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逮住的猴子暂时关进了附近的东湖动物园里。这个背景下，报社同事决定去东湖动物园做一个追踪报道，而为了凑热闹顺便免费游玩一下动物园，我也跟着去了。

进了动物园才发现，原来它就在我之前来过数次的东湖公园边上，我却一直不知道这么个地方。随后，我们给这只猕猴拍照，议论他、逗他、看着他在笼子里窜来窜去。动物园老板老赵介绍，虽然动物园里最大的一个猴山里住的就是猕猴，但他们不是一家，如果这只猕猴闯进他们的领地，只会被打死。于是，这只猕猴只能跟另一只短尾猴同居在一间小笼子里。老赵说，那只短尾猴原来是别人养作宠物的，后来不要了，送到动物园里，脾气温和，跟这只猕猴还颇能相处。

这个五六平方米的小笼子里，从此将居住着两只猴子。这个下着小雨的上午，猕猴与短尾猴同住一笼，在笼子里偶尔蹦来蹦去，不时爬上笼子里竖着的那根约两米高的断枝。有时，两只猴子似乎在说话，在互相抓跳蚤。而另一些时候，在湿漉漉的笼子里，他们蹲坐在某一处角落，独自发呆，任我们在外围观。

说起来，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动物园，园里的动物，自然也是蜗居在此。即使是旁边那个所谓的猴山，不过是个高约五米的假山，居住着十几只猴子，空间也不宽裕。不过毕竟是群居的猴子，活泼了许多，总是在打闹着。

这样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除了我们外，动物园里一直没有其他游客。每只动物都在自己小小的天地里呆着。在动物园里待久了，我突然也感觉到他们的寂寞。我们围着那只猕猴转悠时，附近孔雀笼里，一只孔雀突然长啸一声，开了屏。那只孔雀的羽毛似乎有些稀疏，但还算中看。它就这么竖着羽毛，在笼子里走来走去，其它孔雀则淡定地待在一边。过了很久，可我们还在逗那只猕猴，它不知不觉又收起了羽毛。

而一只母狮子，突然低吼了几声，那狮子笼离我们很近，我们转身看她时，她在笼子里徘徊着，又低吼了一声。音量不大，但那确实是狮吼，直到我们离开这里，她才停下吼叫。

从猴子笼稍走几步，一个笼子里关着一只狼。我似乎看到了它的不满，因为它在笼子里始终没有停步，走来走去像是在找出口。

一只食蟹猴蹲在笼子里，笼外的说明中称，食蟹猴胆子很小。于是我就想试试，突然冲上前去吓吓他，他一动不动，却张大嘴，做惊谔状。我再试，他还是惊谔状。等我要走开，他却盯着我，好像想让我再吓他一次。

不知不觉已经11点多。我们准备离开，走到了门口的猛兽区，看到蟒蛇馆里，几只蟒蛇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似乎闲得蛋疼，那些供他们捕食的老鼠、麻雀， 则淡定地在他们身边窜来窜去。新到的河马果然只露出鼻子和眼睛，在水里游来游去，看到游客，很兴奋地向我们靠近，可我害怕被河马喷水，却始终不敢向他靠近。河马的邻居棕熊——就是《鬼吹灯》里凶猛无比的”人熊”，则兴奋地在笼子里走来走去，可是，我始终没有看到他向传说中的那样，抬起前肢来像人一样 直立行走。

每当我们离开一个笼子，笼子里的动物就从兴奋中逐渐淡定下来。这个雨天的上午，他们的表现只让我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寂寞。我们跨出大门时，终于欣喜地看见，一坨情侣买了票，又走进动物园，和动物们一起兴奋地拍照。

离开前想到谢摄在拍那只猕猴时，对着他说，感到空间突然小了很多，是么？想一想，除了生活空间比他们大很多，和这些动物们相比，我们真的比他们自由很多吗？

我的老师陈佳裕走了。他走之前，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去看他一眼。又是一个终生遗憾。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人生不要留下遗憾就好。遗憾的是，我做不到这一点。那天晚上，匆匆赶到二院，站在呼吸科病房门口，看着里面五六名护工忙忙碌碌地帮他整理衣服，头脑一片空白。在这间隙，盖在他脸上的白纸掉了下来，我看到了他的脸，和我脑海中的陈佳裕老师相比，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却不一样的惨白，却不同寻常的扭曲。那时，我仿佛感受到了他临终前的痛苦。

然后，他的家人站在床头，没有哭，眼睛红红的，表情木然。

回想起来，与人称“大叔”的陈佳裕老师相识不过半年，觉得每一次与他聊天，都颇有收获。本来还希望有一天，能再和他聊聊天，再跟着他做条新闻，没想到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世间再无陈佳裕，关于他的一切传奇都已落幕，而忝为他的“关门弟子”，我也只能在这半年多来的记忆中，尽力去搜寻一个自己心中的“大叔”，自己记忆中的“陈佳裕老师”。

认识大叔

新人第一次参加的部门例会上，被称为“大叔”的陈佳裕被定为我的老师。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过了好久，才依稀知道，大叔是我们社会部的首席，是最牛的记者。但那次开会结束后，他只是笑着说，这小子很壮，以后采访时要打架可就不怕了。不过，我记得的，是他的笑容很温暖。

刚开始，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习惯，不过，几天之后，渐渐适应了，才发现他的方式确实与众不同。刚开始时，因为跑口聊天中，大叔和那些警察都用闽南话聊天，我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在聊天之余，也感觉出了一点味道。大叔总是很快的时间内完成了采访，条理清晰，事情前因后果，也一清二楚了。

有一天在采访车上，大叔跟司机聊了几句，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要尝试一下采用创新的手法去写稿，要多试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大叔说的很简单，但这一句话却惊醒了我。虽然直到现在，也许我还没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但大叔的这句话，却让我颇为震惊，直到现在仍然记着。

之前在写个人年终总结时，就写到，印象最深刻的，是跟着大叔做的一个监督题，关于惠安的豆腐渣村道工程。这道题难度颇大，我们上午本来出发的就有些迟，之后找各个采访对象，还花了一些时间，不料，每当采访一个人时，大叔总是三言两语就切入主题，很短时间里就能采到所需要的信息。到下午4点多，大叔说，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这时，我还没有回过神来，还在想，这个稿子到底能写成怎么样。但没想到，第二天出来时是一个整版。后来，我仔细阅读新闻的每一个部份，才发现，各种信息其实已经十分详实了。

之后还有一次，惠安一小学抗震能力为零，却依然继续使用，我跟着大叔，同样也就是在学校里转了一下，又去教育局等机构转了一下，没想到却又写出了一个版。——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和稿件后来被撤了，并再也没有发。

但现在看来， 两条新闻，却让我开始认识大叔，却开始让我把他和另一个整天写各种常规新闻的记者甄别开来。

大叔的另一面

不知道社会部还有谁和大叔一起打过牌？幸运的是，我和大叔打过。已经忘了是哪一天的事了，就记得那是个闷热的雨后，我和大叔和福安坐在阿标哥的店里，三人相对无言，见桌上有一副牌，大叔就拿过来，突然跟我们不见一人两个开始打了，打牌的时候，大叔还是很风趣的。这算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吧。直到现在，跟大叔一起采访的很多事，我都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却还依记得。 

有一次，大叔交完稿留在部门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回。见我们不少人也都在办公室里，大叔便和我们坐着一起聊天。这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对媒体的认识，有他的一些经历。我记得他说起媒体，说起南方周末的方舟评论，说起凤凰台的一些栏目，言语间颇有见地。那一次，我突然觉得，虽然平时大叔做社会新闻，冲锋陷阵，打打杀杀，颇有大将的气慨。但这一次，却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点知识份子的情怀。

别了，老师

大叔的追悼会结束后，一天有人问我，会上你向大叔的遗体鞠躬时，在想些什么呢？我如实作答：当时头脑一片空白。真的是这样，在医院病房里，在太平间里，在殡仪馆里，有太多的时间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而另一些时间里，充满的不相信与不解， 眼前这个人真的已经走了吗？眼前这个人真的是数月前还与我谈笑风生，真的是两天前还有稿件见报的那个大叔吗？

世间再无陈佳裕，一切终成定局，这段时间常听有人历数多年来他的传奇事迹，感慨之余，也只能接受斯人已远行的事实。我辈新人多须努力，可在冬季的寒风中，只想默默地说声，别了，老师。

所以真正能拍出关于一条街的那照片的，肯定不是我。我对于一条街的记忆，也许是残破的，那些记忆里的画面，在我的镜头下，也显得粗糙。

不过，因为答应过那位编辑，要帮他找一些照片，我找到了部份以前刻的光盘，那些光盘里，还是有几张照片，部份记录了我眼中的一条街，从南门到KFC那段路上的一些东西。

出了大南门，另一边就是南普陀了，所以这里有总有南普陀的高僧们活动的痕迹。除此之外，卖电话卡的、卖报纸的、卖香的、卖各种手工艺品的。久而久之，也许他们的在孔已经颇为熟悉，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南普陀的高僧们来讲，也是这样。

可能对我来讲，一条街上有三个常去吃的东西，KFC、MCD和MLT。所谓MLT，就是Ma la tang（麻辣烫），在一条街上某个路口向下延伸，在那条小路上，聚集着几家川菜和几家MLT。这里，有时被戏称为”一条沟”。

一条街要拆了，沿街的店铺一家一家关掉、清仓，之后，这股风吹到了一条沟。川菜馆也一家一家地关掉，最后坚守着的，就是这些MLT。它们，也成了一条沟里最后一个被围观的角色。

这张照片摄于某个周末的夜晚，照例，随着路灯亮起，一条街进入夜间的高峰，沿着店面的街上，已经拥挤到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站定，再举起相机找一个好的角度。不过换到靠着南普陀围墙的另一边，几乎没什么行人，结果我拍了这么一张什么都有的照片：深蓝色的天空、昏黄色的月光、被灯光照亮的路牌和满街的行人。

08年5月，一个废弃的模特。这时候许多店面已经人去楼空，在某棵树根边上，这些东西随意扔着，已经不需要了。

一条街KFC门口，08年5月的一个下午，街上几乎没人流连，镜头里能拍下的也只是行色匆匆。这间KFC被拆掉后，虽然在西村对面”重生”，人气也逐渐开始恢复。不过，就不久前我刚去那边看到的情景是，那里仍然比不上当年的一条街。

多年前某一期《厦大经纬》，曾在头版的倒头发了一篇《一条街的死亡与重生》，这个标题是我想出来的，现在看来，一条街还没有”重生”，这种模式是自发形成的，在厦大周围，也不再可能产生。至于西村，它就是西村。

第一点是关于要如何写新闻的。有一天跑部门回来，在车上，我的老师陈大叔突然转身对我说，我们现在应该多尝试用创新的手法写新闻。（大意）不得不说，当时这一句话对我的震动还是很大的。即使作为都市报的新人，稍微跑一段时间新闻，基本上也就熟悉了都市报大部份新闻的写作模式。一但习惯了模式，就难免在面对某一个新闻素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这些熟悉的模式，把一条新闻写死。从某个角度来说，把一条新闻写死，也就把一条新闻看死了，自己就很难再尝试从不同地角度去挖掘新闻背后的东西。一条新闻总是要有至少一个新闻点，那么学着挖出一个点来，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是关于采访的突破问题。在跑现场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个麻烦就是如何突破现场的僵局。在突发事件中，面对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时常束手无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介入事件，融入现场。那么，也许我需要提升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地融入一个现场呢。

比如7月30日，我采了一条“14岁小孩溺水身亡”的事件，在现场，遇难者家属泣不成声，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的采访。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开始向现场的围观群众发问……最终我虽然采到了这条新闻的大部份信息，不过还是深感自己采访效率较低。

同城的东X早报也派一记者一摄影一实习生到现场。这个记者到现场后效率很高，直截了当地就开始向受害者家属及围观群众提问。虽然他提问的方式让我觉得带有不小的攻击性。不过不得不承认，他的效率确实很高的。

可能是我缺少这种直截了当做事的勇气，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还不敢迅速地下手，当然这种技巧也许在不断地训练过程当中，还是会逐渐提高的。

洪老大也说到一点，也许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到现场采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抱着看热闹的动机进行，介入它也许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件的解决，也许是为了让这个事件变成一个警示—-当然，要用恰当的办法去沟通。

关于这个突破问题，在泉州还有一个麻烦，因为我几乎一点闽南话也不会说，所以面对一个都是本地人的现场的时候，该如何介入他们，我也束手无策—-既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要如何跟他们说起。也许在这一点上，我应该多向那些同样也不会闽南话的记者们学一学。

第三点是同城媒体的竞争问题。由于之前对泉州的媒体不是很了解，也没有来泉州实习过，所以对泉州的媒体环境完全没有体验，顶多只听一些人谈过。这一次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泉州的媒体环境。在采访“14岁小孩游泳溺死”事件时，由于东X早报的记者比我们来得迟，他们到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采完了，正准备找遇难者的一个亲戚带我们去看看遇难者落水的地方。不过派车的东X早报还是快了一步，直接把该亲戚接走，我们只好打了一个摩的跟在他们后面，没想到还是摩的灵活一点，我们居然先到达了现场。

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影响到我对整个事件的采访，不过结合到东X早报的那个记者来时对我颇不友好的眼神，多少还是有点不爽。也许是之前在厦门实习的时候，见惯了厦门的海X导报、厦X日报和厦X晚报等媒体记者之前差不多一团和气的场面，这种场面一时还无法适应。

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态也许决定了不同地点的媒体环境，这点也许只能慢慢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