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多情、深情的南墙人从未停止追寻。

月首，先有俺答汗千里走单骑直至延平会三娘子，豪情烈胆终不悔。马白城心有戚戚随记其事。随后，南墙青年们在水塔上宣誓，“非厦大妹子不娶联盟”成立，定《绿岛小夜曲》为盟歌。夜风习习，椰林摇曳，如此绿岛，怎叫人不想她？好男儿们大大地往前走吧，前方总会有一个注定的人在等你，为你打破沉寂，云破月来。

月中，郑语师兄与王LY师姐在鼓浪屿举行婚礼，南墙又有一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可喜可贺。郑师兄身先士卒，为众多师弟师妹们作出了杰出表率，迎娶了厦大妹子王LY，于是被众盟友公推为盟主。望诸盟友再接再厉，鹭岛喜事连连。

我们都如此热爱生活，珍惜着身边的点滴温情。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把视野更多地集中到生活的风花雪月和柴米油盐里，对于宏大叙事的关注一度趋于平淡。而月底，温州动车事故一下子把我们的视野拉回到曾经的轨道，只因我们发现，我们一直都身处中国这辆在风雨飘摇中飞速行驶的动车车厢里，休戚与共。

范否以媒体人的身份直击那诡异的10分钟以及拙劣、昧尽良心的掩埋。虽然我们人微言轻无法左右那比事故本身更痛心的善后“奇迹”，然而，追寻者从未停下脚步，至少，彼时所闻所想所记都是历史光束中一个重要的切片。

闫鑫则从法律人的角度思考事故善后处理显示出来的一些制度弊端，对集体负责制提出了质疑。“不责众”的追究机制使得问责如泥牛入海。纵然问责可能是与虎谋皮，但发声不可停止，每一次发声都会至少有微如稻草般的改变。

而我觉得这次动车事故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更多原本沉默的人们也开始发声了。大约，过去的上访、强拆、司法不公离多数人的生活还很远，而动车事故则意味着公共安全危机以及因公共安全危机触发更广泛的信任危机。这回，连肉食者也开始深受其害，因为，所有人都是公共安全这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无人可逃。

他们说，“反正我是信了。”而我们得说，“我们的追问不会停止。”

借彭勃的佳句一用

——敢问前路在何方我望梅止渴

——拨开荆棘 仍是坎坷

——越万水千山吟唱着那曲英雄的歌

——英雄只为 那一道炙热

2011年7月13号下午，我结束半个月的闽北生活离开武夷山。第二天便听闻武夷山景区的公馆大桥垮塌了，旅游大巴坠入河中。这座桥建成不过12年，是武夷山市区、三姑度假区到景区的必经之路，每天多少车辆多少游客从桥上过，就这么垮了。

前脚后脚的事，知道消息时，我第一反应想到的词就是“命大”。

直到前天知道温州动车事故，便越发不寒而栗。心想如若早几天北上，保不定就被掩埋了。

虽说吃惯了地沟油，心里有时火大时觉得国人也只配吃地沟油。然而此时，危机感来自于全方位无孔不入的质量信任危机。这已经不仅是行政权力或司法权力对公民的伤害，而是涉及衣食住行基本中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的危机。垮桥、垮楼，你不知居家好还是外出好；毒奶粉、毒疫苗，毒已经渗入你的血液，而且还要继续传宗接代，渗入一代又一代族人的魂。老天赐给了中国人大脑，而中国人却用这种智慧换作“智慧”用功在各种糊弄的杰作上。坑吧，坑到海枯石烂，坑到天荒地老。

想到“问责”二字，便觉得惭愧无地自容。并非事故不该问责，而是想到自己打小也是一路糊弄过来的，做了多少糊弄事；纵容了小糊弄，长大了也便出得大糊弄。

无数次经过厦门海堤，半个世纪，依然坚挺；还想到钱塘江大桥，便觉得有多少从前的东西是好的。

先有糊弄之人，后有糊弄之事。而后便想到刘备的话，于是觉得“勿以事小而糊弄”是个不容易做到的事。而对于糊弄，想到只有“较真”二字可以抗衡。总有人说“认真你就输了”，我现在却觉得“不认真你可能就毁了”。

较点真吧。

山下，是洪文一里，我曾经生活过一季的故地。己丑之冬，隐匿于云顶岩北麓，闭门读书，每日在小区里散步，偶尔登山远眺。鹭岛峰岭，金厦海峡，另是一番神姿。

想起刚才暗而不黯的山路，狗吠蝉鸣，数里无灯，数里无人。不明亮，却觉得离光亮很近，夜中的林天之际泛着紫色的微霞，那是城市的气息。不至于害怕，却依旧本能地边疾行边环顾。偶尔车灯大亮，于是靠边，却什么都没想，直到过了很久才想起，那疾驰而过的确是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

而三年前第一次来东坪山，也是在一个夜晚，那是一群魔王的狂欢；又或者，我们都是葫芦娃。三十余人，在午夜出发，穿隧洞，过怪坡，告别路灯，潜入山林。手电筒扫射着未知的前方，猖狂地在蜿蜒的山脊上迈步高歌，以伍为宴，契阔咏志。发现观音山古炮台的那一刻，我几乎发癫，狂奔而上。豁然，我见到了夜厦门最壮观的山海奇景——悬崖前方近处是环岛路橙色的线段，那大约是椰风寨吧，远处是平静的海，海面上大小金门现出橙色的轮廓，平静地躺在海上。我看不见他的波澜，却能感觉到他的澎湃激荡，噢，那是我的心。

白天的东坪山与夜晚大不一样。山林葱茏，田垄隐现，农舍俨然，鸡鸣坡间。常有健体强身的老中青童行进在路侧，头戴彩帽的双轮骑士潇洒奔驰。这里不是桃源，却是个足以常来暂驻的苑囿。我曾对运杰说，以后我们老了，和一群朋友一起来东坪山建个土楼吧，让乌托邦着陆在这个神奇的绿岛吧。

在山上，往济南打了个电话，东坪山仲夏夜在即，天涯比邻，人同此心。这个圆桌，到第三个年头了，围径比从前更宽了，却依旧那样圆。在这个圆桌畔，我学会了很多，学会了如何更好地表达，也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倾听。

而想来，我终究是带着浓厚的路径依赖的人。回到曾厝垵，我不禁扪心自问。若是我从前未走过那段路，我会不会害怕？想来那首番群豪长驱如此无忌，自是将个人浸溺于群体之中，倚众而胆壮。而却也无法否认，仅凭听域，狗吠与狼嚎只在一线之间。那在暗淡山林中的蜿蜒道，通往怎样的未知？间或闪烁的车灯，是仓促的瞬念，是心视的幻觉，还是靠岸的信号？

有时你期待一个路碑，上面刻着明确的数标里程，化作心头的印刻。却又想，路碑真的那么重要么？走了多远，便是多远，路碑也只在路边，咫尺依旧咫尺，遥遥依旧遥遥。却还想，有路碑还是好些的，若你知晓一个确切的里程，离出发越久，便离终点越近。你无法放大你的勇气，却也无法放大你的怯懦，最后你发现了自信来自于直面前行，前方是你向往的，你便往前方去。于是终于，你回到了夜晚所倚赖的灯火，阑珊处，留在身后。你停步问她，她无应答，那么就勇敢地走过去吧，最后你见到的，便是答案；而这段路是你心愿走的，你走过了，便是可恋的记忆。

生活是一场真实的邀请，也是一场真诚的邀请；纵然你未必能看清前方的路，但你一定确定地知道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

而我的选择是——欣然而往。

东坪山，明天见！

2011年6月22日凌晨，东坪山仲夏夜前夜，于厦门曾厝垵

却记得那日看完电影出来，凌晨走在大街上，两侧骑楼如鬼魅般奇幻。淡淡的云间，正月十四的明月将盈，总觉未来无限美好，不禁又对着深邃的夜空高喊起那些四字口号来。手里拿着长柄伞，便如利器在握，杀心自起。其实，只是一个夜晚，一个放纵、怯懦并猖狂着的夜晚罢了。

风云诡谲总是与铁血丹心、侠骨柔肠同在，当把思绪全身心地交给了荧幕，也就经不起背景音乐的催泪。有那么两次热泪盈眶，宋教仁中弹，小凤仙送蔡锷。

你为了约法而奔走，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护国者多而护法者少，宪政还是没来。“家中老母”，是不是弥留之时，人的思绪就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想起了母亲，生养他的母亲。而你又为什么而生，你的梦想实现了否？匆匆地走了，留下了那么多未竟与遗憾。

你等了那么多年，只为了等一个你懂且懂你的人。将军拔剑南天起，你却作长风绕战旗。奈何，彼七尺之躯，既已许国，难再许卿。世上总有许多无奈，有人等不起，也就有人等不到。待得奏凯，却等来一纸讣告；于是，这一生，便罢了，后头的日子，都只能在无尽的念想中黯然嗟伤。

却又说那两个刺客最猖獗的时代，充盈着传奇与波澜，直叫人无限向往。然而若静下心来想，却不得不承认春秋战国和晚清民国这两个刺客时代故然跌宕传奇，但我却真的不愿再见到第三次刺客时代的到来。豫让、专诸、要离、荆轲行刺，是为实现“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价值，为私人契约承诺而行刺，壮则壮哉，然而终究非侠之大者，纯粹以武犯禁。吴樾、喻培伦、彭家珍、汪兆铭则为结束帝制而行刺，亦壮哉，鞑虏虽逐，共和却总是夭折。后刺客时代总是最极品的极权，两个终结者——嬴政、老毛，都是那么极品。只因刺客有破坏力却无建设力，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们对改良已不抱幻想，却对行刺寄以厚望，那么纵然旧机器轰然颓倒，崛起的新机器也必将是个更极权的梦魇。

一切是从南湖开始的。若说那十三个人当真是各种奇葩汇聚，草创之时，便立意要下很大一盘棋。后来，他们各奔去处，留下十三道精彩、无法复制的轨迹。书生、领袖、枭雄、野心、叛徒、汉奸、夫子、烈士、特务、喉舌、学者、狂士、庸人，一应俱全。他们当中，最年长的何叔衡是年45岁，而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

1935年，长汀濯田一役，瞿秋白被俘、邓子恢突围、何叔衡战死。跳崖之前，何叔衡心知年老体迈，怕拖累战友，对邓子恢说，“开枪打死我吧！”最后他是在悬崖下搏斗饮弹的，保安团抢走了他身上的银元——那是苏维埃的公款。这个倔强的老人，一生都保持着一颗不老之心，一直是一位真正的青年。

1987年，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意外地死于一场车祸，终年85岁，走得突然，却也走得平静。这85年中，他大多数时候都在颠沛跌宕中度过，什么样的牢他都坐过了。“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晚年的刘仁静如是说。谁又能想象年青时候的他曾经锲而不舍，为了寻访托洛茨基，独自浪迹欧洲诸国。曾经的青年，最后真的老了，老得如此平静。

十三个挥斥方遒的男儿，却终究不如船头那撑着油纸伞的王会悟，和南湖烟雨一般，朦胧美好。让周迅演王会悟，当真是恰到好处，人如其角，她们都有那种江南女子无与伦比的灵性，魂里带着的善良和智慧。却又想起《大明宫词》里的小太平，那么传神。

至于有的人躺进了水晶棺，有的人客死异国，有的人留下了《苦笑录》，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当初那艘画船却也再难找到，那大约是忒修斯之船吧，日复一日地置换，最后再也不是当初的他们，于是所作所为，都已不是最初的念想，各自奔去。

或许，在他们离去时还能够想起，1921，南湖如画。

2011年6月18日凌晨于厦门曾厝垵

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朴树《生如夏花》

两年前的那一天，我义无反顾地登上北去的列车。进站前，从老同学手里顺了本吴思先生写的《血酬定律》，于是在火车上的21个小时便很充实地在思考元规律中度过。

当我第一次走进《凤凰周刊》杂志社的办公室，翻开当期的杂志，便看到鲜时事里有一条报道《内地省级政府副秘书长泛滥恐难治理》。一个省政府里头居然都能有十几个副秘书长，嗬，这不就是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里说的“白员”么！冗官啊！

两年前的今天，我走出北京西站，抬头看天——北京的天真是又高又蓝！我的确是以一种热烈又期待的心情拥抱那一个初夏的艳阳的，尽管最后我在万叶凋零的秋风中离开了北京。

我和ZDY师兄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古老的古观象台下，而杂志社的编辑部就在古观象台旁。这似乎便是一种缘分。种种的意象、实体、愿景交织，使得那个夏天的无数个瞬间在记忆中成为绚烂的永恒。

古观象台上摆放了八座古老、精确且精美的天文仪器，他们曾经连续五百年在这个故元大都的东南角楼上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转。这五百年间，多少过客如流星般闪烁又湮灭，王侯将相叱咤又终归黄土；而这八位古老的守望者却那么忠实，那么执着，记录着这五百年的天地轮转。

我凝视着这些老者，试图从他们身上觅着铜绿，而他们却纯粹得仿佛与沧桑无关。纵然他们这样守望了五百年，比起亘久的天地，他们也不过是夏花。太阳终究亘古不变地东升西落，月亮亦终究亘古不变地阴晴圆缺。我常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是件幸福的事情，仿佛有着这些历尽沧桑的前辈庇佑。新闻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就是忠实地记录他们所经历的历史片段中的每一天，并为他们所见证的事件而悲喜，并且为这种悲喜而感到必须克制、坚持而又使文字不违背内心。

元规律亦如同亘古轮转的秋冬春夏，不因一朵花的绽放凋谢或是因一片叶的生发零落而改变。我常觉得“春秋”这两字异常厚重。仲尼作《春秋》，春象征万物生发，秋象征万物凋零，春秋便是兴衰。而最后，终结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却恰恰是秦——“秦”字，恰是半春半秋。这不得不让我怀疑宿命之不可替。

在办公室里，每到整点，邻近的北京火车站都会传来报时的钟声，是《东方红》。每当钟声响起，我都感到莫名的沉重。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可为什么那么多人白天还在车站广场边上蹲着，那么多人夜间还在列车硬座车厢的通道里蜷缩困倦。而钟声，总试图耳提面命地告诉他们早已站起来了。

我更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我初到北京时，住在北航的朋友小时那。小时是个毛主义研究者，他还曾有多次的支农经历和下厂经历。那会儿他和我说他要去尼泊尔，后来他真的去了，他一直跑到尼泊尔的丛林里，找到了游击队，还见到了他们的全国总工会主席。这一番神游令我目瞪口呆却又跃跃欲试。

那时我常在周末跑到北航校园外头的避风塘网吧去通宵看连续剧《血色浪漫》。刘烨很帅。当然，我觉得钟跃民最酷的还是他在后海溜冰场用华丽丽的冰上功夫成功地阻击了小混蛋那一段，然后就拍到周晓白。然而，钟跃民终究离我很遥远；想来我这辈子也是不至于永不止息地在路上的。对于已知的重温浸溺对我来说吸引力不亚于对未知的追逐，沉醉于若干栖息处的故园生活才我是长久地想要的。

在校园时，我常和老董讨论时政，这缘分始于07年儿童节厦门那场华丽丽的市民散步。那个夏天，他到网易工作，成为一名财经频道编辑。每次聚首时我都见他穿着华丽丽的凉拖从大楼走下来。成为一个资讯的收集者、整合者并最后成为优质资讯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是颇有成长的事情。一个月后，南墙沙龙成立，老董执笔发刊词，“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我总觉得京城的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荷尔蒙，充满着各种欲望，尤其是自我实现。在夜间的五道口、长安街的隧道里、晚班的地铁车厢，常会遇到弹吉他卖唱的男儿，一曲感同身受，于是掏钱就成了那之后不变的习惯。崔健、汪峰、许巍，一旦在北京，发愣时，幻域中都是他们的旋律。

还有蓝旗营在书海中狂欢乱舞的万圣书园，朝十晚十地坐在地板上啃书，不觉饥疲。以及风云际会的醒客咖啡。哦对了，我第一次去醒客咖啡就见到了柴静；她很安静地在那一头看书，ZYF那会还上去要了个签名呢。

北京总有许多令人迷恋的去处，数也数不完。西山是块好墓田，曹雪芹、梁任公都埋在那；景山之东的北大红楼，宣武门内的北洋国会议场，都是创世纪一般的存在。而最让人久醉的还是钟楼之巅，视线的正前方是一条古老的中轴线，越过一道道明黄色的琉璃屋脊，最后不知通向何方。。。

那一夏，无数耀眼的瞬间接踵而至。此刻已再也无法复制彼时之豪迈憧憬，以至于想念起来，波澜都只是渐寂久后余下的微波了，以至于此刻回想，都只愿记述花蕾初绽时分。

而那一夏于我而言便是一场华丽丽的假期。绚烂而短暂，美丽却又充满遗憾，匆忙得有如惊鸿一瞥。

我生虽有涯，而求知于无涯，不倦不怠。许久以后，我会还记得，我曾经像火焰一样燃烧过。

2011年5月27日于厦门曾厝垵

后来这几年我越来越确定地知道，那一天我做了个过去23年里最重要最正确的决定（没有之一）——报考厦门大学。虽然当时很木然、很茫然，甚至可以说很囧。很囧但是又无奈地属于史实的是，最终确定要来厦大的决定性因素竟然是——厦大的学生宿舍有空调！

有空调爽啊，哥这么怕热的人~这么一念叨，又怀念从前和室友们凌晨卧榻夜聊的日子了。

其实我五年级暑假跟父母第一次来厦门时对厦门印象并不好，那火热的天，集美鳌园强烈反光令人睁不开眼的地板，拥挤的日光岩，构成了我对厦门最早的记忆。我妈之前老和我说厦门怎么怎么漂亮，我那时对她说“你骗人！”

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总是能让生活的转折变得相当戏剧性。

受五四、什么四、各种四的影响，那时我一直很向往能去北京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涯，觉得那一定是很爽的。古城啊，故都啊，一个北京就够我转四年了。但是北京的院校分数线太高了，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觊觎南京。

当我试图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想法被老妈强硬否决了之后，我亦坚决地否决了她要求我报考中山大学的方案——并不是中大不好，而是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广州。这时我老爸出来当和事佬，他说厦门大学很漂亮，全国最漂亮；他还说厦门在广州和福州中间，回家回老家都方便；他还补充说厦门饮食跟广州比较接近，不吃辣去那最好。我点了点头觉得老爹说的颇有道理。

然后我看到了厦大招生的宣传册，封面是一组巨漂亮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太壮观了！过了一年我才知道那就是建南楼群和上弦场，上弦是上弦月的上弦，名字就起得漂亮极了。这种中西合璧细分地讲是西方的罗马式加上中国的闽南式两种风格的揉合，称为嘉庚式建筑；嘉庚先生认为要用西方的民主、法制、科学的梁柱支撑起古老中华的屋顶。厦大校园里的群贤楼群、芙蓉楼群、建南楼群以及集美学村都是嘉庚风格。

然后我发现当时全国好高校里头宿舍有空调的寥寥无几，于是果断报厦大。

2005年9月18日，那天是中秋节，我第二次来到厦门，第一次到厦大。那时不认得厦门的路，夜中经过一大片骑楼区，霓虹灯的幻影让我痴了，这和广州太像了，但是少了许多喧嚣，多了几分宁静。那夜的月亮很圆。

当然，我刚入学时见到校门上那四个鲁迅体的大字“厦门大学”就气不打一处来——实在太难看了。关于这四个猪屎般的字，我五年多来一直视为校耻。那是从鲁迅的草稿纸里抠出来的，而且鲁迅跟厦大的关系又不怎么好。这是这些年来每当外地有朋友过来厦门玩，我带他们转悠校园必说的台词之一。我认为厦大题词采用鲁迅体是左倾时代一种对意识形态领域集权的谄媚屈服与无奈。因为厦门大学的创始人陈嘉庚校主必然有关于厦大的墨宝；也只有他的题词，才当得起校门的门楣。前天李敖来厦大演讲，还提起这茬，虽然李敖现在成这样了，但他说起关于鲁迅的段子时我还是很解气。

如果哪一天校门上的这四个鲁迅题词换成嘉庚校主的题词了，那会中国就不是天朝了。

纵然如鲁迅先生这般牛人，在北上广时掺和时政，写的杂文如匕首如投枪。但他一来到厦门，也被这里宁静祥和浪漫的氛围感染了，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大多是回忆他早年生活的，《朝花夕拾》一共有十篇散文，一半写于北京，一半写于厦门。其中我们熟知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便是在厦门写的。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回忆童年美好的文字，在北平那种风云诡谲波澜迭起的地方又怎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写呢？

厦门和北京，是我最喜欢的两座城市。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像北京这样，和她同名的大学气质如此对抗，北大天然就是要造北京的反的；在中国，也没有哪座城市像厦门这样，和她同名的大学气质如此相像，厦大和厦门天然地浑然一体，都是那样的阳光、朝气、祥和、平静、浪漫、美好。

我经常去鼓浪屿，但我再也没登过日光岩。我和以前一样不喜欢鼓浪屿热门景区白日的人潮汹涌，但却喜欢在僻静的巷子里走走，更喜欢鼓浪屿的夜晚——静谧，还可以听见有人弹钢琴；当然还有教堂，听听唱诗班朗诵或者演唱。我常喜欢登上南普陀寺背后的五老峰俯瞰厦大校园，也喜欢骑着自行车去环岛路兜风，还喜欢去思明老城的骑楼区暴走。在这里呆得越久，就越喜欢厦门，不辞长做闽南人。现在的我，也在环岛路畔的城中村里当一名村夫。

只因来得厦门，我便儿在外父母之命有所不受，翅膀硬了，尾大不掉了，可以自作主张了。自由是如此可贵，逍遥如此难得，此地如此滋润。自在是王道。

当年那个偶然的决定，不仅使我这样幸运地和厦门结缘，也使我因此重新认识了福建并彻底迷恋上了福建。从前我只知鼓浪屿和武夷山，但这五年多来我走遍了福建，土楼、长汀、泉州、赵家堡、白水洋、培田、马尾、崇武，福建59个县竟去过42个，好地方太多太多，去了一次又一次却也还总想再去。

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城市，我最美好的青春是在这里度过了，于是这里也就成了青春最厚重的记忆。很早之前我就有过一种愿望，我要把我最眷恋的地方作为归宿。生我者闽江、育我者珠江、教我者鹭江。我希望我是在一个和煦的春日离开，然后我的骨灰，一份撒在老家的炉溪里，一份撒在珠江里，一份撒进厦门湾。

怎么突然间想到了这么以后的事呢？大约是，闯荡的心也迷恋宁静，这里是个不错的窝啊。

而记忆就是一切。记忆是唯一可以随着我的生命同进同退的东西。我的记忆里深深地打上了厦门的烙印，于是也便不愿意太长久地离开这里了。

刚刚过去的那个热闹的夜晚，我没有去看晚会，也没有看电视直播，只是很平静地和几个朋友一起玩桌游、聊聊天，顺带谈谈人生。到后来，哥几个只是靠着椅背手摁着桌沿晃晃，吹着口哨，哼着闽台的乡土调调。时光里，这是不一般的一天，也是普通的一天。

母校生日，要说些什么呢？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得做一个有意思的人，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厦门大学，生日快乐！就这样。

2011年4月6日凌晨于厦门曾厝垵

不轻言革命，不轻言牺牲亦不煽动不鼓励牺牲，但绝非倡导改良。与虎谋皮与对牛弹琴是永远存在于此国度的两大杯具情况，所以改你妹啊。

平民没本事指望庙堂去做平民希望做的事，因为木有选票；但在某些情况下，平民却有本事阻止庙堂去做平民不希望见到的一些结果。平民以怨气的方式把矛头指向体制只是给它挠痒痒，木有用；但如若平民把矛头聚焦锁定于具体的个人，有时却可奏奇效。此谓定点清除。

前些日子南京的梧桐树危机时，有人说过句有意思的话，“哪个领导要砍树，就去查查他有几处别墅几个情妇，他就学乖了。”

连江蛤蟆都教导我们，在中国要学会闷声发大财，我想聪明的胥吏们应该是晓得这道理的。现有的体制已经可以给这些鸟人提供足够的油水让他们的生活足够滋润了，但如果这其中有个把不安分的要折腾些类似于砍梧桐树、拆三坊七巷之类的腌臜事，那就必须对这类体制内的出头鸟予以定点清除。

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吴思先生认为这血酬定律是元规律。新的媒介使得相对弱势的平民在特定时刻运用特地手段对特定事件中的特定个体起到相对强势的暴力软威慑成为可能。目前，没有哪个中下级官吏能够承受起十万人级的舆论聚焦谴责的。只要聪明的体制内个体意识到，瞎折腾给自己带来的风险比潜在利益要大，那么他或许就会止步；但前提是，平民必须具有对体制内特定出头鸟的伤害能力。

从前要具备这种伤害能力还比较难，但在传媒已经发达到进入微动力时代，这就成为了可能。互联网的门户时代，信息由少数几个门户网站公布，信息源被垄断；搜索引擎时代，平民开始有自主搜索信息源的机会，但还没有自己成为信息源的平台；随着微博、SNS的出现并广泛应用，平民中的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并可以顺利制造、传播信息。于是千万个单兵作战的微媒体出现了，互联网使中国出现了撒豆成兵的奇迹。

旧体制的消融往往需要划时代的新技术新媒介的出现才可能引发变革。就如同当年士族的没落和寒门庶族的兴起与雕版印刷术的应用有莫大的关系。旧时士族垄断了纸张、书籍这些媒介载体，也就垄断了知识垄断了真理，而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更多的寒门庶族可以接触到圣贤书，以此才有机会在科举出现后打破从前察举征辟时代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

另外，微媒体微动力不仅可以起到聚焦定点清除的作用，还可以分散风险。对于宏大的体制而言，微媒体微动力的合力可以众口铄金，但是秋后算账和追究在分散之后却使得绝大多数反叛者的风险降低到很小的一个值。

人肉搜索无疑是对庙堂上的个体很有威慑力也具备实质伤害能力的一种方式。我赞成对拥有公权力特权或衍生特权的特定个人进行人肉搜索，比如李刚；但是我反对对没有公权力特权或衍生特权的个人进行人肉搜索，比如2008年火炬事件中的王千源。仅就观点之争动用人肉搜索实在不妥，但如果用来制衡恶政恶权恶人就不一样了。

总之，利用一切可能和一切机会以己方最小的代价增加他们统治我们的成本。每一次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而减少对我们的伤害，就是一次进步。

2011年4月1日愚人节偶感

最近外头卖芒果的不少，这两天口滑吃多了，的确上火。有时一想到这就觉得上帝对咱还是不错的，赐予了我们七情六欲，还创造了这斑斓的世间万物，二者交错，人便能生出多少无法复制的感想来。譬如生病不是件开心的事，但如若病中接到友人问候的电话那便是开心翻倍的事。又或者生病时平静地趟在床上，想事情也会特别清楚，这时的空明又不是旁的时分能找到的。

巷子里有家“沙县小吃”，老板是小夫妻两个。近日常去他们那喝乌鸡炖罐，以前没有这个习惯，现在觉得好；喝完汤，就觉得胃暖暖的，接下来做什么事都踏实。他家生意还不错，即使不是午饭晚饭时分也有生意，若是高峰期人手似乎就不够了。他们就两个人忙里忙外，常见到老板刚连续做了好多个菜就马上骑着电动车去采购了。那么多的伙计，一天十几个小时不断地忙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里离海很近，但是这个城中村里有多少人日复一日钉在这，根本无暇去看那么多的景致。我曾在任何时分在这个巷子里走过，清早、上午、中午、下午、傍晚、闹夜、午夜、凌晨、拂晓，这里的任何季节任何天气的任何样子我都知道。譬如我在早上走出这条巷子时，路两旁的店家大多关着门，闸都拉下来了。我便想，大家昨夜忙到那么晚，是该好好休息了，等新一天的中午，又有的忙了。

不少友人从台湾回来都跟我提起海峡东岸的民风，说起那边公民社会如何成熟，也说起那边的人如何文明，说起那样的氛围足以让任何一个大陆人感动。陈轩上回从台湾回来跟我提起，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你但凡脸上露出犹疑之色便会有人主动上来问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在任何公共场所所遇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祝福而非单纯礼节性的客套。台湾的确很好，连很多香港人都羡慕。

大陆么？各扫门前雪便是常态。念及此，不能说是心里好受的。可这或许只能说不是好的状态，却不是错。这十三亿人当中的大多数便是起早摸黑或是朝九晚五的，承担柴米油盐的种种已然不易，肩头的负荷不轻，又有多少闲暇去理会他人家屋顶瓦上霜呢？

或许在这样的氛围下，各式零星的点滴，都能让感动放大。譬如我楼下对门有间杂货铺，我常去那买菊花茶或者冰棍，那阿姨经常会提醒我，你们店门口的廊灯记得关。虽是小事，却能透出许多暖意来。有一次阿姨给我发名片，说她老公在上李开了家饭馆，我依旧记得那时她介绍的那起劲样；虽然我没去过那边吃饭，但觉得兴隆便是好事。

我相信那些“人皆有之”的论断，于是便觉得没那么糟。

有一次运杰和我谈起水浒，问我觉得梁山的出路何在，是招安还是造反，是宋江路线还是晁盖路线？那次我忽地说了句连我自己都惊讶的话来，我说或许都不是，该走王伦路线。

似乎没有什么人说过王伦的好话，可我近来觉得王伦的很多想法无可厚非，只是操作上有些失误而已。若说守得一片水泊做自在乐园，不去招惹谁，也没有苍黄的野心，的确能图个清净自在。可或许这片水泊有些大，天然要被旁的人盯上挪作别的用处。这个世界又有几个人能孑然隐匿于人潮之外，而不被卷入是非呢？若有那样强大能耐的人，往往也便不会甘心只做一个王伦了。最后，不论如宋江般对庙堂之留恋或是如晁盖般对庙堂之决绝还是如王伦般圈地自守，都逃脱不了各自的宿命。

大多数人的欲望都是无法脱离他人的，于是也就注定了其一生的决定无法随心所欲，总有千丝万缕的脉络牵制着。庙堂的体制固然存在，而庙堂与庙堂之外的江湖也都处于由元规律控制的更大的体制之中。这便是天网，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逃脱。

我常想，像卢安克那样的人内心该有多么强大，可以静心地躲在板烈村进行他的试验田；即便如此，世俗的聚焦也给他带来了烦恼。又比如唐僧陈玄奘，他又是为了什么去坚毅地跋涉万里西天取经呢？即便如此，庙堂依旧要为他敕建庙宇，还封他做御弟，他仍旧必须沾染上一些尘埃。

我听说前些日子北非各国的剧变中，穆斯林做礼拜时基督徒在外头组成人墙守护，基督徒做弥撒时穆斯林在外头守护，这样的场景怎能不让人动容？

又如马克西姆在巴尔干战火纷飞之时依旧坚持在地下室练琴，他十指间奏出的音符能敲开人的心窗。纵然这世间的人们千差万别，却总有一些东西是共通不变的，譬如震撼人心的旋律，譬如对美好与快乐的向往。纵然我们无法逃脱生老病死，却也总有喜怒哀乐可以伴随着生命的足迹。

恢恢然，我们都在人间，都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对此处的眷恋，远大于抱怨。

2011年3月7日凌晨于厦门曾厝垵

“安身立命”这四个字，有时一想会觉得略沉重，但转念细想却也有趣。诸君且看，我们这群人谈理想、谈世界、谈人生，其实到头来除了金戈铁马和风花雪月之外，我们永远回避不了柴米油盐。

庚寅年将要过去。这一年，南墙中不少人离开厦门，各自奔向远方，踏上各自的轨迹，追逐各自的梦。相聚之时，我们依旧言笑晏晏，但所谈的越发由宏大叙事转向生活中的点滴。有时一想，这算不算也是应了庚寅年荧屏上的两大热门。岁初，我们还在围观新三国，谈起那些纵横捭阖的逐鹿中原，为着纷纭的国事天下事或是闽中不平事拍案；而到了岁末，我们却开始品味新水浒，感叹无可回避的安身立命，越发立意要成为更好的人。

首先祝贺范否君，你是法制线上勇敢的报人，此番进京必将更有一番作为，祝你一路顺风。我向来认为，能把梦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在一个能岗匹配、工酬匹配的位置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件很好的事。

诚如运杰所说，“上帝是个幽默的白胡子老头。”去年年底，有幸和运杰同赴宁德见证闽中一大绝景——三都澳海上渔城。冬至以后，圣诞以前，我们涉海翻山，见到三都澳口双岛之间的海峡上密密麻麻的海上人家连绵相接，夕阳下的那份壮美语言已难形容，恐怕只有诸位身临其境才可感受到。不过运杰的确是南墙中的摄影达人，从他拍摄的照片中诸位亦可感受奇境一二了。只是这回旅行已与以往不同，是我和运杰兄在采风事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愿我们这对笔杆子和镜头炮的组合能闯荡出一片天地来。

怎么办？我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有问自己这三个字了，其实问出这三个字是件好事，而如若不问了便是麻木了。如此说来，大纯这两问倒是提点了我。譬如如果我现在手头有个十万块我就觉得可以做很多事了，一千万似乎是件短期内不敢想象的事。人在年轻时总有许多想实现的事，但其中有许多恐怕一辈子也无法实现，纵然日后也实现了，但少年得志的那份快意却是不可能了。总记起卢安克的那些话，中国人太急了，还没准备好，就要见成效。暴发户的心，恐怕潜藏在不少人的心里；譬如我认为我自己届时也未必有太高的觉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局面大好时也能清醒自持的才是智者。至于另一节提及的有关干涉和合作的困境，亦是我数年来频频苦思的。如何与人打交道，兴许还真得年岁渐长吃的盐多了才好拿捏得恰到好处。

俊杰铭记自己硕果累累的2010的同时也畅想了充满挑战的2011。过去一年半，你以一个社会部记者的身份扎根在泉州这座城市的街坊巷陌以及山乡村野，目睹了太多的民间事。这些事情，虽非宏大叙事，却是构成历史最典型的细胞，它们带来的冲击自是一番刻骨铭心的成长。就像手掌和脚丫，承担得多了、磨砺得多了，长出了老茧，就更耐磨，也更能担当了。

野蘅君给自己唱响一曲未央歌，我先预祝校庆特刊能精彩出炉。比起野蘅君不乏书香气息的校园生活，我不免感慨自己过去的这些年其实并没有太细心地品味这校园本身。在象牙塔时，若能静心地做一个安心的读书人，亦是件极幸福的事。如今，学子读书不免因虑将来而过多地考虑器用，而道理却往往无暇深究了。然而野蘅君文中却有两句话大好，“不奢求他人的感情回报”、“不增加自己无谓的使命感”，但平日做事能达到此两点，诚非易事。

城市和人各自有各自的性格，气场相符的人会能在他所钟爱的城市找到永不疲惫的共鸣。我一直是CDQ老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一者是因为CDQ的文字关乎个人际遇，总能让我应景地发出很多感慨；二者CDQ的文字中蕴藏的感怀贵在那股油然之气，故而有共鸣；三者CDQ还擅长给日志配乐，文乐相成，越发令人浸溺其中。其实关于我离开北京的无奈，恐怕极少有人能理解那份惆怅；但诚然如你所说，若有一天理想压过了生活，我就会离开厦门。其实我相信一个“缘”字，正如我在广州生活了十七年，可诸君可曾在我身上找到多少广州的影子？人对于城市的热爱，的确会有一见钟情这一说的；热爱便是热爱，那是先天的宿命，魂里头就定下了的。

马老师谈足球，我这个世界杯揭幕战时睡大觉的伪球迷也说不上什么门道，说说我熟悉的，那个著名的蹴鞠高手——高俅还行。这个国度的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却容易，你看那宋徽宗赵佶，多聪明的一个人，生生地就学得亡国了。中国人普遍缺乏对理想有宗教式的虔诚，而面对声色犬马的诱惑却鲜有自持力，好东西也能学走样了。当然，学好了的也是有的，比如在桌游界，三国杀不就是学了美国佬的BANG嘛；谈及此，你我可以稍微宽心些。

郭辛开始在南墙连载游记了，十分期待。那日与郭辛谈及喀什老城的拆迁，甚是痛心疾首；09年夏我刚进凤凰周刊实习时，当期的封面故事恰好就是《最后的喀什》，而没多久七五事件就发生了，彼时的吃惊有如梦魇般延续至今。小时候，我常觉得自己所处的是个相对安全的和平年代；长大了才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来不乏暗潮汹涌，而现在明面的滔天巨浪也此起彼伏了。念及此，我不得不担心，有的风景，现在不看，以后会不会就看不着了？而有的风景，日日习以为常，会不会有一天也会面目全非？这些年，这样的事太多了：武当山遇真宫失火、苏州桃花坞拆毁、福州三坊七巷被“改造”，就在前些天，北京后海的银锭桥又遭毒手。珍惜身边的风景吧，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出去旅行。

陈纯一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很执着内心很强大的人，不想也会有这样的低潮期。不知道有种念头我说得对不对，人有时候自责到很难原谅自己，恰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坍塌了。这时候，人需要一种救赎，而这种救赎，唯有在未来以实际行动才可实现。我的做法是，许下一个愿，而后践行之，愿圆满之时，便是度己一厄。

杨啸在江苏，用镜头记录着形形色色的面孔，了解许许多多背后的故事。扛着摄像机走在严冬中，纵然心里怀着不曾冻僵的梦想，却依旧得熬过这无可回避的风霜雨雪。“我老了，走两步就会累。”“我累了，走两步就会老。”见到这样的大实话，也不知该如何宽慰。我想，好一点的办法就是假期静下心来多睡几个好觉，陪家人喝喝茶说说话吧。我和你一样，也不确定路的终点是迷宫还是晴空，但此刻有一点心情和你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看见荧屏上的草莽冲进县衙砍人我也觉得很爽。

老贾又拍了一张废墟，那个残墙上红双喜看着真的很刺心。红双喜也算是一个图腾了，曾经的许愿的确曾圆过，或许这个图案曾见证过一个家庭中的新婚或乔迁。不过现在，都没了。

在发完这篇导言之后，我就要登上回家的火车了。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家了，漂泊于外的百感早已渗透进我的每一寸骨骼每一滴血液每一个细胞，以至于此刻平静得仿佛昨天刚从家里出来一样。有时我会怀疑这一年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然而的确发生了。就在十天前，我刚刚把我在曾厝垵的台球馆盘掉了；我和曾厝垵的故事，也了结了一半。然而我终究是要回家了。

辛卯年将要到来，是我的本命年，也是南墙中大部队的本命年。值此兔年新春将至之际，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成长，我们共勉，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当数字涉及的生命，在统计上便更显得平等。譬如一年死掉三万名矿工，十年下来，也便有三十万了。然而对于死亡，以及导致死亡的罪恶，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诠释。生命的逝去本身其实是平等的，但却又因身后的诠释待遇不同而显得不平等。

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陷落了，作为首都，她陷落得不带一丝尊严。元首仓皇撤离，将帅仓皇弃城，士卒仓皇溃退；数以万计的中国军人在江边茫然地放下了武器，在被成批屠戮之时，他们甚至连最后的挣扎反扑都没有。人，该是茫然绝望到了什么程度，才如此自弃？溃军夺路而逃的时候，还和挹江门的守军激战起来，内耗中死亡的人数和战死在阵地上的人数相当；当然，溃军临走时还不忘在城里放火抢掠。

所以，不要相信陆川那些指鹿为马的鬼话。陆川用一个陆剑雄代表了中国军人，用一个江氏代表了中国女人，用一个唐某代表了中国男人，试图告诉荧幕前的观众曾有这些感人的献身存在；然后，他让拉贝在荧幕上向中国人下跪。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再怎么任意打扮再如何给自己强贴光环也无法改变当初的仓皇。而回避、否认当初的怯懦，并不能因此勇敢、强大起来。当初你的祖辈便是如此引颈受戮的，而你可曾想过他们为何便这样束手？

大约是因为习惯了。

同样是被杀戮，被本族杀戮和被异族杀戮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被结束这个事实而言，又有多大区别？凌驾在平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大王们实在太多，来来往往，城头变幻大王旗，给什么人当差，又有多大分别？时人山田武一回忆，“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对被奴役太长久的零拒绝，于是当有一天突然屠刀加颈，也就无从转身。

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够自信满满地说自己对罪恶做到了零容忍呢？也许只剩小说里的鲁智深罢。

在73年后的今天，做一次转瞬即逝的悼念，然后洗洗睡；当然，明年再来一次，每年都可以来一次这样的悼念。悼念的时候也的确是真心的。但是子民仍是那个子民，屁民仍是那个屁民，终究没转身成公民。

决定众人宿命的关键仍未置换，于是我无奈地发现，其实我们未必有能耐阻止另一次杀戮。

我总认为被悼念的都是被选择性记忆的。其实，在我们的父辈受教育时，南京大屠杀是很少被提及的。同样在南京，雨花台就有10万冤魂，都是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人或革命群众，现在两岸关系缓和，这事就不提了。我们似乎常有一种幻觉，觉得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最看重历史的民族，但某些时刻却无奈地发现我们是一个如此健忘的民族，因为总是被记忆和被遗忘。

还有一件事，1948年，长达半年的长春围城结束后，仅掩埋的尸体就超过12万具；这就是所谓的长春和平解放，平民飘摇如草芥。现在，这个事更加理所当然地被遗忘。

只要决定生杀予夺的权柄不在己手，那么一介平民永远无法防范一个强大的政权机器施予的暴力，不论这个暴力的施予者是当权的朝廷、在野的枭雄还是入侵的异族。

若问12.13南京的警钟为何而鸣？我宁愿许愿，但愿以后的我们，不必像过去、也不必像现在这样微末。

而罪恶依然是没有国界的，它总会找到侵凌的机会，只要人们甘作羔羊。

2010年12月13日于厦门曾厝垵

吹笛者是一位中年人，笛声透过麦克风和音响填满了夜空，仿佛整条步行街都凝结了。他还有一位搭档，是位年轻人，在旁调试设备并展卖一些唱片。他们一定不是一般人，我想。那一刻我忽地想起电视剧《天道》里头的丁元英和芮小丹，仿佛也该是这样的。

而后一曲《故乡》，我不禁落泪了，即便是在帝都时，也不曾听见过这样的笛声。忽地想起一位故人，于是便拨通了他的电话。“两年前在广州沿江路，你说过我们要一起去卖唱的。”“我从不曾忘记。”“你的破木吉他买了吗？”“这周末就要买了。”“保重吧。”“嗯，你也保重。”

若有一天，我居有所依，那时定要备一套上好的音响。对于声音，我总有种特殊的反射，轻易地，灵魂便出窍了。有时我怀疑人的意志究竟是否是由自己主宰的，或许还有另一位神主在支配我的思绪，于是我常常忘记了躯壳的存在，声觉将我的世界囊括至无垠，而我的视觉则被遗弃到了角落。更多的时候，脑海中的各式场景侵夺了我的视网膜，于是他们总觉得我的眼神是呆滞的。

近来我发觉，其实很多事情，结果本不必那么糟。只是人们常对事情过度诠释，一直于事先便对结局有了悲观的隐忧，而后的所作所为其实都一步步将事态导向那个最坏的预期。不积极，或许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自我保护姿态，于是大环境的胶着状也便无奈地存在着，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很久很久；而对消极的纵容，则更如一张无形的不透风的网，让人窒息。

那些我珍惜的人们，我是这样地害怕任何的渐行渐远。

去年夏天开始，我便常有这种担心，一年多来的种种，无不无奈地应验了许多。就如同去年夏末的一件事，让我第一次对此感到恐惧。那次是闽西某乡因血铅超标引发群体性事件，那个地方还是一处著名的革命圣地。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两位朋友在这个事情上不知不觉地处在了对立的两营，一位是必须董狐直笔的政法线记者，而另一位则是协助领导处理维稳事务的吏员。在我印象中，他们两位都是极正派的人，可他们却因为各自的职责而必须承受一些难以妥协的轨迹。他们或许至今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我们此时也的确都是初出茅庐的小虾米，却已发觉一些针锋无法回避了；那么，年复一年，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各自的环境中逐渐习惯了体制或非体制所赐予的一切惯性，而我们各自也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逐渐在各自的领域扮演更重要、更有支配意义的角色，那么是否终究有一天同窗故旧可以形容陌路甚至你死我活？就如一位曾与我颇有交谊的同窗，从各种渠道我不难得知她的直系亲属便可能与这些年汀江沿岸的种种惨剧有关；她也不知道何时解除了我校内好友，显然，我这种人于她而言是个危险角色，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先天赋予其身的立场，这也是人之常情。

那日好友QC来访，我们谈起身边的种种无奈，无不叹息。这个时代，任谁都很难保证自己的行当不是建立在践踏他人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辛酸的现实；我们往往未必是直接的恶人，但不知不觉间也成了帮凶。

我想起那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真实的人性有无限种可能。就像女主人公玛莲娜的沉沦，何尝不是环境与众人中平庸的恶日复一日地侵蚀她并最终成功地逼良为娼。而如今匍匐于当下的我们，仿佛也无法否认自身的脆弱，信仰的危机、梦想的幻灭、对压迫的妥协甚至是对罪恶的麻木和沉默何尝不是在沉沦，最后也被 “逼良为娼”？

就如我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一些为坚持而付出的代价，却从不曾因此用价值观去苛求我的朋友，何况那也没有资格、也没有意义。安身立命从来是不变的主题，而谁又可以为此苛责什么呢？我希望我们都能过得更好，至于心安理得，只能尽量地心安理得了。

此刻，我能对我的一些密友说的是，对友情的承担很多时候和价值观、社会立场无关，那于我更多地取决于经历和过去。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浪迹天涯的亡命徒，或许有一天你会沦为贪污犯的眷属，可我知道，你也知道，我确信你知道，你确信我也知道，我们都不会对对方袖手旁观，哪怕是窝藏、掩匿。

未来若不幸地真有那一刻，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朋友，我们永不背弃。
2010年11月19日

反日什么的真是老掉牙的话题了，但愿以后再也不必写这类文字，请原谅我用一个装X的标题调侃并冲淡一下说教的气氛。

【一】反日还是反罪恶？

梁文道先生的《常识》里头有一篇，标题很醒目，“反日本，还是反罪恶？”

昨天，好几个二线大城市那么多人怒吼并燃烧荷尔蒙，那么我很想问一句，您究竟是反日本还是反罪恶呢？如若您在反日爱国的旗号下，做出了罪恶的事情，您如何自处？砸同胞的店、砸同胞的车、毁坏公物以及普通人的私有财产，这算哪门子正义，又算哪门子爱国？您决定上街之前，真的很清晰地明白自己此行要的是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评估过可能造成的后果么？

如果这几个问题你自己都没法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就上街了，那么我可以很肯定一点——你做的某些决定可能感性得大部分只是荷尔蒙而已，而你可能并没有预想到可能的后果或者压根没打算控制。

其实这样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如果一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群体中有很多人都如你这般想，太多的历史悲剧往往因此发生。比如21年前的悲剧。而不妨说，“文革”中打砸文物、武斗的同样是在这些荷尔蒙的催化下产生的。

似乎，每一代人都会有那么一两次经历这种荷尔蒙的群体燃烧。包括家乐福、奥运火炬传递也属于此类。

说实话，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燃烧荷尔蒙的权利，燃烧荷尔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在大街上嚷嚷走走什么的也是天赋权利。只是，行使权利越过了一定的道德界限，便是犯错，甚至犯法、犯罪。
==========================================

【二】那个儿童节

据说2007年6月1日是当代中国公共事件元年。作为亲历过那次华诞的一份子，应当还是有点微末的发言权的。

而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在中国，散步这活，还是厦门、广州、杭州这三个城市干得最有技术含量。

在我看来，散步这个词是不可以乱用乱形容的。散步是一种文明、理性又优雅的运动，绝非打砸抢烧。散步者很清晰地知道他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上街，并不是纯粹去燃烧荷尔蒙的。散步者有理性、有血性、有分寸、有气度也有策略。散步者不会做出什么太过火的事情，一切的行为都克制在有限度的范围内，为他们此行的基本诉求服务，不会夹带太多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的东西。

散步者热爱自己的家园，热爱自己和自己的邻居、自己的同胞共同生活的城市，他们可以为了拥有一个城市更好的明天而呐喊。他们的标语、口号以及行动，为的只是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明天；而不是在某一天去焚烧自己的家园、伤害自己的邻居和同胞并且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夜晚不负责任地丢给明天。

在三年前的那个儿童节，厦门的市民做了很多很多，但我这里只提几个细节：

（1）当人群中有少数人试图扔矿泉水瓶时，其他人会立即制止。
（2）当有人喊出激进的口号时（比如点了市领导的名），会有很多人劝阻。
（3）散步者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经行的地面留下了垃圾，但是会有人自发地去捡起，然后很多人也跟着去捡。
（4）中间的确有出现警民的肢体冲突，但很少并且立即被隔开。警察也是市民，他们也热爱厦门，他们只是执行公务，隔离但不会打人，有时会出现抢夺标语的现象。
（5）一切的诉求集中在“PX项目迁址”上，不瞎扯其他的，也不上纲上线，范畴限定在环保之内。

最后的结果是令人相对欣慰的，政府和市民召开了座谈会，PX项目迁址，官与民通过协商达成了最大公约数。

后来，广州、杭州也发生过散步，文明、理性、和平，所以可以称之为散步。

==========================================

【三】问成都人三个问题

（1）还记得两年多前的彭州石化项目么？
（2）还记得谭先生和512中死难的孩子们么？
（3）还记得唐福珍么？

声明一下，这问绝非质问或责问。因为我显然没有权利代表任何一位蜀人。但蜀人的事情还得由蜀人来做，因为那是你们的权利，你们若不在乎，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代表你们去在乎。

如果发生在身边的一例例惨剧除了不断地抬高你的痛感阀值上限，最后留下的只是对自身权益与他人权益的麻木，却在所谓爱国的旗帜下可以对同胞的财产痛下毒手，除了虚伪，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

【四】合适的时间、地点、对象和表达方式

保钓什么的，事情既然来了，谁都有表达的权利，在时间上没有异议。

关于地点。两年前我就有过疑惑，法国支持藏D，为什么要针对一个超市？为什么不去使领馆？两年前的事，至少武汉是有法国总领馆的。

关于对象。我现在依然认为，即使人家是日企，人家在中国守法经营，你有什么权利打砸？退一步说，你的暴力行为是否有可能让一些中国人有经济损失，中国雇员因此生活收到影响？

至于你有没有用过日货，有没有看过日本动漫、看过AV，问这种涉“抵制”的问题真无趣。多少年过去了，还停留在抵制的初级阶段真没长进。发明、制造高质量的国货才是真正的爱国，而不是给同胞灌毒奶粉、地沟油。

即使那家店铺股东是日本人、经理是日本人、店员都是日本人，你也没有权力去打砸，动手了就是犯罪！

还是再提出两个问题：

（1）印尼排华你恨吗？同胞在海外被迫害你甘心吗？别人的同胞如若在中国被迫害他们会甘心吗？
（2）俄罗斯驱逐华商侵吞华商财产你恨吗？同胞在海外经商被欺凌你甘心吗？别人的同胞来中国经商被中国人欺凌他们会甘心吗？

如果你动手打砸了，那么至少是跟第二条没什么区别。

其实就是个换位思考的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是装X推销什么道德，因为即使你为了自己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好也得这样做。

在我看来，呐喊、口号、标语、烧旗子什么的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使是阻塞交通、制造噪音也属于可以接受的范畴。

但砸车、砸店的人绝对是混蛋，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耷拉怂货！西安街头那辆丰田武警车你怎么不敢砸？

不是很多人恨刘结巴么？现在看来，人家至少比你和平多了。

==========================================

【五】多余的话

谁对你造成了实质伤害？你是为了什么而呐喊？

我只知道，在强拆的甘宁和据守的曹仁之间，我永远站在曹仁那边。

若是在一个夜幕初临、华灯初放的雨后，在灯火辉煌的街头流连驻足，视界中便尽是浪漫的光斑；如若是在一处二三楼的落地窗旁不知不觉间由昼入夜就更妙了，仿佛是从庐山之中突然冯虚御空，到了庐山之外。或是一如挤在五道口的人潮中，微雨打湿了眼镜框，近视之上再添朦胧；匆匆之间，眼前七彩零星闪烁，更加不辨咫尺，唯有城铁路口旁的那家光合作用，亮黄的霓虹瞬间让我飘回了鹭岛，而后再刷卡进闸的一刹那瞬间又回到了帝都。似乎还有崇文门午夜疏落的车灯，偶尔从身边掠过，却不知该搭哪一乘归程。

所有的，似乎都只是思绪。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

那些中秋之夜——五年前初至厦大青涩懵懂、码头送别母亲难舍难分、老城骑楼幻如迷宫，四年前南太武下的沙滩焰火，三年前胡里山下博饼争魁，两年前环岛路众人成双骑行，一年前海滨宿舍围案浇酒，一切都历历在目。然而都过去了。

但愿明晚乌云散去，与二三友人登东坪山，眺大小金门。看彼岸环岛轮廓灯火围描，明月中天瞰海，又是一番鹭岛风景。

送却秋窗风雨，且迎秋海月明。

庚寅中秋子时于厦门

应是绿肥红瘦

淅淅沥沥，雨渐息。凡比亚肆虐一夜，总算离去，我竟似坐了一夜轰鸣的火车。

昨天半夜从公寓跑出来，两旁碗口粗的树都在甩头，断臂的枝头呜呀一声塌下来横在我面前，于是抱头冲回宿舍。才用冷水浇了一头，外头的铁楼梯便如擂鼓般吼起来。霎时间我就后悔了，说好了，要拿相机去认真地拍一回九月的凤凰花的。这回，真的来不及了。

又想起了去年那个恶梦般的22岁生日。台风“莲花”趁着夜色不速而至，把全校的凤凰花都打残了。那个雨夜，我循着地上泛着微光的积水，跨过横七竖八的残枝败叶，从化工厂校内一路奔回芙蓉十三。就像很多很多悬着的事情都画上了句号一样，“好的，一切都清楚了。”

稍微幸运一点的是，我提前一天走遍了厦大，拍下了那些美丽的画面。只是，那些画面只有景物，没有我穿学士服的样子。或许，这便是天意。

凤凰花的绝美，就在于那大红大绿的惨烈。每当到了一个芙蓉湖畔学士服耸动的季节，想起林志炫的那首歌，便唏嘘不已。那么多年的，都散了。

中午上线，果然见得校内上尽是台风肆虐的照片，现在的校园又是什么样子？大概便是去年那副模样吧。而我蜗居旁的那颗凤凰木，我竟不敢去想她现在已成了什么模样。转念想到昨晚那股塑封机释放出的臭氧味，便觉得事不关己。最让我心动的，就是大猫和XL到海边见证巨浪的照片。我怎么这么傻呢？竟傻愣着躺在床板上干听那嘲哳的风雨声。看来，我的确健忘到跟从前不一样了。

大猫说，店楼顶的水管被砸坏了，店里停水，刚来电。邻居光通网吧的广告牌轰然颓倒，我也只好为六七吧在轻伤中逃过大劫感到庆幸。只要不是最坏的结果，便是好结果吧？我忽地怀念在店里住的那段日子，如果昨晚在店里，店顶的铁棚该是怎样的交响曲？
没有雨伞还是有个好处，出门那点路低着头还是能自觉酣畅淋漓。

暮云合璧

昨天，我又过上了“有车”的日子。

诡谲的黑云越锁越紧，笨重的大纸箱在后架上晃晃悠悠的，我便这样摇曳着从理工一路骑回曾厝垵。中间车子倒了三次，一次是在西村校门、一次是在三家村、一次是在芙蓉隧道东口，地点上十分对称完美。

运气真好，三回里有两回遇到了热心人，第一回是个穿白衣戴眼镜的斯文小伙子，最后一回是个穿黑衣的文静姑娘。他们帮我扶着车子，我边收拾狼狈相边连声道谢。临了，我发现他们那不张扬的微笑多美，热心肠的人可以过得很快乐，的确是这样。

有时候会想念以前那辆联通自行车，第一次骑出去就是环厦门岛。如今物非人亦非，而日子还得过下去。

就像我今天接到电业局循吏的电话，对方告诉我那个破电表竟要5600元，这便是我一个月来奔波往返、半个月来苦苦催促等待得来的结果。可我已经不再为此愤怒了。早已晓得，这个国家早已经把衙门当企业来办，只以搜刮分赃为能事，而非为便民利民而存在。小民辛苦日以继夜，到头来还是为金字塔尖上者作嫁。

这已经是退无可退的城下之盟。怎么办？其实这会我也不知道。姑且安慰自己船到桥头自然直。实在不行，最后也只能凉拌。

他强任他强，清风抚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但愿将相过淮水

这头挂了电业局的电话，那头我便拨通了老F的电话。其实我从未忘记我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和那些铭刻一生的痛感。最然这个国度发生的事情总是在挑战我的痛感极限，而我的阀值也的确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但我还没麻木，我还不曾放弃那个董狐直笔的梦。
一个星期前，我还跟老F说：“这种情况看来很普遍，恐怕没有办法改变了。”老F马上纠正我：“正因为普遍存在，问题才严重，更需要深究。”

身边依旧有这样的朋友相伴，是件多欣慰的事。这个国家需要一群持之以恒不变心的痴人，这样才有盼头。于是我相信南墙可以创造更多的奇迹。

“我设法拿到他们的预算表，然后马上发给你。”这是理所当然应该刨根问底的事。我为我最后还能拾回这个“理所当然”感到庆幸。

有一种“理所当然”却是极其可怕的。昨晚和YJ的谈话让我醍醐灌顶。YJ发现了一只小狗上有蜱虫，然后发现曾厝垵大多数的狗身上都有蜱虫。YJ给预防中心打电话调研此事，而狗的主人却想立马把小狗杀掉。YJ发疯似的四处求助，只是想保存这狗的生命，他甚至试图集资购买药品来挽回；最后他感叹“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人心！”。

随后发生了我和YJ之间关于人本主义和动物福利之间的讨论。我原来认为，虽然大多数人都有志愿心乃至于有志愿行为（比如慈善、维权乃至世博志愿者都算），但因为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所以一个领域的志愿行为往往只有少部分人愿意参与，而现实则更大程度地左右了人们的志愿行为和志愿心。所谓温和的人本主义即使秉持不作恶的态度，但其作壁上观、消极为善的态度却有可能对人类本身产生恶劣影响。

蜱虫是猫狗身上很常见的寄生虫，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根本无法解决问题。YJ说，疯牛病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为了极端节约成本，在极端恶劣、狭窄局促的空间中饲养牛，以至于这些在重牛粪气味中生长的抑郁牛身上产生了毒素。而以防疫为名的补狗队，反

倒热衷于能给一己之私创收的动物捕杀利益链。有时一想，人类实在造了太多太多的孽。
YJ说，如果人心不变，就算争取了再多的民权也没用，歹心堆积起来的社会最后依然会被歹心所摧毁。于是他便问我方法论的事情，他认为我向来敏感于此道。

我忽地眼前一亮，想起那句话——“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从前，我并未体会到这话的妙处，今天却觉得是一针见血的良剂。

“那就争取让人们都去做他们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快乐的事情，欣赏美好的事物，实践美好的创作，像电影旅行啊、摄影啊、音乐美术啊甚至是桌游。做快乐而美好的事，先把人心解放出来，生活有意思、有盼头，这个社会才能变好。”

争渡，争渡

那天听说FB要走了，他要去岛外的灌口镇卖烤鸭。原来他不是去开店，却是准备一个人推个车子去卖烤鸭。这令我十分感慨啊，换作是我，推车子卖烤鸭的事情或许能干得出来，却决计不肯到一个远离我所喜欢的城市的小镇上去。那多荒凉啊，小镇上大街上的各式店铺，恐怕其中不少还会一个劲地播着《爱情买卖》，那感觉太孤清了。

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老话如此，看着都明白，但忙碌起来的确容易健忘。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那么清醒，秉持自己一贯的作风的。

那天正忽地想起R，R就在QQ上冒出来找我，问他创业的事情怎样了，他立马愁苦大发。我一猜就是后院起火了。“你觉得，她是怕你不娶她，还是怕你不爱她，还是怕你创业失败？”“前两者吧。”“那你就跟她领证吧，其他的先缓兵一下。毕竟，这个年代，找到一个爱你的而且你爱的人太不容易了。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她最怕什么，你就往哪给她吃定心丸。”

忽地又想起很多人，在桐庐工厂里通宵劳作的石三、曾去丽江奔波求经的YB、刚从玉树下来的纯一……

和好朋友多聊聊，容易理清一些紊乱的头绪。此刻，心中明明波澜万千，却又似静谧无声。我想要足够的勇气做一个决定，在二十天后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2010年9月20日于厦门曾厝垵

一 坐望

8月似乎就是用来熬的日子，或许熬到9月，就算出头了。想来2010年的8月，竟是没什么可以留给日后念想的璀璨瞬间。如果不是先后有两个朋友从外地过来，我或许都不愿意在这暴晒的天气离开这个城中村半步。这就是苟安吧？幸而宿舍里却是清凉世界，位处一楼的蜗居就有这个好处，而白天自来水却是自来温。

有一天我在店的楼顶，摸着我们的广告牌，捏着那个铁架子，心里在想，如果台风真的来了，这个铁架子能否招架得住？还有那个铁棚、隔热网，要是被掀走了可就不好了。我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在乎天气，以前风雨阴晴于我似乎都差不多；当天气与切身利益相关联，我不得不承认“屁股决定脑袋”。

如果说今年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回想都骇然的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些与马尾有关的故事，而是我的的确确是在店里睡了半年的沙发。现在我或许没什么擅长的，但有一样功夫却是练到家了，那就是等，我说“我比出租车司机还能等人。”

但是能等或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耗得起，于是有的人等不起，也就有的人等不到，最后悲剧往往就此发生。在指缝间不经意流失掉的时光，尚且难以估量中间或许错过了怎样的机缘，何况，我已经走了这么久，走出了这么远？何况，我现在还逡巡于此？

店里正大兴土木。我能想象得到当最后一道工序结束的时候我的喜悦。吸尘器将会把木屑沫和石膏沫从地毯上吸干净，墙壁上呈现出炫目的主题涂鸦，桌椅布置一新，静待新学年的贵客。

从前的健身房、舞蹈室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桌游吧。我亲眼见证了一个店铺的穷途末路和倒闭，当AJ搬走的时候，他最后的背影多落寞。这不能不生出兔死狐悲之感，我常对老华讲，“家里借钱给我们开店，咱决计不能做砸了。”而老华则说，这两届的校友中出来开店的有好多拨，现在大多关门了；有时一想，虽然现在做的不算出彩，但没有亏，能自给自足也算是一种成功。

AJ搬走的时候，把店里的热水器也搬走了，那是他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店里不能洗澡了，这给了我一个搬出去的理由。后来老华毕业了，他也搬到了曾厝垵，就住在从前的“辛辛印象”旁边。“辛辛印象”曾是南墙友人YJ和LX伏案奋斗的工作室，他们曾在那夜以继日地劳作奋斗，设计出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但最后工作室还是宣告解散，现实总是让梦想变得窘迫，但也令奔赴梦想的征途更加富于挑战、更沉淀。现在我的蜗居、老华的蜗居、店、公寓校门成环形，相去不过几十米，算是互成犄角之势。

月初，在杭州回厦门的火车上，我实在是熬不住站，于是就钻到底铺去睡了。其实这种事长大了之后也只是第二回这么干，并不是刻意要如此，我只是太困了。至于这算是自虐，还是为了防止更虐，我自个也说不清楚。身材长大，是以总得盘着腿以避推车；身边常有瓜子皮落下，滴滴答答的，还有各式的垃圾。虽然这并非怡然自得，但当我钻出来的时候，竟颇自嘲地对大猫说了句拉风的话，“这犹如置身于花海之中。”

其实这比起上一次的底铺之历，已经少了那份信马由缰的牛犊之气；那一次是从雪域高原下来，又在关中、陕北、华山一带纵横多日，回想那时那份肆无忌惮，竟无比羡慕从前。那时TA还对我说，“老邱以后肯定能成大事。”可现在，一切的宏大叙事于我而言都没多少必然的吸引力了，如果可以细水长流地精彩，我愿意为此而做从前不能得改变，不论是变得更杰出或是变得更平凡。

二 苍黄

去年建军节的凌晨，刘和尚和老董说还没看过升旗，于是我和一博便和他们一道。我们在午夜横穿静谧的北大，一湖未名，无限遐想。2007年是中国公共事件元年，而2007年的儿童节算是这一纪元的肇始。老董曾说，“中国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厦门大学这样，与她同名的城市气质如此相像”，浪漫、阳光、平和、朝气、理性；而我补充了一句，“中国也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北京大学这样，与她同名的城市气质如此对抗。”

当天到得前门，我忽感尿急，他们都劝我再忍一忍，我却说：“嘘嘘比看升旗更重要，更神圣。”于是我就在那一天太阳升旗之前跟他们失散了。后来我是躺在广场的地板上听着当天的国歌声的，因为我困了。然而在返程的双层巴士上，我们四人都反复谈到当天武警方阵之森然；而立交桥常从我们头顶掠过，我们如此轻盈、翩然。

那一夏，我们常在成府路蓝旗营的万圣书园旁的醒客咖啡聚首，一博那会还在那儿做服务生。万圣、醒客，如此精彩的名字，就值得让我迷恋。在西方的节日中，我唯独对万圣节欣然向往，群魔乱舞，众神狂欢。

众生即众神。

刘和尚常称赞童安格的《我还活着》一曲中那段《长城谣》，“长城外面是故乡”，谁人不向往？

近来忽地发觉了张角的伟大。那句口号是多么霸气，“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老天不长眼，那么便应自己为自己做主。人不自救即自灭，人不自主即自毁。

不过《太平经》云：“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如此，仍是极端精英主义之老套，却不得不承认亦符合当时之现实。

曾有人对我说：“民主以后，要把老毛的头像从TAM城楼上摘下来，换上孙中山的头像。”我大笑，“孙文亦不过靠会党起家，他以暗杀、暴乱为能事，算得上一时豪杰，却算不得万古圣贤师表。以黄天代苍天，不过以一天取代另一天而已，到底还是让天做主，而非人自主。以孙文为民主之代表，大谬也！”

上个月，与薄然兄在金陵玄武湖畔闲踱，都认为十年浩劫固然惨绝人寰，但这浩劫与浩劫的始作俑者老毛都是人间空前绝后的艺术品。这并非企盼其存在，而是因其已然存在而追认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京时曾与迦南君言道，我希望TAM城楼和老毛的头像在未来的变革之后仍得完整保存；我希望TAM城楼上再也不要出现救世主，他们总是以阅览的方式俯视众生；我希望未来的领袖到广场中间去，到人民中间去，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发表演说，一如21年前。就让“南面称尊”本身与南面称尊者一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就让TAM城楼、老毛这一体作为一个永恒的艺术品和历史象征留着吧，它们将永远提醒着人们曾经的故事。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遥遥与之相对。

这是永恒的对视。以北面称仆代南面称尊，以黄土代苍天；从此，不再有黄天。

只是你我都明白，届时，众生未必有此觉悟。如果苍黄本身就是这个国度难以撼动的元规律，那么就继续匍匐吧。

三 人与俑

2010年的邱靖，胆子远没有2009年那么大，也远没有2009年那么义无反顾。那一夏，比起这一夏，相去岂止万里计？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选择在2009年5月底去北京，只是为了在6月初的北京度过20周年的纪念日，并因此罢考并把敲门砖抛诸九霄，这算不算很不靠谱？

可我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这也算是对当初决定的印证，我并非宁顽不化的坚决，而是生性如此，发自内心发自意识如此，经过权衡审慎后如此。我不会容许自己错过一个内心的祭奠，其余的通通为此让路在所不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一夏，我喜欢上了看降旗。纪念日那天傍晚，我来到广场，看着着最后一丝残阳的余晖在西天隐去，五星红旗缓缓落下，那一刻我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这样的念想，在2008年也不会有，从前，我是一个以和稀泥自诩的身体力行者。2008年5月12日那天中午，我扛着一杆硕大的五环旗，和一群朋友昂首阔步、浩浩荡荡地在环岛路上行进。我们脸上都贴着五星红旗，在“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巨大标语前合影，然后又向会展中心进发——因为两个小时后，祥云火炬将在那里起跑。在随后的三四个小时中，我把自己淹没在人海红潮中和所有人一起发足暴走、竭斯底里地呐喊。我相信那天的人山人海、喊声震天是来自万众的热血、炎黄的至诚。祥云火炬在5月12号这天来到了厦门，我们如愿以偿地在这一天释放了积蓄已久的荷尔蒙，却也意外地在接近傍晚时收到了来自四川的噩耗。国殇的哀痛并不能掩盖对奥林匹克的癫狂，也不能掩盖当初的热忱。

但2009年那一夏，因为亲历的许多许多，我不再愿意为什么南面称尊者做任何辩护，也不会再去和稀泥。

如果你曾暗访过遍布南城的驻京办为羁押访民而设的黑牢，便会发现这个国度的统治者愚蠢得无可救药，对上访还抱有希望的人恰恰是这个帝国最不可多得的顺民，对他们进行迫害姑且不论人道，于策略而言也是病入膏肓的自掘坟墓。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果敢的同胞血脉可以成为地缘政治的绥靖政策之牺牲品；为了掩耳盗铃，尽职守责的迪化知府缓冲了民变，却沦为民变矛头所指的伊犁将军的替罪羊；如饮狂药的申遗热，大兴土木使得众多申遗地区多年后仍然背负巨债和无法填补的财政亏空；为了政党一己煊赫，可以置生灵于不顾，让青少年无休止地操练，以致瘟疫横行闹出人命；举国府县斥巨资维稳，一个号称以工农为阶级基础的政权竟无时无刻不以人民为破坏稳定的“假想敌”，依旧饮鸩止渴。

夫复何言？在红朝建国一甲子前夕，我离开了深爱的北京，只有回到厦门去，才可以暂避这莫名的窒息。临走前，我戏成反诗一首，曰《燕俑》：“十里长街兵气扬，胡亥一诏天下忙。千年俑阵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只想做个有知觉的人，而不是任“神”摆布的俑。

四 再负

2010年这一夏，生活里没有那些激荡澎湃的风起云涌，即使是年初关于马尾的那些诡谲也早已尘埃落定。只是过去这一年的沉淀于今日之我未尝没有好处。

不爱身无以保家，不保家无以报国。

我由衷地这样认为。爱身并非作壁上观，而是竭尽所能去做恰如其分的事情。这个“竭尽所能”和“恰如其分”却并非矛盾。

我并非资格论者，却认为人总是背负了一些使命和义务的；而使命是自选的，却不是逃避义务的借口。若为了假大空的所谓“使命”而辜负了真正的义务，恰恰成了罪人。

曾有人说，中国人之所以活得累，是因为一生下来就背负了许多忠孝之道强加给的债务。国家标榜爱国主义，使得许多人无形中自以为国家对自己有债权；至于父母，养儿防老，亦是子女最大的债权人。

我之所以感到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虽然大体归于传统一类，却并不妨碍他们的开明。他们中规中矩之余却也崇尚自由，他们竭尽所能尽到了对祖辈的义务，他们既谙于传统，却也是发自天性。他们深知我的秉性，略加提醒，却不横加干涉。

从前，我以一副挣脱了枷锁的姿态横行了四年，到了第五年，却自觉地拾起那些负重。这固然使我看起来没有那么“洒脱”，但我心甘情愿，心里踏实。

我曾对迦南君说起过，“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干火烧赵家楼那种事情，太没长进。”关于马尾的故事，里头的确有许多我自认为于同代人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甚至连我自己都难免自鸣得意。只要尊重道统、谙熟于收罗信息、精于判断，我辈中人的确可以做到于该出手时出手却也不会连累家人、祸及己身。

而以后的路却还漫长，一套成功的理论往往来源于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印证。在杭州时，曾与生菜君言道：“我们自诩与所谓‘主流’不同，但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生活得比他们更好，那么只能说明我们是不能符合天道规律的失败者，应该被淘汰。”到那时，“螳臂当车”者可就真是螳臂当车了。

半年多，终日忙碌于收银、迎送、装潢、磨牙之类的琐屑事。曾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常若有思触，方欲记下，文思却如雪夜访戴般嘎然而止。

今日记下上面的话，颇为欣慰，说明生硬的逻辑还没侵蚀掉我所有的情怀。

外头突然下起大雨了，这是今年夏日里极少有的。短暂地，曾厝垵成了一个清凉世界。

2010年8月19日于厦门曾厝垵

后来长大了，逐渐也就有了许多的“不相信”。比方说，我不相信鲁肃是个老好人，不相信刘备是个只会哭的枭雄。而那个儿时曾经在心中奉若神明的诸葛亮，也不再那么光辉。夜观天象之类的鬼话固然不会信，而那种让部将像机器人一样照锦囊行事在我看来也十分扯淡。关于草船借箭，我现在会想，如果曹军射出的是火箭，草船又当如何？关于空城计，哨探一试便知，何至于仓皇撤军？至于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华容道，都是作者杜撰的情节。

其实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什么，因为人家明明白白就叫做“演义”；既谓之演义，自然有编的成分。只是少时只在意三国，却稀里糊涂地把它当正史去在乎。现在通行的《三国演义》，是毛宗岗修过的，至于这和罗贯中的原著相比变化多大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有一点可以确信，毛宗岗成功地将他所期盼大众吸收的人物形象乃至意识形态推销到了九州千家万户。

曾有一段时间，我的确像当代官方给《三国演义》作的序里所说的那样，把此书看做一个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而对历史进行任意摆弄的范本。曾经被我视为启蒙的名著，长大了再读，可能会坏了脑子。此种前后反差，不可谓不大。

近来，三国重新进入我的视线，因为三国杀和新《三国》连续剧。

我毫不吝惜我对三国杀这种桌游的赞叹，我的确认为它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诞生是国人之幸。

三国杀中的武将技能，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也深刻地反映了人物性格，如张飞之【咆哮】、赵云之【龙胆】、吕布之【无双】。而各种典故也在武将技能中得到反映，如周瑜之【反间】、貂蝉之【离间】、诸葛之【空城】、许褚之【裸衣】、黄盖之【苦肉】。马超的【铁骑】应与他在潼关之战中逼得曹操割须弃袍有关，夏侯惇的【刚烈】应与他中箭失明扑杀敌将有关。

有的武将技能的设计远比它表面看来的要耐人寻味。如孙尚香的两个技能，【结姻】极好理解，意指孙刘联姻；而【枭姬】一项则大有道理，当刘备洞房花烛之夜，见到新娘子的侍女们都持凶器而立，才晓得他的夫人如此的与众不同，而“失去一张装备牌则可摸两张牌”暗喻着孙尚香因祸得福、有得有失、难以言说的一生。每想到此节，都不由得击掌大赞，这发明三国杀的人当真绝了。

人物间的相生相克更有意思。熟悉三国杀的牌友都晓得，刘备单挑是菜鸟，却惟独能降伏诸葛亮，以【仁德】破坏【空城】；周瑜和诸葛亮互相克制，两雄不能并立；张辽【突袭】手牌，最克吴将，威震逍遥津；颜良文丑【双雄】再勇，也抵不过红牌皆杀的【武圣】关羽；诸葛亮【观星】的精心布局，往往被司马懿【鬼才】一搅局就功亏一篑，仿佛上方谷那场倾盆大雨。

最令我感慨的还是荀彧。荀彧的两个技能【驱虎】和【节命】，正反映了发明者对这个人物了解到了骨子里。荀彧有王佐之才，常常借力打力，辅佐曹操平定北方群雄，驱虎吞狼是他惯用的手法。而【节命】（每受一点伤害可令一名角色补满手牌）正是荀彧强大而又可悲的地方。有牌友感慨，荀彧就是个忠臣命，既不适合做反贼也不适合做内奸，历史上如此，三国杀中也如此。因为【节命】补牌，给主公最多可补五张，给其他人则补不了这么多；而如果同伙都满手牌，荀彧就无法【节命】了。某种程度上，荀彧对于他人来说也如同夜壶，没牌的时候人家才想起他；而荀彧忙碌一生，心属汉室，到头来却辅佐了一个奸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不论如何也难以否认的是，三国杀中，和荀彧最配的主公绝对是刘备，是否也暗喻着荀彧身在魏营心在汉的悲哀？

三国杀和新《三国》连续剧，两股风潮让我的2010年多了许多情趣。而老话题衍生出新样式，正如同陈年好酒，越发醇香。

四大名著若都翻拍连续剧，三国或许是最难拍砸的，因为三国是明白地呈现博弈，不比其他三部暗流涌动。而新《三国》还是给了我许多惊喜，因为它所呈现的是能自圆其说的逻辑，将许多空白的环节填充上了解释，那种近乎指鹿为马的诸葛式智慧淡去了神明的光环。纵然字幕和台词中不乏别字，剧情中也存在着诸如关羽自刎这样大幅的改动，但是新《三国》演绎出了风格，它就是成功的。那个酷像葛优的鲁肃，那副淡定从容的神态、大巧若拙的谈吐、冷静谦逊的风度令人钦服，这才是高瞻远瞩能撑起东吴半边天的鲁子敬，不是那等愚夫蠢货；而张博把孙权演绎得十分出彩，大度与猜忌同生、豪气与隐忍相成、兼听与独断并存，正应了赵咨对他的评价——“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剧中屡屡涌现的阴谋论，诸如孙权治死了吕蒙、曹丕谋害了曹冲，看似夸张，其实或许还真的发生过。剧中频频出现的诛心之语，最能刺透人心，大实话从陶谦、陈宫、刘表这些人嘴里说出来，原著里那些不合人情的YY细节就显得不值一哂了。我更相信、更欣赏、也更喜欢新《三国》里的刘备，他和其他豪杰一样地渴望地盘、渴望实力、渴望成功，但他有自己坚钢不可夺志的信念，泰山压顶不变色，穷途末路也不放弃心中的原则。

对于历史，尚且可以有见仁见智的百家之言，何况于演义？演义中的人物也罢，荧屏上的人物也罢，都可能与历史上的真相相去甚远。然而对这种差别较真已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无法复原的终究无法复原。而复原本身的意义也不可能超过演义本身的意义。关羽的脸未必是红的，张飞的脸未必是黑的，而我们的记忆里留存着许多或许和历史原型相去甚远的“脸谱”们，而这些“脸谱”们却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性格、思考、行为乃至选择。三国已不只是一段历史，三国也不只是一部小说；三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至少是国人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谈资之一。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三国已经是渗透到炎汉后裔骨子里头的习惯。

《三国演义》赞扬的是忠诚和信义，维护的是道统和纲常，否定的是残暴和混乱，反对的是奸诈和野心。细想来，这样鲜明的价值观主张倒也不错。

后来也想，其实完全可以把演义和传说看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同地上的影子一样。影子比起实体的确存在着扭曲和变形，但它们却必然相伴相生。原来许久以来，我一直在跟影子较真。

还是放宽心的好。演义逐渐远去，但影子婀娜变化，生出万千思绪。

曾记得那一年在岐山，从五丈原的武侯祠下来，渡过渭河往蔡家坡，看着浊水东流，而诸葛亮竭尽一生都没能渡过这条河。

曾记得那一年在当阳，长坂坡成了一个车水马龙的三岔路口，城外关陵四周，油菜花漫野无垠，关羽的身躯埋在花海之下，脑袋却在千里之外的洛阳。

还是杨慎的那首《临江仙》好：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此间有好水，可以烹佳肴，可以沽美酒，可以沐我发，可以浴我足。上善若水，万物莫之能克，如遇鬼斧；山遇之成峡，石遇之成礁，而土遇之又生万物。而上智亦 若水，无常形而变化万般，盈盆则湖，坠崖则瀑。鸳鸯溪，百丈漈，绝景无数。又有一天下奇景，曰白水洋，百丈河床，平滑如砥，水仅没踝，众人可嬉戏狂欢于洋 上，冲浪激荡于溪中，实乃绝妙去处。

此间有虹桥，跃清溪，跨幽谷，天堑变通途；桥上又添廊庑，故名廊桥，遮风挡雨，御寒避暑，行人休憩暂驻。恢弘者如长桥镇万安桥，妖娆者如棠口镇千乘桥，其余千姿百态者，星罗棋布。借朝晖夕阴，行行摄摄，自成佳图。

又有长辈设宴，席间山珍琳琅，令人食指大动，乡土珍馐，曰牛肝菌，曰一盆血，曰寒草汤，曰米烧兔。

县东南有一古村曰漈下，曲溪汤汤，溪上有桥，桥有亭廊，临水有横庑，涉水有碇步；鸡鸣狗吠，黄发垂髫怡然自得，溪中千条金鲤，人常以桃饲之，皆硕肥，而村中有约，溪中鱼不得钓捕。

端阳佳节，携诸友游弋此境，心愿已足。

午后乘车南下，欲乘火车赴淞沪，至黄田，闻延平大水，道皆不通，行期已误。幸有闽江大川浩浩东流，彼岸峰岭如黛，令人痴醉，久驻。

曾闻明季清初洪门切口，端得畅快，“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只此语，便道尽我八闽河山气象，河山雄壮，人必豪杰，岂不藏龙卧虎？

——庚寅端午之夜于古田县黄田镇

半年来，三次潜入榕城，竟都和闽案有关。只是这次再也没有什么辣烈的炸裂感，似乎平淡如水。昨晚五蚍蜉四缺一，哥几个在风波庄一坐，竟然无多少要说的话。上回来时，五蚍蜉茶酒饭后，甜言蜜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这回竟都不言不语。

广隶说，是大家都默契了，多少话，不必多说也晓得，又何必再重复？眼中所见的，虽未麻木，却早已习惯。这便是我们的国，而我们还要好好生活。夜间，从开元寺出来，榕树下一小伙子弹吉他卖唱，我和老范都往吉他袋里放了点钱。广隶说，他唱得一般；我说，在福建这样的很少，不容易。

就在往马尾的车上，我还跟广隶说，很可能马尾这边判三缓二，然后福州中院判无罪或减刑，好给官家台阶下也好和稀泥。然而我们千算万算还是高估了司法机关的靠谱程度。无语，还是无语。无耻，还是无耻。

他们的脑子不仅是进水的问题，似乎还进了硫酸，腐蚀得不知道还剩下些什么。脏，还是脏。我再也不会去瞎琢磨什么从某某衙门或某某大员的角度出发，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靠谱手段平息事态，因为这都是伪命题。你看那个姓李的湖北省长是个什么货色，就晓得原来他们也就这点水平。所以也不必太高看福建这头的王八能比湖北的能爬。

我害怕我某一天会在某个行当变得过度职业化，以至于不是现在的自己了。可是，我想得很明白，有的事，已经腻了。理想从未破灭，反而更近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三个家庭的遭遇对我的触动很大，尤其是游精佑，他本来可以安然地过着小康甚至富足的生活。于是我觉得，“主守，后战”是对的。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才谈得上有机会帮别人。面对那些连遮羞都不讲究的脑残衙门，他们对我们做出什么不靠谱的事都可能发生。我本就不是什么天性纯良的人，但是出来混，自然很难什么事都做得对，但伤天害理的事绝对不能干。所以对于今天我见到的一些生物，我很难以人类视之。

不让在乎你的人为你担心，还有就是活着心不累不愧，若能做到这两点，本身就很幸福。

虽然我早就发现自己的这种变化。但今天还是自问一句，这算不算是腻了？

2010年3月19日于福州

每次抵达长汀，必定都是在凌晨。从火车站步行至县城中心，晃荡在空寂的大街上，寻个开早闸的小吃店坐着，举箸朵颐，等待清晨第一声鸣笛。而后的徒步路线也与过去一样，从县中心的汀州试院、三元阁、南门街一直走到宝珠楼，而后沿汀江西岸溯至水东街，看完老苏区的毛刘周朱故居，便从天后宫、云骧阁、福音医院走到厦大旧址，逛逛汀州府文庙、城隍庙，最后在长汀西门罗汉岭瞻仰瞿秋白纪念碑。而再而三，如此克隆，越逛越觉滋味。

长汀千年以来就是一方名郡，古城遗迹留存众多，又是客家首府，近代是中央苏区的中心、长征起点，还是抗战时期的厦大校址，故事岂能不多？然而古时的庙宇亭台也罢，近代的革命胜迹也罢，旧迹承载着的无数故事固然经典，而我却依旧认为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更是一道别处难见的风情线。在天后宫和城隍庙，守庙的都是一些和善的退休老人，他们会很热情地给进庙的晚辈们泡茶，客至如归；云骧阁下的江边，常有当地老人聚在一起拉二胡唱歌，在这里听《十送红军》，才觉得是不矫情的赞颂。这里的民风淳朴却不失睿智，日子平淡却不乏嚼头，像透了我特爱吃的那道客家名菜簸箕饭——外头平白无奇，里头的料子本也简单，但嚼起来就是爽。

正月十四的长汀的确是与平日的长汀不同，单看天后宫里供着的那上百盏巨烛，就仿佛听到了正月十五的喧嚣浓烈。元宵节在福建，那是地无分山海，人无分闽客，全境狂欢，各地有各地的花样。而极品狂欢的桂冠，自然属于连城，此生能在连城过一回元宵，也灿烂得够本了。

连城县的火车站名曰冠豸山站，不在县城，却在朋口镇；朋口河穿镇而过，319国道、205国道在此交汇，端的是交通要冲。两年前元宵路过朋口，就见识了什么叫做连城式的热闹，游神的人们浩浩荡荡竟把国道都堵了个水泄不通。那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在连城真切地过一回元宵。

连城县宣和乡的培田村有如世外桃源，我们决定在培田歇息一宿，第二天翻过一道分水岭就可以到罗坊。培田村是客家“九厅十八井”建筑样式的典范，村子坐落在群山之中，留存了大夫第、进士第和各家祠堂，建筑精致自不必说，那份山野的恬然却是难得。去培田之前还重回莒溪镇壁洲村的永隆桥溜了一圈，天后宫安好，文昌阁安好。在中国，廊桥、天后宫、文昌阁三位一体的建筑群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绝景，绝景！

元宵当天，我们一大早离了培田，乘车翻过山就到了罗坊。罗坊乡的元宵走古事久享盛名，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周边十里八乡乃至外县的乡亲都会到云龙桥下围观走古事。云龙桥大约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座廊桥了，横跨清溪，亭阁壮观，单是桥墩上垒砌的那几层木排，就很有质感。若不是元宵，平日里云龙桥下的那份平静，简直是幅《寒山碧溪图》，到了元宵这天，却成《清明上河图》了。

罗坊乡的走古事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据说是明代罗坊常闹旱涝两灾，当地举人引进外地的走古事民俗，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按规矩，罗坊乡各房族人会挑出十四个十岁孩童，将他们装扮成七棚主神，每棚各两名孩童，一名扮天官，一名扮护官武将。孩子们都被红妆艳抹，像戏剧里那般打扮，画脸谱、穿蟒袍、戴头冠。扮天官的孩子会被绑定在棚上竖立的铁杆上，半天不得动弹。罗坊的元宵走古事，既是带有祈福性质的民俗，也是一种带娱乐性质的竞赛。罗坊乡遴选出的上百健儿，从大年过后就开始上山练脚，都试图再元宵这天大显身手。

元宵这天上午，罗坊乡那可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这可不是忽悠，因为后来散场时，好端端的一条县道居然塞车了三个小时。现场形成了集市，一些乡亲趁机兜售些水果、玩具，时不时就会有脱手的氢气球缓缓地飞上天空。

走古事在鸣炮中开始，七棚健儿抬着各自的主神绕着乡中心的广场赛跑。这可不是个体的短跑竞赛，因为每棚都是由十来二十个健儿在抬，这种“方阵式”赛跑却又比单纯的体育竞技过瘾多了。只见主神的红影不停晃动，你追我赶，眼花缭乱。

“陆战”完了，还有“水战”。广场上的赛跑刚结束，人群就涌向云龙桥。围观的人们纷纷占据的有利地形，守候高潮的到来。不一时，黑压压的人群就成两线挤满了河岸。“水战”未开，就有当地的汉子下水嬉戏，还时不时地向岸上的人群泼水、扔泥巴，据说挨到了泥水就是沾了“福气”。

正午一声炮响，七棚健儿抬着主神直冲下河，光着脚丫子在河道上开始你追我赶，云龙桥下、北团溪畔顿时呐喊震天。岸边的人群挤成一团，也随着七棚健儿向上游涌动。然而由于人太多，水里光脚趟河泥的人竟比岸上穿鞋的人跑得还快。高潮只一瞬，炫呆了！为这精彩的一瞬，翘首企盼，苦劳半天也值得。

好容易离了罗坊乡，在县城汽车站旁犒劳自己。只“河田鸡”三字就令我食指大动，点了一堆爽口的菜肴，顿时大块朵颐风卷残云。连城县的县城名曰莲峰镇，却是看冠豸山的绝佳角度。平川之上，冠豸山十分惹眼，状如鸡冠，又如莲花。山如其名，镇如其名。

下午，一行人乘车抵达姑田镇，守候此番闽西元宵狂欢的压轴大戏——姑田游大龙。

姑田元宵游大龙亦有数百年历史了，号称“中华第一龙”。每年元宵，镇上及附近上中下三堡村民各户人家各做一节龙身，诸户游龙者各自去请亲朋好友助阵抬龙，近百节的龙身拼在一起，再加上龙头龙尾，在姑田的田野村落间舞动，壮观极了。而龙头的那一户，必定是镇上德高望重且有一定号召力的人家，大家心服口服才做得龙头。

围观罗坊走古事的群众已上万，而前来看姑田游大龙的却有数万之众。下午，姑田镇区的国道两侧就停满了车，各户人家都抬着做好的龙身陆续上山。祭龙头的仪式还请了两个乐团助阵，内中有一个老人家吹唢呐吹得特棒。

傍晚时分，几声炮响，乐团开始敲锣打鼓，百节龙身在姑田镇后的山坡上续接拼起，跟着龙头浩浩荡荡地向上堡村进发。夕阳下的姑田顿时沸腾，老乡、游客、摄影爱好者各自在田埂间追逐，寻找绝佳视角。大龙会先游到上堡村，而后中堡、下堡，最后到镇区。于是我们下山先去吃晚饭，河田鸡自不必说，总之视觉之乐、味觉之乐俱上佳，不虚此行。

晚饭后，估摸大龙回到中堡，我们便赶紧赶过去。岔路口早已挤满人，鞭炮四射，烟花漫天绽放，原来夜中的游大龙却又比白天更炫。皓月当空，只见一条火龙从远处蜿蜒而来，一路锣鼓喧天，天地交辉。原来每节纸糊的龙腹内都点上了蜡烛，烛光将龙身上的图案照得通透。数百米的火龙在闽西的村镇乡野中穿行，壮观已极，好个“中华第一龙”。

我们跟着龙尾巴，随着人流也兴高采烈地游行到下堡，亢奋得不得了。都是爱热闹的人们，只这一宿，就可将积压的寂寞付诸一炬，痛快！难得狂欢，难忘今宵。

有太多太多爱上福建的理由，在这里可以寻觅到许多别处没有的精彩。用心生活，多找找乐子，或许心态和眼界就变得大不相同。到头来才发现，原来我只是想让日子精彩一些、开心一些，而原来精彩、开心，其实也就这样简单。

在返回朋口赶火车的途中，路过文亨镇，只见国道边十来个年轻人抬着一条小龙在夜路中晃荡。龙虽不大，但我分明见到了十来张同样兴高采烈的笑脸。携若干密友佳侣，上元游龙，踏月而归，人生快意如此，夫复何求？

笑。

生活中的千滋百味，即使是身临其境者有时也难以描述得清。这个三月，我们这群人分散在天南地北，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却也有各自的感悟。或是在地铁人潮中搏杀的北漂一族，或是初出茅庐却有牛犊之锐的实习生，或是在海峡对岸交流，或是在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里漫步江南，或是在3-19那天直击马尾。

相同的是，我们都在经受生活的洗礼。这其中有细腻平淡的感触，也可能有阵痛后的蜕变。

那么还是来盘点一下吧。

南墙里去台湾交流的前赴后继，丽香之后，又有颜钦。跟大陆相比，台湾的生活总有许多“不同”，作为从海峡西岸到海峡东岸的人，难免琢磨这些“不同”。但你文中所说的“不同”应该是指大陆这边社会中的包容氛围太狭了，人们看问题充斥着戾气。

关于丽香，我就不喊你香哥了。我相信你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广告人。因为你一直很能折腾，江湖上到处都有黄丫痞的传说，以后还会有更多。

明宇窝在东山岛，零距离地感受中国海洋性最强的省份的乡土风情，东山岛是福建的一个缩影。当然于你而言，介时的感想可能是纷繁驳杂的，突然间远离你原来所处的环境诚然能让你易地以处、静心思考。对于理想、现实，你必然有众多的纠结、顾虑。我能说的是，不要太着急了，寻找一种能让自己心安的生活状态就挺好。

马军本期的稿子，给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长期以来，或许我们这13亿芸芸众生就长期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合上对不同的对象过于苛责。还是让我想到卢安克的说的，中国人做事情太急了，急着要立竿见影的成果。而杯具的是，或许这种氛围是千年来根植于我们文化土壤中的，早已渗到骨髓里，变不了。或许此刻你我反思了一下子，但转头还是一样地继续急，继续各种苛责。现实早已让我们有了太多浮躁的因子，又怎能平静，怎能和谐呢？

杨啸写关于电影的东西，这方面我不大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你说得很好，表现手法是艺术的，但“高尚的大旗”要不得。“高尚的大旗”塑造出来的完美常常是伪人伪事。只要生活中还有“低俗”，“低俗”就也应该成为电影以及其他艺术的表现对象。

康康你个讽喻帝，整天嚷嚷自己不大写东西，其实还是很能敲出东西来的。我们要将影射进行到底。

陈堃的生活方式自有一套，读书、修心、会友、悟道，自是好的。对于“闻道”，各人理解不同。对于圣贤之言，我个人向来是以独立的态度对待之。我会把那些圣人先贤的理念和事迹摆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然后用我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凌驾于其上（我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凌驾”这个词），做出甄别，不会全盘接收。

鼎琪又跑出去溜达了，趁毕业前的空闲，信马由缰，人生难得逍遥。关于旅途中的各种体味，还是在餐桌边聊更有感觉，就不写进导言里了。

吴丽、传贵，依然持续地关注着公共领域，尤其是司法。其实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我们有太多发飙的理由，但却也比别国的人更早地懂得淡定的可贵。只是各种操蛋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影响，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单纯只是心痛、纠结了，反倒生出一种“清醒的迷茫”（的确只有这个词才可以描述我此时的心情）。近来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原来所持的“日拱一卒”理念固然是最可贵，但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你我日拱一卒，党国却飞马横车，这棋怎么走下去？你我想要双赢，河蟹和草泥马的关系却逐渐趋向你死我活，这点在3-19那天的马尾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除了“革命者须先有改良之诚意”，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别的宽慰自己了。所谓清醒的迷茫，或许就是，我以前认为自己是个“远景的乐观者，近景的悲观者”，然而由于我们已经跟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到头来我们却不得不浮躁，不得不急。最后，因为看不到近景的希望，倒衍生出一种很2012的心态来。中国有很多操蛋的事情，归结到底无非两种情况，“对牛弹琴”和“与虎谋皮”，而且两者还经常重叠。

其实我所害怕的，是有一天我们变得“不敢希冀”，变得“不再相信”。而此刻，我反倒觉得远景的似乎也未必有多重要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活得心不累就是一种幸福，我们依旧热爱生活，不论未来的路上是什么，就算是通往地狱，那又如何？只要在这路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坚钢不可夺志，这就是我给生活的回答，给那些洗礼的回答。愿与你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