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墙有不少异地恋，异国的也有几对，这几对感情里，有的死，有的活，有的半死不活。有的终成眷属，有的分道扬镳。异地恋跟非异地恋没有区别，不必欢欣鼓舞，不必垂头丧气，分分合合，一切都是感情的本来的样子。

这期的导言，其实并非归我所写，面对感情的事，我总想听听别人的看法，然而言轻老师琐事缠身，又将导言托付与我，我没有推辞。我发起的题目，最后还是由我来总结，事情原本就该如此，就像别人给你指了再多方向，选择一条迈出脚的，还得是你自己。

但是，别人的话，依旧要听，尤其是好朋友的：

鼎琪，你父母的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是因为它美得不可方物，你说你“觉得五个小时的距离，就已经远的不能再触及”，相信我，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五十个小时都不是问题。你是做得出疯狂的事的人，即便是漂洋过海，对你来说，不会是事儿。

言轻一如既往的展示让旁人惭愧的真诚，真诚的人总会有真诚的人生，因为老天钟爱真诚的人。言轻老师现在正真诚的幸福着，这真诚的幸福每个人都感受的到。

范否是正的不能再正的正能量，海可枯石可烂天可崩地可裂，人都不能武断的说异地恋不靠谱，因为有范否，和他的文字在。

吴少，身上却一直有着别样的气质，看其文字才通晓，这种气质来自于自己对内心的修炼。吴少是个修炼者，内心的强大流露于每个字之间。

而，图腾，我想你现在应该好起来了吧。

那些成功的，请继续下去，还没成功的，终有一天也会找到幸福。当初我们口口声声喊着的一定要幸福，到现在仍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相信”是个美好的东西，所以，我愿意相信，有一天我们再见的时候，能够都由衷的说出，Viva 爱情。

今天是2012年3月6日，我们的恋情，5周年了。

5年前的今天，我从半小时后马上要开始的英语课前逃开，奔上前往厦门的轮船，用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买了一张去找你的火车票。

8个小时后，我出现在你家楼下，路灯昏黄，烟雨正朦胧。在长达半年的犹疑不决之后，我帮你做了最后的决定。

2009年6月29日，我把工作定在了你的城市。

2011年5月15日，你辞掉工作随我来到北京。

我们拼尽全力地去争取朝朝暮暮，因为我们深知异地之苦。大学两年余，你在榕我在厦，高铁还没来得及开通，一年相见不过两三回。我们总是念这样的词：“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逢无别离；恨君恰似江楼月，暂满还缺，暂满还缺，待到圆时是何时。”

尽管如此，时长时短的天涯相隔至今也没能摆脱。正如此时，你在北，我在南，相隔何止千里。

但我深信，相恋的成败结果无关是否异地，异地只是改变了相恋的过程和形态。当你认定了，相隔千里你仍能为他/她身上的某种气息所深深吸引，认定了他/她就是那个最能和你达到某种平衡的人，那便开始，那便忍受聚少离多享受久别重逢，一起为朝朝暮暮而努力；而如果只是某个瞬间的砰然心动那请在心动的下一秒钟考虑好是否能够习惯眼前没有他/她而心里满是他/她，否则你将只会拥有瞬间的快乐而很可能让其中一方陷入绵延的痛苦。

也或者无关“异地”。我更加认同的是，一个人，一生之中，终究还是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最适合自己的，而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最适合，是指你只有和她才最能达到某种平衡。男强女弱或者男弱女强，男上女下或者男下女上，都无所谓。只要能找到你们自己的平衡。

这个人选对了，那么即便远洋相隔，即便“巨蟹配不了射手”，即便“一个像沈冰一个像小猛”，最终都能冲破万难修成正果；人选错了，则即便朝朝暮暮，即便射手配白羊，即便一个像沈冰一个像疯子，一样完蛋。

我所庆幸的是，耗尽我上半生所有人品，让我选对了这个人。而你们，南墙诸君，以及那些还待字闺中兄弟们，将得到我们5周年特别纪念版的最最真诚祝福，请笑纳以勉。

我只能说，很遗憾。

好读，好记，朗朗上口，个中情感言简意赅。

那是真的很美，如果是大团圆超完满的句子，倒或许就失了这样的隽永意味。

所以距离这种事情，横陈在爱情里，不管结局如何，已灌足了荡气回肠的可能。

可……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句子。

是的，古时翻山越岭隔海相望也能郎情妾意，一枚红豆一轮明月便可凝结相思。

说是肉麻也好，说是煽情也罢，终究是简单质朴的。

读大学的时候，我在电台做过一期关于异地恋的节目。

很认真地用尽了当时所有的文艺情操，写了很多个关于异地恋的句子。而当时，我自己，也即将面对一场莫可名状的异地恋。彼时我颇看淡这件事，很自然地认为，爱情这种事情，当然要顺其自然。时间心情感觉match，就意气风发地相爱，跟距离，似乎没什么关系。即便后来时间证明异地恋确实复杂得多。也一言不发地，把一路的炎凉和甜蜜，都收集了起来。

人是理性的动物吗？从来都不是；人重视爱吗？当然重视。由以，不能解释的事情有太多。

由以，异地恋的结局虽然大多数不是happyending，但也不是没有happyending，就是这样。

没有很确定的某一种。这实实在在是因人而异。

我很少看动漫电影，《秒速5cm》是我很推崇的一部。里面有句话让我耿耿于怀过一个冬季：“我深知，这之后我们无法一直守在一起，挡在我们面前的是巨大庞然的人生，阻隔在我们中间的是广阔无际的时间，令我们无能为力。”自认故事看得不少，道理懂得很多，可是依旧为片中缓慢的、深沉的、曼妙的异地恋而动容。

在我看来，每一个爱情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衷的，所以即便是结束的时候，也要由衷。

在所有因为异地恋的坏结局上，我一直觉得变心并非不可原谅，不可原谅的，是欺骗。

想要未来衣锦还乡，但挡不住眼前娱乐的勾引；想要爱情天长地久，但挡不住新鲜的暧昧与想像；想要道德高远百世流芳，但挡不住利益近身的诱惑。

于是我倾向于理解人类的缺陷，但理解又仅存于理性，情绪冲昏了头时就丢失了克制与宽容。我们似乎无可救药。

然而我们并非总是败于人性，我见过有人坚持年轻的理想从不屈服，我见过有人爱家人胜过一切刺激与新鲜，我见过有人利益分配权在手时散尽万贯。

如果要我做技术分析，能在异地恋中存活下来的，我想是这些人。因为异地恋的得失，很多时候不是两个人一起维系的活动，而是两个人各自的战争，试图打败另一个自己的战争。

而且这场战争一直都在，无论异地或者不异地。异地恋的性质不过是给了另一个自己强大的机会。

如果问我对异地恋有没有信心。我并不信“异地恋”这样的概念，我不信任何的概念，我只信活生生的有差异的个人。

我是一个冲动的人，当初在决定开始这两段的时候，从未意识到接下来的感情，会是异地。也许是我心思不够缜密，但我想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儿当回事儿，感情是一种寄托，也许远，才让寄托，像个寄托的样子。

恋爱的结果无非只有两种，结婚，分手。可能会有更加文艺或者二逼的第三种可能，只是我此时此刻，想不到而已。所以，分手和结婚一样，是恋爱的结果，分手，不代表一场恋爱无果而终。

我从不认为我两段感情都以分手而告终是因为异地的关系，就如我现在开始接受分手也是一种恋爱的结果一样。即使这两段都不是异地，我此时依旧没有把握能走的更远，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距离在内心，不在地图之上。

我曾经，甚至现在有时还会这么想，那些未走到一起的感情，都是孽缘，都是业障，它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你的心里放个冷枪”，让你长叹一口气以后，辗转反侧，不得安宁。但是想想，这个星球上，发生过的恋情绝对比发生过的婚姻要多的多，所有人都会在某个时刻睡不着。若你也一样，这只是说明，你不是个例外，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恩，我曾说过，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越来越听得懂歌。原来当初认为那些无病呻吟的歌词，现在听来那么亲切和共鸣，即便依旧不能理解的东西，只能去相信，未来某一天，终于会听懂。

阳光在身上流转，

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

需要多勇敢。

你不要失望，

荡气回肠是为了最美的平凡。

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就像怀揣着梦想前往拉斯维加斯的赌徒，或者是在08年指望着独善其身的中国股民。

对于我来讲，即便异地恋是当年漳州校区的映雪二与凌云二，我都只能坚持三个月又四天，你能指望我干什么呢？按道理，我就应该是那个打死也不相信异地恋的人。但是——我的父母在二十几年前一千四百公里的四年异地恋之后，终成眷属。

所以就异地恋来说，如果我相信的话，我就是在否定我自己；如果我不相信的话，我就是否定我的存在。

悦同学说过一个故事，一对大学谈了四年的恋人，在得知未来又在一个城市的情况下，毕业前竟果断分手。

而后居然撑不到毕业，又各自找了另一半。她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即便异地恋不可信，非异地也没什么可值得庆幸的。

分手这种事情，城市只是为自己找个理由，让你心安理得的放弃。

学长说，他长久的爱着的一个人，在澳大利亚，一个他都忘了叫什么的城市。那个女子，寄托了他已经有些模糊的青春中，最完美纯真的一面。距离让思念蒸腾四溢，漂洋过海。

联系即便稀薄，但就像藏北高原的空气，稀薄才知珍惜。

他说，追去吧。再远，再难，怎会远过海洋，难过相逢不相识。

可惜我们周围，就像异地恋的坟场一样。大学时，我见许多人因为从天涯海角而来，便因异地而分手；大学后，我见许多人从此海角天涯而去，又在毕业前草草了断了一些海誓山盟。

于是这里更像一场梦了，不知开始，不知结局。

只剩在海阔天空的世界里，那些兀自少年的声音里，一点天真的执念，残留过的执子之手、天荒地老。

也许有过真正离别的人会知道，那双曾几牵着你的手，在短短时光之后，挽起了谁的臂膀，戴上了谁的戒指？

于是是谁的唏嘘，谁的惊叹，谁的无声无息。

我的记忆里，与母亲在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上，去看北京的父亲。那个词，已经不再盛行。它叫做探亲。

而我二十年后的现实，是觉得五个小时的距离，就已经远的不能再触及。

从前的距离是一条长长的铁轨，手写下我爱你，寄给远方的温暖与信念；今日的距离是一条长长的网线，从甜言蜜语到零星敷衍，连一句分手，都等不到见面。

在那些冰冷冷的言语之后，我总想起我的母亲，在从前那被水汽模糊了的列车窗前，看着铁轨边幽暗的光芒。

如果爱情能飞越海洋，那么海有多远呢。

你大概记得。

你曾为了爱情，忍受孤独，承受寂寞。

你曾写下心中的诗行，做不愿做的事情。

你曾用心的畅想拥有她的未来，而后为之夙夜未眠，醒来却有无穷阳光。

如果你苍老的时候。

某天，你无端想起了一个人。

她曾让你对明天有所期许。

但却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

今年1月，我路经湖南岳阳，登上仰慕已久的岳阳楼。那天极阴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我的衣服里，我努力站在城楼上向远方眺望，但深重的雾气锁住了整个长江的江面。目力所及，全都是白茫茫一片。而历经千年的岳阳楼，经过数次重建，已是一种粗糙的人造的风景。但就在此时此地，历史的细节虽难以捕捉，扑面而来的冷风却带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种感觉是难以名状的，他让我感到虚幻，那时仿佛处在天地间一处无人之境，但个体却又更真实的活着。——我把这种感觉称为存在感。

本月我写了一个采访手记。在采访中的一个下午，我在一间档案室里翻起那一叠叠沾满灰尘的档案，发黄的纸片上记载着的文字和粘贴的黑白相片。它构成了一条时空隧道，我仿佛穿越回到那个时代。而当我面对档案里的那些人时，这种感觉却又淡化。因为我在面对她们时，更看到了她们现在的状态。

因此我写了这样一篇记者手记：这种采访既是回忆历史，也是对当下的审视。在写稿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当下的乡村；我叙述了这些农民工的故事，也写了他们的现在。

审视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的生活，总会有一种独特的体验。故人重回给了丁一沛君这种体验，在他的《寻找纯真年代》中，他与一位女孩故地重游，面对的是故地，勾起了不少回忆。而弦外之音，则是自己现在的心态，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但面对未来，人难免有点茫然无措。不知会面临怎样的改变，更担忧那种“回不去了”的感觉。

这种感觉令人悲观。不过，马军在《明天》一文中，也写了这种感觉。今年的春节在1月，在“过年”这一时刻，我们常常会思考未来。身处台湾的马军，直面现在的自己，看台湾的社会生态。马军在文中记叙了自己这些年来面对的改变，他相信自己力量，也对未来充满信心。

写日记也是一种自我审视的方式。吴少杰继续写《海居笔记》，这一篇日记记叙了他春节前后的一些经历，恋受、读书，同时认识自己。

在直面历史、回忆过去、自我审视与展望未来时，或许我们更清晰地体验了自己的存在。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附图一张：启航的轮渡。摄于湛江市徐闻县海安港，琼州海峡北侧，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港口。

命运的变与不变

她们命运各异，但进城的理由常常十分相似：穷，并且缺乏就业机会。这些女工大多十分年轻，绝大多数进城时未满20岁，且未婚。在当时的黑龙江，哈尔滨周边地区并非最穷，但她们仍然明显感到生活的艰辛，并且认为，如果待在家乡，难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她们在那个年纪都已离开学校，但家庭大多仍处在温饱线上，她们希望能帮家里一把，在农村却只能干点农活。但那个年龄的女孩，在当时论起干农活，注定只是个配角，难以与年轻力壮的兄弟相提并论。而如果能外出赚钱，对她们而言，不啻于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不过命运跟她们开了一个玩笑，或许她们是村子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过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就此改变命运。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隔阂，她们虽然都说城里的雇主对她们很好，但还是有很多人不适应哈尔滨的生活。而等她们年过20，往往家里就要催着回来嫁人。因此，那一批进城女工里，真正在城里待着时间超过3年的，少之又少。而像我在报道中采访的那个女工金玉华那样，因为种种原因又回去当保姆的，更是绝无仅有。

因此那段经历对于她们，更像是生命中的一朵浪花，激荡于人生最美好的那几年，值得收藏，却很快被波浪淹没。

她们的坦诚与疑虑

在采访中，对于那些女工而言，来自广州的我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过，我还是看到了她们足够的坦诚和热情。我和摄影记者还是尝试着极力消除她们的疑惑，毕竟她们难以理解为何要问起多年前那段经历。我们的尝试还是奏效的，大多数人的疑心和不信任感并不严重。

虽然已过去了20年，但她们大多都还能记得那几年的一些细节，有个别女工还保留着当年的照片，这些细节和照片，对我的采访而言，弥足珍贵。

我同时也遇到了她们的另一面。在采访中，我发现，女工们以及村里的妇女明显对我们的身份感到好奇，更好奇的是我们身份背后，是否能给她们带来额外的好处，这就是她们所谓的“政治待遇”问题。“采访以后能不能有什么政治待遇啊？”这样的问题多次被问及，确实难以解释。有一位当年的女工，正是一位村干部的妻子，热情接待了我们之后，在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否定的答复后，态度就急转直下，也不再愿意受访。对此我也无可奈何，不过之后再被问及这类问题，我大多也只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

当然，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女工们平时在生活中接触的“主流”媒体，对这种“平民英雄”的报道真是技巧纯熟，仿佛像流水线一般地“生产”她们。她们被媒体塑照了形象，也常常能沾些好处，何乐而不为。

我也遇上过极端的个例。报道中提及的女工金玉华，是少有的至今仍与哈尔滨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有联系、并仍在当保姆的人，因此我通过妇联家政的负责人与她取得联系，希望在妇联家政能见上一面。起初她同意了，并且一度告知已经上了公交车，但之后又突然变卦，再无音讯。之后通过妇联家政的负责人帮忙，终于联系上了，但却再也不愿意见面。

几经劝说，她终于同意接受电话采访，先后打了两次电话，她一开始总是欲说还休，说着说着却越说越兴奋，喋喋不休说了许多话。这才发现，她当年经历丰富，而且记忆还很清晰。

之后听说，金玉华算是命运多舛，早年家贫较差，早早外出当保姆。1990年代初嫁人后，丈夫在粮库工作，她也进了这个单位做后勤。粮库在当时算是个旱涝保收的好单位，她的生活也一度变得很不错。但不幸的是，1990年代末，夫妻双双下岗，生活一度难以维持，无奈又来到哈尔滨，当起了保姆。几经折腾，她也变得有点神经质，在同事眼中就是个“怪人”，即使是与她相识逾20年的妇联家政主任景平，也觉得她有时不可理喻。我想，这或许就是生活带来的创伤。

目击陌生的乡村

这次采访中，除了在哈尔滨市区采访相关机构负责人之外，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寻找当年的女工外。我将找人范围集中在当年有大批农民工进城的哈尔滨市呼兰区（当年称呼兰县）的两个镇上，并从相关机构的档案室里抄出数十名女工的姓名和所属的村名（当时登记的住址仅具体到村），并到包租下当地村民经营的出租车进行地毯式寻找。虽然找人的范围已经很小了，并有当地村民带路，但仍然十分费劲。根本原因在于，大量的村民早已外出打工，根本不在村里，也难以联系上。我在当地农村亲眼目睹，整个村子几乎都已走空，除了老人和小孩，这些当年十八九，如今约40上下的女工，现在几乎都与她的丈夫一道外出打工。

在这些人看来，20余年过去，目前他们家乡的生存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没有改变——农村仍然缺乏足够的就业岗位。当年这批人中，有些也许回到了家乡，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再次离开，她们所寻找的，就是一个就业岗位。但家乡除了农耕之外，其它产业几乎都没有发展起来。

几乎就是注定的，这些农村会不断出现“空心化”的趋势，而与之相伴随的恶果，还有萧条。在采访中，我到了呼兰区下属的多个村镇，目睹了其中的萧条。在呼兰区大用镇的镇区，我发现这个位于省会周边，名叫“镇”的地方，繁华程度却难以与广州周边的很多村子相比，这里同样只有很少的年轻人。

本人从小生活在城郊小镇上，这原本也是一个繁华集镇，但这两年确实逐渐消沉，与整个城区一般，或许这种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及乡村会越来越明显？

当然，时值盛夏，在这些没有现代工业入侵的乡村，我仍然可以看到大片翠绿的原野，以及田边一行行大树。风顺着倒伏地稻穗吹来，原野的尽头是一片瓦舍，而不是树着烟囱的工厂。

我希望，若干年後，當你問我“你在想什麼”的時候，我能像那主人公一樣，堅定而溫柔的說一句：明天。

剛剛，就在剛剛，我看完了《白宮風雲》第七季的第二十二集，也就是最後一集。回想四年多前，大二小學期在漳校的外教課上看到這齣電視劇的第一集的時候，我應該無法想像，我能夠看完這齣戲。更應該想不到，四年後，看到這處戲最後一集的今天，自己會是這個樣子，穿著這樣的衣服，對著這樣的電腦，坐在這樣的房間，身處這樣的島嶼。

我是個耐不住性子的人，從小到大，太多太多的是虎頭蛇尾，太多太多的是有始無終。即使是這部電視劇，我也曾不止一次的偷看過結尾，卻沒有一次敢把它偷看完。今天，終於看到了這樣的結局。卸任的老人，望著機艙外即將到來的家鄉，對著自己的妻子，說了一句：明天。

世界很大，總有太多的精彩我們無從遇到。很是羡慕那些走遍天涯的人，很是羡慕那些閱片無數的人，他們所經歷過的，甚至都可能使我們一輩子竟無從得知的精彩。然而世界又很小，總有一些事情我們無法的逃脫，幼兒園想吃又沒錢買的糖，小學時候嫉妒同桌的一百分，中學時喜歡又欲言又止的姑娘，大學時曾經玩伴炫耀的名校的照片，畢業后舍友的工資單，成家後同事的新房和新車，中年後鄰居孩子名校的通知單，老了后棋友健康的腿腳和心臟。生命太長，有時讓人不耐煩，生命又太短，短的能讓人一眼就看到底。

那，還到底爲什麽活著呢。

前幾天看到阿扁出獄參加自己岳母的喪禮。不管是曾經叱咤風雲的台灣之子，還是現在身陷囫圇的階下之囚，面對親人真實的死亡，還是要三拜九叩，一路爬進靈堂。說實話，當時的我竟希望乾脆讓小英趕緊上臺，赦了阿扁，放他回家算了。但當聽到阿扁政見發表會一樣的悼詞，心又堅定了起來：算了，人生跌宕起伏如此這般，竟還沒活明白，如此執迷不悟不知悔改，被關，也罷了。

大學從工科轉到文科再讀到研究所，這部戲應該是我接受過最完整的政治學訓練。我知道他只是一部戲，實際的政治遠沒有如此的美好和高尚。然而還好他是一部戲，讓我始終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抱有一定的希望。也許真的會有那麼一天，我會覺得這個世界真的無藥可救，但是，只要有希望，我相信我就會一直有勇氣，和這個世界，奮戰到底。

今年读了十来本闲书，考了本英语证书，托学院研究生会的福接触了不少人和事，被学业逼迫着国庆元旦春节假期都形同虚设，继续谈恋爱和丽香见了各自的家长算是走到了关系新阶段。

曾经花了几年思考自己在面对这些问题要用些什么样的姿态才是正确的，然后一旦把触角伸向现实世界，还是会漏洞百出。太过完美的世界假设，太过完美的个人估计瞬间就成为飞灰。曾经想自己和这个世界思想博弈了好几年，早已经掌握了无往不胜之术。最后发现，那个曾经的对手不过是自己臆造的另一个幻影。现实中要面对的对手，更复杂，更让你猜不中。

当然这正是这种对手的美妙之处，否则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演绎而已。

所以这一年来，问题不断，碰头不断，发现自身需要改进的地方无数。但是无论如何，又退回去自己建好的堡垒，摆好的棋局，和臆想的另一个自己对弈实在是再傻不过的事情。

我想，活下去，总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再好的书，再精辟的名言，再高深的思想，都取代不了自我的感受与思考。这是今年再次加深的想法。

疑惑的解答都在自己的生活里，书和别人的教导不过指一条可能通往解答的路。是否走这条路，走这条路是否能解答你的疑惑，最终都要自己去判断，去走一遭，去感受，去得到和失去。

在学习（读书，听讲座，谈论）时，常有所得。但要需要判断这个得是自己感受和思考的成果，又或者自己的脑子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我经常提醒自己用这两个方法来判断：

1. 在无任何借助工具的情况下，能否从自身的境况，推导到教授者（包括书籍和讨论对象）的观点

2. 有没有办法举出身边确实而具体的例子，来支持这些观点

别人的经历，别人的处境，别人的困难和你的一样独一无二，可能有一样的出路，但更多的时候你们需要的不一样。

一直到有爱情时，才懂得自己的身上有一半是魔鬼。

之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发现这个魔鬼，是之前遇到过的所有故事与困难时，你从未想过必须和自己的魔鬼奋战。屈服于你心里的魔鬼，对你的人生无甚影响，因此魔鬼从未明显地出现，你就已经做出它希望的决断。

在爱情里，当魔鬼出现时，你会懂得如果你再次屈服于它，你将失去一件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一位可爱的异性（或同性），也许是一段不孤单的未来。

这个魔鬼有时叫情绪，或叫自尊，或叫苛求完美。它在你心里埋伏得够久，直到出现了那一个人，她值得你去否定自己，推翻自己，渴望变得更好。

最后推荐今年看完的几本书：

《如何阅读一本书》 《活法》《历史深处的忧虑》《少有人走的路》《第五项修炼》《乌合之众》

高兴地和姑娘一起步入图书馆，接着她走在我身前，踏着轻盈的步伐走到图书馆底层，跟我说那是她过去常去找书的地方，她熟悉穿过每一个书架，仿佛那上面的每一本书都是她久违的老友，而我只能私底下慨叹白驹过隙韶光短。“就是这里！”她回过头激动的对我说，只见身材娇小的她踮起脚尖，从最顶层拿下一本书，暖白色的灯光打在书本上，映衬着她美丽的面庞，画面定格的那一刻我突然回想起无数电影和小说里温馨质朴的情结——在图书馆里遇到一位留着长发的女生，专注在知识的浩瀚当中，没有妆容却显得白璧无瑕，美丽的让人窒息。我不好意思再盯着她看，也不便打搅她，便一个人悻悻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发呆。隔一会儿她翻完书走到我身前拉上我再到别处转转，我们沿着走廊，穿梭在图书馆的各个区域，她说起毕业前她和书包柜的趣事，我也礼貌的回应一个我在四楼玉堂的故事。她提起她过去常读的书，而我傻傻的无言以对。接着，她又带我到人文社科区的两排书架前，跟我讲那里是她常常跑去背东西的地方，滑稽的是，那两排书架上面，却满满的陈列着她最厌烦的专业书本。她又说起……

时间过得很快，我和她带着各自的心情不舍的离开了图书馆，走出大门时，她撑着雨伞，我望着泛白的天，我此刻的心境，大概是梦醒失落的感觉，刚才发生的一切仿佛只是一个梦，一个述说着青春和校园的美梦。此刻，纵使我身处美丽的校园当中，身边有美丽的姑娘相伴，但我发现梦中所描述的，对于我奢侈而又遥远。我努力回想着我在图书馆里的那些回忆，“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找不到一点让人欣喜的细节。而“美丽的姑娘……好读书废寝忘食……喜笑颜开……”却好像都是别人的故事，她似乎察觉出了我的心事，问我在想什么，我支吾道：“没有……没有……”，嘴上说着没有，暗地里的台词实际是“糟糕，我操！我怎么感觉我什么都没有！”。

我发现我缺少一种心境，那种回到纯真年代的心境，彼时，她扎着马尾辫，我脸上长着青春痘，在那个只需要好好上学单纯没忧愁的纯真年代,我们期待一切可期待的，我们相信一切可相信的，最重要的，我们努力去追求一切可追求的。而如今，我常觉得自己弱小，能力有限，对所有的期待都先打个折扣，对所有的相信都先有个怀疑，最要命的，我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因为害怕自己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临近毕业，我常怀疑自己能否顺利的走出校园，步入社会。我深知那并不是一身西装，一条领带所能改变的。而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好像没有答案……

寻找纯真年代！这是我在2012年的第一声呐喊，我感觉我喊得有点苍白无力，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我此刻内心的挣扎。还要感谢今日姑娘所赐的，不光是那个美梦，而是更多告诫，在现实当中，人要生活存善，生命存真，怀着感恩和谦卑的心去努力追求美好。

明日醒来，希望青春的故事没有结束……

既是隨心使然，那就從「我執」説起吧。

一次與人交流中我很隨口説了一句「我執」，對方馬上問這是什麽。我不加思索地就開始説，在我言語未盡之際，對方也不甘示弱地插嘴來説「我認為『我執』是……」後來深深的反省中我才明白，我們那只是交流的開始。不幸的是，剛剛開始的交流被我的情緒化打斷了。

多次經歷這種溝通挫折感之後我意識到，我們在與人談起抽象概念時，往往太過於隨意和着急。

隨意到在開口前沒有去想：天吶，我們在談一個抽象概念，我們在談一個千百年來的事實早已證明其只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抽象概念，我們在談一個可能自己都不甚明了的抽象概念。而我們卻以為此概念之內涵完全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様，沒有想過對面的這個人可能完全不這麽認為。可笑的是，有時候雙方能夠圍繞一個抽象概念談論半天之後才發現（或者才承認）雞同鴨講的現狀，而「我們在交流」不過是一層幻象。我常常將此比作大家在吃同一塊三明治的不同夾層，津津有味地張嘴，滿嘴流油地談論，氣急敗壞地溜走。

着急到在開口前沒有去想：對方説出的可是一個抽象概念啊，他為什麽會在這様的一個時間和場景中使用這個概念，他心中這個概念的內涵是什麽様子，他之提出些概念只能説明此概念在他之心裡是什麽様子，同理我回應此概念亦只能説明此概念在我心裡的様子，我們需要在此時此境中就此概念之內涵達成一些共識方才能夠交流……我自己曾經無數次地犯下這様的錯誤，也看到無數的人無數次地這麽做。最終的結果，糟糕者甚至都無法眞正開始交流，稍好一些也不過是像我以上所説的「津津有味、滿嘴流油、氣急敗壞」三步曲而已。

人類社會越發達，就有越多的抽象概念產生。我心中有多得數不清的抽象概念，現在使用起它們來可謂是小心謹愼。且以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而言：中國哲學殿堂之門我尙未進入，西方哲學於當下之我更是陌生。早年無知且無畏之時往往以諸多概念類比攀附，如今想來眞是可笑（不過我倒是很容易原諒早嵗年少輕狂時所做下的錯事）。一日有人問我對於「巖中花樹」的看法，我簡單説出自己的看法，對方以一句堆砌着諸多西方哲學名詞而且很是拗口的話接着問我，我只好實話實説，我眞是看不懂那句話在講什麽。我經常覺得，許多原本很清楚明了的西方詞語，翻譯到中國實在是味同嚼蜡，因此我很佩服那些能夠把翻譯過來的抽象名詞玩得很轉（起碼看上去如此）的家伙。

我現在的選擇是：面對抽象名詞，要一再向對方確認此概念的內涵，直到確認我們是在談同一個東西。哪怕這個過程要花很久也値得，否則接下來又會雞同鴨講且不歡而散，那才是眞正的浪費時間。在我嘗試確認概念之內涵時，我也在心中完成了一重要轉變：我與他不同，他與我不同，因此我們需要交流。將我們所談諸多概念放到一個共同的語境中來，暫時性移除其「異」，關注其「同」。在由「同」建立起共同的交流場域環境之後，「異」將被自然且順暢地引入。

以上所述表明，藉由互相不明內涵的抽象概念來溝通之艱難甚至不可能。下文簡説只有人説、卻無人聽。

前幾天我看到兩位朋友在微博中的交流障礙，既是因為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起，亦是因為自己只顧著着急説話説而起。而在微博中時常看到有人寫錯字、寫錯標點等等，亦會讓我再次想起：是不是大家都太急着表達自己了？！

記得今年一個陰冷的雨天，我在長沙讀《孤獨六講》，讀到關於「每個人都急着表達，卻沒有人在聽」這段時，心底不禁生起一股悲愴感。那時我只是覺得，我們這個社會如何如何，别人如何如何，卻沒有意識到，原來自己正是這麽一個「急着表達，沒有在聽」的人。在本文寫到一半時，正好到了午飯時間，我非常痛苦地離開電腦去吃飯，吃到一半又回到電腦前接著寫。於是我問自己：如果這篇文章是寫給自己看的，我會這麽着急寫完它嗎？

這不是很諷刺嗎？一邊反省著「有人説、無人聽」，一邊犯着這様的錯。於我而言，這是更深一層的矛盾。

「無人聽」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存在。在我這裡，它不僅指不聽别人説話，也指不聽自己的內心。這已不在本文想要表達的範圍，我想我還是應該回去吃飯了。

建业、建康、金陵、应天及至天京，名字的变换意味着这里曾经的历史。在这里，紫金山两座陵寝隔空而望，三朝旧事竟在一座府邸烟过于眼。

繁华过，所以破落时，犹显悲凉。就好像总是最美丽的姑娘，才会让时光的印迹，显得残酷确凿。一城满满的纸醉金迷，才会让亡国的故音痛彻难当。

所以秦淮河和乌衣巷，会挨得那么近；所以一眼看去的南京，分不清是繁华中的寂寞，还是苍凉中的凄艳。

还是孔尚任《桃花扇》里说的好：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我看《金陵十三钗》的前一天，刚好看完推倒柏林墙一年前写的文章——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历史在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愈发清晰了，但太多的考据与结论，带着不同的政治注脚，总之我分不太清楚。或者你可以选择如我一样，安心做一个历史票友，有时冲动说上两句，冷静下来就看看清楚。

很多年前我醒悟了一点，在历史的外面看历史，永远也看不清楚。

我无法体会贤良寺那一晚李鸿章的思索，也不知汪精卫在沦陷的南京城头看着改进版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何等的心境。

啸帝说，你可以多去谈谈政治，少谈谈风月。

我只能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对风月，虽不如你，却总还有些论据。

对于历史，我一头雾水。

说说电影吧。

杜牧说：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接下来是玉墨总说的那两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在十二个女子并着一个守着承诺的小正太走向死亡之途时，如果我们回归历史，那惶惶如狗的南京警备司令唐生智已不知逃到哪里。

几百年前的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在溃败与无奈的时代里，有人说死亡是战争的必然，无关道义与否；有人说空间是时间的代价，无关气节与否。

但那一座空城，只几个烟花女子，在最后守住了中华的一点尊严。

作为男人，心情复杂。

电影里一句话很深刻：一群女孩和一群女人，谁的生命重要？

当然，玉墨的话给了一个粗浅的答案：如果妓女被强奸，她们都是风月场混过的，自然无所谓；如果学生被强奸，怕是活不下去了。

她追求的还是两全。

但电影里也给了很明确的暗示，去了基本是要死的。

其实我们到最后，听着最后一个妓女撕心裂肺的叫声，看着轰隆隆的卡车终于驶出了南京城，听着书娟的旁白用南京话轻轻的说着：

我再没有见过她们了。

我们是长舒了一口气，还是叹息，还是那种在心头绕之不去的惆怅。

我也不知道。

原著小说里，赵玉墨是唯一一个活过1945年的人。

她面目全非的容颜下，抛却了旧日秦淮的笙歌，抛却了不堪回首的故事。

在那个南京城的夜里，如果那一切都是真的，也许那旧日锦绣的花船会驶进她的梦里，南京城的梧桐树下会有一片灿烂落照穿过层层叶隙映在她清晰地回忆中。

对于她，青丝散尽，且守梧桐。

有一天，若我们去了那座金陵，且听潮声入耳，夜半空城。

“我上辈子是台湾人，我经常这么说。

如果说我心里有一片海，我可以去青岛读海洋大学，可以去大连读海事大学，可以去秦皇岛读燕山大学。然而我还是来厦门了，因为这片海，叫做台湾海峡。

和所有厦大学生一样，我经常站在白城，只是我看到的不是海，而是台湾。我惊讶于对岸的中国人能够有如此多的热情投入到自我的管理，而我这边，却充斥的形形色色的假道义和二狗子。也许只有在那边，才能找到我今生存在的意义。

于是我考厦大台湾研究院，然而没考上，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考验我。

两岸以后会走到哪，我不知道；台湾会在我生命里留下什么印记，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台湾之于我，是蓝色的玫瑰花，这朵花我读了四年，才开始读懂。”

說實在的，阿里山日月潭太魯閣，台劇台妹檳榔西施，這些東西對我的吸引，遠不如各種選舉call-in節目來得更深刻和直接。我們在大陸，每天期盼的事情，在台灣，那個我們從小被灌輸為“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寶島，已經確確實實的成為了現實。在台灣，領導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而是要到市場巷弄里和每一個民眾握手鞠躬；新聞也不是每天報喜不報憂的光榮偉大正確，而是不厭其煩的對政治人物各種冷嘲熱諷。人總是把有好感的任何事物想像成完美。於是乎，像我這些沒去過台灣的人，對台灣便有了如此的想像：那邊民主成熟，法制健全，人民安居樂業，官員度日如年。從小處說，有不在少數的大陸人知道“全民最大黨”；從大處講，民國熱，整整在知識文化界熱了一年。去對岸看一看，成了不少人的夢想。生活家們想去體驗一下偶像劇里的生活，而像我這種偽思考者，便處心積慮的給自己找一點來台灣的深刻的理由，於是，11年9月4號，飛機起飛前半小時，我在北京機場寫下了以下的文字：

“現在的中國，嚴格意義上，現在的大陸，是否病了，病成什麼樣子，病到什麽程度，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然而健康的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恢復到什麼樣子才算健康，我想，對岸應該給出了樣子，每一個到過對岸的人，內心都會將在那個島的感悟作為衡量自身社會的一個標尺。那麼好了，我們知道自己病了，也知道健康的自己應該是什麼樣子，那便只剩了一個問題：怎麼將自己治愈成健康的樣子。

我想，此去求學兩年最大的意義便清晰的很了：去尋找藥方！我內心的聲音這麼告訴我，即便我知道，歷史上無數的知識份子都曾因此將人生過得無比悲劇。然而，在登機之前，我還是想用胡適的一句話為這篇文章結尾：等我回來，一切都會不一樣了。”

然而，不等我回來，剛到台灣，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從遠遠圍觀，到身臨其境，新鮮感豐富的很，失落感也直面而來。這個地方，和我們想像的，並不完全一樣。和想像的一樣的是，在這裡，捷運里整潔有秩序，公交車司機禮貌熱情，滿大街亮眼的台客台妹。但是，原以為政治熱情高於我們的台灣人，對大選的關注，卻遠不及我們這群外人；原以為呼風喚雨的媒體，本是強力的第四權利，來了之後卻發現，台灣媒體的新聞報導，往往幼稚的讓人噴飯。再說硬件，號稱全城wifi的台北，其實並非那麼方便，而手機費率甚至比大陸還要昂貴；傳說中繁華的台北東區，鋼筋水泥的密度，也遠不及北京上海。至於台灣人引以為豪的夜市文化，也實則是千篇一律，不管哪個夜市，基本上也都是米線雞排蚵仔煎，珍珠奶茶芒果冰，千篇一律的很。

像極了追隨了多年的電視劇，終於看到最後一集的時候，竟然得到一個和自己不一樣的全劇終。這難免不讓人失望，也更讓人思考。畢竟，是我們這些外人，突然走進了他們的生活。台灣人對生活的感覺如何，對政治的熱情高低，對媒體的關注程度，與我們都是無關的。如果我們對這些現象還有自己的微詞，那只能說，是我們的心態出了問題。我們都以為來到民國是來到了自己的前朝，卻不知，現在的民國，已經變成了自己的鄰居。我們要做好當客人的準備，甚至，當外人的準備。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總統辯論，沒有全民開講，沒有全民最大黨。台北不是我的家，台北沒有煎餅果子，沒有南方週末，沒有郭德綱和王自健。台灣只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不管是欣喜過望，還是大失所望，都是我們的錯。不管我們對這個地方之前有多少的嚮往和憧憬，我們都是過客，不是歸人。所以，我把原本是想一頭扎進這個地方的心態，現在換成近距離圍觀，心情便好的多，看東西，也清楚的多了。

最近很少写东西，每次提笔前总是发现自己语枯词穷，真心羡慕身边的朋友总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曾几何时，我也是总能对身边的一件小事“感慨万千”，可现如今，发现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有时甚至麻木。曾经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做那些还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们，可现在发现自己也快要变成那群家伙。

12月，南墙里还是传出不少好消息，马老师虽退出了“非厦大妹纸不娶联盟”，却毅然告别了单身；言轻婚期临近，一组“人妻进行时”的婚纱照惹得众人羡慕。有人回到了厦门，有人还在路上行走，纵然“孑然一身”，可依旧怀揣幸福，对着熟悉的那片大海，呼喊着一定要相信爱情。

本期收录了三篇文章，在我看来，都与反省有关。

马老师写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曾经的台湾在他心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乡愁的东西，没去台湾之前的美好期待和到了台湾之后的真正感觉似乎变得有很大出入，揭开美好的面纱之后，对于对岸深层次问题的失落感也直面而来。他说：“像极了追随了多年的电视剧，终于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竟然得到一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全剧终”。

和内陆高校不同，深处台海前线的厦大学子一直以来都对对岸的台湾有着复杂的情感，而随着两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到对岸走走看看，同他一样，我刚到台湾时，也曾有着强烈的“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感觉，可呆久了发现，虽然和台湾人民同宗同源，可我们终究还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马老师最后也出了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收回强烈融入此地的心态，换成近距离的围观，也许这样，看问题可以清楚很多。

文坛风月帝五楼房客写的这篇《青丝散尽守梧桐》谈了谈他对电影《金陵十三钗》以及那段历史的感慨，在历史的外面看历史，永远也看不清楚。 所以关于电影和那里面的故事，就不知千秋功罪，谁来评说？ 风尘女子们没能拯救聊世界，但是却守候了看起来似乎更宝贵的东西——尊严。

秦淮河我去过，和想象相比，失望的很。电影没看过，不便评说。关于那段历史，抛开旁枝末节，作为男人，心情复杂。

最后是陈大师的一篇《都在说，无人听》，他从某次聊天中一次小事谈起，说到了如何与人探讨抽象概念的沟通要领。大师觉得当我们在谈论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往往将自己心中所想赋予到概念本身，却不知这种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在对方心目中可能截然不同，由此造成了交流的偏差。而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却无人听”。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耐心听听，多了解了解对方心中所想，确认抽象概念在对方心中的内涵。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中也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变：“我与他不同，他与我不同，因此我们需要交流。将我们所谈诸多概念放到一个共同的语境中来，暂时性移除其「异」，关注其「同」。在由「同」建立起共同的交流场域环境之后，「异」将被自然且顺畅地引入。”

读了友人文章，回头反省自己和别人交流时常犯“都在说，没人听”的错误。有时即便自己意识到了，却很难做出改变，一边反省，一边犯错更加令人可耻吧。

年根了，我想说，人贵在反省，身边很多人总结着过去一年的收获与思考。在我看来，这似乎远远不够，人贵在不断的反省，我们反省的不单是自己犯下的过错，同时也要花时间留意他人犯下的过错，每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是否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即便没犯过也要考虑那将来会不会也去范同样的过错。反省之余，更重要的是自我实践，规避错误更多时候是消极的成长手段，而做出改变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人嘲笑如此“如履薄冰”的活着，还拿什么来拥抱自由，但是我想说，下次逞匹夫之勇之前，倒不如尝试着笃行慎思一番。

新的一年，愿南墙诸君带着反省的眼光观察世界，用自我实践的方法做出改变，继续耕耘自己的事业，并以此追随世界的美好。最后，我怀着无比谦逊的内心，感恩过去的2011年，感谢南墙，感谢所有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人和那些故事。

2012你好，祝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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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的距离算不得什么了，即便是巴山蜀水，也不过是两个小时而已。在列车上快速后退的风景，带着与北方凛然不同的温度与空气，世界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

去成都的想法，不过是boss让我去重庆办些事请的一分钟以后。在问过琦玮一些具体的流程之后，飞扬在重庆为我做好了无缝对接的准备。飞机，汽车，火车。

从想法到实行，不过十分钟。我跑到楼下订了机票，飞扬在重庆为我定了去程，琦玮在成都为我定了回程。

直到踏上火车的一瞬间，我才舒了一口气。这种不带丝毫停滞算得恰到好处的旅途，真是令人有种荡气回肠的快感。

毕业的时候，我在最后见到许多人，难免会有茫茫然便一生不见的感慨。

那时我以为，这是命运的距离。命运将人们放在世界的两端，走着不一样的道路，直至相忘江湖。

在工作的间隙，我也常常想起从前某个我不怎么留意的人，想起他一闪而过的背影，带动起一整片过往岁月的风起云涌。

落寞时，被生活的周折疲惫的一塌糊涂。

直到有一天，那天我在某个冲动的瞬间买下了几天后去厦门的机票。

生活是可以改变的。

你赚钱，你不顾一切，你忍受一切。

不过都为了那一瞬间，你骄傲的站在一切不可思议之上，告诉世界。

我回来了。

今次我也来了。

之前我与琦玮断断续续的邮件通了一年，我们在彼此不一样的世界与故事里还都保持着一丝的联系。

每个人的世界又是如何，每个人的姑娘又是怎样呢？

你带着好奇，带着未知，带着期待。

带着那缕曾经的风吹过悠然岁月的冲动。

直至见他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

梦想不灭，青春永恒。

我们何曾失去过什么呢？

我见到了艋戈。

金融系留在成都寥寥两人，此两人半年未见。

距离并非阻隔往事的原因，不是吗？

那夜艋戈喝的想来不知酒醒何处，他说那许久未曾如此酣畅。

他加了一句，所幸明天，不用上班。

这句话，在凌晨的成都，是一条理想与现实的分界线。

就像我在清明时节的厦门，晃悠在白城门口，看一眼北方的天空。

也让我想到了多年前，那个凌晨五点永远在线的艋戈。

那个摇摇晃晃走向街口的背影，在暗黄的灯光下向我们挥了挥手。

回程，我突然想到了啸帝说过的那首诗。

我觉得，

任旅途走过千山万水，我们的故事是铁轨边的风，只有风景，没有痕迹。

愿生命留下诗行，证明我们依然青春盎然。

直到大学时的某天，我在赖声川的话剧《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听到了《新新闻》三个字，心里一阵悸动：虽然这些媒体现在在苦苦挣扎，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及，新杂志和报刊的创办者和高管也大多数出身于这些转型期的媒体。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媒体中，就媒体形态上，作为时政杂志的《新新闻》和本刊气质最像，而其资本结构以及和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我所在媒体类似。

这本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政刊物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新新闻》创刊时的台湾社会上尚在戒严时期，新闻仍多限制与禁忌，意见市场尤其充斥着国民党的宣传，而党外人士掌控的媒体，在极端中也不具备专业水平，遂致新闻无法呈现原貌，整个舆论版图为偏狭的、零碎的旧新闻所侵占。《新新闻》期望发挥媒体的中介精神，使新闻的真貌还原，让意见市场不再扭曲。《新新闻》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新新闻》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定位和占领市场的产品呈现方式与本刊多么类似，即提供独立的意见和有别于大陆（台湾）市场的新闻，用师老师的话，在桌外玩，不和其他大陆（台湾）媒体在体制内竞争。《新新闻》是台湾新闻史的怪胎，是完全由独立的民间资本创办。彼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是市场化媒体，但二者的创办人余纪忠、王惕吾深受蒋氏信任，是台版梁永根，身居国民党中常委要职。

论对台湾的贡献，《新新闻》恐怕没有《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大。彼时的台湾媒体市场，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余王二老如同杜导正般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但《新新闻》在台湾媒体史上也曾写下浓浓的一笔，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本像样的时政刊物。党外杂志《美丽岛》和《人间》、《大学》的形态更像今天大陆《读库》、韩寒的《独唱团》。

《新新闻》的创办者便是上述《中国时报》系的名记名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拥有市场化面孔的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壮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洲版，王健壮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但最终这些人还是辞职，聚在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新新闻》创办之初就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而且《新新闻》在解严前的台湾，没有一期被查禁，没有一期停刊，是当时唯一本充满批判性又不被当局禁止的时政杂志。而这一切与这些舆论领袖们来自体制内有关，尺度拿捏相当准确，又不失客观。

《新新闻》除了关注台湾社会转型外，也是台湾少有的具有国际范的杂志。1988年，他们成功专访了中共高层。当这些桥牌高手们——丁关根、阎明复、杨斯德等成为《新新闻》封面人物时，如同陈水扁史无前例出现在本刊封面上让人震撼。这些封面故事几乎解密了整个大陆对台工作系统，李登辉当时主动要求新新闻赠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向所有中常委发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真正实现民主化，直选产生地区领导人后，《新新闻》便不再同情反对党，其言论逐渐与日趋变左的民进党对立。2000年民进党人陈水扁执政后，《新新闻》对扁政府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因而被视为支持反对党国民党的刊物。马英九执政后，《新新闻》又被绿色财团收购，原《台湾日报》（已经停刊的绿营报纸）的一些媒体人人进驻，又一次变色。

《新新闻》的崛起花了十余年时间，2002年《新新闻》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打官司时，家底依然雄厚，作为一本杂志却有自己豪华的总部大楼，还有广播电视部，鼎盛时期，这本不到80页，每页字数不到1000字的杂志有60余名编辑记者。而它真正堕落只用了几年时间，2008年以后，《新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跌破三万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一度与《新新闻》齐名的《时报周刊》，也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那些曾经的创业者在这期间陆续离开《新新闻》，而他们的选择几乎也只有两个方向——《中国时报》、政府机关。王健壮此后回到了《中国时报》担任社长，但正是他任内，《中国时报》每况愈下，曾经120万的发行量缩水到10万份以下，而且几乎走不出台北。此后被旺旺集团收购，成为一张连批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社长都要被撤换的报纸。司马文武在创办了几个媒体都未获得成功后，成为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并辞去所有媒体职务。杨渡则与司马文武成为政治上的敌人，2007年离开媒体后，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只有周天瑞坚守得最久，直到最近一年多《新新闻》经营不善引入资本后，他依然是这本杂志的总裁，但换了批编辑和记者。某次，我和《新新闻》一位前任总编辑谈到周先生，他觉得周觉得自己最坚守理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圈内人却更敬重王健壮、南方朔、司马文武。

文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在这些昔日的舆论领袖们一个个离开新闻岗位时，一些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始感慨，为什么台北就不会出现《纽约时报》，容忍不了严肃媒体的存在。而早在2002年余纪忠去世时，这些文青们已经在感慨，台湾文人办报的时代可能会因此结束。

所以，我可以想象2008年时，自己的名片上印有旺旺小人让王健壮多么难受，就像当年国民党人要撤他的稿子一样难受。类似《新新闻》、《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逃避。

有关媒体人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中（中华民国）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这本杂志很像《炎黄春秋》，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

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先生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终于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情报部门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集权者总是希望回到那个几乎每个城市、乡村的电线杆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不给你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你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时代。为了独立思考，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理想国。但理想国很遥远，我总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性格天真就很挑剔，很难对一个媒体十分满意，但能在转型期肯发声的媒体拥有自己的阵地已实属不易。

程益中老师说，“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新新闻》和《中国时报》以及司马文武等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总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正确的判断，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但一旦没有了笼子，或者有新的笼子，他们也会不知道所措。

虽然现在的台湾媒体市场早被黎智英和蔡衍明两位商界巨贾瓜分，但是《新新闻》和《中国时报》起码还在，也能被这些大亨看中收购。至于《中央日报》等党报以及报禁解除后涌现出的类似《新台湾周刊》等没经历过风浪的媒体，如今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十一月的南京入深秋，栖霞山覆盖红叶，梧桐树凋零大街；十一月的厦门偶有凉意，学生依然可以穿起人字拖；十一月的北京入冬。

我从故都到帝都不过四个小时光景，见到很多久违的朋友。王府井大街上马军远远地看到我：草，你怎么变成这个德行！我只是剪了个平头而已。

那一晚南墙的后海相聚，让我相信这样的年代里，依然还有一呼百应的奇迹。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光中，才能听到酒杯碰在一起，梦碎的声音。

马军是天津人，却以台湾学生的身份坐在台湾学生的大巴里，不得已半路离席。后来我跟他说，咱们这期，就写写台湾吧。

作为对台交流第一高校，南墙里大部分人都是去过台湾的。不管是以《凤凰周刊》记者身份采访吕秀莲、王丹的郑语学长，还是大选期间和马英九亲密合照的丽香，两岸是我们可以长谈的话题。意料之中，十一月的南墙稿是我见过最精彩的一期，壹抹君的《索多 · 范》，言轻的摄影作品台湾影记，郑语的《社会转型期的台湾媒体和媒体人》，马军的《北京四记》和我上交的纪录片《那些执着的年轻人》。从个人传记到媒体评论到随笔，从影像到文字，充实饱满地呈现了我们所理解的对岸。

《索多 · 范》是比较惊艳的一篇文章，从文化和身份（性别/国籍）认同的角度来讲述一个旅美台湾人的生命历程。我非常羡慕壹抹君能遇到Theodore Fan这样的奇人，正如她所写的，光从名字就觉得这是一个dude。复杂的家庭甚至让还是孩子的索多迷失进性别的扭机里，继而是漂泊异乡的孤独，和家庭变故。“父亲一直在到处接各种散工，母亲在亚裔集聚的地方为一对韩国夫妇开的水果摊帮忙，索多在水果摊为母亲摆过柳橙，在一家专门擦玻璃的公司苦等过6小时等父亲干完活回来……就在那段时间，我陷入自闭……父亲完全离开了这个家庭。”

从新竹，到德州，到旧金山，到伯克利，“回到”这个词对于索多而言是艰难的。但却在北京找到了那个能让他不再流离失所的人。他迫切想回到北京，“那个我并不想要的国籍带来的便利总能在这些小恩小惠上挽留住我。”

不同于我们所了解的“流浪”，“时代”和“乡土”共同承载的压力让一种“漂泊”变得沉重，而没有人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

历史的伤疤让台湾人在文化认同上产生独立和自由的心结，也变得理所当然。

“要拒绝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被固定下来，不要依赖一个地方，不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只和一个使命相连，不要发誓效忠，不要控制未来。”

郑语在《社会转型期的台湾媒体和媒体人》里提到了《新新闻》，区别于《中国时报》《联合报》，这份从上世界80年代末就立足于独立自主主张的时政刊物，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然而极权者的存在，总是意图限制这样的声音，这让真正拥有正义和新闻理想的人步履维艰。这让我想到《独唱团》。

“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对某些媒体人来说，能写文章就是理想，能发出声音，容忍异议便是自由与进步。20多年风雨，《新新闻》能在台湾转型期里守住自己的阵地，是一个奇迹。

看完台湾大选辩论，且不说各派如何勾心斗角，起码他们尚能如此，便是让人看到民主的模样，便是超越对岸的进步和优势。

马军在《北京四记》里写到他和他的台湾同学参加海峡两岸知识竞赛的见闻。故宫，长城，大剧院。北京的主办方成功地将台湾学生带入对“大中华文化”的敬畏和自豪感里。

然而一贯的官派作风也能轻易毁掉台湾客人的好心情。低效率，繁琐，善变，命令，这是央视留给他们的直接印象。“雖然沒有誰公開抗議，但是失落的表情溢於言表，前幾日聽到的最多的‘大中華’，也慢慢變成了‘426’。”

幸好他们不知道，“耗盡國力的長城，歷史上並沒有真正擋住過幾次外族的入侵；修建大劇院之前，北京的演出場館空置率已經很高；而身在故宮，我想到最多的，是前幾日摔碎的盤子，和神武門後面，景山上崇禎吊死的那棵樹。”

我突然想起纪录片里邋遢的台湾少年说，幸好我们不是香港人。

马军在上月的稿子里写过这么一段：“此時此刻，我就在前朝。在這兒，除了極少數的哥們兒還渴望躍馬揚鞭馳騁大中華之外，基本上就是綠的搞獨立，藍的搞偏安。雖然還在防著赤色，基本上也都是處於恐懼。”

如今，我身处前朝的故都，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台湾人能想起南京，或者关于南京的记忆。

从高雄，到花莲，垦丁，到彰化，到台北，言轻色彩斑斓的照片让我想起那首小清新，熊宝贝的《环岛旅行》。我总是在想，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应该去不同的地方看看走走。没有看到过太平洋的人生，算不算是一种遗憾呢。

关于台湾的风景，我们可以脱口而出那些电影的名字，《海角七号》《盛夏光年》《练习曲》和《九降风》，撒在阳光下的青春和爱情，总是让人毫不犹豫地热泪盈眶。

第二批自由行城市正式开通，或许我和运杰的环岛机车行能得以实现。

《那些执着的年轻人》是一年前我和运杰、明宇、陈堃等同仁策划，由丽香和台湾的同学拍摄，本人剪辑完成的一部纪录片，时常23分钟。因为种种原因，拖到今天。后来我把大陆那部分去掉，索性剩下对岸的章节，倒也觉得有看点。

开放性的采访式纪录片，主题主要反映台湾年轻一代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片中触角涉及到包括独#统，民主，就业，理想等，让我们能大致地了解到对岸青年的价值观以及他们脑中对大陆的印象和看法。而一夜情，槟榔西施、摇滚、打工、原住民、“二二八”等元素，也组成其中一定的噱头和亮点。

我的大学老师林念生教授在回执中写到：1) 颇能真实反映台湾年轻－代的想法(心態)及生活方式。2) －些以类似拍摄新闻片的手法拍摄颇有衝击力。3) 弱点: 组织结構比较鬆散。

在“故乡”这个单元，收到了常远的《活着》，陈鼎琪《旅途》，黄丽香《如果这都不算爱》，以及贾志兴从遥远的荷兰发来的摄影作品《异乡的秋》。

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毕业后，南墙里的绝大多数选择了战场，而故乡成为共同的情节。

丽香在《如果这都不算爱》中写道：“如果说童年有什么最享受的，那大概就是下雨天和春节了。爸爸妈妈不用出门工作，会有邻居来家里串门聊天，妈妈会找出我们需要缝缝补补的衣服，叫我过去帮忙穿针。缝衣服织毛衣，雨声打雷声，当它们发生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令我那么的宁静和心安。”

丽香笔下的爷爷和奶奶，让人想起相濡以沫的温情。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是不是丢失了应有的情感准则，所以感情之于年轻人而言是贬值的。前一秒的海誓山盟，竟可以成为下一秒的分崩离析。光怪陆离的年代里，充斥的是浮躁和欲望，而少有人逃脱。

或许是少了生活中的朴实和真挚。

“爷爷是奶奶的闹钟，什么时候吃什么药，他记得比奶奶清楚。有时候奶奶出去了，他就拿着药找过去。生怕奶奶因为耽误了哪次药点，病情又加重了···”

常远的文章一贯以高分享率和高访问量闻名人人网内外，厦门一别后，我便没有再与这位才貌双全的男子照过面。幸好网络能方便我们之间的联系，除了微微隆起的小腹和渐宽的脸颊，文字依然犀利，侵入人心。

故乡情愫的极致，无非两种，久别重逢的喜悦，和久别不逢的痛楚。我们的年代里充满矛盾，渴望走出家园，却又害怕距离的拉长，让亲情变得微薄。

“至亲的死亡意味着剥离感——你再也看不到她、再也不能跟她讲话，不能再看那么一张表情生动的脸在你面前跳跃变化，不能再吃她做的饭，还有别的吗？她去了哪？不知道。是好是坏？不知道。”

于是提及生死。

生死和存在是哲学里艰涩的话题，国人的信仰里忌讳死亡，活着是最大的荣耀。却很少有人明白如何过活。诚然如文中提到的佛教劝导世人，我记得萨福在诗里也提到死亡，死亡，不过是生的一部分。

“生命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不可知不确定性。你不知自己哪天死，死于何处···生活不是电视剧，不是所有人都有想象中儿孙环绕在病房的场景，不是所有的死亡都是自然老去。你怎知，怎知一定会有老年？”

我一向是反对“文如其人”的说法的，最大的佐证便是陈鼎琪的存在，而当你看到他时，绝不会想到那些见花落泪的文字。好在我们有交集的青春，和同样炽热的回忆。

厦门是所有厦大人的回忆，厦大是所有南墙人的第二故乡。

去年“二大”后离别的清晨，我和每个人拥抱告别。或许一句再见，便是茫茫然不见。“命运将人们放在世界的两端，走着不一样的道路，直至相忘江湖。”

幸运的是，每到一座城市，依然能想起一个或者几个熟悉的名字。离开北京的时候，我给每个人发去短信，一下子仿佛回到去年登上飞机离厦的场景。怅然若失，却又感觉没什么怅然若失的理由。时光无垠的荒野里，重逢总是让你觉得不曾孤独。

借着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又一次谈及理想和爱情。人生就是不停地战斗，年轻的时候总是想着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世界，哪怕一点点。无数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柯景腾，血脉喷张地朝着没有了沈佳仪的未来奔跑，或者在人生某一个结点上，会回忆，会感伤。可是我们还得继续上路。

不是么？这早已不是用来暗恋和犯傻的年纪。或许把那首绿音的诗放在这里最适合不过：任你的航线一千次切割我/我是海/只有泪水 没有伤痕。

诸君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