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2年3月6日，我们的恋情，5周年了。

5年前的今天，我从半小时后马上要开始的英语课前逃开，奔上前往厦门的轮船，用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买了一张去找你的火车票。

8个小时后，我出现在你家楼下，路灯昏黄，烟雨正朦胧。在长达半年的犹疑不决之后，我帮你做了最后的决定。

2009年6月29日，我把工作定在了你的城市。

2011年5月15日，你辞掉工作随我来到北京。

我们拼尽全力地去争取朝朝暮暮，因为我们深知异地之苦。大学两年余，你在榕我在厦，高铁还没来得及开通，一年相见不过两三回。我们总是念这样的词：“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逢无别离；恨君恰似江楼月，暂满还缺，暂满还缺，待到圆时是何时。”

尽管如此，时长时短的天涯相隔至今也没能摆脱。正如此时，你在北，我在南，相隔何止千里。

但我深信，相恋的成败结果无关是否异地，异地只是改变了相恋的过程和形态。当你认定了，相隔千里你仍能为他/她身上的某种气息所深深吸引，认定了他/她就是那个最能和你达到某种平衡的人，那便开始，那便忍受聚少离多享受久别重逢，一起为朝朝暮暮而努力；而如果只是某个瞬间的砰然心动那请在心动的下一秒钟考虑好是否能够习惯眼前没有他/她而心里满是他/她，否则你将只会拥有瞬间的快乐而很可能让其中一方陷入绵延的痛苦。

也或者无关“异地”。我更加认同的是，一个人，一生之中，终究还是只有那么一两个人是最适合自己的，而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最适合，是指你只有和她才最能达到某种平衡。男强女弱或者男弱女强，男上女下或者男下女上，都无所谓。只要能找到你们自己的平衡。

这个人选对了，那么即便远洋相隔，即便“巨蟹配不了射手”，即便“一个像沈冰一个像小猛”，最终都能冲破万难修成正果；人选错了，则即便朝朝暮暮，即便射手配白羊，即便一个像沈冰一个像疯子，一样完蛋。

我所庆幸的是，耗尽我上半生所有人品，让我选对了这个人。而你们，南墙诸君，以及那些还待字闺中兄弟们，将得到我们5周年特别纪念版的最最真诚祝福，请笑纳以勉。

7月14日，天津河北区渤海游泳池一根电线被大风吹断掉落，至少3死3伤。她的男友和姐夫遇难，姐姐重伤。

18天，她和姐姐唯一的念想，就是再看一眼各自的他。

8月1日，死者全部火化。因封锁，她们到最后也没能见到他们的尸体。

“我爱你，再见”只是忧伤；

“我爱你，永别”，是悲凉。

一

她和他分手了。分手后再也没见到过。

如果可能，她还想再见他一次。但他想见她却是一丁点可能也没有了。

她89年生，今年23岁。6年前随父母、姐姐到天津打工。两年后她在北京得到一份美容培训师的工作，全国出差。交过一个男友，但因为对方“太重事业”，她们分开了。她想，下一个，一定要是个顾家的，温柔体贴的男人。

朋友们不断给她介绍，她每次都像玩笑一样对待，不了了之。直到今年3月，天津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他。

第一次给她打电话，他故意用天津话问她，你觉得我的普通话说得好吗？她一定是被逗笑了。否则，在和我谈到这里时，她不至于一边眼泪簌簌地掉，一边捂着嘴笑出声来。

两天后，她正好从北京回天津。他开车到车站接她。她记得很清，那天他穿红色短袖体恤，嚼着口香糖，胖，有肚子。“像个富二代”。那个笑话积攒起来的好感忽然变得有些模糊，那晚她发短信给他，说：“看你形象我就不喜欢，不喜欢有钱的。”

6年前她一家4口从甘肃来到天津，各自打各自的工，生活一直在穷人边缘挣扎。她想，有钱的大概不会疼人吧。

而他，也许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第二天一早，他用心地穿上一身朴素的衣服，突然出现在她住处楼下，在电话里喊她：“我换了个形象，你快出来看看，这样喜不喜欢？”

二

她说她是慢热型的女孩，不愿意和陌生人说话，但见了他却有一种不一样的亲切。

那天她告诉他，一直没坐过天津的地铁。他就把车停在她家楼下，带着她从五大道坐到滨江道。在路上还拍了很多照片，“只是，没有留下合影”。

五六天后，他到北京看她。她就这样算接受他了。

他到她宿舍，细细地把卫生打扫了一遍，把床收拾好，叠好衣服。

第三天，他带着她到雍和宫，告诉她，自己之前在这里许愿希望遇到个好女孩，现在，他可以还愿了。在回天津的动车上他发短信告诉她，这3天是他“人生里最开心的日子”。

他让她彻底地安下心来了。因为她在他身上看到了姐夫的影子，终于在继姐姐之后，找到了一个像姐夫一样的男人。

三

姐姐比她大两岁，5年前和姐夫相识。

姐夫比姐姐小1岁，河南驻马店人，打小没有母亲，随父亲在天津打零工。用她的话说，在遇到姐姐之后，姐夫才有了家。

她第一次见姐夫，是姐夫送姐姐第一份礼物的时候。那是一辆小自行车，他们兴奋地骑着来看望在另一个区上班的妹妹。她见完后摇摇头对姐姐说：“不好，长那么难看。”

但这个其貌不扬、流浪逛了的男孩，出乎她意料的细心体贴。“每次我从北京回来都是姐夫来接我；如果不是特别忙不过来，他从来不让姐姐干活；姐姐不吃肉，但是只吃姐夫做的。”

很快，姐夫赢得了家里所有人的喜欢，“家里的小表妹们都说要找姐夫一样的男人”。她也是这么想的。

去年7月，姐姐和姐夫回老家办了婚礼。回到天津后开了一家小美发店。

而在他去北京看她后不久，她也提前结束了在北京的工作，回天津开了一家小化妆品店。

四

她说，如果知道后来会发生的一切，她宁愿没有回天津，甚至，宁愿没有和他在一起。

但她没有力气改变过去。

从3月回到天津，到7月14日下午3点10分以前，她和他，姐姐和姐夫过了一段极开心的日子。四个人隔两三天就凑在一块，简单温馨。

在天津市第一医院边上一家肯德基二楼，她始终流着眼泪在讲述着每一个细节。尤其最后那几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字每一句她都记得一清二楚。

“7月13号，我生他的气了，因为他从和我在一起以来第一次隔了一天没来看我。他发短信说，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人会陪着你到最后。说他愿意永远是这个人。”

“他问我愿意吗，我生气没有回他。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回答他无数次，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真的想当时就回答他。”

“7月14号，他休息，来看我。我还是没理他，他一直和我说话。他说，你怎么把我当空气了？”

“后来他去买饭，我说不吃，他就拿着饭勺跟喂小孩一样追着我跑。闹着闹着我就原谅他了。”

1小时后，他们到了姐姐的店里；

又30分钟后，四人到了那个开张不到半个月的露天游泳馆，他掏60元买了4张入场票，两张通往死亡，两张通往无尽的悲伤。

又1小时40分钟后，悲剧发生……

五

8月1日，死者全部火化。

我从他父亲那得知后把消息告诉她，她在电话里瞬间就抽泣起来。

此前她曾无数次请求，让她和姐姐见各自的他最后一面，但均被官方拒绝。

以下摘录部分她的qq签名：

老公.我也快撑不住了.你干嘛不带着我一起走呢.好痛苦.脑袋里全是你逗我的时候和出事的时候.——2011-07-15 19:31:46

可不可以让他在活过来.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真的好残忍.——2011-07-28 10:50:54

就想看他最后一眼.就最后一眼.都没看着.为什么这么残忍.——2011-08-01 12:31:26

你在那个世界不要跟别人过情人节哦.你答应过我今年的情人节要让我很开心的…..——2011-08-06 09:22:57

总感觉你在某个角落里心疼着我….但是我怎么看不见你….——2011-08-08 15:07:13

昨晚梦见你还活着.只是生我的气了.躲到别的城市了.梦里我疯了似的找你.醒来得时候我以为你会在我身边.——2011-08-13 07:12:28

眼泪掉下来了就用你握过的手擦掉。。。——2011-08-24 22:58:36

亲爱的，生日快乐。——2011-08-25 23:36:21

我找到你喜欢听的那首歌了叫 :雨花石——2011-09-02 11:54:29

六

最早听说她的事，是因为看到她的微博：

帮帮我们外地人谢谢天津渤海游泳池高压线掉地上电死三人重大事故。天津政府选额压制消息，不问原因不问责任人。直接用钱解决问题。直接问你想要多少钱，我想要真象。我想知道我家两死一伤是那个责任人。在医院的越来越严重还不许与转院、事情已经10几天了。没有人问过我们。。只因为我们是农村人吗谢谢

几天后她又发：

天津渤海游泳池高压线掉游泳池内电死很多人.我家两死一伤.伤的很严重.医院让我们转院.但是政府的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医院等大夫都下班了在一个走廊里给看病.最后医生说神经损伤很大.有可能残疾.但是没让我们住院.我们在走廊里哭了一场.政府的人在旁边大笑.只有天津政府是这样吗?我要要真相.不要钱.

8月1日，我前往天津采访，刊发报道《天津泳池电击致人伤亡事故调查 事故通报迟到8天 》 http://politics.gmw.cn/2011-08/04/content_2397092.htm 两天后大部分转载网站被删除。

今天上午9点她又发微博：事情还没有解决。政府一直在拖着。不给看病也不给赔偿。突然对这个社会绝望了。。。

和向辉吃饭、打完桌球回来，已经是23点50分，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我耻辱地反应迟钝了。紧盯着屏幕看了一个多小时，回家，一路上不断地刷微博，不想错过任何一条信息。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事件，性质比起任何地震、泥石流都要严重，因为人祸大于天灾，因为谁也不能确信，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凌晨1点53分，我给头儿发了一条短信：“动车温州脱轨事件性质严重，是否赶赴采访？”

没想到头儿竟然很快回我了：“角度？”

在看完部分报道后，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于是回他：“追尾原因诡异，两车之间有10分钟以上的车距，前车故障后这10分钟内无论以任何一种方式都足以通知后车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却没有。所以我想争取还原这10分钟。”

我所说以任何一种方式绝对不算夸张。10分钟，按照CCAV在2007年的报道，以200公里每小时速度运行的列车，紧急制动结束只需55秒。意味着还有9分钟能够用于前车通知后车。

所谓“世界领先的高科技”在这一事件中全部都已成为悖论，那么我们姑且以最原始的方式，由车上的一位男乘务人员举着信号灯沿着铁轨往后跑，9分钟也能跑个两公里吧？即便1公里，最后的撞击也不至于全速吧？

但是追尾还是近乎神奇地发生了。那么需要被还原的这10分钟就包括，前9分59秒前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撞击的最后1秒，有多少死亡与伤痛，破碎与割裂在瞬间发生。

头儿的回复是：“好，明日可飞温州。”凌晨2点16分。我随即定了机票，由于上午的各航班均已无票，我只能以全价订到下午3点15分的。

我计算好了，上午可通过微博联系车上幸存乘客，下机后趁天亮租一辆车直奔50公里外的事发现场，晚上再返回温州市区各收治伤员的医院。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原本应当好好地睡上一觉。但和许多次日将赶赴现场的记者一样，这一夜我难以入眠，睡睡醒醒大概只眯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难以抑制地要从各个角度去揣度事故发生的原因，去击碎荒诞的官方说法，难以平静地去接受一个个寻亲故事和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这一夜有多少梦与故事破碎，多少孩子的眼里从此要闪着可怜，多少父母从此停不下声嘶力竭的呼喊？

早晨起来收拾好行装，特地将sw送的一件带武警标志的黑色上衣带上，因为知道一定会有封锁，一定需要突围。相机充满了电，腾空了卡，U盘里装齐了需要的资料，笔记本、录音笔等等均收拾停当。

我还联系了所有在浙江的媒体朋友，以及已经到达现场的福建媒体朋友，并让sw通过武警内部系统打听现场情况。

然而这时，编辑告诉我，禁令已到。那一瞬间的心情，后来被@笨耳朵陆晖描述得恰到好处：这样大的责任事故，这样多的生命消逝，你们竟敢不让记者采访报道，甚至还设下新闻发布会陷阱，参加的记者都被点名召回，你们还是不是人，要不要脸？

此时我收到的禁令还是，对事故原因不做揣测。于是我再一次说服了头儿，我说我只还原时间和空间，绝不做揣测。下午1点10分，我迫不及待地打车前往机场。

在两个小时的等候期，关于禁令的说法已经传遍微博：“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各媒体要及时报道铁道部发布的消息，各地媒体不得派记者去采访，特别是要管好子报、子刊和网站，不要链接高铁发展相关信息，不做反思性报道。”我愈发的感到不安。

就在飞机起飞前的15分钟，电话来了，“回来吧”。沮丧已无法形容，我只知道一天一夜一腔热血，只在机场打了一壶开水，便被彻底泼冷。

只能在微博上撒泼：“md个zx部，你们自己不坐动车就没有亲人坐了？你们不坐动车也不坐飞机了？今天动车能出现追尾，能保证明天机场的信号设备不会遭遇雷击？靠和谐能tm引起警醒吗？！”

是的，禁令跑得甚至比两辆动车间的信息互通还快。这是一则冷笑话。

就在我为此而沉寂在低迷之中时，是愤怒冲破了一切。是的，真的很难保持镇定，每一条消息出来，都让人咬牙切齿。比如切割和掩埋。

尽管对于是否存在掩埋事实尚无最后定论，但在我的判断里，铁道部你没有说服我。而当我得到另一条确切消息时，我对于你在掩埋已确信不已。这条消息是：你在瞒报死亡人数！

“掩埋”这种拙劣不堪的手段，只有在这片特殊的土地才会发生。为何要掩埋？是害怕里面不知道数目的冤魂索命？肮脏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不是想掩埋事故原因就是想掩埋事故结果。大概不久以后，那些找不到亲属的家人，会在这座高架桥下掘地三尺。不管你是否真的掩埋了车厢。

直到现在，我的心情还是一样：

这样大的责任事故，这样多的生命消逝，你们竟敢不让记者采访报道，甚至还设下新闻发布会陷阱，参加的记者都被点名召回，你们还是不是人，要不要脸？

这样大的责任事故，这样多的生命消逝，你们竟敢不通报真实的遇难人数，甚至还对有生命存在可能的车厢进行切割，这无异于谋杀，你们还是不是人，要不要脸？

“新闻工作，是活泼的人从事的严谨事业，炽热的人肩负的冷静使命，浪漫的人从事的艰辛劳作。”这是《南方周末》原副总编辑钱刚的形容。

2009年6月30日，从勤业四402锁上铁门，我背上行囊来到这个憋屈的地方，以实习生的身份干了一年记者的活。

一年时光流逝，回头看看，我庆幸至少还能感到心安。写出优秀作品和推动公共利益的誓言虽然没有大圆，但冲动却从未停过。

心所向，真与光明。

一年里，对真相的求索一刻没有被我忽视过：短命小学背后整个城市的规划短视，泰宁古城数百年首遭水漫的人为根因，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背后的蚕食链条，禁摩禁电所暗含的“汽车霸权”政策倾向，拆迁横行之下老人群体所不为人关注的脆弱，违规出让海岛牵出的政商资源交易……

我也从未忘记光明，忘记公共利益。在中国，资讯不是最正经的新闻，真相才是；跑口拿一手消息的记者不是最正经的记者，揭黑幕搞调查挖出一手消息背后真意的记者才是最正经的记者。因为在锦上添花以前，我们还有太多雪中送炭的事要做。

如今对这个职业，热爱已不是当年的天真。一家外媒中文版主编在听说中国媒体人的生存环境后，疑惑地指着我们这群年轻人问，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一个劲往里头钻？

浮躁的社会，对于理想，我们已羞于开口。但的确，就是理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开太平。扯淡吧！我们只是想掌握最真的真相，再用最真诚的语言告诉别人。仅此而已，但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追求。

那些我们所纪念的先贤，已不是我年少时所吹嘘的“范长江是我本家，邹韬奋是我老乡”。他们是傅国涌的《笔底波澜》中，前仆后继的斗士。几十年过去，为真相牺牲生命的报人事迹我们已很难听到见到，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而只能说明我们的媒体越来越窝囊。

但即便万马齐喑，仍有竭力嘶嚎者，比如一周前被停职的潇湘晨报刘剑和龚晓跃。

越是有英雄倒下，我越为这个江湖感到心潮澎湃。

是为自勉。

2010-11-8晨

遇见她是幸运。那段时间，我们无头苍蝇一般，急着想找一个帮手。

她是在某一天傍晚给我打的电话，听声音我就知道，她合适。

她在学校里养护花草，中午和晚上都有些闲暇，正好对得上我这份工作。工资是她提的，五块钱一个小时，她说之前在饭店洗碗就是这么算的。

就这样，她成了我的第一个员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要接到我的电话，她一定会按时地到店里。工作是洗被子、床单，打扫房间。

我们叫她“燕姐”。开始她总是不好意思地笑。渐渐地熟识起来，她会时不时从学校里带一些她自己种的花草给我们，我们都欢喜得很。

那是一个周末，要洗的被单很多，还好是个大晴天。我抱着满满一大桶洗好的被单爬上楼顶。晾衣架是我和朋友亲手搭的，两边是漆成白色的木棍撑着，中间用竹竿一横。这样并排五个，挂满了白被单的时侯，颇有点布坊的壮观。

她已经晾开了一半，我把桶放下，她过来帮我。我们闲聊起来。

“辛苦吗？”
“不会。”她腼腆地笑。

“为什么这么卖力呢？下班了还出来做钟点。”

“因为……我有梦想啊！”她站在隔我一个架子的地方，从被单后面探出头来，阳光从一个斜角打到她脸上，异常灿烂。我觉得这个从四川农村出来城市打工的大姐亲切而美丽极了。

“是，什么呢？”我有些兴奋地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她。

“和我老公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子。”

后来不久，因为晚上要照看孩子，她老公不让她来了，但中午她还是偷偷地来。

再后来，中午也来不了了。

几天前，朋友在学校里遇到她，回来很兴奋地和我说：

“燕姐买房子咯！”

（二）

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滑稽的行头走上了中国达人秀的舞台。

从上台开始，他就憨憨地笑。周立波问他，你表演什么？

他说，表演宰猪。

你手上拿的就是猪啊？

对对，我自杀。然后他把猪头面套带上，开始表演。嘶嚎，倒地，蹬腿……全场爆笑。

三名评委同时拍下了出局的灯。当他把面套脱了站在台上面对三个“X”时，眼神老实巴交到可怜，嘴角却还硬生生地挂着憨笑。高晓松说，你这样的表演不足以撑起一个舞台；周立波说，对于一个没有美感的节目，我只能说NO。

这个卖鸭脖子为生的河南男人，突然放下了憨笑，请求评委，再让他说两句。

“我和老婆每天卖鸭脖子要到凌晨三点，很辛苦，有一天半夜我经过西藏路，突然看到老婆一个人在桥洞底下唱歌。她喜欢唱歌，我没有能力给她提供条件。”

所以他说，自己其实是为老婆来的。他希望通过赢得比赛，回老家开一家KTV，再小也行，只要能让她老婆在里面唱歌。“现在我们的梦想被评委拍灭了，能不能让我老婆上台喊两嗓子，哪怕喊一声也行？深深鞠躬。”

他老婆出来了，上来就是深情拥泣。当这个身材略显发福的女人张嘴发声时，台下的观众开始不断抹泪。唱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唱得很好。

周立波问男的，既然你老婆唱这么好，为什么你出来装头猪？

“因为我为老婆装猪也可以。装什么都可以。”

这样的话随便找一部电视剧都会有。但它确确实实地出自周彦峰之口，出自一个卖鸭脖子为生的河南男人之口，出自一个因无法实现妻子梦想而心存愧疚的丈夫之口，出自一个因愧疚而又生出了新的梦想，并为之付出了行动的老实巴交的汉子之口。

所以全场为之落泪，所以你大概也看过那个视频，名字叫：

“一头感动全中国的猪”。

（三）

她在35年前嫁入这个家庭。当时19岁。从河那边来到山这边，和一个30岁的老实男人过活。

一年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孩。3个月后，男人因帮人藏一盒偷来的首饰，被冤入狱。3年。

二十出头的她忍受着家族长辈的冷嘲热讽，低头做人，拼命出工。这期间孩子两次闯到鬼门关口，一次是在水塘里飘了去，她拼了命地冲出去救了回来；一次是高烧几天，气喘不断，她几次半夜披着被子背着孩子到医院急诊，终于活了下来。

她还要往牢里送钱送物，时不时要背着女儿到县城里看看爸爸。

3年后，女儿看到胡须拉杂的陌生人，怎么也不肯叫爸爸。两个人坐在门槛上抹眼泪。

因为男人的父母早早离去，夫妻俩在家族里生活十分憋屈，住的是家族里的老房子，总有这样那样的闲言碎语。

她想要一个男孩，这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解脱。

于是在男人回来第二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却又是女孩。正好从小失散的兄长前来认亲，说干脆第二个就给我养，都是女孩，你带着多苦。他说的很对。

但她还是没舍得让兄长抱走。

为了躲开闲言碎语，她决心在大院子外面自己盖一栋房子，搬出去。男人没有主意，她就自己背上小女儿带上大女儿到山上去砍做房梁的木头，到河边去挖沙，到山后面去挖黄泥土，四处找人借钱。第二年请了师傅，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一层一层往上垒土墙就是。

年底房子就盖好了，四口人搬了进去。我想象不到，30年前，她脸上的表情，是否流露出难得的笑容，是否一夜无眠？

男人让她失望，懒，喜欢打牌，他们总是吵架。日子依旧过得很苦。有好几次，兄长包括一些邻居长辈都劝她，你还年轻，走吧，离开这里。她动摇过，但每次，心里总有放不下的东西。开始是担心大女儿，接着是二女儿。

走是走不了了。她还是想要一个男孩。于是在二女儿出生7年之后，她又到计生办把环取了，怀上第三胎。

痛了3天3夜，这回终于是个男孩了。

6年后，为了省钱，她带着还在读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到小学的报名办公室里求老师，希望能让孩子早一年上小学。不知道多少次以后，老师终于答应，给孩子一次测试的机会，考过了就进。孩子没有让她失望，算术题、拼音、名字一个没错。

同年，她一手盖起来的房子被洪水冲垮。她要下了安置区一块新地儿，准备重建家园。

过6年，儿子上中学。3年后，考上县里最好的重点中学。再3年，考上了省里最好的大学……

儿子每爬高一步，她身上的担子就几倍地加重。

她和男人出去打零工，挑砖、挖沙、搬石头，几乎不买肉吃，一年到头不花什么钱，收入多少就存下多少。

儿子毕业的时候，五十出头的她双鬓上已经有了白发，骨瘦如柴，头、腰、胃都经常痛。

她说，人活着，就要争气，要有东西可盼。

她一次一次地给自己设一个目标，然后一个一个地征服。我问她，你的梦想是什么？

她看着电视，随口说，坐飞机到处去旅游。

我知道的，其实她的心里，儿子就是所有梦想。

（四）

这些故事，常常在我心里。

他们是一个个微末如尘埃的人，他们不是“农民阶级”，不是“弱势群体”，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痛苦和幸福兼具的个体，散落人间。

他们卖力地生活，为了一个接一个的盼头，隐忍、挣扎、受难甚至折磨肉体，而灵魂里却坚强、不屈、心向光明。各种人性中最亮的光斑闪烁。
他们所有的办法，都在自己身上。或者不断地透支自己的体力，或者装傻献丑取悦观众，没有人可以帮他们。所有变化都要他们自己适应，所有困难都要他们自己克服，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他们都逆来顺受，不责难，不抱怨，不咒骂。

他们的梦想简单而伟大，实实在在。他们是大多数人。

他们低到尘埃里， 却在尘埃里开出花朵来。

当然，那是小说，而且还是最不靠谱的武侠小说。现实中，有人能那样行得正、坐得端、敢为敢当、敢杀敢救、敢与天下武林叫板、还敢堂堂正正地直面曾经的兄弟，我倒真未见过。

我们如今所为所见，不管鸡鸣狗盗还是杀人放火，不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本分做人本职工作，难免时时处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别说杀了人还会咬破手指血书大名，就算救人，也怕树大招风、鸟大出头。很难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保密级别一再地往上升，我们的隐私开始越来越多，我们的畏惧无处不在，我们谨小慎微甚至偷偷摸摸，即便正常的生活也如同苟延残喘。我们做事一点都不光明正大，做人一点都不光明磊落。

正如韩寒问那群人“你们在害怕什么”一样，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为什么害怕？

福州交警都是摄影师

今年4月，报社北京总部派了一个记者到福州，老刘，徐州人，大大咧咧，直来直往。

有天大中午，他骑着自行车在福州的大街上丢了方向，看见路口一辆警车，于是很自然地走过去问。

车窗都摇上了，只有左后方的窗子开了一条缝，却用报纸挡着。老刘敲了敲驾驶室的门没反应，于是到后边把窗子上挡着的那张报纸掀开来。这一掀吓一跳，开始以为自己撞什么高级枪口上了，仔细看才知道是一个单反对着自己。两个警察窝在后座上，被这个北方汉子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这在福州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今年夏天，不知道是省里哪个领导发话了，说整不好福州交通，就要换个主官来试试。结果两三个月来福州一轮一轮地掀起各种交通整治运动，一下整电动车，一下整机动车。

无论什么事情，最怕的就是突然来这么一两下。平时都让你好好的走，突然哪天不让你走了，你一下还真难适应，尽管你平时也不合它的规矩。福州这么几场运动式的整顿，效果显著得很，特别是在打击机动车违章上。当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交警的策略。

近几个月之内，只要在福州市区行走，在你不经意间一回头一眨眼的瞬间，很可能就会发现拿着长枪短炮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的身影——在天桥上、在大树背后、在私家车里、在桥洞下——猫着腰弓着背眯着眼，被发现了还会侧身隐蔽找棵树干遮住脸。

有说法“交警是城市的一张脸”，谁说这话的真恶毒，等于在骂“宜居城市”不要脸。

记者都用笔名，线人都用化名

2008年11月，同一批进南周实习的同学基本都走了，我是最后一个，承担着众多老师布置的整理录音、采访、收集材料任务。

一天晚上，编辑布置我一个任务，让我第二天早上协助在成都做题的记者丁补之做一个电话采访，采完以后整理出来，丁补之会找我要。第二天上午我顺利完成了任务，中午把采访整理出来后趴在桌子上睡了一觉，迷迷糊糊中电话响了：
“我是李艳，采访做得如何？”
“李老师你好，你说的是丁老师布置那个吗？已经搞定了，发给你？”
“不用，你和我说说情况。”
“好，……”
“行，谢谢。”
“应该的。那我还要发给丁老师吗？”
“不用了。”

最后我囧了，因为编辑告诉我，丁补之是李艳的笔名。

作为职业新闻记者，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写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并署上真实的姓名，这是对读者和自己负责，也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然而，即便在中国最好的报纸版面上，你常常也能看到各种奇异的名字。在一些地方小报上，用化名、假名、笔名甚至不署名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

另一个现象是，在“不负责任”的记者写出的“不负责任”的报道中，当事人名字背后往往都会跟上个括号：“化名”；也或者文章中人物众多，记者直接在全文末尾加个括号：“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甚至“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颇有点电影电视剧开头或结尾那两行“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感觉。

遇到故事性不强的报道，“相关人士”、“知情人士”、“有专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网民”等称呼纷纷上版，除非公安检察院纪委查这文章，否则你一个普通读者真的很难判断，这是不是记者杜撰的内容。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现象几乎在每一篇新闻报道中都能找到。而我自己，在一些负面新闻采写时，也常常应受访专家、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将他们名字中的一两个字删去或改掉。

南墙亦不能免。由于我所写多为真实故事，所以已多次为当事人安了化名；而网站上那一排专栏，范否、郑语、莫兰塔、言轻、拱卒……除了个人喜好因素外，我们在顾虑什么？你懂的。

请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犯下隐匿的罪

手机实名制已经开始实施了，网络实名制还在一阵阵阴谋与阳谋的吹风之中缓慢推进。之所以推进缓慢，是因为网民们反对的声音太大。

事实上，流动网民已经被实名了。最近在网吧上过网的人都很清楚，每个人只能用自己的身份证办一张上网卡，这张卡你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无论你到哪个城市，你都无法用你的身份证再办一张。

各种各样的实名制，其实本质就是将你在网络、手机上原本虚幻的影子和你的身份证进行捆绑，让你那些能说话的马甲都跟着你进入天朝警察的管理系统。这样，除了那些准备玉石俱焚的，谁会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去发D和ZF的牢骚？

各种事件已一遍遍地证明，那些在天朝网上说了不该说的话的人，一旦被查到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虽然即便没有实名制，天朝强大的国宝网安技侦队伍也照样能把出头鸟揪出来，但毕竟马甲太多费时费力，而且打击面不够广。

这真是给了这个犬儒主义横行的国度致命一击，连只说不做的庸众都当不成，只能挂个身份证打酱油了。“围观改变中国”，这是我们最后最无奈的让步与挣扎，可它是多堂而皇之又伟大的一个悖论，只围观，不说话，不行动，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改变不了中国，只会养成我们观看同胞砍头的麻木不仁的病。

你没有办法去责怪小老百姓们不够光明磊落，当某种高尚的品质与生物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相冲突（即拥有这种高尚品质反而会危及自身利益）时，它只能成为一种附属品，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隐匿是一种原罪。它根源于所生长的国家、民族，具体而言，它是由几代人所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在我们的国度，每一个人的血液中都生长着怯弱，这种怯弱代代相传，并且随着各种阴暗和不安全感的增加而增长，最终我们都要缩到壳子里去。

我打了自己的嘴巴，我似乎在说，自己像福州那群交警一样，无耻，不要脸。但与其因光明磊落而死，我愿尽全力去争取那点最脆弱而龌龊的权利——请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犯下隐匿的罪。

去年，这个自谦“手下虽有1000民警但能为我所用者不过一二”的公安局长对这些村子动了真格。5个月之内，无论大小，他把所有聚赌的村庄打了一遍，几个主要团伙悉数落网。

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歌功颂德。写完了我安慰自己，这是难得的好警察。

赌博是这样一种行为，赌资多了，当庄家了，那是刑事犯罪，没收赌资再进去蹲一段；赌资少了，关上几天，等家人拿来几倍于赌资的罚款再放了，那是治安案件。这刑事和治安案件之间，全凭公安们把握。我举个例子，你是专案组的先锋，冲进聚赌的窝点揪住一个庄家，你问他是希望你把它手上的赌资往你兜里揣点，还是愿意自己死死抱着那些钱等着拿验钞机来点，呵呵，不要你主动，他自然会塞给你，也绝不是光为了贿赂你，只是正好这时候的钱，你喜欢，他怕。

再反过来问你，如果你是林一，你是愿意房价高涨的时候多建几个监狱来关刑事犯，还是愿意多收一些罚款来盖办公楼？

所以赌博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东西，所以屡禁不止，所以永远都有人被抓被放又被抓又被放。十赌九输，那是每一个赌徒的当然，输了的9局里有1局让开赌场的赚了，还有8场输给了公安。真是活该，嫖了你再抓你非法卖淫。

我不是想谈赌博，我想说说那些赌资和罚款。当我把你举到刚才那个例子里的时候，你是最幸福的。你只是一个小警察，你要么大义凛然为了拯救一个在犯罪边缘的人而往怀里塞了一叠，成全了他可以用更多的钱来买一个自由，他喜欢，你喜欢，领导更喜欢；要么大公无私抓了一个罪犯回来吃公粮。我说你幸福是因为，这个选择太好做。

我其实要说的是林一。我给他歌功颂德了，而且发自内心地生出感佩之情。但不久后他告诉我他们局马上就要盖楼了，底下那个宣传科长跟着自豪地应和，“林局来半年，就整了一个新楼。”

我再说细一点，其实是关于赌资和罚款的区别。你这个小警察偷偷藏了那叠，和林一这个大公安光明正大地收来的罚款，一个用来养家糊口吃喝嫖赌，一个用来盖高楼发年终奖，哪个高尚？

摊开来讲，你是贪污你该死，而林一是那个宣传科长嘴里的自豪，他要受到那999个他认不成气候的警察的膜拜。

漳州另一个县的公安局长蔡二，一个区的检察长吴三，也都受到了一样的褒扬。赌博只是一个例子，制度残疾的国度，公共资源是怎么捞也捞不尽的油水。

贪腐可耻，这句话不仅你我心里这么想，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一样。但他们耻笑的是那些贪腐者的不够高明。我要说的就是这部分比像你一样把钱揣兜里的警察更高明的警察法官检察官局长所长主任处长厅长省长部长总书记。

林一不贪。但林一可以在装潢高档的办公室里吹最高级的空调喝最昂贵的茶，可以用计划的高额招待费接待写稿的记者，可以配车配司机，可以住高档宾馆叫高档服务。没有一块钱是需要他自己掏的。换做林一是个高明的贪者，新办公楼是那些罚款的去处也正好是你来钱的路。

我们老揪着那些在派系斗争中倒下的死老虎不放，实际上活着的那些能拔出更多的毛。我们老指着那些往自己口袋里装钱的傻子骂，实际上那些把钱装在公家的口袋里自己管钥匙的人更应该提防。

你记不记得一个笑话：男的对女的说，不管钱、车子、房子，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女的甚喜。男的补上一句：你是我的。

这种自信显得那样光明正大，以致于我们更应该将他们放在放大镜下，从最晃眼的地方去找黑点。

那么林一不贪，是否为廉？

（林一蔡二吴三确有其人，文中化名）

2010.7.1 三坊七巷

李润文：这是近期发生的第七起屠杀儿童案件，前面几起报道，媒体都在宣称要找到屠杀背后的动机和原因。纵使媒体没有恶意，但我们看到的是警察保卫校园的同时，惨剧再次发生，媒体在客观上成了这种疯狂情绪的传播主渠道。

事不过三，已经七起，数十个孩子失去了生命，今天有人发了照片，一片水都是红色，都是孩子们鲜血。这样的案件我没有勇气去采访，我也是孩子的父亲，不是漠然，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失去孩子肝肠寸断的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报道，是按照我们的所谓追求真相的职业使命去做报道吗？我们报道的是全部的真相吗？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在去年新疆7.5事件中，我也有这样的困惑，我们的报道会不会加剧事态的恶化？如果在几年前，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去现场，作报道，写所谓的反思报道，现在我退缩了，茫然，谁的责任？该怎么办？我们的报道能解决什么样问题呢？

新闻伦理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给我一个让我信服的说法。

时艰：好吧，我承认媒体是有责任的：如果不报道暴徒袭击学校幼儿园，孩子们就是安全的；如果不报道贪官，中国就是干净的；如果不报道三聚氰胺问题疫苗，孩子会茁壮成长；如果不报道拆迁，中国就和谐了……

上周在厦漳泉走了一圈，在和几个公检法的人吃饭时，都聊到了南平血案。让我惊讶的是，这些人都认为，之所以南平之后，血案不断，罪魁祸首是媒体。这样说法让我毫无犹豫地反感。

直到今天，第七起发生了。并不是因为达到这个数量了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只是对不断有幼小生命逝去最朴素的震惊。我突然产生了犹疑——媒体真的没错吗？

我暂时还不能给出答案，我将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当权者的责任，我心里也有一些疑问。郑民生毫无疑问是个精神病，但正如《南方周末》的标题所说，他死了，所有人都解脱了，那么还有谁去追究他的精神病呢？谁愿意背负骂名为一个杀人魔王辩护？连郑的家人都希望他早死，何况官方，何况百姓，何况媒体。但是，假如从一开始，官方就合法地给郑民生做了精神病鉴定，那么这个事件只会像许多过去发生过的案件一样，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发病杀人的事件，而不是“报复社会”——这个激活起了此后6起杀童者杀心的因素。只是猜想，没有结论。

所能肯定的是，报复社会并非媒体杜撰的一个理由，而是郑民生杀人的真因。这个名词引起了6名被社会欺负了的人的注意，但却没有引起最高决策层的注意。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校园安保的意淫之中，试问，如此大规模的安保之下，杀童案仍旧一起接着一起，这响当当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有没有引起决策层的反省？这第七起，仿佛就是冲着公安部在叫嚣：“你再怎么堵，我照样能杀。”

那么即便天朝有决策反映迟钝的老毛病，这第七起还不能使爷爷们通达吗——该做的是疏，而不是堵。需要的是缓解社会矛盾、发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和机制，而不是校园安保。

至于媒体是否有责，我会继续思考。

——某个政策以顾全大局为由出台，结果顾到的都是决策者，或者所代表阶层的大局，牺牲的都是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比如在“城市景观升级”、“区域经济规划”或“公共资源回收”名义下的拆迁和旧城改造；比如在“控制房价”名义下的上涨购房契税；比如在“整顿道路交通”、“节约道路资源”名义下的禁摩禁电……

我所在的城市，近期搞了一场“运动式”的交通整顿，两周内开出了34万张罚单，交警、便衣、协警、保安以及警校学生一起上，偷拍、偷录、悬赏举报、媒体曝光等手段一起用。两周后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告诉天天在街上走的市民说：“路宽了！”

原来朝天大路的宽窄也只是个相对概念，经过一场整顿，谁的路宽了，意味着另外一些谁的路窄了。

比如118路和72路公交车，因为车身长度超过了道路实线的宽度，所以在某个路口拐弯时不可避免地会压线，结果3天后这两路公交车突然改道了，公交公司也取消了14条公交线路的部分站点，因为实在承受不了——两路车3天就90个罚单啊！

比如的士，4月22日，由于承受不起一天至少3-4个罚单的现实，集体休息了一天。对于一天只能收入100元左右的的哥来说，不上路亏了一天的份子钱也就200多，上路了罚上个三四单那就是六七百，而且分扣光了就意味着失业。

比如电摩，在这个城市至少有50万之众， 不高的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享受得到快速的生活。然而一声禁令，这些住在郊区的中低收入者不得不更早地出门更晚地回家，不得不转上两三次车让公交来决定自己是否会迟到，不得不支付一天几块的公交费和时不时降临的迟到罚款。

而公交车改道了，的士罢运了，电摩禁止上路了，私家车的路自然就宽了；那些等公交的老百姓，争分夺秒的的哥，住着远在三环外的拆迁安置房却要到城里上班的电摩族，路必然窄了，甚至绝了。

说得根本一些，拆迁无非是城市土地使用权之争，整治交通无非是路权之争，强势阶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名正言顺地欺负着小老百姓。

那么最根本的，这难道不是活生生地在挤压中低收入者的生存权吗？

拿禁电摩说。衣食住行，行是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电摩从中央到地方都被打成了非法，理由是它不符合国家制定的“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这个十年前制定的标准要求，电动车速度不能超过20公里/小时，续航能力不能超过25公里，电机功率不得超过48V。

凭什么老百姓就不能拥有超过20公里/小时每小时的速度？凭什么老百姓一定就要骑着车出去，然后没电了推着车回来？凭什么老百姓上坡就一定要推着车子走？

让电摩生存下来的理由有一万种，环保、安静、灵活、速度快、续航能力强等等，而禁它的理由只要一种，即“不适合在本城市发展”。而只要这么一个理由，上述的所有优点，都变成了他们致命的缺点。——安静，从后面冲出来猝不及防；速度快，刹不住车容易撞到行人；灵活，什么路都可以走容易违反交规；续航能力强……这点我真不能理解为何要加以限制。

城市的土地、道路、公共设施，理应全民平等共享，高效、高速、优质的生活方式，理应全民皆可拥有。我们理应坚决反对，以任何借口为由的挤压老百姓生存空间的政策和行为，尤其那种运动式、突击式的举措——决策者所不能理解的是，对于底层民众，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是巨大的灾难。

事件发生后，媒体纷纷评论：“为教育部门对学校安全保障工作和关于学生相关逃生技巧普及，以及对社会闲散人员树立良好的心理辅导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从中央到地方，一轮又一轮的校园安全大检查、大预防也紧跟着铺开。

然而，正如有媒体评论，“前后只有55秒怎能让学校负责？”的确，教育系统这次是成冤大头了。郑民生报复的是“社会”，而不是校园，校园只是一个凶案现场而已，就像很多凶案发生的公园一样。

“郑民生曾经是一个好人。”邻居的这句话是多么值得被注意。它告诉我们该检讨的是这个让曾经的好人变坏的“社会”，郑民生在被制服后喊的那句：“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他们活！”正是社会深层矛盾爆发的一个标志。

《孔子》中有一段对话，鲁君称赞孔子治理领地有方，说他的领地上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正是评价一个领导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标准。不让郑民生活的“他们”、根本上导致那些幼小生命逝去的元凶，不是王姓领导，不是那些抛弃他的女孩子，也不是把房价炒高的地产商，而是管理这片国土的那个团体，那群人。

郑民生挥刀报复社会，选择了这个社会上最弱的人群下手，原因大概有二：一，糟糕的人生、失败的事业和悲惨的爱情已经让他自卑到了极致，只有最弱的孩子，他才有自信制服，才能百分之百地免于失败的羞辱；二，当没有一个机制能够让他发泄他对人生与社会的不满，他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而在自焚、杀人等手法都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抗体，政府和人民都变得麻木不仁的现实背景下，他只有选择小学生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下手，因为，他们能吸引来更多的注意——既然要同归于尽，他宁愿因轰动而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他，解读他，咒骂他，痛恨他……他供认，他原计划要杀30个小孩。

是的，会做出如此举动，郑民生的神经肯定有问题。但“曾经是一个好人”的他，是后天形成的精神病，是生活不能安居乐业所导致的，是因为生活在一个不能安居乐业的“社会”导致的——试问，举国多少人不是至少处在这种“后天精神病”的亚健康状态呢？

而郑民生，既是这个“社会”造出来的可怜虫，也是这个“社会”放出来的魔鬼，来制造更多的可怜虫，正如那些孩子，那些父母，还有不得安居乐业的所有人。

时时要提防着是否有危险正向自己袭来，是否自己的私人财产会被共产，是否头上的屋顶会在瞬间被挖掘机打翻，是否有精神病人持刀在路上乱砍，这种不能免于恐惧的生活所构成的“社会”，正是一个再病态不过的“社会”。

1941年，佛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公民应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重申了这四大自由：“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是这个“最高愿望”中的最低标准。

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即通常所说的生存权，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再简单点说，就是鲁君称赞孔子的那句：人人安居乐业。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的人，所求并不多，最基本的，不过免于恐惧而已。

2010.4.1 厦门

当那个勇敢的女人把汽油桶高高举起，把生命以愤怒与无奈交加的形式狠狠点燃时，我心里惦记着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从福州联信大厦21楼跳下的35岁电力合同工；一个是福州网民“诬告陷害案”中的范艳琼。

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中，有着和唐福珍极为相似的部分，而在剩下不相同的部分中，我有一个奢望和一个恐惧——我奢望那个电力女工的纵身一跃也能像唐福珍的死一样，引起人们对她所代表的群体的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而范艳琼是否会步唐福珍后尘在病魔与“法魔”的折磨下最终以死来发出最沉重的呐喊，则是这一段时间来心里最深的恐惧。

唐福珍走了以后，听说《拆迁条例》要废旧立新，这自然是件好事。在NZ的四个月里，我见过太多有关拆迁的悲剧：有一个妇女，房子就在鲁迅笔下美好的百草园边上，被强拆后被逼在办公室住了13年；一个汉子，因为拆迁和某银行杆上，全家5口如今只剩他一口；一家三峡移民，在当地受到不公平对待，刚搬进去没多久的新家被拆迁，为了防止他们上访，村干部在他们临时的住所门口安了4个摄像头，24小时监控。据NZ老员工回忆，有关拆迁的爆料信、举报信和上访者一直都位居来信来访排行榜榜首。

假如这一切都因唐福珍的死亡而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还是悲凉？——一个高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的一丝一毫的进步，竟需要牺牲女人的生命来推动。

我想我们真的没有条件过于苛刻。如果她们的死能促成事件良性发展，那我们应该庆幸，这个国度至少还保留了对生命个体的敬畏，对女人的敬畏。但事实上，连这点我们也无法做到。

那个35岁的电力女工，因在“编外人员”的帽子底下无法平衡“最低的收入”和“最繁重的工作”而选择放弃生命，连同放弃她5岁的孩子和70岁的老母亲。她的死亡绝不是因为“轻生”，而是“重生”。在无耻的“同工不同酬”制度被无良企业无限放大并让她所属的群体处于无法颠覆的弱势地位时，她寄希望于她的死亡能够给这个群体带来转机。

但她错了，仅在她的身体从21楼落至1楼的时间里，那个与她所属的群体对立的强势集团早已为她编造了天衣无缝的理由，并为她那封长长地遗书准备好了赎金。

斯人已逝，我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看守所中的范艳琼身上。我们希望改变在牺牲之前出现，希望公正在悲剧酿成之前到来。尽管这样的希望那样微弱，但我们依旧相信奇迹会发生，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推动，持续不断地输出力量与温暖，不断地提醒这个国家：如果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那么再绚烂的奥运开幕式、再坚挺的经济、再重要的国际地位都无法掩盖你的羞耻、挽回你的尊严。

（声明：本文绝无歧视女性之意，相反，我极力地想把我内心对身体上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灵魂上的坚强与勇敢的钦敬之情表达出来。

我想我该更温和一些了。不右，也不左；不激进，也不保守。尽管左后方风景独好，但毕竟只有在后方，才能享受。不可否认，于这个职业而言，这的确是个风雨如晦的时代。

但我依旧希望，活得光明磊落。而唯一的底线，也是主线，不过还是那句：“写出优秀作品，推动公共利益。”

对于南墙的思考，也是类似。和邱靖陈堃在厦门小聚，我们玩笑着谋划逃亡路线。尽管还不至于此，即便至于此了我们也能豁然地面对，但毕竟这还不是一个牺牲个体的时代，不是“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的时代。更为关键地，那样我们的价值变得极小极小。

我想从现代性上来讨论一下“南墙”的性质，和“南墙人”的性质。现代社会文明最明显的三个特点，是“个体本位”、“群己分界”和“契约精神”。而南墙最初的宗旨，云峰在发刊词中写道：“常识与公民性，是我们自始至终的追求。责任与价值，是我们倡导的理念”，这是最明白不过的表述了，与“现代公民”的定义内涵也是相对应的。

是的，“南墙人”至少应该是这个时代标本式的“现代公民”。这是我们的前提，也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尊重常识，坚持世间最让人敬畏的应该是个体的权利而非政党或是组织的强权；我们明白一个现代公民所应遵守他所认同的游戏规则，主动地运用手中的权利并承担应承担的责任；我们始终理性地判断一切，个人的价值只有独立地思考和行动中才能体现。

回到沙龙。我自省没有循着开始的宗旨写积极的文字，总是怨怨艾艾地提供一些吸引眼球的所谓“幕后”“纸背”，实则于南墙的宗旨没有太多的相关，甚至背道而驰。（顺便提一句，原本打算在南墙写的“纸背”系列就此终止，这期本来想写写严晓玲案幕后的重重黑幕和与之相关的福州三大冤案，作罢，有兴趣当地朋友私聊吧。）

另一个自省，是我已经第三次迟交稿子了。这着实是很大的一个巴掌，对于我言语中的“契约”和“公民性”。邱靖陈堃谈及此，也都有些自惭，这在南墙，的确是很严重也很不应该的问题。

不履权责却口称“公民”不过像花和尚口里的“南无阿弥陀佛”。公民性更多的还在于自身日常的锻造，不是在某次散步中举起牌子就是公民，不是在某个案件中引言获罪就是公民。切莫忘记，如朱崇实校长所提，我们毫无疑问地都是精英。精英尚如此，公民社会将遥遥无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仅以自省。愿能自醒。

为我上期和本期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按时交稿，致最深的歉意。

从记三月余，感悟颇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将试图按月在南墙上发一篇以主流媒体记者身份采访负面新闻的手记，取名“纸背”，这种体制内解剖的视角或许会与文章所呈或外部观察有所不同。

本月，呈上范否9月17日法制日报《特大交通事故之后 赔偿上演“踢皮球大战”》，引题“福建德化致9人死亡交通事故牵出景区道路安全管理及非法营运问题 多个涉事部门推诿赔偿”采访手记。讲述在一起让9个家庭破碎的特大交通事故背后，无法呈现在纸面上的肮脏与阴暗。务虚的党性、苟且的政性和污浊的人性在这让人不忍多睹的悲剧中一再地制造更多的悲剧，正如一位遇难者家属对范否说的，丧亲之痛在一遍遍地被重提和放大。

接到题的时候，事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9月的某天，泉州办事处的一个同事带了两男一女走进办公室。提了些烟酒，脸上挂一点暗淡的笑，很明显地带着悲伤，尤其是那个女的。这个女的后来被我列为重点采访对象，叫刘静宏，30岁上下，在这起事件中死了父亲。

车祸发生在7月4日下午4点，瓷都德化的石牛山风景区。

遇难者全部来自泉州一个国企，五矿公司，年龄最长的61岁，叫刘世谦（刘静宏父亲），是公司的副总，事后刘静宏到他办公室收拾遗物，桌上放着他的退休申请；最小的和我同龄，87年生，遇难时刚刚拿到毕业证3天，刚结束试用期转为正式员工3天。一共9条生命。

他们看着镰刀斧头坠入山谷

刘静宏回忆，刘世谦在7月4日早晨出发前接了一个电话，是他以前在泉州一中教书时的学生打来的，约他晚上聚会，他拍着胸脯说，一定会赶回来。妻子听到电话，让他干脆别去参加公司的活动了，这么一大把年纪。而刘世谦反驳的理由是：自己是老党员了，其他活动可以不参加，但这个活动一定要参加。

刘口中的活动即五矿公司组织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确切地说，该公司是去“补习”，而非“学习”。

我党的理论务虚学习从来都是一阵一阵的，今年上半年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风吹得正紧。而五矿公司由于所属外贸行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稍有怠慢了这股风潮。7月初，泉州市学习科学发展观第六督察组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发现五矿公司都在不务正业地忙着生产，把“正事”落下了。一番批评之后，要求该公司在一周内组织一次学习活动。

两天后，五矿公司组织活动的通知就贴出来了，内容为到德化参观中共福建省委旧址，顺便游览临近的石牛山风景区。为表达学习的虔诚，五矿公司还在通知中特地要求不能带家属。

刘世谦作为公司副总和所在党小组负责人，自然不能缺席这等大事。

结果就出事了。7月4日下午4点左右，刘世谦和10个员工乘坐的金杯中巴在距离省委旧址仅几百米的地方跃入山谷，坐在前排的人已经可以看见门前石碑上的镰刀锤子了。

看着它，坠落下去——这大概是最虔诚的补习了吧。

两个余月后，第六督察组又到五矿公司检查学习情况。当督察组的人员向其中一个党小组的两位女同志索要总结报告时，她们忍不住反驳：“我们几乎整个小组都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牺牲了，还要怎么总结？”

他们党小组共7个人，5位男同志全部“牺牲”。

“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这个题吸引我的一点在于，涉及这么多条人命的一个事故，为何两个余月后家属们还在为赔偿而奔波？其间问题一定出在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上。当然也有人通俗地表述为死者家属过于顺从地答应将尸体抬走。

所谓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问题，可以具体分解为几个方面：一，在日常的行政中，存在可以让人诟病的地方，这些地方对这起事故的发生有着隐性的却可能是根本的责任，例如我在报道中所提及的“不被承认的‘景点’、无人认领的‘村路’、渐成市场的‘黑车’”，这些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也都是地方政府日常工作疏忽所致，不能不说无责；二，在突发事故发生后，对事故的处理不够及时，不够人性化。具体说即家属在事发两月余后尚未拿到地方政府垫付或组织垫付的赔偿金，相关责任方之间的互相推诿也未能妥善解决，家属方无法消散的悲伤和日益增多的激愤没有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安慰……

丧亲之痛已让每一名遇难者家属心力交瘁，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有过多的“折腾”，但讨要赔偿和追问责任是他们不得不“折腾”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折腾之后，他们终究无解，指着报纸上的一些新闻事件问范否：“为何这些发生溃坝、泥石流、塌楼的地方，赔偿都能很快下来？”

而范否的答案是在涉案旅行社的老总口中得到的，该老总在事发后被拘留，妻子交了200万保证金后方重获自由。他总结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出来垫付赔偿金，不愿意主动安慰家属的原因是，“谁表态，谁就有责任。”

神秘消失的遗物

在我采访结束准备离开时，刘静宏给了我一个我自认是这次采访中最让我惊讶的细节。家属们在收拾亲人遗物时发现，几乎所有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神秘的消失了，包括手机、钱包，和戴在手上的戒指。

这让我毛骨悚然。不是因为鬼怪之说，而是按照家属们的回忆，最早对遇难者施救的是当地村民，那些在报端被大肆褒扬的淳朴村民。

当然，这只是在排除了医护人员和消防队员之后的一种猜测，算不上定论。但即便只是一种猜测也让人害怕——是谁，在这个世上最应该被尊重的死亡面前，还敢作出如此肮脏的行为？

那么，无论是谁，请看一眼那些遇难者家属们的眼神，那些渴望得到亲人最后遗物以作永恒奠念的眼神。

范否的话：

我曾经很努力地尝试从我国自诩人民民主的冠冕堂皇中去肯定这个国家，从我党组织性的本源中去肯定这个政党，从我民与我同血同脉的朴素情感中去肯定这个民族。

但我在强制肯定与无奈否定的挣扎中一次次失望。失望了我也推卸不了责任，无论国家、党还是民族，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否定的是我自己，以致每一次否定时，我都十分纠结。

但或许不会太长了，正如反右期间受到迫害的北大女生林昭，对一个团体失望至极时会有更顽强的反抗。她在狱中用血书打破一个信仰，重塑了一个信仰。于我而言，此女当为榜样。

（一）

街边的乞丐，是靠着人的恻隐生存的。老弱病残，携儿带女，卖身葬父……人们往往从他们身上看出些世相百态来。他们的所有行止和故事，往往都勾起我心里的恻隐而让我有极强的冲动想把口袋里的钱放进他们的碗里。

丐帮之说古而有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应属一种行业协会，是同行之间为了维护整个行业（门派）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NGO。对这样的丐帮，我颇有好感。直到近些年我才知道，现实中的丐帮，并非如此。丐帮，是靠着街边的靠人恻隐生存的乞丐生存的。在很多城市，丐帮都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布下天罗地网，把所有乞讨散户强制纳入组织管理，然后将他们进行精心包装一番，让老的更老，弱的更弱，病的必绝，残的必残到让人揪心……基层乞丐乞讨所获收入则尽数上缴，组织上再发点仅够活口的工资。

那么，我们放在他们碗里的钱，是帮助弱者，还是支持无耻的剥削？

（二）

一直以来，各地“小姐”被杀、被强奸的消息高频率地见诸于各种媒体，鲜有中断。来自多个研究者和NGO的调查也证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胁。南方周末在2007年对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状态做过调查，得出结论：社会应该有一种责任感——生命权高于社会风化。

妓女的生存安全，是所有国民和这个国家的尴尬。对于国民而言，是生命权和社会风化的尴尬；对于国家而言，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尴尬。国民的尴尬尚容易解决，即便心存鄙夷，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同意要保护生命权的。但国家的尴尬，因法律和制度权威性的限制，而变得无可调和。

按照我国的法律，妓女是非法的，但从国家保护国民安全的职能和义务上说，理应涵盖到任一职业。自然，出了安全事件后，警方会给妓女讨回公道。但保护公民安全需要靠的是提前的立法、规范制度、部署工作，而非仅仅被动处理。

那么，当妓女安全受到侵害越来越普遍时，国家是应该搁置工作性质的合法性而保护妓女生命权，还是该以工作性质非法为由任其自生自灭？

（备注：以上是从体制现状角度出发，试图说明尴尬之处。而本人一贯立场为性服务工作当合法化，从道德上也无可厚非，毕竟靠自己的辛苦赚钱，都是高尚的。）

（三）

2009年7月14日，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接到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送到的《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书称，将于7月24日之前对“公盟”实施行政处罚，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项合计142万 多元。“公盟”负责人XZY随即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苍天在上——公盟要被处罚142万多元”一文，对政府迫害民间公益组织表达了强烈抗议。

2009年7月29日早5点左右，XZY被警方带走。8月3日，公盟决定接受社会捐款缴纳罚款。

随后的几天twitter一直有讨论，是否应该捐款缴纳罚款。网民的尴尬在于，要解救XZY解救公盟，就必须缴纳罚款，但缴纳了罚款就等于接受了这个荒唐的处理决定。

那么，是该为保护一位公民话语的代言勇士而放弃他平日所坚持公民常识，还是要坚持常识而不惜放弃一个生命？

几点尴尬，雪泥鸿爪。这个国家让我们和它自己时刻挣扎于保护生命权的基本常识与不尽人情的法律、制度、政治之间。我不得不承认，为了生存，我们常常要无奈地放弃原则和真理。

我们依旧会把钱放在乞丐的碗里，即便违背了自己的原则而支持了无耻的剥削。因为就算是被剥削剩下的那一丁点，也可能是乞丐们的救命稻草。

国家依旧在保护妓女的安全，尽管法律、制度上死撑着不为这个职业而让步，然而在自掌嘴巴自相矛盾中，警察还是被部署在了非法红灯区的周围。

公盟依旧发出了接受捐款的公告，网友们依旧把钱汇到了那个账号，即便知道罚款和罪名是何等的“莫须有”。

我只是举了生命权做例子，而在现实中，我们分秒不在矛盾中生存。我们痛恨当局的腐败、极权和专制，但我们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依旧要为这个被它控制着的国家思考。

我身在一个党报，我常常被要求做一些正面的宣传文章，尽管也有新闻所在，却大多不痛不痒。但，这些正面文章只是保证了这个报纸的生存而已，生存以外，我一样可以做很多真正带来公共利益的文章。

在这样一个时刻需要弯着腰过活的国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往往并不通用，至少对于一个有公共抱负的记者而言，饿死了，你保住了你的气节坚持了你的真理证明了你的常识，却放弃了更多为苍生命笔的机会；而委屈了若能求全，也不失为大丈夫的一种气节，当然，底线是你的“委屈”不会有损于公共利益。

附：工作以来的一些负面报道：

福州电梯年检两陷提价之困  被指民意缺席导致合法悖理

南平“医闹”事件显示政府“一闹就给钱”的解决路子已走到头

福州户外广告洗牌重拍  有关部门被指与民争利

视点调查——疑云难散 闽侯“组织替考”事件了犹未了

“控辍”一票否决制逼出“组织替考”？

在我的语境里我不多做概念解释，我将毕业作为一条线划在二者之间，想必容易理解。线的虚实，凭君把握。

在龙岩采访时，我遇到一个公安局长。他让我在他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等了一个半小时，我准时，他迟到。我接连看了四批人进出他的办公室，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表情严肃。

轮到我的时候，我坐在他的对面，他依旧忙，不断地接电话。然后，开始用他背好的台词回答我的问题。

20年前，他是漳州某区公安局的一个民警。后来他提出了110“报警服务台”的概念，漳州110因此声名大振。他当了公安局副局长，一支警察队伍带得漂漂亮亮。后来被调到龙岩，几年后，龙岩市治安180度逆转。到我采访时听说，他正在把龙岩110往香港皇家警察的方向打造。

采访以前先有耳闻，他不近人情。所以漫长的等待我没有怨言，甚至满心欢喜；对他用背好的话回答我的问题，我也没有在意。在媒体前，能够将自己的本职依旧摆在第一位的公安局长不多，他很清醒；老老实实地表现出他是在背文章的公安局长也不多，很多人都在假装背出来的都是自己说的。

年近50的他身材清瘦，脸庞刚毅。有人用一个外号形容他——“郭疯子”。这就是他的生涯。

还有一位公安局宣传科长，年龄和“郭疯子”不相上下，身材魁梧，满脸横肉。他现在是宣传科长，20年前是宣传科员。他原本可以去更好的部门，却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受到惩罚。他向我诉苦，宣传科员是最尴尬的职位，写得好，领导让你写一辈子，你永远爬不出那个办公室；写得不好，领导让你滚蛋，你屁股还没做热就得爬出那个办公室。

他的工作就是写稿，请报社记者吃饭。他的追求就是爬出那个办公室，爬进另一个办公室。这是他的生涯。

工作以来，我接触过很多类人。高层或者底层，有产或者无产，官或者民，知识分子或者流浪汉。我从来认为，一个人在精神上是不是精英、在思想上是不是贵族比任何地位身份都重要。然而，在五星的宾馆里，在丰盛的酒桌上，在敞亮的办公大楼，我鲜见拿自己的生涯当回事的人。因为他们只拿生涯当饭碗，当跳板，当捆绑自己的绳索，当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丝毫揉不进理想，更谈不上为自己的生涯而骄傲。

我追求最精彩的人生，不是好，也不是坏，不是安稳，也不是跌宕，而是精彩，是以上所有的总和。

我为我正在步入的生涯感到骄傲。正如我们一样，我们选择聚在一起，我们选择每个月交一篇稿子，我们选择认真读彼此的文字，无非是想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定一些，生涯更加贴近理想一些，理想更加融入生涯一些。

愿我们理想不死，享受生涯。

谨引《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不知为什么，我心在特别先搞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里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股劲，希望自己看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回头地走啊走啊走啊……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