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大学时的某天，我在赖声川的话剧《千禧夜我们一起说相声》听到了《新新闻》三个字，心里一阵悸动：虽然这些媒体现在在苦苦挣扎，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及，新杂志和报刊的创办者和高管也大多数出身于这些转型期的媒体。

在台湾社会转型期的媒体中，就媒体形态上，作为时政杂志的《新新闻》和本刊气质最像，而其资本结构以及和其与当局的关系，也很我所在媒体类似。

这本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政刊物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新新闻》创刊时的台湾社会上尚在戒严时期，新闻仍多限制与禁忌，意见市场尤其充斥着国民党的宣传，而党外人士掌控的媒体，在极端中也不具备专业水平，遂致新闻无法呈现原貌，整个舆论版图为偏狭的、零碎的旧新闻所侵占。《新新闻》期望发挥媒体的中介精神，使新闻的真貌还原，让意见市场不再扭曲。《新新闻》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或是财团，超然于一切党派之外，《新新闻》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力量，唯一希望代表及扶植的力量是广大的社会力量。

这种定位和占领市场的产品呈现方式与本刊多么类似，即提供独立的意见和有别于大陆（台湾）市场的新闻，用师老师的话，在桌外玩，不和其他大陆（台湾）媒体在体制内竞争。《新新闻》是台湾新闻史的怪胎，是完全由独立的民间资本创办。彼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也是市场化媒体，但二者的创办人余纪忠、王惕吾深受蒋氏信任，是台版梁永根，身居国民党中常委要职。

论对台湾的贡献，《新新闻》恐怕没有《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大。彼时的台湾媒体市场，党报《中央日报》以及部委的行业报纸几乎只剩下象征意义，真正有影响的媒体是中时和联合两大报系，民进党于1986年9月28日“非法”成立时，《中国时报》是唯一于头版刊载该消息的纸媒。虽然至今，台湾部分新闻院系学者认为中时与联合都是“与国民党是利益共同体，是共犯结构”，但是余王二老如同杜导正般一直在“揣测着蒋经国的底线”，并试图发出声音，而这两份报纸也聚集着一批舆论领袖，包括司马文武（江春男）、杨照、杨渡、王健壮、南方朔等。

但《新新闻》在台湾媒体史上也曾写下浓浓的一笔，可以说是台湾第一本像样的时政刊物。党外杂志《美丽岛》和《人间》、《大学》的形态更像今天大陆《读库》、韩寒的《独唱团》。

《新新闻》的创办者便是上述《中国时报》系的名记名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在拥有市场化面孔的体制内媒体里理想受伤的故事。以王健状为例，他的老板余纪忠曾因为国民党保守派的施压而决定拿掉《时报杂志》一项敏感的座谈会纪录，但王健状不依。余中常委气得拍桌子对王健壮说：“你的好朋友连米都没办法下锅，你还在这里讲个人理想，讲你的坚持、你的期待，你有没有替这些好朋友想一想？”最终王健壮离职了。而余纪忠的妥协也没能保住犯下宣传纪律（将大陆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获得首金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中国时报》美洲版，王健壮的好友，美洲版的负责人周天瑞也辞职了。

至今，台湾舆论对余纪忠赞誉有加，因为他对这些犯错的爱将们仍然照顾有加，这些惹了麻烦的媒体高管会被他送到美国进修，所有费用由余纪忠个人承担，还照付他薪水，甚至连编辑部的福利也照发。这是余氏一贯的做法，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时报》某著名记者希望自己能成为民意代表独立参选人，遭到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余也曾掏钱让这个记者出国，选题自选。这被视为保护记者兼为单位培养记者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但最终这些人还是辞职，聚在一起，创办了《新新闻》。《新新闻》创办之初就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而且《新新闻》在解严前的台湾，没有一期被查禁，没有一期停刊，是当时唯一本充满批判性又不被当局禁止的时政杂志。而这一切与这些舆论领袖们来自体制内有关，尺度拿捏相当准确，又不失客观。

《新新闻》除了关注台湾社会转型外，也是台湾少有的具有国际范的杂志。1988年，他们成功专访了中共高层。当这些桥牌高手们——丁关根、阎明复、杨斯德等成为《新新闻》封面人物时，如同陈水扁史无前例出现在本刊封面上让人震撼。这些封面故事几乎解密了整个大陆对台工作系统，李登辉当时主动要求新新闻赠阅，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向所有中常委发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真正实现民主化，直选产生地区领导人后，《新新闻》便不再同情反对党，其言论逐渐与日趋变左的民进党对立。2000年民进党人陈水扁执政后，《新新闻》对扁政府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因而被视为支持反对党国民党的刊物。马英九执政后，《新新闻》又被绿色财团收购，原《台湾日报》（已经停刊的绿营报纸）的一些媒体人人进驻，又一次变色。

《新新闻》的崛起花了十余年时间，2002年《新新闻》与时任副总统吕秀莲打官司时，家底依然雄厚，作为一本杂志却有自己豪华的总部大楼，还有广播电视部，鼎盛时期，这本不到80页，每页字数不到1000字的杂志有60余名编辑记者。而它真正堕落只用了几年时间，2008年以后，《新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跌破三万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而一度与《新新闻》齐名的《时报周刊》，也沦为娱乐八卦周刊。

那些曾经的创业者在这期间陆续离开《新新闻》，而他们的选择几乎也只有两个方向——《中国时报》、政府机关。王健壮此后回到了《中国时报》担任社长，但正是他任内，《中国时报》每况愈下，曾经120万的发行量缩水到10万份以下，而且几乎走不出台北。此后被旺旺集团收购，成为一张连批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社长都要被撤换的报纸。司马文武在创办了几个媒体都未获得成功后，成为陈水扁时期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并辞去所有媒体职务。杨渡则与司马文武成为政治上的敌人，2007年离开媒体后，一度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任，并成为马英九的辅选大将。只有周天瑞坚守得最久，直到最近一年多《新新闻》经营不善引入资本后，他依然是这本杂志的总裁，但换了批编辑和记者。某次，我和《新新闻》一位前任总编辑谈到周先生，他觉得周觉得自己最坚守理想，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圈内人却更敬重王健壮、南方朔、司马文武。

文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在这些昔日的舆论领袖们一个个离开新闻岗位时，一些台北的文艺青年开始感慨，为什么台北就不会出现《纽约时报》，容忍不了严肃媒体的存在。而早在2002年余纪忠去世时，这些文青们已经在感慨，台湾文人办报的时代可能会因此结束。

所以，我可以想象2008年时，自己的名片上印有旺旺小人让王健壮多么难受，就像当年国民党人要撤他的稿子一样难受。类似《新新闻》、《中国时报》等见证了台湾社会转型的媒体在自己转型时，却耗尽了昔日的风流。他们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支持市场化，但当资本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他们还是选择了逃避。

有关媒体人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中（中华民国）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这本杂志很像《炎黄春秋》，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

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先生天真地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终于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情报部门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集权者总是希望回到那个几乎每个城市、乡村的电线杆上，喇叭在不间断地大声播放着新闻联播式的声音，不给你留下任何安静的时间，免得你进行独立的思考的时代。为了独立思考，怀揣新闻理想的人容易聚在一起，寻找共同的理想国。但理想国很遥远，我总觉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性格天真就很挑剔，很难对一个媒体十分满意，但能在转型期肯发声的媒体拥有自己的阵地已实属不易。

程益中老师说，“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新新闻》和《中国时报》以及司马文武等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总能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正确的判断，随时寻造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但一旦没有了笼子，或者有新的笼子，他们也会不知道所措。

虽然现在的台湾媒体市场早被黎智英和蔡衍明两位商界巨贾瓜分，但是《新新闻》和《中国时报》起码还在，也能被这些大亨看中收购。至于《中央日报》等党报以及报禁解除后涌现出的类似《新台湾周刊》等没经历过风浪的媒体，如今早已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他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如雷贯耳，而他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2009年11月18日，美国《商业周刊》杂志推出了“2009中国最具影响力40人”榜单，林毅夫赫然在列。

同时入选这份榜单的还有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阿里巴巴董事主席马云、联想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柳传志、万科公司董事主席王石等。

一位经济学家能与国家领导人、政治明星、商业传奇同时入围国际权威杂志的榜单，不能不令人折服。

林毅夫曾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位中国经济学家、中央政府重要的学术智囊自2008年以来，成为媒体的宠儿，“中国高级智囊”、“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拥有如此多的响亮的头衔和荣誉，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国际社会，他都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但谁也不曾想过，在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他却另外一些名词联系在一起——“叛徒”、“逃兵”，甚至台湾岛内“蓝天重现”，在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的今天，他返回台湾祭祖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通缉犯，两个不搭界的称谓，林毅夫都有。一位辗转两岸间，被分别定义为智囊、叛徒、精英等矛盾面目的学者，以他独特的人生考衡量着政治的复杂与错乱。

林毅夫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成就，除了其极其刻苦外，也与他对时事敏锐的观察力有关。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林毅夫做出的选择总是令人匪夷所思，无论是从台湾大学投笔从戎，还是放弃“明星军官”身份“叛逃”大陆，亦是选择北京大学读书，或者是留学美国归来后选择当学者而不是从政……但是事实又每一次证明其选择之明确。

虽然没有从政，但林毅夫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除了多次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智囊外，他更是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曾经是全国政协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兼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后两者是体制内的头衔。

在两岸三地媒体眼中，他的经历或许是两岸关系中最传奇的旅程，而本书作者也将两岸三地媒体中的林毅夫全面呈现于您面前。

在这本书内，除了介绍林毅夫的传奇经历外，也将介绍林毅夫的学术思想。

众所周知，林毅夫最出名的经济理论便是“企业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其论调也与官方保持“高度同步”。若观察其主张，作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嫡传弟子的林毅夫，又显得很“另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

身为芝派的嫡传弟子，林毅夫本该对中国经济改革持偏重于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其与张维迎、胡景北、杨小凯先生的数次学术争论中，林毅夫的所有理论却一直建构在“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仍将长期存在的基础之上”，成为渐进式改革的拥护者。

在林毅夫看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所坚持的“先明确私有产权，而后才能有完备的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的主张，在中国，并不一定完全合用。他在论述经济理论往往不能解释的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

再以林毅夫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看法为例，林毅夫并不指向土地产权问题，而是认为国家通过财政在广大农村也大有可为，例如可以通过公共产品及服务的提供来拉动农村的内需。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他认为中国国企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的自生能力”，而非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的“一股独大”问题。这个观点与其他经济学家，如张维迎等人的“私有产权条件下的市场有效论”相比，为政府的腾挪转移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符合政府一再强调“渐渐式改革”的宗旨。再比如说，当年在评论中国的汇改政策时，林毅夫指出“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他认为渐进式的汇率改革办法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这些都是典型的“林毅夫论调”，与官方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好扮演着官方智囊的角色。不管是企业自生能力还是新农村建设的相关论述，林毅夫都为政府留下了极大的操作空间。

因此，林毅夫理论主张的政策意味要远较其他学者来得浓厚，也远较那些带有激烈体制变革意味的主张来得更富于可行性，包括我们将在第四章提到的杨小凯教授。

2000年左右，著名的旅澳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俄罗斯将来的发展可能超过中国的预测。林毅夫据理力争，和杨小凯展开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华人经济学者间的争论，被不少学术精英与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杨小凯提醒，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因此会有“后发劣势”。而林毅夫则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

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这场论战没有胜负者，至今，这场争论还影响着中国经济学界，尽管当事人之一的杨小凯已经英年早逝。

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都没有错,二君的见识是互补而非对立。可惜的是，杨小凯的“盛世危言”是苦口的良药，所以两者在大陆的受关注度,自然相去甚远。

有着如此构建新理论的天赋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样的经济学家自然会得到官方的重用和欣赏。而其世界银行之路自然也与其“中国智囊”身份有关，世界银行需要改革，但是短期内很难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持股比例较低的问题，此时选择中国的经济智囊担任此职，可以缓冲四方争议，是世行行长佐利克的高招之一。

因此在两岸三地媒体眼里，林毅夫和“传奇”绑定在一起。30年前，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这位金门马山连连长，渡过海峡投奔祖国大陆。至今，鲜有人能理解这位被蒋经国看好的拥有大好前途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突然不辞而别游向对岸。这也许是林毅夫带给世人的第一个意想不到。

第二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到大陆之后,没有向其他两岸对峙时期的投诚人员那样，在军队中发展，而是选择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且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第三个“意想不到”，则是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回到,并且为中国改革孜孜不倦地做着预测和建议，而且始终以学者的身份为政策提供完美的理论解释，此后，更是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新农村建设”或许最能说明这点，大部分观点认为，中央的“新农村建设”，林毅夫是主要推动者。有分析称，其连续六年关注农村问题，发表推动“新农村运动”的倡议，能成功成为中国政府决策，并让政府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场政治经济运动的,1949年以来，林毅夫可以堪称是学界的第一人。

林毅夫让人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会是什么？没有人能预测。

这篇回忆文章也是陈老先生正在写作中的《陈孔立：我的年轮》自传里的一部分，序是其孙女莎莎写的。先生是个可爱的老人，他会赠送自己的孙女龙应台的《给河马刷牙》，“Laptop换了一台又一台，总是比我用的还薄。Office刚出了2007，他就吵着要我给他换上。用扫描仪、换打印机、买几米的漫画、看朱德庸的双响炮、吃超市里各种包装新奇的零食，一切你所无法想象他会做的事情，他都去做。甚至于你所不知道的潮流，他也知道。”莎莎的文章让我认识了另外一个孔立先生。因为耳朵听得不是很清楚，每次和孔立老师交流时，都是用邮件，先生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回复——如果没有看到莎莎的文章，我会一直停留在对老先生坚持不懈在电脑前自己敲打论文的赞叹中。

台湾问题研究是一门特殊的领域，有别于一般的政策研究，也不属于纯学术研究。陈孔立先生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是大陆研究台湾的重镇。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后，台湾问题的研究成了大陆的“显学”，各种研究机构纷纷出现，对岸同行和学者把大陆的对台研究分成“南派”与“北派”。在他们看来，“北派”的立场接近中南海，态度比较强硬，更多时候比较像“发声器”。而“南派”对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研究比较扎实，普遍认为比较实事求是，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厦门在南方，孔立先生把半生精力都用在这个敏感话题上，也因此被称为“南派泰斗”。

孔立先生说，自己的台湾研究从民进党研究开始的。他与民进党人有着广泛的接触，是大陆最早研究民进党的学者之一。除了研究岛内政治与民进党外，先生还是台湾史方面的专家。1962年，陈孔立完成第一篇关于台湾研究的论文《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发表不久，文革爆发，学生批斗他“研究郑成功怎么打到台湾去，就是教蒋介石怎么反攻大陆打回来”。他说，“如果蒋介石笨到需要我提供300年前的情报，那他就绝对打不回大陆了”，说罢，先生哈哈大笑。1997年，他发表《民进党与1989年选举：预测与解释》，曾引起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在1996年台海危机刚结束不久，这样敢说真话的学术文章实在罕见。

相比那些经常发表“两岸政治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等不着调言论的学者，这位学者的文章总能让你看到真相。于是，我们会经常在报章上看到陈孔立如实的“预测”，如2004年时发表的《 陈水扁仍有微弱胜出可能》等，陈孔立认为，只有真实反映台湾的情况，形成讲真话的氛围，才能更好的针对这些情况作出决策。自1992年第一次赴台湾，孔立已经先后9次到台湾考察。有一次采访孔立先生时，他拿厚厚一本相册说，这本都是和民进党成员的合照，里面有邱义仁、吕秀莲……在《绿营的神主牌：民进党人印象》一文中，你会读到我曾经听到的这些故事，每个故事都会有新收获，相信比读十本社科院某研究所出版的那些介绍民进党书籍要使用不少，也比看某很环球的国内报纸上的台湾新闻要有趣得多。甚至在孔立老师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的“苦口婆心”，他总是因为某些学者和官员没能清楚认识到两岸之间的差异性而着急，他希望大陆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如果能更加看清事实，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还可以避免因为理解上的重大偏差而导致的战略失误。

谈到台独时，先生说，“我们对台独是一贯反对的，坚决反对的，没有任何可以妥协。同时，我们对台独也要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台独？台独的思想会影响到一部分群众，这样才能去引导，去化解，让他们知道台独是错误的。”陈孔立倡议“包容理解”和“沟通对话”，“我对台湾确实有感情，这种感情叫做‘同情的理解’。但是，‘同情’不等于‘同意’，有了‘同情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入了解对方。”

因此套用美国学者马克.里拉的著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书名作为标题再好不过，在大陆，台湾研究学者每个人都需要和“政治”碰撞。这个敏感的话题一开始就被赋予某使命，要求一个大陆台湾研究者能够没有立场，基本不可能，毕竟这是一个涉及到国家统一的敏感领域。先生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客观研究错综复杂的岛内政治形势和两岸关系。孔立先生从不以智囊自居，只是从学者的角度希望两岸关系能良性发展，国家能和平统一，在人云亦云的话语环境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不唯上的态度，敢于说真话。

欧洲在上世纪上半叶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雅克.德里达，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纳粹或者晚些的冷战时期都曾与政治有过直接的碰撞。无论是马克.里拉，还是更早的米沃什，他们笔下的这些肖像总是包含着屈辱。铁幕背后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会受到一些诱惑或者逼迫，但是有些不为所动，有些则同流合污。然而令马克.里拉要探讨的是，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未处于危险的境地，而是在既可以自由书写的国家，但是还是会为XX辩护。这些以不同凡响的智慧被确立为思想界坐标的知识分子，无论生活在民主社会还是法西斯社会，无论是否受到极权的压迫，都不惜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甚至支持极权原则或XX统治。

也许我们离法西斯已经远去，但对近年间在中国大陆上正在获得越来越多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如何确保自身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独立与良知，前人依然可以为鉴。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中，介入政治成了他们的必修课程。在东方更是，我们无法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能避开政治。你可以认为东方的历史很难完全实践它本质上“客观记录与呈现事实”的使命，与西方相比，东方的历史要承载的除了权力需要、道德正当性，还有最新的政治共识，但是真理和良知是永远存在的。

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也曾说过，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因此他要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只是在这个国度里，像孔立先生、杨小凯先生这样“敢于说真话”和拥有良知的学者实在太少。对不少中国学者来说，说真话比登天还难，高校里的一个行政职位可以让不少学者选择沉默，而且还有不少人选择刻意揣摩和迎合官方的旨意，为了提高能见度，创作着未必能真实反映当局判断、但却能哗众取宠的文字，比如那些曾预言“2008年台海必有一战”的学者们。

附：《陈孔立：我的年轮》序言，作者莎莎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938307.html

十年前，住房政策改革伊始，新兴的房地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主力。中国的城市政府正式提出经营城市理念，以政府为市场主体经营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资源开始向土地资本转变。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舞的时代，房地产成为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的淘金业。

但彼时，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意识到，今后的十年住房难会成为最热点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富人一点也不沾边的体制内阶层，经过那次住房改革，今天的高房价，也可以让他们成为“百万富翁”，能多得到几套房子的领导们，更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了富人。地王、钉子户、拆迁条例、物权法、蜗居……这些名词琅琅上口，土地和房产，十年来就像魔方一样，在暗中主宰着中国的财富分配。

十年前，自1982年开始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依然与“暂住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捆绑在一起。直到2003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并遭毒打致死。在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部法律才被废除，这个湖北青年以生命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法治进程。

取而代之的法律把“收容遣送”改成“救助”，但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今天，非北京籍的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购置房产，为地方政府纳税数十年，依然只能在自己屋内“暂住”。

十年前，中国人正沉浸在正式加入WTO与申奥成功的喜悦中。十年后，奥运会绚丽的烟花刚刚在北京的夜空中消失，全球金融危机悄然而至。辉煌的一瞬尚来不及回味，入世后与世界更为紧密的中国经济经受严峻的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个群体列为年度人物候选。因为他们让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奥运会的成功和经济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让不少舆论审视“中国模式”，无论是大外宣战略还是哥本哈根上的强硬，中国官方也比任何一个时期更自信。但“中国模式”下，却多了不少内忧：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带来的还是国进民退或者国富民穷，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讨薪潮每年都在发生；十年来，严峻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中国媒体甚至开始疲于报道频繁的“群体性”事件。

十年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管控下，没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八零后被预言为“垮掉的一代”。十年后，豆瓣等网络社区的八零后们集体“失恋”，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韩梅梅”与“李雷”最终没有生活在一起，新的人教版英语教材中，“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

以诙谐地方式透过网络集体怀旧只是八零后诸多创意之举之一。中国网民在十年间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个大多由八零后组成的群体将互联网视为能比网下更自由地表达观点的地方，他们屡次用自己的话语权调查真相、问责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官方发起的整治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愈演愈烈的今天，“草泥马”大战“河蟹”的斗争还会继续。这两个词汇与“恶搞、人肉、绿坝、华南虎、躲猫猫、怪蜀黍、天价烟……”注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网民们共同的回忆。

十年前，厦门人刚从远华大案带来的震荡苏醒过来。这个中国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的发展没能拥有“深圳速度”，但十年间却发展成为中国最温馨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分布着免费的花园绿地。

推动中国进步的上游思想产自北京，先进的媒体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厦门与这些沾不上边。厦门人不关心宏大政治，但却在公共维权、社区自治等公民自治领域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2007年，那场著名的抵制PX散步运动发生于此，在PX风波中，他们为了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利益，聚集到了一起，并成功让当权者听到自己的声音。或许，厦门人不认为自己做了惊天动地之事。但他们的行动，却被不少媒体评价为中国人“敲开现代公民社会的大门”。

……

这个处于特殊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十年间发生的这些巨变或许远比其高速增长的GDP来得重要。国家曾经如同严父一般，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改革开放后，在这个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在经营土地资源方面，他们往往会做出很理性的选择，更像个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一方面拼命压低买地价格，另一方面又拼命抬高卖地价格。

随着民营资本的蓬勃发展，“国家”的概念曾在这十年间被弱化，但在00年代的尾声，一场经济危机和其滋生的种种矛盾的到来，危机没有带来巨大震撼而成为改革动力，相反，国家再次扮演了分配者与拯救者的角色。无论是新一轮煤改，还是试图加强对网络舆论狂潮的管控，都再次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只是“严父”已很难像过去那样提供着老一辈们视为精神粮食的道德资源，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在掌握着不对称的博弈能力，进一步改革失去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期中，公民的权力意识正在觉醒，与之伴随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发展的不满和焦虑情绪，蜗居中“望房兴叹”的人们正是最好的写照。

当北京夜空的奥运火炬熄灭后，当四川地震等大灾难带来的凝聚力在慢慢淡化，甚至两个月前的大阅兵也在各种对明年通胀的担忧声中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的00年代也接近尾声。曾几何时，天安门广场上的各种倒计时牌与长安街上的阅兵，甚至川震中巨大的凝聚力都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最引以为豪的象征。无论是十余年前的香港、澳门回归倒计时，还是奥运会倒计时，都可以让人们集体分享荣耀，提醒人们为这些宏伟的目标团结。

三十年前，我们也曾遇到过更为巨大的转型契机，改革开放带来30年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后十年，我们的00年代里，在全球化把普世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摆在我们面前，国家与民众共同进步，签署了人权公约，加入了WTO，成功举办奥运会，甚至在两岸关系方面，高度的弹性也带来了两岸最和谐的时光。

或许，不远的未来，我们将不需要这些倒计时牌，如同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没有任何倒计时，但执政者和人们一起创造了这个时代。

港特区政府前不久公布了政改咨询方案，泛民主派与不少传媒仿效2005年，要连手推倒政府的政改方案，以推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用民意来逼迫政府尽早实现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普选)。不过民主派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俄国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感慨道，“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和台湾。”

索尔仁尼琴感叹俄国已全境赤化，而羡慕中国还有香港和台湾两个“自由岛”。索氏是在1982年访问台湾时说出那番话，他大概不会想到，不到十年，苏联解体，赤化退潮，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二十余年过去，香港已回归十余载，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也进入了自1949年分治以来的首个甜蜜期。而索氏所羡慕的中国人没能“香港化”和“台湾化”，倒是香港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人并没有因能“回归祖国”而欢呼雀跃然，对于香港前途的思考却早已萦绕在每一个港人的心中。

不少香港人选择了更加趋于现实的道路，爆发于这十年的“逃港潮”便是最现实的注脚。当然也有另外一群人，大规模移民潮中也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支持者，河流的对岸是巨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天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港商是大陆最大的投资方，香港也成为样板。当大陆领导人邓小平那一句“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时，香港从“窗口”变成了老师。这块曾经的殖民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优秀的官员们被送到香港培训，学习市场经济，学习股市。

于是港资书写了与中国政府共同创造的一部市场改革史。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除了拥有中南海和故宫、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外，还坐落着一栋栋曾代表着第一代港商辉煌的大楼——最近的贵宾楼（由霍英东投资）就在天安门的红墙西侧。

除了长安街上的港商建筑外，即便是大陆最为偏僻的山村，也能听到和看到刘德华的歌曲、成龙的电影和梳着和他们一样发型的年轻人，香港的佐丹奴也成为大陆最早的流行服装连锁店，金庸的小说和同名港剧至今还可以在内地各大电视台重温到。

移民潮与北上投资，两个截然相反的道路，更加暴露中港人对回归后未知的未来的焦虑。移民是因为他们害怕内地政权会阻碍香港的自由。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文化和经济力量的“北上”，香港又在内地扮演着疯狂赚取利润，还在传播资本主义价值观。

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留下来的香港人无比自豪，他们相信在“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下，回归后他们能继续充当“老师”与“样板”。

可惜的是，“五十年不变”下，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改变。弗里德曼的预测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刚回归后的香港便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中央政府的“温暖”，也感受到大陆的威胁。

虽然还保持着“东方之珠”的美誉，但香港经济奇迹几乎因此破灭。而于此同时，“后发”的大陆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预测，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香港的大陆化，或者大陆的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

不幸的是，香港的明天被弗里德曼预测中。在越来越像“内地的城市”的今天，香港不再是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榜样，河对岸曾经瞧不起的“广东仔”的GDP早已超过自己，内地大城市也不屑将香港看作自己的赶超的标杆，而是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数。而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风光不再，没有夹道欢迎，倒是有不少投资陷阱，遭遇了不少维权难题。

愈发自信的大陆还致力于打造“和谐世界”，直接瞄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在香港的官员培训项目也迅速减少。

今天，香港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已无法影响到对岸，甚至还在大陆化。香港存在着两种香港人，不少香港市民还是会参加7.1大游行，某些特定的日子，还会用烛光来纪念；还有一些香港人，为了能在国庆阅兵典礼上成为香港身影，他们争先恐后争取进入“进京名单”，采访他们时，“中央政府”总是不离口——他们与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区别。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杨小凯曾有个争论，争论的焦点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后发优势”大还是“后发劣势”大。林认为，后发优势大，中国经济腾飞便是个证明。杨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单纯复制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理念，即便出现经济奇迹，其未来也不乐观。杨认为，单纯复制技术，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出现巨大弊端。

可惜的是，中南海的智囊是林毅夫，已经去世的杨小凯一直都是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香港被复制的仅仅是港资、麦兜、佐丹奴，而不是言论自由、开放的媒体和文明的公民社会。不少焦虑的台湾人破坏ECFA，甚至反对三通，提到最多的还是“香港”，香港成为他们眼中的前车之鉴。

当某天，杨小凯预言中的“后发劣势”愈发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和某些港人共同毁掉的香港有多么可惜。

这个被陷害的河北女人用三次艾滋检测“自证清白”，在无比爱惜声誉的容城政府和警方的介入下，用证据证明了所谓的“艾滋女”是由其男友为了报复一手炮制，这起谣言看起来得以平息。

不出意外，这个事件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如同几年前的孙志刚事件，还有不久前的云南躲猫猫事件。一个自由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当年拥有大好青春的艺术青年孙志刚被强制带到收容所，后在看守所被毒打致死。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这个湖北青年的死亡，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从“收容”变“救助”，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孙志刚一案是网络民意的胜利的话，闫德利则可能成为被利用者。

在有关方面的建议下，各大网站接到一个奇怪的通知，他们被要求热炒这个事件，渲染闫德利悲惨的遭遇有助于推动“网络实名制”。于是，一夜间某著名x国论坛、x国博客上，呼吁“网络实名制”的文章如雨后春笋。

在没有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可以制造民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天朝相比。请相信我，未来这些网站还会继续炒作相关议题——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90后露奶事件”的标题。

不少人都在提韩国经验，认为韩国人实行了网络实名制，网络风气良好，可以借鉴。可能他们忘了，在韩国你可以批评李明博，青瓦台不会找你算账。而在天朝，即便你想上网发贴讴歌伟大的领袖，那熟悉的名字，简短的三个字，都是关键字。

我想唱首歌赞美下这个神奇的国度——

“我爱北京关键词，关键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关键词，指引我们向前进。”