中间我们几次停下来，去加木柴，去讨论调整拍摄的光线，这让孩子受到了伤害。——柴静谈“修饰”“有目的”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想影响到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卢安克谈对他人施加影响。

中国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卢安克的一个观点。

最后的话

一个有很强的精神力量的人，需要有一个支撑他的动力，那你这个动力是什么呢？——柴静问。

肯定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反正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学生理解我就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卢安克如是说。

厦门归来，不论是福州的蚍蜉M，还是厦门的蚍蜉C和蚍蜉Q，似乎都逃不出续集留下的兴奋。明日，CQK组合来福州撼撼榕树，M不知有无时间，若能请假，定去。

我们常年呆在树下，不见阳光。时间一长，便习以为常的以为自己的周围的阴暗就是利索当然的世界。只是我们对头顶树枝下散落的斑斑阳光不经意的一瞥，便知道了此生的意义。

有的蚍蜉傍上了飞鸟，自此飞上了枝头，看到了阳光。我们也是想看到阳光的蚍蜉，只是因为不愿意给飞鸟清理羽毛的污秽，所以选择了自己攀爬。

攀爬过程中肯定会有困难，阻碍不仅来自于长翅的飞鸟，它们的孤傲决不允许我们分享；阻碍也来自另一群傍鸟的蚍蜉，他们通过拍马尝粪得来的高度绝不允许我们企及。再加上蚍蜉也会老，一生也总得养老蚍蜉娶雌蚍蜉生小蚍蜉，完成每个任务都需要停下来甚至退回去。

于是，很多蚍蜉死在了半路上，更多的蚍蜉吓得不敢上路。

但是，阳光实在是太诱人了，很多人横向奔走，逃离树荫，享受树荫以外的阳光。而我们，却选择留在这里，一是出于无奈，而更大的原因，则是那些死在半路上的蚍蜉，都是我们的父辈，只有我们撼倒大树，他们才能晒到阳光。

那些戾气和抱怨的存在，霎时间都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学会理解这种存在，但不必给自己徒增新的戾气和抱怨。

就如同面对高峡急流，人人皆欲离蜀，却抱怨旁人不去修栈道，却不见自己身体力行。对于那些随处可见的“理所当然的句式”，我开始一目十行。

对于一个具体的事情，需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要么全程、全面地跟踪到底；如若做不到护航，那么便从旁策应；要么取其中一个自己能够承担的阶段或方面；要么为这个事情寻找一个切实可以托付的人。若不然，大可不必徒然在原地抱怨某些角色没有人承担，因你与袖手亦无甚分别。学会理解之外，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记得过去医生和教师这两个职业都曾被当作白衣天使和辛勤园丁敬仰，现在却沦为普通的岗位了。若称谓前头不打上类似于“支教”这种标签，仿佛也难以提气。

而现在，我由衷地意识到在这个国度有两个职业多么不容易。黑白混淆、阴阳失调的世界里，需要这两个职业去还原黑白、和谐阴阳。记者揭黑，律师辩白。记者把隐藏于“白昼”之中的黑幕掀起，让世人瞧个真切；或是在黑夜中寻找那些给人以希望的闪光点，让人们守候黎明。而律师则须把深陷于黑沼的真相打捞出来，在各种漩涡和暗流中决不沉溺。只是，这两个本该秉持客观理性的职业，却在这个国度被迫承担了更多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角色。“各打五十大板”本是记者的金科，倾向性本是大忌；“有奶便是娘”本是律师的玉律，忠于当事人才是天职。可以用道德谴责违背良知的人和事，却不该用道德去绑架天职。

我不得不承认，不论是记者队伍还是律师队伍都是良莠不齐，为虎作伥者大有人在。现在，我能理解并接受他们的沉默，万马齐喑中的一马亦不配有指责其他马的道德制高点。我甚至能理解同流合污者，但不会宽恕；只有真正的受害者才有权宽恕。如若我亦是造孽者的一份子，又什么权利去宽恕那自己也有一份罪的孽呢？就如同我从不曾在街道办或市辖区作为选民选举过人大代表，亦不曾去竞选，法律和程序尚且保留了些许渠道的权利我都不曾认真行使。还去片面的释放戾气抱怨司法不公？立法时我参与了吗？你我既早已在事实上默许了“被代表”，又何必在此间辱骂云云？这便是，人在做，天在看；人不做，天也在看。

即便积重难返，亦可从权，至少暗渡陈仓还是容易懂的。而那些依旧闪光的，我会倍加珍惜。

就像栈道，会有人修，会有人烧，会有人隔岸观火，会有人逡巡畏缩，会有人等吃现成的。只是各自的选择种下的因，各自承受日后的业报。至于徒然的悔恨，大可不必，只要此时明了什么是选择。

我的老师陈佳裕走了。他走之前，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一眼。又是一个终生遗憾。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就好。遗憾的是，我做不到这一点。那天晚上，匆匆赶到二院，站在呼吸科病房门口，看着里面五六名护工忙忙碌碌地帮他整理衣服，头脑一片空白。在这间隙，盖在他脸上的白纸掉了下来，我看到了他的脸，和我脑海中的陈佳裕老师相比，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却不一样的惨白，却不同寻常的扭曲。那时，我仿佛感受到了他临终前的痛苦。

然后，他的家人站在床头，没有哭，眼睛红红的，表情木然。

回想起来，与人称“大叔”的陈佳裕老师相识不过半年，觉得每一次与他聊天，都颇有收获。本来还希望有一天，能再和他聊聊天，再跟着他做条新闻，没想到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世间再无陈佳裕，关于他的一切传奇都已落幕，而忝为他的“关门弟子”，我也只能在这半年多来的记忆中，尽力去搜寻一个自己心中的“大叔”，自己记忆中的“陈佳裕老师”。

认识大叔

新人第一次参加的部门例会上，被称为“大叔”的陈佳裕被定为我的老师。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好久，才依稀知道，大叔是我们社会部的首席，是最牛的记者。但那次开会结束后，他只是笑着说，这小子很壮，以后采访时要打架可就不怕了。不过，我记得的，是他的笑容很温暖。

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习惯，不过，几天之后，渐渐适应了，才发现他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刚开始时，因为跑口聊天中，大叔和那些警察都用闽南话聊天，我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在聊天之余，也感觉出了一点味道。大叔总是很快的时间内完成了采访，条理清晰，事情前因后果，也一清二楚了。

有一天在采访车上，大叔跟司机聊了几句，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要尝试一下采用创新的手法去写稿，要多试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大叔说的很简单，但这一句话却惊醒了我。虽然直到现在，也许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但大叔的这句话，却让我颇为震惊，直到现在仍然记着。

之前在写个人年终总结时，就写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着大叔做的一个监督题，关于惠安的豆腐渣村道工程。这道题难度颇大，我们上午本来出发的就有些迟，之后找各个采访对象，还花了一些时间，不料，每当采访一个人时，大叔总是三言两语就切入主题，很短时间里就能采到所需要的信息。到下午4点多，大叔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还在想，这个稿子到底能写成怎么样。但没想到，第二天出来时是一个整版。后来，我仔细阅读新闻的每一个部份，才发现，各种信息其实已经十分详实了。

之后还有一次，惠安一小学抗震能力为零，却依然继续使用，我跟着大叔，同样也就是在学校里转了一下，又去教育局等机构转了一下，没想到却又写出了一个版。——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和稿件后来被撤了，并再也没有发。

但现在看来， 两条新闻，却让我开始认识大叔，却开始让我把他和另一个整天写各种常规新闻的记者甄别开来。

大叔的另一面

不知道社会部还有谁和大叔一起打过牌？幸运的是，我和大叔打过。已经忘了是哪一天的事了，就记得那是个闷热的雨后，我和大叔和福安坐在阿标哥的店里，三人相对无言，见桌上有一副牌，大叔就拿过来，突然跟我们不见一人两个开始打了，打牌的时候，大叔还是很风趣的。这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吧。直到现在，跟大叔一起采访的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却还依记得。 

有一次，大叔交完稿留在部门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回。见我们不少人也都在办公室里，大叔便和我们坐着一起聊天。这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对媒体的认识，有他的一些经历。我记得他说起媒体，说起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说起凤凰台的一些栏目，言语间颇有见地。那一次，我突然觉得，虽然平时大叔做社会新闻，冲锋陷阵，打打杀杀，颇有大将的气慨。但这一次，却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点知识份子的情怀。

别了，老师

大叔的追悼会结束后，一天有人问我，会上你向大叔的遗体鞠躬时，在想些什么呢？我如实作答：当时头脑一片空白。真的是这样，在医院病房里，在太平间里，在殡仪馆里，有太多的时间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而另一些时间里，充满的不相信与不解， 眼前这个人真的已经走了吗？眼前这个人真的是数月前还与我谈笑风生，真的是两天前还有稿件见报的那个大叔吗？

世间再无陈佳裕，一切终成定局，这段时间常听有人历数多年来他的传奇事迹，感慨之余，也只能接受斯人已远行的事实。我辈新人多须努力，可在冬季的寒风中，只想默默地说声，别了，老师。

当那个勇敢的女人把汽油桶高高举起，把生命以愤怒与无奈交加的形式狠狠点燃时，我心里惦记着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从福州联信大厦21楼跳下的35岁电力合同工；一个是福州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范艳琼。

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中，有着和唐福珍极为相似的部分，而在剩下不相同的部分中，我有一个奢望和一个恐惧——我奢望那个电力女工的纵身一跃也能像唐福珍的死一样，引起人们对她所代表的群体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而范艳琼是否会步唐福珍后尘在病魔与“法魔”的折磨下最终以死来发出最沉重的呐喊，则是这一段时间来心里最深的恐惧。

唐福珍走了以后，听说《拆迁条例》要废旧立新，这自然是件好事。在NZ的四个月里，我见过太多有关拆迁的悲剧：有一个妇女，房子就在鲁迅笔下美好的百草园边上，被强拆后被逼在办公室住了13年；一个汉子，因为拆迁和某银行杆上，全家5口如今只剩他一口；一家三峡移民，在当地受到不公平对待，刚搬进去没多久的新家被拆迁，为了防止他们上访，村干部在他们临时的住所门口安了4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据NZ老员工回忆，有关拆迁的爆料信、举报信和上访者一直都位居来信来访排行榜榜首。

假如这一切都因唐福珍的死亡而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凉？——一个高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的一丝一毫的进步，竟需要牺牲女人的生命来推动。

我想我们真的没有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她们的死能促成事件良性发展，那我们应该庆幸，这个国度至少还保留了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对女人的敬畏。但事实上，连这点我们也无法做到。

那个35岁的电力女工，因在“编外人员”的帽子底下无法平衡“最低的收入”和“最繁重的工作”而选择放弃生命，连同放弃她5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母亲。她的死亡绝不是因为“轻生”，而是“重生”。在无耻的“同工不同酬”制度被无良企业无限放大并让她所属的群体处于无法颠覆的弱势地位时，她寄希望于她的死亡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转机。

但她错了，仅在她的身体从21楼落至1楼的时间里，那个与她所属的群体对立的强势集团早已为她编造了天衣无缝的理由，并为她那封长长地遗书准备好了赎金。

斯人已逝，我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看守所中的范艳琼身上。我们希望改变在牺牲之前出现，希望公正在悲剧酿成之前到来。尽管这样的希望那样微弱，但我们依旧相信奇迹会发生，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推动，持续不断地输出力量与温暖，不断地提醒这个国家：如果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么再绚烂的奥运开幕式、再坚挺的经济、再重要的国际地位都无法掩盖你的羞耻、挽回你的尊严。

（声明：本文绝无歧视女性之意，相反，我极力地想把我内心对身体上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灵魂上的坚强与勇敢的钦敬之情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