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望

8月似乎就是用来熬的日子，或许熬到9月，就算出头了。想来2010年的8月，竟是没什么可以留给日后念想的璀璨瞬间。如果不是先后有两个朋友从外地过来，我或许都不愿意在这暴晒的天气离开这个城中村半步。这就是苟安吧？幸而宿舍里却是清凉世界，位处一楼的蜗居就有这个好处，而白天自来水却是自来温。

有一天我在店的楼顶，摸着我们的广告牌，捏着那个铁架子，心里在想，如果台风真的来了，这个铁架子能否招架得住？还有那个铁棚、隔热网，要是被掀走了可就不好了。我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在乎天气，以前风雨阴晴于我似乎都差不多；当天气与切身利益相关联，我不得不承认“屁股决定脑袋”。

如果说今年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回想都骇然的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些与马尾有关的故事，而是我的的确确是在店里睡了半年的沙发。现在我或许没什么擅长的，但有一样功夫却是练到家了，那就是等，我说“我比出租车司机还能等人。”

但是能等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耗得起，于是有的人等不起，也就有的人等不到，最后悲剧往往就此发生。在指缝间不经意流失掉的时光，尚且难以估量中间或许错过了怎样的机缘，何况，我已经走了这么久，走出了这么远？何况，我现在还逡巡于此？

店里正大兴土木。我能想象得到当最后一道工序结束的时候我的喜悦。吸尘器将会把木屑沫和石膏沫从地毯上吸干净，墙壁上呈现出炫目的主题涂鸦，桌椅布置一新，静待新学年的贵客。

从前的健身房、舞蹈室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桌游吧。我亲眼见证了一个店铺的穷途末路和倒闭，当AJ搬走的时候，他最后的背影多落寞。这不能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我常对老华讲，“家里借钱给我们开店，咱决计不能做砸了。”而老华则说，这两届的校友中出来开店的有好多拨，现在大多关门了；有时一想，虽然现在做的不算出彩，但没有亏，能自给自足也算是一种成功。

AJ搬走的时候，把店里的热水器也搬走了，那是他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店里不能洗澡了，这给了我一个搬出去的理由。后来老华毕业了，他也搬到了曾厝垵，就住在从前的“辛辛印象”旁边。“辛辛印象”曾是南墙友人YJ和LX伏案奋斗的工作室，他们曾在那夜以继日地劳作奋斗，设计出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但最后工作室还是宣告解散，现实总是让梦想变得窘迫，但也令奔赴梦想的征途更加富于挑战、更沉淀。现在我的蜗居、老华的蜗居、店、公寓校门成环形，相去不过几十米，算是互成犄角之势。

月初，在杭州回厦门的火车上，我实在是熬不住站，于是就钻到底铺去睡了。其实这种事长大了之后也只是第二回这么干，并不是刻意要如此，我只是太困了。至于这算是自虐，还是为了防止更虐，我自个也说不清楚。身材长大，是以总得盘着腿以避推车；身边常有瓜子皮落下，滴滴答答的，还有各式的垃圾。虽然这并非怡然自得，但当我钻出来的时候，竟颇自嘲地对大猫说了句拉风的话，“这犹如置身于花海之中。”

其实这比起上一次的底铺之历，已经少了那份信马由缰的牛犊之气；那一次是从雪域高原下来，又在关中、陕北、华山一带纵横多日，回想那时那份肆无忌惮，竟无比羡慕从前。那时TA还对我说，“老邱以后肯定能成大事。”可现在，一切的宏大叙事于我而言都没多少必然的吸引力了，如果可以细水长流地精彩，我愿意为此而做从前不能得改变，不论是变得更杰出或是变得更平凡。

二 苍黄

去年建军节的凌晨，刘和尚和老董说还没看过升旗，于是我和一博便和他们一道。我们在午夜横穿静谧的北大，一湖未名，无限遐想。2007年是中国公共事件元年，而2007年的儿童节算是这一纪元的肇始。老董曾说，“中国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厦门大学这样，与她同名的城市气质如此相像”，浪漫、阳光、平和、朝气、理性；而我补充了一句，“中国也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与她同名的城市气质如此对抗。”

当天到得前门，我忽感尿急，他们都劝我再忍一忍，我却说：“嘘嘘比看升旗更重要，更神圣。”于是我就在那一天太阳升旗之前跟他们失散了。后来我是躺在广场的地板上听着当天的国歌声的，因为我困了。然而在返程的双层巴士上，我们四人都反复谈到当天武警方阵之森然；而立交桥常从我们头顶掠过，我们如此轻盈、翩然。

那一夏，我们常在成府路蓝旗营的万圣书园旁的醒客咖啡聚首，一博那会还在那儿做服务生。万圣、醒客，如此精彩的名字，就值得让我迷恋。在西方的节日中，我唯独对万圣节欣然向往，群魔乱舞，众神狂欢。

众生即众神。

刘和尚常称赞童安格的《我还活着》一曲中那段《长城谣》，“长城外面是故乡”，谁人不向往？

近来忽地发觉了张角的伟大。那句口号是多么霸气，“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老天不长眼，那么便应自己为自己做主。人不自救即自灭，人不自主即自毁。

不过《太平经》云：“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如此，仍是极端精英主义之老套，却不得不承认亦符合当时之现实。

曾有人对我说：“民主以后，要把老毛的头像从TAM城楼上摘下来，换上孙中山的头像。”我大笑，“孙文亦不过靠会党起家，他以暗杀、暴乱为能事，算得上一时豪杰，却算不得万古圣贤师表。以黄天代苍天，不过以一天取代另一天而已，到底还是让天做主，而非人自主。以孙文为民主之代表，大谬也！”

上个月，与薄然兄在金陵玄武湖畔闲踱，都认为十年浩劫固然惨绝人寰，但这浩劫与浩劫的始作俑者老毛都是人间空前绝后的艺术品。这并非企盼其存在，而是因其已然存在而追认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京时曾与迦南君言道，我希望TAM城楼和老毛的头像在未来的变革之后仍得完整保存；我希望TAM城楼上再也不要出现救世主，他们总是以阅览的方式俯视众生；我希望未来的领袖到广场中间去，到人民中间去，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发表演说，一如21年前。就让“南面称尊”本身与南面称尊者一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就让TAM城楼、老毛这一体作为一个永恒的艺术品和历史象征留着吧，它们将永远提醒着人们曾经的故事。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遥遥与之相对。

这是永恒的对视。以北面称仆代南面称尊，以黄土代苍天；从此，不再有黄天。

只是你我都明白，届时，众生未必有此觉悟。如果苍黄本身就是这个国度难以撼动的元规律，那么就继续匍匐吧。

三 人与俑

2010年的邱靖，胆子远没有2009年那么大，也远没有2009年那么义无反顾。那一夏，比起这一夏，相去岂止万里计？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选择在2009年5月底去北京，只是为了在6月初的北京度过20周年的纪念日，并因此罢考并把敲门砖抛诸九霄，这算不算很不靠谱？

可我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这也算是对当初决定的印证，我并非宁顽不化的坚决，而是生性如此，发自内心发自意识如此，经过权衡审慎后如此。我不会容许自己错过一个内心的祭奠，其余的通通为此让路在所不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一夏，我喜欢上了看降旗。纪念日那天傍晚，我来到广场，看着着最后一丝残阳的余晖在西天隐去，五星红旗缓缓落下，那一刻我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这样的念想，在2008年也不会有，从前，我是一个以和稀泥自诩的身体力行者。2008年5月12日那天中午，我扛着一杆硕大的五环旗，和一群朋友昂首阔步、浩浩荡荡地在环岛路上行进。我们脸上都贴着五星红旗，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巨大标语前合影，然后又向会展中心进发——因为两个小时后，祥云火炬将在那里起跑。在随后的三四个小时中，我把自己淹没在人海红潮中和所有人一起发足暴走、竭斯底里地呐喊。我相信那天的人山人海、喊声震天是来自万众的热血、炎黄的至诚。祥云火炬在5月12号这天来到了厦门，我们如愿以偿地在这一天释放了积蓄已久的荷尔蒙，却也意外地在接近傍晚时收到了来自四川的噩耗。国殇的哀痛并不能掩盖对奥林匹克的癫狂，也不能掩盖当初的热忱。

但2009年那一夏，因为亲历的许多许多，我不再愿意为什么南面称尊者做任何辩护，也不会再去和稀泥。

如果你曾暗访过遍布南城的驻京办为羁押访民而设的黑牢，便会发现这个国度的统治者愚蠢得无可救药，对上访还抱有希望的人恰恰是这个帝国最不可多得的顺民，对他们进行迫害姑且不论人道，于策略而言也是病入膏肓的自掘坟墓。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果敢的同胞血脉可以成为地缘政治的绥靖政策之牺牲品；为了掩耳盗铃，尽职守责的迪化知府缓冲了民变，却沦为民变矛头所指的伊犁将军的替罪羊；如饮狂药的申遗热，大兴土木使得众多申遗地区多年后仍然背负巨债和无法填补的财政亏空；为了政党一己煊赫，可以置生灵于不顾，让青少年无休止地操练，以致瘟疫横行闹出人命；举国府县斥巨资维稳，一个号称以工农为阶级基础的政权竟无时无刻不以人民为破坏稳定的“假想敌”，依旧饮鸩止渴。

夫复何言？在红朝建国一甲子前夕，我离开了深爱的北京，只有回到厦门去，才可以暂避这莫名的窒息。临走前，我戏成反诗一首，曰《燕俑》：“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只想做个有知觉的人，而不是任“神”摆布的俑。

四 再负

2010年这一夏，生活里没有那些激荡澎湃的风起云涌，即使是年初关于马尾的那些诡谲也早已尘埃落定。只是过去这一年的沉淀于今日之我未尝没有好处。

不爱身无以保家，不保家无以报国。

我由衷地这样认为。爱身并非作壁上观，而是竭尽所能去做恰如其分的事情。这个“竭尽所能”和“恰如其分”却并非矛盾。

我并非资格论者，却认为人总是背负了一些使命和义务的；而使命是自选的，却不是逃避义务的借口。若为了假大空的所谓“使命”而辜负了真正的义务，恰恰成了罪人。

曾有人说，中国人之所以活得累，是因为一生下来就背负了许多忠孝之道强加给的债务。国家标榜爱国主义，使得许多人无形中自以为国家对自己有债权；至于父母，养儿防老，亦是子女最大的债权人。

我之所以感到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虽然大体归于传统一类，却并不妨碍他们的开明。他们中规中矩之余却也崇尚自由，他们竭尽所能尽到了对祖辈的义务，他们既谙于传统，却也是发自天性。他们深知我的秉性，略加提醒，却不横加干涉。

从前，我以一副挣脱了枷锁的姿态横行了四年，到了第五年，却自觉地拾起那些负重。这固然使我看起来没有那么“洒脱”，但我心甘情愿，心里踏实。

我曾对迦南君说起过，“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干火烧赵家楼那种事情，太没长进。”关于马尾的故事，里头的确有许多我自认为于同代人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甚至连我自己都难免自鸣得意。只要尊重道统、谙熟于收罗信息、精于判断，我辈中人的确可以做到于该出手时出手却也不会连累家人、祸及己身。

而以后的路却还漫长，一套成功的理论往往来源于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印证。在杭州时，曾与生菜君言道：“我们自诩与所谓‘主流’不同，但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生活得比他们更好，那么只能说明我们是不能符合天道规律的失败者，应该被淘汰。”到那时，“螳臂当车”者可就真是螳臂当车了。

半年多，终日忙碌于收银、迎送、装潢、磨牙之类的琐屑事。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常若有思触，方欲记下，文思却如雪夜访戴般嘎然而止。

今日记下上面的话，颇为欣慰，说明生硬的逻辑还没侵蚀掉我所有的情怀。

外头突然下起大雨了，这是今年夏日里极少有的。短暂地，曾厝垵成了一个清凉世界。

2010年8月19日于厦门曾厝垵

后来长大了，逐渐也就有了许多的“不相信”。比方说，我不相信鲁肃是个老好人，不相信刘备是个只会哭的枭雄。而那个儿时曾经在心中奉若神明的诸葛亮，也不再那么光辉。夜观天象之类的鬼话固然不会信，而那种让部将像机器人一样照锦囊行事在我看来也十分扯淡。关于草船借箭，我现在会想，如果曹军射出的是火箭，草船又当如何？关于空城计，哨探一试便知，何至于仓皇撤军？至于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华容道，都是作者杜撰的情节。

其实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什么，因为人家明明白白就叫做“演义”；既谓之演义，自然有编的成分。只是少时只在意三国，却稀里糊涂地把它当正史去在乎。现在通行的《三国演义》，是毛宗岗修过的，至于这和罗贯中的原著相比变化多大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有一点可以确信，毛宗岗成功地将他所期盼大众吸收的人物形象乃至意识形态推销到了九州千家万户。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确像当代官方给《三国演义》作的序里所说的那样，把此书看做一个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而对历史进行任意摆弄的范本。曾经被我视为启蒙的名著，长大了再读，可能会坏了脑子。此种前后反差，不可谓不大。

近来，三国重新进入我的视线，因为三国杀和新《三国》连续剧。

我毫不吝惜我对三国杀这种桌游的赞叹，我的确认为它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诞生是国人之幸。

三国杀中的武将技能，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也深刻地反映了人物性格，如张飞之【咆哮】、赵云之【龙胆】、吕布之【无双】。而各种典故也在武将技能中得到反映，如周瑜之【反间】、貂蝉之【离间】、诸葛之【空城】、许褚之【裸衣】、黄盖之【苦肉】。马超的【铁骑】应与他在潼关之战中逼得曹操割须弃袍有关，夏侯惇的【刚烈】应与他中箭失明扑杀敌将有关。

有的武将技能的设计远比它表面看来的要耐人寻味。如孙尚香的两个技能，【结姻】极好理解，意指孙刘联姻；而【枭姬】一项则大有道理，当刘备洞房花烛之夜，见到新娘子的侍女们都持凶器而立，才晓得他的夫人如此的与众不同，而“失去一张装备牌则可摸两张牌”暗喻着孙尚香因祸得福、有得有失、难以言说的一生。每想到此节，都不由得击掌大赞，这发明三国杀的人当真绝了。

人物间的相生相克更有意思。熟悉三国杀的牌友都晓得，刘备单挑是菜鸟，却惟独能降伏诸葛亮，以【仁德】破坏【空城】；周瑜和诸葛亮互相克制，两雄不能并立；张辽【突袭】手牌，最克吴将，威震逍遥津；颜良文丑【双雄】再勇，也抵不过红牌皆杀的【武圣】关羽；诸葛亮【观星】的精心布局，往往被司马懿【鬼才】一搅局就功亏一篑，仿佛上方谷那场倾盆大雨。

最令我感慨的还是荀彧。荀彧的两个技能【驱虎】和【节命】，正反映了发明者对这个人物了解到了骨子里。荀彧有王佐之才，常常借力打力，辅佐曹操平定北方群雄，驱虎吞狼是他惯用的手法。而【节命】（每受一点伤害可令一名角色补满手牌）正是荀彧强大而又可悲的地方。有牌友感慨，荀彧就是个忠臣命，既不适合做反贼也不适合做内奸，历史上如此，三国杀中也如此。因为【节命】补牌，给主公最多可补五张，给其他人则补不了这么多；而如果同伙都满手牌，荀彧就无法【节命】了。某种程度上，荀彧对于他人来说也如同夜壶，没牌的时候人家才想起他；而荀彧忙碌一生，心属汉室，到头来却辅佐了一个奸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不论如何也难以否认的是，三国杀中，和荀彧最配的主公绝对是刘备，是否也暗喻着荀彧身在魏营心在汉的悲哀？

三国杀和新《三国》连续剧，两股风潮让我的2010年多了许多情趣。而老话题衍生出新样式，正如同陈年好酒，越发醇香。

四大名著若都翻拍连续剧，三国或许是最难拍砸的，因为三国是明白地呈现博弈，不比其他三部暗流涌动。而新《三国》还是给了我许多惊喜，因为它所呈现的是能自圆其说的逻辑，将许多空白的环节填充上了解释，那种近乎指鹿为马的诸葛式智慧淡去了神明的光环。纵然字幕和台词中不乏别字，剧情中也存在着诸如关羽自刎这样大幅的改动，但是新《三国》演绎出了风格，它就是成功的。那个酷像葛优的鲁肃，那副淡定从容的神态、大巧若拙的谈吐、冷静谦逊的风度令人钦服，这才是高瞻远瞩能撑起东吴半边天的鲁子敬，不是那等愚夫蠢货；而张博把孙权演绎得十分出彩，大度与猜忌同生、豪气与隐忍相成、兼听与独断并存，正应了赵咨对他的评价——“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剧中屡屡涌现的阴谋论，诸如孙权治死了吕蒙、曹丕谋害了曹冲，看似夸张，其实或许还真的发生过。剧中频频出现的诛心之语，最能刺透人心，大实话从陶谦、陈宫、刘表这些人嘴里说出来，原著里那些不合人情的YY细节就显得不值一哂了。我更相信、更欣赏、也更喜欢新《三国》里的刘备，他和其他豪杰一样地渴望地盘、渴望实力、渴望成功，但他有自己坚钢不可夺志的信念，泰山压顶不变色，穷途末路也不放弃心中的原则。

对于历史，尚且可以有见仁见智的百家之言，何况于演义？演义中的人物也罢，荧屏上的人物也罢，都可能与历史上的真相相去甚远。然而对这种差别较真已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无法复原的终究无法复原。而复原本身的意义也不可能超过演义本身的意义。关羽的脸未必是红的，张飞的脸未必是黑的，而我们的记忆里留存着许多或许和历史原型相去甚远的“脸谱”们，而这些“脸谱”们却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性格、思考、行为乃至选择。三国已不只是一段历史，三国也不只是一部小说；三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至少是国人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谈资之一。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国已经是渗透到炎汉后裔骨子里头的习惯。

《三国演义》赞扬的是忠诚和信义，维护的是道统和纲常，否定的是残暴和混乱，反对的是奸诈和野心。细想来，这样鲜明的价值观主张倒也不错。

后来也想，其实完全可以把演义和传说看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同地上的影子一样。影子比起实体的确存在着扭曲和变形，但它们却必然相伴相生。原来许久以来，我一直在跟影子较真。

还是放宽心的好。演义逐渐远去，但影子婀娜变化，生出万千思绪。

曾记得那一年在岐山，从五丈原的武侯祠下来，渡过渭河往蔡家坡，看着浊水东流，而诸葛亮竭尽一生都没能渡过这条河。

曾记得那一年在当阳，长坂坡成了一个车水马龙的三岔路口，城外关陵四周，油菜花漫野无垠，关羽的身躯埋在花海之下，脑袋却在千里之外的洛阳。

还是杨慎的那首《临江仙》好：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此间有好水，可以烹佳肴，可以沽美酒，可以沐我发，可以浴我足。上善若水，万物莫之能克，如遇鬼斧；山遇之成峡，石遇之成礁，而土遇之又生万物。而上智亦 若水，无常形而变化万般，盈盆则湖，坠崖则瀑。鸳鸯溪，百丈漈，绝景无数。又有一天下奇景，曰白水洋，百丈河床，平滑如砥，水仅没踝，众人可嬉戏狂欢于洋 上，冲浪激荡于溪中，实乃绝妙去处。

此间有虹桥，跃清溪，跨幽谷，天堑变通途；桥上又添廊庑，故名廊桥，遮风挡雨，御寒避暑，行人休憩暂驻。恢弘者如长桥镇万安桥，妖娆者如棠口镇千乘桥，其余千姿百态者，星罗棋布。借朝晖夕阴，行行摄摄，自成佳图。

又有长辈设宴，席间山珍琳琅，令人食指大动，乡土珍馐，曰牛肝菌，曰一盆血，曰寒草汤，曰米烧兔。

县东南有一古村曰漈下，曲溪汤汤，溪上有桥，桥有亭廊，临水有横庑，涉水有碇步；鸡鸣狗吠，黄发垂髫怡然自得，溪中千条金鲤，人常以桃饲之，皆硕肥，而村中有约，溪中鱼不得钓捕。

端阳佳节，携诸友游弋此境，心愿已足。

午后乘车南下，欲乘火车赴淞沪，至黄田，闻延平大水，道皆不通，行期已误。幸有闽江大川浩浩东流，彼岸峰岭如黛，令人痴醉，久驻。

曾闻明季清初洪门切口，端得畅快，“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只此语，便道尽我八闽河山气象，河山雄壮，人必豪杰，岂不藏龙卧虎？

——庚寅端午之夜于古田县黄田镇

半年来，三次潜入榕城，竟都和闽案有关。只是这次再也没有什么辣烈的炸裂感，似乎平淡如水。昨晚五蚍蜉四缺一，哥几个在风波庄一坐，竟然无多少要说的话。上回来时，五蚍蜉茶酒饭后，甜言蜜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这回竟都不言不语。

广隶说，是大家都默契了，多少话，不必多说也晓得，又何必再重复？眼中所见的，虽未麻木，却早已习惯。这便是我们的国，而我们还要好好生活。夜间，从开元寺出来，榕树下一小伙子弹吉他卖唱，我和老范都往吉他袋里放了点钱。广隶说，他唱得一般；我说，在福建这样的很少，不容易。

就在往马尾的车上，我还跟广隶说，很可能马尾这边判三缓二，然后福州中院判无罪或减刑，好给官家台阶下也好和稀泥。然而我们千算万算还是高估了司法机关的靠谱程度。无语，还是无语。无耻，还是无耻。

他们的脑子不仅是进水的问题，似乎还进了硫酸，腐蚀得不知道还剩下些什么。脏，还是脏。我再也不会去瞎琢磨什么从某某衙门或某某大员的角度出发，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靠谱手段平息事态，因为这都是伪命题。你看那个姓李的湖北省长是个什么货色，就晓得原来他们也就这点水平。所以也不必太高看福建这头的王八能比湖北的能爬。

我害怕我某一天会在某个行当变得过度职业化，以至于不是现在的自己了。可是，我想得很明白，有的事，已经腻了。理想从未破灭，反而更近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三个家庭的遭遇对我的触动很大，尤其是游精佑，他本来可以安然地过着小康甚至富足的生活。于是我觉得，“主守，后战”是对的。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才谈得上有机会帮别人。面对那些连遮羞都不讲究的脑残衙门，他们对我们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都可能发生。我本就不是什么天性纯良的人，但是出来混，自然很难什么事都做得对，但伤天害理的事绝对不能干。所以对于今天我见到的一些生物，我很难以人类视之。

不让在乎你的人为你担心，还有就是活着心不累不愧，若能做到这两点，本身就很幸福。

虽然我早就发现自己的这种变化。但今天还是自问一句，这算不算是腻了？

2010年3月19日于福州

每次抵达长汀，必定都是在凌晨。从火车站步行至县城中心，晃荡在空寂的大街上，寻个开早闸的小吃店坐着，举箸朵颐，等待清晨第一声鸣笛。而后的徒步路线也与过去一样，从县中心的汀州试院、三元阁、南门街一直走到宝珠楼，而后沿汀江西岸溯至水东街，看完老苏区的毛刘周朱故居，便从天后宫、云骧阁、福音医院走到厦大旧址，逛逛汀州府文庙、城隍庙，最后在长汀西门罗汉岭瞻仰瞿秋白纪念碑。而再而三，如此克隆，越逛越觉滋味。

长汀千年以来就是一方名郡，古城遗迹留存众多，又是客家首府，近代是中央苏区的中心、长征起点，还是抗战时期的厦大校址，故事岂能不多？然而古时的庙宇亭台也罢，近代的革命胜迹也罢，旧迹承载着的无数故事固然经典，而我却依旧认为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更是一道别处难见的风情线。在天后宫和城隍庙，守庙的都是一些和善的退休老人，他们会很热情地给进庙的晚辈们泡茶，客至如归；云骧阁下的江边，常有当地老人聚在一起拉二胡唱歌，在这里听《十送红军》，才觉得是不矫情的赞颂。这里的民风淳朴却不失睿智，日子平淡却不乏嚼头，像透了我特爱吃的那道客家名菜簸箕饭——外头平白无奇，里头的料子本也简单，但嚼起来就是爽。

正月十四的长汀的确是与平日的长汀不同，单看天后宫里供着的那上百盏巨烛，就仿佛听到了正月十五的喧嚣浓烈。元宵节在福建，那是地无分山海，人无分闽客，全境狂欢，各地有各地的花样。而极品狂欢的桂冠，自然属于连城，此生能在连城过一回元宵，也灿烂得够本了。

连城县的火车站名曰冠豸山站，不在县城，却在朋口镇；朋口河穿镇而过，319国道、205国道在此交汇，端的是交通要冲。两年前元宵路过朋口，就见识了什么叫做连城式的热闹，游神的人们浩浩荡荡竟把国道都堵了个水泄不通。那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连城真切地过一回元宵。

连城县宣和乡的培田村有如世外桃源，我们决定在培田歇息一宿，第二天翻过一道分水岭就可以到罗坊。培田村是客家“九厅十八井”建筑样式的典范，村子坐落在群山之中，留存了大夫第、进士第和各家祠堂，建筑精致自不必说，那份山野的恬然却是难得。去培田之前还重回莒溪镇壁洲村的永隆桥溜了一圈，天后宫安好，文昌阁安好。在中国，廊桥、天后宫、文昌阁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绝景，绝景！

元宵当天，我们一大早离了培田，乘车翻过山就到了罗坊。罗坊乡的元宵走古事久享盛名，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周边十里八乡乃至外县的乡亲都会到云龙桥下围观走古事。云龙桥大约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座廊桥了，横跨清溪，亭阁壮观，单是桥墩上垒砌的那几层木排，就很有质感。若不是元宵，平日里云龙桥下的那份平静，简直是幅《寒山碧溪图》，到了元宵这天，却成《清明上河图》了。

罗坊乡的走古事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据说是明代罗坊常闹旱涝两灾，当地举人引进外地的走古事民俗，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按规矩，罗坊乡各房族人会挑出十四个十岁孩童，将他们装扮成七棚主神，每棚各两名孩童，一名扮天官，一名扮护官武将。孩子们都被红妆艳抹，像戏剧里那般打扮，画脸谱、穿蟒袍、戴头冠。扮天官的孩子会被绑定在棚上竖立的铁杆上，半天不得动弹。罗坊的元宵走古事，既是带有祈福性质的民俗，也是一种带娱乐性质的竞赛。罗坊乡遴选出的上百健儿，从大年过后就开始上山练脚，都试图再元宵这天大显身手。

元宵这天上午，罗坊乡那可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这可不是忽悠，因为后来散场时，好端端的一条县道居然塞车了三个小时。现场形成了集市，一些乡亲趁机兜售些水果、玩具，时不时就会有脱手的氢气球缓缓地飞上天空。

走古事在鸣炮中开始，七棚健儿抬着各自的主神绕着乡中心的广场赛跑。这可不是个体的短跑竞赛，因为每棚都是由十来二十个健儿在抬，这种“方阵式”赛跑却又比单纯的体育竞技过瘾多了。只见主神的红影不停晃动，你追我赶，眼花缭乱。

“陆战”完了，还有“水战”。广场上的赛跑刚结束，人群就涌向云龙桥。围观的人们纷纷占据的有利地形，守候高潮的到来。不一时，黑压压的人群就成两线挤满了河岸。“水战”未开，就有当地的汉子下水嬉戏，还时不时地向岸上的人群泼水、扔泥巴，据说挨到了泥水就是沾了“福气”。

正午一声炮响，七棚健儿抬着主神直冲下河，光着脚丫子在河道上开始你追我赶，云龙桥下、北团溪畔顿时呐喊震天。岸边的人群挤成一团，也随着七棚健儿向上游涌动。然而由于人太多，水里光脚趟河泥的人竟比岸上穿鞋的人跑得还快。高潮只一瞬，炫呆了！为这精彩的一瞬，翘首企盼，苦劳半天也值得。

好容易离了罗坊乡，在县城汽车站旁犒劳自己。只“河田鸡”三字就令我食指大动，点了一堆爽口的菜肴，顿时大块朵颐风卷残云。连城县的县城名曰莲峰镇，却是看冠豸山的绝佳角度。平川之上，冠豸山十分惹眼，状如鸡冠，又如莲花。山如其名，镇如其名。

下午，一行人乘车抵达姑田镇，守候此番闽西元宵狂欢的压轴大戏——姑田游大龙。

姑田元宵游大龙亦有数百年历史了，号称“中华第一龙”。每年元宵，镇上及附近上中下三堡村民各户人家各做一节龙身，诸户游龙者各自去请亲朋好友助阵抬龙，近百节的龙身拼在一起，再加上龙头龙尾，在姑田的田野村落间舞动，壮观极了。而龙头的那一户，必定是镇上德高望重且有一定号召力的人家，大家心服口服才做得龙头。

围观罗坊走古事的群众已上万，而前来看姑田游大龙的却有数万之众。下午，姑田镇区的国道两侧就停满了车，各户人家都抬着做好的龙身陆续上山。祭龙头的仪式还请了两个乐团助阵，内中有一个老人家吹唢呐吹得特棒。

傍晚时分，几声炮响，乐团开始敲锣打鼓，百节龙身在姑田镇后的山坡上续接拼起，跟着龙头浩浩荡荡地向上堡村进发。夕阳下的姑田顿时沸腾，老乡、游客、摄影爱好者各自在田埂间追逐，寻找绝佳视角。大龙会先游到上堡村，而后中堡、下堡，最后到镇区。于是我们下山先去吃晚饭，河田鸡自不必说，总之视觉之乐、味觉之乐俱上佳，不虚此行。

晚饭后，估摸大龙回到中堡，我们便赶紧赶过去。岔路口早已挤满人，鞭炮四射，烟花漫天绽放，原来夜中的游大龙却又比白天更炫。皓月当空，只见一条火龙从远处蜿蜒而来，一路锣鼓喧天，天地交辉。原来每节纸糊的龙腹内都点上了蜡烛，烛光将龙身上的图案照得通透。数百米的火龙在闽西的村镇乡野中穿行，壮观已极，好个“中华第一龙”。

我们跟着龙尾巴，随着人流也兴高采烈地游行到下堡，亢奋得不得了。都是爱热闹的人们，只这一宿，就可将积压的寂寞付诸一炬，痛快！难得狂欢，难忘今宵。

有太多太多爱上福建的理由，在这里可以寻觅到许多别处没有的精彩。用心生活，多找找乐子，或许心态和眼界就变得大不相同。到头来才发现，原来我只是想让日子精彩一些、开心一些，而原来精彩、开心，其实也就这样简单。

在返回朋口赶火车的途中，路过文亨镇，只见国道边十来个年轻人抬着一条小龙在夜路中晃荡。龙虽不大，但我分明见到了十来张同样兴高采烈的笑脸。携若干密友佳侣，上元游龙，踏月而归，人生快意如此，夫复何求？

笑。

生活中的千滋百味，即使是身临其境者有时也难以描述得清。这个三月，我们这群人分散在天南地北，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却也有各自的感悟。或是在地铁人潮中搏杀的北漂一族，或是初出茅庐却有牛犊之锐的实习生，或是在海峡对岸交流，或是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里漫步江南，或是在3-19那天直击马尾。

相同的是，我们都在经受生活的洗礼。这其中有细腻平淡的感触，也可能有阵痛后的蜕变。

那么还是来盘点一下吧。

南墙里去台湾交流的前赴后继，丽香之后，又有颜钦。跟大陆相比，台湾的生活总有许多“不同”，作为从海峡西岸到海峡东岸的人，难免琢磨这些“不同”。但你文中所说的“不同”应该是指大陆这边社会中的包容氛围太狭了，人们看问题充斥着戾气。

关于丽香，我就不喊你香哥了。我相信你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广告人。因为你一直很能折腾，江湖上到处都有黄丫痞的传说，以后还会有更多。

明宇窝在东山岛，零距离地感受中国海洋性最强的省份的乡土风情，东山岛是福建的一个缩影。当然于你而言，介时的感想可能是纷繁驳杂的，突然间远离你原来所处的环境诚然能让你易地以处、静心思考。对于理想、现实，你必然有众多的纠结、顾虑。我能说的是，不要太着急了，寻找一种能让自己心安的生活状态就挺好。

马军本期的稿子，给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长期以来，或许我们这13亿芸芸众生就长期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合上对不同的对象过于苛责。还是让我想到卢安克的说的，中国人做事情太急了，急着要立竿见影的成果。而杯具的是，或许这种氛围是千年来根植于我们文化土壤中的，早已渗到骨髓里，变不了。或许此刻你我反思了一下子，但转头还是一样地继续急，继续各种苛责。现实早已让我们有了太多浮躁的因子，又怎能平静，怎能和谐呢？

杨啸写关于电影的东西，这方面我不大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你说得很好，表现手法是艺术的，但“高尚的大旗”要不得。“高尚的大旗”塑造出来的完美常常是伪人伪事。只要生活中还有“低俗”，“低俗”就也应该成为电影以及其他艺术的表现对象。

康康你个讽喻帝，整天嚷嚷自己不大写东西，其实还是很能敲出东西来的。我们要将影射进行到底。

陈堃的生活方式自有一套，读书、修心、会友、悟道，自是好的。对于“闻道”，各人理解不同。对于圣贤之言，我个人向来是以独立的态度对待之。我会把那些圣人先贤的理念和事迹摆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然后用我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凌驾于其上（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凌驾”这个词），做出甄别，不会全盘接收。

鼎琪又跑出去溜达了，趁毕业前的空闲，信马由缰，人生难得逍遥。关于旅途中的各种体味，还是在餐桌边聊更有感觉，就不写进导言里了。

吴丽、传贵，依然持续地关注着公共领域，尤其是司法。其实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我们有太多发飙的理由，但却也比别国的人更早地懂得淡定的可贵。只是各种操蛋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影响，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单纯只是心痛、纠结了，反倒生出一种“清醒的迷茫”（的确只有这个词才可以描述我此时的心情）。近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原来所持的“日拱一卒”理念固然是最可贵，但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你我日拱一卒，党国却飞马横车，这棋怎么走下去？你我想要双赢，河蟹和草泥马的关系却逐渐趋向你死我活，这点在3-19那天的马尾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除了“革命者须先有改良之诚意”，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别的宽慰自己了。所谓清醒的迷茫，或许就是，我以前认为自己是个“远景的乐观者，近景的悲观者”，然而由于我们已经跟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到头来我们却不得不浮躁，不得不急。最后，因为看不到近景的希望，倒衍生出一种很2012的心态来。中国有很多操蛋的事情，归结到底无非两种情况，“对牛弹琴”和“与虎谋皮”，而且两者还经常重叠。

其实我所害怕的，是有一天我们变得“不敢希冀”，变得“不再相信”。而此刻，我反倒觉得远景的似乎也未必有多重要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活得心不累就是一种幸福，我们依旧热爱生活，不论未来的路上是什么，就算是通往地狱，那又如何？只要在这路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坚钢不可夺志，这就是我给生活的回答，给那些洗礼的回答。愿与你们共勉。

终究觉得这期《面对面》柴静专访卢安克的节目是值得极力推荐的，因此特写一篇观后感。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把这个节目视频又认真地看了第二次，并且将其中的诸多对话和旁白当作语录抄录了下来。

在短短的37分钟内，我几乎是在聆听着两个极为平凡又极富智慧的人在向我们展示。时间虽短，内容有限却精辟，而且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甚至于我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思考有可能成为一些有心人日后身体力行时借鉴的它山之石，此刻的抛砖引玉有如播种。

而卢安克和柴静也都是值得我仰望的人，但这种距离感并非遥不可及，反而感觉很近。他们都在人间，并且都在充实地承担各自的角色，这种承担，可谓平常但又非常人所能承受的。

大约我早已过了那个容易感动的年纪，这37分钟对我的触动绝非仅仅是因为对方的善良和、付出和坚持。当年徐本禹用稚嫩的臂膀撑起倾颓的教室，王顺友数十年如一日地翻过高山急流险隘奔走邮路，徐和王的事迹的确能触及人内心最本真的恻隐，而常人因坚毅不及他二人而顿生敬意。

但卢安克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种徐本禹式的付出，其富于远见的规划、深邃的思考和崇尚自由并为之付出一生的魄力，却是我在当代所仅见的。在真善美中，卢安克连真都做到了，故而他能从灵魂深处打动人，并给予他所服务的人以灵魂深处的改变。要实现此种事业，光是善者和坚毅者还不够，也需是个有真心的智者。

而卢安克的故事，除了柴静，旁人恐怕也难以真实、深刻、扼要地展现。听他们的对话，就是一种享受。每一句话都那么精辟、扼要，而且纯粹。真的喜欢上了柴静这个女人，纵然她带上了许多尘世的铅华。但她那些看似并不纯粹的修饰之举，却掩盖不了她依旧留存的本真，她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俗人更深刻地认识、了解卢安克。因为调试光线配合拍摄，摄制组的“刻意”使纯真的孩子受到了伤害，孩子对柴静的信任感因此打了折扣，柴静也因此心存愧疚和遗憾。但柴静却将这个花絮加进了节目中，此举更见其真。当柴静在镜头前跟卢安克讲起她小时候测视力作弊的事，我更觉这个女人配得上“真善美”这三个字。她那些在问答、旁白过程中带上试探、拘束、提炼等修饰的措辞，沉练却不失本真。

而事实上，卢安克和柴静也是多年来在荧屏上进入到我心灵最深处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称得上是平凡、善良、坚毅、智慧、勇敢、纯粹。在我眼中，能同时符合这六个形容词的第三个人还没出现。这样的人间面对面，却是天成。

记得09年2月在安徽泾县查济村和一位大妈长谈了许久，当时就感觉中国农村的教育危机远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严重。这绝不仅仅是硬件、软件等教育资源的缺失造成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在农村靠在农田中终年劳作这种方式早已不能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流动到城市尤其是京沪深穗这些特大城市去打工谋生。中年人长年流落在外，极力打拼也仅得维持温饱，然而邻代血亲之间地理距离的长期分隔却造成了教育的永久性伤害。父母无法在孩子身边言传身教，留守农村的农民工之后在教育上将越走越远，这种教育缺失不但造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隐性世袭——贫者恒贫、富者恒富，而且给社会稳定也留下了极大隐患。

卢安克所在的广西东兰县板烈村只是冰山一角。然而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拥有卢安克，其余无数的留守儿童却依旧缺失靠谱的父爱母爱和家教师教。何况卢安克自己也承认，他只能尽量地陪伴这些孩子，他一个人也无法替代那么多的父母。

然而卢安克的确是个深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他在身体力行地探索并不断地改进他的教育模式。对于板烈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卢安克就像他们的老爸。而对于卢安克来说，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千里马，而他的确是个因材施教并且高瞻远瞩的伯乐。而在传播卢安克的故事这点上，柴静也成了卢安克的伯乐，她知道卢安克的价值在哪里，也懂得如何在短短的37分钟内尽量地让卢安克的思想（甚至是一些柴静自己也认同的思想）影响到观众。某种程度上，卢安克和柴静亦如高山流水般。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然而虽然每个人不可能扮演太多的角色，但是柴静能在体制内通过最高端的官媒传播出这样的故事，的确是难能可贵。

记得09年8月我和一位友人提起过一种感受。那时我还因工作关系接触到过多的阴暗面而深陷在一种情绪之中，虽然当时一时半会还未能摆脱，我却已意识到另一种记者存在的可贵。记者未必非得去揭露黑幕才叫正义勇敢。有一种更难的任务需要记者去做，那就是挖掘这个时代中的一些深刻的感动，平和却能给予人光明和温暖，昭示着曙光。这种任务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还需要一颗坚毅、克制的心，兼具理性、血性和感性。柴静，她做到了。

我认真地记下了这些话语，它们符合人间的“世故”，却最真实、精辟、纯粹。

别人都不习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柴静谈信任的建立。

现在成年人不在孩子身边是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很野。大人会给他们带来文明。——卢安克谈留守孩子缺失大人言传身教的问题。

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卢安克谈“文明”。

说过就忘，一句话不可能，但一起经历过的事情一定会。——卢安克谈孩子对信息的吸收。

这是经过行为来学习，不是说话。说话是抽象的，不侵入他们的感受，应该用行为去学习，更直接的。可能头脑想不到，但他们的感受中都存在，他们已经接受了，但还没理解，但大了他们会回忆。——卢安克让孩子们排练原创电视剧《和平剑》。

最后我们谈和平，谈宽容，谈多样化的生活。这一天班里非常的和谐。这是大家很少感受的一种美好。——卢安克谈《和平剑》。

卢安克认为，人很难被外界强行改变，真正有效的改变只有通过内心自愿的改变。——柴静旁白。

我愿意为你（卢安克）做出来不可能的改变。——一个孩子对柴静说。

这个只能加强我的愿望，想法本来就有了，看了这样一部电影就更清楚了。——卢安克谈及电影《一个也不能少》。

Run like the kite, I can fly a bike。——卢安克认为这是很富想象力的句子，但它在中国教育语境中却是不被容许的“病句”。

犯错误有那么可怕吗？——卢安克谈背离“标准”的犯错。

他（卢安克）想教给学生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一种完成任务需要的才能和力量。——柴静旁白。

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不觉得是退，是越来越接近我喜欢的。——卢安克的教育实践从大城市一步步深入到深山农村，很多人认为他是退了，他却不这么看。

那年春天，我家养了一头又肥又帅的猪。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我不能想想骑马的滋味，何不想想骑猪的滋味。猪在前面跑，爸爸和爷爷在后面追，奶奶和妈妈拿着棍子在前面打。终于猪停了下来，我从猪背上滑下来，定了定神，拍拍猪屁股，强作镇定说：“老兄，你干得不错。”爸爸虎着脸说：“你老兄也干得不错。”我知道情况不妙，撒腿就跑了。——卢安克教出来的孩子写出了这么有灵性的作文。

本来画过的学生要承受别人把他的改变了。——卢安克谈让孩子学会合作。

脑子没有障碍也是自由。——卢安克谈自由。

我觉得这个痕迹属于我，都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承认它，那就等于不承认我自己。——卢安克谈车祸遇险。

他们（卢安克父母）觉得我（卢安克）在他们身边就可惜了。——卢安克谈及家庭与责任。

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如果你不为这些，那你为什么生活？——柴静问卢安克。

有更大的乐趣啊，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卢安克的大实话。

在这样的贫困山区生活，靠的不是一时冲动和兴起，而必须是理解和长久的承受，需要把自己完全地交给学生。——柴静旁白。

孩子是因为天冷，才给我们取火的，但当时因为火的照明不够，达不到照明的条件，中间我们几次停下来，去加木柴，去讨论调整拍摄的光线，这让孩子受到了伤害。——柴静谈“修饰”“有目的”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想影响到别人，反而影响不到。——卢安克谈对他人施加影响。

中国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太着急了。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卢安克的一个观点。

最后的话

一个有很强的精神力量的人，需要有一个支撑他的动力，那你这个动力是什么呢？——柴静问。

肯定是我观察到的一些因素，反正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做了，如果我现在死去也值得，没什么遗憾。学生理解我就说，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那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卢安克如是说。

那些戾气和抱怨的存在，霎时间都成了一种客观存在。学会理解这种存在，但不必给自己徒增新的戾气和抱怨。

就如同面对高峡急流，人人皆欲离蜀，却抱怨旁人不去修栈道，却不见自己身体力行。对于那些随处可见的“理所当然的句式”，我开始一目十行。

对于一个具体的事情，需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要么全程、全面地跟踪到底；如若做不到护航，那么便从旁策应；要么取其中一个自己能够承担的阶段或方面；要么为这个事情寻找一个切实可以托付的人。若不然，大可不必徒然在原地抱怨某些角色没有人承担，因你与袖手亦无甚分别。学会理解之外，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记得过去医生和教师这两个职业都曾被当作白衣天使和辛勤园丁敬仰，现在却沦为普通的岗位了。若称谓前头不打上类似于“支教”这种标签，仿佛也难以提气。

而现在，我由衷地意识到在这个国度有两个职业多么不容易。黑白混淆、阴阳失调的世界里，需要这两个职业去还原黑白、和谐阴阳。记者揭黑，律师辩白。记者把隐藏于“白昼”之中的黑幕掀起，让世人瞧个真切；或是在黑夜中寻找那些给人以希望的闪光点，让人们守候黎明。而律师则须把深陷于黑沼的真相打捞出来，在各种漩涡和暗流中决不沉溺。只是，这两个本该秉持客观理性的职业，却在这个国度被迫承担了更多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角色。“各打五十大板”本是记者的金科，倾向性本是大忌；“有奶便是娘”本是律师的玉律，忠于当事人才是天职。可以用道德谴责违背良知的人和事，却不该用道德去绑架天职。

我不得不承认，不论是记者队伍还是律师队伍都是良莠不齐，为虎作伥者大有人在。现在，我能理解并接受他们的沉默，万马齐喑中的一马亦不配有指责其他马的道德制高点。我甚至能理解同流合污者，但不会宽恕；只有真正的受害者才有权宽恕。如若我亦是造孽者的一份子，又什么权利去宽恕那自己也有一份罪的孽呢？就如同我从不曾在街道办或市辖区作为选民选举过人大代表，亦不曾去竞选，法律和程序尚且保留了些许渠道的权利我都不曾认真行使。还去片面的释放戾气抱怨司法不公？立法时我参与了吗？你我既早已在事实上默许了“被代表”，又何必在此间辱骂云云？这便是，人在做，天在看；人不做，天也在看。

即便积重难返，亦可从权，至少暗渡陈仓还是容易懂的。而那些依旧闪光的，我会倍加珍惜。

就像栈道，会有人修，会有人烧，会有人隔岸观火，会有人逡巡畏缩，会有人等吃现成的。只是各自的选择种下的因，各自承受日后的业报。至于徒然的悔恨，大可不必，只要此时明了什么是选择。

赔偿明细：交通费457.2元、医疗费1145.4元、就医住宿费504元、误工费194.3元，共计2300.9元。对于李蕊蕊索赔的精神康复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认为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受害者李蕊蕊及其家属都认为赔偿太低。

【网易-京华时报】李蕊蕊案一审新闻报道链接如下：

http://news.163.com/09/1212/11/5QB1QS5L000120GU.html

实际上，李蕊蕊案不只是一起普通的强奸案。强奸地点是在非法羁押访民的黑监狱——聚源宾馆，强奸犯徐建是河南省桐柏县驻京办聘用的黑监狱看守。

2009年8月4日凌晨，北京丰台区马家堡的聚源宾馆发生一起“越狱暴动”，数十访民砸开铁门，逃出黑宾馆。这些人不知怎地竟碰巧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李蕊蕊案始得以大白于天下。原来，8月3日当晚李蕊蕊被驻京办工作人员带进聚源宾馆予以羁押，次日凌晨就被“看守”强奸。强奸的发生引起了原本甘为鱼肉的各省访民同仇敌忾，他们才愤怒地团结起来实施“越狱”。

8月初，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报道了李蕊蕊事件，他因此被ZXB勒令写检查（这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

杨继斌报道驻京办黑宾馆强奸案（李蕊蕊事件）的原文链接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8ad41390100fib1.html

8月初，即有业内前辈告诉笔者，李蕊蕊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恶劣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由于临近国庆一甲子大庆，此事被弹压甚严，传播受到很大限制。前辈告诉笔者，本案有三点是极易引起民众公愤的：一是李蕊蕊的女青年身份，二是李蕊蕊的访民身份，三是聚源宾馆属于非法监狱。

众所周知，位于北京南二环的中央信访接待办公室门口，多年来聚集着来自各省的访民。业内前辈称，滞留在北京的访民已超过六十万。而中央信访接待办公室附近的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甚至因此蓬勃发展起访民产业来。

这些访民产业自有低端、中端、高端之分。

低端的访民产业大概就是陶然亭立交桥桥洞里那些路边摆摊的，兜售着一套套文件材料，里面都是去北京各大衙门的路线图、涉访的法律法规以及一些联系电话、注意事项之类。这些文件材料一套也就卖一两块钱，笔者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摆摊者说生意不好做，因为访民大多没有钱。

中端的访民产业大概就是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的小旅馆，他们专门做新访民的生意（老访民早就被榨干了）。笔者走访过几家这样的小旅馆，这些旅馆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或者是心照不宣的“行价”。在8月初的时候，“行价”是双人间一天60元。

高端的访民产业自然就是和各省各地驻京办有“特殊业务往来”的黑宾馆了。各省驻京办各自有专员专车去对付这些访民，把人抓到了就关进这些黑宾馆里，自有“看守”看管这些“犯人”。然而访民常常不怎么“乖”，于是“看守”有时自动转化为打手。黑宾馆大多散布于北京南站、陶然亭、右安门、虎坊路、马家堡、洋桥一带，李蕊蕊事件后，部分驻京办把人员转移到房山、大兴这些远郊羁押。

其实黑宾馆也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原本北京存在大量的上访村，尤以丰台区、宣武区最多，许多访民就躲在大杂院、城中村里头。08年北京要办奥运，为了维护北京首都和谐光辉的形象，为了防止蓬头垢脸的访民在老外面前给中华盛世气象抹黑。所以各地驻京办奉上峰命令要将这些访民收容起来。黑宾馆故而应运而生。

各省各市各县驻京办的人力和财力也各不相同，有米一点的驻京办有专门的小黑车和专门的“捕快”，没米的驻京办就常常得委托京城的派出所出面帮忙。帮驻京办抓访民是陶然亭派出所和右安门派出所干警捞外快的重要渠道，性价比之高不亚于扫黄打非。

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书中曾提到过一个概念“灰牢”。“学习班”“小黑屋”“黑宾馆”都属于这种说黑不黑黑说白不白“灰牢”，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由合法的国家机关设立的没有法律依据的监狱，因此很“灰”。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摄影记者杜斌老师历时八载，写成了一部堪称当代“三吏三别”的图文书——《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教授为之作序《上访者：中国的司法难民》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那些尚未被迫害得山穷水尽的上访者，我只有一个劝告，回家去，过你本应该过的生活，上访没有光明的前途；至于那些不获得正义就没法活下去的人，我的劝告是，不必上访，上访是一条缓期死路，如果你打算‘不正义，毋宁死’，那你要想好，没有人会为你承担後果。”

笔者没有多余的话，在此推荐大家看三本书——施耐庵《水浒传》、吴思《血酬定律》、杜斌《上访者》。

神奇的国度总不乏雷人的语言。今天，我却亲耳恭听了又一条颇有中国特色“喜感”的话语。“被告人张源驾驶保时捷跑车夜间路过事发路段，是为了给父母买水果。”——第一被告人张源的辩护律师如是说。

“开保时捷是为了给父母买水果。”该惊人语录引得庭审现场旁听席上哄笑一片，哄笑中带着听众的不屑和愤怒，雪亮的眼睛从未紧闭。开着保时捷在环岛路飙车是为了表孝心，却夺去了另一个年轻的生命表孝心的机会。受害人邱静不仅失去了继续在各种舞台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因这起车祸造成的脑损伤，已经无法再像常人一样生活。庭审过程中的这个小插曲，给这场人间惨剧带上了几丝黑色幽默。正如原告代理律师所说，“被告人张源超速驾驶的违法行为，不仅断送了邱静一生的幸福，还断送了邱静父母半生的心血。”

姗姗来迟的开庭

2009年11月21日清晨，厦门市上李公交站旁的思明区滨海法庭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他们都在等候8点40分的开庭。人群中许多是厦大的校友，他们早起前来，不仅期待中国的法律能给受害者一个公道，更期待市民的出行安全能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切实保障。而这一天，受害者邱静的父母足足等了一年又14天！

2008年11月7日晚，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女研究生邱静在穿越环岛路胡里山炮台路段一处“废而不弃”的斑马线时被一辆从快车道上高速行驶的保时捷跑车撞飞，一度生命垂危。邱静后来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车祸造成她颅脑损伤、瞳孔放大、智力受损、严重失忆以及生活不能自理。而此前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优秀学生，在钢琴、主持、舞蹈、广告等多领域都有演绎天赋，曾代表厦大赴韩国中央大学做交换生并由本科免试保研。而肇事者张源亦是厦大国际学院07级学生，肇事车辆是厦门永同昌集团旗下万鑫禾公司所有，张源之父是永同昌集团董事长，张源之母是永同昌集团副董事长及万鑫禾公司的法人代表。

当日庭审原定在一处小法庭审理，结果由于听众太多，代理审判员另择一大法庭开庭。相信此次听众之多的确出乎法庭的意料之外，但愿这种或显或隐的民意压力能使法庭在审理案件时更谨慎。

正式开庭，法官、原告、被告相继入席。原告一方为受害者父亲邱先生、委托人梁律师（女）和一位助理律师（女）。被告一方则阵容庞大，以至于被告席需要添加席位，而且这是在所有被告本人或法人代表均不出庭的情况下。原来，此案有六位被告！

众被告方人物介绍：一、被告一肇事者张源与被告二万鑫禾公司法人代表（即张源之母）均未出庭，两被告委托律师为同一人（姑且称律师A）；二、被告三为某保险公司，委托律师B；三、被告四为交警队，委托人为两名交警（姑且称为交警C、D）；四、被告五为公路局，委托人为律师E，另有一名公路局公务员F在场；五、被告六为施工单位建联公司，律师G。上述人员皆为男性。

特别说明的是，交警C是交警系统内相对熟知交管法律法规的人，扮演的是类律师的角色，交警一方的发言主要由他负责；交警D则是本案交通事故的当案警官，邱静之父及原告律师多次向其索要事发路段当晚视频被其以各种雷人理由拒绝。

“三国演义”

在起诉答辩阶段，便可清晰地看出场上大致分为三大阵营。以原告为一阵营，以肇事者与交警为一阵营，以公路局和施工单位为一阵营。

开场第一时间，保险公司方面律师B立即宣布在原告出具相应证明的情况下愿意赔偿，从一开始就进入打酱油阶段，此后基本只重复一句话“和被告一二一样”。

原告方认为：肇事者张源超速行驶应负主要责任，万鑫禾作为肇事车辆出借者应负连带责任，保险公司应付赔偿责任，交警和公路局作为斑马线的监管部门监管不力是造成事故的另一重要原因，施工单位建联公司与原告不直接发生联系。诉求为张源+万鑫禾应负八成赔偿责任，交警+公路局应负两成赔偿责任，受害者邱静在事故中没有过错不应负法律责任。

律师A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他认为万鑫禾作为车辆出借者，其出借行为不是为了谋利，所以对事故不应负责任（对此原告方说张源和万鑫禾总之是一家，最后都要落到张源父母身上）。他同时认为交警方面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是唯一的对事故认定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根据事故认定书中的证人证词推断张源没有超速行驶，而邱静是非法横穿马路，双方应负同等责任。交警一方认为交管部门对斑马线没有监管义务，认为张源和邱静对事故应负同等责任。（此后张源一方和交警一方全程都死咬者事故认定书的唯一合法性，否认原告方各种举证的真实性、关联性或合法性。交警一方一直是“邱静张源责任五五开”论的坚定支持者。）

公路局一方认为公路局只是负责对道路的养护负责，对斑马线没有监管义务，对事故不应负法律责任，认为张源超速行驶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邱静本人也应付一定责任。（自己撇清，两不得罪，试图置身事外）。公路局同时认为斑马线的施工是施工单位建联负责的，纵有责任也是施工单位的责任。施工单位建联认为根据现有技术无法彻底清除斑马线，而且工程已经经过交管部门和公路局的共同验收，认为自己不是本案适合的被告。

在刚开庭时，笔者与到场诸友就感觉到局势非常复杂、微妙。此案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合到一起，本身就很罕见。原告这么做本身就要冒很大风险，同时以一敌六，容易把原本并非铁板一块的被告拧到一块。

此外，每个被告都试图“祸水外引”。张源一方极力试图让原告负同等责任，而交警一方由始至终的言论都是偏向肇事者，两者立场几无二致。公路局一方一开始也强调张源超速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张源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己方的责任就更小。同时公路局把施工单位拉下水想让施工单位给自己垫背，施工单位想澄清自己的同时又不敢把业主给得罪了。而关于斑马线问题，交警和公路局都在强调与自己无关，但同时又保持默契没有攀扯对方。

很明显，本案的两个关键点就是车速和斑马线。原告如果主要追究车速问题，那么主要是向张源和交警开火；如果追究斑马线问题，那就得向交警和公路局开火。

而两线作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曹操和孙权一起对付刘备”。最典型的就是“孙权”公路局一方，本来一开始是侧重于强调张源超速是主要原因，到上半场后来也跟着交警一起强调邱静安全意识不强。笔者认为两线作战是后来原告在上半场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

两线苦鏖

上半场主要是原告举证被告质证阶段。原告律师出具的证据一共有五组，但上半场并没有出具完就中场休息。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和斑马线所起的作用成为争议焦点。

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分钟内，肇事者张源在快车道上驾驶保时捷连续超车，慢车道上被超车的两位车主廖某和杨某成为了事故的目击者。廖某与杨某是朋友，两车一前一后相距四五米，廖某驾驶的是宝马。廖某称自己当时车速为35码许，见到邱静时紧急刹车，杨某称自己当时车速为40码许，见到前车后灯辆也紧急刹车。廖某称自己在离邱静十米左右时开始刹车，在离邱静一米多时刹住。而张源驾车连续超过杨某和廖某，在超过廖某后撞到邱静。邱静被保时捷右侧后视镜刮到撞出五米，后视镜镜片粉碎，车右侧有严重变形。张源在撞到邱静后车子继续滑行20米以上才停下。张源事后称自己当时车速在40码到50码之间。而事发路段的最高限速是在40码。

事发后，张源将车开到离事发地点30米外的路旁（变动了事故现场），交警闻讯赶来，对张、廖、杨三人做了笔录。由于张源本人改动了事故现场，撞击点到保时捷停车时的制动距离就只能依据肇事者和两位目击者的证词了。撞击点是在旧斑马线上，旧斑马线离前方新斑马线7.7米，斑马线本身长6米。张源称保时捷在离新斑马线前方五米处停下，廖称有七八米，杨称有八九米。也就是说，即使按张源本人所说的最小值，制动距离也在20米以上。

张源自行改动了现场，交警称现场没有留下刹车痕，而且交警称张源之所以将车开走是为了怕堵住后面的公交车，所以情有可原。交警一方反复强调根据证人证词张源的车速是35码到40码，交警C说“只有正面碰撞才能计算车速，侧边刮擦很难确定具体速度，所以事故认定书中的证人证言才是唯一可以确定车速的依据。”律师A和交警C都援引事故认定书中的所谓“证人证言”，说受害者邱静在穿越马路是“低着头，快步走”，试图以此证明邱静自身安全意识不强导致事故。

在原告律师出示的照片上，新旧斑马线从肉眼上判断并无区别清晰可见，是废而不弃，监管部门未尽责任。交警C称旧斑马线以通过绿化带隔断、凿除凸出部分等措施来表现废弃，而且旧斑马线并没有配套的红绿灯。公路局的代理律师E称“2008年1月的改造工程验收合格，旧斑马线重新露白是由于汽车碾压雨水冲刷所致。”建联代理律师G称“根据现有技术根本无法彻底清除旧斑马线。”诸被告同时称，邱静作为厦大学生，应当熟悉厦大周边环境，有能力辨别新旧斑马线，邱静本人违法交通法规应对事故负同等责任。

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当交警C说道“新旧斑马线夜间的反光效果是不一样的，夜间驾驶的张源看不清旧斑马线是很正常的。”律师E当时一拍大腿，仿佛豁然开朗。因为旧斑马线果真有昼夜反光效果差别的话，是对公路局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原告律师援引张源自己的说法，“张源他连新斑马线前移了几米都知道，他怎么会不清楚事发路段的路况？”

原告律师举证的证据被律师A和交警C在质证中屡屡否定。如原告出具的事发路段新旧斑马线及交通标识的照片，被律师A和交警C认为“白天拍的照片和夜晚的情景不具备可比性，所以没有关联性。”此前由厦大、交警、受害者、肇事者诸方联席的听证会的发言索性被被告视为不具有合法性。公务员F当场称，不是什么机构都可以擅自组织听证会的，“该通报会根本不能称为听证会。”原告方所作的对厦大胡里山周边师生居民做的关于斑马线的调查问卷结果被被告认为是原告单方面进行的，不具备真实性。原告方请医院、公证处等做鉴定、医疗记录、公证等亦被被告们以“不是第一现场”“原告单方面进行”等为由“不予确认”。当原告律师提到邱静出事之后不久在同一地点又有另一厦大女生在“废而不弃”的斑马线上撞死时，交警C称另一事件的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总之被告们的招数就是，能否定你真实性的就否定，否定不了真实性的就称“肯定其表面真实性，但认为没有关联性”，否定不了关联性的就认为“不具备合法性”。总之他们来来去去就是要以交警出具的有利于张源的那份事故认定书为准，对于其他证据一概不认。

对于滑行距离，交警C称“40码的车速制动距离是11米”（这个学过高一物理的同学都能算），“张源在撞击邱静后需要一两秒的反应时间”。交警方面在庭审时的表现，仿佛他们不是来撇清自己在斑马线问题上的责任的，更像是就车速问题和邱静责任问题来做原告一张源的证人的。

原告律师当庭就十分愤怒，她对交警C说“连张源自己都承认在40码以上，你却处处要将车速压倒40码以下。别说40码，就算以张源自己所称的最小的制动距离也在20米以上，他的车速应当在70码以上！这是我一个外行人在你们这些专业人士面前班门弄斧都能算出来的！”

公路局和建联这两方随后也表示赞同被告一、二、三的意见，认为事故认定书是唯一能反映第一现场真实性的文件，同时由于出自交管部门，所以只有事故认定书具有合法性。

时至中午12点，代理审判员宣布中场休息，下午1点重新开庭。

当时，笔者与范、陈、魏诸君就坐在听众席第一排右侧，离被告席不到两米。眼见交警C洋洋得意吊儿郎当的样子，仿佛成竹在胸。而听众席上邱静的母亲则神色黯淡。离席的人群中一片失落丧气之声。

中场休息

中午众人吃午饭时，普遍对一审表示悲观。老范说，“现在那些被告已经都联合起来了，连公路那边都把火力集中到原告这边了。”公路局方面的律师E在起诉答辩阶段时就说过“新旧斑马线相距仅7.7米，以张源当时的状况，即使是行走在新斑马线上的行人都有可能被他撞到。”可到后来“孙权”从各打五十大板变成主攻“刘备”了，律师E到后来也跟着律师A和交警C强调邱静是“低着头，快步走。”。老陈当时就说，“今天中午那伙人说不定还是坐一桌吃饭的呢。”

纵观上半场：

法官打呵欠，书记忙速记；保险打酱油，交警放狗屁；

公路观虎斗，施工在看戏；被告在逍遥，原告在哭泣。

可气可忧可悲可叹。

审判长发威

 “说好下午1点开庭你们迟到，原告发言你们不好好听，还在下面交头接耳。作为行政机关的代表，你们这样是不是不合适？”

——审判长质问交警

午饭后，我们又回到法庭门口静候开庭。开庭前15分，门卫开始听众登记，众人鱼贯而入。我与诸友最早进入法庭，坐回第一排右侧的位子。只见书记员还在忙着打字整理庭审记录，实在敬业。原告方亦是早早到场，而反观被告席上，只有保险公司那哥们提前到了。而听众席上人数比上午少了一大半，但仍有三四十人。留下来的这些人都在等待一个结果，“低着头，快步走”这一面之词是否会成为受害者与肇事者对事故负同等责任的理由。

1点整，三位法官准时出现，正欲开庭，却见被告席上还空着几个座。这时交警和公路局的人才匆匆赶到，嘻嘻哈哈的还在谈论着他们的午饭（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是大鱼大肉，但可以联想）。其中交警C刚坐下，马上起身脱下夹克离开被告席去上厕所。审判长脸上露出不悦之色。

代理审判员又问张源的被告律师以及交警，“你们的答辩词怎么还没交上来？”这个问题，她上午开庭前已经问过一遍了。律师A上午说只有电子版，交警索性说没有。可到了下午，律师A说答辩词中午来不及打印。

随后依旧是原告举证被告质证阶段。原告律师主要就索赔款项进行举证，如有关邱静父母的职业证明及其收入的证明，邱静本人以往代言广告的收入的证明，邱静父母为照顾邱静而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营养费、护工费的发票收据等。双方的争议主要在误工费和交通费上。具体的讨价还价笔者在这里不赘叙。

律师A听得比较认真，质证积极。因为涉及最后的赔款数额，所以双方各自陈词，拉锯中。期间，被告席上有两三人还经常未经合议庭同意就打断原告律师的发言。

由于关于具体款项的拉锯十分冗长，现场少了些上午唇枪舌剑的气氛。听众席上也有人恹恹欲睡。当律师A结束质证发言，将要轮到交警C时，交警C由于刚才没有仔细听，于是就与旁人交头接耳想询问情况。

本来寡言少语的审判长突然发威，喝问交警：“被告注意一下。说好下午1点开庭你们迟到，原告发言你们不好好听，还在下面交头接耳。作为行政机关的代表，你们这样是不是不合适？还有，以后发言要经过法官同意，不能擅自打断原告的发言。”

听众席上许多观众暗暗点头。而之前趾高气扬的交警C至此收敛了许多。

两个男护工

随后的被告举证原告质证阶段，原告律师发挥得越来越好。

首先是张源的代理律师A举证。律师A说，张源的母亲在事故后为邱静垫付了20多万元的住院费，并在11月7号到1月7号为邱静聘请了两位护工和一位医院的护理。那名医院护理是一名女护士，双方对此并无异议。可实际上，那两名护工都是万鑫禾的员工，而且都是男性，张源之母由于工作繁忙所以请两名公司员工代其在医院现场，所起的作用只是支付款项，最多买点水果之类；而且两名护工的护工费也是万鑫禾公司自己出钱，自己的员工拿回去。可律师A称被告一要求在原告索赔费用中扣除这笔护工费。

原告律师称“邱静是一个姑娘家，她生活不能自理，实际上都是她的父母在照料她。这两个万鑫禾员工所谓的护理根本没有起实际的作用，我们对此不予认可。”

同时律师A提请合议庭要求原告出具能证明邱静父亲收入状况的完税证明，合议庭要求原告在一周内出具。

路人皆知的伪证

 “来，你从专业角度跟她说一下！”

——交警C对交警D说

肇事者代理律师举证完毕后，先后轮到交管部门举证。至此，原告律师紧紧抓住被告们心虚的救命稻草——那份漏洞百出的事故认定书。

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辆快车道上的保时捷，连续超过慢车道上的两辆车（而且其中一辆是宝马），慢车道上的这两辆车车速都在35码和40码左右，保时捷刚超过宝马就撞到了受害者并滑行20米以上才停下，请问，肇事车辆的车速可能在40码以下吗？

交警C坚称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以及事故认定书中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原告律师肯定事故认定书的合法性，但是对事故认定书中一些涉及车速的信息的真实性理所当然地提出质疑。梁律师说，“张源自己称撞人时马上刹车，而交管部门却说反应时间需要一两秒。40码是该路段的限速车速。如果张源的车速是在40码以下，那么你就是冤枉了张源（指没有马上刹车）；如果车速在40码以上，那么张源就是违法超速行驶。这是你无论如何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

交警方面虽然极力试图为张源开脱，但是他们的漏洞太明显，因为滑行的制动距离就是张源超速的铁证！张源和两位目击者对张源的停车位置说法虽有差别，但即使按最短的距离计算也有20米。交警自己都承认40码的车速制动距离为11米，那么现在滑行距离有20米以上，张源的车速有多少呢？

交警竭力说张源需要一两秒的反应时间然后才刹车，试图以此证明张源撞击时的车速不超过40码，但如果是这样，张源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超过杨某和廖某的车然后撞人！

原告律师同时质疑，“你交警说张源改动现场是为了给后面的公交让道防止堵车，可是旧斑马线旁就是胡里山公交站，公交都停靠慢车道上，而张源的车是停在快车道上！”（这点老范之前也想到了。）也就是说，张源变动事故现场虽然称不上逃逸，但根据交管法规已经必须负全责。

梁律师的质问振聋发聩，“你们交警做出这样的结论，要么就是粗心大意，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交警C连忙解释由于不是正面撞击所以无法判断车速。交警C明明理屈词穷，招架不住了，于是色厉内荏地对身旁的交警D说“来!你从专业角度跟她说一下！”

行政机关互踢皮球

“我们交管部门不是道路设施的所有者，只是协调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对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一种宏观管理。”

——交警代表如是说。

“公路局的职责是负责道路的养护，对斑马线没有监管职责。改造工程是施工单位和城管办签订的。”

——公路局的代理律师如是说。

“斑马线到底由谁监管，你们交管部门和公路局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如果都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又在改造工程的验收文件上盖章签字，你们公益行为啊？”

——原告律师质问交警和公路局。

关于斑马线的监管职责问题，交管部门和公路局委托人先后举证。结果这两个部门的委托人玩起了踢皮球的把戏。交警C和律师E引经据典，力图证明交管部门、公路局与斑马线的监管职责无关。

交警C主要强调交管部门不是道路设施的业主，他说“我们交管部门不是道路设施的所有者，只是协调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对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一种宏观管理。”

随后律师E也引经据典，“公路局的职责是负责道路的养护，对斑马线没有监管职责。改造工程是施工单位和城管办签订的。”他说公路局的职责是清理绿化代、填补路面坑洞、修理路缘石等等，但对斑马线则避而不谈。他还强调改造工程的合同是施工单位和城管办签订的，公路局只是参与了验收，但不负有监管职责。

两个行政单位的部门互踢皮球，但又不想撕破脸，既想撇清自己，但又不好明了把责任推给另一个行政机关。律师E更是绝了，感觉如果交警和公路局继续互踢皮球，总有一个要接着，索性想把球踢到天上去，让城管办接着。（城管办的人要是知道了，肯定觉得公路局不地道。）

原告律师大怒：“斑马线到底由谁监管，你们交管部门和公路局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如果都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又在改造工程的验收文件上盖章签字，你们公益行为啊？””、

这时连合议庭的法官都看不下去了。不仅此前主审的代理审判员发言询问被告，就连此前没有发言的审判员都发问了。审判长索性问道：“交管部门、公路局的职责、义务，国家的法律法规都有相关的规定。你们难道自己都说不清楚吗？”

交警C勉强应道：“我们负责的只是一种宏观管理……”

律师E说：“公路局只是负责养护。改造工程的合同是施工单位和城管办签的。”

律师G说：“我们是按照相关技术标准施工，而且工程早已经过城管办、交管部门和公路局的共同验收……”

原告律师大声质问：“08年1月完工的工程，才不到一年就失效了。厦门平时就很少下雨，你们说雨水冲刷。是不是你们行政机关所谓验收合格的工程存在质量问题？”

梁律师精彩陈词

 “张源超速驾驶的违法行为，不仅断送了邱静一生的幸福，还断送了邱静父母半生的心血。”

——原告律师如是说

随着举证质证环节的结束，庭审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代理审判员归纳了双方争议的三个焦点：车速的数值、斑马线由谁监管和误工费。

梁律师在辩论阶段的陈词十分精彩，这是7小时庭审中唯一一次获得掌声的发言。由于庭审现场不能带录音设备或摄像设备，笔者只能凭仅存的记忆，却也难以完全复原梁律师当时那段精彩的发言。

当她说她刚接手这个案子时心里非常难过，她用四个字概括受害者——才貌双全。“这样一个才貌双全、前途无量的姑娘，就被张源一脚油门给踩碎了。”她还作了一个比喻，“打碎一个普通的碗，和打碎一个珍贵的瓷器，痛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个比喻未必十分恰当，却也能表达出一种人之常情，因为我们作为普通人不可能对任何的人和事都一视同仁。

其中她澄清了一个关键，就是此前交警所提的旧斑马线反光效果的问题。这个关键的澄清，也解开了我上午自己也没想到办法反驳的一个困惑。或许旧斑马线的反光效果对于十米开外的司机张源来说的确不清楚，张源看不清情有可原。但是对于近在咫尺的行人邱静来说，旧斑马线的白道道依旧是清晰的。对于不同距离的司机和行人，反光效果是不同的。也就是张源看不清楚旧斑马线的真实性并不能推导出邱静看不清旧斑马线这个结论，从而更不能因此断定邱静非法穿越并据此就得对事故负同等责任。

她对她在起诉答辩、举证质证阶段反复强调邱静本人取得过的各种成绩，列举有关邱静生平的照片、证书和各种资料做出了说明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上午时合议庭和被告都认为梁律师举证过于冗繁），她认为1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索赔并不过分（虽然与事故认定没有关联，但对精神损失索赔有关联）。

她最后说道，“张源的母亲（曾被评为‘厦门十大母亲’、政协委员）曾说‘要把培养孩子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张源母亲本人也参与过很多的慈善活动。那么请问张源的母亲，你能否把你的爱心也分一些给邱静以及她的父母呢？”

听众席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笔者不禁感叹，商界翘楚为企业形象考虑而参与慈善公益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庙堂上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本心本意却有如此之多的差距，岂不令人唏嘘！

被告们最后的苍白

“张源驾驶保时捷跑车路过事发路段，是为了给他的父母亲买水果！”

——律师A如是说

梁律师刚发完言。律师A自然感受到了压力，于是他也试图用动之以情的方式来打动合议庭和听众。他说张源也只是个19岁的孩子，事发之后并没有逃逸，但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张源的母亲也为受害者邱静垫付了住院费等等。但说着说着，律师A却抛出了一句雷人的话：“张源驾驶保时捷跑车路过事发路段，是为了给他的父母亲买水果！”听众席上一片大笑。

客观地讲，该被告辩护律师今日庭审的确表现不俗，谈吐清晰、语速稳健、修辞中的，确实经验老道，也不算辜负被告方的委托。他已经尽力了。

而交警方面也亮出了底牌。笔者认为，客观地讲，交管部门不是道路设施的业主，公路局才是斑马线的业主并对斑马线的监管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交警和公路局都是行政机关，彼此不好撕破脸皮，所以两者此前虽然极力为自己开脱但都没有攀扯对方。个人认为交警方面主要的角色本身就是张源方面的证人角色，而不太像被告。但是原告律师将交管部门也一起告了，的确是有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如果原告不告他，交管部门恐怕根本就不愿意出庭，哪怕是作为证人身份。交警C到最后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都是在向原告暗示：反正不是我负责的，你该明白找谁算帐了吧？

公路局方面，律师E看见交警方面撒手了，也只好尽量地把球往天上踢，想把责任转移到城管办或者别人身上。

而施工单位建联的确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律师G再次强调建联不是本案适合的被告。然而律师G突然大放厥词，说出了一些在我看来很欠扁的言论：“邱静之所以走旧斑马线，有三个原因。一是个人的惯性，二是从众心里，三……”我当时就在想，你TMD隔岸观火闭嘴不就完了么？关你P事。看来建联在本案中虽然被公路局拉来垫背，但是又想在最后关头讨好一下业主，毕竟以后还要生意来往。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写在最后

当庭没有宣判。代理审判员最后问原告和被告是否同意庭外调节。邱静的父亲当庭表现出了调解的意向，但律师A则表示需要回去征求委托人的意见。总之，结果还要下周才能出来。

笔者想说的是，此次庭审中出现过两次哄笑一次鼓掌。两次哄笑是对被告的，一次鼓掌是对原告律师的。这些听众看似微不足道的表现或许会对合议庭以及被告本身都会起一些作用，虽然笔者不敢妄自断言听众一定能发挥多大的影响。

然而，去庭审现场当听众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作为一个公民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一切是看你是否愿意参与。本案中我个人最气愤的还不是被告席上踢皮球的行为，因为踢皮球也不过是那些人为委托人各尽人事罢了。然而我最难以容忍就是交警方面在事故认定书上对张源车速做出所谓35码到40码的结论，这是公然撒谎，公然放狗屁。行政机关的代表在庄严的法庭上、在庄严的国徽下依旧面不改色地公然撒谎，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见证了原告席上精彩的大反攻，也见证了被告席上金钱、公权的代理人们的嘴脸，不虚此行。对于我个而言，或许最心惊肉跳的就是在一天的时间内反反复复地听到周围的人都在提到一个和我同姓而名又同音的校友的名字。恍惚我想到了许多场景。唯有一种心情：去年，他们把给邱静撞了，我没有说话；如若，明年，他们把邱靖给撞了，谁来为我说话？

笔者没有多余的呼吁和赘叙，只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本案。

此时，我亦为我自己身在厦门感到突兀。亦有不少朋友感到奇怪，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怎么不看完大阅兵才回来？”仿佛我的确是错过了。

临走之前，偶得一首歪诗，取名《燕俑》。诗曰：“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诗中数处平仄不合音律，成不了七绝。然而我亦不愿为迁就音律而改动用字，毕竟不同的字在表意和气势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胡亥”未免言过其实，权当附会。个人比较满意“千年俑阵今犹在”一句。三层意思：其一，千年前的秦陵兵马俑如今犹存，而始作俑者秦始皇却已作古，浩瀚的宏梦长埋地下，也不知是否真有阴间极乐供其继续逞威？其二，中国军队踢正步是一流的，一个个方阵机械得整齐划一严肃木然，供最高领袖赏阅，亦是当代兵马俑，兵马俑的功能过了千年依旧有承载。其三，千年的极权主义、专制政权，从来都爱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不惜公费私帑堆就宏大的排场，向亿万黔首彰显这种“俑阵”式的威慑。

其实，在建国门上班，国庆虽未至，却也可以在预演的体验中略见一斑。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在直升机和战斗机的掠过与轰鸣中一点点勒紧，直逼那个万众瞩目的日期。九月间上演多次的交通管制，让这个城市的正常运作都要为之妥协。万事都为一事让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气派，也并非第一次。建国门，身在此处，地名亦灵。

我不能求证的是，操办这样的庆典并且为之大费周章，除了执政党愿意垫付与之相关的一切成本并期待庆典所彰显的意志外，究竟有多少中国公民愿意当局操办这个庆典？而这个庆典是否也体现了中国普通公民的意志？

至少在程序上，我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不曾参与这项决策。但却不能否认，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公民，虽然没有参与这项决策，但却执意认为庆典的操办也是符合他本人意愿并体现了他自己的意志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在这个国度里艰难地进行着生存博弈，却有抱着一种无上的荣耀感来迎接这个日期，并称之为欢度。

阅兵代表着一种威慑力，而这种威慑的对象是谁？如若是要威慑“友邦”，那么“友邦”是否惧怕？如若“友邦”本来就不怕，那么是否是要威慑“子民”？

然而“子民”欣然地期待着这种威慑，因为这些“俑阵”仿佛不仅被“父母官”检阅，也被他们“子民”检阅。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而亦有另一种看法觉得这样苛责未免不妥。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中央政府通过大阅兵“亮剑”，亦能给民众以稳定的安全感。对近代百年苦难记忆犹新的中国人，对统一、稳定、强盛有着强烈的执着。因此纵然个体的人权状况并不轻松，但见到主权彪悍心里也有慰藉。

而即使对于当局来说，政治决策也存在路径依赖。过去三代领导人都做过的事情，按照惯例，胡总也得继往开来。轻易地改弦更张似乎反而会引发偏离旧路径的动荡。于是，中国就按着老路走下去，在路径依赖中难以跳出历史周期律。最爱谈论政治的民族无法直接议政只能围观政治，而文人诗家除了借着国家不幸成就自己仿佛也难以撼动什么。

诚如梁任公所言，此乃一“老大帝国”也。

近来对于问题的执着越发尽心，而少年时泛泛执着的主义至今还无着落，也就不大理会了。中国从来不乏关注国事的青年，然而十个中往往难得一二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研究具体问题。就如同前些天我在整理录音时，听得一法学学者谈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30万才起刑，最高才判十年，比起“贪污罪”和“受贿罪”的量刑，实在是轻之又轻。而由于中国长期没有落实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所以本来按理应该由官员自证清白的私人财产说明却要劳动纪检部门去查证，不仅加大了核查的难度，还耗费纳税人的钱和大量的查证成本，更违反最起码的法理逻辑和道义。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成为了贪腐官员逃避严惩的渊薮，只要一口咬定打死不招，日后一个“保外就医”就鲤鱼打挺了。

凡此种种具体问题，不胜枚举。其实如若舆论能够引导大众逐个聚焦，将这些问题逐个解决，时日一长，水滴石穿，轮廓自然成型，亦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然而现在虽然出现了网络推手，但更容易被聚焦的往往是一些容易吸引眼球的突发事件，而非追根溯源的问题挖掘，因而这些早已遭到学者或业者质疑的漏洞难以引发大众的响应。如何恰到好处地将溯源性的问题挖掘与事件性的舆论聚焦结合到一起，亦是媒体人应考虑的课题。

胡适先生曾说对他本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进化论。人类社会的发展亦如物种进化般，不可能一下子从单细胞生物一下子变成脊椎动物，任何质变总是要经历长时间的演化。而没有什么蓝图是可以预先制定而期求最后的结果是与蓝图一成不变的，空降的全盘移植或是推倒重来后的整体筑造往往会制造更多的倒退。故而，致力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就好比每一个具体的适应过程，当细微的具体问题逐次解决时，宏观的人类社会其实已经在适应中进化了。

云峰提及“九一八”，又是凤凰花开的时节。四年前的“九一八”是我们2005级开始厦大生活的日子。不知不觉，四年就过去了，而四年之后我们从南强到南墙，依旧执着。变化的是，我们正从青涩走向成熟。我还记得四年前的那个“九一八”是个中秋节，我安顿好漳州校区就渡海北返，和妈妈逛了一回中山路。那时只觉思明老城的骑楼区鬼魅般奇幻，像极了广州却又陌生惧怯。而今这里已经成了我人生中一处重要的港口。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聚散有时。

陈堃所坚持的行使权利的公民性，亦是十分具体，落到实处，尊重证据和身体力行。有时想想，自己许多时候亦是选择了得过且过，就连索取发票这种权利都很少行使，的确是惭愧。

秀月能去南方，的确是一次不错的机遇，祝你硕果累累。广州还算是大陆少有的富含自由气息的城市，媒体活跃发达，发挥空间还蛮大的。在那里，你一定会收获许多。

隆兴所面临的境况，与我此刻境况亦有相似之处。梦想总是伟大的。但追求梦想的过程经历却远没有预期中的结果来得绚烂，却充满曲折和不如意。而我也在最近的数日之内不得不做了几个对我未来数年轨迹影响重大的决定，而我始终觉得能做个追梦人是幸福的事情。你若问我该如何选择，我会回答你：继续追梦，求实创新。

张义所写，不知是短篇小说呢？还是实况记录？但我想总是与你的工作和生活真实见闻相关的。文中还提到了翔子和老范，或许日后我们的生活中，真的会遇到这种与我们预期很不相符的尴尬局面。诡异处即是精彩。有时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黄丫痞在台湾有时间逛夜市，还是挺逍遥的嘛。由于台湾的“稀缺性”，所以期待你多写些跟台湾有关的文字哦。电视机，对我来说好遥远啊，我现在整天优酷。

林纯所谈无差别人性，让我想起了一个句式“没有无缘无故的XX”。或许一个正常人在呱呱坠地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后天经历中不同时段的际遇对他微观事件上的选择和立场会产生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仅看表象难以发觉和理解。然而，人在某一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环境中有时候不得不仅以结果评价，如果人的选择造成了一定重大后果的话。这时，人性的善恶与否与个人承担的权责或许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了。

而运杰提到的或许是一种集权秩序下特有的放大效应。集权秩序中，不同层级的人员的权力来源往往是自上而非自下。所以民选秩序下的政客们往往要花大力气讨好选民，而集权秩序中的官吏们则要花大力气“揣摩上意”。有时候，高层的领导者未必就是个多糟糕的人，然而其点滴的瑕疵往往都会被作为“上意”放大，引发下级效仿。而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官吏们也如履薄冰地等待着“上意”，“上意”未达，他们便不愿承担责任。

黄老浣今番议题煞是敏感，但你留给大家的讨论纪录还是很认真很有借鉴意义的。然而政治事件中的角力往往难以单纯地二元划分，各种明潮暗涌诡谲如漩涡般难以捉摸。只是“政府使用了过分的暴力”一评价我以为并不太过分。

吴丽剖析GM事件中的一些细节，也将志永这个身体力行者拉下了神坛。然而你对公众缺乏对GM事件的深度追问的失望，正如我导言最开始所提的疑惑一样，人们更多的关注突发的事件和人物，却对溯源性的探究缺乏耐心，媒体中也缺乏推手。对于志永和GM事件，具体细节我之前没有仔细关注，然而中国NGO的生存环境之恶劣确是不争的事实。GM事件虽然也算沸沸扬扬，但覆盖面也很有限。能讨论GM事件本身就已经很吃力，而深度追问的土壤就更有限了。

马军的文章让我想起了梁文道先生的书《常识》，现在的确是个常识无常的动荡年代。一些基本的概念、逻辑本属于常识，但却得不到普及，紊乱的概念和逻辑大行其道。但愿这个震荡期过后，大家都靠谱起来。仅就《建国大业》这影片而言，也就是个娱乐过节而已，有兴趣的热情围观一下，没兴趣的冷眼旁观，姑且就当是个文化现象罢了。《建国大业》，我个人一言以蔽之——戏里戏外都是统战。你看多少20年前义愤填膺的港星如今都争先恐后地“零片酬”。

翔子此番谈到工人的问题，令我想起前些日子的通钢事件以及我的家庭所经历的国企改制。过去这一甲子，工人的角色多次转换，他们是宪法规定的骄子，但他们在前后三十年的地位却迥然不同。从热火朝天的建设先锋，到某种程度上的特权阶层，再到国退民进的牺牲对象，现在的确是个工人失落的时代。黄仁宇先生倡导的大历史观虽然能使人更厚重，以俯视全局的视角来把握细微和趋势。然而又的代价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甚至这种代价是毁灭性的。而我们的每次变革，都如此“粗放”。

国家如此多事，世事如此纷繁，我们唯有共勉，正所谓：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接到任务自然令我跃跃欲试，但那种出发前的兴奋只是一种出于自我实现需求而萌发的热忱，它将被随后的日子中双眼目击以及双耳倾听到的一切迅速冷却，一度冰冻僵硬。

那一个星期二，我刚走出单位，就见到一辆警车停在一家拉面馆门口。那家拉面馆是一家青海的回民开的，我中午也常在那解决午餐。他们都是很老实巴交的人，这点从那些清亮的眸子就能看出来。他们一家子人晚上就住在二层的阁楼上，白天就出来忙生意。按城管的说法，这些开小饭馆的人，也包括其他底层的无北京户口的人，统统都要迁到三环以外去；国庆的那三天饭馆不许开业，国庆以后也不许从三环外迁回来。可以想象，以后他们将要为在北京的生存和生活支付更多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还有心灵上的创痛。这是谁的首都？而这又是谁的国？

那个周二所见的一桩“小事”，对于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然而或许对于共和国来说，不过是管中窥豹罢了。跟踪社会新闻，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许多阴暗面。而人固有七情六欲，自然避免不了凡人的哀痛和匹夫之怒。当我面对众多期待的眼神，却又深知能为他们做的实在有限的时候，那一刹那由衷地感觉到人的渺小。不计其数的他们是渺小的，而不计其数的我们也是渺小的。

1985，当我听到这个年份时，那份无奈的震惊几乎让我陷入绝望。我突然在想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还有多少意义，又能改变什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访民，她的访龄比我的年龄还要长。一无所有、残废、植物人、东躲西藏、草木皆兵以及死亡，这个群体出于对体制最后的信任，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换得的只是这些，而不是他们预期中的正义。京城的遭遇，击碎了他们在沼泽中挣扎最后的希望。

信访部门的大门前挤满了访民，他们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之后换得的接待就是填一张表格，然后等待回音。而回音呢？一些不大敏感的事情在中央和地方的磨牙后或许能得到解决，而更多的则是石沉大海。许多面包车在信访部门门口徘徊，他们都是附近小旅馆的老板，专门招揽访民去他们那住宿。当然，肯去住店的都是新访民，还对信访部门抱有希望的新访民。这些旅店在西南二环一带到处都是，60元一个普通间（两张床）——这是一个通价，似乎已经形成了隐性的行会。陶然亭桥下有人摆摊，专门兜售一些复印的资料，都是各个部委的地址、乘车路线、联系电话以及一些和信访有关的法律法规，1元一套。我问摆摊者生意好不好做，他们说不太好做，访民都没钱。

那个周四，我在陶然亭桥见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中年妇女厮打，男的将女的裙子都扒掉了，还撕扯女方的衣领，当街耍流氓。一些路人纷纷上前制止，并有几个人打电话报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介入到这样的事件里去，陶然亭桥对面在十五分钟里有两辆警车呼啸而过，我一直招手，但就是没见到它们转弯回来。最后，耍流氓的人跑了，警察还是没来，有当地的居民说，这个耍流氓的是访民，平日里经常偷水管，但警察就是不管。当政府在职责范围内长期不作为，这种缺失将导致更多的事端。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访民，滞留在北京，没有经济来源也没有别的出路，在边缘化之余就只能用踩踏法律红线的方式进行生存博弈。而访民耍流氓，可能是性压抑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是什么导致的呢？

8月4日的“LRR事件”反映的只是冰山一角。一个年仅20岁的安徽姑娘进京上访，被驻京办关押在丰台区聚源宾馆的小黑屋里，被看守强奸；强奸发生在凌晨，引起了其他狱友的同情和愤怒，他们愤怒地砸开了铁门冲出牢笼，幸而在路上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事件得以曝光。

读过吴思先生的作品《血酬定律》的人都知道，这种小黑屋可以称之为“灰牢”。它们是政府部门操纵的场所，不能称之为“黑”；但它们又不是合法的监狱，关押的也是没有触犯法律的良民，也不能称之为“白”。学习班和小黑屋，则是同一事物“灰牢”的两面。而驻京办雇佣的看守或者打手，则都是在社会上通过非常规途径招揽的，不少人原是无业游民。这在《血酬定律》一书里也有个称呼，叫“白员”，顾名思义就是不属于正式编制但是为体制效力的超编人员。

我不能不想到从小就熟读的《水浒传》，那似乎是千百年来不断轮回的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秉公守法的军官林冲如何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山神庙外杀死了三个公务员；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武松，从一个执法者变成血溅鸳鸯楼的杀人魔王。前些日子的杨佳，不正是当代的林冲、武松么？“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他们寻求不到国家机器本应给予的制度正义，就只好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心中的审判。

如今，共和国已历一甲子，却已疲于奔命。以维稳镇烽火之变，以绿坝塞进谏之口；以厚禄豢谗倭之吏，以GDP垒游宴之台。危乎？危若累卵。作为一个媒体人，本不应当介入事件。然而人都是有血有肉的社会人，不可能做到什么事情都以一个绝对旁观的姿态去描绘。将一切的责任推给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体制，却没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是很不可取的。迫在眉睫的燎原之火，总有一天会让人无法旁观，可人们依旧冷静，似乎不从不恐惧覆巢后的灾难。

我们就是体制，而不是可以轻易撇清身份的旁观者。

上班，曾经是一个遥远的词。现在，我虽不必朝九晚五，却也早已习惯了从西土城到建国门的地下穿梭。若不掐头去尾，这每日单程的奔波便要一小时。穿梭的耗时，可以丈量帝都。我曾想，如果就这样过下去，我的生活的5/84要在地下穿梭中度过。

西土城，便是昔日元大都城垣的西北角。顾名思义，北土城则是元大都城垣北墙的中点；健德门、安贞门则是当年元大都的城门。这些久远的地名，即使对于明清故城来说都算是久远了。四九城中，除了硕大的妙应寺白塔，也没多少元大都的旧迹了。

我曾觉得北京钟鼓楼的位置不对头。钟鼓楼用于报时，一般都设在城邑的几何中心上。北京的钟鼓楼，即使在内城都已经偏北，加上外城就更显得边缘。后来晓得，这钟鼓楼位置是当年元大都的几何中心，在元大都时却有座大天寿万宁寺在这中心上。明成祖朱棣修建四九城时，将帝都的北墙南移，健德门、安贞门遂被德胜门、安定门取代。

而建国门却不在九门之数，却是辛亥之后为交通便利在城墙上新打的城门洞。当北京城墙被拆除，立交桥建起，建国门便成为一个纯粹的地名。从建国门到复兴门的十里长街，擦着旧时皇城南墙而过；而这条线，却也是当年元大都的南墙。

似乎也是一种巧合。西土城，是元大都的西北角；建国门，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我每日就重复着这样的丈量，从西北到东南，重复着内心的惊叹。

土城依旧留下了些残垣，不远处却是共和国的新贵——鸟巢、水立方。当年的护城河还在，却成了市民流连的公园。河畔的新柳不记得六百年前的金戈铁马，只是在微风中笑靥。她们永远不会懂得那些模糊的分界线，因为她们的年岁，兴许和一个不经意间摆弄她绿色发辫的小姑娘差不多。

从建国门地铁站出来，一抬头便可见到古观象台。这座由郭守敬主持的古观象台，曾是元大都的东南角楼。徐达率明军攻克元大都时，古观象台毁于火。那些精美的天文仪器一度存于南京，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才重新回到北京。现在，被高楼和立交桥包围的古观象台依旧倨傲，八座仅存的古天文仪器如今仅作陈列，他们曾连续运转了五百年，并留下了五百年不间断的天文记录。

我每日坐在办公室，戴着近视眼镜，浏览着当代瞬息万变的资讯。近在咫尺的古观象台就像一个慈祥而渊博的老者，令我亲近又敬畏。他是那么高贵，那么深刻，那么精确。当随意和轻狂从脑海里的意念传递到十指和口舌时，在最后一刹嘎然而止。妄语，其实是痼疾。整点，邻近的北京站又响起了《东方红》的钟声。钟声喋喋不休，试图耳提面命；却总不如一个缄默却坚毅的老人，百年如一日地运转不息，忠实地记录每个时辰——那是时空中真实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