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隨心使然，那就從「我執」説起吧。

一次與人交流中我很隨口説了一句「我執」，對方馬上問這是什麽。我不加思索地就開始説，在我言語未盡之際，對方也不甘示弱地插嘴來説「我認為『我執』是……」後來深深的反省中我才明白，我們那只是交流的開始。不幸的是，剛剛開始的交流被我的情緒化打斷了。

多次經歷這種溝通挫折感之後我意識到，我們在與人談起抽象概念時，往往太過於隨意和着急。

隨意到在開口前沒有去想：天吶，我們在談一個抽象概念，我們在談一個千百年來的事實早已證明其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抽象概念，我們在談一個可能自己都不甚明了的抽象概念。而我們卻以為此概念之內涵完全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様，沒有想過對面的這個人可能完全不這麽認為。可笑的是，有時候雙方能夠圍繞一個抽象概念談論半天之後才發現（或者才承認）雞同鴨講的現狀，而「我們在交流」不過是一層幻象。我常常將此比作大家在吃同一塊三明治的不同夾層，津津有味地張嘴，滿嘴流油地談論，氣急敗壞地溜走。

着急到在開口前沒有去想：對方説出的可是一個抽象概念啊，他為什麽會在這様的一個時間和場景中使用這個概念，他心中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麽様子，他之提出些概念只能説明此概念在他之心裡是什麽様子，同理我回應此概念亦只能説明此概念在我心裡的様子，我們需要在此時此境中就此概念之內涵達成一些共識方才能夠交流……我自己曾經無數次地犯下這様的錯誤，也看到無數的人無數次地這麽做。最終的結果，糟糕者甚至都無法眞正開始交流，稍好一些也不過是像我以上所説的「津津有味、滿嘴流油、氣急敗壞」三步曲而已。

人類社會越發達，就有越多的抽象概念產生。我心中有多得數不清的抽象概念，現在使用起它們來可謂是小心謹愼。且以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而言：中國哲學殿堂之門我尙未進入，西方哲學於當下之我更是陌生。早年無知且無畏之時往往以諸多概念類比攀附，如今想來眞是可笑（不過我倒是很容易原諒早嵗年少輕狂時所做下的錯事）。一日有人問我對於「巖中花樹」的看法，我簡單説出自己的看法，對方以一句堆砌着諸多西方哲學名詞而且很是拗口的話接着問我，我只好實話實説，我眞是看不懂那句話在講什麽。我經常覺得，許多原本很清楚明了的西方詞語，翻譯到中國實在是味同嚼蜡，因此我很佩服那些能夠把翻譯過來的抽象名詞玩得很轉（起碼看上去如此）的家伙。

我現在的選擇是：面對抽象名詞，要一再向對方確認此概念的內涵，直到確認我們是在談同一個東西。哪怕這個過程要花很久也値得，否則接下來又會雞同鴨講且不歡而散，那才是眞正的浪費時間。在我嘗試確認概念之內涵時，我也在心中完成了一重要轉變：我與他不同，他與我不同，因此我們需要交流。將我們所談諸多概念放到一個共同的語境中來，暫時性移除其「異」，關注其「同」。在由「同」建立起共同的交流場域環境之後，「異」將被自然且順暢地引入。

以上所述表明，藉由互相不明內涵的抽象概念來溝通之艱難甚至不可能。下文簡説只有人説、卻無人聽。

前幾天我看到兩位朋友在微博中的交流障礙，既是因為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起，亦是因為自己只顧著着急説話説而起。而在微博中時常看到有人寫錯字、寫錯標點等等，亦會讓我再次想起：是不是大家都太急着表達自己了？！

記得今年一個陰冷的雨天，我在長沙讀《孤獨六講》，讀到關於「每個人都急着表達，卻沒有人在聽」這段時，心底不禁生起一股悲愴感。那時我只是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如何如何，别人如何如何，卻沒有意識到，原來自己正是這麽一個「急着表達，沒有在聽」的人。在本文寫到一半時，正好到了午飯時間，我非常痛苦地離開電腦去吃飯，吃到一半又回到電腦前接著寫。於是我問自己：如果這篇文章是寫給自己看的，我會這麽着急寫完它嗎？

這不是很諷刺嗎？一邊反省著「有人説、無人聽」，一邊犯着這様的錯。於我而言，這是更深一層的矛盾。

「無人聽」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存在。在我這裡，它不僅指不聽别人説話，也指不聽自己的內心。這已不在本文想要表達的範圍，我想我還是應該回去吃飯了。

建业、建康、金陵、应天及至天京，名字的变换意味着这里曾经的历史。在这里，紫金山两座陵寝隔空而望，三朝旧事竟在一座府邸烟过于眼。

繁华过，所以破落时，犹显悲凉。就好像总是最美丽的姑娘，才会让时光的印迹，显得残酷确凿。一城满满的纸醉金迷，才会让亡国的故音痛彻难当。

所以秦淮河和乌衣巷，会挨得那么近；所以一眼看去的南京，分不清是繁华中的寂寞，还是苍凉中的凄艳。

还是孔尚任《桃花扇》里说的好：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我看《金陵十三钗》的前一天，刚好看完推倒柏林墙一年前写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历史在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愈发清晰了，但太多的考据与结论，带着不同的政治注脚，总之我分不太清楚。或者你可以选择如我一样，安心做一个历史票友，有时冲动说上两句，冷静下来就看看清楚。

很多年前我醒悟了一点，在历史的外面看历史，永远也看不清楚。

我无法体会贤良寺那一晚李鸿章的思索，也不知汪精卫在沦陷的南京城头看着改进版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何等的心境。

啸帝说，你可以多去谈谈政治，少谈谈风月。

我只能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对风月，虽不如你，却总还有些论据。

对于历史，我一头雾水。

说说电影吧。

杜牧说：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接下来是玉墨总说的那两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十二个女子并着一个守着承诺的小正太走向死亡之途时，如果我们回归历史，那惶惶如狗的南京警备司令唐生智已不知逃到哪里。

几百年前的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在溃败与无奈的时代里，有人说死亡是战争的必然，无关道义与否；有人说空间是时间的代价，无关气节与否。

但那一座空城，只几个烟花女子，在最后守住了中华的一点尊严。

作为男人，心情复杂。

电影里一句话很深刻：一群女孩和一群女人，谁的生命重要？

当然，玉墨的话给了一个粗浅的答案：如果妓女被强奸，她们都是风月场混过的，自然无所谓；如果学生被强奸，怕是活不下去了。

她追求的还是两全。

但电影里也给了很明确的暗示，去了基本是要死的。

其实我们到最后，听着最后一个妓女撕心裂肺的叫声，看着轰隆隆的卡车终于驶出了南京城，听着书娟的旁白用南京话轻轻的说着：

我再没有见过她们了。

我们是长舒了一口气，还是叹息，还是那种在心头绕之不去的惆怅。

我也不知道。

原著小说里，赵玉墨是唯一一个活过1945年的人。

她面目全非的容颜下，抛却了旧日秦淮的笙歌，抛却了不堪回首的故事。

在那个南京城的夜里，如果那一切都是真的，也许那旧日锦绣的花船会驶进她的梦里，南京城的梧桐树下会有一片灿烂落照穿过层层叶隙映在她清晰地回忆中。

对于她，青丝散尽，且守梧桐。

有一天，若我们去了那座金陵，且听潮声入耳，夜半空城。

“我上辈子是台湾人，我经常这么说。

如果说我心里有一片海，我可以去青岛读海洋大学，可以去大连读海事大学，可以去秦皇岛读燕山大学。然而我还是来厦门了，因为这片海，叫做台湾海峡。

和所有厦大学生一样，我经常站在白城，只是我看到的不是海，而是台湾。我惊讶于对岸的中国人能够有如此多的热情投入到自我的管理，而我这边，却充斥的形形色色的假道义和二狗子。也许只有在那边，才能找到我今生存在的意义。

于是我考厦大台湾研究院，然而没考上，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考验我。

两岸以后会走到哪，我不知道；台湾会在我生命里留下什么印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台湾之于我，是蓝色的玫瑰花，这朵花我读了四年，才开始读懂。”

說實在的，阿里山日月潭太魯閣，台劇台妹檳榔西施，這些東西對我的吸引，遠不如各種選舉call-in節目來得更深刻和直接。我們在大陸，每天期盼的事情，在台灣，那個我們從小被灌輸為“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寶島，已經確確實實的成為了現實。在台灣，領導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而是要到市場巷弄里和每一個民眾握手鞠躬；新聞也不是每天報喜不報憂的光榮偉大正確，而是不厭其煩的對政治人物各種冷嘲熱諷。人總是把有好感的任何事物想像成完美。於是乎，像我這些沒去過台灣的人，對台灣便有了如此的想像：那邊民主成熟，法制健全，人民安居樂業，官員度日如年。從小處說，有不在少數的大陸人知道“全民最大黨”；從大處講，民國熱，整整在知識文化界熱了一年。去對岸看一看，成了不少人的夢想。生活家們想去體驗一下偶像劇里的生活，而像我這種偽思考者，便處心積慮的給自己找一點來台灣的深刻的理由，於是，11年9月4號，飛機起飛前半小時，我在北京機場寫下了以下的文字：

“現在的中國，嚴格意義上，現在的大陸，是否病了，病成什麼樣子，病到什麽程度，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然而健康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恢復到什麼樣子才算健康，我想，對岸應該給出了樣子，每一個到過對岸的人，內心都會將在那個島的感悟作為衡量自身社會的一個標尺。那麼好了，我們知道自己病了，也知道健康的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便只剩了一個問題：怎麼將自己治愈成健康的樣子。

我想，此去求學兩年最大的意義便清晰的很了：去尋找藥方！我內心的聲音這麼告訴我，即便我知道，歷史上無數的知識份子都曾因此將人生過得無比悲劇。然而，在登機之前，我還是想用胡適的一句話為這篇文章結尾：等我回來，一切都會不一樣了。”

然而，不等我回來，剛到台灣，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從遠遠圍觀，到身臨其境，新鮮感豐富的很，失落感也直面而來。這個地方，和我們想像的，並不完全一樣。和想像的一樣的是，在這裡，捷運里整潔有秩序，公交車司機禮貌熱情，滿大街亮眼的台客台妹。但是，原以為政治熱情高於我們的台灣人，對大選的關注，卻遠不及我們這群外人；原以為呼風喚雨的媒體，本是強力的第四權利，來了之後卻發現，台灣媒體的新聞報導，往往幼稚的讓人噴飯。再說硬件，號稱全城wifi的台北，其實並非那麼方便，而手機費率甚至比大陸還要昂貴；傳說中繁華的台北東區，鋼筋水泥的密度，也遠不及北京上海。至於台灣人引以為豪的夜市文化，也實則是千篇一律，不管哪個夜市，基本上也都是米線雞排蚵仔煎，珍珠奶茶芒果冰，千篇一律的很。

像極了追隨了多年的電視劇，終於看到最後一集的時候，竟然得到一個和自己不一樣的全劇終。這難免不讓人失望，也更讓人思考。畢竟，是我們這些外人，突然走進了他們的生活。台灣人對生活的感覺如何，對政治的熱情高低，對媒體的關注程度，與我們都是無關的。如果我們對這些現象還有自己的微詞，那只能說，是我們的心態出了問題。我們都以為來到民國是來到了自己的前朝，卻不知，現在的民國，已經變成了自己的鄰居。我們要做好當客人的準備，甚至，當外人的準備。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總統辯論，沒有全民開講，沒有全民最大黨。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沒有煎餅果子，沒有南方週末，沒有郭德綱和王自健。台灣只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不管是欣喜過望，還是大失所望，都是我們的錯。不管我們對這個地方之前有多少的嚮往和憧憬，我們都是過客，不是歸人。所以，我把原本是想一頭扎進這個地方的心態，現在換成近距離圍觀，心情便好的多，看東西，也清楚的多了。

最近很少写东西，每次提笔前总是发现自己语枯词穷，真心羡慕身边的朋友总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曾几何时，我也是总能对身边的一件小事“感慨万千”，可现如今，发现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有时甚至麻木。曾经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做那些还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们，可现在发现自己也快要变成那群家伙。

12月，南墙里还是传出不少好消息，马老师虽退出了“非厦大妹纸不娶联盟”，却毅然告别了单身；言轻婚期临近，一组“人妻进行时”的婚纱照惹得众人羡慕。有人回到了厦门，有人还在路上行走，纵然“孑然一身”，可依旧怀揣幸福，对着熟悉的那片大海，呼喊着一定要相信爱情。

本期收录了三篇文章，在我看来，都与反省有关。

马老师写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曾经的台湾在他心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乡愁的东西，没去台湾之前的美好期待和到了台湾之后的真正感觉似乎变得有很大出入，揭开美好的面纱之后，对于对岸深层次问题的失落感也直面而来。他说：“像极了追随了多年的电视剧，终于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竟然得到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全剧终”。

和内陆高校不同，深处台海前线的厦大学子一直以来都对对岸的台湾有着复杂的情感，而随着两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到对岸走走看看，同他一样，我刚到台湾时，也曾有着强烈的“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感觉，可呆久了发现，虽然和台湾人民同宗同源，可我们终究还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马老师最后也出了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收回强烈融入此地的心态，换成近距离的围观，也许这样，看问题可以清楚很多。

文坛风月帝五楼房客写的这篇《青丝散尽守梧桐》谈了谈他对电影《金陵十三钗》以及那段历史的感慨，在历史的外面看历史，永远也看不清楚。 所以关于电影和那里面的故事，就不知千秋功罪，谁来评说？ 风尘女子们没能拯救聊世界，但是却守候了看起来似乎更宝贵的东西——尊严。

秦淮河我去过，和想象相比，失望的很。电影没看过，不便评说。关于那段历史，抛开旁枝末节，作为男人，心情复杂。

最后是陈大师的一篇《都在说，无人听》，他从某次聊天中一次小事谈起，说到了如何与人探讨抽象概念的沟通要领。大师觉得当我们在谈论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往往将自己心中所想赋予到概念本身，却不知这种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在对方心目中可能截然不同，由此造成了交流的偏差。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却无人听”。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耐心听听，多了解了解对方心中所想，确认抽象概念在对方心中的内涵。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中也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变：“我与他不同，他与我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交流。将我们所谈诸多概念放到一个共同的语境中来，暂时性移除其「异」，关注其「同」。在由「同」建立起共同的交流场域环境之后，「异」将被自然且顺畅地引入。”

读了友人文章，回头反省自己和别人交流时常犯“都在说，没人听”的错误。有时即便自己意识到了，却很难做出改变，一边反省，一边犯错更加令人可耻吧。

年根了，我想说，人贵在反省，身边很多人总结着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思考。在我看来，这似乎远远不够，人贵在不断的反省，我们反省的不单是自己犯下的过错，同时也要花时间留意他人犯下的过错，每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是否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即便没犯过也要考虑那将来会不会也去范同样的过错。反省之余，更重要的是自我实践，规避错误更多时候是消极的成长手段，而做出改变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人嘲笑如此“如履薄冰”的活着，还拿什么来拥抱自由，但是我想说，下次逞匹夫之勇之前，倒不如尝试着笃行慎思一番。

新的一年，愿南墙诸君带着反省的眼光观察世界，用自我实践的方法做出改变，继续耕耘自己的事业，并以此追随世界的美好。最后，我怀着无比谦逊的内心，感恩过去的2011年，感谢南墙，感谢所有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人和那些故事。

2012你好，祝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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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的距离算不得什么了，即便是巴山蜀水，也不过是两个小时而已。在列车上快速后退的风景，带着与北方凛然不同的温度与空气，世界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

去成都的想法，不过是boss让我去重庆办些事请的一分钟以后。在问过琦玮一些具体的流程之后，飞扬在重庆为我做好了无缝对接的准备。飞机，汽车，火车。

从想法到实行，不过十分钟。我跑到楼下订了机票，飞扬在重庆为我定了去程，琦玮在成都为我定了回程。

直到踏上火车的一瞬间，我才舒了一口气。这种不带丝毫停滞算得恰到好处的旅途，真是令人有种荡气回肠的快感。

毕业的时候，我在最后见到许多人，难免会有茫茫然便一生不见的感慨。

那时我以为，这是命运的距离。命运将人们放在世界的两端，走着不一样的道路，直至相忘江湖。

在工作的间隙，我也常常想起从前某个我不怎么留意的人，想起他一闪而过的背影，带动起一整片过往岁月的风起云涌。

落寞时，被生活的周折疲惫的一塌糊涂。

直到有一天，那天我在某个冲动的瞬间买下了几天后去厦门的机票。

生活是可以改变的。

你赚钱，你不顾一切，你忍受一切。

不过都为了那一瞬间，你骄傲的站在一切不可思议之上，告诉世界。

我回来了。

今次我也来了。

之前我与琦玮断断续续的邮件通了一年，我们在彼此不一样的世界与故事里还都保持着一丝的联系。

每个人的世界又是如何，每个人的姑娘又是怎样呢？

你带着好奇，带着未知，带着期待。

带着那缕曾经的风吹过悠然岁月的冲动。

直至见他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

梦想不灭，青春永恒。

我们何曾失去过什么呢？

我见到了艋戈。

金融系留在成都寥寥两人，此两人半年未见。

距离并非阻隔往事的原因，不是吗？

那夜艋戈喝的想来不知酒醒何处，他说那许久未曾如此酣畅。

他加了一句，所幸明天，不用上班。

这句话，在凌晨的成都，是一条理想与现实的分界线。

就像我在清明时节的厦门，晃悠在白城门口，看一眼北方的天空。

也让我想到了多年前，那个凌晨五点永远在线的艋戈。

那个摇摇晃晃走向街口的背影，在暗黄的灯光下向我们挥了挥手。

回程，我突然想到了啸帝说过的那首诗。

我觉得，

任旅途走过千山万水，我们的故事是铁轨边的风，只有风景，没有痕迹。

愿生命留下诗行，证明我们依然青春盎然。

直到大学时的某天，我在赖声川的话剧《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听到了《新新闻》三个字，心里一阵悸动：虽然这些媒体现在在苦苦挣扎，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及，新杂志和报刊的创办者和高管也大多数出身于这些转型期的媒体。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媒体中，就媒体形态上，作为时政杂志的《新新闻》和本刊气质最像，而其资本结构以及和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我所在媒体类似。

这本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政刊物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新新闻》创刊时的台湾社会上尚在戒严时期，新闻仍多限制与禁忌，意见市场尤其充斥着国民党的宣传，而党外人士掌控的媒体，在极端中也不具备专业水平，遂致新闻无法呈现原貌，整个舆论版图为偏狭的、零碎的旧新闻所侵占。《新新闻》期望发挥媒体的中介精神，使新闻的真貌还原，让意见市场不再扭曲。《新新闻》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新新闻》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定位和占领市场的产品呈现方式与本刊多么类似，即提供独立的意见和有别于大陆（台湾）市场的新闻，用师老师的话，在桌外玩，不和其他大陆（台湾）媒体在体制内竞争。《新新闻》是台湾新闻史的怪胎，是完全由独立的民间资本创办。彼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是市场化媒体，但二者的创办人余纪忠、王惕吾深受蒋氏信任，是台版梁永根，身居国民党中常委要职。

论对台湾的贡献，《新新闻》恐怕没有《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大。彼时的台湾媒体市场，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余王二老如同杜导正般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但《新新闻》在台湾媒体史上也曾写下浓浓的一笔，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本像样的时政刊物。党外杂志《美丽岛》和《人间》、《大学》的形态更像今天大陆《读库》、韩寒的《独唱团》。

《新新闻》的创办者便是上述《中国时报》系的名记名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拥有市场化面孔的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壮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洲版，王健壮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但最终这些人还是辞职，聚在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新新闻》创办之初就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而且《新新闻》在解严前的台湾，没有一期被查禁，没有一期停刊，是当时唯一本充满批判性又不被当局禁止的时政杂志。而这一切与这些舆论领袖们来自体制内有关，尺度拿捏相当准确，又不失客观。

《新新闻》除了关注台湾社会转型外，也是台湾少有的具有国际范的杂志。1988年，他们成功专访了中共高层。当这些桥牌高手们——丁关根、阎明复、杨斯德等成为《新新闻》封面人物时，如同陈水扁史无前例出现在本刊封面上让人震撼。这些封面故事几乎解密了整个大陆对台工作系统，李登辉当时主动要求新新闻赠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向所有中常委发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真正实现民主化，直选产生地区领导人后，《新新闻》便不再同情反对党，其言论逐渐与日趋变左的民进党对立。2000年民进党人陈水扁执政后，《新新闻》对扁政府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因而被视为支持反对党国民党的刊物。马英九执政后，《新新闻》又被绿色财团收购，原《台湾日报》（已经停刊的绿营报纸）的一些媒体人人进驻，又一次变色。

《新新闻》的崛起花了十余年时间，2002年《新新闻》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打官司时，家底依然雄厚，作为一本杂志却有自己豪华的总部大楼，还有广播电视部，鼎盛时期，这本不到80页，每页字数不到1000字的杂志有60余名编辑记者。而它真正堕落只用了几年时间，2008年以后，《新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跌破三万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一度与《新新闻》齐名的《时报周刊》，也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那些曾经的创业者在这期间陆续离开《新新闻》，而他们的选择几乎也只有两个方向——《中国时报》、政府机关。王健壮此后回到了《中国时报》担任社长，但正是他任内，《中国时报》每况愈下，曾经120万的发行量缩水到10万份以下，而且几乎走不出台北。此后被旺旺集团收购，成为一张连批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社长都要被撤换的报纸。司马文武在创办了几个媒体都未获得成功后，成为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并辞去所有媒体职务。杨渡则与司马文武成为政治上的敌人，2007年离开媒体后，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只有周天瑞坚守得最久，直到最近一年多《新新闻》经营不善引入资本后，他依然是这本杂志的总裁，但换了批编辑和记者。某次，我和《新新闻》一位前任总编辑谈到周先生，他觉得周觉得自己最坚守理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圈内人却更敬重王健壮、南方朔、司马文武。

文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在这些昔日的舆论领袖们一个个离开新闻岗位时，一些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始感慨，为什么台北就不会出现《纽约时报》，容忍不了严肃媒体的存在。而早在2002年余纪忠去世时，这些文青们已经在感慨，台湾文人办报的时代可能会因此结束。

所以，我可以想象2008年时，自己的名片上印有旺旺小人让王健壮多么难受，就像当年国民党人要撤他的稿子一样难受。类似《新新闻》、《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逃避。

有关媒体人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中（中华民国）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这本杂志很像《炎黄春秋》，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

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先生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终于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情报部门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集权者总是希望回到那个几乎每个城市、乡村的电线杆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不给你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你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时代。为了独立思考，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理想国。但理想国很遥远，我总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性格天真就很挑剔，很难对一个媒体十分满意，但能在转型期肯发声的媒体拥有自己的阵地已实属不易。

程益中老师说，“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新新闻》和《中国时报》以及司马文武等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总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正确的判断，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但一旦没有了笼子，或者有新的笼子，他们也会不知道所措。

虽然现在的台湾媒体市场早被黎智英和蔡衍明两位商界巨贾瓜分，但是《新新闻》和《中国时报》起码还在，也能被这些大亨看中收购。至于《中央日报》等党报以及报禁解除后涌现出的类似《新台湾周刊》等没经历过风浪的媒体，如今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十一月的南京入深秋，栖霞山覆盖红叶，梧桐树凋零大街；十一月的厦门偶有凉意，学生依然可以穿起人字拖；十一月的北京入冬。

我从故都到帝都不过四个小时光景，见到很多久违的朋友。王府井大街上马军远远地看到我：草，你怎么变成这个德行！我只是剪了个平头而已。

那一晚南墙的后海相聚，让我相信这样的年代里，依然还有一呼百应的奇迹。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光中，才能听到酒杯碰在一起，梦碎的声音。

马军是天津人，却以台湾学生的身份坐在台湾学生的大巴里，不得已半路离席。后来我跟他说，咱们这期，就写写台湾吧。

作为对台交流第一高校，南墙里大部分人都是去过台湾的。不管是以《凤凰周刊》记者身份采访吕秀莲、王丹的郑语学长，还是大选期间和马英九亲密合照的丽香，两岸是我们可以长谈的话题。意料之中，十一月的南墙稿是我见过最精彩的一期，壹抹君的《索多 · 范》，言轻的摄影作品台湾影记，郑语的《社会转型期的台湾媒体和媒体人》，马军的《北京四记》和我上交的纪录片《那些执着的年轻人》。从个人传记到媒体评论到随笔，从影像到文字，充实饱满地呈现了我们所理解的对岸。

《索多 · 范》是比较惊艳的一篇文章，从文化和身份（性别/国籍）认同的角度来讲述一个旅美台湾人的生命历程。我非常羡慕壹抹君能遇到Theodore Fan这样的奇人，正如她所写的，光从名字就觉得这是一个dude。复杂的家庭甚至让还是孩子的索多迷失进性别的扭机里，继而是漂泊异乡的孤独，和家庭变故。“父亲一直在到处接各种散工，母亲在亚裔集聚的地方为一对韩国夫妇开的水果摊帮忙，索多在水果摊为母亲摆过柳橙，在一家专门擦玻璃的公司苦等过6小时等父亲干完活回来……就在那段时间，我陷入自闭……父亲完全离开了这个家庭。”

从新竹，到德州，到旧金山，到伯克利，“回到”这个词对于索多而言是艰难的。但却在北京找到了那个能让他不再流离失所的人。他迫切想回到北京，“那个我并不想要的国籍带来的便利总能在这些小恩小惠上挽留住我。”

不同于我们所了解的“流浪”，“时代”和“乡土”共同承载的压力让一种“漂泊”变得沉重，而没有人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

历史的伤疤让台湾人在文化认同上产生独立和自由的心结，也变得理所当然。

“要拒绝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被固定下来，不要依赖一个地方，不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只和一个使命相连，不要发誓效忠，不要控制未来。”

郑语在《社会转型期的台湾媒体和媒体人》里提到了《新新闻》，区别于《中国时报》《联合报》，这份从上世界80年代末就立足于独立自主主张的时政刊物，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然而极权者的存在，总是意图限制这样的声音，这让真正拥有正义和新闻理想的人步履维艰。这让我想到《独唱团》。

“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对某些媒体人来说，能写文章就是理想，能发出声音，容忍异议便是自由与进步。20多年风雨，《新新闻》能在台湾转型期里守住自己的阵地，是一个奇迹。

看完台湾大选辩论，且不说各派如何勾心斗角，起码他们尚能如此，便是让人看到民主的模样，便是超越对岸的进步和优势。

马军在《北京四记》里写到他和他的台湾同学参加海峡两岸知识竞赛的见闻。故宫，长城，大剧院。北京的主办方成功地将台湾学生带入对“大中华文化”的敬畏和自豪感里。

然而一贯的官派作风也能轻易毁掉台湾客人的好心情。低效率，繁琐，善变，命令，这是央视留给他们的直接印象。“雖然沒有誰公開抗議，但是失落的表情溢於言表，前幾日聽到的最多的‘大中華’，也慢慢變成了‘426’。”

幸好他们不知道，“耗盡國力的長城，歷史上並沒有真正擋住過幾次外族的入侵；修建大劇院之前，北京的演出場館空置率已經很高；而身在故宮，我想到最多的，是前幾日摔碎的盤子，和神武門後面，景山上崇禎吊死的那棵樹。”

我突然想起纪录片里邋遢的台湾少年说，幸好我们不是香港人。

马军在上月的稿子里写过这么一段：“此時此刻，我就在前朝。在這兒，除了極少數的哥們兒還渴望躍馬揚鞭馳騁大中華之外，基本上就是綠的搞獨立，藍的搞偏安。雖然還在防著赤色，基本上也都是處於恐懼。”

如今，我身处前朝的故都，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台湾人能想起南京，或者关于南京的记忆。

从高雄，到花莲，垦丁，到彰化，到台北，言轻色彩斑斓的照片让我想起那首小清新，熊宝贝的《环岛旅行》。我总是在想，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应该去不同的地方看看走走。没有看到过太平洋的人生，算不算是一种遗憾呢。

关于台湾的风景，我们可以脱口而出那些电影的名字，《海角七号》《盛夏光年》《练习曲》和《九降风》，撒在阳光下的青春和爱情，总是让人毫不犹豫地热泪盈眶。

第二批自由行城市正式开通，或许我和运杰的环岛机车行能得以实现。

《那些执着的年轻人》是一年前我和运杰、明宇、陈堃等同仁策划，由丽香和台湾的同学拍摄，本人剪辑完成的一部纪录片，时常23分钟。因为种种原因，拖到今天。后来我把大陆那部分去掉，索性剩下对岸的章节，倒也觉得有看点。

开放性的采访式纪录片，主题主要反映台湾年轻一代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片中触角涉及到包括独#统，民主，就业，理想等，让我们能大致地了解到对岸青年的价值观以及他们脑中对大陆的印象和看法。而一夜情，槟榔西施、摇滚、打工、原住民、“二二八”等元素，也组成其中一定的噱头和亮点。

我的大学老师林念生教授在回执中写到：1) 颇能真实反映台湾年轻－代的想法(心態)及生活方式。2) －些以类似拍摄新闻片的手法拍摄颇有衝击力。3) 弱点: 组织结構比较鬆散。

在“故乡”这个单元，收到了常远的《活着》，陈鼎琪《旅途》，黄丽香《如果这都不算爱》，以及贾志兴从遥远的荷兰发来的摄影作品《异乡的秋》。

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毕业后，南墙里的绝大多数选择了战场，而故乡成为共同的情节。

丽香在《如果这都不算爱》中写道：“如果说童年有什么最享受的，那大概就是下雨天和春节了。爸爸妈妈不用出门工作，会有邻居来家里串门聊天，妈妈会找出我们需要缝缝补补的衣服，叫我过去帮忙穿针。缝衣服织毛衣，雨声打雷声，当它们发生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令我那么的宁静和心安。”

丽香笔下的爷爷和奶奶，让人想起相濡以沫的温情。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是不是丢失了应有的情感准则，所以感情之于年轻人而言是贬值的。前一秒的海誓山盟，竟可以成为下一秒的分崩离析。光怪陆离的年代里，充斥的是浮躁和欲望，而少有人逃脱。

或许是少了生活中的朴实和真挚。

“爷爷是奶奶的闹钟，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他记得比奶奶清楚。有时候奶奶出去了，他就拿着药找过去。生怕奶奶因为耽误了哪次药点，病情又加重了···”

常远的文章一贯以高分享率和高访问量闻名人人网内外，厦门一别后，我便没有再与这位才貌双全的男子照过面。幸好网络能方便我们之间的联系，除了微微隆起的小腹和渐宽的脸颊，文字依然犀利，侵入人心。

故乡情愫的极致，无非两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和久别不逢的痛楚。我们的年代里充满矛盾，渴望走出家园，却又害怕距离的拉长，让亲情变得微薄。

“至亲的死亡意味着剥离感——你再也看不到她、再也不能跟她讲话，不能再看那么一张表情生动的脸在你面前跳跃变化，不能再吃她做的饭，还有别的吗？她去了哪？不知道。是好是坏？不知道。”

于是提及生死。

生死和存在是哲学里艰涩的话题，国人的信仰里忌讳死亡，活着是最大的荣耀。却很少有人明白如何过活。诚然如文中提到的佛教劝导世人，我记得萨福在诗里也提到死亡，死亡，不过是生的一部分。

“生命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不可知不确定性。你不知自己哪天死，死于何处···生活不是电视剧，不是所有人都有想象中儿孙环绕在病房的场景，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自然老去。你怎知，怎知一定会有老年？”

我一向是反对“文如其人”的说法的，最大的佐证便是陈鼎琪的存在，而当你看到他时，绝不会想到那些见花落泪的文字。好在我们有交集的青春，和同样炽热的回忆。

厦门是所有厦大人的回忆，厦大是所有南墙人的第二故乡。

去年“二大”后离别的清晨，我和每个人拥抱告别。或许一句再见，便是茫茫然不见。“命运将人们放在世界的两端，走着不一样的道路，直至相忘江湖。”

幸运的是，每到一座城市，依然能想起一个或者几个熟悉的名字。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给每个人发去短信，一下子仿佛回到去年登上飞机离厦的场景。怅然若失，却又感觉没什么怅然若失的理由。时光无垠的荒野里，重逢总是让你觉得不曾孤独。

借着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又一次谈及理想和爱情。人生就是不停地战斗，年轻的时候总是想着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哪怕一点点。无数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柯景腾，血脉喷张地朝着没有了沈佳仪的未来奔跑，或者在人生某一个结点上，会回忆，会感伤。可是我们还得继续上路。

不是么？这早已不是用来暗恋和犯傻的年纪。或许把那首绿音的诗放在这里最适合不过：任你的航线一千次切割我/我是海/只有泪水 没有伤痕。

诸君安好。

我哭不出来，也不想假哭——儿时，我曾无数次耍过这样的把戏。记得小时候回晋东南的老家，太爷周年祭，全家人都去了。在祖宅那个记忆中处处土黄色的小院子里，遍布彩纸扎的车、房及各式造型，我和堂弟每每尝试接近那些在我们看来色彩鲜艳的“大玩具”，都会被大人痛斥一番。当然，还有拴在各个屋里的鸡鱼牛羊。第二天，大祭。记忆里那是一处山坡的转角，草木葱翠，蓝天白云——长辈不止一次告诉我，有多少风水先生曾称赞过家族祖坟的选址，但对于一个不足十岁的顽童来说，理解什么是风水还是太过于难了。猪牛羊鱼、鲜果时蔬、缭绕的熏香、鞭炮声、漫天的纸钱，全家人披麻戴孝，跪在祖坟前。伯父开始念祭文，这个至今保持着中国传统乡间书生气质的中年男人，继承了他爷爷的全部特质——作为全村最有文化的人，舞文弄墨，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印象里那篇半文半白的祭词极富情感和文采，念到充沛处，在场所有人一起放声痛哭。我哭不出来，但乖巧，就跟着假哭。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感知中国传统乡间宗族的祭祖活动——如果说中国有什么传统文化的话，祭祀一定算一个。我虽不悲痛，但仍被那种庄严的仪式感触动到了，才明白，身虽远，我终归是这晋地黄土的后代。

我没见过姥姥。她对于我来说，是我妈妈的妈妈，仅此而已。当然，妈妈不止一次告诉我，姥姥曾那么期盼我的出世。我尊重、想念、祝福曾躺在这一抔黄土里的女人，因为她曾用尽心力把我身边全世界我最爱的这个女人抚养成人。血缘之亲从来不绝对，人与人还是在交互中产生情感的。
 
那天，伫立在墓前，北方农村的干冷空气被旷野里的猎猎大风席卷着肆虐，天地一色，黄土漫天，竟有“茫茫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感觉，人之渺小，令人喟叹。我不由得流泪了。为这望不到边际的旷野，对生死的敬畏与无常。

随后开车回市里，去墓园拜祭奶奶。我和奶奶的感情很好。至今仍记得大二下学期，我接到家里电话的午后，淡定着五分钟内订了机票，赶往机场，终究一个人在候机室哭得不成人形。那是我第一次直面死亡。至亲的死亡意味着剥离感——你再也看不到她、再也不能跟她讲话，不能再看那么一张表情生动的脸在你面前跳跃变化，不能再吃她做的饭，还有别的吗？她去了哪？不知道。是好是坏？不知道。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见不着她了。不曾有人事先打个招呼给你。

转眼三年了。全家人依然痛哭于墓前，鞭炮声和哭声混为一起，嘈杂不清。三年，悲痛已被想念替代，我竟哭不出来。也不想强哭，静静站着，望着墓碑上奶奶的照片，静静的，仿佛身边的嘈杂都消失了，我能够单独跟她对话，能够感知到她。那一刻安静极了。我不是灵魂论者，我也不知她在哪。事后回想，那亦是一种敬畏感。敬畏能让人沉静下来。
 
2
 
三个月前，我看完了耶鲁大学的《死亡》课程，顺带看了死亡哲学相关的论著、文章，连续几个月，我沉溺于对终极问题的思考走不出来，神经质的逢人就问：你如何看待死亡？我们聊聊死亡吧。

你问我思考的结果是什么，我什么都说不出——正如你问死亡是什么，也没人答得出。也许思考死亡的结论正暗喻了死亡的本质：无。
 
中国人避讳谈论死亡，因为中国人的信仰是：活着就好。死是苦的、悲的、晦气的、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要谈起它——中国人对于苦难、沉重有一种简直是与生俱来的奇妙的屏蔽和健忘能力。正如余华在《活着》里勾勒的那样，不管战乱、离散、病痛、生死还是屈辱，只要有一丝希望，一种可能，中国人就会摇头叹口气说，算了，先活下去吧。
 
西方人仰望天空，深感生命愁苦的不能承受之重，于是试着把灵魂依托给上帝，寻求慰藉。常有人批评中国人没信仰，不，中国人的信仰多元而虔诚——中国人信仰一切能够使其生存下去的事物。发水了，拜龙王庙；土地歉收，拜土地爷；缺钱，拜财神爷；不孕不育，拜送子观音；盼家脉兴旺，香火延续，拜祖宗；求正义，求身体健康，求全家平安，求金榜题名，求仕途升迁，拜岳飞，拜关帝，拜伏羲，拜女娲，入寺拜佛，登庙烧香，进山寻道。你可曾见除中国之外任何一段文明里，儒释道三家如此和谐的在传统文化中相安无事谈笑风生？绝无讥讽之意，中国人骨子里那奔涌着的朴素的“适者生存”信仰一次次深深打动了我。
 
有如此基因的民族本该最有人文关怀，对生命的敬畏也最虔诚。很不幸，恰恰相反，中国人并未从中延展出推己及人的博爱精神，对生命的珍爱也只体现在自身，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别人的生命、利益都是可以牺牲的。对于一个有数千年农业和皇权历史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
 
小时候，我们看革命电影，看黄继光飞身堵抢眼，看邱少云无论火怎么烧都不吭声，看江姐被夹十指都不出卖组织。他们把血淋淋的战争场面给孩子们看，看机枪扫射下仍有人向蚂蚁一样往山上冲，看断腿断臂像打电脑游戏一样满天飞舞，看一个人倒在血泊里只剩一口气时想到的仍然不是老母亲不是姑娘而是胸前口袋沾满血迹的党费——兽化教育和人性教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兽化教育从不把人当人看，人只是组织、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螺丝钉是没有人性的，是随时可以扔掉、牺牲掉的。他们说，小朋友们，生命是宝贵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你以为他们开始温情的生命教育时，无耻的转折开始了），为集体利益、为组织、为理想、为主义、为领袖献身是光荣的，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碌碌无为虚度此生。小朋友们听了都热血直往脑门冲，觉得黄继光董存瑞太牛逼太伟大了，我却闷闷不乐。回家的路上我想，如果我死了，我就不能吃路口小摊的那家馄饨不能在上学路上看那个扎彩色头绳的小姑娘穿裙子的样子不能闻前排小姑娘头上好闻的洗发水味了，我不想死。不管为了什么组织、集体、理想、主义，为了哪个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都不想死。可能正是这样源自儿时的朴素的自私，才使得我在日后无数次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看运动员抱着金牌披着国旗对国歌流泪的时候默默的想：关我屁事。
 
遗憾的是，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活着。
 
我只知不能死，却不知为何活。

3
 
死亡的恐惧不来自于它的必然性——每个家伙都知道自己会死。死亡最令人讨厌的一点在于这个鬼东西的偶然性——你不知道自己何时何地死。几乎所有人都惧怕不确定性，它直接导致不安全感。
 
换句话说，一个人有少年，未必有青年；一个人有中年，未必有老年；一个人有青年，未必有中年——你明白我这个说丧气话的家伙是什么意思吧？
 
除非你是有神论者，深信某一天，万能的主“觉得”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就把你带走了。对此，你内心平静毫无抱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告诉自己，X年X月X日X时X分X秒，他将告别这个他深爱或厌恶的世界。
 
试想，如果每个人生下来，就带着一张“X年X月X日X时X分X秒”的标签，如同食品包装袋上的保质日期，时候一到，你就会如会过期的凤梨罐头一样，被这个世界抛弃。如此这般，给活着加了确定性，给生死以期限，人就会更快乐，内心更平静吗？换言之，死亡的恐惧解除了吗？与生俱来的死亡闹钟将滴答滴答在你耳边响不停，拆除不了，也关不掉，你确切的知道自己哪天死亡，每天都是倒计时。去告诉那个穿着校服骑单车载着姑娘立志要当科学家的17岁男孩，他只能活到23岁？去告诉那个立志要在40岁之前升为主任的32岁工程师，他只能活到38岁？去告诉那个拼命加班挣养老费心里畅想着晚年儿孙绕膝其乐融融场面的50岁工人，他只能活到55岁？
 
太残忍。所以，生命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不可知不确定性？你不知自己哪天死，死于何处，是出车祸的山谷，是地震火灾泥石流，是情人的床上，还是稀松平常的一天突然晕倒在小路上。生活不是电视剧，不是所有人都有想象中儿孙环绕在病房的场景，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自然老去。你怎知，怎知一定会有老年？在地震火灾泥石流中丧生的人们，前一天晚上睡去时以为自己清晨会如常睁开眼睛；戴安娜跟男友坐车在公路上谈笑时，还以为自己能参加十多年后儿子威廉的婚礼。
 
确定性和无常。死亡的幽微，从来看不清、说不透、辨不明。
 
4
 
冗长的倾诉。你一定以为，我是个阴暗、悲观、消极活着的人，噢不，朋友，我只是思考。
 
我时常试着让自己麻木、逃避，不再真切的去感知、倾听这个世界，但做不到。生活的大幕如怪兽的巨嘴般扯出猩红的丝缕给你看，给你叹，你怎能无动于衷？命运之无常和际遇之奇妙时常让我幻化出如宗教般虔诚肃穆、苦乐交织的神圣感，敬畏未知、生命，敬畏这世界。
 
记得梁文道在《锵锵三人行》里说过，对于佛教徒来说，死亡是往生罢了。因为活着本就是苦的，所以死亡也没什么可怕。我曾用很久的时间去想，死亡是什么。想啊想，不明白。如果今天就死去，会怎样？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更多来源于失去，如果明天就死了，我不能再一次登山游泳踢足球了，不能再跟心爱的姑娘在彼此身体上写诗了，不能再见到朋友和亲人了，不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画家作家了，不能再做生命中一切那曾让我为之感动而迷恋的美好事情了。而我，甚至来不及道别。可对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来说，存在“失去”这个概念吗？你想写的诗、想爱的人、想吻的姑娘、想去的远方，一瞬间都被剥夺了，可那些“想”，还不曾发生，那些过往，真的都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未来并不存在，只是脑海中的幻象。你说你要去爱琴海拍婚纱照，你要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专栏作家，你说你要十年内在北京最好的地段买房——亲爱的，那都不是真的。
 
那么死亡就是无？虚空的无？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有过去和现在。过去真的发生过，此刻现就在手边。
 
一直以为，人最难读懂的是自我，才明白，是今天，是此刻。
 
都听闻过复旦女教师于娟《生命日记》的故事，人们浮云过耳，转身又去营役温饱。我要买房，买车，我要考研，考博，我要娶个漂亮姑娘，我要升科长、处长、副教授、教授，终于有天，病了，什么都折腾不动了，才静下来，开始回想追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陈大师说，如果你愿意用三天三夜，去审视、回想自己的生活、这一路，若想明白自己是谁，你会大哭一场。
 
生命那么短，哪有时间演给别人看？我试图劝说暴怒中的朋友，让他盯着那一刻他无比厌恶的人的脸，慢慢看，静静看，想象他衰老的容颜，想象你们都不久会死去，会消失，怒气可会被生命的虚无和悲悯吹散？
 
生命那么短，我们还在嫉妒、在争吵、在违心、在办公室政治、在人云亦云、在摇着尾巴做奴才、在为不值得爱的人痛不欲生，在为他人的注视翩翩起舞强颜欢笑、在努力成为父母学校社会希望你成为的样子。
 
只活那么短，你都不是你自己。
 
你体内与生俱来那个活蹦乱跳特立独行的自我，在物理死亡到来前，已经死去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审视自身、关注外部的世界？因为活着。为什么要思考死亡？只是为了逆推，弄明白为什么活着。如此而已。

一个美籍台湾人，或许应该只说“亚裔”，这样更尊重他的选择。

……

他的生命模糊掉了一切身份定义，我只能毫不犹豫的说出两件关于他的事：一件是他名叫Theodore Fan，另一件是他如今25岁。

2010年的3月份，我刚刚敲定硕士论文题目，仍然延续本科时代对文化和身份的兴趣，只是后来更关注流散者（Diaspora）。我决定用一年时间来做深度田野，记不得是4月的哪一天，我忽然在邮箱里收到了一封极其简短的邮件：

Hey Imogen,

I’m Theodore, rooted from Taiwan, spent almost 10 years there, and another 14 years afterwards in US, and now staying in Beijing, travel a lot in-between three places.

Thought I’m perfect for your study.

Call me.

Best,

Theodore

邮件的附注项目里有个手机号码，我拨过去，他接起电话，声音非常轻细柔和，但因为他用了Theodore的名字，我坚信这是个dude。

见面那天，我到达约定地点却怎么也找不到穿黄色外套的男人，再电话他，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长发、五官硬朗的女生走了出来，然后伸出手说：“Hey, I’m Theodore，叫我索多。”

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我们都没料到会一直持续了15小时，最后两个人都沙哑失声了才决定告一段落。告别的时候我问，如果我将来的深访中知道了他更多的故事，可不可以全部写出来，他说，可以给他写个传记：“I grant you the copyright of my life.” 一年后，他的思考几乎启发了我的整篇论文，但他身上凝聚的太多冲突，我却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点忙。

1986年她（在那一瞬间，或许还是该用“她”指称）出生在台湾的新竹，因为父亲是家里的独子，而且四十多岁才有了她，家里期待的自然不是一个女孩。从出生那天起，她就被当作男孩养，不准和表姐妹玩女孩子的游戏，他印象里在离开台湾之前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全部都是周围邻居家哥哥们的旧衫，当然他在乎的并不是这些，“其实一切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我是说被当男孩带大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就被告知得和男生一样，这个在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冲突。只是，其实偶尔我不喜欢和那些哥哥们爬树，也不愿意大声说话，仅此而已。”

大约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告诉他，将来念书要去美国，而且不上哈佛就得上斯坦福，他对这两个名词都没概念，只记得自己当时说：好。他如今也说不清楚对父亲当年苛刻的各种要求是什么感情，只晓得他现在即便是在农历新年会回台湾，也只在远亲们那里走动，从来不回父母老家，而且其实也断了联系。

九岁，父亲偷渡去了美国，而且走的时候没有跟任何家人招呼，母亲以为他失踪，但几个月后父亲捎回来消息，要索多母亲带他去休士顿找自己，母亲就这样辞去了工作，折腾了半年，把自己和孩子弄出了境。到美国之后，父亲一直在到处接各种散工，母亲在亚裔集聚的地方为一对韩国夫妇开的水果摊帮忙，索多在水果摊为母亲摆过柳橙，在一家专门擦玻璃的公司苦等过6小时等父亲干完活回来……

在刚到休士顿的一年多时光里，他除了父母，跟谁也不说话，偶尔跟街区里的亚裔小孩一起去找清扫台阶的活，但没有朋友，他也不想交，“就在那段时间，我开始陷入自闭。”他早期只是不跟陌生人交谈，到最后，开始不跟父母说话。

十二岁，父亲终于左托人右托人把他送进了一所专供外来移民的没有国籍的孩子们上学的学校，“那个街区很差，我上学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转弯处，总会有几个homeless在那里唱歌或者恐吓上学的小孩，放学再经过那个路口，就会看到几个只穿了内衣和网格衫的女人，他们在等人或者就只是抽烟。” 索多的十二三岁就在完全听不明白的课堂里度过，这两年中，父亲有了外遇几乎不回家；母亲因为从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天起就一直在打黑工，所以没有社会保障号，工作辛苦加上丈夫离开，他母亲渐渐出现一些精神问题。

在十四岁那年，他不得不离家出走，因为父亲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个家庭也不再对他承担任何责任，母亲精神崩溃完全无法相处，他不知道怎么承受这一切，于是带着自己的全部衣服离开了家和休士顿，一直往西，到了加州，到了旧金山。“我不是偶然选择的旧金山，因为我的性别认同到14岁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时候开始发育，但我是个男孩，怎么可以像女生那样发育，我那时候觉得这简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用胶带、用绳子，总之是我能找到的一切东西把自己绑起来，让我看起来还是跟男孩一样，但是仍然没用，我后来知道人们把这叫做‘跨性别’，而旧金山是所有性别小众群体的天堂，至少我那是听说是这样。”

索多在旧金山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住处，常常枕着自己的大包睡在街上，半年后，他和那里的几个homeless们成了朋友，他们总是到天黑后溜到一些私宅的花园里过夜，因为那里不像公共公园那么吵闹，也没有半夜嗑药唱歌摔瓶子打架的人，更没有奇怪的妓女半夜盯着半睡的他使劲看，然后说“What a pretty boy！” 以至于把他惊醒。再半年后，他们几个在附近找到了一栋没有人住的小楼，试探了两天的确没有人管，就接着住下来。索多回想的时候，发现那时候接触了很多后来在树上看到、被称为嬉皮士的人，他们的楼里人越来越多，有一口特别大的锅，最多的时候，每顿做16个人的食物，东西都是半夜在超市后门的垃圾桶里找到的被处理的物品。“那时候大家把捡回来的食物分成好几等，有些是特别好的等级，例如刚刚过期一天的午餐肉、罐头或者大桶酸奶，稍稍差一等的是各种有缺陷的水果和蔬菜，再往下会有整包的麦片之类的……” 他总说现在还常常会在半夜梦见那时候所有人分食物的场景，在那栋小楼的一层、被他们改造成长条桌餐厅的地方，所有人得到相同的分量，分享相同的食物的这群人确实形态各异，“所有人的穿衣风格都很奇怪，因为衣服都是捡来的。”

再两个月后，好像是他十五岁那年马上要农历新年的时候，他父亲辗转找到了他，当见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丝心疼的狠狠教训了一顿，“他是用拳头的，不是用巴掌……他真的从来没觉得我是个女儿。” 在教训之后，父亲坚持要求他继续学业，但这时父亲已经拿到绿卡，他的也就可以顺利解决了，索多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不回去跟父母任何一方住。他的确也没有回去跟父母任何一方住，回到德州之后，他呆在奥斯丁，开始上高中，但是因为不想找父亲要太多钱，他还是找不起住的地方，索性买了辆二手小卡车，“我记得那个人说800块美元，卖给我，我当时正好有家里给的1000，就这样成交了。我把后棚做了改造，那里成了我的卧室和更衣室。晚上我把车开进特别小的巷子里，然后熄灯在后棚睡觉，早上把车开到有公共卫生间的大楼前拿着毛巾牙刷进去洗漱，然后再回到车上开去上学。这样的日子持续了4年，因为我没能成功的3年读完高中，但是4年给我带来了好结果，就是我的SAT分数和平时成绩的表现，足够让我进伯克利，不过还没达到免学费的资格，我当然读不起。后来有人告诉我，好的大学都给已婚妇女提供全免学费和全额奖学金，我忽然想到，我的证件和社保系统登记的都还是性别女，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一条，那时候我已经不管任何道德约束了，其实本来道德约束对我也没什么意义，在那之前的多年记忆里，它从来只约束我，不约束周围那些应该对我有责任的人。几天之后，我就找了个人结婚，然后成功的申请了去伯克利念书，我选择了性别研究，这个选择可以不做解释了。”

索多在性别身份上的种种焦虑在大学时代渐渐释然，但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另外的问题，之前总是独处或者住在华人社区里人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我是一个台湾人。” 索多很少定义自己是台湾人，也从来不愿意说自己是美国人，他也很少认同美籍华裔、美籍台湾人之类的说法，在大学，所有的亚洲人都是好像是相同群体的，就像早期社会觉得所有的黑人都没有差别一样，但是“台湾人”这个别人一定会贴到自己头上的标签还是让索多觉得不安，他觉得如今美国拥有更为狡猾的族裔政策，“他们现在大肆赞扬亚裔，称他们是‘优秀的亚裔’，但事实上，这种标签是为了减弱人们对仍旧不平等的足以政策的反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让这些亚裔成为更好使用的道具。”

索多总是在讲到故土问题的时候流露出比性别或者族裔问题更多的激动，“其实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在不停的为自己的出生地争取尊严和权益，但是却不愿意回到那里切实留下来生活，我生活在漂浮的空气里，但是有一个也离不开出生地的支持，当然还有那些复杂的成长地的支持……我最终选择在这些地方之间来来去去，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地方兑换价值，然而对身处的切实环境感到漠然。” 索多回答不了别人关于故乡的问题，他形容自己是“迁徙的鸟”，来来去去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停下来，但也不是漫无目的，他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只有那么几个，一个是新竹，一个是休士顿，一个是旧金山，一个是伯克利，前年多了一个北京，但这是后话了。

大学时代他休学过一年，去做了一场长途旅行，他在每个大陆上都选了目的地，在一共9个城市分别住了一个月，“我越来越享受漂浮的感觉，也越来越没办法固定下来，当然，其实我也批判过自己，这种漂浮的状态起源于我对未知定势的害怕，就像那些生命的朝圣者，他们并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唯一知道的是真理不在他们的当下，而在别处，所以一直追寻。”

索多这样的漂浮心态，像极了齐格蒙鲍曼的一次批判话语，大意是在后现代的生命游戏中，游戏规则不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停变化，明智的策略是每个游戏都不要玩太长——保持游戏的短小就意味着要谨防长期地承担义务，要拒绝以这种或者哪种方式被固定下来，不要依赖一个地方，不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只和一个使命相连，不要发誓效忠，不要控制未来……

但生命太复杂了，坚决批判拥有“固定”人生的索多在二十三岁那年忽然遇到了巨大的转变力量：那年他来中国大陆做田野，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认识了这么多年以来唯一一个让他想定下来生活的人，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过固定关系，因为厌倦被固定，任何形式的固定都让他无限恼火。但这个人却能奇迹般地把他“不羁”的心牢牢的定下来，死死的定在了北京，以至于他结束田野回到美国去毕业答辩的半年内，都每天痛不欲生的怀着想念，“那半年里，我只能把自己弄的特别特别忙，几乎不睡觉，一边准备毕业，一边打四份工……好在我可以很方便到北京来，那个我并不想要的国籍带来的便利总能在这些小恩小惠上挽留住我。”

此时我认识他已经一年又大半，但我能确切无误地说出来的关于他的事实，也仅仅只多了四个：如今他和伴侣生活在北京市三里屯附近幸福三村的一套公寓里；他偶尔还是会想起母亲，非常偶尔回一趟台湾，从来不跟父母通话；每三个月，他都必须为了签证出境一趟；“回到”这个词可以被他用在北京、台湾、德州、加州的任何一个地方，但他没有家乡。

索多基本上没有跟我形容如今的生活状态，但他这样解释过：“在我所学的批判理论中，后现代社会里，一旦你的身份成为确定值，它就从资产转为负债，你不再是穿梭在流动的时空体验中，你变成落后和腐朽的代名词，而你的生活可能已经结束在那一瞬间。不过现在，我虽然精神上保有这种批判，但是我愿意固定在这里，以我自己的特异形式固定下来，即便伟大的理论家们认为我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作出决定的那一瞬间。”

这只是索多·范25岁之前的事情。

-end-

奶奶病情最严重的时候，嘴巴都歪掉了。前两年回家看到奶奶躺在床上，歪着嘴巴噙着泪含糊不清地跟我说什么时，我眼泪都忍不住。幸运的是，居然都熬过来了。现在小老太还能在屋里走动，还可以炒炒菜，还可以看歌仔戏，还有，乐此不疲地欺负我爷爷。

宋丹丹和赵本山演的老夫妻，白云和黑土，令我非常喜欢，而尤其喜欢那个小老太。不知道是中国农村的小老太都是那么可爱，还是刚好白云这个形象跟奶奶特别吻合。我们家小老太也是这样欺负小老头的。爱占小便宜，爱吹牛，爱挑剔，表面上气势很强，总想压着小老头，真遇到难题就软下来，小绵羊似的跟在老头背后。叽里呱啦讲一堆不着边际的话，被小老头话头一拉回来，就不服气：哼，就你话多，你懂什么。小老头基本不生气，对小老太的蛮不讲理和无理取闹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真到旁人都无法忍受的时候，假装生气，吼一句，小老太声势就小了，由叽里呱啦到哼哼唧唧再到重新找话题。

在我眼里，爷爷是世界上最男人的男人了。他把整天絮絮叨叨，挑剔他欺负他的奶奶当成小孩子一样，去包容她去爱护她。他一辈子勤勤恳恳地按照自己的信条，活成了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是我哪一次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他停下来把被雨水冲坏的小路修补好；如果不是奶奶经常骂他傻，一个人跑去修宗祠的墙、去帮别人干嘛、去修路……这些美好的品德，我就会都不知道，其他人就更不会知道了。他从来都只是默默地做，从来都只是为了自己心安。

爷爷又准时地嘱咐奶奶吃药。并帮奶奶倒好了两小杯的开水。开水凉了会，就把药拿给奶奶。水不够，塞进去的药粉黏在奶奶嘴巴里。小老太皱着眉头，龇牙咧嘴地小声嗔怪：哼！你家连白开水都贵气！说得我在一旁都忍俊不禁。昨天到奶奶家的时候，她又要吃药了，一颗一颗地塞了一把黑色的药丸子进去。我苦着脸问：这一把得有多少颗啊？小老太鼓着嘴巴，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一会儿，她把药吞进去了，摇着头摆着手对我说：满嘴都是药丸子，不能开口的哇，一开口丸子一颗颗往外跳呢。

上次回家，小老太看到我的刘海，就说：你也不学学你婶婶，把刘海烫成一团，卷到上面去，这样盖着额头眼睛多不舒服。我当时一听这话，脑海里想象的是我前面一坨卷曲的毛，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半年前团购的一张烫头发的券，在过期前一天，我赶紧去把它用掉了。虽然烫完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屡试不爽地很后悔，但好歹那58元没有浪费掉呢。

我把皮筋扯掉，头发披落下来，我说，奶奶看，我把头发给卷了。奶奶看了很开心说，烫了好看，烫了洋气。然后小老太又开始挑剔了。她说：你为什么不去把头发染成黑色的呢？我觉得你染成黑色会好看。然后爷爷奶奶就开始就着我的黄色发梢劝说了。

也许对奶奶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一头头发。小老太每天用在梳她的小发髻上的时间，都有一个多小时。这个习惯，从她进入我爷爷家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六十年了，即使现在她已经老眼昏花，走路摇摇晃晃，她也是每天早上搬一个小木凳，坐在门口，开始梳头盘发髻。这样一个场景，几乎重复了我童年的每一天。梳得一丝不乱，还要抹上茶油，让每一根头发都服服帖帖，油黑发亮。除了生病卧床，我几乎不曾见到奶奶散乱着头发。奶奶的精致不仅体现在她的发髻上，她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请人帮忙拔脸上的小绒毛。一直到近几年，那些互相帮忙拔绒毛的老朋友们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奶奶总是牢骚：这小绒毛都好长了，可惜都没人帮我了。

这些精致都是我所没有传承到的。我总是一副乱七八糟邋里邋遢的样子，并且无所谓。

有时候我会在店里淘一些小手链，十几块钱一条，戴回家。小老太对这些小玩意总是很感兴趣，无比欢喜。我也总是从手上摘下来，戴到奶奶手上说：给你了。

这次回家，爷爷突然对我说，我送奶奶的一条手链断了，让我看看能不能帮忙串起来。然后小老太就颠着颠着把一个小纸盒拿了过来。那是三年前我从文博会上带回去的手链，散掉的珠子都被保存起来了，等着我回来。奶奶说不知道珠子有没有丢掉，两个老人眼睛都看不见了，串不起来。我拿了根小红绳把珠子穿好，绑在奶奶的手上。那手上还有一个已经褪色发白的手镯，也是一年半以前我从厦门拿回去的。奶奶她一直宝贝着它们。

于是，爷爷奶奶再度感慨，还是小孩子的眼睛亮啊，两三下就解决了。然后爷爷又想到什么似的，走到房间里，拿出了一条裤子说：我这裤子破了，你看看能不能帮忙补补？我很少动针线。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帮爷爷补裤子。外面下着蒙蒙雨，电视上是陪伴我一整个童年的歌仔戏。杨丽花陈亚兰，是我已经看过几遍的《韩信》。歌仔戏这台湾的东西，却是被我当成了家乡的、童年的象征物。就像烟花一样，一点，回忆便绚烂地四处燃开，那股特殊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久久。小老太看着电视，很兴奋地跟我介绍我已经烂熟的剧情，爷爷则是不住地跟我说：不用补得太认真，反正都是破裤子。而这样的场景竟也忍不住让人想落泪。

如果说童年有什么最享受的，那大概就是下雨天和春节了。爸爸妈妈不用出门工作，会有邻居来家里串门聊天，妈妈会找出我们需要缝缝补补的衣服，叫我过去帮忙穿针。缝衣服织毛衣，雨声打雷声，当它们发生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令我那么的宁静和心安。

那就是最温馨的家的味道。

我從不難為情，甚至還可以發自內心略帶驕傲的說，我是一個老派的人。聽歌喜歡李宗盛和陳升，藝文活動喜歡話劇和曲藝，喜歡漏巷和排擋。應該是因為相由心生，一顆老派的心，便有了老派的長相。於是乎，被認為是導演司機工作人員也並不為奇。然而內心似乎對於衰老還是有頗多的抗拒，外加情緒控制力不佳，總把失落的情感表現在外，一直沒有融入到集體的活動中，在外遊蕩。雖不算是生悶氣，卻也失落的很。也曾嘗試著加入隔壁狼人和三國殺的戰局，然而看著其他選手們興奮的樣子，自己卻總也HIGH不起來，便越發的懷疑自己真的老了，想去秀水買幾件衣服裝點一下自己，最終卻只採購了幾件正裝襯衣和正經的公文包，看來老，是老在骨頭裡了。

然而昨晚，看到後海的鐘鼓樓，想像五年多前，自己也曾在這里露天玩殺人遊戲，當年的開心程度不比現在的他們少多少，便也釋然和很多。我喜歡被人稱作是哥，不管是馬哥還是軍哥，還是不知道我名字的人叫我的天津大哥，當哥的感覺的確很好。於是今天心情便調整的不錯，本來自己年紀就比別人大，不少選手都是大一大二，跟自己的學生一樣大。這麼一想，心理位置算是比較平衡，聲音沉，體重穩，於是便沉穩了起來。想起一句歌詞：喜歡現在的模樣，心裡有老繭，臉上有風霜。

關於舞臺和失敗

第一輪就被淘汰掉，說實話，這樣的結果，我想到過，但是沒有做好心理的準備。有人說我喜歡面子，有人說我追求浮華。我感謝所有的指教，但是我想說，我可以在舞臺扮演小丑，也可以安於六平米的出租屋安心工作，我喜歡的，只是舞臺和燈光，不管是演出，還是比賽。我不習慣，而且越來越不習慣做一個觀眾在場下看著別人歡呼雀躍。終有一天，我要看到千百雙手在我面前揮舞，終有一天，我要看到千百個熱情的笑容。

於是這幾天的心情相當不好，即便我知道，自己的水平和積累遠不足支撐自己進入決賽。即便進入，也會被淘汰的很慘。但是我還是心有不甘，我會再告訴大家比賽播出的時間，但我不會去看他，我這次失敗了，我要為以後做準備，這個世界，終究會是我的。

關於朋友和孤獨

我是個合群而又孤獨的人，身邊從不缺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孤獨感，越來越嚴重。我不知道這種孤獨感會不會有一天進化成為一種精神的疾病，也不再願意用成功學的理論再來欺騙自己，我可能也永遠學不會怎麼和孤獨打好交道，甚至覺得即便老天眷顧我賜我真正的一個靈魂伴侶，我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只能把孤獨當成一節突出的椎間盤，讓它一直提醒自己，告訴自己，它是存在的，今生今世，擺脫不掉。

昨晚在後海，時光像是倒退了一下，南牆的聚集，像是把自己拉回了廈大，拉回的曾厝垵，拉回了水塔之上。沒有虛偽的勸酒，沒有虛偽的寒暄，大家只想看著自己和別人的樣子，然後笑，繼續笑，一直笑。沒有哪個港口是永遠的停留，既然選擇離家闖蕩，我們都是駛出去的船，愿大家平安，愿大家快樂，愿大家一定要幸福。孤獨的時候想想大家，雖然可能更孤獨，但是更能感覺，溫暖的力量會從心內湧出。

關於大中華和426

明天比賽就要收官，後天收拾行李，彼此告別。這應該是一個相見甚歡或是離別灑淚的時刻，接下來的話可能不合時宜，但是我還是要說，至於你們，愛看不看。

北京的行程不可謂不豐富，也不可謂不用心良苦。比賽的前兩日，和比賽無關，60位選手共同逛了長城、國家大劇院和故宮。長城雄偉壯麗，劇院闊氣豪華，故宮恢弘氣派。相比袖珍的台灣景點，看到這些偉大的景象，台灣選手，尤其是第一次來大陸的台灣選手紛紛表示讚歎。導遊之前一定接受過相關培訓，或者有過接待台灣團的經驗，該說的都說，不該說的絕對點到為止，語言尺度拿捏的絕對精准。我觀察了工作人員和導遊，從他們的眼神中，我能看出他們的驕傲，帶台灣人看最能代表巍巍大中華的景點，此中用意，不說你也明白。然而看到台灣同學讚歎的表情，我卻並沒感到驕傲，我總想提醒他們：耗盡國力的長城，歷史上並沒有真正擋住過幾次外族的入侵，北部的蠻夷進入中原，並沒有因為長城的存在而減少次數；修建大劇院之前，北京的演出場館空置率已經很高，修建大劇院的錢，到底是不是浪費，所有人內心都懂；而身在故宮，我想到最多的，是前幾日摔碎的盤子，和神武門後面，景山上崇禎吊死的那棵樹。

台灣選手對大陸的感歎並沒有持續多久。錄像過程中頻出的狀況，節目中繁瑣的流程，善變的導演，呼來喚去的工作人員，讓整個節目的進程效率極低。自由行程中幾名脫隊的選手被要求站出來亮相變相公審，其他選手行程被迫縮短變相連坐。從未體驗過如此的台灣選手們紛紛表示不解和鬱悶。雖然沒有誰公開抗議，但是失落的表情溢於言表，前幾日聽到的最多的“大中華”，也慢慢變成了“426”。我不想去指責誰，也沒有任何資格去指責誰，我只想說的是，台灣人腦中既有大中華，也有426，至於他們怎樣看待我們，最終的最終，還是取決于我們，是要把大中華的那一面展示給他們，還是把426的那一面，展示給他們。

幸好年岁不会徒增，你总会因为自己的经历而让原本暴躁的情绪变得温和并且隐忍。

前年十二月加入南墙，看过每个人的文字，大多能感受到每个人生活的走向。理想和现实总会让一部分初次见面的印象愈趋愈远，反映在白纸黑字上，会有很多自我的思考，和关于生活的描述，代替海阔天空的泛论。改变总是让人觉得真实，演变成不同的传记。

南墙的基调一向保持着一个应有的激情，关于人生，政治，爱情，或者旅行，月底的时候收到五篇文章，陈鼎琪的《最后的温柔》《魔鬼之死》，马军的《谁的国，为什么》，王丹的《独在异乡》，常远的《远了，近了》。

陈鼎琪一向是南墙里最犀利的文字杀手，以其独有的怀旧情节和乐观的爱情观驾驭共鸣感，《最后的温柔》恰如其分解释道：你会见那个哭的梨花带雨的姑娘，不管自己在未来的风雨中多么飘零，也会想着带她远走天涯。我知道许多人会从此不见，我却依然带着重逢的希望。几年后想到这些，才知道，走了，就是真的走了。这个想法划过脑海，不会让你难过因为它们瞬息万变。

我总是在想，要怎样的旧时光和爱情，才能拥有这样神乎其神的哲学体态，《梦想很美》《少年子弟江湖老》，每次拜读，都充实地感觉见风落泪的诗人意气，相比常远火爆的《妾心如水，良人不在》，我觉得很多时候二者有不分上下的气候。

对于过往的东西，我只想说，厦门的美好在于人的美好，人走了，美好是假的。再多的文字要不回昨天，堆砌的都是遗憾，比如一场总是在延期的爱情，鼎琪你说对不对？如果真的遇上那个姑娘了，又会怎样呢，如果真的始料未及了，你是否还会觉得这一切瞬息万变？

从萨达姆，到本拉丹，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历史平行纵横地重演。“英雄是早逝的独裁者，独裁者是未死的英雄”，我很同意人无绝对善恶的说法，伟大的创举往往由满足个人利益的分歧引起，因扩大化而形成大势所趋的模样，结果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过程，淹没视听。“就好比解放者也许只是手头工资少只好上山去造反”。

鼎琪在《魔鬼之死》中提出，“没有罗斯福，大萧条一样会过去；没有丘吉尔，大英帝国依然会打赢战争。”否认个人英雄的改变，我觉得尚且需要推敲，个人与时代固然不能划上等号，但蝴蝶效应每一丝动作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动，何况是主宰者。

辞掉令人羡慕的工作前往台湾深造，马老师是我比较佩服的人，很期待对岸寄来的围巾。

我不知道很多人向往台湾是因为什么，旅游？明星？或许是神秘感

有『敏感词』···

对岸没有想象的那么坚强。

南墙总是不失怀念的文字，王丹《独在异乡》里说的天津，厦门，北京。也许很多漂泊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同感，三座城市，三个家乡。无锡，厦门，南京，这是我的。

同感于王丹的文字，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总向往远方，我们总觉得年轻时应该有足够的见识。但回头却发现，自己竟不了解自己的家乡，你问我惠山在无锡的哪边，我会想好久，你问我怎么去灵山大佛，我只会想到打车。而倘若你问我厦门的32HOW怎么找，我竟能轻松地勾汇出中山公园的地图。这算不算一种遗憾和愧疚？

独在异乡，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决定我们能否爱上这座城市，这取决你走过的地方，认识的朋友，爱过的人。我曾经对李志胸前鲜红的“我爱南京”感到鄙视和不屑，我曾经每天怀疑自己怎么会来到如此没落的前朝故都。

无需刻意躲避，当你推开家门迎接它的时候，一切会变得不一样。

篇尾说道，“好在家乡这东西，是人人都有的，到了异乡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想它，它也会想你的。”

在我的印象里，常远总是不失姑娘的，我甚至觉得靠一篇文章，他就能赚取理想的婚姻，在这里，鼎琪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康康也应该是这么想的。我不确定常远是否处于异地恋的境遇里，但我始终觉得他理应和不同城市的姑娘保持着联系，你可以相成一幅插满红旗的地图。

问题是他没那么做。

与其引用“如果你问我，你愿意为了一个人或一段感情而放弃去远方吗？我说不会。因着年轻，要出发，去远方，去看更大的世界，尝试更多的生命可能——这是我跟随内心召唤做出的选择，如果拒绝这个声音，“我”就不存在了。没有了自我，我还拿什么去爱人？没有自我的人，会有人爱吗？”

相较于更多视爱情为天下的男女，这种境界是高尚的。但前提是，你已经把众多异性的爱慕当成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模式。

常远提出这样一个艰难的生活模式：在路上，在远方，在成为真正自己的过程中，你可能的确离他（她）远了，却也离自己，离自由的模样，更近。

很现实的说，要成为这种模式的生存者，或高，或富，或帅，或有才。

你总得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不是么？

少杰在二十六期导言里写道：蒲公英要飞向世界。南墙的诸君散落在天涯，归来，又离去，或许你正在为将来奋斗，或许你正在为爱情担忧，有人结婚，有人生子，有人沉默着观望，有人怀疑这生活，你总会想起去年鼓浪屿的歌唱，我们尚且有青春，这是最好的年代。

诸君安好。

2011.11.9 杨啸于故都

几乎肯定不会对不对。

异地恋，要么是真的很享受当下，即使距离远也感到开心，要么确定有未来，不管现在多辛苦也值得等待。否则，无异于自虐。

昨天躺床上想了很久，这就是我目前的困境。单身一年多，无关心态，也绝非某种抗拒心理或“单身病”，就是这时刻悬浮于头上的紧箍咒：很快要出国了。

戴着这个紧箍咒，你很难拥有一段正常的感情：你如何指望跟一个女孩事先说好“一年后分手”而后拥有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恋情？

况且这样的拖累对恰逢婚龄的对方也是不人道的。我没那么高尚，但早就想明白了这个理儿。

我认识不少赞到令人发指的姑娘，常戏称她们为“极品”，并屡屡以此在狐朋狗友那里吹牛逼。她们从北到南，从欧洲到北美，其中也有我的心仪对象。这并不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甚至往往是苦恼。或许大多数人的困境跟我类似，不缺少遇见“喜欢的那个人”，也不需要“等待”什么人突然出现，有“喜欢”或“心仪”的人，但她们跟自己相距甚远。遇见，离得远；遇见，隔大洋。

曾在Twitter上看到过一句话，北京有大量的靠谱单身男青年，上海有大量的靠谱单身女青年，可是他们都不愿意异地恋。

于是我们坠入到“遇不到合适的人”的错觉里，“靠谱男人要么Gay要么已婚”的情绪发泄中。

仔细想想，是遇不到，还是够不到？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更远的远方，在更大的目标基数下，你会发愁遇不到心仪的人么？其实绝大多数所谓剩男剩女的苦恼源自，最喜欢、最合适的那个人或那些人，因为工作、生活等原因跟自己不在同一城市同一国家——这意味着你往往要在次优甚至欠优对象中进行选择，意味着妥协和“接受”，而非真正的“选择”，对很多持拒绝得过且过价值观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对自己和感情的侮辱，于是单着，“剩”着。

如果你甘心做一个小城青年，毕业后就跟大学同学结婚，或毕业就回到家乡定居，再或者从来不曾走出过自己出生的地方，那么将很快结婚生子，过上安定的生活。你大可冷笑着看那些仗剑走天涯欧洲北美玩透透的留学生抱怨孤独寂寞冷的国外生活，看北上广那些穿着高跟鞋明艳不可方物的大龄女白骨精们在论坛上哭喊，“姐死了给我烧个哥”，转身淡定的给一岁孩子喂奶。

或者干脆让我们回到古代吧，你出生在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世代务农。你此生都不会走出这里，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世界”。你长到17岁适婚年龄了，那时候没有社交网络，也没有LBS应用可以跟邻村的小慧约炮。村里同龄的女青年只有小红和小芳，这时候你只需要考虑跟小红还是小芳在一起，小红擅女红能下地，小芳胸大活好，怎么样，这样选择容易多了吧？

世界在变大，还是缩小？我们远了，还是近了？互联网塑造着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发展，社交网络普及，地球村的概念热热闹闹。地球都成村了，那世界应该是小了吧？

我们可以上社交网络，微博了解彼此的近况，打开skype,facetime,听你的声音看你的笑脸，用微信随时发送语音和视频短信给你。如果想你，我就飞过去看你，十小时内肯定到。

晚上视频聊天时，我会把生活中所有的细节和琐碎都跟你唠叨一遍，好像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样。

可是。还是不一样啊。

小时候看《七龙珠》漫画，卡卡罗特像敬礼一样把两根手指放在额前，就能够瞬间挪移到世界上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科技发达到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瞬间挪移的超能力，多好，下一秒我就要出现在你面前，去握你的手。

很多时候社交网络延展了我们的眼睛，却增大了我们的痛苦。心仪的那个人同时也喜欢你，你知道你们俩是最合适的，但却远隔重洋。于是你不得不选择次优甚至欠优的那一个，而且你清楚知道自己是“妥协”，是退而求其“次”，会快乐吗？很多时候，知道的越多，反而越不能心安。

因着年轻，因着生活的流动性，因这世界的飞速变化，我们不再停留在某个固定地点，有了更多选择，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工作、生活、学习，同时也必然使异地恋现象普遍化。仔细想想，哪里不是异地恋呢？美国和欧洲是异地，中国和美国是异地，那么上海和北京是不是异地？再近一些，广州和厦门是不是异地？即使在车程只有三个小时的两个城市，也如假包换的是异地，是“两地分居”，区别只在于每月、每年见面的次数。

如果你特别拗，性子里拒绝得过且过，如果你只想跟最喜欢的那个人在一起，不想妥协，也不想要次优项，那么你有很大概率要面临异地恋——你怎么那么自信自己非常心仪的那个人就得体而完美的躲藏在你朝九晚五呈现无限窄趋势的社交圈里？

如果你问我，你愿意为了一个人或一段感情而放弃去远方吗？我说不会。因着年轻，要出发，去远方，去看更大的世界，尝试更多的生命可能——这是我跟随内心召唤做出的选择，如果拒绝这个声音，“我”就不存在了。没有了自我，我还拿什么去爱人？没有自我的人，会有人爱吗？

或许不必如此无奈，或许远方和爱情并非二选一的互斥项？我亦知道有朋友大学毕业后就跟恋人相约去了某个城市，在那里工作定居，幸福生活；有朋友跟恋人一同考G，顺利赴美，已在美国结了婚；有朋友二人欧美远隔，异国两年，已经回国到同一个城市会合了。

可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世间之事，岂得两全。既然要仗剑走天涯，那就找个也要出发去看世界的女侠并肩走吧。然而当你背起行囊，环顾四周却发现，即使是天涯，也有不同的方向，有的叫美利坚，英吉利，也有的叫澳洲。

对于彼此来说，你们依然是远方。

屏幕前的你，在哪里？加州还是费城，华盛顿还是纽约，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爱丁堡还是曼彻斯特，巴黎维也纳还是哥本哈根日内瓦，香港广州上海还是北京？

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或许有时你也只是想跟一个人一起吃麻辣烫吃得满头大汗，一起在厨房里做一顿蹩脚的中餐把餐具折腾的不成样子，再或者，你只是从paper里抬起头来，懒洋洋丢一句话出来，期待有个人懒洋洋的回应。

在路上，在远方，在成为真正自己的过程中，你可能的确离他（她）远了，却也离自己，离自由的模样，更近。

一场雨，那昨天的温存尚来不及告别，就走的一点不剩。

我在生日到来前的半个小时跟暖说，喂，你哥生日啊。

她说记得啊记得啊，只不过没当年宿舍一群人等着熄灯围在一起说发短信了发短信了的激情了。

后来暖发了很多短信，很多很久没联系上的朋友发来了短信，包括暖整整一个宿舍。

也只有那个宿舍。

谁能忘掉2005年夏天到2007年夏天的芙二605呢？

那么巧，四个性格如此好的姑娘聚齐，又被我们认识，很多人，一起过了很美好的时光。

还有耗子，据说已经当了公务员的耗子。还记得当年你爱的姑娘吗？你说的、笑的那么无所谓，但我觉得你一直不会忘掉。

还有yoshy，传闻说他要结婚了。我说是传闻吗？他自己说，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我总想起很多年前，手机在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会震动的不停。

若干年后，我总想，也许有很多的祝福，发到了我自己那个曾经的手机号上。

孤零零的祝福，是传给一个陌生的人，还是一段永不知回音的空号？

仔细想想，那些不知答案的未知，带着温暖，带着略微的惆怅。

实在很像旧时的月光，洒在今天的思念上。

我跟董x说，朋友，在你越安静的时候，越能体会。

他们在一天天变少，而朋友的定义也在一天天变深。

在我们不能再一起去盯着隔壁系美女的时候，在我们不能总是通宵达旦的烧烤饮酒的时候，在我们逐渐忙碌而少了联络的时候。

你一定记得，在某个夜里，来自远方许久未闻的讯息，带着一点时光的味道。

深埋起来的一幕幕重又浮现，你才记得你不是一直这样忙昏了头脑不知春夏秋冬的。

你也曾在那个新年的早晨，在海边，为着一个日出。

你也曾守在午夜的喧闹中央，不知过去，不想未来。

09年那年夏天之后，有许多人我再也没见了。

那长长的桌子，底下有很多很多空瓶子。

每个真正年轻过的人，不会让自己真正清醒的离开。

你会见那个哭的梨花带雨的姑娘，不管自己在未来的风雨中多么飘零，也会想着带她远走天涯。

我知道许多人会从此不见，我却依然带着重逢的希望。

几年后想到这些，才知道，走了，就是真的走了。

这个想法划过脑海，不会让你难过，因为它们瞬息而过。

有人说，卡扎菲死的不是时候。他如果当年政变时不成功，后来又去打游击，最后即便被政府抓到给毙了，定然会被印到T恤上——这是切格瓦拉之路的翻版了。

我给他指出些问题，切格瓦拉当年在古巴算是成功了的，你看今日他的老哥们卡斯特罗活的虽然不怎么健康，但依然在那加勒比海岸边不惜一切代价的活着。只不过切兄革命之情未泯，依然深爱着解放事业，所以放弃一切，去了南美。

想到了不知是哪里听到的话，英雄是早逝的独裁者，独裁者是未死的英雄。切格瓦拉一死，我们再不去揣测他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情怀是不是也会惧怕自己卧榻之畔有他人酣睡，他诚然是在奔往朝圣的路上的。

仔细想死其实是一门很玄妙的技巧，重点在时间。北宋时有童贯，作为太监监军西北，大破西夏，也算有胆有识。后来虽然很窝囊的收复了部分燕云地区，但凭着宋朝祖训，竟以阉宦之身受封郡王。这时候如果死了，加上史书上一渲染，保不齐会有“若是童贯未死，何来靖康之耻”的说法。可惜死晚了，陪着赵佶往南一通跑，最后回来也就成了奸臣，直接处死。

人未尝有绝对的大善大恶之心，好比当年的解放者也许只是手头工资少只好上山去造反，也好比最后的独裁者也不过是真正到了王座之上难免有“孤家寡人”的感慨。我们将他们幻化成千百年一出的天才或者千百年一遇的魔鬼，仿若没有他们这世界理当陷入混乱或者一片太平。在我的思维里，没有罗斯福，大萧条也会过去；没有丘吉尔，大英帝国依然会打赢战争；没有希特勒，德国人自一战后的崛起与报复之心，终会迸发。

他们是时代变更的象征，却不是改造了时代。也许正是那种妄图将时代与个人划上等号的想法，才让那些独裁显得理所当然。

卡扎菲死了，本阿里早先已经跑了，埃及的穆巴拉克据说已经吓成植物人了。北非强人政治即将垮台，也许民主宪政会走进这些经过这一轮革命洗礼过的国家，但若仍将一切归根于卡扎菲或者穆巴拉克的出现，我觉得他们就会好像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看似民国到了，再没有皇帝。而骨子里的中国人，却天天指望着去喊个万岁，才能心安理得。

自然，谁都没有资格说拯救了国家，而是一群人，作为历史的代表者，完成了时代应有的更替。

就好像二战即将胜利之际，丘吉尔随着保守党的失败而下台，在英国人民庆祝和平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信着，这是历史的胜利，而非救世主的胜利。

我们看着卡扎菲的残躯被拖在地上的惨状，硝烟弥漫亦在远去。他不是个魔鬼，而魔鬼从未死去。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兩首詩都是陸遊寫的，看詩便知道這兩首詩誰前誰后。陸遊是個苦逼的詩人（詩人大概都苦逼，不苦逼都不好意思為詩人），家園讓金人佔領了，南宋王朝偏安于東南一角。於是想念前朝的陸遊，就寫了第一首詩，誰知道一年又一年，南宋王朝也沒回來，結果就寫了後一首詩當遺囑，希望他兒子能夠看見王師北定中原的那一天，但是他兒子也沒看到那一天，因為王師根本也終究沒有被定中原，反倒是讓蒙古人給南定了。陸遊樸素的愛國主義理想沒能得到實現，而當時的社會現實，反倒給後來的歷史不少的啟示，至於後人是不是還會重蹈覆轍，那是後人的事情了。
 
而我只想說兩點：

1.只寄希望于王師北定中原的遺民，是沒有出息的。

王師如果真的能北定中原的話，當年就不會被從中原趕到東南了。王師的內心，恐怕恐懼是大於北定中原的渴望的。只有傻瓜，才會相信北定中原是真能實現的。所以，不滿異族統治而希望王師北定中原而得解放的遺民，只有兩種：一種是天真愛國者，一種是只寄希望于別人不指望自己力量的隱形「帶路黨」。
 
2.只希望與偏安東南一角的朝廷，是沒出息的。

中國到現在，貌似沒有哪個偏安的朝廷是得善終的，小朝廷的皇帝基本上不是自刎就是跳海。混的好了歷史上能得個忠烈的稱號，弄不好身敗名裂貽笑大方。
 
此時此刻，我就在前朝。在這兒，除了極少數的哥們兒還渴望躍馬揚鞭馳騁大中華之外，基本上就是綠的搞獨立，藍的搞偏安。雖然還在防著赤色，基本上也都是處於恐懼。義正詞嚴北定中原造成了歷史辭藻。連當年義正詞嚴的那些明星們，現在一個個的都爭先恐後的零片酬求在淪陷區露個臉兒（邱老闆說的）。至於王師們，在紀念堂里站站崗耍耍帥還行，至於北定中原，早不再奢求，天天求神拜佛只求中原別扔飛彈就好。
 
所以，王師是指望不上的，東南朝廷也早就不認你這個遺民了，等著慶雙十的，還是乖乖慶十一，比較靠譜。

回家的路上，还真是有些不放心的感觉，好像我一下子成了大人似的，虽然确实也不小了吧。老妈跟我说，她同学的儿子，总时不时拍拍他同学说，“老爸，听话，听话”，她同学说她也差不多了。别说今天送她上火车那刹那，还真有那么点感觉，心里有那么些自豪也有那么些伤感。

来北京也快2个多月了，谈不上适应不适应，本来就在天津长大的，从小就听人常提起北京北京的，当然就算在南方，也经常听人提起北京北京的，北京是生活在新闻联播里的城市，全国人民想不熟悉也难。

这次回来，令我自己惊奇的是提得多的不是天津，反倒是厦门。就想四年前刚到厦门时，总爱提起家里宽敞的街道诙谐的生活气氛一般。到北京了，反倒总爱跟人提起厦门高高的天，深深的海，清新的空气，还有满校园满街道悠闲的咖啡馆。这个时节，大概可以吃柚子了，北京的柚子皮厚且看着干干的，还很贵！每次看到路边的柚子心里总免不了怨念一下，顺便怀念下厦门多汁的大柚子。

这多少有那么点矫情，更是谈不上适应二字了。本来就不是北方的特色水果，想吃水果，又实惠又甜的苹果多的是，这让我想起刚去厦门时，我好像还真就是这么抱怨厦门的苹果和梨的。其实，无关水果，大抵不过是一种想念罢了。

在北京的生活开始是寂寞而单调的，单位里有同事是北京的，开始时总爱问人家北京有哪儿好玩儿。他竟也说不上什么地方好玩儿，让我多少有些无奈，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光学习了，学太多学傻了，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

后来想想也可以理解，你若问我天津有什么好玩儿的，我也答不上来，别说还真是有很多人问我这个，一般陌生人开场总要问个姓名家乡什么的，好似到英国总爱问个天气啥的。我总是卡壳，另一个卡壳的就是“天津话怎么说”这类问题。后一个问题我第一个想起的词汇，总是“大一巴郎”，但是我总不能刚和人见面就跟人聊这么露骨的东西吧，咱好歹也是半个淑女。

虽然生在天津，长在天津。但要是天津哪儿好玩儿还真得想上一会儿，别人问起时我总爱狡猾地说道，天津的特点在于早起去公园看老大爷遛鸟练剑下象棋，听寻常百姓聊天，体会其中的悠闲自在，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几个人天津人聊天，外地人乍一听总感觉好像是说相声，这倒是常有的事儿，一个城市的文化是融在一个人的精神气儿里的。

其实啊，这“不知道”反倒是一种专属于家乡的“知道”，你知道这一生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让你慢慢了解这里，慢慢逛，慢慢看，慢慢聊，所以反倒从不急于一时，倒是去了外地一定要好好打探一番，尝尽当地美食，阅尽当地美景，才真能对得起“不虚此行”，事后和亲朋好友聊起，也能好好展示下“见多识广”。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家乡的某些“不熟悉”，便有了别样的温馨，如果再遇到有人聊起，每每看到对方一脸困惑和满足的样子，倒真真儿地是让人羡慕起来。

好在家乡这东西，是人人都有的，到了异乡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想它，它也会想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